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才智、情感及人的成长

1973年,美国临床心理学家C. Janet Newman 发表了一篇题为"He can but he Won't—A
Psychodynamic Study of So-Called Gifted
Underachievers
"的文章,基于对“高智商低成就”群体的研究。这些作为研究对象的孩子们童年期表现出超常的智力功能、语言功能,在家庭和学校中闪耀着成功的光芒。但随着他们的成长,光芒消失了。发生了什么?他们早期的智力发展在自尊心和自我价值感方面占有了极大的比重。作者用许多细节描述他们的智力是怎么与自恋相联系,而这个自恋又是家长的自恋(或母性自恋)的延伸。如果与母亲的联盟不够紧密,对于孩子来说太过于危险了。与母亲的自恋联盟成了他们的阻碍,使他们不敢去冒险,而学校的功课、与外界交往总有失败的可能性,而这些外界的可能性被排除到了自恋联盟之外。智力从一开始对他们来说就只是维系家庭关系、母子(女)关系的工具,智力并不能发挥正常的学习功能来帮助他们成长,而被局限在了小范围里。

许多中国孩子们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在接下来的发展阶段里,他们不得不面对生存技能、自我价值、拖延、意义感等等各方面的困扰,甚至心理障碍。

何峰的文章“情商与成就—无产阶级的思想包袱”中,看到了一个美国穷困家庭的大学生 Angelica
最终退学的故事,出自纽约时报的文章 “For Poor, Leap to College Often Ends in a Hard
Fall
”。Angelica通过自身的努力进入一流私立大学,看似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但却在非常容易得到外界帮助(奖学金和学业上)的情况下没有利用这些帮助,最终退学了。发生了什么?解释指向了她缺少中年阶级及以上的家庭背景,无法获得与人沟通、寻求帮助的能力,甚至文书写作的经验(因为迟交申请材料),来更多争取自己的利益。可能upper
middle class或富人家庭的孩子更有与校方、与老板、与“有能力、权利和资源的人”自然沟通的能力,情商影响了他们的成就。

Outliers书中也有相似的例子。来自贫困家庭的Langan有着比爱因斯坦更高的智商,高中毕业后他也被Reed College
和芝加哥大学全奖录取,但他“对权威的人和机构都充满怀疑和敌意,没有即时提交奖学金所需材料,旷课挂科,最终退学”,并“沦落到在酒吧看门”。而原子弹之父Oppenheimer有更高的情商,他
“在剑桥读书的时候给导师下毒,学校决定让Oppenheimer暂时休学”而没有受到更多的处分。

关于这一点我有几个问题:

1. 高智商与自身努力是否一定指向高成就?也关乎这里成就的概念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

2.
我们看教育的对象:每个接受教育的人。人的成长是否只包含才智和情感,如果能够帮助到个人拥有才智和高情商,顺利毕业,能与有能力、权利和资源的人自然沟通,并获得高成就,教育的目的是否已达到?

3.
我们怎么能帮助到一个人?给他奖学金,学业上生活上的各种帮助,但他似乎从行为上并没有接受怎么办?一个人能否自己决定需要什么样的帮助,而不是他人决定给这个人什么样的帮助?

首先我们假设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获得了高情商及与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能力,会如何?

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盖茨比是个有些极端的例子。他出身贫寒,但通过自身努力抓住了机遇进入了上流社会,但我们知道,悲剧(死亡)还是发生了。盖茨比的悲剧仅仅是时代性的?意外事件是否有某些层面的必然性?

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在《创造的勇气》一书中说道:“我们每个人都在历史某一时刻出生在某个国家某个家庭里,我们自己无法做出选择。如果试图否认这些事实——就像菲茨杰拉德的杰伊·盖茨比那样——就会看不到现实和遭遇失败。我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超越家庭背景和历史情境的局限性,但这种超越只能在那些从一开始就承认其局限性的人身上出现”。

这看似是一个悖论。似乎只有“一开始就承认其局限性的人”才能“在某种程度上超越家庭背景和历史情境的局限性”。这也是少年派中的父亲虽然自称“新印度人”,但无法放弃父权,无法超越“一边养育一边吞噬自己”的传统文化,就算移民了,我们也可能会怀疑其家庭的悲剧是否能避免。

盖茨比的悲剧心理学上也有解释,英国精神分析/儿科学者温尼科特称之为“假我障碍False Self
Disorder”。如果人的一切努力存在很强的目的性,比如好学校,更好的社会地位等等,那么他的努力滋养的是他的“假我外壳”,他把自己的盔甲擦得锃亮,而盔甲内真实的自我则畏缩在黑暗的角落里,直到导致可能的自我崩解。这里我想到的是近期看到的两则悲剧新闻,毕业于麻省理工大学的郭衡自杀留美博士邓琳精神分裂。她们确实没有遇到Angelica那样的麻烦,没有不知道申请奖学金并从顶级学校里挂科退学,郭衡还被留学专家高燕定作为优秀留学生范例写进了《人生设计在童年》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教育、心理治疗、宗教或任何帮助人成长的领域的目的都是帮助他找到“真实的自我”?或者换个问法,我们怎么才能帮助他人找到“真实的自我”?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仅仅把寻找“真实的自我”作为目的,得到的真实效果很大可能实际上会是“行为瘫痪”。如果没有找到人生目标,还不如随便好了,什么都不去做。但虽然“行为瘫痪”,其实还是有保护“真实自我”的意义。

“假我”和“真我”之间呢?怎么用个人成长的观点去看待寻找真实自我的过程?心理学家Markus做了自我图式的研究和“可能的自我”的研究,参见阳志平文章“可能的自我们”。这里讲的是借由人的真实需求,自我可能到达的状态,如希望我、预期我、恐惧我。正是我们不执着于发现真实的自我,而是借由行动(冥想似乎也是行动的一种)向可能的自我发展,这个过程会让人感受到“找到了真我”。很大程度上是“未来的我”促进了真实自我的发展,而不是“过去的我”。

回到本文开头的那项研究。高智商在某些时候其实不是为了更好的学习,而是为了获得自尊和自我价值感,为了保持与母亲的连结。就算当事人不承认,也改变不了作为一个人对依恋(依附、attachment)和归属感的需要。电影史上的经典《公民凯恩》讲了同样的一个故事。

高智商高情商不代表拥有自主性或自由意志(autonomy or free
will)。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学业事业成功、结交名流,他们有很好的社会适应性,但离不开社会制度,即使他们身处的制度很不好。有些时候(比如因为恐惧),人们倾向于让渡自己自我选择的能力,即产生“自由的晕眩”

高智商高情商也不代表拥有创造力。据我们自己的经验,真正有创造力的人似乎会有人际交往的问题,我们倾向于把他们跟“与世隔绝”、“大智若愚”联系起来。比如美剧豪斯医生里的Dr.
House;再比如形容自己“人们不会真想认识我”,而刻意与日本文学界保持距离独自创作的村上春树。

美国自体心理学派治疗师巴史克提出的人的发展模型,从理智与情感、依恋关系、自主性、创造力、和性心理(psychosexuality)五个方面看待人的成长。有观点认为智商与情商的区分越来越不重要因为他们都来自同一地方——大脑的前额叶。而那些目前科学研究较少,更多是在哲学与宗教范畴讨论的其他部分在人的成长环节有着与理智与情感相同重要的地位。

看了一些关于Markdown与RSS作者Reddit联合创始人Aaron
Swartz自杀的报道,天才陨落,令人伤痛。我支持因Aaron的案例能够修改法案使同样的事不要再次发生,更希望看到Aaron的理想能够实现,Twitter上已有了#pdftribute活动。家人指控麻省理工学院官员和马萨诸塞州联邦检察官的决定导致了施瓦茨的死亡。但这些不能掩盖Aaron患有抑郁症。Aaron具有永无止境的好奇心、创造力、聪明才智,作为社会活动者和创业家也拥有高情商和自主性,但我们似乎并不能单以“天妒英才”来看待。

通过阶级来讨论教育和人的成长可能是一种方式,但我倾向于相信那些超越阶级、所有人共享的东西更为重要。

我们都需要一段好的关系,当需要帮助时自己能找到资源,需要自由选择的权利,需要发挥我们与生俱来的创造力,需要理智与情感,真实的自我需要被看到,需要仅仅“成为一个人”。大学可以提供奖学金,可以提供很多他们能提供的帮助,或许也可以帮学生学会怎样融入另一个阶层,但学生们似乎更需要一个“做自己”的氛围,不管他们是否完成了学业,是否能够摆脱穷困的出身,是否能够获得更好的社会地位。

突然想到Angelica因为奖学金申请书拖了很久最后退学了,我也有一篇拖了很久的申请书没有写,是时候了赶紧写去。

发布于2013年1月14日 星期一 17:40:42 感谢(0)0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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