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精神分析师(下)

文章选自:(2009).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45(4):483-503

作者:Lore Reich Rubin, M.D.

翻译:周四文献学习小组(张自强、刘振中、黄思思、陈婉迪、丁梦蕾、韩晶晶、李盼)

策划:张自强
 

我痛苦的主要原因还是美国与家乡的巨大差异,它的习俗、人际关系、着装、面容和行为都不同于我既往所了解的。我感到自己与同龄人格格不入,我可以将这描述为一种认同危机或是一种与自我概念和自我理想的疏离。不管使用何种精神分析术语,它感觉就像一种混乱,一种困惑,一种找寻稳固自体感和归属感的挣扎。我曾读过Eva Hoffman (1991) 等人的作品,从而意识到我的经历并不是独一的。但我也读过很多难民的故事,他们似乎更平静地度过过渡时期,或至少没有细想这些感受的记忆。也有可能,因为他们已遭受了如此极端的创伤,所以适应在美国的生活似乎是一个小问题。我十岁时来到美国,因此大部分适应都发生在我的青春期阶段,而它本身就是一个适应期。另一方面,移民美国终结了欧洲对我生活的压迫威胁,使我从此过上更稳定、可预见和安定的生活。

 

与我们在欧洲普遍感受到的威胁相对应的是我父母对精神分析的激情。对他们来说,精神分析可以拯救世界。它的洞见可以改变养育孩子的方式并让世界摆脱神经症。这一观点得到了他们众多同行的认同,包括安娜·弗洛伊德——然而她的父亲西格蒙德似乎在一战期间丢掉了他的乐观主义。我的父母对他们的目标和贡献给予了高度重视,这是我在现代社会中很少能学习到的。与此同时,他们与同事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特别是那些与他们有同样政治观点的人。这些关系,至少在我母亲身上,延续了一辈子。

 

在我成长中,我盼望着能跟随父母的脚步,进而带来同样的兴奋和融洽,但我加入精神分析团体的时间稍晚,在我进入时,精神分析已经是一个保守的职业,思维僵化——至少在那个时候——沉浸于正统之中。激情和探索的光环随之消散,在许多正式的晚宴招待中,同侪关系变得正派且正式。

 

然而,作为一个孩子,我只见证了父母对精神分析的情感。直到在我毕业并慢慢学习专业之后,我才开始理解父亲和母亲所做的真正贡献。即使并不常被提及,我的父亲最早认识到阻抗分析其实就是性格分析,是力比多愿望和与之对抗的防御之间的妥协形成。他也理解移情阻抗深嵌于这些性格防御中,因而需被首先分析。我认为他对负性移情的强调是过度的,这源自于他与权威之间的冲突。我很快意识到,可能是由于我自己的挣扎,很多的病人会为他们的正性移情深感羞耻,而这种羞耻会导致分析中的强烈阻抗。他后来对“身体盔甲”的研究在我的精神分析教育和发展中并没有被看成是“分析性的”。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在我的思想中,身体僵硬防卫着情感,而他则开启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发现。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对父亲在1934年被精神分析协会除名一无所知。除名是由于IPA领导层政治性的动机,这在安娜·弗洛伊德的信中已有充分记载,而信可以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档案和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找到(见Reich Rubin, 2003)。父亲的除名推动他进一步地关注身体心理治疗,或许部分原因是反对古典精神分析“不触摸”的指令。尽管他延续对负性移情的兴趣,但是我不清楚他是否考虑过唤起正性性欲移情的危险性。或许他已不再在意。显然,被IPA除名对他来说是一个严重创伤。其后,恩斯特·琼斯“掩饰”说我父亲自愿退出IPA,这一说法已被充分证明是不真实的 (Fenichel, 1934)。我母亲对精神分析发展的贡献只发生在她与我父亲山顶分别之后。在那之前,她或许是太年轻缺乏经历,或许是,我认为在我父亲的阴影下显得黯然失色。在离开柏林后,她来到布拉格,并在紧密的小型精神分析团体中茁壮成长。这个由Otto Fenichel所领导的小组,将令人兴奋的思想传递给我(我当时大概八九岁),虽然我并不理解他们所讨论的问题。

 

在所有的这些精神分析家当中,我的母亲主要因为她发表的关于自恋、移情和反移情的论文而备受尊崇。在(反移情)这一点上,她会时不时地会被一些客体关系学派的分析家挑战,认为反移情只是偶尔发生的,并非是无处不在的,也不是精神分析观察中的首要的因素。最让我震惊的(只是在我自己最近的精神分析发展当中),是她只用了三句话就简明地总结了母婴关系当中的动力性冲突,她在这方面并非专家,但却非常准确和知识渊博。

 

其实我并不是因为很敬重我父母亲的工作,才选择精神分析作为我的职业。相反,母亲长时间与精神分析机构和社团工作,在晚上她还要跟来访者工作,一天下来行程都特别满以及之后还有志愿性质的教学工作,我因为这部分而推迟了自己的精神分析实践,这就意味着她除了周末和假期以外,几乎没有什么时间跟家里人待在一起。她在晚上不是跟来访会面或者教学,就是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写论文,这些论文在她死后才整理成册(Reich, 1973)。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极度厌烦这些论文--也就是说,我自己不得不花费很长的时间,来拒绝阅读这些论文。最后,我还是让我自己阅读了他们,我又再次被母亲深刻的描述和准确的假设所打动。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目睹了我母亲(辛劳的工作),精神分析这个职业已经被抛诸脑后了。相反,我试图研读历史,几乎不看心理学的内容。毕业以后,我发现读研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于是我开始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尝试,放弃在托儿所的工作和晋升机会。不久以后,我意识到我对于小孩子几乎没什么能力。在自己的人生中继续艰难爬行,我想我可能还是会成为一名心理学家。我母亲反对我的这个想法,甚至搬出了几个重要人物,像Ernst Kris和Kurt Eissler ,他们都试图说服我去医学院,因为要是我没有一个医学博士学位,我在精神分析当中就可能会是“二等公民”。没有医学博士学位的Kris,对于这一点特别确信。他告诉我他是APsA中特殊的一员,在协会里他只能培训一些想要参加这个协会的成员(在APsA的那段时间里,几乎不可能去吸纳非医学背景的会员)。在很多时候,在我的脑海里还没形成心理学家不是精神分析家的概念,但是我学医的压力非常大。与此同时,我的母亲对我没兴趣读弗洛伊德而深表失望。她希望我对于她在临床上所体验到惊人发现有着同样的感觉。若干年后,我很讨厌承认:正是因为她的压力,我才一直拒绝阅读弗洛伊德。与此同时,无论我做了什么选择,我的父亲都感到满意,但是他怀揣着我可以出名的愿望。

 

尽管有来自父母的压力,但我的第一次个人分析仍然吸引了我,并使我的职业选择成为可能。分析,并不是提取和恢复已遗忘的记忆,而是去拾取记忆中被遗忘的情感,这些对我来说都非常有启发,颠覆了我原有的认识。我相信,当一个人第一次和另一个人的潜意识相连接的时候,会感觉到敬畏,也会知晓,对于个体本身来说,有着一大片未知的领域。这就好像是,一个人认为自己已经有了一份完整的地图,却又偶然发现地球上一片无人知晓的领域。呈现在我眼前的无意识揭露的可能性,把我深深的吸引住了,我感到很振奋。选择成为一名分析师真是太吸引人了。我不再只看到工作了很多个小时,疲倦又充满压力的妈妈,我还感觉到我可以从事一个崭新的、还未探索过的领域,不仅是我自己,也是对很多人而言。

 

 回顾这种情感被揭露的经历,我再一次被分析是多么的接近内心和来访者所打动。这并不是在重温当时的“移情”,而是在回味移情中的抱持。它为我对职业的确信奠定了基础,并贯穿了我整个职业生涯。这样一种饱含情感的洞察力,无论它是因为分析中的移情或是抱持而形成,都是治疗中的改变和治愈的基础。

 

为了实现我成为精神分析师这个目标,我绕道而行,历经了严格的医学教育和精神病学的住院医师实习。这并不是一种轻松的转变;,医学和精神病学对个体处理生与死的情景时抱有浓厚的兴趣,甚至带有戏剧性的兴奋。但我很确信,之后跟随我学习分析的学生中,曾经毕业于心理学专业的,可能会比医学提供更丰富的专业背景。他们阅读了更多专业领域的文献,也似乎更偏向于理性化。然而,美国的心理学家如果想获得分析的训练,却不得不通过“上诉讼”,或是去和某些暗含的“行业限制”做斗争,即APsA曾提出在进入APSAA{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学习精神分析之前,要求先获得医学学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医学生相较于非医学背景专业的学生,会更早地面临生与死的问题,帮助我们更早地承担责任和变得成熟。

 

当我在1957年申请精神分析培训时,正是它最受欢迎的时期。当时的申请人数远远超过了给出的名额,而且当时的各种学会和机构也比现在要少得多。选拔的过程非常严格且充满了审判性,是基于对申请人的很多评判,比如“可以被分析的”,内省的,有悟性的,有亲和力的。 我相信,被现代描绘成是“古典”时期的20世纪20年代的所有鲜明的性格特征,都会因为过于神经质或是不够稳定,而被精神分析的训练拒之门外。而最后,只有“刚刚合适的”和“富有责任感的”才能被接受。那些已婚的、不再寻找其他伴侣的,努力工作又专心的,一些表现出强迫倾向而非癔症特征的人,被接受了。 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是因为那些大量在领域中毫无建树的分析家们,致力于保留住所谓的“正统”,他们认为只有正统的东西才能进入到分析领域。而这样的正统和精神分析学会的刻板性留存至今。

 

1970年伊始,学术界开启了一场针对“自我心理学”理论的革命。在我看来,实质上,这是针对纽约精神分析学会及其下属机构,美国政治学会(APsA),针对聚拢在安娜弗洛伊德周围(Anna Freud)的IPA会员,自组织内部发起的,对领导权的挑战。海因斯.科胡特提出了自体理论,吹响了革命号角,众多学派思潮涌起,分歧与新锐观点聚焦在拉康和梅莱尼.克莱因的客体关系,人际沟通,主体间关系,“此时此地移情”等理论上。这些新潮理论为学界增添了活力,引燃了思想火花。

 

我最早在纽约精神分析学会受训,并且十分看重这段经历。在精神科住院部里,听过很多病人,但我不能够把他们的语言组织成任何连贯,有意义的实质性表达。而这段精神分析培训经历让我大开眼界。我学着去理解话语以外,潜在的含义,围绕理论框架,形成我自己的看法。我的老师多是成就卓著者,最出名的要数埃迪特·雅各布森Edith Jacobson, 她秉持着非常清晰的理论知识,远超越于其所属时代。她的想法包括:客体表征、理想化与真实表征、自体感和理想化自体之间的矛盾,理想化客体表征这些概念。正如佛洛依德所描述的,伯塔伯恩斯坦也清楚的展示了这一机制在制造恐惧症方面的作用。我们的周围尽是诸如Hartmann, Kris Lowenstein, Margaret Mahler等这些理论学家。于我们而言,学会无异于精神分析的“圣地”。我毕业后,丈夫得到了一份在匹斯堡的工作。此前,我的导师Robert Bak告诉我说,Hudson以西就没有精神分析师。(美国地名很多,不知道这个hudson是位于纽约州的,还是其他州的城市)。

 

所以,丈夫和我曾约定,先定居纽约,等我完成冗长的培训之后,再选择其他的住址,我们去更有利于他职业生涯发展——可以研究经济史的地方。他去了匹斯堡大学,当时学校迅速扩张,招募,同时也吸引着各式人才。

 

那次的搬迁起初让我十分焦虑,它激起了我早年间因搬迁引发的疏离、迷茫、不安等创伤性体验。因为没有人坐下来和我解释这些“规则”,所以我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去感受不同的民俗和文化冲击,这也让我回想起了移民美国的经历。这些境遇在我重新调整职业生涯的过程中显得尤为真实,我花了两年时间重新找到工作,花了更久的时间,才开始接手新的精神分析实践。

 

我带着一个三岁的孩子和一个婴孩,来到匹斯堡。我不适应没有工作,我对自己的期望是成为一名职业女性。当我克服了自己的疏离感后,我意识到,那失业的两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得以放松,享受照顾孩子,并且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仅仅以女性的身份,享受匹斯堡的生活。我很庆幸我的丈夫工作的大学任职,大学所在的城市正好有一所新成立的精神分析学院。因此,在中断了几年的工作和更多年的兼职之后,我可以和我的匹斯堡的同事,继续我的精神分析师的职业。适应匹兹堡的生活并不容易:理解这个新学院的“规则”和习俗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在我完全被接纳之前,我不得不摸索着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和职业环境。我来到匹兹堡的时候,没有任何关系来帮助我找工作以及进行实践。正如我所了解到的,一个没有关系和当地人推荐的精神科医生是不容易被录用的。我花了大约两年的时间,对我的同事们有了足够的了解,融入了匹兹堡精神分析学会,从而拥有了足够的人脉,找到了工作,并慢慢地积累了我的实践经验。

 

我母亲曾多次告诉我,按照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的正统观念,芝加哥的分析师们强调“依赖需要”,这削弱了精神分析的力量。这个词对她和其他人来说都是诅咒,因为它不承认力比多理论是人类的基本原则。我现在觉得她的强烈反对是一种讽刺,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她身边长大的,大部分是在远离她的地方。但是当我到达匹兹堡的时候,我不理解我和新同事之间在理论上有什么不同。这些同事也不明白,尽管我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但我们的概念却有很大的差异。当我加入匹兹堡精神分析学会时,我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令人困惑的理论情境中。我在纽约接受的教育使我对结构化理论有了深入的了解,并将冲突的解决方案概念化,包括驱力和防御、妥协形成,以及构成冲突的症状和性格特征。此外,我认为,为了更明白婴儿期的冲突,移情不应该过早地解释,而是要更深入和退回到更原始的冲突中去。其目的是获得洞察力:这种技术是自由联想;解释促进了这种自由联想,并指出当情感或防御出现转换的时候,联想会摇摇欲坠。此外,只有当移情成为阻抗的来源时,才能对移情做出早期的解释。

 

就他们而言,我匹兹堡的同事大体上对“依赖需求”的新版本更感兴趣。“尽管我们都说着同样的语言,但有不同的细微差别,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这些分析师受到芝加哥学派理论的强烈影响——他们把移情作为治疗的唯一基础。”虽然他们没有使用依赖需要这个词,但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芝加哥流派的影响,以及他们后来逐渐形成了发展缺陷理论,特别是是依恋而非冲突理论。当我1965年第一次来到匹兹堡时,玛格丽特·马勒(Margaret Mahler)刚刚以分离/个体化的概念出名。我匹兹堡的同事们被她的想法吸引住了,并把它们应用到成年人身上。他们似乎也低估了超我和俄狄浦斯冲突,而这些在我的教育中是很重要的。

 

随着精神分析理论在日后数十年的进展,匹茨堡的分析家们开始引入自体心理自体客体名词,即纽约的分析家们所谓的口欲期或口欲期客体关系与特征组成,客体关系与温尼科特也同样为他们所偏爱。他们强调对母体客体的依恋,或此依恋中的剥夺;这是一种缺陷理论而不是结构性冲突的理论。然而于我而言,最震惊的莫过于除了初始会谈中的正式问题外,对性欲的提及是缺失的。自慰和在行为特征模型中诱发创伤的性幻想的掺杂,都不是地形中的部分。值得一提的是我大多数新同事对移情的态度。数年间,我们彼此交谈,因为我们使用一些词语譬如移情,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在指代截然不同的内容。然而我信赖于觉察,无论如何抵达,只有穿越转移的洞见才是宝贵的通过移情导致的觉察才是宝贵的。结果,这群人很快就高兴地接受了默顿·吉尔(1979)对“当下的转移此时此刻的移情”的创新。

 

因为我在抚养三个孩子,因此花了三年时间才申请到训练分析家的资质。只有在应用的过程中,我们取向的理论性差异才会发生。我不得不将一个案例呈递给一个委员会。他们讶异于我缺乏对解释转移的强调——直到它加深并倒退至冲突根源——以及我对内容的兴趣。他们因此拒绝授予我训练分析家的资质。这个自恋的打击因为我自己的矛盾情感而被削弱。我不希望重蹈母亲被她的学会奴役的覆辙——开不完的会议,还有政治事务。同时,由于其他申请升级的人也被拒绝,这个打击也得到了缓冲。

 

我对我母亲全身心投入的其他质疑来源于生活现实与分析家的精神健康。我的经历对我而言并独特,而与那些做了母亲的女性共享来自于那些做了妈妈的女性。每天我都时常在对于我病人的努力与思考和家庭之每天我从和病人有关的挣扎和思考中回到集中。那里,而家中还有我三个孩子发出的互动请求与需要的猛烈夹击,还有我先生,可能没有那么急迫夫那些不太猛烈的。我不得不迅速改变身份,从分析家转换为妈妈和妻子。从分析家和妈妈与妻子。我记得,我们的一个首席训练分析家 James McLaughlin (2005)讲述了他需要在他的分析家工作后,花上几个小时让自己泡在木工车间内,以减轻压力,回到他的家庭生活中去。这种奢侈品对做妈妈的女性而言无异于天方夜谭,我也认为,沉溺于内省生活确实危害了家庭生活,这使得精神分析成了一个艰苦而危险的职业。

 

对我作为精神分析家最有用的成长是匹兹堡精神分析协会的要求:所有会员要参加学习小组。这些小型的小组每周见一次面,见面,常常持续数年。在有些小组里,我们阅读文献并讨论,其他的小组,我们报告正在进行的案例。这一形式的优点是小组规模小、成员关系亲密并开始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舒适的和放松的社交网络。当我们开始信任别人的时候,我们分享我们的真实案例材料,而不是作为治疗师的人对同事施加影响。我们在没有那些“老一辈”的情况下会面(当然,我们现在也是老一辈了,但是我此刻讲的是三十年前的会面了)这并未让我们觉得被批评、被判断,而是感到被完全接纳。

 

在这个氛围中,我们听其他人如何着手他们的工作,我学到了很多不同的风格与不同重点。在我内心,一个智力成长的过程发生了。我看到有些人小心翼翼地将自己调整到初级过程,无疑是能够将深层的无意识转移的幻想,从发生在办公室内的小小的当下事件中引出。他们能够将两种在对移情解释理论上冲突的两种趋势的两种理论取向综合。幻想引出的可以是性、矛盾情感或是对立冲突的内容。其他分析家则致力于当下转移的细枝末节,并最终引出了令人深感困扰的信任与恐惧的问题。

 

所以,丈夫和我曾约定,先定居纽约,等我完成冗长的培训之后,再选择其他的住址,我们去更有利于他职业生涯发展——可以研究经济史的地方。他去了匹斯堡大学,当时学校迅速扩张,招募,同时也吸引着各式人才。

 

那次的搬迁起初让我十分焦虑,它激起了我早年间因搬迁引发的疏离、迷茫、不安等创伤性体验。因为没有人坐下来和我解释这些“规则”,所以我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去感受不同的民俗和文化冲击,这也让我回想起了移民美国的经历。这些境遇在我重新调整职业生涯的过程中显得尤为真实,我花了两年时间重新找到工作,花了更久的时间,才开始接手新的精神分析实践。

 

我开始重新思考我的理论和技术,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病人应该被不同地对待。有些病人会(在分析中)谈论他们的梦、口误以及幻想;别的病人倾向于形成跟他们治疗师之间更积极或更负性的依恋关系,我们主要是在这部分进行工作;有些病人需要对依恋的议题工作的更多,有些更人会在性格上形成妥协。在后面的这个案例中,行为上的特点经常会激发出童年里被性欲化或者在本质上就是性的创伤。我的病人当中,我发现没有人的妥协形成是源于对童年期幻想生活的内疚的挣扎,除非这些挣扎引发了创伤(作为儿童,他们的幻想被大众所曲解)。

 

我依旧着迷于创伤在神经症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这并非是要否认内在现实,通常我认为内在的体验是外在体验的反应。在我的工作当中,我并没有发现病人的的冲突的内疚幻想和他们的现实生活环境没有关系。因此,我依旧对创伤在性格发展上产生的影响感兴趣。

 

我也开始明白在我们工作当中最主要冲突的要么是我们想要帮助病人,要么就是我们对于窥探无意识地纯粹体验所感兴趣(在我的早年受训经历当中,想要“帮助病人”可能会被定义为“拯救幻想”,这样的一个理想化模式基于弗洛伊德的概念,这样的概念是我们正在做出的科学探究)。我也开始重视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克莱茵、自体心理学、拉康、荣格以及古典的关于驱力和防御机制的自我心理学、客体关系,主体间理论、以及别的许多在这里难以提及理论观点。我认为一个分析师应该是灵活的和不拘泥于某一种理论框架的,以便自己能够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病人。这种想法有助于我们研读小组在这些年中去阅读不同的理论观点以及帮我们小组学会去尊重那些理论。这个想法是复杂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得到。决定采用哪种理论方法是因为我们想要对临床上有所帮助以及了解哪种工作方式适用于个体。在临床当中要是一种方式不起作用,也许我们可以转换不同的工作方式。工作方式的灵活性让我更享受我的精神分析工作,这也激发了我去思考“我是否在(对病人)做正确的事情。”

 

为了让精神分析发展成一个可被治疗的模式,精神分析师可能需要在态度上做出一些改变。我们应该放弃对于“纯粹”精神分析的追求,这可能会导致在临床上引起非常多的争论,以及形成许多理想化的小团体。我们应该学会包容,倾听不同的流派的观点,去阅读其他流派的期刊,这样才有可能帮助我们形成一股力量。我们被所谓的精神健康的科学亚牛凡事所裹挟着,这可能会真的否认内在心灵的存在以及太过聚焦于大脑内部,不同的心理动力学方法应该整合起来,尊重在神经科学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这可能会开始消除心灵与大脑的屏障,以及证明无意识的存在以及它的重要性。

 

我现在已经从精神分析的实践中退休了,但是我依旧在匹斯堡精神分析学员的连续案例讨论会上进行教学。和年轻同事的会面对我来说非常有趣。我们一直在了解与不同病人工作的多种方法和技术。我们已经对日常移情的检查需要和了解妥协形成、防御和超越那些引导我们病人的无意识幻想达成一致。我们在讨论与反对中积极的讨论,也学会尊重彼此。在这学期,我开始对于未来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的希望,重新充满了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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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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