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生而完美,我却生成这样” | 观影《我是山姆》

文 | 年糕  简单心理 最近观影涉及的题材都很重,但我发誓今天这一部电影绝对是十分温暖的。 电影《我是山姆》的主人公Sam是一个热爱披头士(Beatles)、智力只相当于7岁孩子水平的成年男人,他在星巴克上班,虽然每天只负责擦擦桌子,给客人送上他们点的咖啡。 因为一个意外,上天赐给了他一个可爱又聪明的女儿Lucy,Lucy成了他生活上的全部,他用他全部的爱去爱他的女儿,笨拙却耐心的陪她一起成长,等她长大一点之后陪她去公园,一起躺在草地上,一起平淡且幸福的生活着。 而Lucy简直就是一个小天使。一天吃饭的时候,Lucy偶然说了一句“爸爸,你和别人不一样。” Sam的眼神有点慌张,问她为什么这么说,Lucy回答说:“你和别人的爸爸不一样。”Sam的嘴张开又闭上,好像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最后只是一直重复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而Lucy这时候握住了Sam的手: 在Lucy的世界里,能常常陪她一起去公园,一起成长的爸爸,已经足够了。 随着Lucy一天天的长大,马上快要7岁的Lucy已经认识了很多她爸爸都不认识的字,单从“智力”方面而言,Lucy已经超过了Sam。 但Lucy的老师告诉Sam,Lucy似乎在拒绝长大。 那天晚上Lucy在给Sam读一本故事书,读到一个有点难的单词的时候,Lucy突然说自己不认识那个单词,但Sam明明以前听她读过这个词,在Sam的逼问下,Lucy终于说出了理由:“你不会念,所以我也不想念。” Sam的眼中闪过一丝心疼和自责,很认真的对Lucy说:“听你念我就很高兴了。” 但平静的生活没能持续下去,地区教育官员发现了这个特殊的家庭,他们发现Sam7岁的智力水平和星巴克小时工的工资连自己都没法照顾好,他们认为Sam没有能力照顾Lucy。 Lucy被暂时交由儿童福利院照顾,等待法庭作出裁决后才能决定Lucy是会被其他家庭收养,还是继续和Sam一起生活。 这对快乐的父女不得不面对分离,故事也由此展开。 需要雇佣一个律师的Sam阴差阳错的找到了Rita,一个手上同时处理8个案子,忙到连儿子的电话都忘了接的律师。 (Rita和她儿子在通话) 强悍、暴躁和冷漠是我对Rita的第一印象,接手Sam的案子对Rita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她发现Sam的朋友都是和他一样智力发展迟滞的人,能够条理清晰出庭作证的人一个也没有。 正当Rita满世界寻找能够证明Sam有能力抚养Lucy的证据时,Lucy在Sam来看她的时候,找了个借口骗Sam和她一起溜出了福利院。 不知道要去哪的父女俩又回到了以前一起来过的公园,一直呆到傍晚。 城市这么大却没有一个可以让这对父女容身的地方。 正直到有点固执的Sam最后还是带着Lucy回到了福利院,因为他知道这样偷偷溜走是“不对”的。 隔天社工问Lucy昨晚的情况,Lucy说了谎,社工问Lucy:“你不说实话是害怕伤爸爸的心吗?” “是否在你内心深处,也认为爸爸没办法满足你的需求?” Sam把脸贴在监视器的显示屏上,静静地等待着Lucy的回答,充满了不安、自责和恐慌,因为他也知道自己确实没办法满足Lucy。 屏幕的另一边,Lucy缓慢的、坚定的说:我只需要爱,我只要他当我爸爸,别人我都不要。 终于到了判决的这一天,Sam在这场判决中的对手-儿童福利院,也并不是坏人,这部电影中没有坏人,这些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只是出于现实考虑,认为Sam不具有抚养Lucy的能力,所以他们在这场判决中一步也不肯退。 他们问Sam:“你凭什么养育一个7岁的小孩?当她10岁、13岁的时候呢?到时候她会比你聪明6岁。 ” “你凭什么教育她?若你这么爱你的女儿,你不觉得应该给她更多吗?” 面对一连串的问题,一直自责的Sam终于崩溃了,他哭着说: 他没能把Lucy带回家,Lucy住到了一个很有爱心的寄养家庭中,这家的夫妻俩都很爱她,尤其是妈妈,给她布置了温馨的房间,教她画画,但Lucy还是每时每刻都在想念Sam。 (Lucy用红色的屋顶代表着“家”) 而另一边,输了庭审的Sam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律师Rita来找他,告诉他自己还能再为让Lucy回到Sam身边而奋战。 但Sam却感到深深的无力,他大吼着:“我努力试过了,真的试过了,你根本不明白,不明白试了又试却没办法成功的感觉 ” “因为你生来就很完美,我却生成这样。”  这激怒了Rita,“你以为只有你在受苦?我丈夫和其他比我完美的女人上床,我的孩子因为我工作而讨厌我。 每天醒来我都觉得迷茫,丑陋,可有可无。我知道我辜负了你,我知道我让你失望了,但现在我需要你再站起来,去把你心爱的Lucy夺回来。” 面对着突然卸下坚强面具的Rita,Sam这个一直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大小孩”第一次认识到了一个道理,“就算生命的本质是受苦,我们也应该去拼命守护些什么。” 重新振作的Sam找了两份新的工作,在必胜客打工和帮别人遛狗,还搬到Lucy新家附近。在那次庭审后,Sam第一次来见Lucy,Lucy哭着打Sam,问他为什么不来看她,问他是不是忘了她。 Sam说自己一直在想给她写一封信,但写信对他来说太难了,他不会表达,然后他把自己写的颠三倒四的信拿了出来,念给Lucy听: Lucy当然原谅了Sam。后来,每到半夜的时候Lucy就偷偷从寄养家庭溜出去,到Sam家找他。 每天都去,每天睡着之后也都被Sam抱回寄养家庭,虽然很不舍,但Sam知道,想要Lucy真的回来,就不能私自把她留下来。 (大家感受一下抱着小兔子的Lucy有多可爱……) 而Lucy一次次的深夜出逃,也终于让寄养家庭的妈妈明白了Sam对于Lucy来说,有多重要。 终于有一天,寄养家庭的妈妈抱着已经睡着的Lucy来到了Sam的门前,把她轻轻的,轻轻的交给了Sam,她对Sam说: 同样深爱着Lucy的寄养妈妈决定放手,决定将Lucy还给Sam,帮他法庭上争取Lucy的抚养权。 而感激不已的Sam同样了解寄养妈妈对Lucy的爱,他用自己笨拙的语言描绘着她对Lucy而言的重要性:“Lucy一直都没有妈妈,我觉得你就是她画里的红色,真的,你就是她画里的红色。” 影片至此也接近尾声,Lucy最终回到了Sam身边,寄养妈妈也一直关心、照顾着Lucy,律师Rita带她的儿子一起去公园看足球比赛,孩子和Rita都幸福的笑着,一个完美的结局。 《我是山姆》中没有一个坏人,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坚定却又温情。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法庭上,法官问Sam:“你凭借什么来抚养你的女儿?” 热爱Beatles的Sam思考了许久,慢慢地说:“当Beatles在写《Michelle》这首歌的时候,只写了前半段,约翰列侬补上了 I love you , I love you, I love you 三句,如果没有这些的话,那首歌不会那样好听。” 但如果只是宣扬“爱可以战胜一切”的话,绝对是我所反对的,导演Jessie Nelson在最后安排寄养妈妈的这一段,就是想要告诉我们,在Sam这样的情况下,只靠爱和耐心并不足以让孩子健康成长。 Sam对Lucy有着无可比拟的爱,但他的智力却决定他没有充足的抚养Lucy的能力,只有所有爱着Lucy且有能力的人一起抚养她,她才能真正健康的长大。 影片同时还用Sam父女和Rita母子之间的关系探讨着“父母对孩子的爱到底是什么。” 忙碌的Rita拼命工作,试图给她的孩子最优渥的环境,却被她的孩子讨厌着。而Sam却被Lucy深爱着。 似乎从影片中我们无法给爱的本质下一个定义,但却能看出孩子真正需要的“爱的表现”是什么。爱可能是一起读故事,是一起去公园,是时间,也是陪伴。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Lucy刚出生的时候,医生问Sam:“她要叫什么名字?” Sam想到了他最爱的那句Beatles的歌词, “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   公众号原创文章归简单心理版权所有 任何组织,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转载和二次修改 转载请联系:media@jiandanxinl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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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我是魔鬼的养育者” | 一桩没有结论的谋杀案

你将听到一个沉重的故事。故事引发议论,却没有结论;留给你问题,但却没有答案。 而或许,没有「不妄下结论」才是结论,「不急于给答案」才是答案。 —— J室长 文|犀犀张 简单心理内容实验室 编辑|简小单 简单心理官方编辑   一个母亲能听到关于自己孩子最坏的消息是什么?   比起你所想的,Sue Klebold 的经历还要坏上百倍。 她17岁的儿子 Dylan Klebold 和朋友 Eric Harris 一起,杀死了 12 个同学,一位老师,并打伤了另外24人。他们用了一年时间策划整件事,无人知晓。   不久,在午后的图书馆里,两人自杀。   这是1999 年 4 月 20 日,枪击案发生在科罗拉多州丹佛的 Columbine 高中。最后共有13 人死亡。   第二天,Sue 在日记中写下:   “惊骇和难以置信淹没了我。失去儿子的悲伤,为他所做的事感到的羞耻,对来自世界的憎恨的恐惧。极度的痛苦,无法喘息。”   到底发生了什么?   1.    2003 年,导演格斯·范·桑特拍摄了电影《大象》,这部电影便是根据Columbine 高中枪击案改编。在影片中,导演没有提供任何对悲剧的解读,没有试图探寻杀人犯的精神世界,也没探讨任何关于社会、枪支管理或是青少年、反社会的理论。与其说是“叙述”这件事,不如说,镜头只是个观察者。   -电影《大象》剧照-   范·桑特似乎相信 Columbine 事件并无正解,也没有预防它再次发生的配方。   可惜,这个世界并没有太多范·桑特的冷静。事件刚一发生,许多纪录片、专访就迫不及待地问世,向世人揭示“事实真相”了。 例如当年的一部纪录片中,记者采访了 Dylan的第一位好友 Brooks Brown。显然,此时的 Brown 对两位昔日的伙伴已经毫无好感,在形容 Dylan 和 Eric 在学校的处境时,他说他们是“失败者中的失败者”,是这所两千多学生的中学“最垫底的两个孩子”。   对于外界而言,就此下定论,粗暴地断定两个男孩因为受欺负而逐渐点燃了内心的暴力、残暴并不是一件难事。   除了事件本身,值得探讨的东西的确太多:当类似事件发生时,我们总是为何要找到责怪的对象?无论是天生的「恶」、暴力的游戏电影的误导,又或是孩子的父母、朋辈问题?   引发此类事件的原因可以如何剖析?甚至关于事件背后的道德划分,每个问题都可以聊上一天。 很多年后,母亲 Sue 写出了回忆录《一位母亲的醒悟》。然而,借用与她进行过访谈的心理学家 Mark Goulston 的话:如果你在寻找一个可确保你那充满敌意、忧郁、「离我远点」的青春期孩子不会变成 Dylan的保证,那么这里没有你要的答案。   2.   Sue 瘦高而优雅。事发时,她是一名社区大学的顾问,一个极其诚实的人,「甚至到了是缺点的地步」,她说。与儿子的相处,在她看来,一直以来都不错。   大屠杀发生在 Dylan 学校舞会的三天后。前不久,他刚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参观过,他打算毕业后去那里读书(已被录取)——至少,他的父母是这样认为的。   事发后很长一段时间,Sue 都沉浸在否认的情绪里。她试图告诉自己,儿子 Dylan 是被洗脑了,是被迫参与到计划中的。   「惨剧发生后震惊的余波里,我们不仅在为 Dylan 哀痛,也为他的的身份——和我们的身份。」Sue 说。   随之而来的,是愧疚。她谴责自己为什么没能识别出儿子身上的问题,没能「拯救」他。对她而言,去了解在那时看起来很正常的儿子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似乎是伤口弥合的唯一办法。   枪杀案发生后,《时代》杂志发表了一期封面为这两个男孩的杂志,用的是 Sue 最喜欢的一张儿子微笑的照片,配着大标题「住在隔壁的魔鬼」。   她以为她了解自己的儿子,以为两人很亲。但她现在知道,在超过两年的时间里,她的儿子内心都满溢着愤怒和抑郁。「谋杀自杀(murder-suicide)的一个特征是,犯罪者永远不会被认为是受害者,」Sue 说,「我认为 Dylan 是他脑海里那些东西的受害者。」     她确实错过了一些东西。直到事后翻阅 Dylan 的日记时,她才知道,那时,儿子十分着迷一个女孩——但那个女孩甚至根本不认识他。日记里满是伤害、痛苦和恐惧,感到不公,找不到出口。 类似的内容太多太多。     这部关于悲剧的回忆,令人极为恐惧、心碎、不解,因为 Dylan 并不是个魔鬼,因为他恰恰和绝大部分青少年没什么区别:有点孤僻但有爱,有朋友,与父母关系并不坏;显然,那些自杀的想法、强烈的抑郁,都被他仔细掩盖。看起来,他完全不像一个异类,一个暴力的独行者。   3.   Sue 还给了自己很多「假如」:   假如我当时知道如何去问不同的问题、不同地倾听;假如学校系统能够更敏感一点点;假如我能早点帮他约那个看喉咙的医生;假如…… 一次,在和母亲 Sue 吃饭的时候,Dylan 穿着他的长夹克,带着他的圆黑墨镜。Sue 对他说:Dylan,你这样装扮别人会不自在,你让他们觉得很害怕。而 Dylan 只是笑笑。可能在得到这身行头的那一刻,是 Dylan 第一次感觉到手握力量。   假如 Sue 能够察觉到他笑容里那一丝令人不安的嘲讽。   两个少年一起拍过一些科幻短片,例如扮演成警察,杀了欺负同学的人。这些戏剧情节使得他们可以一次形式「报复」他们平日收到的欺侮。短片里,两人穿着屠杀发生时所穿的长夹克——这就像是一场带妆彩排。   在短片的最后,对着镜头,他们发泄出了自己所有激烈的情绪。但是渐渐的,现实与剧情之间的界限模糊了。     这是关于短片最容易搜到的一张图片。其实,这是他在那次爆发中,短暂的最狰狞的一瞬。   假如 Sue 有机会看到这段短片。 所以,她要一次次地问为什么。「你在脑海中建立起一个概念,去接受那些不可能接受的事情。」66 岁的 Sue 这样说。   4.   其实,大多数父母有时都会选择最简单的方式,来应对最复杂的关于孩子的挑战。Sue Klebold 并不比任何人更糟。但只有少数不幸的父母,会为他们的选择付出灾难性的代价。 在神经科学家 Frances Jensen 的一期探讨青少年大脑特性的节目里,她谈到青春期的大脑极其敏感、易受影响,无论是对物质(烟酒、毒品)还是外界影响。她说,自己的顾虑是,在这个脆弱的时期,青春期的孩子接触到哪些外界的输入是我们不可控的;更令人焦虑的,是我们无法完全意识到这一点。 Sue 说,Dylan 出事后一段时间后,她的一位同事找到她,跟她说,自己的女儿最近有些奇怪,话很少,总躲在屋里,比原来孤僻。同事问了女儿很多次,是否发生了什么事,女儿总说没有。「如果不是你的事情,我可能就放弃了,」同事说,「但想到你,我就换了个方式,反复问她。」同事的女儿终于告诉了她真相:女儿在放学的路上,被人强奸了。   或许因此,她选择把这自己的传记写完。 在和一位研究青少年校园袭击者的心理学家 Peter Langman 的交谈中,Langman 试着安慰她说:在他认识的许多孩子自杀的人,并不是父母对待他们的问题,而是他们不顾父母的爱——即使是「好父母」的孩子,有时也会面临外界看来难以理解的挣扎。   另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对于杀手父母的指责,似乎在犯罪者结束高中教育后就停止了。没人会指责查尔斯·曼森或田莫西·麦克维(均为著名罪犯)的父母,甚至对弗吉尼亚理工、加州大学圣巴巴拉的两起枪杀案的凶手(当时分别 23、22 岁)的父母,人们似乎也没说他们「养育了魔鬼」。   但是,事实上,如果深究这个问题的话,直到我们 30 好几,大脑才进化到羽翼全丰的成年期——在此之前,尽管经历了青春期的我们,大脑额叶控制情绪的结构已经长成,但神经搭建的还不够完善。     尽管无数的谴责指向了杀手们的「魔鬼的父母」,但在 Sue Klebold 身上,我们看到的就是普通的父母。并且,她的阐述也让人们看清楚一点:我们在识别精神心理问题上做得很糟,这其中也可能包括我们的孩子。   如今的「普通父母」,似乎试图用「鼓励和爱意」与「限制和压抑」的奇怪集合,使自己焦虑的神经尽可能远离孩子的阴暗面和他们内心难解的谜题。父母不应是孩子的朋友——他们的身份不仅如此,当然更不仅仅是握着鞭子驱使孩子向前的「所有者」。 陪伴孩子带着孤独、无助、愤怒、自恋、不安,进入这个根本不公平、甚至处处有敌意的世界,「普通」父母或许还不够。父母应是的样子,大概是在孩子情绪、大脑都尚脆弱的过程中,分享他们的焦虑不安、躁怒逃避、甚至非黑即白、爱憎分明的世界。   Columbine 校园枪击案过去十七年后,Sue 写了《一位母亲的醒悟》这本回忆录。她描述自己的愧疚、绝望、耻辱和困惑,除此之前,她说,「我希望我有能力去更深究、能问那些能够鼓励他,使他开口对我倾诉的问题。」 关于这种「能力」的答案,可能要留给其他千千万万的父母了。     参考文献: "Columbine Shooter's Mother: I Carry Him 'Everywhere I Go, Always'". NPR.org. N.p., 2016. Web. 26 Apr. 2016. Heller, Karen. "Columbine Killer’S Mother: ‘The Greatest Mercy I Could Pray For Was . . . For His Death’". Washington Post. N.p., 2016. Web. 26 Apr. 2016. "My Conversations With Sue Klebold". Psychology Today. N.p., 2016. Web. 26 Apr. 2016. "Why Teens Are Impulsive, Addiction-Prone And Should Protect Their Brains". NPR.org. N.p., 2016. Web. 26 Apr. 2016.       “ 即使是「好父母」的孩子 有时也会面临外界看来难以理解的挣扎” ——微博 @简单心理 J 室长   公众号原创文章归简单心理版权所有 任何组织,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转载和二次修改 转载请联系:media@jiandanxinl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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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 | 孩子的真实感受在哪里?

最近,一篇题为《懂事的孩子,最可怜》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流传。文中写道:       “会哭的孩子有糖吃,而懂事的孩子只能认真完成任务,遵守规则,用完美的表现来争取糖……懂事的孩子,总是乖得让人心疼。懂事,是一种毒,一旦形成了这个印象,它就会绑架你坚持下去。” 在传统眼光看来,孩子懂事是家长的骄傲,是其他家长羡慕嫉妒的对象,是教育别人家的孩子的榜样。但很多被贴上“懂事”标签的孩子长大后并不快乐。他们常常会感觉到莫名的不开心、烦躁、恐惧与焦虑。 这就是,我今天想讲的故事。 她还是在约定的时间,每周一次的来到咨询室,这样的约定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了,她可以在心理咨询室里,与我谈论她的想法,她的情绪,她的感受。这一次,她一进到咨询室就说:       “这次,想讨论的问题是,我不想坐地铁。” 我轻声的问她,       “什么时候开始不能坐地铁的。发生什么了?” 她说:       “第一次是我带孩子去海洋馆去玩,起初都好好的。后来一个小孩很兴奋的说,我们要进鲨鱼的肚子里了。我抬头一看,我们的位置正是在鲨鱼的嘴边,再向前走,我们就进入黑洞洞的海底世界了。我想,天啊,那么黑,什么时候才能走出来啊,一想到这里,我感觉到心跳的非常厉害,手一下子就冷了,腿抖的厉害,上不来气,觉得要死了,我吓坏了。从那以后,我很少坐电梯,每次看到电梯里人非常多时,自己宁愿爬楼梯,一次还爬了24层,这太让我痛苦了。从此我也再不坐地铁了。” 她按照自己的理解,讲述了那次经历前后与不能坐地铁前后,发生的所有事情。她还按照心理学书上所描述对惊恐发作的理论上的理解,也谈到也许极端的、喘不过气的、不合情理的恐慌,是表达愤怒的最常见的扭曲方式之一。但是她说她的感觉还是很差,觉得有一点悲伤在胸口的位置,还有一些她说不出的情绪。 她说:       “奇怪,我想到地铁的时候,在我的意象里,那里是黑呼呼的,没有灯。也没有人。奇怪,可是身边是有很多人的。站内与车箱里是有灯的。” 我问她:       “你在害怕什么呢?”。       “我害怕地铁停在隧道里,我不知道何时可以出来。可事实是,这种情况发生的很少,而且工作人员一定会处理突发情况的,可是我怎么觉得不会有人来救我呢? ” 她一脸的困惑。继续说:       “我害怕被困在里面,我会想逃出来,我想可能会打碎玻璃,害怕自己会失控,害怕让别人笑话。” 恐惧是在表达自己的情感   我看着她,笑着问,        “不坐地铁有什么获益吗?” 她一听,有点高兴的感觉,说:       “有啊,不坐地铁,我可以自由的看看外面的景色,花啊,还有各种大楼啊,让我有一种放松的感觉。不做地铁,好象也是在表达一种需要帮助的呼喊。不做地铁,好象是在表达自己的不满:一下子就被丢在了这个现实的世界里,你要面对现在的现实,不能躲。不做地铁,实在是累了,我还可以坐出租车,让出租车司机帮助我一下,也可以与出租车司机说说话,有人与我说说话,还有你可以看到司机,你也可以看见售票员,他们会维持秩序,可是,如果你做地铁,你什么也看不到,看不到司机,看不到活人,虽然身边有很多人一起挤地铁,可是,你总是能看到他们的疲倦,早上,他们没有睡醒,晚上,累了一天,还是在睡。在地铁里,你总是会想起,自己要努力的改变现在的状况,你总是一个人在前行。如果,你坐了地铁,你就是一个独立的人了,你就是一个大人了,你要承担责任,如果能做地铁,我就会去很去很多的地方,抬腿就走,这样人是有很多的自由,我也会担心,妈妈会不会觉得我太淘气,或是妈妈担心我会闯祸,我会受到惩罚。” 在这里,她内心的冲突就展现出来:独立、自由与妈妈的束缚、担心。 恐惧,是在表达自己的情感。   恐惧源自敌意与攻击的被压抑 说起做地铁的事情,她还有很多的抱怨、不满 。她渐渐的意识到不坐地铁, 其实是她内在情绪、想法的一个表达、一个渴望。 我说,       “你也许可以看看有没有坐地铁的可能性。” 她回答的很坚定,       “也许行,但是不是现在,我好象对于不坐地铁,还有很多的话要说。” 在她的恐惧里,还有要控制的成份,可是要控制的是什么呢?是她的愤怒。 她说:       “如果,我表达了愤怒,就在在展现自己的力量,这样,我就要与母亲产生最为严重的冲突,而冲突后,是妈妈更大的歇斯底里,这样我觉得好内疚啊,怎能让妈妈伤心,她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多,她已经非常辛苦了”。 “我们这样辛苦的带大你,为你付出这么多。” 这是父母让孩子妥协的利器,有哪个孩子在父母这样的话前,还有力气说出自己的想法呢,能说一个“不”呢?也许父母从来就没有想过,孩子会高兴吗?孩子的愤怒去了哪里? 正是因为孩子对父母的依赖,对于父母的冲突与敌意,必定要受抑制。恐惧,可以避免对父母因爱恨交加而带来的冲突,可以阻止焦虑的进一步发展。 而抑制的敌意剥夺了个人认识和对抗真正危险的能力。 而且抑制的行为也会产生内在的无意识的冲突,最终让孩子产生无力感与无助感。 她的恐惧在释放她的愤怒,这也是她压抑自己的敌意与攻击性的结果。 文中来访者故事已获得来访者同意授权,并已做好改编以保护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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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phy | 你长大了,不再是无助的小孩

文|Hailan . J 两个月前,我参加了一个由简单心理策划的,主题为探讨原生家庭与父母关系,为期8周的支持性心理小组—Morphy小组。Morphy源自拉丁语Metamorphosis,原意指破茧成蝶、变化的过程。所以这个小组,也被称作破茧计划。 我们每周三晚上,在固定的时间,在微信群里约见。上周三,活动结束,小组解散。 也许21天真能养成一个习惯,到了今天,又是一个周三,突如其来的念头冒了出来,今天应该是要小组约谈了。我看了看时间,又有点伤感的想到,嗯,结束了呢。 参加这个小组的初衷是希望可以让心灵成长,同父母还有内在的自己和解。一段时间以来,同父母不断地冲突让我感到十分疲惫。虽然和他们每次的吵架之后,都是我低头认输告终。而我心中的不满也越发强烈。 而每次读到父母对儿童成长的影响,我都会像是抓到有利证据一样: “ 是的,之所以我变成这样,是他们造成的。” “ 是的,他们没有把我照顾好。” “ 是的,他们不理解我,不听我说。” “ 是的,我很难过,他们不爱我。” 回想起读大学的某一年,我给妈妈买了几件维秘的内衣做礼物,在试穿的时候,我半开玩笑办指责的怪她作为一个母亲很粗心,作为女儿的我,文胸应该怎样正确的穿戴,居然是在网上读博客学会的。妈妈的反应却让我惊讶,她露出了一个小女孩一样的委屈神情: “ 你怪我没有教你,可是妈妈也不懂啊,你的姥姥也没有教过我。都是你自己学的啊。” 然后就是老生常谈的,谁给你买内衣的钱,谁给你付留学的学费, 给你花那么多钱,不就是为了把你培养好,变成有能力的人,你却回过头来瞧不起妈妈。…简直是直击命门,让我无言以对。 我很郁闷。很郁闷。郁闷。。。。 因为看似这种局面…是无解的: 我现在这样,是因为妈妈那样; 妈妈那样,是因为妈妈的妈妈那样。 在参加小组的过程中,有一次的作业是,给父母写一封信,不要去指责,只表达感受,那次写作的过程真是让我感到委屈极了,提笔就哭,整个情绪都沉浸在幼时发生的各种场景里,充满了愤怒,委屈,害怕,无奈。 后来,又一次的作业是,把自己当做自己理想中的父母,给自己写一封回信。那封信件的每一个字。我都写得很艰难: Hailan . J: 我们希望你可以成为一个善良,勇敢,健康的人。 你要善良,对自己和他人保持尊重,尊重与接受生活中人与事物的每一面。你要诚实,诚实的面对自己, 对待其他人。 如果产生误会,就事论事的把事情和对方心平气和的澄清,无论你面对的是好友至亲,还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 你要探索找到自己喜欢的, 如果还不清楚没有关系,要不断地去尝试,失败了没有关系,做错了也没有关系,我们会在你身后尽我们的能力保护你,支持你。 我们没有办法永远在你身边,所以你要学会成长,多经历,自己去做决定,自律的生活。 爱你的爸妈   我写完这些话之后,突然觉得释然很多。我理解了爸爸为什么一直再说:“你不是一个小孩子了,你是大人了,有些事情要承担好。” 是因为内心的那个小孩子,一直哭喊着不要长大,不照顾我,不满足我的需求,我就不要长大,即使是现在的我,心智和身体都已经很强大了的今天,在遇到特定事情,那个内在的小孩依旧会跳出来,大声地哭喊。 表现的像个小孩子。 还记得那个小牛被拴在柱子上,长大依旧不敢逃脱的故事吗? 我当时觉得很搞笑,问同桌,它好笨,怎么不去试一试呢?同桌像是看白痴一样看我: “ 它一直觉得自己没长大呗。” 这句话也要送给在成长路上连滚带爬的自己,你长大了,不再是无助的小孩子,与其一直坐着哭闹,为什么不继续站起来试一试呢? ▓文章为简单心理破茧小组原创,转载务经授权。 投稿或版权合作:✉ media@jiandanxinli.com 欢迎关注公众号“简单心理"(janelee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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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丧失中幸存的故事

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 美国有三百五十万人经历过家人自杀。这些人绝大多数都在此后陷入了愧疚、和深深的悲伤。Amy Marlow是其中之一。带着对父亲的爱与不解,Amy继续着自己的人生,却遭遇了原本一直想避免的磨难。 这篇文章是Amy 十八年后所写的自述,亦是成年的她写给父亲的一封悼念信。你将在其中看到年幼的Amy经历的成长苦痛与挣扎,看到她经历的哀悼和彷徨,也能看到人性深处最强大的修复力量。 “他隐藏了他的抑郁,但我不会。” My Dad Killed Himself When I was 13. He Hide his Depression. I Won't Hide Mine. 文|Amy Marlow 原载于The Washington Post 翻译|简小单 简单心理官方编辑 1. 当你走进家里的洗衣间,看见自己的父亲上吊自杀时,你便知道,生活从此都不一样了。你无法装作你没有看到这幅景象,就像你无法装作你感受不到那份痛苦一样。 父亲自杀的那一年,我还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父亲是我的英雄,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会带着我一起驾着那辆奥兹牌汽车,打开音乐,摇下车窗,在马路上尽情飞奔。我仰起头来,看着他朝我微笑,蓝色的眼眸闪闪发光,黑色的长发随风飘荡。我们也会肩并肩坐在一起,一个小号,一个萨克斯,合演一场在别人听起来非常可怕,但对而我们而言却十分美妙的二重奏。 那一年我13岁,不懂何为抑郁,也不知道我的父亲已经静静地同他的精神问题作了多年的斗争。我不知道那个让他发生改变的东西是什么,不知道他为什么变的如此疲惫,如此沉默寡言。他越来越消瘦,带着一股沉重的悲伤。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眼里的光渐渐消失了。我们之间的音乐也停止了,只剩静默。 就像一个小小的海绵一样,我静静地吸收着我感受到的东西。我吸收着那无法言明的悲伤,吸收着那股焦虑与害怕的潜流。我全然地接受了这些东西,也不问为什么没人来给我一个解释。我感受到家里越来越压抑的气氛,它一点点地累积,就像龙卷风到来前的可怕天气。 带着这股始终没法言明的恐惧,我最终问了他:“爸爸,你怎么啦?”  他蓝色的眼睛蒙上了一层云雾,轻轻地说:“我感觉不是很好”。 我需要知道更多,于是又问:“那你什么时候能好起来呢“? 父亲什么都没说,他双目含泪。此前我从未见他哭泣过,我被吓到了。像那个年纪的所有小女孩一样,我猛撞房门,冲出了房间。我期待他追上来,给我一些解释。 但他一直没有那样做。 三天后,父亲离开了。我的童年就此终结,我成为一个“自杀丧失”的幸存者,一个创伤的受害者。在一开始,父亲的自杀显得特别不真实,就好像它还是“未完成”一样。当警察叔叔向我们解释当天早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我打断了他,问:”你能把他带回来吗?他真的死了吗?” 警察叔叔哽噎着说:“不,亲爱的。我没法把他带回来。我什么都做不了。” -小时候的Amy 与父亲- 2. 失去父亲的悲伤是如此巨大,不论是情绪上还是生理上都令人疼痛难当。我几乎是立刻就开始经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的种种症状。我的记忆不断闪回到我在洗衣间里发现父亲的那一刻,我没法把他的悬挂着的尸体场面赶出我的脑海。我在半夜惊醒,害怕如果自己睡着了,会有其他的悲剧袭击我的家庭。 然后我不停地挣扎着,试图弄明白,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爸爸要自杀?为什么他要离开?是什么让他走到了那一步。 我在心里无法和他和解。我那么爱他,可他又给我和这个家庭带来了如此巨大的痛苦。 在13岁的我看来,该指责的是那个该死的抑郁症。我视它为一个无法阻止的恶魔,而不是一个精神疾病。当我父亲病得越来越重,越来越明显时,我们家从没正面讨论过它。直到他死后几小时,我才能把那些症状和抑郁症联系起来。我直接把它和死亡联系在一起。 精神疾病似乎是一个很可怕的事,而我唯一确定的就是,我一点都不想得这种病。 对一个七年级的孩子而言,你无法自行处理“丧失父亲”这种事。我母亲带我去寻求专业的帮助——见心理治疗师。但当我和咨询师讨论起父亲的死亡时,我似乎“分离”了,不再依恋了,就好像我是在谈论别人一样。我口中吐露出来的那些话,和我身体里感受的那种痛苦似乎毫无关联。 而跟别人谈起父亲的死亡时,最好的情况也仅限于“感觉不大舒服”。更多的时候,我感到无法忍受。我尤其讨厌当我说出自杀这个字眼后,对方的尴尬停顿。我也怕类似于“他是怎么自杀的”可怕问题。我甚至还被问过“是否做了足够多的尝试去挽救他”。有一次,一个熟人称呼我父亲是放弃了家庭的懦夫。 而最最糟糕的是,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没法理解,只能想象。 于是我只能告诉自己:尝试,尝试着去理解。因为它已经发生了。这就是我的生活。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不再谈论我的父亲了。我把那股疼痛、创伤和羞耻感深深地藏在自己的身体里。我厌倦了将这个故事分享给别人听,还要试图让他们感到舒服,而不是让我自己感到被支持和理解。我也厌倦了悲伤,厌倦了那种深入骨髓的,似乎永远不会褪去的痛苦感。我渐渐成了一个可以在任何交流中避免提到父亲名字的“能手”。我也不再想他,不再思念他。一段时间以后,我甚至觉得在一开始就没有这个父亲。 从青少年时期到20多岁,我一直都带着身体里的这份痛苦。它就像一条沉睡的巨龙。我知道它就在那里,但我试着不去弄醒它。生活仍然在继续——我一直都是个聪明人,有着很多的朋友和闪耀的个性,我进入了一所顶级的大学读书并顺利毕业。 从表面上看,一切都很好。 3. 22岁那年,母亲被诊断出了癌症。恐惧和痛苦开始在我体内嚎叫。我害怕我就要失去另一个至亲了。我停止了进食,也没法睡觉。我会驾着车在环城公路上兜几个小时的圈子,一遍啜泣一遍重复地听一些伤感的歌曲。 我把这些行为告诉了我的治疗师,她说:宝贝,我想你是抑郁了。 我的诊断书就像是一份死刑判决。父亲的自杀让我对精神疾病充满了怀疑和恐惧感。我亲眼目睹过重度的抑郁症会走向哪一步——我曾活在那个最可怕的、最糟糕的场景里。我不希望它变成我的问题,当然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于我而言,抑郁症似乎更像是一个家庭诅咒,而不是一个合理的、需要被治疗的健康问题。 不过,尽管很抵触,我还是选择了药物治疗和心理咨询。 但接受它仍然是一件长路漫漫的事情。部分的我知道,我需要认真地对待抑郁症,但另一部分的我又想逃避。尽管我用尽了一切的努力想赶走因父亲自杀而产生的痛苦,但它似乎一直都在表象之下蛰伏着。 27岁那年,我订婚了。在筹备婚礼的过程中,牧师问我想怎么把我的父亲“加入”到婚礼中。我迅速地回答:我没邀请他!令我惊讶的是,牧师问我是否已经原谅了父亲,是否已经能平和地对待他的死亡。 “不,没有。”我说,“我还没找到那种平和。我甚至都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Amy 与丈夫- 我似乎继承了父亲出色的工作能力,以及隐藏抑郁的能力。我们的职业生涯都很成功。他是一名非常聪明、成功的劳工律师,在最高法院有着数百件的卷宗。而我是一个传播公司的总监,一个在我涉足的任何一份事业中都会冉冉升起的“明星”。精神疾病不是那种我会在工作中分享的话题。和我父亲一样,我畏惧别人的看法,害怕那会限制我的职场机会或损害我的名声。当我和那些悲伤、恐惧、抑郁、焦虑做斗争时,我没有告诉我的同事们。我愈加凶狠地逼迫自己,在外人面前也笑得愈加开心。 就像那些有着精神疾病的人一样,你永远不会知道他们隐藏的真相。 4. 最终,在31岁的时候,那条沉睡的巨龙终于觉醒了。在医生的建议之下,我逐渐减少了抗抑郁药物的剂量,因为我想怀上孩子。 在进行了六个月的斗争后,我变得越来越抑郁,几乎跌至谷底。我感觉到自己彻底失去了控制,过去18年所积攒的悲伤、焦虑、羞耻和创伤像海啸一般袭击了我。我的身体整个地被恐慌压制住,感觉快要死了。“抓住我”,我紧握住丈夫的双臂说:“快抓紧我,我要沉下去了。” 我的确沉下去了。那一次的惊慌失措,仅仅是之后长达一年之久的、缓慢进行的精神危机的开端。我常常想,我跌进了地狱里,不知道怎么爬出来。因为没法保持稳定的人格且丧失了安全感,我两次住进了精神病医院。我花了近6个月的时间参加一个住院治疗的项目,也离开了工作岗位。 我的人生再一次被彻底改变。 但是,随着我认真审视那破碎的,接近于尘埃般的事业、自信心和对意义的感知力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些事实的真相。严重的疾病迫使我接受抑郁和焦虑是真真正正的疾病,而不是我自己的瑕疵或错误。我发现治疗是有效的,康复也是有可能的。我慢慢地往下挖掘自己,并最终接受我是可以与抑郁共存的。我能与焦虑共处,我意识到抑郁并不一定以自杀作为结尾。 同时,这些事实帮我找到了对父亲的同情和怜悯。 -小时候的Amy 与父亲- 随着我渐渐的康复、强壮起来,我对自己发誓: 我不会再隐藏我的抑郁了。我可以把“自杀”这个词说出来。 我的这个承诺不仅仅是给我自己的,也是送给我父亲的。 因为我想分享那些他没能做到的事情。在很多年的时间里,我都被他那份刊登在报纸上的讣告所纠缠。在那份讣告里,白纸黑字上的死因是“心脏骤停”,而不是真正的自杀。(译者注:在一些西方国家,一个人去世后,家人会在当地的报纸上刊登讣告。) 我不再因为父亲的精神疾病或自杀行为而感到羞耻了。压在我身上的那种沉默的负担终于结束了。 在我开车回家的那个晚上,收音机里传来了Don Mclean的“美国派”,那是父亲的最爱的歌曲之一。尽管当时是一月,我还是摇下了车窗,调高音量,让音乐轰炸我的耳膜。我跟着曲子一路唱下去,尽情地哭泣,尽情地感受着自己的痛苦。 夕阳西下,远处的天空如燃烧的火焰,迸发出种种绚丽的色彩。 A long, long time ago I can still remember how that music used to make me smile 很久,很久以前 我还记得那首歌,是如何地 让我展露笑颜 你在哪里吗?父亲。你听到了吗? 我希望你在自由地飞翔。 纪念我挚爱的父亲 Douglas Sidney McDowell 31/8,1942 – 1/5,1996 ▓文章为简单心理咨询师编译,转载务经授权。 投稿或版权合作:✉ media@jiandanxinli.com 欢迎关注公众号“简单心理"(janelee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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