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别人焦虑很有动力,而我却感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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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心理咨询不是100%快乐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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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行为治疗和心理动力学治疗的优势及局限性

有不少来访者在挑咨询师时挑花了眼,治疗师中有很多是心理动力学治疗师,也有很多是认知行为治疗师。这些术语都是什么意思啊?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差别?哪个好?哪个不好呢?   我个人有着心理动力学治疗和认知行为治疗(CBT)的双重受训背景,也用这两种方法治疗过大量的临床案例,我觉得这两个治疗流派各有优势和局限性,但是不能去平行比较——比较他们的好坏是没有意义的,这就像是比较鸡和鸭一样——它们都是家禽,吃起来味道不一样,但有的人爱吃鸡,有的人爱吃鸭,把它们做得好吃的做法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没法比较,你只能接受它们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性。 01 认知行为治疗(CBT)与心理动力学治疗的差异   1、治疗目标不同   在CBT治疗中来访者和治疗师的一切努力,都是围绕着症状减轻和社会功能的恢复,当症状能够通过认知或行为的策略得到一定减轻时(注意!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完全消失的),治疗也就可以结束了。而心理动力学的治疗认为症状是个体对核心恐惧的防御方式。当核心恐惧能够得以被个体理解,而它带来的恐惧感不再那么具有淹没性(overwhelming)的时候,充当防御的症状自然也就会随之消失了。   我们用下面的一个例子去说明上边的这段“行话”。比如一个有强迫症的来访者,他的强迫症状是强迫清洗和强迫检查。他强迫清洗的原因是害怕如果接触到了一些脏的或代表倒霉的物体而不去洗手的话,他就会倒霉。而他强迫检查的原因是,他需要反复检查附近有没有脏的物体,来避免自己接触到某些脏的或者代表倒霉的物体,进一步来避免倒霉。   CBT和心理动力学治疗会分别怎么对他进行治疗呢?   「CBT的治疗」   CBT会把治疗目标聚焦在他症状的缓解和社会功能的恢复上。 CBT治疗师不会非常关注他症状背后的原因(会去了解,但那不是治疗的重点),而是关心他的症状怎么维持下来的——他不断地去回避任何象征霉运的事物(黑色、蓝色、厕所……),使他的生活圈变得越来越狭窄(因为外界充满了这些他回避的事物),甚至发展到了越来越难以出门的地步,工作和人际也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去上班的路上要花好几倍的时间避开这些象征霉运的事物,回到家要做很长时间的清洁工作,妻子和孩子对他越来越不满,家里的人际环境变得越来越紧张)。 而这些所有的不幸,是因为他对倒霉太害怕了,而采取了大量的回避行为和仪式化行为。而实际上,他对倒霉的事情的发生的预测是不准确的。其他人并没有采取这些回避行为和仪式化行为,但他们的生活并没有被倒霉的事情毁掉,相反,他这么害怕倒霉,他做的这些回避和仪式化行为才是在毁掉他的生活。     因此,CBT治疗师会把他症状维持的原理讲给来访者听,当他真的理解他必须要停止回避行为和仪式化行为后,治疗师会采用ERP(暴露与反应阻止法)帮助他逐步对他害怕的情境进行暴露,比如,在接触了脏的东西之后不洗手,暴露在他感觉到的极度焦虑中(他仍在焦虑自己会因此倒霉),足够长的时间之后,他的焦虑感受会因为习惯化的原理而降低,同时,他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并没有什么特别倒霉和不幸的事情发生),他原先对倒霉的害怕就会降低一些。在大量的暴露练习后,来访者就不再有那么多回避和仪式化行为了,因此,他不再需要花太长时间去上班,他在工作中的反复检查也变轻,不再影响他的工作,他在家里也不再要求家人必须要完成清洁仪式,家里的人际气氛也变得比以前轻松了。 总之,来访者的整个生活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他虽然还会时不时地对倒霉有所担心,但是这个焦虑不再毁掉他的生活了(社会功能的恢复)。这样,CBT的治疗就可以在20-30次之后结束了(注意:这个治疗时长的估值是一个理想情况下的估值,意味着来访者的自知力很好、认知能力很好、对暴露练习的依从性很高,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的存在的话,治疗则需要更长时间甚至可能会失败。现实的情况是,大概只有50%的来访者对ERP的依从性较好,而另外50%的来访者会拒绝ERP治疗或从治疗中脱落。脱落意味着,治疗还没产生效果,来访者就没有耐心继续下去了)。 「心理动力学的治疗」   心理动力学治疗师则采取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策略。对于这个来访者而言,心理动力学治疗的目标是:来访者可以通过自我探索,了解到他的症状背后的心理冲突,并能够修通这个心理冲突。 具体说来,来访者在治疗师的释义(interpretation)中逐渐领悟到,他如此广泛而又繁复的仪式,是为了避免他自己发生倒霉的事。 那么他为什么这么害怕自己倒霉呢?在对他童年经历的探索中,他逐渐了解到自己从小就是如此害怕失败和不幸。他小的时候被寄养在亲戚家,上小学时又被送到外地读寄宿学校,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当童年时点点滴滴的情绪被再体验的时候,他体会到了藏在自己心灵深处的那个孤独的小男孩得不到任何人实质性的情感支持,永远战战兢兢,一切都要靠自己。成功是他觉得自己能够生存下来的唯一砝码。他从小就担心自己如果做得不好,就会被其他人厌弃,就会生存不下去。尽管他理智上非常清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但是不安全的依恋关系所带来的这种极度不安的感觉非常强势地战胜了理智(这就是为什么对有些人进行基于逻辑理性分析的认知治疗没有用的原因)。     在心理动力学治疗中,来访者对治疗师产生强烈的移情,治疗师提供的容器作用,使得来访者有机会在治疗师身上修复童年时的依恋的创伤。通俗地来讲,日积月累的咨询,使得心理动力学治疗师成为来访者生命中最亲密的人,一个足够好的“父母”的替代品,而通过这个“人为的养育”而让来访者重新获得生命早期本应该获得的安全感、信任感。当来访者可以逐渐获得这些安全感后,他对世界的感受不再是那么威胁,对其他人的感受也不再是那么苛刻凉薄,他自然不再需要去时刻防范那些莫须有的倒霉和不幸。 正因为心理动力学治疗如同养育一个孩子,而养育发生在经年累月的情绪沟通之中,所以它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来访者非常强大的耐心。但是它带来的效果也是非常彻底的,是整个人格结构上的变化。如上面强迫症来访者的例子,在两年每周一次的咨询之后,他对自己和世界有了不一样的感受——在治疗师的爱中,他不再觉得他那么孤立无援,时刻会被倒霉的事情摧毁,他逐渐有了能力和其他人建立起真正的依恋关系,以及自信地对待这个世界。如果换一个人呢?是不是需要两年时间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呢?不一定。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创伤和旅程。但是,心理动力学帮助来访者进行的自我探索,一定会让他们有机会理解他自己的痛苦,并有机会彻底的解决,只不过,这个旅程需要足够的耐心。如果在这个旅程中,来访者因为尚没有消失的症状而对治疗失去信心,而从治疗中脱落的话,那是来访者和治疗师共同的遗憾。   2. 治疗师的角色和功能不同   CBT治疗师的角色非常积极,他们充当的是教育者和教练的角色,他们的目的是要教会来访者一些减少症状和应对情绪的策略(比如如何提高社交技能、如何识别和反驳认知错误)。 他们会进行大量的心理教育(帮助来访者了解疾病的原理和治疗的原理),提很多的问题来促进来访者反驳自己原本的认知错误(苏格拉底提问)。正像是你去向一个网球教练学习怎样打网球一样,你们所有的注意力都会集中在学习怎样打网球,而在CBT中,你们所有的注意力都聚焦于应对策略的学习和练习之上,治疗师教给你如何用这些策略,同时监督你在咨询间隔去完成对这些策略的大量练习(很多人非常不喜欢在咨询结束后去做练习,他们会觉得这像是回到了上学时,像是被老师布置了作业而需要去完成,但大量的练习正是CBT产生效果的重要原因。如果你根本不想在咨询那50分钟以外的时间做练习的话,CBT就不适合你)。 CBT治疗中不会有大量的沉默(因为CBT不关注潜意识内容),当你开始沉默的时候,治疗师会用提问让你去讲话。     而动力学治疗师的角色和功能,像我前文中提到的那样,是一个暂时的“养育者”的替代品。“养育”与“教育”不同,不仅仅关乎“你需要知道什么”,还关注“你是怎样知道的”。 所以动力学治疗师不会给来访者非常多的心理教育,只有在治疗最开始时和必要的时候进行心理教育,他们更多关注的是来访者的体验和情绪。很多来访者之所以走进咨询室是因为在童年时并没有得到养育者足够好的情绪调节,而情绪调节光靠知识的教育是不够的,它需要经年累月的体验中的习得。当治疗师坐在治疗室那个稳定的位置上,常年地提供给来访者一种安全的、稳定的依恋关系,像一个足够好的父母那样去和来访者一起面对他生活中的所有烦恼、苦痛,耐心而又平静地帮来访者理解自己、应对世界时,你很难说变化发生在哪一刻,但是几年后,来访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连他们自己都会惊讶自己的改变。 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几年后学会了走路,是因为生理上的发育和成长。心理的发育和成长也是如此,当咨访关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成长条件时,当以往阻碍心理成长的因素被逐一搬开后,个体的心理成长就会自动以它自己本来该有的节奏进行。     动力学治疗师更加节制,节制的原因是治疗师需要去分析和判断每一个时刻的动力和意义。哪怕是长时间的沉默,也是有意义的。这个沉默是因为来访者正在思考治疗师刚刚的释义(interpretation),还是因为来访者因为所谈的内容让自己格外焦虑而头脑一片空白,还是因为来访者对治疗师的移情导致对治疗师的愤怒而拒绝说话?只有耐心地分析这一个又一个时刻的动力和意义,治疗师才能准确地理解来访者的人格,才能明白该怎样帮助来访者修复他的创伤。并且这个理解的过程,来访者也在进行着自我理解,这个体验本身也是有疗愈功能的。所以,你可以预期到,在心理动力学治疗中,有时会出现大段的沉默,治疗师似乎什么都没做。 但事实并非如此。不仅是在治疗的50分钟内,哪怕是在治疗时间之外,这个咨访关系依然存在,依然在发展,依然在对咨访双方造成持续的影响。   02 CBT和心理动力学治疗的局限性   遗憾的是,单纯的CBT治疗很难去解决不同人格类型的患者对治疗产生的各种阻抗,而由于治疗不依从性带来高的脱落率,也几乎是不争的事实。应对来访者在治疗中的阻抗,几乎是CBT中最困难的部分,而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心理教育和动机访谈。但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动物。在临床实践中,有一些来访者会非常明白理智上他应该怎么想,但是他依然会保持过去的感觉,并且无法做出理智的行为。CBT会将这些来访者解释为缺乏足够的认知能力或自知力,而认为他们可能不适合CBT。   而心理动力学治疗将这些阻抗看作是来访者防御体系的呈现,它是来访者人格的一部分的体现,而不是他对治疗的不依从。治疗师通过对防御的潜意识动机的分析,使来访者获得更多的自我觉察。我个人认为这是应对所谓“阻抗”的更加有效的方法。比如有的来访者每次谈到现实的焦虑都会自动跳开,去做一些与之无关的动作(去玩沙发上的靠垫),或者开始避重就轻谈一些让他更轻松的事情,然而他意识中却并没有觉察到这种回避的模式。     当然,单纯的心理动力学治疗对于某些心理障碍(如焦虑障碍、心境障碍)的脱落率也是很高的,脱落的原因如前所述,很多来访者急着盼望症状赶快消除,而没有对咨询师产生足够的信任和移情,也没有足够的耐心等待自我成长产生明显的效果,——当然,很多脱落不仅仅只是来访者不耐心的缘故,也有咨访关系不匹配的原因(譬如从一开始做咨询,来访者就不喜欢自己的咨询师),或者是咨询师没有能够帮助来访者修通对咨询师的负性移情(负性移情必然产生,修通这个移情关系,来访者的依恋关系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因此,我个人觉得,如果能把CBT和心理动力学结合起来,对于提高某些心理障碍(如焦虑障碍)的疗效而言是非常有意义的。   03 CBT与心理动力学在实际治疗中的表现   很多来找我做治疗的来访者都会谈到自己在上个动力学治疗师那里觉得什么用都没有,因此脱落了上个治疗。他们中有的人经历了仅仅几次治疗,有的人已经挺长,比如2年,但都觉得一无所获。听他们讲以前治疗的经历,我并不觉得他们是一无所获,实际上治疗时间长的患者在个人觉察上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这个进步还未带来症状上的缓解,他们就彻底失去了耐心。这是个非常遗憾的事实。大多数来访者都会非常焦虑地期望症状缓解,所以当他们症状久久未发生缓解的时候,他们对治疗失去信心,哪怕他们得到的是恰当的治疗。   但是就算治疗再好,如果来访者从治疗中脱落了,他就停止了获得帮助,能够摆脱痛苦的希望就更加渺茫了。这是我们治疗师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所以很多关键的治疗都围绕着怎么消除阻抗,怎样解决负性的移情。在我看来,CBT的策略如果用得恰当的话,可以帮助预防负性的移情,而使来访者能够在症状缓解后,将注意力转移到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来,那就是看到症状是如何由人格结构的防御方式所构成,以及它要防御的核心恐惧究竟是什么。当核心恐惧能够通过持久的心理治疗得以解决的时候,充当防御的症状自然也就会彻底消失了。     以前我的关于CBT和心理动力学治疗的科普文章发布之后,在评论区有的人会问:你难道在说,CBT只是在治标不治本,所以其实更好的是心理动力学治疗吗?我要严肃地声明:我从来没有说过心理动力学治疗是更好的治疗。正如我前边的比喻,鸡和鸭哪个是更好的呢?因人而异。治标也很重要啊,因为这些“症状”的标正在使来访者的生活变得更糟糕。如果能够有机会先把“标”缓解了,让来访者的社会功能恢复到正常水平,再看来访者是否有意愿真正去关心内心的冲突,去改变自己的人格结构,不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吗?   不过如前所述,并不是所有的来访者都能够在CBT中迅速地治标,这与他们的人格结构有关,这些来访者对CBT的反应性不好,还是更适用于心理动力学治疗。   「CBT与心理动力学的组合」   我有个强迫症(OCD)的来访者,来做治疗时主动谈想要CBT治疗,因为她见了一个心理动力学治疗师两次,但遗憾的是,她非常不相信潜意识和动力学治疗的理论假设,因此她见了对方两次之后就不再去了。   于是,我与她的治疗之旅是从CBT开始的,我们用的是治疗强迫症最被科研结果支持和推荐的ERP(暴露与反应阻止法)。她在暴露治疗过程中,暴露在曾经焦虑的情境中,体验了非常多的痛苦。忍受这些痛苦是CBT治疗中必然的过程,因为来访者需要硬着头皮去体验她所害怕的东西,第一她会习惯化这种焦虑的感觉,第二,她会有机会发现她所害怕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忍受暴露治疗过程中的痛苦,对于很多来访都是特别恐惧的事情,所以ERP的脱落率很高。因此,CBT治疗师会不断地鼓励来访者,反复进行暴露的治疗原理的心理教育,让她再勇敢一些去坚持暴露。但人不是完全理性的动物,很多的行为是受到无意识动机驱动的。反复的心理教育如果对来访者不起作用的话,很多来访者就会在这个过程中脱落。   在我与她的治疗中也是如此,她的阻抗逐渐全面地显示出来,而且变得越来越强烈。她教育水平很高,非常理解暴露治疗对她会有怎样的好处,但是她就是没办法每天坚持去进行暴露练习。她尽量减少了一些仪式化和回避的行为,但是每一次当她需要与她做仪式化行为的冲动做抵抗的时候,她都能体会到非常强烈的冲突,这搞得她精疲力竭。她开始无意识地回避在治疗中谈暴露练习,而总想要更多地谈她的情绪体验和自由联想,她用这种方式向我表达:她有非常多的情绪体验希望得到治疗师的关心和深刻理解。   我听到她说,她觉得非常困难去执行暴露的练习,她对此非常沮丧,对自己非常失望,觉得自己做得非常不好,咨询师一定生她的气了。如果是CBT的治疗师会怎么做呢?共情她的情绪,识别和矫正她的失望和担心背后的认知错误——对自己的歪曲信念:“我一定做不好任何事”,以及对其他人的歪曲认知:“如果我没有做得非常好,其他人会对我不高兴,他们可能会抛弃我”。这些认知重建的工作,对于有的人来说非常有用,他们改变了认知,然后就可以开开心心地去做暴露练习了。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是几乎没有效果的。比如我有的来访者就会说:“我知道这些认知重建的原理,我自己可以找到无数对歪曲认知的反驳,我也知道我自己非黑即白(一种歪曲认知的风格),可是我就是不相信这些反驳,我就还是会像从前那样感觉很自责、对自己失望”。   用认知重建的方法去理性思考是一种简单的方法,值得一试,但如果并不能见效的话,那就要考虑来访者更深层次的人格结构和潜意识内容了。     所谓阻抗,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是来访者的人格的体现。我的来访者在类似的很多事情上都会表现出相似的“自我对抗”。她平时给自己做了很多计划,但是她也同样感觉到难以实施,所以在治疗中的阻抗不过是同一种动力的体现。尽管她理智上知道,无论是平时给自己做计划,还是在治疗过程中执行暴露练习的计划,都是她自己的决定,而且都是对她的现实而言都是非常有益的,但她的潜意识中的抵抗就是会阻止她自己那么做。她不能去执行任务的原因是内心中对“严苛的超我”的抵抗,在她的感觉世界中,“计划”、“任务”都是一种“要求”,来自于一个形象模糊但是非常具有惩罚性的超我(有的来访者能够找到这个超我与自己母亲或者父亲的对应关系,有的则不能),她觉得做这些“任务”“计划”,就像是在强迫自己做一些事情一样。她恨这种被强迫的感觉,哪怕实际上并没有谁强迫她。   我与我的来访者的CBT之旅在她强烈的阻抗之后停了下来,我们充分分析和讨论了她的阻抗、她阻抗背后的无意识动机,以及她的童年经历对这个无意识动机的贡献。当然,是用心理动力学的技术和概念化方法。我了解到她过往的经历中,每当她感觉到被期望时,她会很快从关系中逃开了(一个无意识的行为模式)。可以预料,如果不去处理这些无意识的移情和阻抗,如果继续坚持纯粹的CBT治疗的话,这个来访者很快就该脱落了。所幸我们把方向一转,开始了心理动力学的治疗。在我们充分讨论了她的阻抗之后,她意外地发现自己并不厌恶心理动力学治疗,相反,她惊异于自己的行为是如何显著地受到潜意识而不是理性的影响。   尽管她没有完成一个完整的CBT治疗,但我并不觉得这意味着那段旅程对于她而言没有意义,相反,CBT的治疗帮助她更好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无意识动力。她不会像是其他没有经历过CBT治疗的来访者那样,愤懑地认为治疗师收着治疗费用却“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她终于明白,心理动力学治疗室中发生的一切,哪怕沉默,都是有意义的。   现在她已经进行了一年半的心理治疗。我相信我们还会一起有很长的旅程。我欣慰地看到她对自己的人格有了越来越多的觉察,欣慰地听到她说,她有时甚至感谢症状,因为如果不是有这些严重的症状,她不会想到向心理咨询师求助,她就永远都不可能看到自己内心深处蛰伏着如此大的伤痛。     我经常笑称心理动力学治疗师是“背锅侠”,来访者常把症状没有缓解的焦虑、对照顾者无能为力的愤怒,以及他们自身的无助等一切他们所不希望有的情绪投射到治疗师的身上,他们抱怨治疗师无所作为,看着他们受苦,盼望着有神奇的解药或者某种策略,可以一用就灵验,从此痛苦完全消失。   所有的这些,心理动力学治疗师都了解,而且深刻地理解。“背锅”,用专业的术语说,是创建一个“包容性的环境”(holding environment),是心理动力学治疗师工作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来访者没有足够的耐心留在治疗中,那这口锅就背得没有意义了。当使用CBT的框架和概念化的方法去对来访者进行充分的心理教育后,来访者的耐心和对治疗师的信任会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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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打破"意志力"的神话了!

我们从小就被周围的人灌输“意志力”是多么的重要。   当看到商人经过千辛万苦创造了商业奇迹,运动员经过日复一日的训练夺得冠军,我们会赞叹他们“坚持不懈”“永不放弃”“努力拼搏”的精神,认为这是“意志力”的魔力。   但是难道你不好奇,他们为什么会对一件事“坚持不懈”“永不放弃”“努力拼搏”吗?   在我看来,真正决定你是否能做成一件事的,并不是意志力,而是你是否有足够强的动机。   值得反思的“棉花糖实验”   斯坦福大学的Walter Mischel博士在1966-1970年间,对斯坦福大学附属幼儿园超过550名的幼儿进行了一项长期的心理学实验:棉花糖实验(Stanford Marshmallow Experiment)。   大部分被试孩子的家长是斯坦福的教师或者研究生,研究希望就此降低被试者智商、家庭背景差异的影响。   在实验中,每个孩子独处一室并分得一块棉花糖(也可能是曲奇饼、巧克力)。他们被告知可以马上吃掉棉花糖或者等待15分钟以后再吃,如果愿意等待15分钟,他们就可以获得另外一块棉花糖作为奖赏。   每个孩子表现不一:有的孩子在研究员刚离开时就立刻吃掉了;有的孩子直勾勾地盯着棉花糖,艰难地熬了大约30秒,然后忍不住抓起来吃了;有的孩子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停地敲桌子、踢腿、摸头、唱歌……最后,只有大约1/3的孩子成功抵抗住了诱惑,如愿的拿到了两块棉花糖。   14年后,Mischel博士对当年的孩子进行追踪调查:通过种种评估发现,那些愿意等待的孩子,比那些立刻吃掉棉花糖的孩子,无论在生活上还是事业上都更为成功。他们具有更好的人生表现,如更好的SAT成绩、教育成就、身体质量指数等。    因此研究者认为棉花糖实验证明了,自制力或说意志力,相比智商,能更好的预测一个人的成功。   然而近些年,有研究者提出质疑:难道是意志力,而不是战略策划能力(Strategic Reasoning),是影响行为的重要因素? 是什么决定了你的坚持?   我认为棉花糖实验只是呈现了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就是:愿意“延迟满足”的孩子与之后的成就呈正相关。但遗憾的是,实验并没有挖掘孩子愿意“延迟满足”背后的原因。只有对孩子及其家庭进行深入的访谈调查,在收集更多的信息后,才有可能得知决定孩子行为差异的真实原因。   我们可以来推测一下,是什么决定了孩子愿意等待的行为?    1. 动机:激励是否足够大  得到第二块棉花糖的奖励对于孩子来说是否足够大呢?也许有的孩子觉得吸足够大,因此他们愿意等待;有的孩子觉得奖励没有大到让他们愿意去忍受15分钟的煎熬,那么他们就可能放弃等待。   试猜想,如果研究者把激励增大到:等待15分钟,就可以获得一大包棉花糖(原来奖励的100倍),可能会有更多的小孩愿意等待。   决定一个人是否愿意忍受煎熬的,是完成这件事后的激励是否足够大到让Ta心甘情愿去忍受煎熬。    2. 痛苦程度是否可以忍受  研究视频显示,有的小孩在等待的过程中,采用了一些策略分散注意力:唱歌、摸头、踢脚等。   通过这些方式他们缓解了等待过程中的焦虑,因此15分钟的等待过程就显得不那么难受了。但是对于另一些孩子来说,没有办法缓解焦虑时,他们放弃了等待。   可以猜测,如果在实验中拉长等待的时间,比如将等待时间变为30分钟,我猜想会有更少的孩子愿意等待。   因此,在等待的过程中,是否能想办法缓解焦虑,将痛苦分解到可忍受的程度,会影响Ta是否可以完成任务。这就是后来的研究者提到的“战略策略能力”。    3. 家庭教育因素:对孩子的满足程度  如果一个孩子的家人极少满足Ta的要求,总是对Ta进行控制,比如平时控制不让Ta吃糖果,那么当Ta有一个可以吃糖果又不会受到惩罚的机会时,Ta多半会吃掉。   如果一个孩子的家人是过度的满足和溺爱Ta,Ta就很难会为了某个目的去等待,因为Ta已经习惯了“即刻满足”。   在我们看来,这两类家庭环境下抚养的孩子有更大的可能吃掉棉花糖。    4. 基因因素:是否对食物更敏感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医学院的一项新研究发现,与正常体重儿童相比,超重儿童的大脑对糖更敏感,更需控糖。研究者让23名8-12岁的儿童品尝了1/5匙糖水后,分别对他们的大脑做了扫描,结果发现,相比正常体重的儿童,超重者大脑岛叶皮层和杏仁核的活动会异常增强,它的活动增强表明了这些孩子能从中获取更多的“食物奖赏”。   而对食物的敏感性,是先天基因与后天环境共同作用而成的。   也许在实验中,对食物更敏感的孩子更有可能完不成任务。   由此可见,基因、家庭环境、动机(激励是否足够大)、对痛苦的承受力(是否能采用一定战略策略缓解痛苦)……都对我们是否能坚持完成一项艰难的任务产生影响。   打破意志力神话:如何坚持完成任务?    1. 增强动机与自我激励  我们都知道,人只有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时才最有动机。当你做感兴趣的事情时,大脑会分泌让你兴奋和愉悦的多巴胺,多巴胺作为一种奖赏激素,会促使你下一次更愿意投入到这件事情中。   那如果不得不完成一项自己不那么喜欢的任务,怎么办呢?   想想远期收益与近期任务的关系,用远期收益来激励自己,增强内在动机。比如你需要拿到学位,所以必须通过期末考试,拿到学位就是你的远期收益,通过期末考试就是你的近期任务。   如果你能承受拿不到学位的后果,就可以不通过考试,如果你不能承受这个后果,那么就要好好复习通过考试。因此在这个决策中,你需要说服自己为了远期利益暂时放弃近期的舒适。   同时你需要评估这种不舒适会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如果持续太长时间,比如需要通过100次期末考试才能拿到学位,那你可能就需要重新评估这个学位对你来说的价值了。   收益和成本,不能过于失衡,否则人的内心是无法承受长期的煎熬的。    2. 降低痛苦:将痛苦分解到可接受的程度  如果当你评估这件事的收益足够大,做这件事对你来说是重要的时,那么你就需要忍受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不舒适感。   有一些难度大的任务可能会让人感受到长期存在的压力和不舒适,比如一项研究需持续多年。因此我们要做的是,在明确目标后,将大的任务拆分成若干个阶段性的小任务,明确每个阶段的任务需要达到什么目标,做什么事,什么时间完成等。   将大任务拆分成小任务,可以使得目标更明确,将压力分解,将痛苦分减到可以承受的程度。   例如一个人需要跑完50公里,如果你让Ta一口气跑完,对于Ta来说可能是很难的,但是如果你将任务拆解为每天5公里,分10天完成,那么任务就轻松得多了。   在小任务之间留些空档时间,为给突发事件预留处理时间,以致于当突发事件发生时不会影响整个任务的进度。   并且,在完成每个小的任务后,给自己一个奖励,比如放个假,吃顿好吃的,和朋友聚聚之类的,以此来缓解长期的任务造成的痛苦程度。    3. 冥想和运动:从生理上进行调节  研究证明,冥想可以提升人的自控力。   冥想中更多的血液会流进前额皮质,从而提高人的注意力,排除干扰,提升控制冲动的能力。   研究发现,每天只需要5-10分钟的冥想练习,经过3个小时的练习,人的注意力和自控力就大幅提高。11个小时后,就能观察到人的大脑的变化。持续8周的冥想训练,可以提升人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意识,相应大脑区域里的灰质也会增多。   运动也是一种提升意志力的方式。研究表明,适量运动可以加快大脑处理信息的速度,使人们在认知活动中表现更佳。   运动时人体会产生三种激素:多巴胺、血清素与正肾上腺素。其中,多巴胺能让人快乐,人在快乐情境下学习和工作更有效果;血清素可以帮助记忆;正肾上腺素可以增强人的专注力。因此,运动后的人记忆力和专注力也会提高。     大家都想拥有意志力,似乎拥有了它就可以战无不胜。但是决定你是否能做成一件事的,并不是意志力,而是“我是否要?”,“我如何实现?” 作者:梁娟,心理咨询师,心理专栏作者 原文首发于公众号:心流场(ID:flow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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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是一家公司的项目经理,在推进执行项目的同时,还要与团队内、跨部门的同事,以及客户进行很多沟通工作… 在领导和同事眼中,L有不错的人际沟通能力,擅于进行团队协作,也给予了同事很多支持,客户也认为L是个非常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L说TA很享受TA的工作,工作之余,TA会参加一些喜欢的培训,定期与亲人朋友见见面,谈谈近况,TA也会留出一些时间独处,跑步、看书、看电影、看展… L很重视与自己相处的时光,远离尘嚣,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是非常享受舒适的过程,会让自己以更好的状态去应对工作和人际关系。 L的同事C,同样的工作职能,TA在工作中每天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时刻在意自己的表现是不是被领导认可,邮件表达是不是准确,其他部门的同事和客户会不会投诉自己。 C也很在意会议中自己的发言有没有被重视,团队中其他同事的表现得是否比自己更被认可。 C说自己下班后喜欢一个人呆着,回到家想做一些工作,学学英语,或者看一些专业书,但是又没有力气去行动…想早睡又不睡不着,不停地刷手机,想找人聊天都不知找谁,只能看各种视频,虽然觉得这些毫无意义,但又停不下来…周末就是想宅在家里,非常的空虚… Y大学毕业后一直在考研,连考两年没有考上就放弃了,呆在家里一年多了。 Y说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同学们要么读研,要么工作了,自己现在去找工作的话,跟应届毕业生比没有任何优势…之前去公司实习过,好像自己不太适合职场环境,更适合走学术研究路线,但是考研也都失败了。 Y每天沉浸在网络游戏世界中,考研之所以失败也是因为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游戏瘾”。想到找工作和跟爸妈要生活费,压力就很大,不想面对,只有在打游戏时自己是开心的。之前偶尔还能看看考研资料,现在放弃考研了,更没日没夜地沉浸在游戏中了… L、C和Y都在经历着事实层面的独处,但显然TA们在独处时的体验和“功能”是不一样的: L在独处中的体验是享受和滋养的,通过独处的调节,TA可以更有力量地去面对现实的工作和人际交往。 C在吃力地应对工作及人际关系,TA在独处中的体验像是一种“自我保存”,处于崩溃的边缘,极其需要支持。 而Y处于一种社会功能丧失的状态,在游戏中,TA不用面对现实生活带给他的压力,代价是他也放弃了自我向前发展。  1、如何理解TA们的“独处”呢? 温尼科特在1958年发表的论文《独处的能力》,强调了独处是一种积极的能力,是不同于“退缩状态”的,独处能力是情绪发展过程中成熟的一个最重要标志。 温尼科特强调的“独处的能力”显然不是事实层面的独处,“独处的能力”源自于一种早期发展阶段的生命现象。在生命初期,婴儿处于一种孤独的、放松的非整合状态,由于本能的需要,婴儿饥饿时会握紧拳头、奋力哭泣,这时TA处于紧张的暂时整合状态,得到妈妈喂养、拥抱的满足后,又回到放松的非整合状态,婴儿在整合-非整合状态的摆荡中,逐渐凝聚成自体的单元(Unit)状态,进而再发展成一个“完整的自体”。 从发展的视角,自体的发展是终生的,成年人也不断经历着整合-非整合状态的摆荡的,但是显然比婴儿期同样的过程更为复杂。婴儿是非常简单的,随着成长,我们整合了更多的体验,回到非整合的状态也是十分复杂的。 我们需要那种放松的非整合的状态的,退回自己的内在世界,有时像在休息,有时像在回味… 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朝前发展的需要和适度退行的需要。 自体的朝前发展是需要一定的基础和准备的,既包括身体层面的,也包括精神层面的,这让我们在接受变化的时候可以保持相对稳定,不会试图用原始的防御机制去远离体验。 同时也需要有与发展相匹配的“心智”功能去理解我们身体和精神层面正在经历着什么… 在自体的发展过程中,环境(养育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帮助我们去整合经验,保证自体体验的连续性不被打断。请注意,环境的支持一定是基于自体发展需要的,适时地帮助我们理解体验,以及保证在独处的状态中不被侵入。但是养育者要做既不忽视也不替代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因此自体的发展必然是会有一些被打断的点的。 我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也会有不同的内在发展任务和外在社会任务,它们相辅相成,也需要与之相匹配的自体状态去应对。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面对的社会任务也越来越复杂。如果当下自体的状态不足以支撑我们应对发展任务或社会任务,这时退行的需要会大于向前发展的需要,自体会停滞发展,并进行保存。 显然,Y的自体力量是不足以支撑自体发展和应对社会任务的,“退缩”是TA进行自体保存的方式。Y需要被干预,退回到自体发展被打断的点,修复自体发展中的缺陷,重新回到发展的道路上。   南希·麦克威廉斯在《精神分析诊断:理解人格结构》中对“退缩”状态进行了描述: “退缩”是一种原始的防御机制 婴儿遭受极度刺激或痛苦时,只需进入睡眠便可解脱。 因此,退缩至另一种意识状态是可观察的、人类最基本的自我保护措施。 成年人的退缩常见于社会或人际情境,用沉溺于内心的幻想来替代与他人交往时的压力; 习惯性使用药物来改变意识状态同样可被视为一种退缩; 有些专家认为“自闭幻想”也属于退缩,它从另一角度反映了人际接触的全面退化。 前文提到了在自体发展过程中环境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南希·麦克威廉斯在书中也谈到:   婴儿本性喜欢采用退缩来处理应激;越是敏感的婴儿越容易产生退缩行为。 此类素质的个性有丰富多彩的内心幻想,并认为外部环境艰难险阻,因而望而却步。 养育者及其他早年重要客体的过度关注和情感侵入都将强化个体的退缩; 反之,对儿童的要求置若罔闻,任其自流,也使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内心想象去应对外部刺激,这种忽视和隔离也加速退缩的形成。    2、“独处”的状态到底是什么呢?“独处的能力”是如何发展的呢? 在生命早年,婴儿是需要一个可靠的母亲持续在场的,既可以保证TA的需要被满足,也可以保护婴儿能够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独处,并且享受独处的体验,既前文说的“孤独的、放松的非整合状态”。 婴儿逐渐将这个可靠的母亲内化为心理现实中的好客体,并对这个好客体足够信任,让婴儿可以在外部客体缺席的情况下得到休息和放松,TA也拥有了“独处的能力”,在人际关系中也是自信而松驰的。显然L是拥有“独处的能力”的。 C目前的自体力量不足以去应对社会任务,自体发展也是停滞的。我们可以看到,C在人际关系中的状态是紧张和无法信任的,TA可能是一个退行状态,需要重新建立/修复内部的好客体。 因为目前C处于很早期的自体状态中,所以TA的“独处”是不成熟的,是需要环境支持和专业帮助的。 参考书籍: 1.《成熟过程与促进性环境——情绪发展理论的研究》,唐纳德·温尼科特著; 2.《精神分析诊断:理解人格结构》,南希·麦克威廉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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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上学就是叛逆吗?

有的家长之前没有心理健康的相关知识和求医经验,听到“焦虑障碍”会吓一跳,说:“这么严重啊,我们以为他就是叛逆。”青春期的叛逆是正常的发展表现,但是叛逆并不能解释一切,区分孩子“正常发展中的叛逆”与“心理问题”对家长而言非常重要。 对于正常发展的叛逆,家长需要包容,允许孩子在适当的叛逆行为中发展出自主性;而对于孩子的心理问题,家长需要及时地帮助孩子,避免心理问题延续发展变得日趋严重。 一个“叛逆”的故事   我听过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在青春期时因为一些创伤患上了抑郁症,她非常难过,然而家里却没有谁能够为她提供情感上的支持。 这在中国的家庭中是非常常见的,父母更多给孩子提供无微不至的物质关怀和生活起居的照顾,然而在情感上的支持却非常匮乏。我为几个母亲提供过教养方式的咨商[1],她们在最初都不明白什么叫做“对孩子的情绪做回应”。 故事的主人公在情绪的困扰下,做了很多她的父母眼中的“叛逆行为”,比如夜不归宿、离家出走、发生危险的性行为,她的父母非常生气,每一次抓到她犯错误,就狠狠地揍一顿,关在家里禁足希望她悔改。那时,有人曾经建议她父母带她去看心理医生,她父母说:“她就是叛逆,管管就好了。”然而十年过去了,当年痛苦的小姑娘长大成人,痛苦却并未离她而去,她依然生活在强烈的痛苦,以及,自责和自我厌恶中。当她终于鼓起勇气找到心理治疗师时,她说:“我恨我当年那么叛逆,恨我控制不了自己,我觉得对不起父母,他们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我却辜负了他们。而我现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对父母的内疚非但并没有挽救她,反而加剧了她的痛苦。她采取了很多次自杀行为,所幸的是没有成功,她用了好几年的时间做心理治疗,才渐渐地平复了自己的痛苦。 她说她辜负了父母。可是,究竟是谁辜负了谁呢? 每一个孩子的起初都是无辜的。我们怎样做父母,决定了我们会有怎样的孩子。孩子的情绪问题,是父母教育失当的结果。尽管这世界上并没有完美的父母,但是如果父母可以对自己的局限保持觉察,并诚心地想要去纠正自我的错误,那么很多亲子关系都可以修复,绝大多数孩子的心理问题都可以得到预防。   青春期的孩子为什么叛逆?   在正常的心理发展中,青春期的孩子一定会经历某些形式的“叛逆”,如果父母可以恰当地对待这些“叛逆”,孩子就会从“叛逆”中发展出独立、自信的个性。很多青春期不被允许“叛逆”或者被父母镇压了“叛逆”的孩子,通常会比较没自信,在决策上非常依赖于父母的判断(比如高考报什么志愿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在成年后难以做出决定。 为什么在正常的发展中,青少年一定会经历“叛逆”呢? 我们都知道,青春期的界定是十二三岁至十八九岁。当儿童进入青春期后,会有迅速的生理变化,个头会蹿得特别快,体重也会迅速增加,以及最重要的标志性的生理变化——生殖器官的日趋成熟(男孩的遗精和女孩的初潮)。生殖器官的变化会带来性的觉醒和心理发展的巨大变化,因此精神分析学派也将青春期称之为“生殖器期”。什么叫性的觉醒呢?就是他会开始格外留意异性(如果是同性性取向的话就会留意同性)[2],会对浪漫的恋爱关系产生强烈的憧憬。 这些变化会使青少年非常自然地更加注重自己在同伴眼中(尤其是异性)的形象,更加渴望获得同伴的认可。因此,我们可以在青少年中观察到他们比儿童更加注重自己的穿衣举止,他们对他人的评价(尤其是同伴的评价)也更加在乎。但是,如果这种在乎走向一个极端的话,那也可能已经符合心理障碍的诊断标准了。比如有的孩子会在青春期变得非常在乎自己的衣着打扮,每天上学前都需要反复检查半小时自己穿着是否得体,担心如果自己穿着不得体的话会遭到同学们的嘲笑,这就已经有社交焦虑障碍的雏形了。 青少年的身心变化会带来亲子关系的巨大变化。很多家长想必会有深刻的体会,进入青春期后孩子就变得不听话了,会和父母顶嘴,不再对父母的意见顺从,有的事情上十分坚持己见,而且不再想告诉父母发生在学校里的事情。某种程度上来说,孩子变得“叛逆”符合青春期心理发展的需要。所谓“叛逆”,是“分离-个体化”进程在亲子关系上的呈现。而“分离-个体化”是指个体在发展过程中,通过与照顾者在心理上的分离,从而发展出独立意志,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发展任务。没有顺利过渡“分离-个体化”发展任务的个体,会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比如焦虑障碍中的分离焦虑障碍[3]就是其中之一,它表现为儿童青少年会因为害怕与照顾者的分离而无法离开家或独立完成一些事情(儿童青少年可能表现为不想去上学、常在学校想家想得哭、难以适应学校的环境)。这样的症状甚至可能一直持续到成年。 人生第一次的“叛逆期”发生在2-3岁的幼儿期。 父母可以观察到,这个时期的宝宝开始有了自己的主张,不再像从前那样完全依附于母亲(或其他照顾者),他虽然还不能够流利地进行语言表达,但是开始用很多肢体行动来反对照顾者的意愿。比如父母要求的事情他会对着干,或者进行一些看似没有理由的攻击和破坏行为。这些叛逆的行为正是孩子发展出自我独立意识的重要指标,家长不宜在那个时期对孩子进行严厉打击,而应该包容孩子适当的叛逆和攻击性,不对孩子进行打击报复(比如体罚和情绪惩罚),同时温和地使用语言与孩子建立必要的规则,并且坚定(但非暴力)地执行这些规则[4]。 人生的第二个“叛逆期”就是青春期。 青春期是人生的暴风骤雨期,以青少年极其不稳定和难以预测的行为而著称。安娜·弗洛伊德(1958)甚至写道:“青春期的正常是通过不正常表现的(p.275)。”尽管并不是每个孩子在青春期都会有非常动荡的情绪和离经叛道的行为,但如果一个孩子在青春期完全没有叛逆的行为和想法,还是对父母百依百顺的话,那很有可能这个少年已经有低自尊相关的心理问题。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提出“角色认同的同一性”是青春期非常重要的发展任务。同一性是指一种统一、稳定的自我认同,而自我认同是指一个人对“我是谁?我有什么价值?”的自我发问和回答[5]。自我认同如何,对人的毕生发展都非常重要。青春期是建立稳定自我认同的关键时期。“角色认同同一性”发展得不好的话,个体可能会产生强烈的自卑感,对自我价值充满否定和怀疑。比如有的青少年在进入青春期后,觉得自己样貌丑陋,缺乏吸引力,认为同伴会因为自己的长相而排斥自己。一些孩子可能会希望用学业上的成就来补偿自己在相貌上的遗憾,而有些孩子则可能无法从其他方面获得补偿,因而陷入到无价值感的痛苦中。   怎样区分“正常叛逆”和“心理问题”?   如果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答案非常简单:社会功能没有损害的就是“正常”,社会功能受到损害的就指明有“心理问题”。 那么,什么叫做社会功能呢?简言之,就是一个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功能水平如何。 临床心理学领域谈到社会功能时,通常会从上学/工作、人际关系、恋爱/家庭关系、性、休闲这些方面来评估一个人的社会功能如何。比如这个人是否能够正常地上学/工作?是否有正常的人际关系?是否能够建立浪漫的亲密关系?对性的态度和行为如何?是否可以得到很好的休息?对于青少年而言,浪漫的亲密关系和性还未成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则主要评估他的学业功能和人际功能是否异常。 通常来说,社会功能受到损害的,一般都表明有心理问题;但是反过来,情绪痛苦的人,可能还会保持着较好的社会功能,不过如果情绪痛苦一直持续的话,迟早会体现为社会功能的损害,哪怕这个人在其他人面前显得社会功能比较好。比如说有的人十分担忧自己不能一直保持优秀,对自我有着近乎严苛的标准,他的工作永远都完成得很好,与同事们的关系也很好,在外人的眼中简直就是完美的存在。但只有他自己明白,他几乎不能够去休息,所有的休息时间他都会被焦虑驱动着学习。长此以往他感到非常累,但是内在的焦虑却不能允许他自己休息,这样的内心冲突让他感到十分痛苦,并造成了持久的睡眠上的问题(入睡困难、早醒)。 在焦虑障碍中,社会功能受损通常都是由焦虑所带来的回避引起的,比如对于学业非常焦虑的青少年可能会回避更多地投入到学习中(例如不想去上学、不想写作业),从而造成学业功能的损害;而对于人际关系感到焦虑的青少年可能会回避参与到人际活动中(例如在班里交不到朋友),或避免做需要自我展示的事情(害怕被老师或同学评价),从而造成人际功能的损害。 所以,要评估一个孩子是否处在正常的发展当中,还是正在经历一些心理问题,需要去看这个孩子在与其年龄相应的社会功能方面的适应水平如何。青春期由于身心发展的巨大变化给生活适应带来的影响,是很多精神障碍的首发时间,比如焦虑障碍、心境障碍(抑郁、双相)、适应障碍、物质滥用等,家长和青少年都需要对此警惕。当察觉孩子有心理问题的苗头出现时,家长最好能做到带孩子去专业的临床心理学工作者那里进行及时的评估和预防干预,避免小小的心理问题演变成精神障碍(关于青少年焦虑的科普知识,请查阅本人专栏内的其他相关文章[6])。 父母该怎么对待青少年的叛逆?   由于青少年在身体和认知上的发展都更加趋近成年人,他们对父母的逆反意识也会更加直接地通过言语和身体语言表达出来,更容易让父母感觉到受到攻击。有的父母难以接受孩子表达出来的攻击性,会反过来用严厉的言辞(比如用道德观来绑架孩子——如“不能和父母顶嘴”)甚或是暴力的行为(当孩子表达出不尊敬时对孩子施以躯体惩罚)来处理孩子的攻击性,以实现维持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父母这样的处理手段,在潜意识层面上实际上是父母对孩子实施的“报复”,是非常不恰当的一种教育方式。足够好的父母不会在亲子关系中认为自我的权威不容侵犯,而会更加尊重孩子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意识和愿望,包容孩子攻击性的表达,并且做到不报复地回应孩子的消极情绪。 温尼科特(1949)在他的论文《反移情的恨》中,就“父母不报复孩子”这一点举过一个范例。他曾经领养过一个战争孤儿。 由于战争带来的创伤的缘故,战争孤儿往往有着非常令人头痛的行为问题,比如不服从管教、乱发脾气等。温尼科特领养的孤儿也不例外。温尼科特常常要到警察局去接回这个常常离家出走,在外闯祸无数的孩子,他当然对此也感到生气。他形容这个孩子在他家居住的那段时间,家里被搞得就像是地狱。当这个孩子在家里大闹脾气的时候,温尼科特会限制他的行为(注意是限制,而在限制以外并没有躯体惩罚),并把他带到门廊外让他安静。直到这个孩子决定停止他的捣乱行为时,他会按某个与温尼科特约定好的特别的门铃,之后家里人就会开门让他进来。每一次把他带到门廊外,温尼科特都会对这个孩子说:“你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会让我恨你。”但他强调,在和孩子谈的时候,既不要发怒(比如向孩子怒吼),也不要责备他(比如骂孩子没有良心)。 温尼科特与他领养过的孤儿的互动生动地阐释了他提出的“足够好的母亲[7]”其“温柔而坚定”的教养方式。这其实是非常难的,将情绪用语言表达出来(像温尼科特说的话那样),而不是用行为表达出来(大声吼叫、拳打脚踢)一直被认为是更加成熟的人格体现,也是心理咨询常常想要实现的治疗目标之一。 [1] 我使用“咨商”(consultation)这个词是用来区分通常意义上的“咨询”(counseling)或者“心理治疗”(psychotherapy)。 [2] 为了行文方便,以下仅用第三人称代词“他”来指代青少年,女孩以及同性性取向的青少年同理。 [3] 如果是发生在刚上幼儿园时,分离焦虑则是正常的发展现象。 [4] 幼儿期的教养方式不是本文重点,故不在此赘述,有兴趣者可参考温尼科特的著作《妈妈的心灵课》。 [5] 关于自我认同的概念和解析,可参见我的另一篇文章《“权利的游戏”中的失落之子:Theon Greyjoy与Ramsay Bolton的认同悲剧》 [6] 如《“隐藏”的焦虑:家长如何识别青少年的焦虑障碍?》、《儿童青少年焦虑的发病率数据》等。 [7] 足够好的母亲(good enough mother),并不仅仅适用于母亲,而适用于每个照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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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里里:亲密关系中的高依恋回避

一封苦恼者的来信 我有一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男友…… 他常常在我想更接近他的时候选择逃避,比如邀他回家玩,他不想;想带我的朋友见他,他会说:“那是你的朋友,我又不熟。”   他认为谈恋爱也要有足够多的个人空间,不要介入彼此的生活和朋友圈里,为此我感到很为难。   但是,有时候他对我也挺好,尤其是工作上,他什么事都肯帮我,可是当我很用心地说感谢他,试图跟他亲近时,他马上就会变得很奇怪,然后开始转移话题,搞得不欢而散!   “既然你那么喜欢独立,又为什么要和我谈恋爱?”我问他。 “我觉得我们倆还蛮合适的啊,我挺照顾你的,不是吗?”我认为他这是答非所问。   请问我该怎么办?     看完这位苦恼者的叙述,很多读者脑海里会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因为可能你身边就有这样一个人……   这个人独立而高冷,若即若离,自我感觉良好,却常常让我们感到苦恼。这其实是典型的高依恋回避(attachment avoidance)的体现。   高依恋回避的人通常在面对亲密关系时感到很不舒服(Brennan, Clark, & Shaver, 1998),他们不愿意依赖他人,也不愿意表露感情。   这通常与他们成长过程中受到的情感忽视有关,每个人天生都是需要被爱和关心的,如果在成长过程中经常被忽视,在需要的时候得不到关爱,人们就会逐渐形成“我不需要别人”的信念,以此当作自我保护,因为他们害怕表现出需要时会再次受到忽视和伤害。   慢慢地,这种回避的模式成为了他们人际关系中的常态,并且他们通常认为自己不需要改变,而他们身边的人却会为此苦恼。   回顾刚刚那封苦恼者的来信,总结起来高依恋回避的人最核心的问题是: 不信任、不在乎、“高”自尊。       回避者的不信任 信赖他人代表可能再次受伤   高依恋回避的人通常不信任他人,因为过去的经验告诉他们:别人不可能给我情感的满足,我只能靠自己。   所以他们在确定关系的时候会犹豫不决,害怕在感情中给予承诺。   面对恋爱,他们会说:“再说吧,不想那么快确定关系。”   面对婚姻,他们认为:“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我可不想那么快结婚。”   他们为自己保留了足够多的个人空间,并会在伴侣提出“想更多了解彼此”的需要时表现出慌乱不安,或者在伴侣表现出“粘人”时选择躲避。   因为他们害怕与伴侣的亲密感会使他们再次对他人产生依赖,进而再次受伤。他们的回避是出于不信任,而不代表他们真的不需要爱。     回避者的不在乎 就算很在意,也要装作不屑一顾   他们还会表现出一副对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伤心难过时也不会轻易表露内心,因为他们认为需要让自己显得强大而冷漠,才可以免受情感的伤害。因此也常被认为是“花花公子”或“浪子”。   但是,有研究发现其实高依恋回避的人内心深处对伴侣的忠诚非常看重,对伴侣的背叛行为会有激烈的情绪反应(Feeney, 2004)。   他们虽然表面不在意,但内心敏感。如果伴侣撒谎、隐瞒,或者有背叛的行为,他们会感觉到自尊心很受打击,觉得自己再次被忽视。   他们并不是真的不在乎,而是怕自己的在乎得不到情感回报,因此努力使自己显得不在乎。     回避者的“高”自尊 我需要(看起来)很独立和强大   相比于从社交中获得自我肯定,他们更倾向于把心思放在工作上,让自己在事业上尽可能出色和独立,并迫切地希望别人肯定自己。 他们会很乐意在生活上给伴侣提供帮助,比如介绍工作、指点人生方向什么的,一般在谈恋爱的时候,主动帮助对方通常代表着示好和希望进一步发展。 但回避者并不是想要创造“亲密接触”的机会,而仅仅是想让对方觉得他们很自信和强大,以此进行自我保护。 大量的研究也发现,高依恋回避者的自尊水平并不像他们表现出的那样高(研究总结见 Mikulincer & Shaver, 2016, p151-153)。 他们只是希望让自己看起来更加强大,从而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不再受伤。     作为伴侣,你可以做什么?   作为回避者的伴侣,通常人们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是不是我盯得太紧了?”、“我应该给Ta更多空间的啊”、“Ta不喜欢黏人我就该尽量忍住不找Ta啊”。   但真的这样做的时候,有时候会感到特别特别委屈:“我就是想和你亲近点,这要求过分吗?!人家谈恋爱都如胶似漆,再不济也算是若即若离,就我,若离若离若离若离……”   而且还存在这样一个悖论:   给对方空间可以短期缓解依恋回避,但是从长期来看,这反而使他们觉得“回避是有用的”。   他们可能会更习惯于用“高冷”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从而加剧依恋回避(Arriaga et al., 2017)。   那么到底该如何帮助伴侣缓解依恋回避?     我们总结了三个方法:   1. 主动出击,但并非出于焦虑   在依恋回避者高冷的人生路途中,能够让Ta改变的通常是“被动”经历一段令人惊喜的亲密关系。   以《致青春》中的男主陈孝正举例,他是典型的高依恋回避者,但是也在女主的死缠烂打下慢慢改变。   这场“被迫”建立的亲密关系却让他获得了许多意外的爱和支持,他的回避也在逐渐减少。   但有一点需要指出,如果你的出击带着一种自我怀疑(依恋焦虑),也就是因为害怕被抛弃而想时刻粘着对方,那会带来更大的矛盾。   因为你常常会因为对方的退缩而陷入自我否定和焦虑中,而你的纠缠会让Ta感到更恐慌,更想逃离。   因此,若你本身有很高的依恋焦虑,那么你需要先建立自己在关系中的自信,才能够在这场恋爱中主动出击,帮助对方建立健康的亲密关系。     2. 表达情感,并减少情绪性指责   作为伴侣,你可能很多次试图向对方敞开心扉,渴望有心灵的沟通,然而都被对方的高冷打败了,导致你心灰意冷甚至大发脾气,想着就算Ta以后需要你的时候,你也不要再管了。   其实,对方的高冷是因为曾经遭受过冷落,害怕再次经历沟通受挫的伤痛。   表达自己的情感对于他们来说是很难的,如果可以得到伴侣的支持和回应的话,这将会慢慢改变他们觉得“自己就算表达也一定会遭到忽视”的想法,从而与你建立起信任。   信任将是缓解依恋回避的有利解药(Arriaga et al., 2014)。   所以,请在Ta需要的时候给予支持,而不要轻易指责Ta为何不愿意跟你说心里话,指责会使他们感到自尊受威胁,从而进行更加严重的自我防御。     3. 多肯定Ta在社交上的进步   一般来说,高依恋回避的人会渴望在个人目标上有所成就并得到肯定,包括工作、兴趣爱好等。但是你不仅可以肯定他的个人成就,更应该多在社交能力上肯定他的进步。   这并不是指虚无的夸奖,而是可以对那些很小的进步做出肯定,例如当Ta愿意: 跟你一起见好友; 跟你有身体上的接触; 跟你聊聊最近的烦恼; ……   这些小事上你都可以肯定Ta,让Ta知道这些微妙的瞬间给你带来了感动和快乐。   但是,在对方不愿意时,请不要强迫其做出改变和妥协。   特别要说明的是,本文尽管是从伴侣的角度展开写的,但是并不代表你需要变成Ta改变的负责人,伴侣是陪伴者的角色,最终决定是否改变的还是Ta自己。 又或者,你发现自己正在面临类似的困扰——渴望得到爱却又害怕靠近,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的话,下面是我们精选出的6位擅长处理“亲密关系”议题的咨询师,也许可以找他们聊一聊~   点击名片看详情 点击名片看详情 - 点击浏览更多咨询师 -   参考文献:   Brennan, K. A., Clark, C. L., & Shaver, P. R. (1998). Self-report measurement of adult romantic attachment: An integrative overview. In J. A. Simpson & W. S. Rholes (Eds.), Attachment theory and close relationships (pp. 46–76).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Arriaga, X. B., Kumashiro, M., Finkel, E. J., VanderDrift, L. E., & Luchies, L. B. (2014).Filling the void: Bolstering attachment security in committed relationship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5(4), 398-406.   Arriaga, X. B., Kumashiro, M., Simpson, J. A., & Overall, N. C. (2017). Revising working models across time: Relationship situations that enhance attachment secur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Mikulincer, M., & Shaver, P. R. (2016). Attachment in Adulthood: Structure, Dynamics, and Change (2nd ed.). New York: The Guildford Press.   Feeney, J. A. (2004). Hurt feelings in couple relationships: Towards integrative models of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hurtful event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1, 487–508.    公众号原创文章归简单心理版权所有 任何组织,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转载和二次修改 转载请联系:media@jiandanxinl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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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过又紧绷,我吓得只剩下哭”

小编按: 前一阵编辑们在讨论到父母吵架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一下就想到了「晓言同学」 。晓言(化名)是我的发小儿,我对她而言像是个避风港,她爸妈吵得凶狠时,她会躲到我家来。经过同意,我把她的一些经历写到了这篇文章中。 “从我记事儿起,他们就一直在打架,有时候阵势大得把邻居都引来围观。你也知道。” 我很难把现在这个一笑露一口大白牙,发出鹅叫声的姑娘,和儿时躲在我怀里把鼻涕眼泪口水蹭到我衣服上的孩子联系起来。但没变的是,尽管她已经掩饰得很好了,我还是能看到不安。 “所以我现在甚至听不了别人大声说话,我害怕。 人家音量一上来,我就下意识地想要躲,脑子里全是当年我父母吵架的情景。” 不能说这是她现在所有困扰的来源,但是,父母之间的冲突不和(parental conflict)的确会对子女产生真切长远的影响。   那不是一次性的争吵 而是凌迟般的折磨 由美国医生Felitti和 Anda等人发布的童年不幸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ACEs)研究发现,长期处于功能失调的家庭环境中的儿童,(包括目睹母亲遭到暴力对待、父母离异或分居),其身心健康会受到极大的伤害。 专注研究婚姻冲突与儿童发展的圣母大学心理学家Cummings认为:孩子会非常关注父母之间的情感互动,以此作为判断家庭环境是否是安全的依据。 这并不意味着父母完全不能发生任何争执。有时候,父母之间发生建设性的冲突(constructive conflict)是为了明确边界,释放情绪,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可以通过轻度或中度的含有妥协以及相互支持的冲突而获得成长。 但破坏性冲突(destructive conflict)则是完全不同的情况,它包括: 言语攻击:辱骂、侮辱、威胁 身体攻击:殴打、推搡 冷战:回避接触、分居、离家、生闷气     …… 在《你的经历是怎样塑造你的生理体征的?》(How your biography becomes your biology)一书中,作者介绍到,长期生活在恶劣的应激压力环境中,会改变个体的大脑结构,影响个体对于外界事物的加工模式,甚至身体怎样反应(激素产生水平、心率等等)。 所以,童年逆境可能从一开始就在改变人的大脑,从而改变个体对于压力应激(stress)的易感性(vulnerability),使人在以后会更容易受到身心情绪上的困扰。  这些“预防措施”,反而让我受苦 1. 不当着孩子面吵就没事吗? “起初,我爸妈吵架时也是有所顾忌的,都明白不应该当着孩子的面吵架,于是自觉地去隔壁房间吵。”晓言双手一摊,“这不就是掩耳盗铃吗?” 有很多父母一味地怕“争吵”会给孩子带来负面影响,所以但凡关系变得紧张,双方/或某一方就会陷入焦虑,竭力克制,维持虚假微笑和和气 但是关系不和不止包括发生正面冲突。子女对于父母之间的关系本身就具有极高的敏感度,那些虚假的恩爱、背后的冷漠、疲惫、疏离,孩子都会敏锐地捕捉到,这种表里不一所带来的不安,不亚于面对争吵时的恐惧。      2. 对于“不记事”和“懂事”的孩子 晓言曾经和妈妈说起过:“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你和我爸吵架,我吓得坐在院子地上哭,院子里的狼狗平时一见我就叫,那天就乖乖趴在我腿上”。她妈妈愣了一下,然后说:“那时候你才几岁啊?你还记得呐!” 有些父母总觉得“这么小的孩子,哪会记得我们吵架?长大就忘了。” 或者“孩子都这么大了,我们拌两句嘴对Ta不会有什么创伤了!” “还太小”或“已经长大了”的孩子,似乎都对父母吵架是免疫的。但研究告诉我们,父母冲突会对每一个年龄的孩子造成重大的影响。 6到12个月的婴儿即便在睡着的情况下,也会对父母争吵时的语调有所反应。 而从1岁开始,婴儿就具有分辨父母情绪和感知冲突的能力了。 Cummings对于青少年的研究表明,即使成年子女(19岁的孩子),仍然对于父母之间的冲突保持异常敏感。 如Cummings所说: “即便父母之间一直存在破坏性冲突,但孩子永远不会因为习惯而忽略它的( Kids don’t get used to it.)。” 3. 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 有时候别人问起晓言关于父母的事情,晓言说他们在我高三的时候离婚了,往往换来带着点心疼和佩服的惊呼:“天啊!那你还能考上好大学!” “我挺庆幸他们终于在我高三时离婚了,还我一个清净,不然我也考不上大学。”事实上,我甚至把能考上大学“归功于”父母的分离。 在我国的文化下,孩子成为了很多父母不愿离婚的借口和阻碍。父母婚姻的实已经破裂,却要维持夫妻的名,都是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其实每个人都是非常煎熬的。 事实上,相比于离婚本身来说,双亲冲突(parental conflict)才是真正造成不幸的原因。Amato(2003)的研究揭示了父母不和、离婚和子女幸福感三者之间的关系。 可以看出,父母不和的程度越高,离婚反而会增加儿童的主观幸福感,且远高于完整但充满冲突家庭的儿童。 与其顾忌“为了孩子而在一起”,父母们更应该认真考虑一下自己的婚姻状态,如果不能给孩子提供与一个平静安宁的家,那么离婚反而能够结束战火,让子女解脱。 充满战争的家庭, 是如何影响了我? 晓言很反对标签化的后果:“我每次看到那些对于‘父母吵架对孩子有怎样的影响’的回答,全是一水儿的标签:缺乏安全感、内向、自卑、亲密恐惧、悲观……” “好像每一个家庭不和的孩子,都会模式化地长成一个样子,拥有共同的‘性格缺陷’。其实怎么会呢,大家都是不同的个体。” 我问她,“那就完全没有共同点么?” 她说,可能是更深处的一些特质吧。 1. 羞耻和愧疚感 shame and guilt 通常,只要别人不明确或是特意问她,晓言从不会主动提及和父母有关的事情。 “还是不太敢,会在乎别人的看法。就算说了之后别人表现得很正常,我自己心里还是会犹豫。” 应该承认,社会舆论环境确实在逐渐变得宽容,单亲家庭的孩子也不会像想象中的那样受到嘲笑、排挤、欺负。 但是,人们仍会受到离婚羞辱(divorce shame)的影响,将公开承认家庭不和视为一种“家丑”,在这种社会压力下,孩子是很难摆脱羞耻感的影响的。   另外,晓言有时会认为父母的矛盾是自己造成的。 她父母在打架之余,还常常冷言冷语地抱怨:“别人家孩子,父母一闹矛盾,都知道两边哄哄,你怎么就不会?” 面对这样的质问,晓言总是莫名地愧疚:“是我不好,对不起,我没能像别人家孩子那样,做爸妈之间的粘合剂。” 之前没有人告诉晓言,她没有义务去防止父母发生冲突,去缓和他们的关系。那些“好心”的建议,从她的角度来看,更像是一种指责。 2. 敏感和讨好 sensitive and prone to please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懂事”:会尽量照顾好自己,不让父母操心。 晓言被朋友们公认为情商高,不是那种人们刻板印象中的情商高:“八面玲珑”、“能说会道”。 她总能敏锐地察觉到周围人的情绪变化,捕捉到他人的需求并及时满足。但她说,这是在一个父母不和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所必须练就的技能。 最让晓言痛苦的是,爸妈有时会逼着她“站队”,让她指责另一方的不好。孩子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只能不停地讨好两边。 童年的不幸没能将我打倒 晓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自怨自艾的状态,并且她也暗暗知道,这是由于自己的私心:每次遇到困难、挫败,原生家庭的不幸是她的安慰剂和挡箭牌。 “那个时候,我是很乐意去捡起那些我鄙视的标签,踊跃地往自己身上贴的!低自尊、社恐,都不嫌弃!” 一开始,这是一种好用的保护机制,它让晓言感到很舒服,她不用触碰自己的真实感受:有什么不好,全怪父母就好了。 但一次次放弃机会,一次次逃避之后,慢慢地晓言察觉到,保护层正在侵蚀她。 家庭不幸已经开始影响她的行为、左右她的选择、定义她的人生。“它变成了我的自动化思维。” 后来在大学期间,晓言接触了心理咨询,一些改变就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了。 “咨询师让我感到安全,我的感受、恐惧都能被看到、被接受,最重要的是,我不用感到羞耻。Ta像我朋友一样,很支持我。”她笑着看了我一眼,补充道:“你也很支持我,但不一样,你替代不了Ta。” 然后,晓言开始做到那些原来她认为绝不可能的事情:重新解释经历,重新建立安全的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她回到小时候,改变了那些经历。 我问她,有什么想要和那些曾经/正在被家庭不和而困扰的人们说的呢? “赶快挣钱早点儿搬出去啊!” 说完她又发出了鹅鹅鹅的笑声,过了一秒她认真地说:“我们心里也许都受过很严重的伤,我知道那种痛苦,也许白天、开心的时候不痛;但在噩梦里,难过失望的时候,一定会隐隐作痛。但是,这个伤口只是我的一部分,它不能定义我们是谁。” 你也许经历了很多痛苦, 但别让它定义了你。   后记: 双亲冲突是很多原生家庭中存在的问题,有多少人在微笑和乐观的面具背后,隐藏着创伤和痛苦。 我们希望能够告诉那些被类似问题困扰着的人们,背负着创伤,你的确也可以不断前行,但卸下来,你会走得自在些。 以下是我们筛选出的6位善于处理原生家庭问题的咨询师,希望他们能够帮到那些曾经/正在受到父母不和影响的人们。           点击查看更多擅长解决家庭困扰的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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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完美,但也足够好

一、什么是足够好的妈妈? 二、在认同母亲这个身份中,会有哪几个关键点影响着女人? 1.无助感 2.内疚感与补偿 3.爱与恨的承袭 4.分离与独立 三、困境中能否有新的选择? 1.看到真实 2.回归自己 3.有边界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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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喧嚣的生活中停下来去觉察自己的心,在这里要把它变成一种习惯,几次的练习,已然感受到因为体会当下所带来的愉悦和满足,当然,这也得益于大家在一起时营造出的支持和宽容的氛围,让我们靠近正念,接触生活的本质。 每周四晚的正念的学习已经进行了几次,虽然隔着网络,仍能充分感受到练习时的安静、专注,和分享讨论时的热烈和投入。                                                             正念觉察   正念觉察是指有意识的对事物不加评判的觉察,保持清醒地如实地观察一切。 生活中,很多人都有因情绪带来的困扰,也可能用了很多方法,参加了很多学习去进行情绪管理,要管理情绪的前提,是对情绪有了解,觉察是第一步。当愤怒、悲伤、兴奋来的时候,你感受到了吗,还是在结束之后才有了感觉? 缺少觉察会使我们在情绪来临的时候浑然不知,造成情绪慢慢积累,而意识到时却发现已经被情绪影响,被卷入情绪的洪流,被它吞没,或者将情绪引爆,伤及别人之后又回头自责。 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不觉,因此,觉察本身就是一种疗愈。 不评判有三个内容 1. 不评判就是不分析 当念头升起时,不去分析它从哪儿来,它为什么会来,它代表着什么,是不是我今天状态不好,或我怎么又这样了。 念头升起了,它就升起了,不迎不追不拒,这就是正念觉察。 2. 不评判还意味着不二,即不分别 没有一颗分别心,对发生的一切,或是截然不同的体验平等看待,平等接纳。无分别的前提就意味着全然地接纳,修好接纳心就容易修平等心了。 3. 不评判还意味着不贴标签 培养我们洞察事物的能力,要想见到事物的本质,必须如实经验,而不给这个经验上“色”。 觉察的作用  觉察能帮我们理解精神机制的实质,对情绪及情绪的反应做探索。 这样的过程会让我们发现,我们对情绪的反应是怎么影响我们的,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解能提供另一种更合理的情绪处理方法,将旧的心理模式转变成全新的模式。 觉知正念的瞬间,如同黑暗中的烛光,刹那中将我们带出痛苦的深渊。因此,觉察本身就是一种疗愈。 觉察的内容  1. 情绪 情绪对我们来说,首先是信号的作用。 情绪让我们采取行动,我们自身的情绪信号会提醒我们问题出现,我们会立刻采取行动避免或逃离这个场景,处理危机情境。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为我们所用。 但当情绪反应指向“自我”时,试图通过找出自身问题来处理情绪的方式,比如: 我是怎么了,这都是我的原因; 我不应该有这种反应,我一定要从这种状态中出来; 我真笨,我把一切都毁了。 这种情绪反应的本身就会成为真正的问题,将情绪的矛头指向了自己,长此以往,抑郁也会来到身边。当我们把情绪当做敌人时,我们就会与自己做对,把自己推入了陷阱。 而如果我们在觉察中能理解这些情绪波动是怎样激发旧的思维模式,而这种思维模式又是被过去的感受累积起来的,那么就会容易放松一些,对自己更宽容和理解,过好现在的生活。觉察帮我们拓宽了看问题的视角。 2. 思维 对思维的觉察就是尽量从容地去留意有什么念头经过你的脑海,或者是什么画面。 这些念头是我们对情境的解释,它们会产生不同的情绪反应,这点大家可以参照情绪的ABC模式。这告诉我们我们对情境的解释才是引发不同情绪的原因。比如: 你会很容易地回忆到的是,当你心情不错的时候,你会很清楚地发现这些想法都是歪曲的。 但是,当你心情非常低落甚至抑郁时,这些想法就是真理。 对思维的觉察可以发现那些经过我们头脑的思维,它们是怎样影响我们的。同时,我们也会发现,想法只是想法,想法不等于我自己。 3. 身体反应 医院里有很多因为疼痛、身体疾病而去就医的人,但是查不出病因,它们也解释不出这些疾病的来源。事实上,这些病痛大部分都源自于心的疲劳和压力。 我们的身体是进化过程的产物,它帮助我们最早感知环境中的危险,并做出应对。身体和我们的无意识连接非常紧密,身体是一个高度灵敏的情绪接受器。 但是,生活中忙碌的我们容易察觉到心情的变化,但常常无法觉察它对身体的影响。如果我们不想应付这些对身体的紧张感,就会对身体和头脑的无意识造成更多的压抑和问题。 而现在的研究发现,我们关注自己的身体是一种学习和成长的方式,它可以提高你的社会交往的效率,甚至增进治疗效果。 4. 行为 生活中,当我们发现出了一些状况,我们常常的做法是采取行动。 我们认为这是我们要承担的解决问题的责任,为此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即使我们发现自己已经精疲力竭时,仍不能放松自己的要求。 当为了完成这些任务而采取策略来应付时,如果放弃了那些看似“不重要”的日常活动,而实际上这些活动能给自己带来快乐和放松时,这会加重我们压力,使自己变得更加疲惫和枯竭。 这四个方面互相作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正念觉察会让我们在忙碌的状态中,找到那个间隙,停下来,看清自己的心,而不会让自己盲目地被身边的事物牵着走。 (本文为咨询师个人的正念网络课程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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