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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被咬噬的存在——自己的文章(3)

张爱玲:被咬噬的存在

汤淼

那一天,看见金正日逝世的消息,毫无来由的,想起了张爱玲。

细细寻味这个感觉才发现,世上竟没有毫无来由的事情:1994年,74岁的张爱玲在获得《中国时报》“文学奖特别成就奖”时,特意拿着一张印有“金日成昨猝逝”标题的中文报纸拍照留念。第二年9月,当人们在她的寓所里再次看见她的时候,她躺在一张地毯上,已经不知在什么时候,悄然无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所以,被我想起的这张照片,原是她留给这世间的遗照。

翻出印有这张遗照的某本书,我久久地将其注视:终其一生,她都在书写自己的经历与感受,把自己的故事用书写的筛子一遍一遍的滤过,那留下来的最凝练、最华美、最精细的感觉,除了苍凉,莫非就是孤独?“生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而导致这“千疮百孔”的,或许正是因为“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虱子”。

关于张爱玲晚年的孤独,很多年前我曾经看过一些资料,因为印象深刻,所以很多细节都还记得:晚年的她,除了和有限的几位朋友保持书信往来,基本上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而且她在每一处公寓、旅馆居住的时间都不会长,因为时间一长,她总能在那里发现虱子——这是她一生中最不堪忍受的“咬噬性的痛苦”,因此她不得不频繁搬家以躲避这些烦扰人的小东西。又或许,实在是因为不知道这些小东西是从哪里滋生的,所以她把自己的生活用品精简到了极致,据说连拖鞋都使用一次性的,因为这样就不会有陈年的旧垢引来虱子。

为了证实我的记忆,我在网上搜寻到这段文字:“据张爱玲遗嘱执行人林式同说,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时间内,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这似乎是夸张,因为这样算下来,张爱玲搬家次数达180多次,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但张爱玲给文学史家夏志清的一封亲笔信里,说法更吓人:‘我这几年是上午忙着搬家,下午忙着看病,晚上回来常常误了公车。’可以确信,晚年张爱玲即使不是每天都搬家,其搬家频率之高也大大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对张爱玲晚年生活细节的惊诧,通常还伴着对其后半生成就的惋惜,有一些文作固然是因为种种原因不为世人所熟知,但是就已经知道的来说,张爱玲晚年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对自己原有文字的改写、对《红楼梦》的研究性工作,以及将《海上花》译为英文等——那个曾经被誉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的书写者,尽管还在运用自己的天赋才华,但是作为“从尘埃里开出花来”的创造者,却似乎枯萎、凋零了。

这不禁让我联想起弗洛伊德所说的那句话,“人生中惟一重要的事情是爱与工作”。然,爱与工作,分别作为人生命中最重要的客体之一,人与之建立的关系总是重复着与生命最初与那个最重要客体所建立起来的关系模式;且,“爱”与“工作”的关系也总是紧密:“足够好的爱”“足够好的工作”,“不够好的爱”“不够好的工作”。

充斥在张爱玲生命早年的重要客体,几乎没有一个算作“好”或者“足够好”的:一个疏离、冷漠、长期浪迹天涯、对母亲角色充满抱怨、周旋在情感与生存里的母亲;一个消沉、空虚、暴虐、神经质、遗少作风、被妻子所抛弃的父亲;矫揉造作的妓女做了父亲的妾;恶毒凉薄的老处女终于熬成了后母……1944年张爱玲发表了散文《私语》,文中透露出很多她生命早年与重要客体相处的片段,其中有一段是描写她与母亲在一起时的场景:“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有她的时候,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她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她才醒过来总是不甚快乐的,和我玩了许久方才高兴起来。我开始认字块,就是伏在床边上,每天下午认两个字后,可以吃两块绿豆糕”。

读这段文字,我常常想:如果真有所谓的宿命,那么张爱玲的宿命——一生中关于爱与工作的起伏和基调,都被这段文字所描述的与妈妈的关系所奠定:“我是被妈妈抛弃和伤害的,除非我能做一点让妈妈高兴的事情,否则我无法得到她的爱,而我惟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文字,除此之外我是无力的也是无能的。”张爱玲一生一直在践行她生命早期对自己的这个承诺,她一生在生活琐事上举步维艰,但是卖文求生的工作却做了一辈子。而文字创作也确实是她与重要客体建立关系的桥梁,胡兰成最初是慕她的文名而来,与赖雅也是相识在文艺营,类似一种为支持作家创作而设的基地。

张爱玲一生“爱与工作”的巅峰都发生在上个世纪“孤岛”时期的上海。

世界上最好的客体环境大概就叫做“天时地利人和”,而当时张爱玲就处在那样一个绝佳的时候,被很多好的客体包围、滋养着:从人的角度有最爱她的姑姑、最好的朋友炎樱、艳羡她才华与家世的爱人胡兰成、还有在写作上对她给予支持的友人苏青等;从物的角度又有特殊的政治背景和文坛气候、有能最大程度满足她感官享受的老上海生活且她用的是自己卖文求生的钱、有母亲亲手布置下的与姑姑合租的公寓,等等。所以,那个时候的张爱玲,她内心里的自体一定是一个饱满得鲜艳欲滴的状态,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完成了一生中为自己在中国文学史上奠定位置的文学创作。

“生命是一袭的华美的袍”,这当然是处在那个情境下的张爱玲的自体意象,但是,显然这只是一个完整的关系模式的前半部分,就像在张爱玲的童年,在有限的几个母亲从海外回到身边的时刻,她也同样获得了极大的物质与心理上的满足。母亲回来后,“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我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我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但好景不长,随即父母离婚,母亲再度远涉重洋,抽大烟的父亲娶了吸鸦片的后母,然后张爱玲的家就变成“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随后,发生了一起被后母诬陷的袭母事件,张爱玲被父亲暴打、关起来、得了病也不给看医生,“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我把手紧紧捏着阳台上的木阑干,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头上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完全是死本能被调度后发出的声音。当然,张爱玲后来逃了出去,从此再没有回过父亲的家。

这样的经历轮回着张爱玲早期的生命体验,“我是被抛弃和被伤害的,然后,我的被抛弃和被伤害与我抛弃和伤害对方是一样的”。所以,张爱玲的自体意象“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后面一定还跟随着“上面爬满虱子”的部分,以及那种“被咬噬”得“千疮百孔”的感受。

1947年,张爱玲27岁,如果“生命是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这个手势最优美的弧线已然划好,再往前,开始一寸一寸步入苍凉。她给正在写《山河岁月》的胡兰成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因为理解,所以宽容;因为懂得,所以慈悲”,随信还寄给他三十万元,算作对他逃亡生涯的资助。但,这却是分手的信——如若说,签下“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婚书,就是落入凡尘的寻常夫妇,最风流倜傥的才子,也应被期待有对妻子的忠诚。但是胡兰成,在武汉,与小周同寝;在江南,与范秀美齐飞。于是,那个生命早期里的关系体验再次被重复,“我是被抛弃和被伤害的,然后,我的被抛弃和被伤害与我抛弃和伤害对方是一样的”。所以,张爱玲用了这样一句话了断了与胡兰成“千疮百孔”的情事——“因为理解,所以宽容;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最温软的语言表达的是最决绝的分裂。

从这个时候开始,张爱玲逐渐进入与自己创作的巅峰、最好的年华以及所有最好的客体一一作别的阶段。

1951年,张爱玲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之后又去了美国,从此再没有见过姑姑、弟弟及所有留在上海的亲朋好友,她也再没有踏上过上海的土地。再一次,那个“抛弃与被抛弃”的轮回被演绎到了极致。

我个人觉得,张爱玲在上个世纪40年代迅速崛起、绽放于文坛又迅速滑落、萎谢的轮回,和与之同步的生活中的情感,是其一生中无数个“强迫性重复”中的最美最重要的一个轮回:是一种升华般的重复!此后飘零海外的40余年,无论从文学上的收获,还是从情感的强度上都再没有达到这个阶段所创造的程度:尽管她与赖雅的婚姻,与作为客体的工作,一定都重复了过往的模式,但是让我感到遗憾的是,那种升华似的感觉就再也没有了。

自客体关系学派认为:人靠自体是生存不了的,人要靠客体、靠与客体建立关系才能生存。因为,自体存在的真实性是需要通过客体的认同才能实现的,如果客体的认同变得少了或者消失了,自体将无法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和存在的意义,而自体要是不能找到自己的生存感,自体将会逐渐的萎缩,直至消失。

所以,人的一生即使不能做到对自己潜意识模式的觉察,那么至少应该总是为自己寻找足够多和足够好的客体,把自己放在更适合自体成长与扩张的位置。张爱玲下半生在美国,客观上先是失去了认同她写作的环境,后来惟一重要的客体赖雅又逐渐因病老过世;主观上又离群索居,刻意断绝了与外界所谓不必要的联系。所以,张爱玲晚年的客体环境枯萎寂寥到似乎只剩下虱子和她自己还是能动的活物,或者,连虱子都有可能是只活跃在幻想中的——当外在如死灰沉寂,内里就只剩一个尚存活力的自体,它想要扩张的愿望被意识层面强大的与世隔绝的行为压制,于是曾经被咬噬过的疼痛在寂静中逐渐活跃……衣袍再华美也是静止的,只有体验着被虱子咬噬得千疮百孔、只有与虱子不断战争才是活着的、存在着的证据。

发布于2013年10月27日 星期日 12:07:07 感谢(0)0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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