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道,与谋杀

《香水:一个谋杀犯的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        主人公葛奴乙刚出生便被母亲一脚踹到了臭气熏天的死鱼堆里,自己的一声啼哭把母亲送上了绞刑架;        在孤儿院度过童年又被卖到皮革厂做童工,主人在交货转身离去时便被强盗割喉惨杀;        然后是漫长的少年,在获取香水师的赏识转做学徒时,皮革厂工头又因酗酒而溺毙;        当他为寻求制作香水的更高技法而离开巴黎,香水师则怀揣着一百种精妙的配方和自己的房子同沉河底。        在巴黎,葛奴乙杀了卖水果的姑娘,在格拉斯,他杀了14个女人。        杀人的目的仅是制作一瓶传说中法老的香水,而人的味道,处女的体香,是最后一味基味。        ... ...       注:电影为梦工厂和百代出品的惊悚电影,改编自帕特里克·聚斯金德的小说《香水》。 一、味道,是他维系生命的象征 普通人平均能够辨识4000种气味,而葛奴乙可以辨识出上万种气味。出身于味觉刺激极限的环境,并因这种刺激拯救了自己的生命,因此,味道成为葛奴乙维系生命的象征。 味道取代了母亲的角色,成为他存活和成长的容器,成为他依恋的客体。葛奴乙就像“洛伦兹的小鹅”一样,只是没有看到母亲,但“看到”了味道。 味道,意味着葛奴乙求生本能。葛奴乙贪婪地嗅着一切,包括一些常人看来肮脏浊臭的物体。 而味道的逝去,则象征着生命的结束,葛奴乙绝对无法忍受这种消逝带来的死亡焦虑,因此,对味道的保存有着强烈的本能色彩。 在葛奴乙的世界中,味道还被赋予更为广阔的含义。味道是葛奴乙用来和世界保持联系的一种方式。 在孤儿院,没有人理会他,他只有和味道玩,味道在这里外化成一种游戏的客体。其实,在葛奴乙的潜意识中,味道也已然成为一种虚幻的内在客体,让他不至于过于孤单。 二、味道,保存与剥夺 可惜,即便是最温情款款的味道,也是稍纵即逝的,是不稳定的。 早年不幸坎坷的经历使葛奴乙心中充满了被剥夺或被迫害的焦虑,他一直在寻求保存味道,实则是在克服这种被依附到味道上的被迫害焦虑。 这种焦虑第一次被激发是他在巴黎误杀了那位卖水果的少女,当葛奴乙贪婪地嗅着少女尸体的每一寸肌肤时,突然感到了生命的逝去。 是的,他需要牢牢控制住这种味道,否则,他永远无法获得母亲般持久而宽容的爱,内心中那些飘渺如浮云的内在客体随时都有可能碎裂。 三、味道,与人的连接 葛奴乙虽然成年,但内心世界依然处于婴儿的状态。他无法分清现实和幻想的界限,没有稳定的客体关系,甚至杀人都不会内疚。这些都是典型的前俄狄浦斯期的表现。 葛奴乙唯一一次成年后的流泪,是他站在刑场,目睹着众人在他的神妙香水的熏陶下忘我地互相亲昵、做爱。那一刻,葛奴乙感受到了孤独,站在世界巅峰的孤独。 我猜葛奴乙此刻在羡慕,羡慕众人具有这种人的关系。他需要人来充当客体,而不是味道。他手里唯一能和人建立联系的只有手中的这瓶惊世的香水。 他太渴望了,以至于只有让自己被人们吞噬才觉得重新拥有这个世界。这样他就永远和人在一起了。他不再孤独,不再担心被人迫害,也不再等待,他就是别人,别人就是他。 味道,让他和人,和母亲,连接起来。 四、香水无香 有意思的是,葛奴乙获取暂时宁静的一刻,恰是他闻不到任何味道的时候。 那时他在一个山洞里,如同回到母亲的子宫。这种原始的混沌状态实则是葛奴乙的一种退行防御。不幸的是,很快,人们就给混沌凿了五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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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你在哪里?为什么我会这样爱上你?

“ 本文尝试从环境养育角度,讨论人格发展中不同的恋爱观和性取向是如何形成的,不能涵盖所有亲密关系形成的原因,仅作参考。”   常常有才貌双全的小姐姐,来咨询中诉说进入亲密关系的困难,明明自己要求并不高啊,不需要对方家世背景多高,该有的条件自己都有了,怎么就找不到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暖男呢?   也有一些玉树临风的小哥哥,身边百花环绕,仿佛是兄弟们羡慕嫉妒的对象,可只有自己心里知道,自己好像没办法和女孩子进入更稳定更长久的亲密关系。   随着时代发展进步,同性恋也早已在精神科疾病中被除名,但在咨询中我依然常常会遇到不少同性恋的来访者,诉说他们在婚恋关系和与父母关系中的种种困惑与痛苦。很多人难以理解,自己为什么会成为“特殊”人群中的一员,是生物性的原因导致的吗?为什么我上面几代家族中没有同性恋呢?   本文尝试从环境养育角度,讨论人格发展中不同的恋爱观和性取向是如何形成的,不能涵盖所有亲密关系形成的原因,仅作感兴趣此话题的小伙伴们参考。帮助了解性取向形成的原因,也许并没有办法直接消除你的痛苦,但帮助你理解自己,或许也能帮助你父母和亲密伴侣理解你,或许你们的关系会变得和以前有些不同。      01   养育环境    上面提到的这些小哥哥小姐姐们,可能在他们早期的养育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情况:父母中一方忍辱负重任劳任怨,觉得自己为家庭付出了很多,而另一方在自己眼中是一个甩手掌柜,有的甚至连掌柜都不如,在经济和家务上都处于不作为的状态。为了更简便的表述,我在本文中主要把任劳任怨的这一方命名为“妈妈角色”,甩手掌柜命名为“爸爸角色”,需要澄清的是,在现实家庭中这两者的角色性别和生理性别也可能是相反的,比如在某些家庭中可能有一个实际承担照顾子女的母亲角色的爸爸,和一个实际赚钱养家糊口承担爸爸角色的妈妈;或者这两者的角色也可能是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舅舅姑妈等替代的,总之,这两个角色是这个孩子的养育环境中的主要抚养人,本文所讨论的是妈妈角色和爸爸角色,而不是特指每个家庭的爸爸或妈妈。   通常情况下,如果妈妈角色(以下简称“妈妈”)承担了更多,又缺少爸爸角色(以下简称“爸爸”)的支持,则难免感到焦虑,可能也常常会把这种焦虑传递给孩子,让孩子感到自己紧张和不知所措。例如:   学步的孩子不小心打翻了水杯,妈妈可能会抱怨或训斥,“跟你说你走路要小心,怎么又添乱,我已经够烦的了,你还不乖一点……”这里面可能包含了妈妈很多复杂的情绪,有担心孩子会不会被水杯划伤,有因为需要整理收拾增加了自己的劳动量而感到烦躁,有因为爸爸不能及时搭把手而感到愤怒,又想到怎么总是自己一个人操劳而感到委屈怨恨等等,这些复杂的情绪化成了对孩子的抱怨和斥责。   年幼的孩子很难理解妈妈的言语背后复杂的前因后果,他在妈妈日积月累的焦虑中成长,孩子自身也会感到很焦虑,我好像不管怎么做都不能令你满意,担心自己时时刻刻要被骂,甚至觉得妈妈很可怕。有些时候,孩子可能也会有对妈妈的愤怒。比如又不是我的错,为什么总是在怪我?但又出于对激怒妈妈感到恐惧,孩子又不敢表达自己的愤怒。   同时,妈妈不仅仅会对孩子言语暴力,妈妈可能也会在孩子面前数落爸爸,或者直接对爸爸言语暴力。于是爸爸在孩子的眼里可能变成了一个糟糕的没有担当的形象。很可能这个形象和爸爸的完整形象并不相符,比如也许爸爸在工作场合非常能干出色有责任感,只在家里表现很糟。   于是,孩子也会对爸爸发展出一些不信任,失望,甚至愤怒的情绪。因为当孩子从妈妈这里没有得到足够的温暖和关爱的时候,他们通常会转向爸爸寻求关爱,但结果可能发现爸爸其实做得更糟糕而感到失望,他们也难以理解爸爸为什么对外人这么热心肠,对家里却漠不关心,为什么在自己和妈妈需要爸爸的时候却得不到支持。孩子对爸爸的愤怒常常也无法被顺利的表达出来,因为孩子也可能会对爸爸感到恐惧(怕被爸爸揍),或者害怕自己刺伤了爸爸的心(因为爸爸已经被妈妈骂得够惨得了)。    02   孩子的应对    在这样的环境中,孩子被爱的欲望和表达愤怒的欲望都没有被充分的满足,他们很渴望爱父母并且也得到父母的爱,但同时他们又很恨自己的父母,因此孩子内心是充满冲突和矛盾的,他们很难处理自己对父母的爱恨纠缠的情感。因为父母本身也缺乏处理情感的能力,所以他们的孩子在处理情感上的能力可能就没有一个可以参照的榜样,也没有在和父母的互动中产生积极正面的体验机会,他们处理情感的能力其实没有在养育环境中得到发展,这部分的功能就停留在一个很幼稚的,没有完全发展成熟的水平。   这样不成熟的处理爱和恨的水平,会在孩子发展亲密关系的过程中大致产生下面几种演变方式:    男孩    不成熟的异性恋:当男孩对妈妈感到愤怒,却又无法顺利表达时,他们可能会用其他的方式来报复。比如,他们不自觉的总是会让妈妈担心,他们无意识的通过不停地让妈妈持续担心来惩罚妈妈。他们也“努力”保持自己不要长大,当他们持续制造麻烦时,他们既可以获得妈妈关注(爱),又可以惩罚妈妈,他们可以一直在家里做不负责任的小男孩。当他们成年开始要建立自己的家庭时,他们显得自恋又多情,他们或许发现自己即便左拥右抱交很多女友,但实际上自己好像并不想结婚;或者当他们进入婚姻之后,他们自己也变得和自己的爸爸一样,成了一个让妻子伤心难过的丈夫。男孩子们也是在通过和妻子不成熟的相处模式,无意识中满足自己报复妈妈和获得妈妈爱的的愿望。   同性恋:男孩对妈妈感到过分的厌恶,以至于泛化到所有的女性,对女性感到厌恶或者失望或者愤怒,从而向男性寻求爱和关注。   异性身份认同:男孩对妈妈感到过度认同,认为只有女性的品质才是好的,对爸爸感到失望,认为男性是糟糕的,因此,男孩在自己身份认同上强烈认为自己应该是女孩,甚至希望通过手术把自己变身成女孩。    女孩    不成熟的异性恋:当女孩对妈妈感到失望时,她们转向爸爸寻求温暖和爱,但同样的爸爸也让她们感到失望,所以她们依恋父母的需求完全被打压,让她们无奈的发展出一切只能靠自己的本领,于是她们通过把自己变成女汉子来照顾自己,仿佛她们不需要男人一样。但实际上,她们很渴望获得男性的体贴照顾,可是当她们自己越优秀,她们可能觉得身边的男人越靠不住。她们或许也很难真正放心把自己嫁出去,或者即使嫁了,她们也会渐渐变成和妈妈那样的“怨妇”,总是在抱怨丈夫,从而也强化了丈夫想从家里逃离的冲动。   同性恋:当女孩对爸爸感到失望时,她们也泛化了这种感觉到所有男性身上,判断全世界男人都会让自己失望,所以她们寻找女性作为自己的亲密伴侣。这些女性往往具有她们内心中理想化的母亲的品质,以满足她们没有从自己母亲身上得到爱的满足的愿望。   异性身份认同:女孩对妈妈感到极度失望,认为女性只能被动的在家里唠叨,被欺负,变成令人讨厌的样子,所以自己不要做女人,太柔弱太无助了,所以自己在内心层面把自己当成男人,甚至希望通过手术把自己变成男人。   上述这些方式只是抽象概括了几种常见的可能性,但在现实案例中遇到的情况往往远远比这些复杂的多,也很有可能是几种情况混合交织,比如在同性恋的双方中也有不成熟的异性恋的相处模式,或者也有一些双性恋的模式,每一个个体都不一样,无法以好坏来定义。不同的性偏好和性取向只是每个个体的适应自己环境的最优选择,通常,这也已经是他们的环境中能够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最尽力的选择,这样的选择也需要被尊重。  03   完成发展    上面说到,因为父母的养育环境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受挫,处理情感能力的这部分功能没有机会发展起来,因此这部分的水平卡在一个相对幼稚的阶段。这个水平的情感处理能力, 并不一定会影响你的工作生活,甚至可能让你在大家眼里看起来有些酷酷的,高冷范儿,甚至你自己可能也会这么告诉自己,不屑于和人交往,那么,你开心就好,这个问题不需要处理。如果你的爱人和你是一样的节奏,你们彼此舒适,那么,恭喜你们。   如果你并不是高冷潇洒的性格,因为不擅处理情感影响了日常人际交流,比如大家觉得你孤僻古怪,或许你自己内心也觉得自卑胆小,又或许你不满足于日常浅层的人际交往,或许你觉得跟爱人的关系磨合有一些问题,希望有更深层的亲密关系或者灵魂伴侣,想要让自己的情感处理能力再往更成熟的发展一下,那么,你或许可以考虑通过心理咨询来完成这个目标。   与一般的看书学习或者课堂学习不同,心理咨询师不会直接教授沟通技巧,也不会提供解决方案,而是充当你成长中的陪伴角色,就好像替代你童年成长环境中的父母,让你从咨询关系的互动体验中,再有机会成长一遍,把没长大的部分补足。在咨询关系中,你体验到和你父母相处不同的感受,帮助你从不同的视角看到以前看不到的方面,帮助你建立新的人际相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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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爱上了心理咨询师 该怎么办?

提问: 我是重度抑郁症患者,治疗大概有一年多了。大约半年前开始接受心理治疗,从一开始的不信任心理咨询师,直到现在,我遇到任何问题都只信任他,只想和他一个人分享喜悦和悲伤。晚上睡觉时会梦到和他在一起,看到喜欢之类的字眼脑子里第一反应会是他的脸,新年钟声敲响时会发短信给他说我爱你。我知道这种爱是没有结果的,但我要怎么办,我还应该进行心理咨询吗?如果不在他这里进行心理咨询,我也不想在其他心理咨询师那里接受心理咨询了。 回复: 题主好,从一开始的不信任心理咨询师,到现在遇到任何问题都只信任他,我想你内心一定经历了一个挣扎和跌宕起伏的过程,不知道是该放弃这个咨询,还是要继续下去? 这其实是很多来访者面对异性咨询师都会遇到的一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你会因咨询师对你的无条件接纳、理解和专业倾听,而对TA产生一种类似“爱情”的感觉。 而这种感觉,恰恰意味着咨询已经走入了真正有治疗意义的阶段。 移情 在心理学上,来访者对咨询师产生的这种深度的卷入性的情感叫做移情。 移情是指来访者将自己过去对重要他人所产生的情感、态度等主观体验转移到咨询师身上的现象,是一种过去的情感在当前情境中的重现。 这个重要他人可以是来访者的父母、重要的抚养人或者来访者生命早期曾经所熟悉和亲密接触的人。 假如你有一个早年对你很苛刻的妈妈,当你某次迟到而咨询师并没有延长咨询时间时,你会感觉到咨询师是苛刻和不近人情的,而这种感觉可能是早年对苛刻妈妈的情感反应在咨询师身上的转移再现。 同样的,对咨询师的喜欢、崇拜、依赖等让人愉悦的情感,也有可能是早年被父母很好照顾时,产生的情感反应在咨询师身上的转移。 在美剧《扪心问诊》中,美丽的女来访者劳拉爱上了自己的心理咨询师保罗,也是来访者对咨询师移情的体现。 美剧《扪心问诊》 没有移情就没有治疗 移情在咨询进行到某个阶段是一定会发生的。移情的发生,通常代表着咨询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来访者开始能够信任咨询师,愿意邀请咨询师一起来对自己的潜意识进行工作。 但这个时候又恰恰是很困难的,因为来访者很难消化这种情感,也很难和咨询师分享讨论这种情感体验。当某种情感体验无法用言语化的方式得到表达时,就容易以行动化的方式来表达。 此时来访者就容易见诸行动,诸如使用迟到缺席或中断咨询这种方式,象征性的来处理内心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就如题主曾经考虑过的那样。 和你的咨询师谈论你对TA产生的所有情感 这个时候,最合适的处理方式是和你的咨询师谈论你对TA产生的所有情感,无论是对TA的喜爱、崇拜还是怀疑和愤怒。也许你会发现,对咨询师说出这一切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让你不堪。 咨询师通常会耐心的听你讲述这一切,TA会帮助你探究这些欲望和感觉从何而来。而一旦理解这种渴望背后的过往,这种爱慕或性爱的感觉就会消失和转化,最终导向对自己的洞察和改变。 当然,在做这些表达之前,你也不太确定你的咨询师能不能接得住你的这些话,不太确定说了这些话之后,TA会怎么看你,怎么评论你,尽管你知道咨询师通常不会评论什么。 如果你发现咨询师也陷入了长时间无法和你谈论这些情感的困境,或者TA也有行动化的倾向,诸如对你有些特别对待,或者给予你咨询外的一些帮助,那么,你要考虑是否要换一位更合适你的咨询师。 爱上咨询师,是咨询工作里许许多多的困难中的一个,咨询师也深知这一点。 当咨询工作遇到诸如此类的困难的时候,咨询师会去寻求专业的的督导师和同行的支持,以保障心理咨询工作能持续深入进行下去。所以,你可以试着去信任你的咨询师,试着和TA说出这些复杂而深厚的情感。 当你真正想改变时,你一定会遇到那个帮助你的人。请信任你自己,也信任你们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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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人为什么会出轨?

文/李敏楠   煮茶君最近在看韩剧《夫妻的世界》,女主角身边人和男主角一起合谋的出轨谎言让人震惊和愤怒;而与影视作品不相上下的还有近期一连串的情感热搜故事。   在网友们一次次的感叹再也不相信爱情的同时,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这样?” 在关系中保持忠诚真的那么难吗?   性学杂志的一期栏目(2017)做了一次网络问卷调查,询问495位曾经在恋爱中出轨的人,并询问他们出轨的原因。参与者包括259名女性,213名男性,以及23名没有说明性别的人。   参与者的主要背景:  大部分是异性恋(87.9%);  主要是年轻人(平均年龄20岁);  不一定是恋爱关系(只有51.8% 的人表示有过某种恋爱关系);     这个网络随机研究发现了8个导致出轨的关键因素。不过,这些因素并不能解释所有的出轨行为,但它提供了一个框架去理解为什么人们会出轨。   01 八个关键因素     因素1:愤怒或报复   有时出于愤怒或报复的欲望,人们会选择出轨。   如果你是被出轨的一方,你必定会感到很震惊,很愤怒,也很受伤。因此,你很有可能想让对方经历同样的情绪,似乎这样,对方才能真正理解给你带来的痛苦和伤害。换言之,对方伤害了我,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不过,愤怒导致的出轨也可能有其他的原因,包括:    当你的伴侣似乎不理解或不能满足你的需求而感到沮丧;  当你的伴侣常常不在身边而感到生气;  当伴侣难以给予你情感上或身体上的需求而感到失望;  争吵后的愤怒或沮丧。   不管潜在的原因是什么,愤怒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驱动力,促使人们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   因素2:“失恋”-失去新鲜感   人们会因为相互吸引,坠入爱河里,然而这种热恋感总有一天天会消退。热恋时,一条微信都能让对方开心一个上午,或者看到对方时,总会脸红心跳的。此刻,对方就像一束光,无论他在哪,你都被深深地吸引住。    当人们进入关系的下一阶段,脑海中增加的多巴胺分泌会自行减退,激情和兴奋感就会减少,你会有种“失恋”的感觉。不过,“失恋”感并不意味着不爱对方。这会让你难以离开一段给你带来归属感、稳定、和安全的感情。     只是,处于没有浪漫的爱的关系里,会让一些人更渴望体验爱情,从而导致出轨。   因素3:机会和情景因素   有机会出轨会使得不忠行为更容易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有机会,人们就会选择出轨。其他因素往往(但并不总是)促发了不忠的动机。   比如,你感觉到近期和伴侣之间的关系有些疏远,感到很难过,而且你的伴侣常说你长得不好看,你会加重因外表所产生的自卑感。一天,某位异性同事和你说: “我真的被你吸引了,我们找个时间聚聚吧。” 你会怎么选择?     也许,这些还不足以让你做不忠的行为。但是,加上其他的情景因素,比如你们之间的距离、你对自己外表的感觉、你同事的关注等,都可能会让你更容易出轨。   还有一些情境因素也会增加不忠的可能性,即使你处于一段令人满意的关系中,包括:   喝了很多酒,和其他人发生关系; 在极其痛苦的事情发生后,想要安慰; 生活或工作在有身体接触和情感联系的环境中。   因素4:承诺问题   在某种程度下,对承诺有困难的人可能更容易出现出轨行为。毕竟,承诺对每个人来说并不意味着同样的事情。另外,伴侣之间可能对关系的状态有很不一样的看法,比如是否排他性等。   还有一种类型的人,有可能真的喜欢对方,却很害怕对伴侣做出承诺。遇到这样的情况,这种类型的人,很可能会以不忠的行为作为逃避承诺的方式,即使他们内心深处是想要留在这段关系里。     与承诺有关的不忠的其他原因可能包括:    缺乏长期承诺的兴趣;  想要更多的性伙伴;  想要摆脱一段感情。   因素5:未满足的需求   有时,一方或双方对亲密关系的需求在一段关系中得不到满足,大部分人会选择留在这段关系中,并且尝试改变和改善关系。   然而,如果长时间情况没有改善,自身的需求总得不到满足,就会导致沮丧和失望。这为不忠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理由和机会。   (1)性需求 未满足的性需求可能发生在以下情况: 伴侣有不同的性冲动; 伴侣有不一样的性趣;  夫妻中的一方或双方经常不在家。     (2)情感需求 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也会导致不忠。情感不忠很难定义,但它通常指的是一个人在非伴侣身上投入了大量情感的情况。   如果你的伴侣似乎对你的想法、感受或者话语都不感兴趣,你就可能和感兴趣的人分享。这很可能会形成一种类似于关系的亲密关系,比如红颜知己、男闺蜜等。   因素6:性欲   单纯的性欲望就可以激发一些人出轨。不可否认,前文所提及的原因,都可能在出轨中起到一定作用。   有的人就出现性欲望,就会去寻找机会,而没有任何其他的动机。即使拥有满足的性关系,也可能希望与其他人发生关系。这可能是由于高水平的性欲,不一定是关系中的任何性或亲密的问题。   因素7:想要多样化    在一段关系中,对多样性的渴望通常与性有关。比如,有些伴侣在很多方面都合适,只是性行为太单调。     多样性也包括:  不同的对话或交流方式;  不同的非性行为;  对别人的吸引力;  除了现在的伴侣,他们与其他人的关系。   吸引力是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可以被很多类型的人所吸引,但这并不意味着仅仅因为你处于一段关系中就停止,所以有的人会选择开放式关系。   因素8:低自尊    想要提高自尊心也会导致出轨。和一个陌生人发生性关系可以带来积极的感觉,可能会感到充满力量、有吸引力、自信、或者成功感。这些积极的感觉可以增强自尊心。   许多因为自尊问题而出轨的人都有充满爱的、支持他们的伴侣,他们常被给予同情和鼓励。然而,对于低自尊的人,可能会这么想伴侣,“她们必须这么说,”或者“她们只是不想让我感觉不好。”   而从一个新人那里得到赞赏和认可,感觉会很不一样。对于那些自尊心低的人来说,这可能看起来更真实,他们可能认为这个新人没有说谎或夸大的“关系义务”。     02 另一半出轨了,该怎么办?   这项研究的结论,出轨通常与其他人没有太大的关系。   许多欺骗伴侣的人是爱着他们的伴侣,并没有任何想要伤害他们的欲望。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竭尽全力不让他们的伴侣知道他们的不忠。尽管如此,它还是会对一段关系造成重大影响。   出轨不一定意味着这段关系的结束,但是度过这个关口需要努力。   如果你的伴侣出轨了,你该怎么做?   如果你已经被出轨了,除了出现各种负面的情绪,你可能会想尽一切办法来修复你们的关系。又或者,你想放弃这段关系了。   如果你不确定如何处理这种情况,你可以这么做:   和你的伴侣谈谈。你们可以找一个伴侣咨询师或者中立的第三方参与讨论,找出你伴侣的出轨动机,这可能会帮助你做出决定,但最好避免谈论过于真实的出轨细节。   询问你的伴侣是否想继续这段关系。有些人出轨是因为他们想结束这段关系,所以了解他们的感受和想法很重要。   问问你自己是否可再次信任你的伴侣。重建信任可能需要时间,你的伴侣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你认为自己再也不能相信他们,可能就无法修复你们的关系了。   问问你自己是否还想要这段关系。你是否真的爱你的伴侣,是否决心想要解决任何潜在的问题?你认为这段关系值得修复吗?   寻找心理咨询师谈谈。如果你打算在不忠之后继续维持一段关系,强烈建议进行伴侣咨询,但是个体咨询也可以帮助你,整理自己目前的情绪状态。   03 底线   你可能听说过“一次出轨等于终身出轨”这句话。有些人的确会反复出轨,而有的人则不然。有些伴侣经历过不忠行为,并得以有效处理,往往可以加强这段关系。   但是对于亲密关系来说,诚实面对伴侣之间的关系,确保双方在关系中找到各自的界限和责任,彼此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坦诚地沟通是很重要的,这可以有效地增加彼此的信任和安全感。   如果你真的接受不了伴侣出轨,请果断离开。   Reference: Legg, J. Timothy. (2019). Why do people cheat in relationships? Healthlin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healthline.com/health/why-people-cheat 原文首发:三竹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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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朋友的pornhub浏览记录里藏了什么秘密?

  有人好奇,疫情会推动出生率上涨吗?   个中缘由也好理解。隔离在家,除了吃吃喝喝,还能干点啥?   比如,为了让人们好好隔离在家,某著名18+网站前些日子宣布,给疫情重灾区的意大利账户免费升级Premium:   流量统计显示,意大利人很买账   这不是段子。历史上灾难的消解,确实会伴随一波“婴儿潮”的来临。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并不是空穴来风。   有数据佐证。   比如,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英国次年多出生了14万婴儿;03年非典,北京市下一年新出生人口大涨17%——而此前十几年,都呈负增长状态。   性在亲密关系中的作用不言而喻。   要分析疫情对于亲密关系的影响,是复杂的,也是因人而异的,但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常常难以启齿的角度——“性”,来讨论这个话题。   我想问,“到目前为止,你们的性生活还和谐吗?”     01 “性生活”,也需要用力去生活   自人类开始直立行走并产生遮羞意识起,“性”这一生理需要,似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被冠上了污名。   但性本身,是一件美好且十分重要的事情。   幸福的伴侣将他们15%~20%的幸福感归因于令人愉悦的性生活。尽管亲密关系中的“性”并非必须,但大量研究表明,和谐的性生活有助于增进伴侣之间的感情,减轻“亲密关系倦怠感”。     临床心理学家Sanam Hafeez解释称,这可以部分归因于人们在性高潮时释放的“催产素”。   它是一种能让人“感觉良好”的荷尔蒙(也称为“信赖荷尔蒙”),能够使人放松、促进心理上的黏合。   但时至今日,在亲密关系中认为“主动谈性是一种耻辱”、“聊自己的性喜好是不矜持的表现”的群体,依旧不在少数。   举个例子,我们可能对于性行为持开放的态度,但依旧羞于谈论它——哪怕是和自己的伴侣。   也许直到一不小心在ta的电脑里看到“小电影”的浏览记录,我们才惊讶于伴侣不为人知的性需求,并意识到我们之间“好像出了一些问题”。   男女观看的色情片类型往往不同。“女同性恋”是最受女性欢迎的一类,而男性则倾向于观看“日本片”。来源/P站2019年度统计   那么,“性生活不和谐”对感情的影响大吗?下面是两组数据。   在美国一位离婚律师接的案子里,“性生活不和谐”已经成为9成的离婚诱因; 国内的研究数据也表示,“性生活不和谐”的占比,已经超过“第三者插足”,成为离婚的第一大原因。       02 “看了就等于会了”:多少人的第一堂性教育课都始于小电影   喜欢看片无可厚非。问题是,性教育也似乎总与“色情影片”相伴而行。为了提高性生活质量,成人网站成了不少人学习性技巧的第一选择。   根据P站2019年度报告,Lana Rhoades是全P站人心中最棒的女性Pornstar:     虽然男性也很努力工作,但唯一进入前十的男星只有Jordi El Nino Polla这一棵独苗:     不过我要提醒你,不要觉得P站是男性用户的天下。   2019年的报告显示,他们的女性用户比例已经达到32%。“Femdom”(女性主导)一词也进入了P站的2019年度搜索榜。       根据性健康中心的Laurie Betito博士的说法,“这一统计数据清楚地表明,色情不仅仅是针对男性的!女性越来越多地观看色情作品,这意味着她们正在从事一些自我愉悦的活动。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它表明女性正在掌控自己的性取向,发现自己的身体,识别自己喜欢什么。减少羞耻感,减少对女性性行为的禁忌,并拥有更多的探索”。   这是一件好事。但色情影片网站除了能给人勇气和信心去尝试新的性行为之外,终究不是一个适宜授受性教育的课堂。   观察性学习的作用是有限的。心理学教授Albert Bandura提出过一个“社会认知理论”,他认为,人类早已经进化出了一种先进的学习观察能力,能从当前环境中无意识地扩展他们的知识和技能。   也就是说,在实践中,我们往往需要经过反复试错、获取经验,才能改变个人的行为;而在观察性学习中,仅一个印象深刻的参照模型,就可以向人传递新的思维、行为方式。   “看了就等于会了”,是真的。但它会导致什么问题?   1)很少有色情影片涉及对于“性同意”(consent)的交流   心理学家对色情影片进行梳理研究和分析后发现:女性依然是被物化的重点对象,而不是被爱与尊重的同伴(Bockaj,2019)。   这些色情影片的主要剧本是“明确的口头同意是不自然的,性可以在没有持续交流的情况下发生”。更重要的是,我们很难在色情影片中发现“使用避孕套”这一环节(Wright,2018)。   2)小电影中传递的价值观,可能会影响“性偏好”   尽管心理学教授Martyniuk和同事证实,人们在色情网站上经常选择的浏览偏好,和他们是否在现实生活中愿意实践这一操作没有必然联系。   但另一项相关研究进一步表明,色情影片会影响人们原本的性偏好,一半以上的男性表示自己的性偏好已经受到色情网站中“性别歧视”特征的影响,如控制和羞辱。 3)“觉得自己、伴侣跟色情影片里的人不一样”   对于有伴侣的人来说,色情影片还可能在你脑子里栽种了一个“别人家的孩子”。   研究者Tversky和Zilmann曾先后对“观看色情影片对伴侣之间感情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男性在看到色情影片中漂亮的女性裸体之后,会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伴侣与其进行比较。   而这种影响也不仅限于男性,每周观看色情影片的男性和女性均表示,他们对于伴侣的外表、在性行为中的情感投入等,都不太满意。   最近我看一本英国NHS妇产科医生写的日记。他在书里记录了这样一件令人震惊的事:   一名19岁的女孩,自己用厨房剪刀把自己的阴唇剪掉了四分之三。她跟医生说,她这样做是因为“黄片里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想让自己看起来正常些”。   03 亲密关系之间需要怎样的性教育?   我们要相信,智慧的网友往往都有自我纠偏的能力。   2019年,“业余”类视频是P站搜索中的头号增长类别,业余演员、真实情侣们所PO的视频大受欢迎,比上一年疯狂增长108%:     这意味着,比起完美的小电影,人们开始寻求真实情侣之间发生的、更真实的性。“性”已经越来越不被人们所避讳(虽然以P站来下结论,难免需要注意一些文化差异)。   根据劳里博士的说法,“情侣们正在色情世界中寻找一个空间,在那里他们可以向世界“暴露”自己的性取向。这些人很可能从这种类型的表露行为中获得刺激,并以炫耀他们的亲密关系为荣。”   《与神对话》的作者Neale D. Walsch曾说,“人类行为的核心都来自于两种能量:爱或是恐惧”。   Neale D. Walsch   观察知乎、豆瓣的情感专区,甚至想想我们自己,就会发现很多与“性”有关的事情,都是出于恐惧。   “如果我不同意跟他出去开房,他可能就要生气了。” “他说他的前女友就跟他做过xx,如果我不愿意做我就输了。” “我不敢同伴侣发生婚前性行为,我担心别人对我指指点点。” ……   在“性”这一问题上,出于恐惧而做的事情多半是畸形的。在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与伴侣进行的性行为应该是像吃饭和睡觉一样,“我愿意去做,才会发生,并且我能承受可能带来的结果”。   正如上文所述,性亲密度与亲密关系之间的满意度休戚相关。当伴侣之间性行为有恐惧、不适或者非自愿的情况时,问题很可能就会出现了。   因此,基于“性”,我们针对如何减少“亲密关系倦怠感”给出的建议是——   1)“谈论彼此的感受”   进入恋情后,伴侣双方往往需要共同面对生活中不断增加的琐事,来自外部的压力会影响到人们在亲密关系中的情绪。这种情况下,伴侣之间必然会在满足彼此性需求的程度上存在差异,这就是对于“性”沟通不足的结果。   性沟通,是亲密关系的沟通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如当生活环境出现问题时,我们对于性需求有何变化,是不愿意被打扰,还是比以往更需要对方的理解和陪伴?   这当然不单单是“活儿好不好”的问题。   与伴侣交流自己的性观念,以及在性过程中的感受;探讨哪些性行为对方可以接受,哪些是完全不可以的,是共同探索彼此增加爱意的方式。   2)“增加情趣,制造新鲜感”   美剧Modern Family里有一对儿乐天派夫妻Phil和Claire,每一年的情人节,他们都会精心打扮一番,假扮成另一个身份在昏暗的酒吧佯装偶遇、搭讪,并共度春宵。   尽管厨房里堆积着隔夜的盘子没洗,卫生间的下水道里总是堵着女儿们掉的长发,小儿子永远在闯祸,他们总能找到一个机会逃离生活中的琐事,重温浪漫和激情作为生活的调剂,保持婚姻中的新鲜感。     人类都有喜新厌旧的特点。在一成不变的情况下,接触到的同类刺激越多,所起的反应自然会越来越弱。   为减少“倦怠感”发生,我们也可以同Phil和Claire一般,通过时不时地制造小惊喜来维持情调。   比如,通过健身保持自己在伴侣面前的性吸引力,为伴侣进行一场私人按摩,尝试满足双方曾有过的性幻想,一起学习新姿势或者进行角色扮演等等。   总之,性并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而是一门可以与伴侣一同研究的学问。亲密关系中持续不断的爱意,是随着时间增长,彼此之间互相“赚得”的。   长期共处一室而“相看两生厌”,虽然极大可能会更加频繁地引发矛盾,然而对于亲密关系来说,“如何维持长时间的和谐相处”,正是我们和伴侣在未来生活中早晚会遇到的问题。   对于每个个体而言,“准备好才去经历”不是常态,“措手不及,但必须硬着头皮去解决棘手的问题”才是。   最后,祝愿所有熬过疫情还依旧在一起的神仙眷侣们白头偕老。   石宇宙 ✑  撰文 “管理学研究僧 沉迷敲代码的赛车手” References:  Bandura,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J]. Media Psychology, 2001, 3(3): 265–299.  Bockaj,A., Rosen, N. O., & Muise, A., Sexual Motivation in Couples Coping withFemale Sexual Interest/Arousal Disorder: A Comparison with Control Couples[J].Journal of Sex & Marital Therapy, 2019, 1–13. Bridges et al., Aggression and sexual behaviorin best-selling pornography videos: A content analysis update[J]. ViolenceAgainst Women, 2010, 16, 1065-1085. Donnerstein,E., Aggressive erotica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J]. Journal of Personality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0, 39 (2): 269–277. Jory,B. The Intimate Justice Scale: An Instrument to screen for Psychological Abuseand Physical Violence in Clinical Practice[J].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Therapy, 2004, 30(1): 29-44. Martyniuk et al., Pornographic Content and Real-Life Sexual Experiences Findings froma Survey of German University Students[J]. Journal of Sex & MaritalTherapy, 2019, 1–8.  Shellenbarger,S., Madison Avenue May Need to Alter Image of '90s Telecommu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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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精神分析师(下)

文章选自:(2009).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45(4):483-503 作者:Lore Reich Rubin, M.D. 翻译:周四文献学习小组(张自强、刘振中、黄思思、陈婉迪、丁梦蕾、韩晶晶、李盼) 策划:张自强   我痛苦的主要原因还是美国与家乡的巨大差异,它的习俗、人际关系、着装、面容和行为都不同于我既往所了解的。我感到自己与同龄人格格不入,我可以将这描述为一种认同危机或是一种与自我概念和自我理想的疏离。不管使用何种精神分析术语,它感觉就像一种混乱,一种困惑,一种找寻稳固自体感和归属感的挣扎。我曾读过Eva Hoffman (1991) 等人的作品,从而意识到我的经历并不是独一的。但我也读过很多难民的故事,他们似乎更平静地度过过渡时期,或至少没有细想这些感受的记忆。也有可能,因为他们已遭受了如此极端的创伤,所以适应在美国的生活似乎是一个小问题。我十岁时来到美国,因此大部分适应都发生在我的青春期阶段,而它本身就是一个适应期。另一方面,移民美国终结了欧洲对我生活的压迫威胁,使我从此过上更稳定、可预见和安定的生活。   与我们在欧洲普遍感受到的威胁相对应的是我父母对精神分析的激情。对他们来说,精神分析可以拯救世界。它的洞见可以改变养育孩子的方式并让世界摆脱神经症。这一观点得到了他们众多同行的认同,包括安娜·弗洛伊德——然而她的父亲西格蒙德似乎在一战期间丢掉了他的乐观主义。我的父母对他们的目标和贡献给予了高度重视,这是我在现代社会中很少能学习到的。与此同时,他们与同事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特别是那些与他们有同样政治观点的人。这些关系,至少在我母亲身上,延续了一辈子。   在我成长中,我盼望着能跟随父母的脚步,进而带来同样的兴奋和融洽,但我加入精神分析团体的时间稍晚,在我进入时,精神分析已经是一个保守的职业,思维僵化——至少在那个时候——沉浸于正统之中。激情和探索的光环随之消散,在许多正式的晚宴招待中,同侪关系变得正派且正式。   然而,作为一个孩子,我只见证了父母对精神分析的情感。直到在我毕业并慢慢学习专业之后,我才开始理解父亲和母亲所做的真正贡献。即使并不常被提及,我的父亲最早认识到阻抗分析其实就是性格分析,是力比多愿望和与之对抗的防御之间的妥协形成。他也理解移情阻抗深嵌于这些性格防御中,因而需被首先分析。我认为他对负性移情的强调是过度的,这源自于他与权威之间的冲突。我很快意识到,可能是由于我自己的挣扎,很多的病人会为他们的正性移情深感羞耻,而这种羞耻会导致分析中的强烈阻抗。他后来对“身体盔甲”的研究在我的精神分析教育和发展中并没有被看成是“分析性的”。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在我的思想中,身体僵硬防卫着情感,而他则开启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发现。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对父亲在1934年被精神分析协会除名一无所知。除名是由于IPA领导层政治性的动机,这在安娜·弗洛伊德的信中已有充分记载,而信可以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档案和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找到(见Reich Rubin, 2003)。父亲的除名推动他进一步地关注身体心理治疗,或许部分原因是反对古典精神分析“不触摸”的指令。尽管他延续对负性移情的兴趣,但是我不清楚他是否考虑过唤起正性性欲移情的危险性。或许他已不再在意。显然,被IPA除名对他来说是一个严重创伤。其后,恩斯特·琼斯“掩饰”说我父亲自愿退出IPA,这一说法已被充分证明是不真实的 (Fenichel, 1934)。我母亲对精神分析发展的贡献只发生在她与我父亲山顶分别之后。在那之前,她或许是太年轻缺乏经历,或许是,我认为在我父亲的阴影下显得黯然失色。在离开柏林后,她来到布拉格,并在紧密的小型精神分析团体中茁壮成长。这个由Otto Fenichel所领导的小组,将令人兴奋的思想传递给我(我当时大概八九岁),虽然我并不理解他们所讨论的问题。   在所有的这些精神分析家当中,我的母亲主要因为她发表的关于自恋、移情和反移情的论文而备受尊崇。在(反移情)这一点上,她会时不时地会被一些客体关系学派的分析家挑战,认为反移情只是偶尔发生的,并非是无处不在的,也不是精神分析观察中的首要的因素。最让我震惊的(只是在我自己最近的精神分析发展当中),是她只用了三句话就简明地总结了母婴关系当中的动力性冲突,她在这方面并非专家,但却非常准确和知识渊博。   其实我并不是因为很敬重我父母亲的工作,才选择精神分析作为我的职业。相反,母亲长时间与精神分析机构和社团工作,在晚上她还要跟来访者工作,一天下来行程都特别满以及之后还有志愿性质的教学工作,我因为这部分而推迟了自己的精神分析实践,这就意味着她除了周末和假期以外,几乎没有什么时间跟家里人待在一起。她在晚上不是跟来访会面或者教学,就是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写论文,这些论文在她死后才整理成册(Reich, 1973)。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极度厌烦这些论文--也就是说,我自己不得不花费很长的时间,来拒绝阅读这些论文。最后,我还是让我自己阅读了他们,我又再次被母亲深刻的描述和准确的假设所打动。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目睹了我母亲(辛劳的工作),精神分析这个职业已经被抛诸脑后了。相反,我试图研读历史,几乎不看心理学的内容。毕业以后,我发现读研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于是我开始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尝试,放弃在托儿所的工作和晋升机会。不久以后,我意识到我对于小孩子几乎没什么能力。在自己的人生中继续艰难爬行,我想我可能还是会成为一名心理学家。我母亲反对我的这个想法,甚至搬出了几个重要人物,像Ernst Kris和Kurt Eissler ,他们都试图说服我去医学院,因为要是我没有一个医学博士学位,我在精神分析当中就可能会是“二等公民”。没有医学博士学位的Kris,对于这一点特别确信。他告诉我他是APsA中特殊的一员,在协会里他只能培训一些想要参加这个协会的成员(在APsA的那段时间里,几乎不可能去吸纳非医学背景的会员)。在很多时候,在我的脑海里还没形成心理学家不是精神分析家的概念,但是我学医的压力非常大。与此同时,我的母亲对我没兴趣读弗洛伊德而深表失望。她希望我对于她在临床上所体验到惊人发现有着同样的感觉。若干年后,我很讨厌承认:正是因为她的压力,我才一直拒绝阅读弗洛伊德。与此同时,无论我做了什么选择,我的父亲都感到满意,但是他怀揣着我可以出名的愿望。   尽管有来自父母的压力,但我的第一次个人分析仍然吸引了我,并使我的职业选择成为可能。分析,并不是提取和恢复已遗忘的记忆,而是去拾取记忆中被遗忘的情感,这些对我来说都非常有启发,颠覆了我原有的认识。我相信,当一个人第一次和另一个人的潜意识相连接的时候,会感觉到敬畏,也会知晓,对于个体本身来说,有着一大片未知的领域。这就好像是,一个人认为自己已经有了一份完整的地图,却又偶然发现地球上一片无人知晓的领域。呈现在我眼前的无意识揭露的可能性,把我深深的吸引住了,我感到很振奋。选择成为一名分析师真是太吸引人了。我不再只看到工作了很多个小时,疲倦又充满压力的妈妈,我还感觉到我可以从事一个崭新的、还未探索过的领域,不仅是我自己,也是对很多人而言。    回顾这种情感被揭露的经历,我再一次被分析是多么的接近内心和来访者所打动。这并不是在重温当时的“移情”,而是在回味移情中的抱持。它为我对职业的确信奠定了基础,并贯穿了我整个职业生涯。这样一种饱含情感的洞察力,无论它是因为分析中的移情或是抱持而形成,都是治疗中的改变和治愈的基础。   为了实现我成为精神分析师这个目标,我绕道而行,历经了严格的医学教育和精神病学的住院医师实习。这并不是一种轻松的转变;,医学和精神病学对个体处理生与死的情景时抱有浓厚的兴趣,甚至带有戏剧性的兴奋。但我很确信,之后跟随我学习分析的学生中,曾经毕业于心理学专业的,可能会比医学提供更丰富的专业背景。他们阅读了更多专业领域的文献,也似乎更偏向于理性化。然而,美国的心理学家如果想获得分析的训练,却不得不通过“上诉讼”,或是去和某些暗含的“行业限制”做斗争,即APsA曾提出在进入APSAA{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学习精神分析之前,要求先获得医学学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医学生相较于非医学背景专业的学生,会更早地面临生与死的问题,帮助我们更早地承担责任和变得成熟。   当我在1957年申请精神分析培训时,正是它最受欢迎的时期。当时的申请人数远远超过了给出的名额,而且当时的各种学会和机构也比现在要少得多。选拔的过程非常严格且充满了审判性,是基于对申请人的很多评判,比如“可以被分析的”,内省的,有悟性的,有亲和力的。 我相信,被现代描绘成是“古典”时期的20世纪20年代的所有鲜明的性格特征,都会因为过于神经质或是不够稳定,而被精神分析的训练拒之门外。而最后,只有“刚刚合适的”和“富有责任感的”才能被接受。那些已婚的、不再寻找其他伴侣的,努力工作又专心的,一些表现出强迫倾向而非癔症特征的人,被接受了。 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是因为那些大量在领域中毫无建树的分析家们,致力于保留住所谓的“正统”,他们认为只有正统的东西才能进入到分析领域。而这样的正统和精神分析学会的刻板性留存至今。   1970年伊始,学术界开启了一场针对“自我心理学”理论的革命。在我看来,实质上,这是针对纽约精神分析学会及其下属机构,美国政治学会(APsA),针对聚拢在安娜弗洛伊德周围(Anna Freud)的IPA会员,自组织内部发起的,对领导权的挑战。海因斯.科胡特提出了自体理论,吹响了革命号角,众多学派思潮涌起,分歧与新锐观点聚焦在拉康和梅莱尼.克莱因的客体关系,人际沟通,主体间关系,“此时此地移情”等理论上。这些新潮理论为学界增添了活力,引燃了思想火花。   我最早在纽约精神分析学会受训,并且十分看重这段经历。在精神科住院部里,听过很多病人,但我不能够把他们的语言组织成任何连贯,有意义的实质性表达。而这段精神分析培训经历让我大开眼界。我学着去理解话语以外,潜在的含义,围绕理论框架,形成我自己的看法。我的老师多是成就卓著者,最出名的要数埃迪特·雅各布森Edith Jacobson, 她秉持着非常清晰的理论知识,远超越于其所属时代。她的想法包括:客体表征、理想化与真实表征、自体感和理想化自体之间的矛盾,理想化客体表征这些概念。正如佛洛依德所描述的,伯塔伯恩斯坦也清楚的展示了这一机制在制造恐惧症方面的作用。我们的周围尽是诸如Hartmann, Kris Lowenstein, Margaret Mahler等这些理论学家。于我们而言,学会无异于精神分析的“圣地”。我毕业后,丈夫得到了一份在匹斯堡的工作。此前,我的导师Robert Bak告诉我说,Hudson以西就没有精神分析师。(美国地名很多,不知道这个hudson是位于纽约州的,还是其他州的城市)。   所以,丈夫和我曾约定,先定居纽约,等我完成冗长的培训之后,再选择其他的住址,我们去更有利于他职业生涯发展——可以研究经济史的地方。他去了匹斯堡大学,当时学校迅速扩张,招募,同时也吸引着各式人才。   那次的搬迁起初让我十分焦虑,它激起了我早年间因搬迁引发的疏离、迷茫、不安等创伤性体验。因为没有人坐下来和我解释这些“规则”,所以我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去感受不同的民俗和文化冲击,这也让我回想起了移民美国的经历。这些境遇在我重新调整职业生涯的过程中显得尤为真实,我花了两年时间重新找到工作,花了更久的时间,才开始接手新的精神分析实践。   我带着一个三岁的孩子和一个婴孩,来到匹斯堡。我不适应没有工作,我对自己的期望是成为一名职业女性。当我克服了自己的疏离感后,我意识到,那失业的两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得以放松,享受照顾孩子,并且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仅仅以女性的身份,享受匹斯堡的生活。我很庆幸我的丈夫工作的大学任职,大学所在的城市正好有一所新成立的精神分析学院。因此,在中断了几年的工作和更多年的兼职之后,我可以和我的匹斯堡的同事,继续我的精神分析师的职业。适应匹兹堡的生活并不容易:理解这个新学院的“规则”和习俗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在我完全被接纳之前,我不得不摸索着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和职业环境。我来到匹兹堡的时候,没有任何关系来帮助我找工作以及进行实践。正如我所了解到的,一个没有关系和当地人推荐的精神科医生是不容易被录用的。我花了大约两年的时间,对我的同事们有了足够的了解,融入了匹兹堡精神分析学会,从而拥有了足够的人脉,找到了工作,并慢慢地积累了我的实践经验。   我母亲曾多次告诉我,按照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的正统观念,芝加哥的分析师们强调“依赖需要”,这削弱了精神分析的力量。这个词对她和其他人来说都是诅咒,因为它不承认力比多理论是人类的基本原则。我现在觉得她的强烈反对是一种讽刺,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她身边长大的,大部分是在远离她的地方。但是当我到达匹兹堡的时候,我不理解我和新同事之间在理论上有什么不同。这些同事也不明白,尽管我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但我们的概念却有很大的差异。当我加入匹兹堡精神分析学会时,我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令人困惑的理论情境中。我在纽约接受的教育使我对结构化理论有了深入的了解,并将冲突的解决方案概念化,包括驱力和防御、妥协形成,以及构成冲突的症状和性格特征。此外,我认为,为了更明白婴儿期的冲突,移情不应该过早地解释,而是要更深入和退回到更原始的冲突中去。其目的是获得洞察力:这种技术是自由联想;解释促进了这种自由联想,并指出当情感或防御出现转换的时候,联想会摇摇欲坠。此外,只有当移情成为阻抗的来源时,才能对移情做出早期的解释。   就他们而言,我匹兹堡的同事大体上对“依赖需求”的新版本更感兴趣。“尽管我们都说着同样的语言,但有不同的细微差别,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这些分析师受到芝加哥学派理论的强烈影响——他们把移情作为治疗的唯一基础。”虽然他们没有使用依赖需要这个词,但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芝加哥流派的影响,以及他们后来逐渐形成了发展缺陷理论,特别是是依恋而非冲突理论。当我1965年第一次来到匹兹堡时,玛格丽特·马勒(Margaret Mahler)刚刚以分离/个体化的概念出名。我匹兹堡的同事们被她的想法吸引住了,并把它们应用到成年人身上。他们似乎也低估了超我和俄狄浦斯冲突,而这些在我的教育中是很重要的。   随着精神分析理论在日后数十年的进展,匹茨堡的分析家们开始引入自体心理自体客体名词,即纽约的分析家们所谓的口欲期或口欲期客体关系与特征组成,客体关系与温尼科特也同样为他们所偏爱。他们强调对母体客体的依恋,或此依恋中的剥夺;这是一种缺陷理论而不是结构性冲突的理论。然而于我而言,最震惊的莫过于除了初始会谈中的正式问题外,对性欲的提及是缺失的。自慰和在行为特征模型中诱发创伤的性幻想的掺杂,都不是地形中的部分。值得一提的是我大多数新同事对移情的态度。数年间,我们彼此交谈,因为我们使用一些词语譬如移情,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在指代截然不同的内容。然而我信赖于觉察,无论如何抵达,只有穿越转移的洞见才是宝贵的通过移情导致的觉察才是宝贵的。结果,这群人很快就高兴地接受了默顿·吉尔(1979)对“当下的转移此时此刻的移情”的创新。   因为我在抚养三个孩子,因此花了三年时间才申请到训练分析家的资质。只有在应用的过程中,我们取向的理论性差异才会发生。我不得不将一个案例呈递给一个委员会。他们讶异于我缺乏对解释转移的强调——直到它加深并倒退至冲突根源——以及我对内容的兴趣。他们因此拒绝授予我训练分析家的资质。这个自恋的打击因为我自己的矛盾情感而被削弱。我不希望重蹈母亲被她的学会奴役的覆辙——开不完的会议,还有政治事务。同时,由于其他申请升级的人也被拒绝,这个打击也得到了缓冲。   我对我母亲全身心投入的其他质疑来源于生活现实与分析家的精神健康。我的经历对我而言并独特,而与那些做了母亲的女性共享来自于那些做了妈妈的女性。每天我都时常在对于我病人的努力与思考和家庭之每天我从和病人有关的挣扎和思考中回到集中。那里,而家中还有我三个孩子发出的互动请求与需要的猛烈夹击,还有我先生,可能没有那么急迫夫那些不太猛烈的。我不得不迅速改变身份,从分析家转换为妈妈和妻子。从分析家和妈妈与妻子。我记得,我们的一个首席训练分析家 James McLaughlin (2005)讲述了他需要在他的分析家工作后,花上几个小时让自己泡在木工车间内,以减轻压力,回到他的家庭生活中去。这种奢侈品对做妈妈的女性而言无异于天方夜谭,我也认为,沉溺于内省生活确实危害了家庭生活,这使得精神分析成了一个艰苦而危险的职业。   对我作为精神分析家最有用的成长是匹兹堡精神分析协会的要求:所有会员要参加学习小组。这些小型的小组每周见一次面,见面,常常持续数年。在有些小组里,我们阅读文献并讨论,其他的小组,我们报告正在进行的案例。这一形式的优点是小组规模小、成员关系亲密并开始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舒适的和放松的社交网络。当我们开始信任别人的时候,我们分享我们的真实案例材料,而不是作为治疗师的人对同事施加影响。我们在没有那些“老一辈”的情况下会面(当然,我们现在也是老一辈了,但是我此刻讲的是三十年前的会面了)这并未让我们觉得被批评、被判断,而是感到被完全接纳。   在这个氛围中,我们听其他人如何着手他们的工作,我学到了很多不同的风格与不同重点。在我内心,一个智力成长的过程发生了。我看到有些人小心翼翼地将自己调整到初级过程,无疑是能够将深层的无意识转移的幻想,从发生在办公室内的小小的当下事件中引出。他们能够将两种在对移情解释理论上冲突的两种趋势的两种理论取向综合。幻想引出的可以是性、矛盾情感或是对立冲突的内容。其他分析家则致力于当下转移的细枝末节,并最终引出了令人深感困扰的信任与恐惧的问题。   所以,丈夫和我曾约定,先定居纽约,等我完成冗长的培训之后,再选择其他的住址,我们去更有利于他职业生涯发展——可以研究经济史的地方。他去了匹斯堡大学,当时学校迅速扩张,招募,同时也吸引着各式人才。   那次的搬迁起初让我十分焦虑,它激起了我早年间因搬迁引发的疏离、迷茫、不安等创伤性体验。因为没有人坐下来和我解释这些“规则”,所以我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去感受不同的民俗和文化冲击,这也让我回想起了移民美国的经历。这些境遇在我重新调整职业生涯的过程中显得尤为真实,我花了两年时间重新找到工作,花了更久的时间,才开始接手新的精神分析实践。   我开始重新思考我的理论和技术,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病人应该被不同地对待。有些病人会(在分析中)谈论他们的梦、口误以及幻想;别的病人倾向于形成跟他们治疗师之间更积极或更负性的依恋关系,我们主要是在这部分进行工作;有些病人需要对依恋的议题工作的更多,有些更人会在性格上形成妥协。在后面的这个案例中,行为上的特点经常会激发出童年里被性欲化或者在本质上就是性的创伤。我的病人当中,我发现没有人的妥协形成是源于对童年期幻想生活的内疚的挣扎,除非这些挣扎引发了创伤(作为儿童,他们的幻想被大众所曲解)。   我依旧着迷于创伤在神经症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这并非是要否认内在现实,通常我认为内在的体验是外在体验的反应。在我的工作当中,我并没有发现病人的的冲突的内疚幻想和他们的现实生活环境没有关系。因此,我依旧对创伤在性格发展上产生的影响感兴趣。   我也开始明白在我们工作当中最主要冲突的要么是我们想要帮助病人,要么就是我们对于窥探无意识地纯粹体验所感兴趣(在我的早年受训经历当中,想要“帮助病人”可能会被定义为“拯救幻想”,这样的一个理想化模式基于弗洛伊德的概念,这样的概念是我们正在做出的科学探究)。我也开始重视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克莱茵、自体心理学、拉康、荣格以及古典的关于驱力和防御机制的自我心理学、客体关系,主体间理论、以及别的许多在这里难以提及理论观点。我认为一个分析师应该是灵活的和不拘泥于某一种理论框架的,以便自己能够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病人。这种想法有助于我们研读小组在这些年中去阅读不同的理论观点以及帮我们小组学会去尊重那些理论。这个想法是复杂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得到。决定采用哪种理论方法是因为我们想要对临床上有所帮助以及了解哪种工作方式适用于个体。在临床当中要是一种方式不起作用,也许我们可以转换不同的工作方式。工作方式的灵活性让我更享受我的精神分析工作,这也激发了我去思考“我是否在(对病人)做正确的事情。”   为了让精神分析发展成一个可被治疗的模式,精神分析师可能需要在态度上做出一些改变。我们应该放弃对于“纯粹”精神分析的追求,这可能会导致在临床上引起非常多的争论,以及形成许多理想化的小团体。我们应该学会包容,倾听不同的流派的观点,去阅读其他流派的期刊,这样才有可能帮助我们形成一股力量。我们被所谓的精神健康的科学亚牛凡事所裹挟着,这可能会真的否认内在心灵的存在以及太过聚焦于大脑内部,不同的心理动力学方法应该整合起来,尊重在神经科学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这可能会开始消除心灵与大脑的屏障,以及证明无意识的存在以及它的重要性。   我现在已经从精神分析的实践中退休了,但是我依旧在匹斯堡精神分析学员的连续案例讨论会上进行教学。和年轻同事的会面对我来说非常有趣。我们一直在了解与不同病人工作的多种方法和技术。我们已经对日常移情的检查需要和了解妥协形成、防御和超越那些引导我们病人的无意识幻想达成一致。我们在讨论与反对中积极的讨论,也学会尊重彼此。在这学期,我开始对于未来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的希望,重新充满了热情。 References Fenichel, O. (1934), Letter VIII. In: Rundbriefe: (1934-1945). [Round-Robin Letters], Vol. 1, ed. J. Reichmayer and E. Mühlleitner. Frankfut am Main und Basel: Stroemfeld, 1998, p. 119. - 502 - Freud, A. (1944), War and Children. Madison, C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Gill, M. (1979), The analysis of the transference. J. Amer. Psychoanal. Assn., 27:263-288. [→] Greenacre, P. (1941), Predisposition to anxiety—Part II. Psychoanal. Q., 1:610-638. [→] Hoffman, E. (1991), Lost in Translation: A lLfe in a New Languag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5. Jacobson, E. (1971), Depress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Kris, E. (1956), The recovery of childhood memories. Psychoanal. St. Child, 11:54-88.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 McLaughlin, J. T. (2005), The Healer's Bent: Solitude and Dialogue in the Clinical Encounter, ed. W. F. Cornell. Hillsdale, NJ: Analytic Press. Modell, A. H. (1976), The “holding environment” and the therapeutic action of psychoanalysis.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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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不算性侵?

高管性侵养女,老师性侵学生,社会精英性侵社会菜鸟。 前一段时间的热点,但是却不应该冷下去。   工作中和资料中都让我看到,受创伤的孩子和人都会有羞耻于自己,愧疚感,自我嫌弃等等。太让人心痛的是他们不是施害的那一方,却在身心受创后承受“施害”人应有的心理反应。事情就是这么不合理。 以上心情是被虐待后常有的心态,却不代表他们应得。 很多人找这些被害人的缺点和弱点,仿佛在说“你犯了这个那个错误,所以才致使自己被害”。对这些已经在承受非人的打击的人来说,还有比这更残酷的吗?像刀子一样。   以下列出他人刺向被虐待人的语言,我们会发觉这些刀子不过是有金属光泽的土,手持刀子的人应该把这些土灌倒自己脑子里,也比现在的脑子可贵。若受虐待人用这些话伤害自己,姐希望能开始对信任的人说说你的故事,我知道这很难。   “她迎和我的性挑逗,后来又不同意,我只接受前一个” 分两种情况,受侵人是未成年和成年。   若未成年,按一般西方法律ta就没有consent(授权)的权力。未成年说的yes,法律上却不被承认。也就是说,不可能从未成年人得到法律承认的授权。所以进行未经授权的性举动,等于无对方授权的性举动,就是性侵。此发条是基于未成年人还不具备独立辨别的能力,非常容易被误导和操纵。 也就是说,未成年人即使要求性相关的行为,成年人有拒绝的责任。   养父有教导的责任,应该引导孩子去正规的途径接受性教育,并以非羞辱的方式让孩子知道怎样的行为有怎样的意义,理解孩子对性的好奇,以及对亲近的渴望。理解,却不能亲自满足。爸爸和妈妈完全可以求助书籍,动画片,咨询师和老师给孩子讲解人体构造,亲昵行为都有哪些,不同关系有不一样的界限等。   若受侵人是成年,上床前和任何性行为前和当中,只要对方说了一个“不”,无论在这之前说了n个yes,就需要马上停止。不然就是性侵。   “她勾引我,甚至主动靠近我” 在一些儿童被侵害案件,这句话被用来推脱自己施虐的主动性。 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需要身体和感情连结的亲昵。也有对大人的崇拜和想要接近的意愿。这如果这些行为被施害人理解为成年人的那种性交的信号,就是脑子瓦特了。合适于孩子年龄的亲昵通常包括皮肤的接触(拥抱,亲脸颊,并排挨着等都算在列),被“尊敬的大人”关注和喜欢等。若孩子要求更多,作为成年人的你,要树立合乎关系的界限。   “我才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不是性别给了你侵害他人的理由,是单纯地,你的滥用自己权势和社会阅历,违背他人意愿,做了侵害他人的事。另外,“事情发生的广泛性”并不等同于其合理性。   “她湿了” 仿佛在说“她的身体是喜欢我的,所以我强迫她发生性行为是对” 阴道润滑是身体自动的、减低伤害的生理保护机制,并不是你性侵的通行证。   “你记不得细节,所以在说谎” 创伤,身体创伤,被至亲之人所利用操纵带来的心理伤害难以估量。面对难以承受的事件,比如创伤,大脑的模糊化处理能让不可承受的事件和感受不致于压垮。   “持续好多年,她早不举报,一定另有所图” 因为有这么多的来自社会的羞辱,不信任,甚至对受害人横加指责污蔑。 另外,施虐者通常对孩子施加威胁,让孩子不敢将事实告诉他人。权力的悬殊,社会资源、成熟度的巨大差距,让孩子根本无力反抗,伸张正义。社会与法律也不倾向性给弱势的人权力,则更加上诉无门。#MeToo发声的受害人几乎在事件发生后十几年几十年,趁着社会的对性侵的觉知,才感到足够安全地诉说自己的遭遇。   “我的丈夫不可能对女儿做这样的的事,一定是你诬陷我丈夫” 家人,朋友,妈妈的不相信无疑是最尖锐的刀子。常常被曾经尊敬并信任的人侵犯,既迷惑又感到羞耻。此时最需要其他亲近人的信任。   “你不再纯洁,被玷污过” 这句话的隐含意义往往有对受害者的贬低,歧视,甚至蔑视。仿佛在说“你被侵犯过,就掉价了,不美丽,不完整了” 性侵犯过程中,阴道或者其他性器官被强行或者操纵地侵犯,当然还有心理上的侵犯。如果说性侵过,这个受害者就该被嫌弃。那么,如果手臂被毛毛虫爬过,难道手臂就该从此被嫌弃?   本文用性举动,却不用性行为,因为性侵犯不是性行为。性行为是双方都授权,有愉悦,彼此在乎彼此的感受,有前戏,随时可以说“不”的平等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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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师与他们的同性恋病人之间的酷儿关系

本文选自:(2011). Psychoanalytic Psychotherapy, 25(4):308-318 作者:Michael King 翻译:焦莉、张自强、虞国钰 校正:虞国钰 策划:张自强 【摘要】:在贯穿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精神分析一直认为同性欲望是病理性或发展受阻的状态。随着人们在二十世纪后期对同性恋的敌意减少,精神分析师也一样,只是改变更缓慢一些。在这篇论文里,作者先简短回顾了精神分析面对同性恋的观念演变,然后针对同性欲望的治疗,审视了今日精神分析从业者和他们的病人,所依据的研究资料主要集中于过去15年间发表的文献。 【背 景】: 十九世纪晚期,第一代性学家开始使用同性恋这个词,他们认为对同性产生欲望、爱和性行为的状态是天生的,因此同性恋的男性和女性应该被保护,免于社会污名、法律骚扰或羞耻。   虽然拥有正常的男性生殖器,男性同性恋者却被看作生理上介于男性和女性之间—他们的身体外形更柔和、富有女性气息,毛发较稀疏,握手的力度不如异性恋男性的大(Sengoopta, 1998)。而且,与十九世纪性变态理论一致,同性恋也被看作是性变态的一种,因此他们的后代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其他不受欢迎的特征(包括但不限于同性恋),甚至就是精神病(Sengoopta, 1998)。   在此之前,同性间的吸引和性行为并未被认为是一个人生活的固定特征,却被看作是一种恶习或罪恶。正如福柯(Foucault)著名的评论“同性恋现在是一个物种” (Foucault, 1981),而且是可怜的那种。然而,意外后果法则会导致,很快就有人想出纠正这种异常的聪明主意。尽管类似睾丸移植这样的极端医学治疗(Pfeiffer, 1922; Sengoopta, 1998)曾被用来试图将男同性恋变直,但最终,是精神分析家们接受了这项挑战,进行将同性恋定义为一种心理发展受阻或病理状态,并可以被纠正或治疗。 【弗 洛 伊 德 及 其 后 继 者】: 弗洛伊德认为,如果孩子的心理发展过程中,未能成功跨越他所描述的肛欲期,就会引发同性恋。正常儿童逐步渡过婴儿的口欲期和肛欲期满足,会到达完全的异性恋生殖器成熟期。但是,同性恋被卡在了生殖器倒错的状态中,弗洛伊德发现难以处理(Freud, 1955)。   他常常在描写其它概念的文字中提及同性恋,例如自恋和投射,这表明他并不认为同性恋本质上是神经症(Drescher, 1998)。然而,他将同性恋描述为肛欲期满足的固着,这也显示他对在男性中这一现象的成见。   现在弗洛伊德在一些范围内被看作有点倾向于自由主义者,毕竟他在30年代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呼吁在奥地利和德国对男性同性恋行为合法化,在这不久之后,国家社会党戏剧性地扩大了针对同性恋行为的法律制裁(Abelove, 1993)。但无论如何,他明显认为同性恋是可以被治疗并转变为异性恋的。   在Jack Drescher关于精神分析和同性恋的深具影响力的论文里,他声称,那些追随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师的观点与弗洛伊德本人的不尽相同(Drescher, 1998)。然而,他们的理论对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的治疗有着重要的影响,甚至因此导致偏见,因为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还没有发展成熟或本身就是病态的,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同性恋者们被禁止接受精神分析的训练(Isay, 1997)。   Sandor Rado拒绝了弗洛伊德关于固有双性恋的过时观点,这种观点是由他那个时代两性理论所塑造的(Rado, 1940)。相反,他从进化论里找到依据支持自己的论点,声称异性恋是自然的选择,以保证繁殖效率。在这种世界观里,同性恋是不寻常及不受欢迎的状态,是因异性所引发的病态冲突和恐惧的适应(Rado, 1940)。   Irving Bieber提出同性恋是扰乱性和破坏性养育的可悲结果的观点,因为发生了对“生物常态”的“干扰”,才会出现同性恋,把男人和女人们撞出了通往异性恋的光明大道。在他1962年的书中(现在此书在亚马逊仍然可以买到),他声称在前来寻求改变的同性恋者中,他的治疗率高达30% (Bieber, 1962)。   国家同性恋研究与治疗协会(NARTH)创始人Charles Socarides接受Bieber的观点,他认为父母在孩子童年时造就了同性恋。像香蕉一样,病理性特征成束呈现。他描述同性恋的父亲为“缺席的、软弱的、隔离的或虐待的”(Socarides, 1968),甚至当他的儿子公开自己是男同性恋时,他依然坚持这些观点。他反对保护同性恋者权利的立法,因为他相信应当保留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者身上的压力,这样才可以让他们寻求治疗。   可能因为五六十年代行为主义的兴起,很多精神分析师开始在治疗中强调暴露疗法的重要性。例如,Lionel Ovesey推荐治疗师放弃中立,劝说男同性恋和女人上床(Ovesey, 1969),如同对地铁恐惧症来访者的治疗一样,最终是要鼓励他们进入站台并乘车。 【当 今 治 疗 的 结 果】: 这种奇怪的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的杂烩迎来了灵性治疗的登场,最终以一个第三维度的角度,演变为由Joseph Nicolosi及其同事在NARTH及全球类似组织所推广的现代修复性运动。作为Exodus全球联盟(http://exodusglobalalliance.org/)的一部分,Exodus国际(http://exodusinternational.org/)成立于1976年,在美国和加拿大有240个地方“分部”,并在遍布全球也有更多组织。   在类似这样的组织中,关于病态和行为改变的精神分析理论清晰地与灵性和神学(通常是基督教)融合,产生了目标为修复受损异性恋倾向的治疗方式。“修复的”是一个有趣的形容词,使人想起Bieber关于异性恋根基的观点—异性恋是可以被培育的,可以从黑暗的偏离中召回的。   弗洛伊德主张同性恋病人只是需要成长到完全的生殖器表达和满足的这个观点,发展到前述的概念其实有点过度延伸。哪怕在他们详尽的网页、和往往发生于伪基督教场馆的传教中,Nicolosi和他的同事们有时也很难明确地说明当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到他们这里寻求改变时,具体怎么进行他们的治疗。90年代未,我和我的同事开始了一项研究,针对过去和现在与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一起工作的治疗师,以及那些疗法的效果。 【直 言 不 讳】: 研究在90年代初开始,我们随机地从伦敦及周边地区执业的英国精神分析师联盟注册会员中抽取了二分之一的人作为样本,询问他们如何与男女同性恋来访者工作的(Bartlett, King, & Phillips, 2001)。大约400个执业者收到了包含封闭式和开放式问题的匿名问卷,问卷询问他们作为精神分析师和受训分析师时的经验、他们与男女同性恋来访者工作的记录,以及他们对男女同性恋者的态度。   如果调查对象拒绝回答这些问题,他们也被邀请简述他们的意见。在395份问卷中,有274份(69%)有效,但是有56个治疗师回复的问卷不完整,其中47人对这项研究的性质表示忧虑。   当我们向当地23名精神分析家发放试测版本的问卷、并检验其可靠性时,我们就已经预计到这种情况会发生。一位被试反对这个问卷,并私下向英国精神分析师联盟发出警告,质疑我们进行这项调查的意图。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令人生疑。其中一位没有完成调查的分析家评论,将同性恋者看成“本质上是病理性的”并没有什么帮助的;想反他或她更喜欢将它(同性恋)看成是“自恋和边缘紊乱的不同表现形式”。当这些精神分析家被要求去描述他们自己的性取向时,只有一个人报告说自己是同性恋。不管怎样,其中有13个分析家对这个问题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描述方式,似乎都在回避(性取向)这个问题。基于若他们是同性恋,将阻碍他们受训成为分析家,他们的态度并不奇怪。   三分之一的分析家们认为男女同性恋者有权成为一个同性恋分析家,一个积极但目前还不太现实的建议,考虑到几乎没有人会表现出同性恋倾向。其他三分之二分析家普遍认为,来访者和分析家性取向不同,有助于来访者探索和理解自己的性取向(虽然通常会假设分析家们不会暴露她们自己的性取向)。这个立场似乎并没有考虑异性性取向的优势角色,并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男女同性恋来访者可能会感觉到不被他们的分析家所理解(McFarlane, 1998).。此外,在对他们最近大多数的男女同性恋来访者的评估描述中,许多的分析家假设来访者的性取向是他们的核心问题。即使分析家们不持这种观念,仍有大多数人报告“探索”了他们来访者的性取向,并有近10%的案例,分析家声称将他们的来访者完全或部分地转变为异性恋。当然,我们无法证实这些数据,因为我们不能联系到他们的病人。不管怎样,让人伤感的是,认为同性恋倾向完全或者部分地导致了他们自身问题这个观点,是那些寻求心理治疗的LGB群体的主要恐惧之一,也是建立治疗联盟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King, Semlyen, Killaspy, Nazareth, & Osborn, 2007b)。但是会有更多问题。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分析家对于同性恋的态度以及工作,我们也对这群分析家其中的15位进行了深入的面对面访谈 (Phillips, Bartlett, & King, 2001)。尽管年轻分析家更可能同意同性平权主张,他们均迟疑于接受同性恋身份是人类状态的一个变式,他们也对于分析者应该知道分析家的性取向感到不舒服,并似乎对于现状最满意。虽然他们以分析家的匿名性原则来解释这一点,但这个说法与曾经出现的关于分析家和来访者的文化是否应当匹配的讨论结果相反。也许是性取向的隐密本质(至少是分析家的性取向隐瞒)导致整个问题如此棘手,大多数人都知道那些要进入培训体系的同性恋分析家所要面对的困难,大多数人都反对这个壁垒。哪怕持有这样的自由主义态度,这些分析家似乎将对同性恋的精神分析性观点和他们当中的同性恋分析家同事进行了区分。 【 口 欲 期 】: 这项研究让我们好奇,那些很久以前进行过这种治疗的来访者们和分析家们身上发生了什么。因此,我们尝试联系那些在二十世纪末后半叶进行研究和治疗的、背景是精神分析或者行为治疗的治疗师们。我们也在英国全国范围内打广告和通知,来宣传我们的研究,希望以此联系曾经经历过种治疗的病人。这项研究有几个困难之处:第一,我们怀疑这些治疗师对于他们的工作持防御性态度,基于当今对于同性恋的态度,他们也会担心自己成为诉讼或者赔偿要求的目标。其次,许多做过治疗的病人现在可能已经死了或者将要退休了,他们的治疗师更是如此,这让我们更难去联系到他们。第三,我们怀疑许多经历这种治疗的男男女女都会不想唤醒陈旧挣扎的回忆,或是害怕他们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他们那些不光彩的过去。第四,在精神分析中,清晰的治疗目标可能不一定非常明确,因此,男女同性恋来访者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性取向被他们的分析师视为主要的病态。哪怕在这些困难下,我们最终深入访问了29名接受改变性取向治疗的病人(包括两位病人家属)和30名专门从事这种治疗的治疗师(King, Smith, & Bartlett, 2004) 。联系这些精神分析家的困难让我们马上就受到了打击,他们中的许多人比行为主义治疗师更少在这个领域出版论文,因为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公开声称他们擅长这个领域。   所以,我们发现了什么?这些病人(绝大多数都是男性)通常会出于自己的性取向和行为带来的压力和对歧视的恐惧而来寻求治疗,许多进入治疗的病人对他们的困难感到困惑,也不确信他们的治疗会怎样进行,对于自己的改变没有信心。大多数的治疗师认为(起码在一开始),如果他们能够把同性恋变成异性恋,他们就可以帮助到病人和社会。然而,所有病人在治疗期间遭受到了相当多的痛苦,尽管有些人日后仍会在同性伴侣关系上获得一定满足,但也有人进入一段不满意的婚姻或者会维持一段无性婚姻关系。大多数治疗师开始意识到,他们在改变性取向上无法取得丰硕成果,这些治疗本身就是有害的。不管怎样,少数人依旧热情地相信这种治疗的有效性,并认为这种治疗在当今依然是一个选项。他们照搬Charles Socarides的观点:同性恋有权停止自己做一个同性恋 (Socarides, 1994)。   这类研究有一些局限性,首先:接受治疗的病人中,往往是遭受更严重影响的病人会更愿意站出来,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治疗对他们的影响重大,特别是相对于那些较少受到治疗影响的人而言。其次,在这29位病人当中,只有小部分的人进行了精神分析,大部分人都接受了行为治疗。虽然在这个时代,行为主义与精神分析的目的是类似的。第三,觉得自己已经改变了并已经进入异性恋关系的患者们可能不再愿意把他们自己认同为曾经的同性恋者。简而言之,我们可能错过了那些被“治愈”的患者。不管怎样,我们的研究并不关心这些治疗的有效性,只有随机测试能够做到这个,我们知道并没有这种研究。我们想了解的是,在这个时代里治疗师以及病人的动机和体验。我们发现的是,尝试去治疗人类各种性行为的不愉快结果,而随着人类的健康和繁荣,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结果数十年了 (Bancroft, 1988)。我们研究所发现的那些不开心的故事并不意味着我们仅仅使用今天的视角去评判过去,我们的意图并不是分摊过错或者寻求公平。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同性恋被当成是一种疾病,对于许多治疗师和病人,如果可能的话,治疗同性恋取向是符合逻辑的。不管怎样,我们的结果让我们再次质疑今天正在发生的事,将同性恋转变为异性恋的精神分析性治疗是否如我们假设的一般,已经停止了?因为极少治疗师被问及这个问题,所以没有人能确信地知道这一点,在我们先前的研究当中,我们也并没有直接地提出这个问题 (Bartlett et al., 2001)。   考虑到对于当今的心理治疗操作缺乏信息,我们决定对治疗师进行另一项调查,这次的目的是想要了解,有多少治疗师,如果有的话,在提供改变性取向的治疗,或是准备这么做 (Bartlett et al., 2009)。我们向1848名来自英国心理协会、英国心理咨询和治疗协会、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心理治疗委员会和皇家精神科医生学会的心理健康从业者,寄出了我们的调查调查问卷。这些治疗师从这些协会会员名单里随机挑选,并以英国人口分布进行加权处理,并对每个名字核对以避免重复。这个问卷设计的简洁而直接,为了得到调查的高回应率。但我们也在问卷里提供了评论和更详细回答的空间。我们以两种方式询问有关治疗的话题,首先,我们询问他们如何回应那些寻求改变同性性取向的来访者,我们假设这种问题会带来与流行观念及良好治疗一致的回答,然后我们会问他们是否曾真的尝试治疗过一个同性恋病人,如果有的话,请他们描述至多五个病人的情况,包括每个病人是如何被介绍过来的、他们的性格特点、治疗在哪一年进行的以及他们是否对病人进行了随访,查看治疗结果。我们也会询问那些至少治疗过一个来访者的治疗师,他们是否会向那些想要变直的男女同性恋来访者提供这样的治疗。在寄出1848份问卷当中,我们收到了1407份回复,其中73份问卷被退回来,要么是因为地址已改,要么是因为被调查者已经过世,他们的同事或者亲属将问卷寄回来了。其中收到的1328份问卷可以用于分析(问卷总数中的72%或是可被追踪问卷中的75%)。   只有4%的治疗师报告说他们会试图改变一个人的性取向。无论如何,如果就治疗师的实际操作进行询问,17%的治疗师承认,他们在起码与一个来访者的治疗过程中,会试图改变或降低其对于同性的性吸引或行为。让我们最吃惊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治疗的频率似乎没有减少。年长的治疗师和男性从业者最容易采取此类治疗,相对于英国心理咨询和治疗协会或皇家精神科医生学会的成员而言,英国心理协会和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心理治疗委员会的成员更可能会这样做。   222个治疗师承认他们起码治疗过一位这样的病人。三分之一的来访者是女性,大约50%的来访者就诊于私人执业的治疗师,大多数人得到了某种形式的咨询。虽然没有持续一致的治疗方案,但行为治疗很少被使用,大多数来访者得到的都是某种形式的心理治疗。在起码治疗过一个来访者的治疗师中,四分之三的治疗师相信,应该为想成为异性恋的男女同性恋者提供一种治疗服务。   这些治疗过病人的治疗师留下的随意评论揭示,他们经常会有这种感觉:男女同性恋来访者是困惑的,并因此需要向他们指出正确的方向(也就是异性恋)。例如,一个精神分析师写道:   因为早年经历,比方说童年所经受的性虐待,可能会导致成年人的性偏好(无论是同性恋或异性恋)让人困惑或无法满足。一旦早期性创伤得到疗愈,来访者可以将其能量转移更加让人满意的成年性关系中,甚至可能改变其性偏好。   一个临床心理学家说,“某些来访者/病人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真的同性恋者,特别是年纪小于25岁的年轻人。”   令人吃惊的是,每六个心理治疗师、咨询师和精神科医师中就有一个实施了这些治疗,而且这种治疗的频率没有下降。看起来,许多人希望帮助他们的病人,因为病人身处有敌意的家庭或是社会中,担忧自己是同性恋者。无论如何,因为很少听说希望改变的直接要求,很可能这些治疗师并不是基于病人的诉请而行动。转介最常见的理由是对于性取向的困惑,而不是要改变性取向的清晰欲望。但是,年轻人往往会有许多关于性及性欲的困惑,但最主要的需求是被倾听,而不是改变他们性取向--往往试图转变为异性恋性取向---的心理治疗。没有心理治疗师会声称他们会主动鼓励同性性取向,而且,大多数人几乎没有考虑到所实施的治疗方法的潜在危害,这些治疗没有一致的步骤或其真正有效的证据。 【更大的图景】: 这一切对男女同性恋者的心理健康,及他们所需要和期待的心理治疗服务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最近这些年,我们对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的心理健康及他们所接受的治疗进行了许多研究,在世界范围的研究里对这两种主题会有两种系统性观念。第一种认为,因为男同性恋试图自残、自杀及女同性恋的物质滥用的情况严重,以致于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以惊人的高比率提高了整体精神疾病的比率(Chakraboty, McManus, Brugha, Bebbington, & King, 2011; King & Nazareth, 2006; King et al., 2003, 2008; Warner et al., 2004)。   即使经过最近对于社会观念的解放,也未能改善这个情况。例如,2009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丹麦男性中,身处同性伴侣关系人士的自杀率比身处婚姻关系的自杀率高出八倍 (Mathy, Cochran, Olsen, & Mays, 2011)。大多数世界范围的研究说明,歧视和压力是这些问题的主要来源(Mays & Cochran, 2000),因为大多数研究都是在高收入国家进行的,因此在低收入国家的情况可能更为严重,因为那里的社会态度往往更有敌意。   精神分析师和其它心理治疗师的态度和操作会对社会态度有重要的影响,毫无疑问,许多(可能是大多数)心理治疗师对男女同性恋者持正面看法,这从大多数治疗及专业协会均发出对治疗同性恋的警告声明1就可以看到。但是,少数专业人士仍将同性恋视为病态,并持续伤害了他们的男女同性恋病人。   通过针对为男女同性恋来访者所提供的心理治疗进行系统性研究发现,我们需要在治疗师的知识和实践、来访者对治疗师的理解及治疗师自己的态度之间取得一种平衡(King et al., 2007a)。简单来说,治疗师的态度、知识和实践比他们的性取向更重要;男女同性恋来访者需要检验他们为何选择或回避了一个同性恋心理治疗师;而治疗师需要与了解男女同性恋的世界现实,并避免刻板印象。   更重要的是,治疗师不能,也不应该,由他们的来访者向他们普及同性恋文化,因为这样,他们就冒险地、不加批判地接纳他们客户提出的任何主导观念,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让来访者觉得奇怪或特别。关于同性恋的正确知识通常会让(同性恋或异性恋)治疗师拥有更少的偏见和认为异性恋才是正常的假设。通过探索自己的心理、适当的培训、知识和经历、与每个来访者发展出良好的治疗关系,治疗师可以从对同性恋的偏见中解放出来(与其它任何治疗环境的相遇一样)。 关于治疗师是否应该批露自己性取向这一问题,似乎没有简单的建议。虽然治疗师会希望向来访者呈现为空白屏幕,他们需要知道,他们的来访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对治疗师有假设和幻想。探索男女同性恋来访者是否希望找一个同性恋治疗师的问题很复杂,似乎对于女同性恋者来说,这一点更为重要。 【如 何 理 解 这 一切】: 这段特殊的历史揭示了社会中的一部分人认为另外一部分人是有病的、不道德的、有罪的或三者都有。宗教一直是这种态度的卫道士,直到二十世纪,精神分析出现并以非评判的态度接受了同性恋的主要内涵,但同时也进一步以发展受阻和倒错的理论解释同性恋的根源。   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概念已经成为流行文化中的一部分,因此,虽然其理论出名的混乱和相互矛盾,但其无所不在的关于异常、变态和疾病的主题仍在今天回荡。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一世纪,针对男女同性恋者、他们的性选择的社会态度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的准则已经落后于这些解放,并努力在扭转这一点。   当今,不可信的分析性概念持续在为修复性治疗运动提供支持,无视我们可以从多样化和尊重自己中所获得的养分。治疗总可能拯救新的一天。然而,也许我们不应该总是推卸责任,而是着眼于未来,首先,拒绝任何将同性恋视为一种需要干预的状况的疗法,其次,反思我们目前对于某些群体、个人或所谓疾病的态度,是不是仍在犯相同的错误。 【最 终 反 思】: 近年来,肯定性同性恋精神治疗蓬勃发展(Ritter & Turndrup, 2002),但是,正如我们回顾里所述(King et al., 2007),这里并没有新理论见解,而主要是包含了同性恋相关课题的知识,没有偏见或同性恋恐惧。部分治疗师从人类潜力运动中汲取养分,并提供了多种形式的人文主义和认知疗法,而其它治疗师则忽视过去的理论基础,并以一种对男女同性恋者友好的想象性分析来操作。我担心后者会偏离精神分析太远(疯狂地移动甲板上的椅子,导致船下沉)(King,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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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中,那些已经被看见的,以及你所看不见的

心理咨询的过程是一个看起来没啥技术含量,就像两个人说着闲话聊着天打发时间的事儿,实际上却是一个对咨询师在专业积累程度、人格成熟程度、天文地理文化哲学宗教等各种知识掌握程度、情绪管理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对生命的理解能力、与不确定共处能力、对痛苦的耐受能力,等等方面要求度极高的一个过程。 可能“看起来像聊天”这种状态本身就会引发很多人对心理咨询过程的种种疑问:有用吗?值吗?专业吗?也正是由于“像聊天”,也使很多对心理咨询完全不了解的人有了更多发言权,甚至不乏外行指导内行的声音:“在做咨询的时候,你就应该......”,“咨询师如果这么做就是好的,如果那么做就是错的......”。这N多的“指导”也使一些想寻找帮助的人感觉更加困惑:咨询师可信吗?那个咨询师做得对吗?我到底应该听哪种声音? 01 心理咨询的「专业性」何在 每当有人问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只有一个回答:专业的事情,你当然应该听专业人士怎么说,如果你无法信任专业人士,那你还可以选择别人的话谁都不要听,只听自己的,只是你要听自己的,就需要更丰富的学习,了解更全面的信息。最不该听的,就是那些“我觉得我最懂”,但实际上没有经过系统训练的人,甚至根本就没有接受过训练的人的声音。 实际情况是,学得越深入的人,越不敢说自己懂,因为人实在是太复杂了,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对每一个人的理解和探索都是一套全新的方案,所以越学习深入就越理解心理咨询中没有确定“对”的方案,只有相互的不断影响和激发,对所激发的内容不断探索中的不断理解,以及理解之后的不断修复。如果有人说某个咨询过程中“应该”这么做,或者是“不应该”那么做,如果这个应该或是不应该是在谈伦理问题,那还可以理解,如果不是在谈伦理问题,那只能说,这个人恐怕根本不懂得心理咨询。因为人与人的关系都是交互影响的,不管发生什么,对两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是有意义的,是两个人共同创造出来的,不管是爱还是恨。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就是探索那个意义。如果真的可以“应该”那么简单,就不需要心理咨询师这个行当了,大家只要按着“应该”去长大就行了,都是“应该这一标准”化的产物,自然都是没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地方的。 对于心理咨询这件事,不要说外行人,就是受训年头不够的咨询师,很多时候对人际过程的理解都跟那个过程的实际意义有着巨大的距离(心理咨询的重要目的就是学习懂得那个意义),何况没有接受过基本训练的人呢?对那个意义的探索,往往让我们最终明白关系里的真实动力与作用,与表面看到的天差地别,甚至完全相反。心理咨询的专业性就在于此,那绝不是靠“生活经验”可以判断得了的,而没有接受过训练的人,或是受训不足的人,他除了靠生活经验,靠感觉,靠潜意识幻想,靠理性知识等等去判断,还能靠什么?但是这些真正能起到的促进作用非常有限,而能够起到促进作用的前提,是这个人的人格发展足够成熟,如果他自己的人格本身就病理性结构占比很大,那他的这些所依靠的方式,破坏性会大大多过建设性。那个“天差地别”或者“相反”,没有经过足够的训练,这个视角是难以发展起来的。 02 心理咨询是在“悄悄治愈” 心理咨询过程中那些看起来像聊天的过程,那些咨询师没有说出任何高深学问的过程,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是咨询师这个人,是咨询师用怎样的状态与来访者在一起浸泡着。 也许那五十分钟里,两个人只是聊了一本小说,一部电影,看起来多浪费时间和金钱啊,可是,这五十分钟里真正重要的,却不是对小说和电影的诉说,而是有咨询师这个人在听到、在看到眼前这个人,在试着与这个人“在一起”,在承接着这个人的情绪,在听的过程中传递的对眼前这个人的接受、陪伴、好奇,在用自己的身体和情感表达出“此时这么无聊,但我不会拒绝你,嘲笑你,我愿意与你一起停留在无聊中去理解背后的意义”,或者“我理解你对故事的这些感觉就像是理解你自己”或者“我已经懂得了你对我爱的期待,我也理解你现在对爱的恐惧,但我会在这里等待你”,而所有的这一切,可能都没有用语言说出来,而是情感中传递给了来访者。所以,心理咨询中起治疗意义的很多重要元素,都是没有被说出来,也不会被眼睛看到的,但是它们在悄悄发生着,而且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咨询师能够“悄悄治愈”的原因,是因为他曾经被治疗,也许他曾经历过上千小时接受分析过程中的爱与痛苦,才迎来了面对来访者痛苦时的情绪安定与不失希望。而这样的能力,其实就是一个“足够好的妈妈”能力。足够好的妈妈不是绝对好的妈妈,这就是说,他不会完美的满足来访者的期待,但是他能够帮助来访者去发展耐受不完美、耐受期待无法被满足的能力。 这也就意味着,他必须有足够的心理韧性,耐受住来访者因为受挫而引发的攻击,当他在攻击中存活下来,来访者就会学习到原来“破坏是可以被修复”的,于是来访者才有勇气去世界进行更多探索。他也需要有能力接受来访者爱的期待,需要能够在来访者共生需要、退缩过程、无法信任、破坏冲动、自恋冲击.......等等过程中保持稳定,作为一个“安全的人”出现在来访者的经验里,而这些,远不是语言能够完成的,而是作为“一个人”的状态存在于与来访者日积月累的相处中的。 所以,咨询室里,能看到的是咨询师没有因为来访者的破坏性行为而发脾气、而反击;或者是咨询师宁愿承受来访者的攻击,也没有满足他的非现实期待;或者是咨询师面对来访者强烈的共生性的爱的渴望并没有退缩和拒绝,而是与他一起度过对丧失和失控的恐惧。看不到的是,他能够进行如此的处理,他能够承受这一切,是因为他在此之前进行过N多倍的体验和学习。 咨询室里,有太多的干预是在看不到的过程里悄悄发生的,所以,看不到不等于是没有做。咨询师五十分钟一共只说了三句话,能看到的是“他好像什么都没有干”,看不到的是他的不开口背后要耐受的不确定(说话其实会更有控制感),要耐受自恋的被攻击,要耐受拯救的冲动,要耐受攻击的冲动,等等,他的不说话,其实是留了更多的空间给双方的相互促动。在临床中往往可以清晰的感受到,当一个来访者可以停下来,不必马不停蹄地说那么多话了,可以允许沉默发生了,他的思考功能才真的呈现出来了,他的进展慢慢也就发生了。在心理咨询过程中,不说话,其实对人的要求是更高的。所以,不说话的价值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03 「看不到」的价值 常有人抱怨心理咨询的费用太高了,从现实上讲,的确是太高了。但是保证大众可以获得支付得起的心理健康保障,就像医保一样,是政府需要考虑的社会福利措施,因为只有政府才有权将税收用于公民福祉,这不是咨询师作为个人可以承担得了的责任,咨询师或者咨询师行业是无力改变现状的,咨询师同样受制于收费过高。 能看见的是咨询师收费太高,看不见的是咨询师收费后面要养活的服务人员、场地、技术等等支出。更重要的是,咨询收费越高,意味着咨询师给自己支付的治疗费越高,督导费也越高,很多咨询师一周可能要接受两次、三次被治疗,对于困难的个案,可能同样要做一次咨询接受两次、三次督导,而他的治疗师、督导师的收费可能远远高过他自己的收费。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咨询师收费很低,反而是让人担忧的,因为那可能意味着他自己的被治疗,以及接受督导的频率是不够的,甚至是没有的。对于“裸奔”的咨询师,收费再低,也要考虑保持距离,因为那实在很难判断他到底是咨询师,还是一颗不定时炸弹。 所以,如果现状不发生改变,未来真正有专业保证的心理咨询服务,恐怕就真的只是中高收入人群的专享服务了。好在,对于心理发展相对健康的人来说,除了心理咨询,还有非常多的生活方式可以获得心灵成长,比如阅读与思考,比如与喜欢的人相处,比如投入的去生活和娱乐。 很多人现在都知道“共情”这个词,但恐怕不是每个人都真正的理解心理咨询过程中的共情到底怎样存在,怎样发挥着作用。更有一大批人,将“共情”与“被满足”等同了起来。实际上,共情不是让你舒服,共情是“感同身受”,更深度的共情是感受到的同时,也理解了那些感受背后的动力,也理解了那些感受背后的诉求,同时也理解了那些感受有可能带来的行为方式和在关系中产生的影响。 所以,很多时候,当咨询师对来访者某些不健康的部分进行干预时,需要执行一个很有价值的干预原则:“满足其需要(生存需要、安全需要、自尊需要.....)但不满足其期待”,不满足其期待带来的影响就是:来访者感觉到了挫败,会对咨询师进行攻击,他可能感觉自己没有被共情到。这个时候,能看到的是咨询师的干预引起了来访者的不舒服,不能看到的是,咨询师在共情来访者那些带来破坏性影响的行为背后,需要被修复的内容。此时满足带来的是暂时的舒适,当然咨询师也会轻松的多,但是没有被看到的是,咨询师的不满足来访者要承受更大的压力,来访者需要在挫败体验中积累更多的经验和勇气,以及对于向修复方向发展所进行的努力。 一个好的心理咨询过程常常被这样形容:一起说了好几年话,咨询师好像什么都没有干,但是来访者自己什么都想明白了。 这样的过程中,看见的是咨询师什么都没有干,看不见的是咨询师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养育”环境,等待着来访者内在世界长大,实际上咨询师不是什么都没有干,而是咨询师把发展健康自恋的的空间移交给了来访者,当来访者相信自己有能力帮助自己的时候,咨询师作为一个成长的背景,恰是他把自己的健康自恋出借给了来访者去使用和发展。所以,咨询师不必成为舞台上的主角,那个位置,最好还是留给来访者。 心理咨询中,那些可以被看见的,那些已经被言说的,非常重要。但那些没有被看见,但是悄悄起着作用的,可能才是专业性的体现。评价一段咨询关系的价值,远不是“我感觉”可以做到的。它的价值需要放进一段长久的关系中,在回顾中才能被发现和理解。 对于一段咨询关系是不是靠谱,问别人是没有用的,能告诉你这段关系是不是靠谱的,只有当你真正经历过,在回顾中的你自己才能知道和判断。而对此时此地正在经历的爱恨情仇,最有价值的做法不是去分析它的好坏对错,而是去理解它的“为什么”,对“为什么”的探索,是引领你走向成熟的有效路径,而“对错”,很可能只是一个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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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最特殊的灾难,噩梦会结束吗?

幸存者多是一件好事吗? 某种程度上,它意味着受过伤害的人更多。 这世上有很多带着伤痛前行的人们, 他们的勇敢远超我们想象, 但不要让他们只在出现新闻热点的时候才被大家关注到。 前一段时间,微博上流传的“中国式父亲”的图火了起来,有的热门评论说“恶心”、“禽兽不如”。 但评论中也很好地展示了我国白莲花这个物种过剩的现状,相当多的人在洗地:“摔倒了,父亲揉揉是为了安慰”、“太断章取义了吧,国外就没有吗”。 虽然文化差异使得各国在一些社会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任何一种文化下,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或边缘性关系都是犯罪行为,是永远不能被社会认同的。儿童性侵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条红线,没有例外,没有借口。 一些事实 儿童性侵犯/性虐待(child sexual abuse,CSA)是指某些成人或者年纪较长的青少年对儿童实施的性刺激的行为,无论是经过对方同意还是强行要求。 其形式包括但不限于: 直接性交 边缘性行为(恶意触摸儿童隐私部位) 猥亵(将性器官暴露于儿童面前、面对儿童手淫) 强迫儿童观看色情场面 利用儿童制造色情影片 …… 总而言之,所有将未成年人卷入性接触(包括直接身体接触,和间接接触性行为)以达到侵犯者性满足的行为都属于性侵犯。 像文章开头的那位父亲对女儿的动作,非说性侵犯有点上纲上线,但怎么也不能算没有性意味吧。但是有些人把自己的严谨都用在了未成年人性侵这件事上,除非强奸发生,否则他们是不会轻易判定为性侵的。 对未成年人的性侵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在美国,25%的女孩和17%的男孩在18岁以前曾遭受过至少一次性侵犯。 关于中国儿童性侵状况,不同的研究显示出不同的数据。但平均情况是:中国16岁以下儿童,每5个女孩中,就有1个曾遭到过至少一种形式的性侵犯,男孩遭受性侵犯的比例要稍低于女孩,但10.5%这个数字仍然是触目惊心的。14%的儿童表示遭到过严重的身体侵害。   最「安全」的人,可能是最危险的人 90%以上的儿童性侵者都是家人或熟人,且几乎都是男性。 30%是孩子的亲戚:他们可能是家庭中的男性长辈、或年长的表兄弟;60%是孩子熟悉的人:学校或幼儿园的老师、课外班老师、教练、保姆、其他孩子的家长等等;只有10%是陌生人。 “熟人性侵”这一点,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大众所了解。但是,另一个事实还未广泛被意识到:对儿童进行性侵的也不一定是成人,可能是某个稍年长的堂兄弟姐妹或者玩伴、高年级的同学等等。 为何儿童性侵一直在发生? 数据告诉我们,性侵犯、性诱拐、性骚扰是如此的频发,很多时候我们感受不到它的存在,是因为它会被掩盖、被阻碍,它在黑暗中发生。但为何这样的恶性事件能够持续地存在着?以下三点因素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侵犯的发生。 1. 受害者被威胁 小孩子本身就是弱势群体,遭到性侵后,Ta所处于的地位就变得更加劣势。因为年龄小、没有地位,而相对地,加害者往往是年长的、地位较高、强势的人,他们一般会对孩子进行威胁:“你要是敢告诉爸妈,他们就不要你了”、“你要是告诉其他老师或者同学,下次就会更惨”。儿童往往对威胁深信不疑,他们相信自己逃脱不了侵害者,所以不敢发声。 2. 来自受害者和周围人的否认 由于很多儿童遭受性侵案件中,侵犯者都是熟人甚至是亲人,多为男性长辈,例如父亲、叔叔、舅舅、或祖父辈。因此侵害者的另一面可能是慈眉善目的良好形象,加上“童言无忌”,更没人会信一个小孩子说的话。亲人们也会抛来对受害儿童的怀疑“一定是你记错了,他可是你爸啊”。 而另一方面,是当侵害者是自己的父亲时,孩子会本能地美化家长的形象。如此,儿童面对无法反抗的侵犯,只能改变自己的认知,“他只是跟我做游戏”,甚至去认同侵犯者。 3. 责难受害者 我国的羞耻文化让人们太容易责怪受害者。当本该给予关怀和支持的家人、老师同学们、社会大众说出:“你怎么不喊救命”、“你怎么不逃走”,甚至去侮辱受害者时,难道期望受害的儿童给予这样荒唐的回应吗: “对不起,我没能避免自己遭到强奸,以至于让别人犯罪被判刑了,给社会添乱了,给家里抹黑了,我对不起所有人。”  研究者发现,指责所带来的二次伤害,对于受害者的影响要超过被侵犯本身所带来的伤害。所以,停止再责怪吧,这个世界对于女性和小孩已经足够苛刻了。   曾遭到性侵,可能带来哪些影响? 1. 厌恶身体接触 相当于回避刺激,属于创伤后应激障碍中的一种症状。对于创伤程度较轻的性侵犯,儿童可能不会发展出明显的PTSD,但因为察觉到潜在危险,仍会选择回避。 2. 亲密恐惧 伴随厌恶身体接触而来的,就是心理层面的亲密恐惧。CSA的幸存者们大多缺乏安全感,难以和他人建立稳定持久的亲密关系。 3. 抑郁、焦虑 儿童性侵可以预测青少年以及成年之后的抑郁和焦虑倾向。 4. 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 儿童性侵是严重的负性应激事件,也是造成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首要因素。PTSD患者大部分都曾有过被性侵的经历。 5. 自杀 文章开头所说,约有20%的女孩曾遭到过至少一次的性侵犯,这个数据较真实情况一定是偏低的。因为幸存者才有可能提供数据,还有一部分受害者,因承受不住一次或二次的伤害,选择了自杀。   小时候留下的伤痕,长大后就能愈合吗? 那些在儿时受过性侵害的幸存者们,他们有的人现在可能过着正常美好的生活,但这风平浪静的下面,却隐藏着无法言说的痛苦。它变成了一个不堪的秘密,要一直忍着,一句话都不能说。 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有心理问题无所谓,不耽误干正事就行了。 社会功能良好,并不代表心理问题不存在。 你以为你已经好了,但可能只是没有遇到让你崩溃的事情。当应激事件来临时,一切旧伤疤都会再次撕裂开。 而目前我们社会氛围从对受害者的禁言的极端,转到了另一个逼迫受害者倾诉的极端。“大胆说出来吧,说出来就好了!”完全是不知轻重的起哄。冒然向他人进行自我暴露,反而会加重创伤。 性侵属于重大的心理伤害,而严重的创伤需要专业的人士来处理,并不是几碗鸡汤能够疗愈的,甚至不是单纯的社会支持能够解决的。 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作用就是帮助人们重建安全感。一份长期稳定的、无批判性的、温暖的咨询关系可以为个体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 我们想对那些曾不幸遭受过任何形式性侵的人说:这不是你的错。这不是你的错。这不是你的错。 也许以前你身处的世界险恶,但在咨询关系中,你是安全的。 我们做这样一篇文章的目的是让人们在没有头条热点的时候也能关注到一直发生着的社会事件。新闻的热度可能只持续一周,但对未成年人、对成年人的性骚扰、性侵犯、性暴力事件却每时每刻发生。 但你想,当初孔侑这些电影人执意翻拍《熔炉》时,能想到他们在电影上映当天就在网络上掀起百万人签名要求重启当年光州性侵事件调查吗? 能想到在上映第37天就促使韩国国会以207票通过,1票弃权压倒性通过“性侵害防止修正案”,也就是《熔炉法》吗? 他们当时也不知道,但他们还是做了,用电影人的身份站了出来。 一如我们,用新媒体人的身份做了这篇文章。 一如每一个看到身边发生类似事件时,不选择沉默,能够勇敢站出来的普通人。你们都是英雄。 因为: 我们筛选出了5位擅长处理性创伤的咨询师,如果你或你的家人和朋友需要专业的帮助,他们可以帮到你。 你可以点击头像,查看咨询师个人信息&联系方式。 也希望你将这篇文章分享出去,以一个读者的身份,与我们,与性创伤的受害者们站在一起。   张冬晓 (郑州) 简单心理认证 国家二级咨询师 相比之下,未成年人所遭遇到的性创伤更让人感到沉重和心痛,由于孩童所感知到的世界是放大和变形的,因此所带来的创伤反应也会被放大数倍,如果不及时进行专业的心理治疗和干预,未经处理的创伤也会埋伏下来,无助感和羞耻感将长期而弥散地盘旋在深层的人格系统内,寻找机会爆发。 令人欣慰的是,在临床实践中,我看到即使最痛苦的创伤也蕴含着自愈的力量和新生的希望,修复创伤的关键在于,受害者以及他们的家人能否获得有效持续的情绪支持和心理帮助。面对这些难以启齿的痛苦,不仅需要勇气和鼓励,还需要一个耐心的陪伴者和坚定的支持者,一起重拾力量,穿越黑暗,抵达光明。作为你的咨询师,我会一直在这里。 点击预约咨询   张国栋  (大连) 简单心理认证 国家二级咨询师 幼年时期的性创伤,由于监护人回避或禁止的态度会妨碍问题解决或增加混乱,儿童被困在混乱情绪中,无法获得帮助走出去,造成心理上的停滞,情感被禁锢在无法排解的孤独中,无法亲密和坦诚,害怕信任或者感觉无人可信。 咨询会在安全的环境中,跟愿意帮助自己的专业人员,面对无法面对的过去和现在,承受无法承受的情感和歪曲,在这个过程中重建对人对己的信任,把自己带回到当下的生活中,鲜活的生活在生活中。   点击预约咨询   刘英华 (成都) 简单心理认证 国家三级咨询师   作为性侵受害者,很难接受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有时自己拼尽全力想遗忘的种种,却像梦魇一样在脑海里闪现;面对真情,却始终迈不过内心的一道坎而避而远之;就算开始一段关系,也总是克制不住自己而葬送这一切……一个人默默承受这一切,渴望有人可以让自已喘息一下,有人可以陪自己看到这一切,理解这一切。 在咨询中,伴随这些记忆的浮现,各种强烈深刻的情绪会席卷而来:痛苦、羞耻、暴怒、内疚、恨……这些情绪在曾经都因为难以承受而和创伤事件一起被尘封在记忆里,却又以隐秘而顽固的方式在当下重演,作为咨询师我会看到、听到这些生命的呐喊,并帮助来访在这些情绪的冲击和洗礼下,还原生命该有的光彩和意义。   点击预约咨询     伊丽  (北京) 简单心理认证 国家认证心理咨询师职业培训辅导教师资格 童年期形成的印象是内化在灵魂深处的,我在咨询工作中遇到的这类来访者,常常会缺乏安全感,会觉得自己是不干净的、不可爱的,甚至很讨厌自己;做事会力求完美,否则就认为自己是无能的;还压抑了很多情绪表达不出来以及难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缺乏信任感;有的可能发展为人格障碍。 每个来访者的情况都比较复杂,我会针对不同的情况具体分析,并会充分倾听、共情,让来访在安全的咨询环境中释放淤积在内心深处的情绪,重新看待自己,重新建立自尊心和自信心。   点击预约咨询   李建伟  (天津) 简单心理认证 国家二级咨询师 命运就像旋转的陀螺,有些时候我们不能把控。尤其是遭受过一些性侵犯,虽然已经过去很久,可是它的影响会不经意间出来,影响我们的人生。尤其对于亲密关系的接触上,这些不愉快甚至痛苦的经历,会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使得本该绚烂多姿的生命在失去亲密关系的滋养中慢慢枯萎。 作为人本取向的咨询师,会慢慢透过封尘多年的痛苦,接触到受伤的心灵,打开一扇门通往心灵深处。在这里,你会遇到一个未知的自己,充满了真实与力量。   点击预约咨询     参考文献 Barth, J., Bermetz, L., Heim, E., Trelle, S., & Tonia, T. (2013). The current prevalence of child sexual abuse worldwid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58(3), 469-483. Chen, J., Dunne, M. P., & Han, P. (2006). Child sexual abuse in Henan province, China: associations with sadness, suicidality, and risk behaviors among adolescent girls.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38(5), 544-549. Lin, D., Li, X., Fan, X., & Fang, X. (2011). Child sexual abus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health risk behaviors among rural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Hunan, China. Child abuse & neglect, 35(9), 680-687. Wu Nan, (2013), Sexually abused children suffer in silence, as China looks to launch awareness drive.      公众号原创文章归简单心理版权所有 任何组织,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转载和二次修改 转载请联系:media@jiandanxinl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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