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师与他们的同性恋病人之间的酷儿关系

本文选自:(2011). Psychoanalytic Psychotherapy, 25(4):308-318

作者:Michael King

翻译:焦莉、张自强、虞国钰

校正:虞国钰

策划:张自强

【摘要】:在贯穿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精神分析一直认为同性欲望是病理性或发展受阻的状态。随着人们在二十世纪后期对同性恋的敌意减少,精神分析师也一样,只是改变更缓慢一些。在这篇论文里,作者先简短回顾了精神分析面对同性恋的观念演变,然后针对同性欲望的治疗,审视了今日精神分析从业者和他们的病人,所依据的研究资料主要集中于过去15年间发表的文献。



【背 景】:

十九世纪晚期,第一代性学家开始使用同性恋这个词,他们认为对同性产生欲望、爱和性行为的状态是天生的,因此同性恋的男性和女性应该被保护,免于社会污名、法律骚扰或羞耻。

 

虽然拥有正常的男性生殖器,男性同性恋者却被看作生理上介于男性和女性之间—他们的身体外形更柔和、富有女性气息,毛发较稀疏,握手的力度不如异性恋男性的大(Sengoopta, 1998)。而且,与十九世纪性变态理论一致,同性恋也被看作是性变态的一种,因此他们的后代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其他不受欢迎的特征(包括但不限于同性恋),甚至就是精神病(Sengoopta, 1998)。

 

在此之前,同性间的吸引和性行为并未被认为是一个人生活的固定特征,却被看作是一种恶习或罪恶。正如福柯(Foucault)著名的评论“同性恋现在是一个物种” (Foucault, 1981),而且是可怜的那种。然而,意外后果法则会导致,很快就有人想出纠正这种异常的聪明主意。尽管类似睾丸移植这样的极端医学治疗(Pfeiffer, 1922; Sengoopta, 1998)曾被用来试图将男同性恋变直,但最终,是精神分析家们接受了这项挑战,进行将同性恋定义为一种心理发展受阻或病理状态,并可以被纠正或治疗。

弗 洛 伊 德 及 其 后 继 者】:

弗洛伊德认为,如果孩子的心理发展过程中,未能成功跨越他所描述的肛欲期,就会引发同性恋。正常儿童逐步渡过婴儿的口欲期和肛欲期满足,会到达完全的异性恋生殖器成熟期。但是,同性恋被卡在了生殖器倒错的状态中,弗洛伊德发现难以处理(Freud, 1955)。

 

他常常在描写其它概念的文字中提及同性恋,例如自恋和投射,这表明他并不认为同性恋本质上是神经症(Drescher, 1998)。然而,他将同性恋描述为肛欲期满足的固着,这也显示他对在男性中这一现象的成见。

 

现在弗洛伊德在一些范围内被看作有点倾向于自由主义者,毕竟他在30年代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呼吁在奥地利和德国对男性同性恋行为合法化,在这不久之后,国家社会党戏剧性地扩大了针对同性恋行为的法律制裁(Abelove, 1993)。但无论如何,他明显认为同性恋是可以被治疗并转变为异性恋的。

 

在Jack Drescher关于精神分析和同性恋的深具影响力的论文里,他声称,那些追随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师的观点与弗洛伊德本人的不尽相同(Drescher, 1998)。然而,他们的理论对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的治疗有着重要的影响,甚至因此导致偏见,因为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还没有发展成熟或本身就是病态的,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同性恋者们被禁止接受精神分析的训练(Isay, 1997)。

 

Sandor Rado拒绝了弗洛伊德关于固有双性恋的过时观点,这种观点是由他那个时代两性理论所塑造的(Rado, 1940)。相反,他从进化论里找到依据支持自己的论点,声称异性恋是自然的选择,以保证繁殖效率。在这种世界观里,同性恋是不寻常及不受欢迎的状态,是因异性所引发的病态冲突和恐惧的适应(Rado, 1940)。

 

Irving Bieber提出同性恋是扰乱性和破坏性养育的可悲结果的观点,因为发生了对“生物常态”的“干扰”,才会出现同性恋,把男人和女人们撞出了通往异性恋的光明大道。在他1962年的书中(现在此书在亚马逊仍然可以买到),他声称在前来寻求改变的同性恋者中,他的治疗率高达30% (Bieber, 1962)。

 

国家同性恋研究与治疗协会(NARTH)创始人Charles Socarides接受Bieber的观点,他认为父母在孩子童年时造就了同性恋。像香蕉一样,病理性特征成束呈现。他描述同性恋的父亲为“缺席的、软弱的、隔离的或虐待的”(Socarides, 1968),甚至当他的儿子公开自己是男同性恋时,他依然坚持这些观点。他反对保护同性恋者权利的立法,因为他相信应当保留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者身上的压力,这样才可以让他们寻求治疗。

 

可能因为五六十年代行为主义的兴起,很多精神分析师开始在治疗中强调暴露疗法的重要性。例如,Lionel Ovesey推荐治疗师放弃中立,劝说男同性恋和女人上床(Ovesey, 1969),如同对地铁恐惧症来访者的治疗一样,最终是要鼓励他们进入站台并乘车。

当 今 治 疗 的 结 果】:

这种奇怪的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的杂烩迎来了灵性治疗的登场,最终以一个第三维度的角度,演变为由Joseph Nicolosi及其同事在NARTH及全球类似组织所推广的现代修复性运动。作为Exodus全球联盟(http://exodusglobalalliance.org/)的一部分,Exodus国际(http://exodusinternational.org/)成立于1976年,在美国和加拿大有240个地方“分部”,并在遍布全球也有更多组织。

 

在类似这样的组织中,关于病态和行为改变的精神分析理论清晰地与灵性和神学(通常是基督教)融合,产生了目标为修复受损异性恋倾向的治疗方式。“修复的”是一个有趣的形容词,使人想起Bieber关于异性恋根基的观点—异性恋是可以被培育的,可以从黑暗的偏离中召回的。

 

弗洛伊德主张同性恋病人只是需要成长到完全的生殖器表达和满足的这个观点,发展到前述的概念其实有点过度延伸。哪怕在他们详尽的网页、和往往发生于伪基督教场馆的传教中,Nicolosi和他的同事们有时也很难明确地说明当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到他们这里寻求改变时,具体怎么进行他们的治疗。90年代未,我和我的同事开始了一项研究,针对过去和现在与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一起工作的治疗师,以及那些疗法的效果。

直 言 不 讳】:

研究在90年代初开始,我们随机地从伦敦及周边地区执业的英国精神分析师联盟注册会员中抽取了二分之一的人作为样本,询问他们如何与男女同性恋来访者工作的(Bartlett, King, & Phillips, 2001)。大约400个执业者收到了包含封闭式和开放式问题的匿名问卷,问卷询问他们作为精神分析师和受训分析师时的经验、他们与男女同性恋来访者工作的记录,以及他们对男女同性恋者的态度。

 

如果调查对象拒绝回答这些问题,他们也被邀请简述他们的意见。在395份问卷中,有274份(69%)有效,但是有56个治疗师回复的问卷不完整,其中47人对这项研究的性质表示忧虑。

 

当我们向当地23名精神分析家发放试测版本的问卷、并检验其可靠性时,我们就已经预计到这种情况会发生。一位被试反对这个问卷,并私下向英国精神分析师联盟发出警告,质疑我们进行这项调查的意图。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令人生疑。其中一位没有完成调查的分析家评论,将同性恋者看成“本质上是病理性的”并没有什么帮助的;想反他或她更喜欢将它(同性恋)看成是“自恋和边缘紊乱的不同表现形式”。当这些精神分析家被要求去描述他们自己的性取向时,只有一个人报告说自己是同性恋。不管怎样,其中有13个分析家对这个问题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描述方式,似乎都在回避(性取向)这个问题。基于若他们是同性恋,将阻碍他们受训成为分析家,他们的态度并不奇怪。

 

三分之一的分析家们认为男女同性恋者有权成为一个同性恋分析家,一个积极但目前还不太现实的建议,考虑到几乎没有人会表现出同性恋倾向。其他三分之二分析家普遍认为,来访者和分析家性取向不同,有助于来访者探索和理解自己的性取向(虽然通常会假设分析家们不会暴露她们自己的性取向)。这个立场似乎并没有考虑异性性取向的优势角色,并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男女同性恋来访者可能会感觉到不被他们的分析家所理解(McFarlane, 1998).。此外,在对他们最近大多数的男女同性恋来访者的评估描述中,许多的分析家假设来访者的性取向是他们的核心问题。即使分析家们不持这种观念,仍有大多数人报告“探索”了他们来访者的性取向,并有近10%的案例,分析家声称将他们的来访者完全或部分地转变为异性恋。当然,我们无法证实这些数据,因为我们不能联系到他们的病人。不管怎样,让人伤感的是,认为同性恋倾向完全或者部分地导致了他们自身问题这个观点,是那些寻求心理治疗的LGB群体的主要恐惧之一,也是建立治疗联盟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King, Semlyen, Killaspy, Nazareth, & Osborn, 2007b)。但是会有更多问题。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分析家对于同性恋的态度以及工作,我们也对这群分析家其中的15位进行了深入的面对面访谈 (Phillips, Bartlett, & King, 2001)。尽管年轻分析家更可能同意同性平权主张,他们均迟疑于接受同性恋身份是人类状态的一个变式,他们也对于分析者应该知道分析家的性取向感到不舒服,并似乎对于现状最满意。虽然他们以分析家的匿名性原则来解释这一点,但这个说法与曾经出现的关于分析家和来访者的文化是否应当匹配的讨论结果相反。也许是性取向的隐密本质(至少是分析家的性取向隐瞒)导致整个问题如此棘手,大多数人都知道那些要进入培训体系的同性恋分析家所要面对的困难,大多数人都反对这个壁垒。哪怕持有这样的自由主义态度,这些分析家似乎将对同性恋的精神分析性观点和他们当中的同性恋分析家同事进行了区分。

【 口 欲 期 】:

这项研究让我们好奇,那些很久以前进行过这种治疗的来访者们和分析家们身上发生了什么。因此,我们尝试联系那些在二十世纪末后半叶进行研究和治疗的、背景是精神分析或者行为治疗的治疗师们。我们也在英国全国范围内打广告和通知,来宣传我们的研究,希望以此联系曾经经历过种治疗的病人。这项研究有几个困难之处:第一,我们怀疑这些治疗师对于他们的工作持防御性态度,基于当今对于同性恋的态度,他们也会担心自己成为诉讼或者赔偿要求的目标。其次,许多做过治疗的病人现在可能已经死了或者将要退休了,他们的治疗师更是如此,这让我们更难去联系到他们。第三,我们怀疑许多经历这种治疗的男男女女都会不想唤醒陈旧挣扎的回忆,或是害怕他们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他们那些不光彩的过去。第四,在精神分析中,清晰的治疗目标可能不一定非常明确,因此,男女同性恋来访者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性取向被他们的分析师视为主要的病态。哪怕在这些困难下,我们最终深入访问了29名接受改变性取向治疗的病人(包括两位病人家属)和30名专门从事这种治疗的治疗师(King, Smith, & Bartlett, 2004) 。联系这些精神分析家的困难让我们马上就受到了打击,他们中的许多人比行为主义治疗师更少在这个领域出版论文,因为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公开声称他们擅长这个领域。

 

所以,我们发现了什么?这些病人(绝大多数都是男性)通常会出于自己的性取向和行为带来的压力和对歧视的恐惧而来寻求治疗,许多进入治疗的病人对他们的困难感到困惑,也不确信他们的治疗会怎样进行,对于自己的改变没有信心。大多数的治疗师认为(起码在一开始),如果他们能够把同性恋变成异性恋,他们就可以帮助到病人和社会。然而,所有病人在治疗期间遭受到了相当多的痛苦,尽管有些人日后仍会在同性伴侣关系上获得一定满足,但也有人进入一段不满意的婚姻或者会维持一段无性婚姻关系。大多数治疗师开始意识到,他们在改变性取向上无法取得丰硕成果,这些治疗本身就是有害的。不管怎样,少数人依旧热情地相信这种治疗的有效性,并认为这种治疗在当今依然是一个选项。他们照搬Charles Socarides的观点:同性恋有权停止自己做一个同性恋 (Socarides, 1994)。

 

这类研究有一些局限性,首先:接受治疗的病人中,往往是遭受更严重影响的病人会更愿意站出来,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治疗对他们的影响重大,特别是相对于那些较少受到治疗影响的人而言。其次,在这29位病人当中,只有小部分的人进行了精神分析,大部分人都接受了行为治疗。虽然在这个时代,行为主义与精神分析的目的是类似的。第三,觉得自己已经改变了并已经进入异性恋关系的患者们可能不再愿意把他们自己认同为曾经的同性恋者。简而言之,我们可能错过了那些被“治愈”的患者。不管怎样,我们的研究并不关心这些治疗的有效性,只有随机测试能够做到这个,我们知道并没有这种研究。我们想了解的是,在这个时代里治疗师以及病人的动机和体验。我们发现的是,尝试去治疗人类各种性行为的不愉快结果,而随着人类的健康和繁荣,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结果数十年了 (Bancroft, 1988)。我们研究所发现的那些不开心的故事并不意味着我们仅仅使用今天的视角去评判过去,我们的意图并不是分摊过错或者寻求公平。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同性恋被当成是一种疾病,对于许多治疗师和病人,如果可能的话,治疗同性恋取向是符合逻辑的。不管怎样,我们的结果让我们再次质疑今天正在发生的事,将同性恋转变为异性恋的精神分析性治疗是否如我们假设的一般,已经停止了?因为极少治疗师被问及这个问题,所以没有人能确信地知道这一点,在我们先前的研究当中,我们也并没有直接地提出这个问题 (Bartlett et al., 2001)。
 

考虑到对于当今的心理治疗操作缺乏信息,我们决定对治疗师进行另一项调查,这次的目的是想要了解,有多少治疗师,如果有的话,在提供改变性取向的治疗,或是准备这么做 (Bartlett et al., 2009)。我们向1848名来自英国心理协会、英国心理咨询和治疗协会、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心理治疗委员会和皇家精神科医生学会的心理健康从业者,寄出了我们的调查调查问卷。这些治疗师从这些协会会员名单里随机挑选,并以英国人口分布进行加权处理,并对每个名字核对以避免重复。这个问卷设计的简洁而直接,为了得到调查的高回应率。但我们也在问卷里提供了评论和更详细回答的空间。我们以两种方式询问有关治疗的话题,首先,我们询问他们如何回应那些寻求改变同性性取向的来访者,我们假设这种问题会带来与流行观念及良好治疗一致的回答,然后我们会问他们是否曾真的尝试治疗过一个同性恋病人,如果有的话,请他们描述至多五个病人的情况,包括每个病人是如何被介绍过来的、他们的性格特点、治疗在哪一年进行的以及他们是否对病人进行了随访,查看治疗结果。我们也会询问那些至少治疗过一个来访者的治疗师,他们是否会向那些想要变直的男女同性恋来访者提供这样的治疗。在寄出1848份问卷当中,我们收到了1407份回复,其中73份问卷被退回来,要么是因为地址已改,要么是因为被调查者已经过世,他们的同事或者亲属将问卷寄回来了。其中收到的1328份问卷可以用于分析(问卷总数中的72%或是可被追踪问卷中的75%)。

 

只有4%的治疗师报告说他们会试图改变一个人的性取向。无论如何,如果就治疗师的实际操作进行询问,17%的治疗师承认,他们在起码与一个来访者的治疗过程中,会试图改变或降低其对于同性的性吸引或行为。让我们最吃惊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治疗的频率似乎没有减少。年长的治疗师和男性从业者最容易采取此类治疗,相对于英国心理咨询和治疗协会或皇家精神科医生学会的成员而言,英国心理协会和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心理治疗委员会的成员更可能会这样做。

 

222个治疗师承认他们起码治疗过一位这样的病人。三分之一的来访者是女性,大约50%的来访者就诊于私人执业的治疗师,大多数人得到了某种形式的咨询。虽然没有持续一致的治疗方案,但行为治疗很少被使用,大多数来访者得到的都是某种形式的心理治疗。在起码治疗过一个来访者的治疗师中,四分之三的治疗师相信,应该为想成为异性恋的男女同性恋者提供一种治疗服务。

 

这些治疗过病人的治疗师留下的随意评论揭示,他们经常会有这种感觉:男女同性恋来访者是困惑的,并因此需要向他们指出正确的方向(也就是异性恋)。例如,一个精神分析师写道:

 

因为早年经历,比方说童年所经受的性虐待,可能会导致成年人的性偏好(无论是同性恋或异性恋)让人困惑或无法满足。一旦早期性创伤得到疗愈,来访者可以将其能量转移更加让人满意的成年性关系中,甚至可能改变其性偏好。

 

一个临床心理学家说,“某些来访者/病人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真的同性恋者,特别是年纪小于25岁的年轻人。”

 

令人吃惊的是,每六个心理治疗师、咨询师和精神科医师中就有一个实施了这些治疗,而且这种治疗的频率没有下降。看起来,许多人希望帮助他们的病人,因为病人身处有敌意的家庭或是社会中,担忧自己是同性恋者。无论如何,因为很少听说希望改变的直接要求,很可能这些治疗师并不是基于病人的诉请而行动。转介最常见的理由是对于性取向的困惑,而不是要改变性取向的清晰欲望。但是,年轻人往往会有许多关于性及性欲的困惑,但最主要的需求是被倾听,而不是改变他们性取向--往往试图转变为异性恋性取向---的心理治疗。没有心理治疗师会声称他们会主动鼓励同性性取向,而且,大多数人几乎没有考虑到所实施的治疗方法的潜在危害,这些治疗没有一致的步骤或其真正有效的证据。

更大的图景】:

这一切对男女同性恋者的心理健康,及他们所需要和期待的心理治疗服务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最近这些年,我们对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的心理健康及他们所接受的治疗进行了许多研究,在世界范围的研究里对这两种主题会有两种系统性观念。第一种认为,因为男同性恋试图自残、自杀及女同性恋的物质滥用的情况严重,以致于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以惊人的高比率提高了整体精神疾病的比率(Chakraboty, McManus, Brugha, Bebbington, & King, 2011; King & Nazareth, 2006; King et al., 2003, 2008; Warner et al., 2004)。

 

即使经过最近对于社会观念的解放,也未能改善这个情况。例如,2009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丹麦男性中,身处同性伴侣关系人士的自杀率比身处婚姻关系的自杀率高出八倍 (Mathy, Cochran, Olsen, & Mays, 2011)。大多数世界范围的研究说明,歧视和压力是这些问题的主要来源(Mays & Cochran, 2000),因为大多数研究都是在高收入国家进行的,因此在低收入国家的情况可能更为严重,因为那里的社会态度往往更有敌意。

 

精神分析师和其它心理治疗师的态度和操作会对社会态度有重要的影响,毫无疑问,许多(可能是大多数)心理治疗师对男女同性恋者持正面看法,这从大多数治疗及专业协会均发出对治疗同性恋的警告声明1就可以看到。但是,少数专业人士仍将同性恋视为病态,并持续伤害了他们的男女同性恋病人。

 

通过针对为男女同性恋来访者所提供的心理治疗进行系统性研究发现,我们需要在治疗师的知识和实践、来访者对治疗师的理解及治疗师自己的态度之间取得一种平衡(King et al., 2007a)。简单来说,治疗师的态度、知识和实践比他们的性取向更重要;男女同性恋来访者需要检验他们为何选择或回避了一个同性恋心理治疗师;而治疗师需要与了解男女同性恋的世界现实,并避免刻板印象。

 

更重要的是,治疗师不能,也不应该,由他们的来访者向他们普及同性恋文化,因为这样,他们就冒险地、不加批判地接纳他们客户提出的任何主导观念,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让来访者觉得奇怪或特别。关于同性恋的正确知识通常会让(同性恋或异性恋)治疗师拥有更少的偏见和认为异性恋才是正常的假设。通过探索自己的心理、适当的培训、知识和经历、与每个来访者发展出良好的治疗关系,治疗师可以从对同性恋的偏见中解放出来(与其它任何治疗环境的相遇一样)。

关于治疗师是否应该批露自己性取向这一问题,似乎没有简单的建议。虽然治疗师会希望向来访者呈现为空白屏幕,他们需要知道,他们的来访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对治疗师有假设和幻想。探索男女同性恋来访者是否希望找一个同性恋治疗师的问题很复杂,似乎对于女同性恋者来说,这一点更为重要。

如 何 理 解 这 一切】:

这段特殊的历史揭示了社会中的一部分人认为另外一部分人是有病的、不道德的、有罪的或三者都有。宗教一直是这种态度的卫道士,直到二十世纪,精神分析出现并以非评判的态度接受了同性恋的主要内涵,但同时也进一步以发展受阻和倒错的理论解释同性恋的根源。

 

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概念已经成为流行文化中的一部分,因此,虽然其理论出名的混乱和相互矛盾,但其无所不在的关于异常、变态和疾病的主题仍在今天回荡。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一世纪,针对男女同性恋者、他们的性选择的社会态度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的准则已经落后于这些解放,并努力在扭转这一点。

 

当今,不可信的分析性概念持续在为修复性治疗运动提供支持,无视我们可以从多样化和尊重自己中所获得的养分。治疗总可能拯救新的一天。然而,也许我们不应该总是推卸责任,而是着眼于未来,首先,拒绝任何将同性恋视为一种需要干预的状况的疗法,其次,反思我们目前对于某些群体、个人或所谓疾病的态度,是不是仍在犯相同的错误。

最 终 反 思】:
近年来,肯定性同性恋精神治疗蓬勃发展(Ritter & Turndrup, 2002),但是,正如我们回顾里所述(King et al., 2007),这里并没有新理论见解,而主要是包含了同性恋相关课题的知识,没有偏见或同性恋恐惧。部分治疗师从人类潜力运动中汲取养分,并提供了多种形式的人文主义和认知疗法,而其它治疗师则忽视过去的理论基础,并以一种对男女同性恋者友好的想象性分析来操作。我担心后者会偏离精神分析太远(疯狂地移动甲板上的椅子,导致船下沉)(King, 2000)。

2018年09月08日

本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不代表简单心理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