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见过凌晨4点的办公室吗?

写这篇文章之前,我特地问了就职于某巨头互联网公司的朋友:“你们加班那么严重,你怎么平衡工作和生活啊?”

他一脸淡定,说:“我不用平衡啊,工作就是我的生活。”


众所周知,日本的加班文化是出了名的严重。BBC曾对日本工薪族进行过报道记录,发现只有那些愿意并能承受长时间加班(working long hours)的员工才能说服公司留下自己,成为凶残战场中的幸存者。

甚至“
过劳死”(karoshi)一词最初就产生于日本。

而据说,北京某互联网公司招了个日本人做研发,上班第一天就对部门同事说:“我在日本是个工作狂,每天都很晚回家,希望大家能跟上我的节奏。”

一个月后,他辞职逃回了日本,扔下一句话,“
你们这样加班,整天睡在公司是很不人道的!”(节奏可不是那么好带的。)

也许这只是个用苦难熬出来的段子,但加班、无止境的加班、加班致死,这些却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

而我们今天就想要和大家聊聊这个年轻人避不开的话题:
加班(overwork)
 


 

逃得了北上广,也逃不掉加班



给你一张机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大理来段邂逅,西藏洗个灵魂。而在这一切结束之后,不得不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你翘班甩掉的那些工作,都等着你回来加班加点完成呢!

在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无论是北上广深,还是二三线城市中的年轻人,都把事业、工作看做生活的重心。

而其中又有一些职业和领域的加班现象尤为严重,以
互联网、IT为首,深夜12点灯火通明的大楼在北京随处可见。深夜走在商业区常常有这样的感受:一群群年轻的生命,燃烧了自己,照亮了整个城市。

除此之外,另一些特殊行业的从业人员也面临着无可奈何的加班。例如,
医护工作者是基本不存在“准时下班”的情况的,并且即时在休假中,也要处于随叫随到的待命状态。

 

那么人们到底因为怎样的原因,
非要加班不可呢?

 

  • 单纯工作量过大(job demand):可能因为目标设置不合理、上级指派任务过多;

  • 工作效率受阻:办公室干扰物太多,工作时容易分神,导致效率低下,不得不用更多时间弥补;现在很多公司采用的“网吧式办公”,看似是拉近的权力距离,更加扁平化,但其实却造成了更多的干扰。

  • 工作设置不合理: 包括分工不明确、角色模糊(role ambiguity)、沟通不畅(lack of communication)、员工掌握的自由度过少(high strain );


除了在工作场所消耗额外时间,加班其实还有一种隐性的形式,即工作事务突破边界闯入人们生活的每个缝隙:在周末查看邮件,回复同事、客户的信息,这些日常琐事也会占用精力和大量时间,使人们处于“精神在线”的状态。

小编自己的感受是,生活中随时随地在找选题积累素材,看到什么事情,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能不能写?它这个文章哪里写得好?

我的一个程序员朋友,洗澡的时候脑子里都在review代码。

 


在互联网时代,很难有边界清晰的工作。几十年前的工作以体力劳动或机械作业为主,下班就是下班,离开岗位之后的时间是完全属于私人的。而现今的时代,对大部分脑力劳动者来说,下班只是意味着“换个地点继续工作”

这种“加班”在某种程度上讲是自己主动选择的,隐性加班的员工们可能想对老板说的是:“我们的关系,全靠我的内部动机在撑。”

这或许是信息时代在人们身上产生的副效应,给人们的大脑盖上了精神印章。

 

 
 

“感觉身体被掏空,我累得像只狗”



无论是社会学、心理学、医学的大量研究,还是你爸妈分享的爆款养生文章,已经有太多的证据表明了:加班会对身体、心理健康造成极大损伤。例如:

  • 增加肥胖、患糖尿病的风险:胖是工伤

  • 心血管疾病

  • 肌肉骨骼疾病、关节炎

  • 癌症风险增加

  • 失眠、睡眠障碍

  • 饮食不规律造成的肠胃疾病

  • 抑郁、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

  • 影响整体幸福感:降低生活满意度,影响亲密关系

  • 工作倦怠(burnout):指工作量过大、工作时间过长所导致的精力耗竭、消极情绪增多的身心俱疲的状态。
     


这个列表可以无限地增加,但似乎都是指向员工自身的,上班族被无情的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在加班中被充分地利用了起来,公司和老板成了加班的受益者。

网上就有段子说:

对待加班,管理者需要掌握尺度,既要保证工作顺利进行,又要满足员工对生活质量的需求,有些领导就因为掌握不好这个度,生意蒸蒸日上越做越大。


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盖洛普咨询公司的调查显示,美国10.8%的员工曾被诊断为抑郁,而光抑郁这一项,每年就造成230亿美元的损失。因为工作倦怠产生的绩效损失以及经济损失更是不计其数。

加班是一个回报递减的过程:对于员工自身,长时间持续工作会损伤大脑认知功能,减弱记忆力和注意力,而在工位上多付出的那些时间,其实是“不出活儿”的。

从公司的角度,加班所引导的其实是一种
假性出席(Prensenteeism)的状态:是指因为身体或心理上的疾病,导致个体虽然勉强来上班,却实则没有任何工作效率和产出

也许你也有这样的体验:身体坐在工位上,心思却不知飘到何方……时间一点点流走,但同事们却都没有“下班”的意思,也许同样的疑惑弥漫在每个人的心中,但谁也不敢迈出第一步,只得用抖腿来诠释自己的焦灼。

统计结果表明,假性出席所造成的生产力损失、以及公司付出的成本,其总和甚至高过旷工带来的损失。

 

 


“下班”为何成了件艰难的事?
 


当你看完上面这些加班的危害之后,或许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so what?

虽然明知加班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有百害而无一利,但每一个人都在活生生地诠释着“
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生命换绩效”。

我们为何口口声声喊累,却身体力行加班呢?

 

  1.  加班文化和群体压力

    有一种理论认为,整个大环境是病态的,所有人,从搬砖到高管,都处于一个由经济激励、企业文化、和技术发展的漩涡中受到冲击。

    “他不走,我也不敢走”、“你不乐意加班,那我找愿意的人来替代你”。这些外界压力使得加班成为了一种常态(norm)。

    没有人真正制定了加班的规范,我们都只是
    对那些我们无法控制的宏观力量做出反应,用脚投票投出了加班。
     


     

  2. 个人价值的体现

    努力和忙碌成为了新时代的美德,似乎所有人以有奋斗综合征(striver syndrome)为荣,认为只有努力工作的状态才是有价值的,其他任何放松休闲的都是罪恶和浪费时间。

    文章开头的那个工作狂朋友,他曾跟我说:“
    好像我要比别人都努力,我才有活着的价值。只有一心扑在工作上,我才能找到意义感。” 
     

  3. 加班其实是一种逃避
     

    很多研究者认为,工作压力比生活压力要小得多,生活中的大多数事情都没有固定的规则,比起这种不确定性给人带来的焦虑的恐慌,工作上的一点压力显得不足为道。

    因此对于一些人来说,
    工作成了他们的避风港,一个让人感到自信和可以控制的地方。他们宁愿在办公室里躲得久一点,也不愿面对琐碎的柴米油盐。

无论出于怎样的原因, 当你将利益刺激、权威、扎根于内心的需求、动机结合起来,它似乎变成一种强大的力量,混合成一杯醉人的鸡尾酒,使我们强忍着咽下。
 



 

难道我的青春
就注定献给加班?



电影《人生遥控器》中,男主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忽略了家庭。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刻,才握着儿子的手,说出“Family first”(家庭第一)。

日剧《逃避虽然可耻但是有用》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那些有所感悟的时刻,往往都伴随着悔憾。


这些话当然是出自“过来人”之口,他们经历了一生,然后教导年轻人,不要忙工作,要注重生活中被忽视的美好、诗和远方。

但无论是出于经济因素、毒性的大环境,还是那些“无可奈何”,有一些人依然会在懂了所有道理之后,选择加班。

既然如此,
那我们来看看如何健康地加班吧?
 

  1. 做好时间管理,设置工作优先级,不要让回复邮件等琐碎的事务占用整块的工作时间。

  2. 减少工作环境中的干扰物,一个整洁的桌面就可以使效率提高不少。

  3. 设置日常惯例(routine),减少规划和决策(要做什么)造成的精力消耗。

  4. 心理健康状态是对人的日常影响最大的因素,却也是最被忽略和低估的。花些时间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例如,在周末做一些冥想练习,每周和咨询师约谈,都可以帮助减少焦虑和抑郁情绪所带来的困扰。 


​​​​​​​生活的每时每刻都在做出选择,我们不想倡导哪一种价值观一定是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所追求的东西,但只愿我们在老去的那天,回想过往的时候,有憾而无悔

 

我热爱加班,加班使我进步

 

References:

Bannai, A., & Tamakoshi, A. (2014).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long working hours and health: a systematic review of epidemiological evidenc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work, environment & health, 40(1), 5-18.

Carmichael, S. G. (2015). The research is clear: Long hours backfire for people and for companie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Hemp, P. (2004). Presenteeism: at work-but out of it.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82(10), 49-58.

Kuroda, S., & Yamamoto, I. (2016). Workers’ Mental Health, Long Work Hours, and Workplace Management: Evidence from Workers’ Longitudinal Data in Jap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RIETI).

Van der Doef, M., & Maes, S. (1999). The job demand-control (-support) model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 review of 20 years of empirical research. Work & stress, 13(2), 8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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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