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神经症的发作问题——从弗洛伊德到拉康



弗洛伊德一直非常关注神经症的发作问题。除了在《性学三论》、《引论》等多本著作提及这个议题之外,还曾写过几篇专论的文章。例如在给弗里斯通信时期的1895年的普遍的病因公式,然后,是1912年的神经症发病类型。




一、神经症发病构成的公式


鉴于第一篇文章书写的时候,弗洛伊德尚未发明精神分析,而是《癔症研究》的探索时期,所以内容非常简要之外,也非常简单。我们将其信件内容大致引用如下:


我认为,我们能够描述也许是最复杂的致病条件,即神经症的病理,我们只须确立如下的病因观念:


1素质 2 特殊原因 3辅助原因4与前者有别的激发或者免除的原因。


为了考虑所有的可能性,我们假定我们所处理的致病因素能够发生量的变化,因而可以增加或者减少。


如果我们可以运用组合病因公式的概念,那么,只要产生效果的原因必須包括在公式中,因而只要出现在公式里的因素,我们都可以看成是激发或免除的原因,这样就会马上显示出它们的效果来。时间构成了发作的主要因素。在每个病例中,其他因素都在发作中起作用,佴即使在同一个病因的混合公式中,这部分作用也是可以变化的。


所谓素质,是指这样一些因素,当它们不存在时,效果永远不会产生。但是它们无法单独地产生效果,不管它们存在的量有多少,因为这里缺乏特殊的原因。 ,


特殊原因对于产生实标效果是必不可少的,只要素质的条件存在,特殊原因又达到了所需要的量或者和强度,就足以产生效果。


辅助原因可以理解为这样一种原因,它们并非每次都要存在,也无法单独产生效果,只能协助素质和特殊原因构成病因公式。


辅助原因的特殊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伹是如何才能区分素质与特殊原因呢?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任何一方都不足以单独致病。


在这种情况下,以下的考虑看来有可能作出判断。我们发现,在这些“必不可少的”原因中有一些也出现在焦虑神经症以外的病因公式里,达表明它们与个入的失调并没有什么特味的关系。但是在这些原因中,有一个原因表现得特别突出, 它在其他病因公式中没有出现,成者只在少量公式中出 现,于是可以说它就是疾病的特殊原因。而且,素质因素和特殊原因在达祥一些情况下可以明显地区分开来,前者有长期性,它们很少变化,而特殊原因则相应于暂举出一个例子说明达种完备的病因公式:


效果:肺结核


素质:器官的大部分遗传性素质,


特殊原因:结核菌


辅助原因:抵抗力的降低,如情绪、感染、伤风。


弗洛伊德透过肺结核来说明其原因,也许非医学的读者很难理解。我们以感冒为例重新说明一下。在效果这里,是感冒;在特殊原因这里,是病毒。辅助原因:是亚健康状态,抵抗力的降低,如情绪、感染、伤风;由于所有人都会得感冒,因而在素质这里,感冒则没有对应的因素。


为了把这点清晰,我们再举出其他例子来区分这里。比如,就前文中关于《人性污点》的黑人,或者六指儿为例子,基因是显还是隐,是需要RNA等的协同工作的,所以,有的黑人孩子生下来是白的,而六指的父母生下来的儿子有可能没有六个指头,但是下一代却可能传递。


这个部分是弗洛伊德的素质,在拉康那里是主体结构的核心情结,这个部分很少改变。不管特殊的原因:如精神创伤不管如何激烈,有的人无法产生神经症,或者精神病发作,或者神经症主体无法因为该创伤产生精神病发作。


而精神创伤有时候并不激烈,甚至没有显在的原因。尤其在神经症和妄想狂那里,发作尤其隐约。这是因为该特殊原因是某种能指,然而正是辅助原因与素质一起才构成该能指成为特殊原因。例如,在杜拉个案中,一个癔症主体杜拉的父亲出轨,这会诱发其情感状态和素质的激活,该激活在K先生的一些接触行为作为特殊原因下,导致发病。效果就是杜拉的躯体问题以及口吃。



二、关于原始癔症(心身疾患)的发作问题


为了深入该公式的运用,我们以最近的一个心身患者的例子为例出发。这是一个严重的癔症个案。其困难并非躯体转换,而是类风湿性关节痛。然而,在医院检查没有任何的病变,同时,也不认为个人有心理问题。


然而,在简单的几十分钟的问诊过程中,我们发现在患病的最初,是左腿部的膝关节,续而泛化到全身关节,并且其病痛除了天气原因外,还有别的原因会加重或者变化。在发病事情,家庭中父母关系急剧恶化,而自己处于失恋中,自己唯一感兴趣的工作则由于父母关系而放弃,从大学毕业的城市辞职,回老家和母亲生活,工作则无法和自己的兴趣结合,并且只能透过舞蹈这个爱好来维系最后一点生活的契机。然而,这个时候的某一天,她突然想起前友说过自己的腿有点粗,而且自己的双腿从小就不完全对称,左腿稍微比右腿短一厘米。


在这个个案中,效果是表面的症状,类风湿性关节痛,在排除躯体问题后,我们可以专注为心身疾病的心理部分。这个部分,显然不是癔症性躯体转换,而是Mcdougall所谓更原始癔症的情况。


在该情况中,原始的素质更为早期,在一岁-3岁,而非俄狄浦斯情结的5岁形成,该素质在父母关系恶化,以及自己失恋的辅助原因下激活,由于自己最后的一线热爱的舞蹈爱好,在唤起男友曾经指责过自己腿的话以及原本具有的双腿不对称下,作为特殊原因唤起。随后,扩展。



在拉康那里,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变迁。三条博罗米结产生第四结构成症状。

我们透过拉康,可以重写该公式:

效果:症状之结:作为符号、想象与实在的结晶;

素质:博罗米结支撑的幻想结构;

特殊原因:构成想象的挫败产生事后创伤性的能指;

辅助原因:实在的剥夺;

如弗洛伊德所言,没有原始的素质,挫败的特殊原因无法构成伤害,而原始的素质,也仅仅在辅助原因下,才能透过一个小的事件,却具有当时情形的结构化凝缩,而触发整个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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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康晚期提出的三界的主体空间变化图示(符号的变化请详见我们关于指号学与精神分析的文章,这是精神分析实践维系的根据,想象的变化并非不重要,而是其作为原始符号,很容易被识别。实在则是超越符号与想象性的象征的无意识部分,这是直接导致神经症的发作的关键部分,见后文。)

 


在症状之结的形成过程中,实在、想象和符号三界同时运行,产生焦虑的痛苦感受(失眠等情况)、对躯体功能、情感以及行为的自我的抑制(上述个案的各种变故中情感的严重抑制)、以及透过事后创伤之能指构成症状:腿部关节痛。最终稳固的作为第四结的症状(全身类风湿关节炎的外显症状)之构成表述为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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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作为第四结的构成(拉康后期一个非常抽象化的图示)

 在上面的个案中,是在实在的剥夺导致生命的幻想仅仅集中于个案儿时一直保留的舞蹈梦想维系,然而,虽然小时候就觉得双腿不对称,却并不构成精神创伤;长大后大学的恋爱经历中男友无意的一句关于腿粗的话,也并不构成精神创伤,因为在恋爱期间,仅仅是一个小小的评价;然而,在失恋以及家庭打击下,工作和情感的完全丧失后,该能指才起到触发精神创伤的功能,该触发紧密联系其素质性的幻想。因而,我们以一句也许不恰当的成语来描绘。即神经症的发作,必须具备天时地利人和,这些致病因素之间具有极大的偶然性,三界的条件缺一不可。再继续进行之前,我们需要强调该偶然性的重要价值,拉康晚年构思这个部分的时候,是与著名的法国数学家,灾变理论提出者Rene Thom一起工作的。灾变理论让Thom在1958年获得领域奖,该理论对洛伦兹的启发使得其在气象界于1963年提出蝴蝶效应的理论。在精神分析中,即拉康意义的能指(弗洛伊德之表象代表)在创伤时刻,构成压抑返回之灾变,导致神经症发作。在精神病那里,拉康称为脱落(弗洛伊德称为Verwerfung),这种灾变的巨大效应,导致神经症(与精神病的妄想)第一时间产生,以期构成逐渐得以象征化的症状,来减缓灾变引发的面对实在冲动的巨大能量。这是为何,在神经症和精神病的发作初期,无名焦虑以及失眠——梦功能丧失,是首发症状,于此伴随的是人格解体的特征:觉得自己和世界隔着一层纱布或者玻璃;同时,这也决定了精神分析的临床,即分析家并非去减缓神经症的症状,而是看其如何产生,其无意识的价值何在,由于看似很小原因却能引发灾变的后果,精神分析对于重度神经症的工作持续时间很长。正是这个意义上,拉康曾提到sinthome(上文第四结:症状之结)中的thom就是Rene Thom,他以此语言游戏,指涉Thom理论对于精神分析,这个主体学科的重要价值。不过,本文篇幅无法对该理论进行更多的讨论。


回到临床,在安娜 O中,我们可以发现前面提及的构思:(1)潜伏的素质:潜伏的阶段1880年的七月中旬到12月10日。这阶段疾病比较隐秘。这阶段不怎么受历史上的注意。(2)1881年最初症状显现——身体上的,肢体的障碍,还有创伤。因为父亲在4月份的死亡。【抑制、焦虑、症状混合的实际病理期】 (3)持续的嗜睡,卧床不起,后来转变陈更普通的阶段,慢性的情况持续到1881年12月。(4)逐渐停止病态的阶段和症状,一直到1882年的6月。 【第四结的形成:稳固的症状构成。】


我们由此再度展现,拉康的后期理论,仅仅是对弗洛伊德理论的一次形式化的努力,该努力并没有产生一门新的精神分析学,如荣格的分析心理学、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也并没有发明出新的无意识,因而,也没有所谓的社会无意识、集体无意识,也不可能有所谓法国人或者中国人的无意识,拉康之无意识即弗洛伊德之无意识。正是由此,我们以弗洛伊德-雅克拉康学派一词作为坚持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发现,以及雅克拉康对该发现的再发现的分析家们的统称,以便和对该发现的压抑的各种后弗洛伊德学派的分析家的理论及其实践加以区分。也因此,对该无意识领域的认识,也只能透过个人分析的途径才有可能。


然而,回到前述个案,我们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该原始癔症和躯体转换型的癔症(如杜拉)不同,心理问题压抑更深,情感和疾病的联系相对更远,而更接近它我的冲动和身体的问题。故而,转移关系建立困难,这是心身疾病的精神分析临床的一个难点。



三、广义的社会心理问题作为症状


最后,我们举出另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超越日常伦理的心理问题,来说明弗洛伊德该公式的普适性。以期在各个层面引入无意识,而无需借助各种所谓的原型理论、社会无意识等看似新潮却毫无实质实践意义的术语。


这就是乱伦事件:我们所称的乱伦事件是具有实际的乱伦行为,而非弗洛伊德拉康意义的神经症的乱伦幻想(如杜拉个案)。大家也许觉得我在危言耸听,实际,在我精神病院的工作经历中,该乱伦事件的时有遭遇。所以,这并不是由于弗洛伊德理论,我们才在此强调,尤其后者几乎都在说的是乱伦幻想,而放弃其前期曾坚持过的实际诱奸创伤理论;我们之所以强调,乃是因为在经济化驱使的中国文化下,家庭关系已经从传统社会松动,离婚率如此之高,同时,性关系与利益(想象阳具)牵扯如此之深,实际性器官已经远远低于社会地位以及经济利益构筑的阳具功能,这一议题我想会越发增加,并且会构成当今中国价值体系下道德或者父亲名字奔溃后,一个严重的社会心理的问题。


在这种乱伦事件中,一般有这样的条件,即双亲具有性的剥夺,例如离异,或者丈夫性无能;失去性爱同时生活际遇不如意的辅助原因下,才具有对子女幻想的可能,因为乱伦的道德性在父母那里早已建立,然而由于长期的性的剥夺,而与子女产生特有的依恋关系,双亲被剥夺性爱的这方,作为主体产生乱伦事件并且构成心理问题来就诊,其特殊原因则经常是某种偶然的契机下的身体接触,比如,在寻求妻子/丈夫,甚至与婚外情人无果,感情受挫,酗酒后与子女相遇而偶然触发;


上面是父母作为个案的一方,在子女作为主体这方,也需要前述的条件,才能在初中时期,由于性的唤醒,而在偶然情况下构成。


是否由于偶然情况发生后,这些情况是否持续,则是另一个问题。如果持续,素质的主体结构的类型就会凸显,即该素质经常是精神病结构,因此乱伦行为经常导致精神病的发作。


在社会维度上,为了房屋等利益而导致结婚离婚的事件、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以及丈夫在外打工,甚至双亲在不同地方打工,在打工地构成新的暂时的性关系,都已经早已见诸报端。性关系作为家庭单位必不可缺的一项,直接影响相关个体的代际和性的更为广泛深入本民族生活各个层面的社会心理问题。


另外,透过这个事件,我们也可以说明其他的日常心理问题作为“症状性的效果”,各种婆媳关系矛盾,人际关系矛盾中的持续问题一定包含上面的三大成因。因为,持续的问题一定和幻想结构联系。除此之外,各种生活事件与心理情绪问题,则是广义的个体和团体的心理咨询的范畴。在精神分析中,则更倾向于进入这一持续的具有无意识之域的幻想维度进行工作,同时该工作必然涉及转移,这些是精神分析和其他各种心理治疗的区分。


虽然因此,精神分析并不直接对广义的社会心理问题负责,精神分析永远处于父亲的名字作为社会话语以及政治系统担保下,个体的无意识维度的工作。然而,二者的关系如同莫比乌斯带样构成。正是因此,在个体作为社会单元而如此渺小的维度,拉康说,社会话语可以缺少精神分析话语,而继续运行。仅仅在弗洛伊德发明精神分析作为无意识实践途径之后,该话语才进入并且构成社会话语。该话语在当前也正在进入中国人的社会话语,构成其中一项,该项目与一般的心理咨询,以维系社会稳固功能的各种心理治疗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话语。在精神分析的话语中,我们有且仅对我们对面的那个个体(或者更为准确的说,是他所置身于的无意识)负责。

这样,回到精神分析家自身的位置这个议题。如同他所面对的那个人间悲剧:俄狄浦斯情结,其位置本身处于一种悲剧中,这也是为何,精神分析总是在某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到某个程度才会萌芽、进而生根。然而,分析家并不因此放弃其所执之真理:无意识,成为分析家,在于其认识自己的无意识欲望,并因此,可以立于天地,拉康称为,比死更强烈的欲望,也只有该欲望才能支撑起移情的实践,该实践与心理治疗、与精神病学迥异,它致力于探索的是人性及其存在的根基,拉康因此在《精神分析的伦理学》中告诫他的听众:不要向自己的欲望却步。正是这个意义上,对于Fromm的精神分析的危机,一个拉康式的回应是,在没有理解弗洛伊德之发现之前,不会有精神分析的衰落或者危机,只有欲望的危机,而无意识,这个倾向于不断回到压抑之物,有待于反复地“被发现”。

发布于2015年11月11日 星期三 06:26:26 感谢(1)1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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