正文

暴怒与崩溃——从自体心理学角度解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摘要

本文在简要阐述了经典精神分析和客体关系理论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解释模型的基础上,从自体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不同于前两者“攻击者认同”模型的新观点,认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源自于自恋创伤引起的自恋的暴怒和自体的崩溃,并试将这一观点引申到历史领域,初步探究了异族的征服与统治带来的中国人的斯德哥尔摩化。


关键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攻击者认同  自体心理学


一、什么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起源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Olsson与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

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这件事激发了社会科学家,他们想要了解在掳人者与遭挟持者之间的这份感情结合,到底是发生在这起斯德哥尔摩银行抢案的一宗特例,还是这种情感结合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而后来的研究显示,类似现象令人惊讶的普遍。仅仅一年之隔,1974年,美国报业大王赫斯的千金被恐怖组织“新人民军”绑架,最后自己也穿上了军装,参加到抢劫银行的队伍中,并对恐怖份子表示感谢。由于这种受害者屈服于施暴者的现象被人所关注和研究,始于斯德哥尔摩人质绑架事件,以后人们将这种受害者的看似自相矛盾的心理表现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

研究者后来发现,这种症候群的例子可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乱伦的受害者。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特殊的心理现象?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背后,有没有蕴含着其他的人类心灵的规律呢?


界定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症,通常来说,西方心理学家这样解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种“看似矛盾的心理现象,在其中,绑架者(施暴者)和人质(受害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积极的情感连接,考虑到受害者曾忍受着令人恐惧的苦难遭遇,这种积极的情感连接似乎发生的不合常理”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体现出以下3个特征:

1、受害者对施暴者有积极的情感连接;

2、受害者对营救当局表现出恐惧、不信任甚至愤怒的态度;

3、施暴者对受害者有积极的情感连接,好像他们将其看成是普通人一样。

并不是所有的人质案件都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种心理现象的发生是有条件的,一般来说,必须满足以下4个条件,方可产生⑵:

个体在被俘状态,无法逃出,且依赖于俘获者生存,俘获者成为控制被俘者基本生存需要以及生命本身的那个人;

人质与其他人隔离,可以获得的仅仅是绑架者的想法,绑架者将会屏蔽掉一切来自于外界的信息;

绑架者威胁人质生命,并使其认识到他们有这个能力,人质认为与绑架者结盟则会比抵抗他们更加安全;

人质看到绑架者对其施予了一定程度的仁慈,而这种仁慈是形成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基础,不过人质把这种减少的虐待行为误解为仁慈和友善,并因此对绑架者怀有感激的心态,如果只有虐待和惩罚,人质则只会反应恐惧和憎恨;

符合上述条件的,可以称之为“斯德哥尔摩情境”


二、攻击者认同——精神分析的泛客体派解释模型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以其独特的心理表征引起了心理学家的关注,并在解释这一心理现象时往往会引用精神分析的理论资源。就笔者查阅的资料显示,目前多数解释模型还是更多的援引经典精神分析理论或费尔贝恩的理论,停留在“攻击者认同”这一经典模型的层面。而之所以本小结将其称为精神分析的“泛客体派”解释模型,是因为无论经典理论还是费尔贝恩理论均以客体指向为其理论的后设前提,而未能从深层的自体结构加以探究,本文即尝试性的就这一视角加以探索。

本小节先简要回顾一下前两种理论模型对这一心理现象的解释。


经典精神分析理论

(1)认同与攻击者认同

讨论“攻击者认同”,必须首先了解“认同”的概念,虽然弗洛伊德以及后来的精神分析师们不断的补充这一概念的范畴,但了解其基本内涵还是必要的,本文将在必要的时候简要区分一下认同的种类。弗洛伊德认为,认同指“一种心理过程,主体借此拟同他者的一个面向、特质、属性,并以他者为模范,将自我作全部或部分的改变。经由一系列的认同,人格得以构成与分化”⑶。斯德哥尔摩患者对营救当局的敌对行为,实际上正是由对绑架者(攻击者)的认同所导致的行为。

    认同在自我和人格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弗洛伊德指出,“倾向于变成环境中的客体,是个体与客体关系的重要部分”⑷,尤其在早年,这里所指的认同,接近于“原认同”的概念,即原始的、初级的、对客体情感依附的模式。认同在人的一生中持续存在,只不过成年以后多以潜意识的形式表现。因此,认同对于人格的形成和塑造起着关键作用。有读者会问,何以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认同依然会发挥作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参看个体婴幼儿的心理动力学分析。弗洛伊德认为,当婴儿通过客体体验到满足时,就对客体投注了,对于那些不能从中得到愉快和满足的客体,只要它持续存在于环境之中,婴儿也会逐渐对它发展出感兴趣来。在斯德哥尔摩情境下,虽然患者长期处于恶劣的环境下,但自身生存的基本需要却时而得到满足,在此,同客体(攻击者)的持续的关系只能逐渐发展起来,同时,患者的人格被重构,起码是暂时的,我们可以称其为“去人格化”的过程。读者可能再问,被绑架或被迫害的也有成人,何以表现出与婴幼儿相似的心理机制?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进一步探讨“攻击者认同”的概念。

    对“认同”概念的理解不仅有利于理解“攻击者认同”,而且对从自体的角度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也非常重要,这个我们后文再提及(注1)。

攻击者认同是指“安娜·弗洛伊德所分析描述过的一种防御机制,指主体面对外在危险时认同于攻击者,或将侵略原样不改地承受下来,或在身体上或精神上模仿攻击者个人,或采纳指明攻击者势利的某些象征物”⑸。但实际上,安娜·弗洛伊德1936年的定义只能说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表现的攻击性的一面,而无法解释何以被绑架者表现出的对施暴者的绝对的服从以及积极的情感。

对这一现象有着深刻解释的,是费伦齐1932年就已提出的对攻击者认同的界定。他在研究童年有过被虐经历的成人病人的记忆时,发现“被失去控制的成人吓坏的孩子,会自动地将它们自己从属于攻击他们的成年人,猜测成年人的每一个愿望,并且使其满意,同时,完全忘记或忽略自己的存在,与攻击者认同”⑹,费伦齐认为这种内在的改变由于“内摄”(成人的罪恶感)机制的参与才形成,并伴随着创伤。费伦齐观察到创伤中发生的“隔离创伤”和“情绪放弃”的心理过程,这完全可以解释斯德哥尔摩患者在人格上发生的某种程度的解离以及对施暴者的绝对认同现象。

需要补充的是对创伤的探讨。费伦齐所提到的创伤就其语境更接近于弗氏早年的“创伤”概念,但笔者认为,在解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心理现象中,创伤的概念更适合用弗氏晚年在《禁制、症状与焦虑》一文中的描述,即产生无助状态的焦虑之创伤,虽说无助特指婴幼儿完全依赖他人满足其需求的状态,对成人而言,无助状态是产生焦虑之创伤情境的原型,并很容易在斯德哥尔摩情境下通过退行而被激活。由于斯德哥尔摩现象的大量存在,使得我们大大拓宽了对创伤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费伦齐对攻击者认同概念的界定,比安娜·弗洛伊德的更具有弹性和广泛性,也对后来费尔贝恩的模型有借鉴的作用。简单来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可以被视为“创伤性的攻击者认同”。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形成的前3个条件,是让个体产生创伤条件下的无助感,并通过退行被激活,而条件2和条件4,则关系着认同的形成,并合力对个体造成一种暂时性(或持久性的)“去人格化”过程。这4个条件中其实还隐含着另一个更为本质的前提:即时间的维度,因个体差异的不同,对个体心灵结构造成的损害也有所不同。


2、费尔贝恩的模型

费尔贝恩主要研究自我和各种被内化了的客体的内部关系,以及研究在个体与外部客体(现实中的人)关系中,这些内部关系如何发挥作用的,因而在理论上能更加完美的解释攻击者认同的心理机制。

费尔贝恩认为人对关系的需要是根本的,在人格结构的构建过程中,出生时的自我是完整的,但随后在一系列必要的挫折和创伤下进入到一种分裂状态。挫折意味着关系的切断或阻碍,婴儿对挫败的响应是攻击及把有问题的客体摄入或内化。“正常的情况下,孩童可能的话都会拒斥外在世界中那让人挫败的、坏的客体,但并不会有机会这么做,不管它多么地想拒斥坏客体(诸如会惩罚或虐待、争吵或打架的坏父母),孩童是无法远离开他们的。它需要父母而且依赖他们。因此,为了要能控制他们,孩童必须内化他们。一旦内化完成,这些客体在孩童的内在世界中乃能继续保有掌控大权”⑺。

孩童试图防卫自己以对抗或潜抑这些坏的感受、坏的经验以及坏的客体。这些内在坏客体以及和它们有关的自我之各部分都是内在心理结构,但不是属于“中心自我”的自我结构。中心自我是和外在世界的真实人们相互关联。这些坏的感受和经验部分被潜抑至无意识层面并继续被分裂为两种亚结构,一种是那些被逐出中心自我而急于需要满足且具有强烈需求动力的自我与那些一直在引诱的部分配对成“利比多自我—兴奋客体”亚结构,另一种是拒斥性的、挫败性的面向以及与之衍生出的具有愤怒、攻击性的自我配对成“反利比多自我—拒斥客体”亚结构,由于每一种亚结构均具有能量,并能独自运作,因此“反利比多自我—拒斥客体”单元则会对“利比多自我—兴奋客体”单元进行继发的潜抑。“反利比多自我—拒斥客体”亚结构实际上扮演了超我的角色,恰是因为孩童无法适应或接受一个危险的、真实的外部环境,而不得不内摄将其转变成内在可控的心理环境,为保住外在环境的安全感而付出的代价则是内在的冲突和焦虑。

因此,儿童坏的客体已经被内化和压抑,儿童宁愿坏的是他自己,而不期望有坏的客体或出于坏的状态。儿童想变坏的动机,是想使他自己的客体是“好的”。在斯德哥尔摩情境中,由于退行作用,个体为了寻求外部安全感而激活内摄的坏客体,自我为内部迫害者所支配,引起个体对自己坏的感觉及坏的行为。体现在斯德哥尔摩情境下的便是,个体不会觉得绑架者是坏的,而认为自己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这种感觉达到与坏的客体认同的程度,直至“爱上”绑架者,拒绝营救,因为如果接受营救,实则承认外部客体的坏,这是在无助状态下的个体所无法接受的。


三、自体心理学的解释


在讨论自体心理学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心理机制的解释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其前身自我心理学的相关观点。安娜·弗洛伊德将“攻击者认同”视为一种防御机制,目前,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心理机制较为通俗的解释也通常强调防御机制的作用,比如用“合理化”解释患者的平静和麻木,或用对恐惧和愤怒的“否认”来解释对施暴者心理上的依从。本文试图弄清的问题是,何以个体在斯德哥尔摩情境下会应用这样的防御机制来应对,此中必然包含更深刻的心理因素。

这一深刻的心理因素就是对“自恋”的理解。自体心理学创始人科胡特拓展了弗洛伊德对自恋的认识,认为自恋其实就是人类的一般本质,里比多的本质上是自恋,而非首先是客体本能的爱和攻击。在弗氏的眼里,自恋阶段是人类早年停留过的一个很短的时期,正常人一定会发展到所谓成熟的客体爱的阶段,如果一直处于自恋阶段则认为是病理性的(这也是本文将经典的攻击者认同理论放入“泛客体关系”框架下的重要原因)。而科胡特则认为“自恋是一种藉著胜任的经验而产生的真正的自我价值感,是一种认为自己值得珍惜、保护的真实感觉。。。也就是说一般个体的自恋是健康的,而且社会也是允许适度自恋的。而只有个体过度自恋,并超出了社会对于自恋允可的范围那才是不健康的”⑻。

客体关系理论强调的人类本质是关系本身,而自体心理学强调的人性本质不首先在于关系,而是关系所导致的主体精神的自尊感。科胡特对自恋的理解,实际上捍卫了人类精神的主体性,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则体现着对人类精神主体性的摧毁。


一个过渡:自恋与认同

前文从认同的角度讨论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模型,实际上,认同与自恋之间有着微妙且密切的关系。弗洛伊德在《自恋导论》中开启将自恋客体选择与认同联系在一起的辩证关系。让我们还是先回到弗洛伊德对自恋的描述中来。弗氏认为,自恋,甚至是“原自恋”,并非是一种没有任何相互主体关系的状态,而是某种关系的内在化,弗氏似乎将自恋看成是一种对客体的自恋性认同(后来称其为“次级自恋”)。“表现癖可广义的被视为所有驱力共有的一个主要之自恋向度,是对于作为驱力的执行者之自体(而非驱力之客体 )的自恋强调,即客体被邀请参与孩童之自恋乐趣,并为孩童确认此乐趣时,客体才是重要的”⑼。这句话的意思,等于承认认同是一种自恋满足的渠道。

同时,自体心理学中“转变内化作用”概念的提出,也是“建立在弗氏丧失客体会造成内化概念的基础上”⑽,而内化,即内摄并认同的过程,认同的是丧失的客体。用自体心理学的话来说,通过转变内化作用,客体的特点被内化进了自体的结构。

那么,在斯德哥尔摩情境下,陷入无助状态的个体需要满足一种什么样的自恋需要呢?在与攻击者认同的情况下,个体恰恰需要满足于(或在幻想中)分享对手所具有的力量与荣耀,这便是经典精神分析认同理论框架下对理想化的解释。


2、自恋发展路径——双极自体

自体心理学扶正并强调了自恋在个体的心理发展路径上应有的位置,个体心灵结构一生的核心任务,便是要牢牢围绕满足自恋需要而展开,反映在精神结构上,就是个体总会力求“自体”的统整和稳定,以此表达出自体的活力。

科胡特并没有对自体心理学中的“自体”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事实上这并非是他的风格,就笔者的理解来说,所谓“自体”,指一种精神体验性的主体,具有结构性和功能性。而健康自体的建立,离不开“自体客体”的镜映。“自体客体”指的是与精神体验性主体(自体)的感受而存在的客体,是与他人相关的自我认同情感经验,“自体客体为那些被经验为自体部分的人们或客体或为自体服务而用来提供自体发挥功能的人们或客体”⑾。自体客体与客体的区别在于,自体客体不是一般的对象,而是和自恋自尊的精神主体体验相关的客体对象。弗氏在论述“原自恋”的概念中提出一个“它”概念,即原自恋表现的特征是完全缺乏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以及自我与“它”之间的无分化,“它”作为一个分离的层级,其他层级的分化均来自于“它”⑿。这里的“它”,非常接近于自体心理学中“自体客体”的概念。

个体在早年经由“恰到好处的挫折”而非创伤经验,通过“转变内化作用”而逐渐形成能够行使功能的自体的结构,“转变内化作用”是籍由恰好的挫折之后,所引起的婴儿内心动员曾经的自体客体记忆经验,来调整自己的自恋,而慢慢发展出自体客体的功能。这样,个体便能够获得健康的自恋满足的感受。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构成了两种基本的自恋构型,即双极自体⒀:一端是夸大的自体,在自恋发展途径中代表着未来的雄心和报负,另一端是理想化双亲影像,意味着理想,中间是技巧和才能的区域(孪生自体),代表着与他人分享才智和技能。这些自恋构型表达了不同的自体客体需求,并和相应的自体客体对应:夸大自体对应于镜映的自体客体,理想化双亲影像对应于理想化自体客体,孪生自体对应于孪生的自体客体。倘若个体长期缺乏良好的自体客体经验,或不恰当的自体客体回应(过多、过少或错误的回应),即会产生自体方面的病理,并将最终表现在相应的自体客体(自恋)移情(镜映移情、理想化移情、密友移情以及融合移情)中,从这个意义上讲,自恋移情是总是发生在创伤的前提下。幸运的是,核心自体的巩固也因双极自体的形构而有两次机会,只有当这两个发展机会都失败时才会发生,并且“一个成分的力量可以抵御另一个成分的脆弱”⒁。


3、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自恋的暴怒与自体的崩溃

科胡特从攻击的角度来研究自体的受创。他认为攻击并不是由所谓的原始“攻击驱力”导致的,而是一种次发的心理现象,起源于自体客体环境在满足儿童对恰到好处的神入回应需求失败的后果。这也可以理解自体心理学视角下的创伤。自体的创伤总是会触发自恋的暴怒。

科胡特认为,对核心自体的破坏的威胁,是比阉割焦虑甚至是生理存活的威胁更严重的一种威胁。“对所有人而言都成立的是,维持身体-自体整合的需要便是核心自体的普遍内容”,统整自体即一个人对自己认同上之稳定且恰当地结构化了的感受,这让他对今日于昨日地自己感受为同一个人,即使在面对对于自尊的失望或威胁时亦然”⒂。当自体的统合性被自恋伤害所威胁,在激发对于自恋维持需求的情况下,会有自体暂时的崩溃或衰弱。

在斯德哥尔摩情境下,个体表面上是受到生命的威胁,实际上是被剥夺了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个体感受到强烈的无助感,而无助感等同于自尊的剥夺,这对于个体的夸大自体是一种极大的伤害,这种自恋伤害的程度,端赖个体早年所形成的人格强度而定。早年得到过较为充足和恰当的神入的个体,也许造成的破坏是暂时的,这也可以解释,何以在经历斯德哥尔摩情境后的个体会有如此不同的预后。

让我们绕过这些幸运儿,继续关注自恋受损后的情况。源于自恋所遭遇的自身破损感,通常通过攻击等行为策略自我维护,以防止自身进一步的崩解,但在斯德哥尔摩情境下,夸大自体受损后引起的自恋的暴怒无法转向施暴者,这种羞辱的感觉将会吞噬个体,为避免被吞噬,个体只能“将暴怒转向自身,导致自体憎恶和绝望,且更可能导致强迫的受虐行为”⒃。因而,夸大自体会继续崩解,被严重伤害,产生大量的碎片,并“导致驱力本身变成强大的集合体”⒄,类似于原子核的裂变,投注在夸大自体的原欲被撤回,与此同时,当施暴者对个体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仁慈,比如给予食物和信息,保证个体的躯体存活,满足适当的躯体欲望,原欲被补偿性地投向双极自体的另一极:理想化双亲影像,就像儿童一样奋不顾身的寻找全知全能的理想化自体客体一样,被绑架者也会将施暴者视为要想与之融合的、全能的理想化自体客体。这一过程也是一种特定的退行现象,“自体的碎片是对结构性退行的另一种说法,是一种向比较古老的心理组织的迁移”⒅。因此,在理想化的过程中,带有强烈的原始的融合式特点,譬如对施暴者的“烈士般的顺从”,甚至是“爱上”施暴者。只是这种弥补,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

笔者未能查阅到关于斯德哥尔摩患者获得拯救后进行心理干预的资料,这对本文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否则也许我们可以观察到更多关于其内心结构的图式。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虽然特指被绑架者,但施暴者的内心活动同样会影响该心理现象形成与否或强度。但受虐-施虐之间的互动已经超出本文讨论的范围,也许通过客体关系中的投射认同机制更能说明,或者牵涉到主体间学派的一些观点,这一问题留待有心人去继续探索。


四、历史的另类文本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并非一种仅限于个体领域的心理现象,在群体心理中同样存在。科胡特在《自体的重建》一文中曾举社会学家采取措施减少贫民区青少年攻击性的例子,说明干预有效的原因并非是通过一些制度安排提供青少年破坏趋力的释放,而是因为理想化双亲的自体客体(政府)表现出对青少年的兴趣,通过各种活动增强青少年的自体统整性,提供理想化人物(运动英雄等),提高其自尊。这些举措造成青少年自体的稳固,并次发地减少了广泛的暴怒,而这些暴怒产生于之前碎裂的自体。

由此也可推及一个民族。民族心理中的自恋受损所产生的暴怒和自体的碎片,其破坏力是惊人的。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遗民”现象正是民族心理上的斯德哥尔摩化。

所谓遗民,即是上一个朝代覆灭以后拒绝为当朝服务的一批人,尤指读书人。宋元之前遗民并不多见,未引起史家重视,但此现象在宋元之后激增。这其中,和华夏民族两次整体沦亡于异族有莫大的关联。遗民的心态,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如出一辙,对已经覆亡的异族统治者感恩不尽,却拒绝接纳本民族的政权。

从双极自体的角度分析,在夸大的自体这一极,千年以来积累的华夏文化的优越感成为民族核心自体中的一部分,在沦亡后由于被异化而受到严重的创伤,而“剃发易服”则直接给予核心自体以摧毁性的打击,让华夏族群在身体-自体的整合性上遭遇崩溃性的威胁(从这一角度说,近年来兴起的“汉服运动”实则是恢复身体-自体整合性的一种努力,应给予积极的镜映),如前文所述,由于自恋的暴怒因现实原因不得不转向自身,引起对自身的极度贬抑,所谓“国民劣根性”的提法就是一例,直接导致近400年来国民被剥夺的、低下的自尊感,要么以“革命”的名义表现出狂乱的自我攻击性,自恋的暴怒往往不顾对自己和他人的危害去寻求摧毁挫折之根源,这一形式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高潮;另一方面,被潜抑的自恋需要在垂直分裂的作用下以种种夸大的表现癖幻想体现出来,譬如无从考证的所谓5000年文明史、自以为是的同化少数民族等等,却全然不顾在同化别人的同时自己更多地被异化,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当宏大的叙事结合美轮美奂的画面出现在缓缓打开的巨型卷轴上的一刻时,如泣如诉,这一表现癖的扩张达到了巅峰,这个民族巨大的自恋创伤需要来自全世界的镜映。

在理想化双亲影像这一极,人们虽然没有如斯德哥尔摩患者那样“爱上”迫害者,但却为了维系那仅有的一点点自恋需要,编造一个所谓民族融合的幌子,甚至虚构一个民族概念,这一行为背后的潜台词是:我是不好,但我们在一起就好了,而且我是你的一个主要部分。可惜的是这一极的发展也不如人意,应该履行理想化自体客体功能的实体进行了失败的回应(通常是政府扮演理想化自体客体的角色,因为相对于个人,政府因其掌握资源的权力,几乎是“全知全能”的,所谓“父母官”正是对政府履行这种功能的一种象征化称谓),理想化自体崩溃的结果是,至今中国人依然在找寻理想中的强国之道。

就民族实体而言,没有什么比被异族征服更糟糕的事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两个别称便是奴化和洗脑,异族的征服和统治实际上符合了斯德哥尔摩情境,并且对于一个民族精神结构的改变而言,往往有足够的时间。族群内的专制统治,在其文化精英阶层,至少允许渴望做一个自由的人,譬如魏晋士人的风度和宋明士大夫的风骨;而异族的征服,则驱使人们争先恐后的做奴才,即鲁迅所说的“做稳了奴隶和连奴隶都做不上的年代”,只是鲁迅因其时代局限,把300年的历史当成了3000年。这便是专制统治和异族征服在民族精神结构上所造成的不同水平的创伤。长久以来,人们只检讨前者,而忽略了后者,这一偏颇是到了应予纠正的时候了。

正如科胡特所言,“存活与社会掌控可以用抛弃自体核心的代价而购得,虽然看起来是胜利的,却导致无意义的和绝望的感觉”⒆。华夏族群今日面临的种种浮躁和空虚,究其深层原因,依然是民族精神所遭受的自恋创伤。因此,对于从事精神分析的工作者来说,在研究方面,任何以“中国人”精神世界为对象的主题,如果对此不加以考虑,无疑是不妥和值得商榷的,在临床方面,只要属于汉化的主体民族的个体,在做精神分析体验的时候,必须探讨这一自恋损伤,尽管它已深深的被潜抑到民族无意识的深层结构中。“天性可以被摆在一旁,但它总是要回来”⒇。

华夏族群的斯德哥尔摩化,肇始于五胡乱华,加速于崖山之后,成形于1644。


注1:有关认同学说的观点请参看李孟潮关于认同的系列文章




参考资料:

Nathalie de Fabrique, Stephen J Romano, Gregory M Vecchi, Vincent B Van Hasselt: Understanding Stockholm Syndrome (FBI Law Enforcement Bulletin. Washington: Jul 2007. Vol. 76, Iss. 7; pg. 10, 6 pgs) ;

⑵ Maggie Haberman and Jeane MacIntosh, Held Captive: The Kidnapping and Rescue of Elizabeth Smart (New York, NY: Avon Books, 2003);

⑶⑸⑿ Jean Laplanche, J-B. Pontalis: 《精神分析辞典》(中文版 台湾行人出版社 2000版);

⑷ Brenner, M.B.C.:《精神分析入门》(中文版 北京出版社 2000版);

⑹ Frankel, J. (2004):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Aggressor and the ‘Normal Traumas’: Clinical Implications.Int. Forum Psychoanal., 13:78-83;

⑺⒅ Michael St. Clair: 《现代精神分析“圣经”——客体关系与自体心理学》(中文版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2版)

⑻⑾⒁⒄⒆ Heinz Kohut:《自体的重建》(中文版 台湾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2002版)

⑼⒂⒃ Marjorie Taggart White, Marcella Bakur Weiner: 《自体心理学的理论与实务》(中文版 台湾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2002版)

⑽ Allen M. Siegel: 《汉斯科胡特与自体心理学》(中文版 台湾远流出版公司 2005版)

⒀ Heinz Kohut: 《自体的分析》(中文版 台湾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2002版)

⒇ Heinz Kohut: 《精神分析治愈之道》(中文版 台湾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2002版)


发布于2015年9月16日 星期三 13:46:18 感谢(0)0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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