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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死神相伴

-献给我亲爱的外婆,祝你一路走好。

周三早晨8点半,本应电视声、碗筷声嘈杂的家中格外安静。母亲的房门还是紧闭着,她应该仍在熟睡。沙发上,母亲的外套、围巾散乱着,不难看出当时她已很疲倦,把外衣随手一扔,就回房睡觉去了。一个念头逐渐清晰起来:昨晚,估计外婆在医院出事了吧。

是的。就是那晚的半夜,外婆去了。从她第三次中风成植物人到她离去,足足有半年的时间。这半年的时间,我目睹了一个生命逐渐消耗的过程,即是一个死亡过程:从消瘦、水肿,到肢体坏死、瞳孔散开,一步一步,一天一天,逐渐死去。在她临死前几天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预料到她大限将至,不是这周,就是下周。能见一次,就是一次了。也明白死亡对她、对她的至亲们都是最好的解脱,但当我在灵堂看到”遗体告别”这几个字时,就忆起那个生机勃勃的她,那个牵着我的手爬遍白云上每一个山峰的她,如今已成遗体,冷冰冰地躺在铺满菊花的棺木里。当这默哀的三分钟结束,她就要被送去火化,连遗体都没有了。悲伤的感觉一阵一阵地袭来。

若外婆的离去带给我最大的感觉是悲伤,那”她”的死对于我就是惊栗。她是我的一个晚辈旧同事,两年前死于肺癌扩散,年仅21岁。我突然意识到,我有可能会死,而且有可能会在老之前死。死亡如同一个埋在身体内的计时连环炸弹,在第一个炸弹爆炸之前,自己甚至连计时器上的读数都不可能看到。随着她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她生命的计时器突然冒出来了,而且已濒临爆炸。我们也发现了自己身体内的计时器,并根据自己的蛛丝马迹推断着上面的读数,担心自己其实离死期不远。这个过程注定是很惊栗的,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年轻同事开始失眠,最严重的莫过于那个与她同住过的同事,恐惧得连夜晚独自去洗澡都做不到,整天惶恐。

在这样直面死亡的的冲击中,被冲击得七零八落的除了那道年轻人得天独厚的与死亡的时间屏障,还有与死亡对抗能力的自信也被冲击得粉碎。感觉那道屏障与那些自信,不过是自己对生命的无知和对死亡距离的错误估算。保持着生命力地活着本来就是一个美丽的奇迹,并非理所应当,而我们努力对抗的死亡本身就是生命的一部分。我们之所以与死亡有着过多的距离感,也许源于我们身在最好的年代,一个生与死是大事的年代。

生与死的分量,在越太平盛世的年代、社会,越重。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每年的元旦,香港台的新闻里总有一条二十年不变的内容,即公布今年全球出生的第一个婴儿是谁,生于什么家庭,在哪里,也会公布今年第一个死的人是谁,在哪里,享年多少岁,死因是什么。估计古人抓破脑袋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子孙居然对生死会如此看重。

    今天,一个女性对其子女的养育行为被认为是十分基本的行为,以至于被我们称之为本能。然而,法国历史学家伊丽莎白.巴丹泰(Elizabeth
Badinter,1980)曾经提出,在几个世纪之前”母性反应”是很少见的,子女通常不在其父母身边长大。造成这种疏离关系的原因之一是,众多孩子在襁褓中便夭折了。直到近代之初,在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下降之前,爱一个婴儿都不是一件明智的事。在西方中世纪,父母通常给几个孩子起同样的名字,因为起多了也没有意义,只希望至少有一个能活到成年。

这般光景,其实并不久远,仅仅几十年前的中国,人们对生死的感受,也与现在截然不同。那时战火纷飞,社会混乱不稳定,人们每天都面对着死亡。那时的疾病也不是现在常见的慢性疾病,而是致命病毒;除了疾病,食物短缺、医疗技术落后、资源不足等因素,都让死神时时徘徊在身边。

面对死神,几乎人人平等。  

清朝,12位皇帝里就有4位得过天花,并且只有玄烨(康熙)生还。据说,玄烨不是嫡子却能被立,与他年幼时得过天花有关。可见,在过去,人、家族、国家的最终目标很简单,就是生存下去。然而生存本身就非常艰难,即使以皇家的实力,也保不住自己的皇帝。

   
在天花等致命病毒肆虐的千年里,人类以最残酷的方式,牺牲其他利益,让自己活下去。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人痘”。所谓人痘,就是人们根据天花得过一次就会有抗体的特征,挑选症状较轻的天花病人,让孩子主动感染那个人的天花病毒,预防孩子患上致命的、症状较重的天花。这样接种”人痘”的模式,虽然可以避免了孩子因天花而夭折,但接种的孩子,就要忍受巨大的痛苦,还有终身的毁容。在”牛痘”出现前,”人痘”的广泛流传,说明了当时的人非常愿意接受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式来让自己活下去。在过去的那几千年,其实人是无时无刻地与死神相伴的。但在这样恐怖的年代,留下来的不乏豪情的英雄故事,或许凄美、或许缠绵的爱情,还有高深的各种科技科学。怀古之情在历史上各个阶段都不缺乏,即使在今日,仰慕古代的还大有人在。高死亡率似乎并没有对人类的历史带来”溢出的痛苦”,即除死亡本身的痛苦之外衍生的痛苦。或许人的痛苦,大多都不直接因死亡而产生。

随着科学发展,许多致命病毒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在中国大部分城市家庭,也已经远离粮食短缺带来的威胁很多年。”夭折”这个概念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大多数人越来越把死亡看作计划外的事,在我们能够放眼望去的将来,仿佛已看不到死神,随着死亡率的降低,痛苦本应减少。但事与愿违,人们的痛苦似乎没有随着死神远离而递减,反而各种以前被认为不足挂齿的痛苦被数倍放大。更有趣的是,往往痛苦之最,有不少来自与死亡的硬性对抗。就像张居正的死,并非因为那颗仅能称为难言之隐的痔疮,而是他上下求索回来的治痔偏方里的砒霜,那些微量的砒霜由黏膜吸收,让张居正慢性中毒,一点一点地死去。

香港一位特立独行的名医,他嗜烟如命,在外表上,很难把他和医生联系起来。他对癌症治疗的看法在哲学上有着深意。他认为治疗癌症不应变成以杀绝癌细胞为全部目标,而是增强自身的生命力。简言之,即无论癌症与否,我们只能好好地活,才能活得好好的。

这个道理在医学的世界里是否真理不好说,但在家庭治疗的世界里确是真理。在治疗中,治疗师和来访者若被表征问题困住,往往就会陷入解决问题之前生活的一切都停摆的状态。没有好好活,自然也就没法活得好好的,问题更是随着停摆的生活接二连三地衍生出来,心思一旦被困在优先处理问题里,就会发现怎么努力,问题都处理不完,更是不能好好生活了。

外婆去世后,亲人们回忆起外婆的一生,让我感触最深的一句评价是”她一生都很苦,过得很不开心。然而,她其实可以过得很幸福的。”是的,她的三个儿女都事业有成,在物质条件上几乎可以满足她任何要求。孙子们的品行教育也很好,也有曾孙了。在个人方面,干部身份退休的她,有很好的亲人,没有家族矛盾,有自己的好朋友,有自给自足的能力,有好的社会地位,一切看起来都很好,确实有条件过得很幸福。

同样,若人把幸福当作一个目标,做的任何事都围绕着实现内心幸福的模型,那在到达目标之前的一切,常常会被他本人视为不幸福的。而幸福本身,从来都没有明确的标准,甚至是否可行也有待考证,最终苦苦追求的,可能只是一个乌托邦。

外婆她一辈子都在辛辛苦苦追求幸福、健康,很自然,她一辈子大多数时间都在不幸福与生病中度过的。在她病了以後,她的全部心思就是要恢复身体健康,拼命治疗、康复,似乎在康复前所有的日子都是为了康复的那一天而准备的,似乎把一切不幸之事解决之前的日子都是不幸的,都需要强烈抗争的。若她愿意根据自己身体条件去调整对自己的标准与期望,享受现有的快乐,却很有可能可以活得更久、更有质量,至少不是以这种方式去结束自己的生命。

对比起我的外婆,我同事的奶奶似乎活得更明智。她小时候身体不好,当时的医生预言她不能活到30岁,而且一生都不可能生育。她从小已习惯与死神相伴着过日子。她是一个很慈祥、很开心的人。每一天都过得非常感恩。从来没有因身体不好而痛苦。她这样描述自己的一生:

“我活着的每一天,都有可能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所以我尽可能地去活好我的每一天。如果我多活一天,就赚了一天。就这么赚啊赚啊,不知不觉我已经80了。我是很幸运的人,在上帝手上多赚了50年了。”她快乐的秘诀,其实在于她把小时候医生的那句话变成了一句神奇的咒语:”让死神陪在她的身边”,她从小就接受死亡是她生命里重要的组成部分,反而时刻提醒着她的快乐,提醒她:”如果这一天是你人生的最后一天,你正在做的事值得吗?如果这个争吵是你们最后的对话,你愿意如此与他告别吗?”

最后引用TEDx演讲者的一句实在话:生命就在每天的生活里,一切执念都是虚妄,和身边的人愉快相处,认真安排好每一天的活动,用心去感受每一天的心境,就是生活的意义本身。

发布于2015年4月02日 星期四 13:21:25 感谢(0)1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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