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咨询师如何做自杀评估?

  哈喽大家好,我是实习生妹妹,今天和大家聊一个严肃的事。   前几天,一位许久不联系的初中同学和我聊起来,听说我学的是心理专业,他突然很兴奋地给我发了几段网上的故事,都是一些只说寥寥几句话就能救下自杀者的故事。   先不说这些所谓“心理学家救自杀者”故事的真实性,我发现这些故事似乎被当作一种消遣、娱乐,甚至在评论区有一种“炫耀自己看懂了故事中心理学门道”的气氛。   心理咨询的工作确实有特殊之处,但是用演绎来填补大家对这项工作的陌生,多少有些危险:如果真的按照故事演绎里的方法尝试去帮助有自杀倾向的人,真的有可能好心办坏事……   最近,我们有幸邀请到临床心理学家毕玉老师和我们一起分享《心理咨询师如何做自杀评估?》公益课程,这次课程是面向心理咨询师、心理学学者或其他心理学相关从业者进行的。   今天我们把毕玉老师课上的讲稿进行整理、删减,分享给大家,希望有更多人可以了解到心理咨询师进行“自杀评估”、“自杀干预”工作时的真实情况。     文章目录 1. 自杀评估,从咨询师的自我觉察开始 2. 收集临床信息: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 3. 如何展开危机访谈和自杀评估 4. 安全计划的建立   (为了辅助阅读,文中部分专有名词做了简单注释)   自杀评估是一个复杂的技术,它需要大量的理论学习和长期在督导帮助下的实践。它不仅包括对于来访者危机状态的评估,它也包括对于咨询师自身状态的一个觉察。   所以如果今天我说这一个半小时的讲课,可以让一个咨询师的自杀评估技术,从无到有,从有到精通,那我现在吹牛。   但是不妨我们今天从概述开始来了解:自杀评估都包括哪几个方面?     首先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下,你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了解一位来访者?是从他填写的资料?是从接到他的第一个电话开始?从我们了解来访者的那一秒开始,他也在影响着我们。   我们都知道咨询师是咨询当中那个最重要的工具,但是咨询师也是人。我们在面对来访者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体验时刻影响着我们自己这个工具的有效性。大量的关于反移情⑴和咨询师情感体验的这个研究都表明了,自杀评估是最容易造成咨询师强烈情绪反应的临床工作之一。   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思维和我们的行为是紧密相连的。所以一个咨询师在情绪浓烈状态下所做出来的临床判断和处理措施,与他在冷静状态下的判断和处理是截然不同的。   比如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有一次出心理急诊,那一个下午三个小时之内,我接了三个危机干预。而这三个小时过后,我感觉到我的脑子像是被在油锅里面炸过一样,都已经完全是麻木了,但是好像心里面又有一滚开水,在咕嘟咕嘟咕嘟地跳。   这个时候前台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毕老师你好,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学生在哭,我知道你您现在有些疲倦,但你能不能现在过来看看他?”   “好,这是我的工作,我必须去做。”但那个时候我真的已经感觉自己从头发丝到脚底板,都已经是麻木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把这个学生请进来了以后,她还是在哭。   我请她坐下,我说:“看起来你今天真是过得很不容易啊,你怎么了?”   这个学生说:“我今天上了一门课,课里面讲的都是奴隶史、人口贩卖,我觉得人性怎么可以这么残忍?我觉得特别的难受。”   我就问她:“你的家人、亲友当中有人被拐卖吗?你是不是有相关的这个心理创伤?”我还问了她近期是不是有大的心事。   然后她说:“我没事,我就是上课太难过了,我想找一个地方哭一哭。”   在那一刻,我的心里面有一种如视重负的感激,我都能感觉到我心里有一个小人,特别想要站起来,过去拥抱这个来访者说,谢谢你,谢谢你今天不处于危机状态。   而我在如释重负以后,接下来的三分钟,说实话,我真的一点都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去听她在说什么,那三分钟也完全不是我最好的临床状态。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一开始就和大家讨论自杀评估当中咨询师的反移情和情绪体验,因为有效的评估和干预是从咨询师体察开始。   为什么我们在自杀评估当中,咨询师会容易产生强烈的反移情呢?因为哪怕是最有经验的咨询师,也没办法完全预测来访者下一步的行动。   而我常常在临床的自杀评估当中对我的来访者说:“你知道吗?其实我没有读心术,我也不知道你此时此刻所有的想法,所以我只能根据你告诉我的一切,尽我所能的去帮助你”。   我们作为一个人,在面对未知的时候,我们最常有的情绪反应是什么?是焦虑,对不对?焦虑、非常恐惧的咨询师,在他的心中会产生什么样子的反应呢?他有可能会放大了这个来访者去自杀的可能性,而忽视了他所收集的客观的临床信息,以及忽视来访者的保护资源。   那这个时候他的临床判断有可能就不再是完全基于临床的信息,而基于是需要安抚咨询师自身的焦虑和自身的恐惧。这时候,在干预上就有可能造成过早或者过度的介入。   比如说一个咨询师,特别是新手咨询师,在面对自杀评估中的来访者的时候,很有可能在没有完全判断的情况下签了不自杀合约⑵。而当你在和来访者还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咨访关系,你们的信任还没有完全达成的时候,来访者就算签了这个合约,他也不太可能形成心理上的承诺,他反而容易感觉到自己是被咨询师所控制,所束缚。   在经历了高度的焦虑以后,往往会怎么样?我们人会感觉到无助,对吧?在自杀评估当中,咨询师当然是不希望来访者自杀。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作为咨询师,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完全地控制,或者说全盘地预测来访者的行为。   所以说自杀评估是一个高压力低控制的状态。大家想想,这其实是不是和习得性无助的这个实验情景很像?而当我们咨询师体验了很浓烈的无助的时候,我们的无助会通过我们言语和非言语的表达,让来访者感受到,并且使来访者更加无助。   一个无助的咨询师往往也会自我怀疑。那么在临床干预上,有可能过早地强行要求来访者住院,或者过早地要求转介⑶,造成了来访者的脱落。无助让人挫败,而反复的挫败呢会让人怎样?会让人愤怒,甚至愤恨。   有的时候你在自杀评估当中,花了很多的时间心力,但是好像他在诉说自己自杀意向的时候很犹豫;当你在邀请他一起做安全计划⑷的时候,他的反应往往是“哦哦,有道理!”但是然后他可能抛出了一系列的理由去反斥你。   这些都是很容易让一个本身就已经非常无助或者非常恐惧的咨询师产生愤怒,产生反感,而愤怒的情绪在我们的自杀干预当中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位愤怒的咨询师,有可能夸大了来访者的危险程度,而低估了来访者的求助意愿,甚至会有意无意地批评来访者。     我曾经看过一位愤怒咨询师的一段录像,这个咨询师在和来访者做安全计划的时候,这个来访者的反应属于那种“哦,听起来是有道理”,然后强调很多很多的“但是”。   这个咨询师后来实在是忍不住,她说:“你看下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包括我,大家都非常好心地在帮你,因为我们都非常地担心你,所以你自己也要重视起来,你不能只是依靠别人。”   我记得当时在那个录像当中,我能感觉到这个来访者停顿了一秒钟,然后这个来访者开始有更多的点头——“好啊!好!”   但其实你想,当你的咨询师告诉你说,“你自己要重视起来,别人都在关心你”,就是在说,“你给别人添麻烦了。”   而在自杀的危险因素当中,感觉自己是别人的负担,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因素。一个感觉自己是别人负担的人是更有可能实施自杀行为的,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在临床咨询对于自己反移情的体察当中,我们往往更容易体察和承认焦虑、恐惧以及无助;我们不太容易体察,甚至也不太愿意承认我们有愤怒。   因为大家的身份认同基本上都是助人者,咨询师是一位助人者,所以对于来访者的愤怒和我们的职业热情是相冲突的。那你的愤怒也有可能出现在你对于个案的概念化和理解当中。   比如一位愤怒的咨询师,有可能在他的个案概念化当中说:“来访者的自杀只是为了引人注意,这个来访者的自杀意念更多地是达成人际关系上的操纵。”   这有没有可能是事实?也有可能。   但是在做这样的概念化中,我会很鼓励咨询师去反省当你观察到或者当你相信来访者的自杀意念——他有这样的控制或者操控的目的的时候,你所产生的这个情绪反应。   在自杀的评估当中,还有没有其他可能的咨询师情绪反应呢?当然还有!   比如说特别想要保护对方,咨询师有可能也会产生抑郁的感觉,或者感觉到自己被操纵。   我在这里只是强调了四种最常见的——焦虑、恐惧、无助和愤怒。咨询师在自杀评估当中自身情绪的体察和处理,在今天是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完全的顿悟,它需要长期的督导和长期的实践。   而我们要去体察自己情绪反应的最终目的在于,我们要分清在干预当中哪些出自于本身的?我们体察自己情绪反应的最终目的是在于,我们要分清在自杀干预当中,做了某些措施,有哪些是出于对自己本身情绪安抚的需求?而哪些是真实基于我们所收集的临床信息?     那么,我们体察到了自己的反移情之后,该如何应对呢?   应对的第一步是正常化,存在这种情绪其实有它的合理性。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自杀评估是一个高压力低控制的状态,但是我们都知道情绪的存在是合理的,但却未必是完全有效的。   我们在自杀评估当中都会面对一个让人挫败的现实,那就是再有经验的咨询师也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情绪反应,或者或多或少的反移情。所以同辈的督导和支持是很重要的。或者你有自己的督导师,然后去参加案例讨论,及时和你的同事或者同行商讨。   研究也表明,一位咨询师在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的时候,(这一点,也提醒在座各位,如果是你自己单独开诊所的咨询师,这一点的话尤其需要注意),一个人单独面对高压力状态的时候,情绪的强度有可能会更大,所以需要更多的专业支持,从你的同行或者你的同事当中,寻求到支持,去照顾自己的情绪,让你更勇敢,也更专业地面对来访者的痛苦。     正常化之后,我会鼓励大家去理解并且消化自己的反移情。我们咨询师的情绪也是和我们的价值观,特别是对于生命或者是选择这样的价值观息息相关的。   在自杀评估当中,咨询师很多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一些价值观常常影响到你的临床干预:来访者是否有权利去选择他是否要结束生命?还有咨询师对于来访者的选择是否有责任?而这个责任有多大?   在中国,现在我知道有一个比较棘手的状况,就是还没有一个明晰的法律规定,说咨询师对于来访者的自杀要负什么样的责任、或者这责任有多大、这个责任边界在什么地方。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咨询师的干预措施,可能会受到你所工作的环境,你所工作的单位,还有你自己成长的经历有关。   第二点就是我们的情绪其实正在试图的告诉我们,我们的极限在哪里。就像一开始我举的那个例子,经过了三个小时,做了三个危机干预以后,我其实已经达到我的极限了。   很幸运,第四个来访者没有危机状态,但如果当时他正处于一个危机状态,那我会请同事,在我做完一遍自杀评估以后再进来做一遍自杀评估,而且我会跟我的同事一起商讨干预的具体措施。因为这个时候当我了解到我已经达到我的极限的时候,我会求助。   最后一点,在应对反移情的时候,在我做督导的时候,我都会用“请进”和“请出”的方式,和我的实习生,一起去探讨他们的反移情。   如果我发现我的实习生对于一个高危的来访者产生了强烈的反移情,那我会请他们去概述自己对于来访者的情绪反应是什么。然后我会请他们想象,在接下来的三分钟或五分钟,能不能把你的焦虑、你的担忧、你的愤恨、你的挫败,请出我们的督导室,我们在督导室里面只保持你客观的观察和好奇心。   在保持了你的好奇心以后,我们再来问,对于来访者的危机程度,你真实收集到的临床信息是什么?你真实观察到的临床的反应是什么?那么基于你的临床信息和你的临床观察,你会做一个什么样的判断?   当做完了“请出”以后,我会再做一个“请进”,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咨询师的情绪都请进来。你的情绪是需要支持的,比如说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你的督导告诉你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你是需要知道更多的法律上的信息?是不是要请教法律顾问?还是说你需要一个情感上的支持?   我们今天虽然没有办法做一个像朋辈督导那样的讨论,但我会请大家在课下做一个这样的小作业:就是请你回顾一个你所做过的相对棘手的自杀评估案例,你能不能像现在这样内省,你在当时有什么样的情绪反应?   而你是如何体察到自己的情绪呢?大家都知道情绪有四元素:情感、思维,想法和躯体反应。那么对你来说,你是如何体察到自己的情绪的?你的情绪反应,在当时的自杀评估当中,有没有影响到以及如何影响到你的临床干预?你又是如何处理你的情绪反应?你的处理措施当中哪些有效?哪些无效?   这一部分就是今天的第一部分,就是自杀评估从咨询师的自我觉察开始。     我们刚才然后说了很多关于临床信息和临床观察。可能有人就问了,那么在临床当中,需要收集什么样的信息呢?临床信息当中我会给大家归为三个大类:第一类叫做长期的危险因素,第二类叫近期的危险因素,第三类叫做保护因素。   长期的危险因素有哪些?简而言之有很多,在今天没有办法一一概述,但是我也给大家列出了四个主要的分类——长期危险因素的四大类。   第一类包括自杀意念和行为相关的病史。一个人如果在过去曾经有过自杀的意念,或者甚至实施自杀的行为而没有成功。这个没有成功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会降低对于自杀的恐惧。   特别是如果你做的这个行为对于一个人的身体、社交没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你反复地去实施自杀行为以后,它会降低一个个体对于自杀或者死亡本身的恐惧。   在自杀干预当中,一个人对于死亡的恐惧,它其实是一个很强的保护因素。假使我有一个来访者,他来到我的咨询室以后告诉我,他昨天或者说近期刚刚有一次自杀的尝试,那么在我的心中就会亮起红灯。   第二类长期危险因素叫做心理创伤。我们中国人会有一句老话,叫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有一个心理创伤以后,那么在特定的情况下,我们的心理创伤有可能会被触发。而被触发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惊恐的反应。你想十年怕井绳,这可不就是一个惊恐的反应吗?   而人在惊恐的状况下,常常会有一种冲动性的行为,比如说一个被蛇咬过的人,在看到蛇的时候有可能会慌不择路,然后会立刻逃跑。所谓的冲动性行为就是因为你心中的惊恐或你心中的一个强烈的情绪,你做出一个应对性的行为,而你没有办法真正去评估这个行为当下的后果。   冲动性是自杀意念的一个非常可怕的危险因素,它会在自杀意念上火上浇油。而另外一方面,除了冲动性以外,心理的创伤被触发以后,有的人会产生退缩,特别是如果这个心理创伤跟人际交往有关的话,这个人可能会有人际上的退缩和孤立。   第三大类的长期危险因素是长期的心理疾患。比如说几年反反复复经历抑郁、焦虑,或者心理疾病症状,比如精神病性症状,那么这些长期的心理疾患会给人产生大量的高强度的痛苦,或者绝望。   这个时候,自杀的想法,甚至在心中幻想自己的自杀,是人们对于结束痛苦的一个幻想或者结束痛苦的一个方式。   我有的时候会对我的自杀评估的来访者说: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自杀的想法是你在经历了非正常经历以后的正常反应。   最后一大类的长期危险因素,叫做长期的自恨式心态。也就是认为自己真的很失败,特别是觉得自己是负担。   在临床当中,如果一位来访者跟我说,“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如果没有我的话,他们活的会更好。”这句话会比来访者说“我其实常常想到自杀”更可怕。因为前者使自杀行为在来访者的心里面产生了某种益处,觉得自己可以通过自杀去帮助其他人。     以上是在临床的信息当中要去收集的长期危险因素,那么近期危险因素有哪些呢?   我会鼓励咨询师在收集近期危险因素的时候,去关注来访者自杀的想法、计划和意向(下面我会详细说)。   同时还有他能够取得的自杀的资源,比如说他身边有什么样的工具;他有什么样的药物?他有什么样的利器可以伤害到自己?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就是网络的资源,很多的人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在想到自杀的时候,可能会在网络上先去搜索自杀都有什么样的方式。   他们是不是最近有比较强的这个社会隔绝?社会隔绝可能包括他退出他的社会活动,或者给别人写遗书,或者把他的东西分送给别人。   同时还要去看他最近是否经历了巨大的压力?有没有什么诱因。   同时也要关注他在近期内的冲动行为,比如说和别人起冲突、冲动性驾驶,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冲动行为,比如说暴饮暴食、酗酒、滥用药物这样的冲动性行为;是否有加剧近期危险信号当中的冲动性,然后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除了危险性因素以外,我们还要关注保护性因素。来访者经历了这么多的痛苦,有的时候他可能呈现一个很绝望状态,但是并不代表说他在生活当中完全无法应对。哪怕说他应对的方式有可能产生了更多的问题,但他也是在应对。还有他的生活当中会有一些其他的资源。   一个常见的保护因素就是来访者的求助动机,他求生求好的欲望,他对于生活的希望。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会问来访者,如果活下来,你希望你的生活当中能够经历到什么?   还有一点是来访者的一些前瞻性思维,什么叫前瞻性思维?就是他可能会想到——“我周五还有一个考试、会有一个报告,我下个月还要出一趟差,或者说我年底还想要发一篇文章等等。就是当他对于自己不管是近期的未来还是远期的未来,有一些想法和打算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心理投入的。这种前瞻性思维在某种程度上是会帮助他去保持他对生活的希望。   如果说来访者对于死亡和自杀有恐惧,那么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因素。   还有他对家人或者对朋友会不会有歉疚感?或责任感?一个很常见的就是女性可能对于自己的子女有很强的责任感。研究也表明,在统计数据的角度来说,年轻的母亲如果有一个或者有几个年幼的子女,那么她实施自杀行为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的大,那当然了,这也只是统计上来说。   还有来访者的社会支持——他有没有亲朋好友?特别是有没有亲朋好友已经了解到,他有自杀的意念?最后就是应对的方式,这个来访者,想到自杀的时候,他是如何应对?   我们为什么要在临床当中收集这些信息呢?这其实是我们对自杀干预做准备的。因为我们做干预的目的,是要放大来访者的保护因素,同时,降低它的危险因素影响。     上文提到在收集近期危险因素的时候,要去收集关于自杀意念的信息。按照危险的等级,可以对自杀意念进行划分。其中,最轻度的是“被动式自杀意念”。   就是这位来访者可能会讲:“唉呀,我觉得我这么活着还不如死了”,或者说,“我不想自杀,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样子活着,如果明天一睡不醒了,其实也可以接受”,或者来访者可能会说。“有时候在街上走着走着,我在想,这个时候来一辆大卡车,把我撞死,其实这也不错。”就是在这样的想法当中,来访者没有主动的说他要采取什么样行动去结束自己生命,但是他会有这种我想要放弃自己生命的想法,这叫做被动式。   当我听到来访者有这样被动式的想法的时候,一般来说我都会继续问下去,我会问:“那在这样的想法里面,你都有可能用什么样的方法结束自己的生命呢?”   有的时候来访者说:“我没想过什么样的方法,我就是觉得有的时候活得实在是太累”,这就是完全的被动式。   有的时候来访者会说,我没有什么想法,或者说我有的时候觉得那可能跳楼吧;或者因为我是在加州工作,加州在那个旧金山附近,大家可能都知道很著名的是旧金山大桥是一个有名的这个自杀的地点,有的人了解到这点,想到自杀,可能会说去跳旧金山大桥。如果他有这样一个模糊的计划,就属于有想法无计划,或者有想法且有一个模糊的计划。   在这个时候,我就会再问他说:“那如果说想到跳桥,你有没有想过是跳哪一座桥呢?或者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到金门大桥呢?”也就是我会去再细化地问他,他在这个计划当中的地点、时间以及实施的方法。   有的时候来访者会说,我没想那么多,那这个就真的是属于有想法,但是无计划。有的时候来访者会真正的开始,然后跟你说,他想到了,或者说他要去尝试一个什么样子的计划,在这计划当中,他可能要用什么样的交通方式去到那个地方,这就可能属于有想法、有计划、有资源。那这个时候我就再会问他有没有这样的意向?   有的时候来访者会说:“我常常这么想,但是我不会这么做。”这属于有想法有计划,但是无意向。这时候我就会问:那什么阻止了你?我为什么会这么问?因为我想要去知道他的保护因素是什么。   同时我也问,我听到你说你不会这么做,我听到你说你不会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你有没有过一些小的尝试?比如你有没有过在网上去搜集怎么样去自杀的行为?去阅读别人自杀的故事?你有没有尝试过?如果说你的计划是从楼上跳下来,你有没有走到过楼顶上?或者说是高层某一个楼里面,在楼顶上徘徊?或者说在窗边徘徊?来访者告诉我说他都有过这样的尝试。那这个情况就属于有想法,有计划,无意向,但有尝试。   当然了,如果一个来访者他是有想法,有计划,有意向,也有过尝试。如果来访者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这当然是最危急的状态。在我的临床实践当中,前三者也就是被动式,有想法、无计划或者模糊计划、有想法有计划但是无意向这三个等级的自杀意念可以被列入低危机,或者说中等危机,在这个时候用安全计划是合适的。   但如果一个来访者已经有想法,有计划又有意向,甚至有意向还有尝试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去考虑更高一层次的临床干预,比如说强制住院,或者说联系来访者的家人。   中国和美国因为不同法律的规定,咨询师一般来说会有不同的临床干预。在美国,咨询师不需要通过家人,可以只是在和法律部门的协作下,强制安排住院;但在国内的话住院是需要有家人的签字。   不管怎么样,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干预的细则是不一样的。但是归根结底,你做决定的指导的方案是相通的,就是你要根据来访者的危险等级去做出相应的干预措施。     当我刚开始做临床评估的时候,我经常会遇到的担忧就是如果问这些问题,可是来访者有所保留或者避而不谈怎么办?   后来我就意识到,如果来访者对我有所保留或者避而不谈,很有可能是咨询师在做自杀评估当中跳过了最重要的步骤,也就是让来访者和咨询师关系“正常化”和“透明化”的步骤。在危机评估访谈当中,只有你真正的慢下去,然后你才有可能快起来。   正常化是说什么?   我们要帮助来访者去体会到,他现在的这个自杀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自杀当然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但是,是可以被理解的,而且要理解到自杀的想法是和来访者的经历息息相关的。   就像我刚才说过的,有的时候我会对我的来访说,你现在有这样自杀的想法,听起来是你在经历了非正常的人事物以后的一个正常的反应。   比如说在我们刚才这个无名的个案当中,他经历了那么多的挫败,他自己在心里面对自己这么多的否定,而且他也非常地害怕他的同事和他的导师对他有否定。   那可能正常化的过程当中我就会说:“一个人活着,你要承受这么多的挫败,这么多的羞耻和恐惧,那真的是相当的累,有的时候人可能会有累得活不动了的感觉。”     什么叫透明化?   就是来访者在和我们交谈,特别是谈他自己心中最羞耻的那一部分,或者他最隐私的那部分的时候,他其实是很恐惧的。如果咨询师能够把你会如何去保持保密原则⑸,如何去打破保密原则,这所有的过程告知来访者,其实会给来访者有一个他有所控制的感觉。   我会鼓励特别是私人执业的咨询师,如果没有前台,或者说是没有其他辅助人员帮助的情况下,需要花一定的时间和来访者去澄清保密原则,比如打破保密原则的条件,要告知来访者你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打破保密原则,以及打破保密原则之后,来访者有可能会面临的后果。   同时,这也要求咨询师要先做一个功课,去了解你工作环境的设置。比如说在我所工作的环境当中,我会告诉我的来访者说,你所说的一切都是保密的。但是会有一些情况是法律要求我要打破保密原则,比如说有即刻的危险,或者说是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还有比如说虐童虐待老人、虐待残疾人,或者说是法官要求我打破保密原则,那我有可能是需要报告的。   每一个咨询师必须的功课就是了解在工作的环境当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必须要打破这个保密原则,相关单位的要求是什么?   我还会跟我的来访者讨论,如果打破了保密原则会发生什么?比如说在美国是会发生强制住院,那么强制住院的过程会怎么样?会有什么样的人员去介入?在住院的过程当中,来访者会遇到谁?比如说有精神科医生,然后有社会工作者等等的,他会受到什么样的救助,这些我都会详细地告诉我的来访者。   在你的工作环境当中,比如说你是在大学里面,如果你打破了保密原则以后,你是会报告给谁,对方会做什么样的处理?当这一切你的来访者都了解到了以后,他反而会更有控制感,而这个控制感其实是来访者和咨询师建立信任感的一个基础。   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人说,如果来访者特别担心对我坦诚的后果,他是不是会隐瞒?   我是这样想的:如果一个来访者特别担心他坦诚的后果,越是担心,越代表他是向前看,也就是说他有很多的前瞻性思维,他在考虑的和在担心的是他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时候可能我会抓住那个点,我就会说:听起来你真的非常在乎家人对你的看法;或者我会说,听起来你真的非常在乎你的前途,或者你的教育,或者你的学习……我猜,虽然你此刻心里想自杀,但是并不代表你完全做好了放弃一切的准备。   而且有的时候我会强调的一点是,就算我要打破保密原则,我要报告,但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你关起来,或者说我的目的并不是强制你去住院,或者要去告诉什么人,而是说在此时此刻,当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保障自己安全的时候,当自杀成为一个你的脑中挥之不去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时候,我能不能和你一起去找到其他的应对方法?     有的时候大家会问,那我应该怎么样开始去问,你有没有自杀呢?在这里会推荐很多很多的方法,我个人比较常用的方法是第三人称问法。有的时候当我们用第三人称的时候,不会让来访者感觉到说信息有悖正常化,会觉得自杀的想法呢并不是一个非常羞耻的事情。   有很多种的表述的方法,比如我会说:“很多人在承受你所承受的痛苦的时候,可能会有活不下去的想法,这是他的想法。你呢?”或者我会讲:“听到你这段时间承受了这么多的痛苦,我在想你是否想过自杀?”   在来访者开始讨论他有自杀想法的时候,我会更多去关注来访者的细化的行为问题。比如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想到自杀。我会问,那你上一次想到自杀的时候,那之前发生了什么?你见到了什么人事物?你想到了什么?你想到了这样的想法,那后来呢?后来发生了什么?你做了什么?   那么这个询问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是在收集危险因素,而且同时我也在收集保护因素的信息。而且在你做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你其实可以做一个干预,去增强他的保护因素。   比如说来访者他可能提到:“我想到了死,想到了寻死,但是我没有这么做,因为我还惦记着我的家人。”那可能我就会在这一点上做一个强化,然后我说,那你在这么痛苦的情况下,还惦记着你的家人,他们对你一定很重要。那你觉得如果你真的走了,会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影响?   在这个时候,我还会去问你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这个想法然有多频繁?通过访谈过程去帮助来访者反思和观察自己自杀想法的频率、强度、还有发生的条件,其实也是在帮助他理清我们下一步如何去做安全的计划,和如何去做安全的干预。   以上这部分就是危机访谈,如何开展危机访谈,危机访谈和自杀评估。   最后一步,是怎样帮助来访者实施一个安全计划。在这里我也再次强调:当一个来访者已经产生了自杀的想法,有详细的计划,并且有准确的意向,而且他也有过尝试;或者你真的是感觉到这个来访者的安全已经没有办法真正保证的时候,安全计划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在这个时候,怎样保证来访者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这种情况,可能更适用于一些强制的措施,比如说强制住院,或者通知他的家人,或者在咨询师的工作环境当中、工作条件下去判断的方式才是合适的。   安全计划适用于低等强度或者中等强度的自杀意念和自杀危险。在这里我提一点安全计划与安全合约、非自杀合约的不同。相比安全合约来说,安全计划更能给来访者一种控制感,因为它是来访者和你共同建立的,而且最后形成的来访者自己可以使用的应对的方式。   一般来说,我会跟来访者讲:“今天咱们谈了一个小时,咱们谈了两个小时,你离开了这里以后,你可能还是会想到自杀。因为自杀的这种想法,可能是反反复复的。但是人最冲动最危险的阶段一般是短期的,它不会超过24小时。那么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做一个进化?就是当你离开咨询室,在下一次见我之前,或者下次见你的精神科大夫之前,如果你发现你的自杀的想法已经到了最冲动或者最危险的时候,可以让自己保证自己的安全。”     至于安全计划的建立,第一步我会请来访者去预测,在接下去的一个星期会有什么让他感觉到触动,或者让他会产生自杀想法的这个事件,同时让他去了解他自杀想法出现的规律。   我会问他:过去的这几天甚至几周当中,每一次你有自杀的想法之前,你都见到了谁?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律?还有,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外界的人事物,而是一种内部的想法。那么你在出现自杀想法之前,一般来说都会有什么样的想法?那么通过这样子的探讨,帮助来访者自己去归纳。   在预知提到这个应激事件了以后,我会鼓励来访者建立一套个人应对的方法。首先就是建立一个安全的环境,特别是如果来访者已经有一些他能够想到的,在他的居住环境当中有可能会产生危险的一些工具,比如说一些刀具、利器、药品、等等。我可能会跟他讨论说,那你怎么样可以妥善地去保存这些工具,比如说你可不可以请别人代管这些工具?你把这些工具先给别人。   如果一位来访者讲到,“我在自杀之前看到了我剃胡子的刀片以后,然后我就有一种很强的用这个刀片去割我手腕的这种想法。”那么我就可能会问他,“听起来,那个刀片是一个让你更有刺激的东西。那你觉得你现在可以怎么样去妥善保管这个刀片,是把它锁起来呢?让你不看到;还是让你的室友去保管它?还是干脆就扔掉?”   可能有的人说,“我走到了我的阳台,或者当我走到哪一个楼的时候,我就有比较强的特别想要跳下去的那种冲动。”那我可能就跟他讲,“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让你免于应对这个冲动的麻烦,可能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提醒自己离开那个环节——当你在家里的时候尽量不去你的阳台,或者尽量地避开哪一栋楼。”   在建立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以后,一般来说,我们会去跟来访者现场地去演练一些痛苦忍受技巧。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情绪往往是不会一直处于同一个特别激烈的状态的,人特别激烈的愤怒或者焦虑,还有特别冲动的行为,一般来说是没有办法持续很长时间的。肾上腺素的效果是有极限的,我们不可能一直处于一种特别冲动的状态。   那么我们在很痛苦的那一段状态,如果采用这个痛苦忍受技巧,可以帮助人们扛过那段痛苦;用痛苦忍受技巧可以帮助来访者挨过那段痛苦,但是不把情况变得更糟。   痛苦忍受技巧本身是一堂课,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推荐大家去读《辩证行为疗法》里面痛苦忍受技巧那一部分。如果说你对于辩证行为疗法没有什么兴趣,你可以帮助来访者能去想在上一次特别痛苦的时候,都做了什么?谁帮助了你?什么对你最有帮助?你可以跟来访者,通过他自己的资源,去建立一个他可以自己应对的方式。   在安全计划当中,最后一点特别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运用社会资源打破孤立。我有的时候会对我的来访者讲,比起心里痛苦,更难过的是在痛苦当中你自己独自的挣扎。所以在建立安全计划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能够去想他的社会资源有什么,他自己的亲朋好友当中有没有人是他在有自杀想法的时候就可以去联系的,而且这个人可以对他提供陪伴,而且是那种比较理解性支持的陪伴。   除了社会资源以外,还有专业资源。如果说有的来访者不愿意去打搅亲朋,那么我会鼓励这样的来访者说,那你可以联系什么样的专业资源?比如说在学校有没有热线服务心理的急诊?或者说在医院有没有急诊室?离你最近的医院的急诊室是什么?或者跟来访者一起在安全计划上写下某一个自杀热线。   同时自杀评估和自杀的干预,不可能是在一次的咨询以后就完成了,他肯定是要有后续的。要跟来访者去讨论说,我下一次咨询跟进在什么时候?是一周几次?一周两次吗?还是一周三次?除了咨询师以外,还有谁可以做一个专业的资源?比如说有没有可能介入精神科大夫?很多的时候,这个精神科的药物可以和咨询师一起为来访者提供一个最有效的危机干预。   这一部分也是我们今天讲课的最后一部分,叫做安全计划的建立。   讲课的内容就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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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小记——抑郁者求死,也是为了求生

我有一些来访者,他们在极度痛苦的时候,会拿小刀割伤自己,或者用头撞墙,或者用皮肤去蹭粗糙的水泥地。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身体会感觉到疼,但他们依然会这样做,因为只有这样,心才觉得不那么疼了。 还有一些来访者,他们用另一种方式不停得在自己身上动刀子割肉,比如反复整容,自虐性质的运动或者节食,这似乎会让他们觉得,至少自己是有办法在某些地方修改自己的,美了可以再美,瘦了也可以再瘦,自己是有力量的,有希望的。当然,也有抽象领域的不断修改,比如不停地积极向上,不能停下来,不能休息,一休息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慌,只有自己累倒摊到被迫睡去,才能让他们睡着。别以为只有反复检查,反复洗手才是强迫症,沉迷游戏,沉迷毒品才是上瘾,上面这些,都是。 只有通过反复做某些行为,才能让自己觉得安全,或干净,或有力量,或有成就感,或觉得自己还活着……   另外有一些来访者,他们说想死,因为想不出别的办法。他们的内心世界可能是这样的: 要是我自杀,他就怕了,只有那样,他才会回来。 我太累了,死了,就可以不那么累了吧? 我恨他,我恨死他了!如果我死了,他就拿我没办法了吧,他就没人可以控制了,他就输了,哈哈哈…… 我怎么说,他都不能改变,但愿我死了之后,他能有悔过之心吧…… 我很累,摆脱不了他们,我走到哪里,他们都要盯着,我逃出国也没用,逃无可逃,大概只有死了才能真正逃脱吧。但是他们不让我死,因为我死了,就对不起他们。所以我活着,留一口气在,已经挺好了。等到他们死了,我就可以去死了。 我不想给人添麻烦,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我总是在幻想有一些意外,或者车祸,或者心脏病,这样我死了,就不用给任何人增添麻烦了。   我在做咨询的时候常常在想,这些来访者真不容易啊,他们是那么努力的活着,只要活下来的都是英雄。 不管他是什么状态,抑郁、强迫、躁狂、焦虑等等,他都已经尽自己所能,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不管在外人眼里看到的是什么,在抑郁者的主观体验中,他们都是在想尽办法求生,让自己先活下来。 在所有的办法中,求死,可能是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但也是一种办法,是他们最后的杀手锏。这也就是为什么和抑郁者说你不能死,并不能让他们好转,如果连死都不能死,那么他们真的会绝望,真的会体验到生不如死的感受。 抑郁和强迫虽然是症状的表现,但这些实际上也是来访者的努力方式。咨询师并不会直接去消除这些努力,而是和来访者一起探索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努力方法呢? 抑郁者和强迫者的内心世界,往往是非黑即白的,当他们觉得没有达到100分的结果,就会觉得自己和0分一样糟糕,就完蛋了。 这个认知可能来源于成长环境中的严苛管教,如果孩子没有完成父母期待的目标,父母就会不满意。咨询师和这样的来访者一起工作,常常在帮助来访者看见自己虽然不是100分,可是或许有80分,60分?哪怕20分?咨询师也帮助来访者建立一个动态的观点,不管你是几分,这是当下的你,你在通往100分的路上,并不代表你就是只有现在的分数。你也可以是在某些方面100分,另一些方面60分,剩下的其他方面20分,它们可能也会变化,这样不是也没那么糟?   还有些父母总是会强调你必须要努力,哪怕结果不好,你一定要努力。似乎这样的父母并不在乎结果吗?但这可能也很可怕,因为孩子永远不知道什么是努力的终点,在没有到达终点之前似乎永远不可以休息,似乎永远都应该继续持续努力……一个没有终点的目标也是永远没有完成的希望的。咨询师也在和来访建立新的体验,一种休息可以被允许,不努力也可以被允许的体验,这样来访者才敢休息,才不需要自己主动去为自己的生命画上一个终点。   不管是建立新的认知,还是建立新的体验,这些都需要时间和频率。咨询师没有办法通过写写文章,理论上说几句,就能够让来访者相信这一切真的如咨询师所说的那样安全,那样可以被接纳和被允许,因为在来到咨询室之前,他们可能已经接受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耳濡目染的影响。   咨询师们一般都很接受自己的无能为力,他们在这方面可能也会成为你的榜样。于是在你的父母之外,你多了一个的榜样,于是你除了可以从父母那里学会努力,你也可以从咨询师那里学会休息。是的,我的确,无法,在短暂的时间内把你“修”好,但是我们在成长的路上,一起结伴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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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心理咨询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很多人都会好奇,做心理咨询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这篇图文就给出了非常生动的答案~不同于以往严肃深刻的回答,这篇绝对是“耳目一新”!   原文:25 Things Everyone Who Has Gone To Therapy Will Understand 文|Cate Sevilla  原载于Buzzfeed 编译|简小单 简单心理官方编辑     1. 在你开始第一次心理咨询前,你会特特特特特特特特别紧张。     “真的好紧张啊,不知道该期待啥。我会一直在咨询师面前哭45分钟吗?会不会一张嘴就想吐呀?好尴尬啊!天哪好紧张肿么办,宝宝紧张地快要窒息了。”   2. 除了紧张之外,你还有点害怕:啊,老天爷,我是不是得躺在沙发上,然后跟一群秃头的咨询师们聊天啊?     "会被催眠吗?"   3. 实际情况是,你只会坐在一个沙发上,跟一个秃头的咨询师聊天。   “嗯,嗯,嗯……,这让你感觉如何呢?”   4. 在你准备说话之前,你应该会很尴尬地盯着咨询师,不知道该说啥。     “…………”   5. 终于,你们对话了。但你发现,当你说完一句话后,咨询师会盯着你,一言不发。     “此中必有深意?”   6. 然后你就很……   “所以,嗯?这个,那个?”   7. 然而他们还是继续盯着你。   “这大概是某种测试或者评估吧。但是,在测试啥呢?评估啥呢?宝宝好忐忑!”   8. 很快你就发现,以后每周你都可能要在一个相对陌生的人面前回溯你的童年,哭了一次又一次。关键是,那哭声还特难听。     “感觉每周一次的见面都是相爱相杀。”   9. 有时候,咨询师们会让你解释一些你根本就找不到词语来描述或解释的事情/东西。     “我就是不知道啊!行不?”   10.  又有些时候,咨询师们的某些解释是如此地令人难以置信,于是你就变成这样子了:   “对不起,亲,你能说中文吗?”   11. 当你还在在震惊时,你们的咨询时间到啦。于是,你不得不离开咨询室。   “有啥好看的。哼,宝宝很好,非常好,没啥情绪压力。”   12. 有时,你发觉咨询师正在尽最大的努力让自己不要打哈欠,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你尝试着让自己觉得没有被冒犯。但是你的心在咆哮:“ 噢,得了!你看见了吗!!Ta 在打哈欠!”   13. 你无法参加朋友的聚会,真实的原因是:你已经约好了要见咨询师。但你并不想透露。   “怎么讲呢,我就是很忙啊,懂不?”   14. 你在咨询师面前说了一些自认为非常有见地的话,他们并没有记录下来。     “宝宝好委屈。”   15. 当你漫不经心地说你从来就没喜欢过自己的祖母时,他们却记了下来:   “嘿,等等,我不是那个意思,至少我不认为我是真的那么想的。是吗?啊,天哪,为什么你要把这个记下来呢?”   16. 你花了很多时间盯着咨询室里的饰品。比如在讨论和父亲的关系时,为了避免和咨询师产生眼神接触,你会一直盯着地板上的小花毯子。     “还挺好看的,不知道是淘宝买的,还是宜家买的?”   17. 当你在回答咨询师那个万恶的“你的感受是怎样的”问题时,你一直盯着屋里的这个傻乎乎的植物。   “去死吧,你这愚蠢的植物,长得这么丑。”   18. 为了舒缓自己的恐惧感,你可能会一直盯着房间内的某张抽象艺术画。但,光是盯着那幅可怕的抽象画就让你感到生无可恋了。     “OMG, 这幅画到底想表达啥?”   19. 你会不停地猜测咨询师的私人生活。TA是不是单身呢?养宠物不?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会不会在酒吧里和朋友们讨论我呀?     “不过,咨询师好像是不能在公众场合随意讨论自己的个案的?”   20. 直到有一天,你在咨询室外偶遇了你的咨询师。   “哎呦,我擦,是我的咨询师!肿么办!要躲起来吗!?”   21. 然后TA也注意到你,并意识到你看到了TA。   “我的个天,居然在这里遇到了。”   22. 你们尴尬地承认彼此的存在,然后各自向相反的方向移动。     “真是最陌生的熟人。”   23. 你也会猜想咨询师的其他来访者是怎样的?会不会和我有着相似的问题,比如和父母不和啦,总是没法投身一段认真的恋情中啦。“要是能和他们做朋友就好啦!”     “同是一路人,不如一起来玩?”   24. 然后你可能会在咨询室外的等待室里观察着有没有这样的人出现,期待着某种偶遇。   “嘿,很高兴遇见你~”   25. 但是,回到咨询室内,无论你有多少千奇百怪想法,无论咨询的过程是怎样的尴尬或痛苦,有一个人可以说话,总归是一件好事呀。     我知道,我正在对自己做着正确的事情。       咨询过程伴随着紧张、害怕、尴尬和不解的情绪,但是想想有人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倾听和接纳你,也是一件幸运的事不是吗?如果你有需要,也为自己做点正确的事情吧。 点击下方👇图片开启你的心理咨询之旅    点击图片了解更多咨询师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简单心理(janelee1231) 公众号原创文章归简单心理版权所有 任何组织,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转载和二次修改 转载请联系:media@jiandanxinl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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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17分钟就有一个自杀完成

文 | 简小单 简单心理官方小编辑 “自杀是一种复杂的个人行为,有时候甚至是社会行为,并受到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因素影响,绝不仅仅是所谓的“脆弱”,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心理障碍这样一些“疾病”导致的。对于每个个体的自杀,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对于某一群人的自杀率则要从公共卫生和社会学层面进行讨论”。 ——清流   一些关于自杀的 事实(此处是美国的统计): 美国有五百万人有过尝试自杀的行为,每17分钟就有一个自杀完成。 美国有三百五十万人有经历过家人自杀。这些人绝大多数都在此后陷入了愧疚、和深深的悲伤。 1999年到2010年间自杀率上涨了30% 二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一代人,自杀率比其他年代的人都高 关于年轻人的自杀 1952年到1995年之间青少年(15-24岁)的自杀率翻了三倍 大学生中,自杀是第二大死因 每年死于自杀的年轻人数量多于机动车事故 高中生中,十二个中有一个有尝试过自杀行为 死于自杀的年轻人数量,大于死于癌症、心脏病、艾滋、先天疾病、中风、肺炎和肺癌的总和 青少年的男生自杀率4倍高于女生(简小单注:这里男性高的原因也许是受美国枪支的影响) 自1980年之后,10-14岁的儿童自杀率增加了128% 关于自杀行为 三分之一自杀完成的人,在此之前有过至少一次的自杀尝试 自杀失败之后一年内的自杀行为,完成率要比第一次自杀行为的完成率整整高100倍 15%被诊断为临床抑郁的人自杀完成 80%自杀完成的人,在自杀之前给过身边人清晰的警告。   Linda and Charlie Bloom   Shedding Light on a Dark Subject:some alarming and enlightening information (2013). 一些 线索 会提醒你TA可能处于自杀危机之中: 抑郁,一般会表达:自我厌恶、绝望 恼怒和攻击性更多 性格变化 死亡这个主题会在交谈中、微信短信中、画画中、诗或者作品中反复出现 自我惩罚的想法或者行动 没办法享受到生活中的乐趣 越来越冒险 近期体验过丧失(无论何种形式,比如丧亲、离婚、丢了工作、健康等等) 严重的情绪压力 强烈地感觉到羞耻、愧疚、孤独或者被羞辱 饮食和睡眠行为改变 将自己的东西赠与他人 向家人或者朋友告别 开始“安排后事” Linda and Charlie Bloom   Shedding Light on a Dark Subject:some alarming and enlightening information (2013). 一些 方法 来帮助有自杀念头的人: 参与过几年的自杀危机干预工作。从理解自杀的角度,自杀有抑郁性的,也有精神病性的。细分的部分我们按下不谈,我来说一些基本的知识。 有自杀念头的人,相比被教育或是被告知什么,更需要的是其他人: “看见并承认TA的痛苦。” 所以真正和一个有自杀念头的人相处,有以下几个需要做的事情: 直接询问TA的自杀念头:你是在考虑自杀吗? 初入行业的人常会担心:万一这个人本来没想自杀,结果我问了TA,TA忽然意识到自己还可以自杀怎么办? 不会的。 因为对于一个活的很开心的人,TA只会觉得你问他这个问题是你有毛病(而相比你有可能挽救一个人的生命,被人误认为有病是件多么微不足道的事情!)。 而对于有自杀念头的人,当TA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意味着:有人(有可能)看见了TA所经受的痛苦。这虽然不足够,但是有了被理解的可能性。 询问TA有没有自杀计划 成年人冲动自杀的发生率并不高(青少年的冲动自杀率相对更高一些),因为自杀是一件需要体力、智力、周全计划的一件事情。而很多重度抑郁症发作的人没有自杀行动,是因为生病期间体力和能力下降,使得他们无法规划或是实施自杀的行为。 所以绝多大数有自杀念头的人,当真的开始有自杀行动之前,一定会详细地考虑自杀计划。 当TA告诉你TA的计划的时候,请认真地听。有时候因为我们自己太害怕了,或者太焦虑了,我们会急于去告诉他我们在想什么(e.g.千万不要自杀啊,想想你的妻儿老小...上吊多疼啊,死得也很难看……etc)。 请认真地听。 因为这个时候,他们看起来是在跟你讲他们的计划,其实在向你表达他们感受到的痛苦是如此之大,他们的绝望是如此之深刻,以至于常人所谓“应该关心”的事情都黯然失色。 而你认真地听,能够试图表达: 我听到你的痛苦,尽管不一定能够感同身受,但是我知道你的痛苦已经让你无法忍受。 绝对不要答应TA保密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在任何情况下,都请不要答应TA替TA保密,请告诉TA你会帮助TA联系专业的求助机构(但不会到处八卦!)。 我们在普通状态下,面对一个痛苦的人的求助:‘我去意已绝,请千万不要告诉其他人,我不想他们担心' ,似乎很难拒绝。 但是,请一定(不含敌意地)拒绝TA: 我理解你的痛苦,但我很担心你的安全。我面对这样的状况也很紧张。我想我们需要一些专业的帮助。关乎你的生命安全,我会照顾你的隐私,但是我会联系你的家人,和专业机构。 你的拒绝,不一定足够,但是有可能能够为TA敞开一些求助的希望。 寻求专业机构的帮助 不同的阶段的人要寻找不同的专业机构: 只是有自杀念头的人。(其实很多人都曾经、或者正在有自杀的想法)建议TA寻找专业的心理帮助。可以去医院的抑郁门诊,也可以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高能插入硬广:来简单心理找咨询师)。 有自杀计划的人。请务必联系学校、工作单位、家人24小时看护。寻找专业的心理帮助,医院或者专业的心理咨询师。 已经在自杀边缘(开始实施计划)。联系家人(家人是最有可能知道线索的人)、联系公安局或者医院。请专门做危机干预的人来做干预。再日后进行转诊和心理帮助。 以上是在面对自杀危机情况下的基本原则。 简里里 一些 态度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陪伴、支持和(寻求家庭以及专业的)帮助。 无论发生什么,记得这是他人的生命。我们永远无法了解在TA的世界里面究竟体验过什么。尊重他人的选择。忌针对个人的无端猜测和分析。 人离世之后,保护家人和当事人的隐私。哀悼,不传播,忌针对个人的无端猜测和分析。 简单心理 附:国内危机干预机构的联系方式(欢迎补充) 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24小时免费心理危机干预服务热线800-810-1117 北京红枫妇女热线:010-64033383,010-64073800(周一至周五9:00-18:00)  中科院心理所咨询志愿者热线: 010—64851106  青岛市危机干预中心热线 心理危机干预热线 0532-85659516 南京自杀干预中心救助热线 16896123 工作时间全天24小时 杭州心理研究与干预中心 救助热线(0571)85029595,工作时间全天24小时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危机干预中心救助热线(027)8584666,工作时间每日晚6点30——9点30 重庆生命求助热线 危机干预热线 023-66699199、666992999 重庆心理危机干预热线 023-65372255 广州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热线 心理危机干预热线 020-81899120 深圳市心理危机研究中心热线电话 24小时心理危机干预热线 0755-25629459 上海外服心理援助中心自杀干预热线 021-51699291,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21:00 资料来源于:http://nature2000.blog.163.com/blog/static/104100389201042623456754/ 希望你永远都用不到以上的知识 但希望更多的可以人看到它 ▌ -------------------------- ▓文章为简单心理原创,转载务经授权。 投稿或版权合作:✉ media@jiandanxinli.com 欢迎关注公众号“简里里"(janelee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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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一直在期待一个完美情人?

在很多的情感困扰中,当事人都陷入了如下的困境中: 我选择另一半的要求特别多,既希望对方积极上进、事业有成,又可以时刻关注我,只对我一人好,我情绪不好时可以第一时间给我安慰和支持,这样的人很难遇到,所以我一直单身;   我对我的男(女)友不太满意,他虽然对我还不错,很懂我,成天嘘寒问暖的,但是就是收入上一般般…之前的男(女)友工作上发展得不错,但是都没时间陪我…年纪到了总要找一个,我也不知道自己该找一个什么样的了…   我老公(老婆)是我遇见的最完美的人,名校毕业,工作能力特别强,还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我特别害怕Ta离开我,以至于最近情绪特别不稳定,在Ta面前还不敢表现出来…     以上的情况,不论是因找不到完美另一半的单身困扰,还是一直对自己的另一半总是不满意,更甚至是主观上因对方的“完美”而产生的担心,都缘于这样的无意识需要——因为你完美,我是你的一部分,所以我完美。在每一个人心理发展过程中,都有过这样的理想化需要——认为自己的父母是完美的,可以随时满足我的需要,我做不到的事情他们可以做到… 从客观上说,这个过程对于一个人的自信发展是十分重要的。通过与“理想化”父母的互动、内化,最终形成了我们的自体“理想极”——有清晰的目标感、方向感和价值感,对于焦虑、害怕、挫折、悲伤的有较好的容忍度,有更大的探索世界的勇气和确定感。 那么,这个“理想极”是如何发展的,为什么会停留在追求完美关系的阶段呢?   01 理想化父母影像的内化 婴儿在生命最初时,会处于“全能幻想”状态中,会认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婴儿试图创造一个完美的自我体验,凡是被经验是好的、愉悦的、完美的就属于内在的,而坏的都属于外在。 然而,对于婴儿来说,“失望”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婴儿需要一个全能完美的形象,试图恢复失去的幸福状态,这个全能完美的Ta往往是父母,通过将父母理想化,并感受自己是Ta的一部分,来确定自己是完美的,而这个“理想化的父母影像”是有助于一个人“理想”的形成的。 形成对“理想”概念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 在探索未知的现实世界时,婴儿开始会认为“妈妈是永远在的,可以永远理解我、保护我的”。但是现实中“恰好的挫折”的发生(妈妈不可能一直在,或者妈妈也有能力不济的情况),使婴儿慢慢发展出的想法是“妈妈可以理解我、保护我,但是不可能永远”,婴儿的精神结构也随之发展——将妈妈带来的安抚、情绪调节及适应功能内化,最终形成“我可以理解我自己”的自我安抚能力,也不断有了确定感与自我稳定感。而在自我确定感增强后,婴儿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父亲的激励与榜样,懂得自己也要像父亲这样,通过内化父亲的力量与形象,而有了明确的方向感和目标感。   02 理想化客体丧失带来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创伤性地丧失理想化客体(例如和父母突然分离),或者父母不能准确适当地回应婴儿的需求 ,婴儿就不能将母亲的安抚和父亲的形象良好地内化为自己的心理结构,也就不能获得自我安抚能力和确定感。他的精神依然固着在对“理想化父母影像”的追求上 ,而他的人格将毕生依恋特定的客体,即要寻找一个“全能完美的”情人。 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不仅是丧失理想化客体会阻止内化过程发生,父母的过度保护、即刻满足儿童的需要,使儿童无法经历“恰好的挫折” ,内化过程同样无法完成。 还值得一提的是,被“完美情人”需求困惑的人,往往伴随着其他心理困扰,问题发生的时间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 儿童早期 如果其生命早期的照顾者(往往是母亲)有缺失或照顾能力上的缺陷,使婴儿的自我安抚、情绪调节能力较弱,婴儿的自尊容易受外界影响; 儿童中期 如果父母过度焦虑和保护,儿童可能会有着比较好的学习生涯和成绩,但是在步入社会后,容易在面对工作压力和遇到挫折时全面崩溃; 儿童晚期 如果儿童在稍晚一些遇到理想化客体丧失(往往是父亲),或父亲的男性气概不足的情况,往往使一个人缺乏方向感与目标感,常常陷入一种迷茫的状态,在人生关键问题上总是需要他人帮助做选择,即使自己做出的选择也无法笃定与坚持。     03 “理想化”问题的临床治疗 对咨询师的理想化,属于咨询中正性移情的一部分,几乎存在于所有的心理咨询中,来访者会认为咨询师是无所不能的,是完美的,这种理想化在咨询前期可以帮助咨询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但是对于有内在心理结构问题的“完美情人”追求者来说,咨询中的“理想化”并不是这么简单。 自体心理学创始人科胡特认为,可以依照理想化移情发生的时间,及其形成后再修通的时间区分为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来访者会害怕和排斥将咨询师作为自己的理想化移情对象(将咨询师想象为童年的“理想父母”),一方面由于这种移情可能会唤醒来访者童年被父母拒绝的痛苦记忆,另一方面对咨询师的认同和移情会让来访者下意识产生害怕失去自我的焦虑感。 第二阶段,就像婴儿内化自己的父母那样,来访者逐渐将咨询师作为自己的“理想化影像”并内化这个影像,弥补童年未完成的“理想化内化”过程。随着咨询进展的推进,咨询师会将来访者对自己的移情慢慢转移出来,来访者能够慢慢意识到咨询师并不是全能完美的,这时修通开始启动,来访者也开始成长。来访者在感到安全的环境中逐渐完善自己的心理结构,建立自我确定感和方向感,最终获得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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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过又紧绷,我吓得只剩下哭”

小编按: 前一阵编辑们在讨论到父母吵架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一下就想到了「晓言同学」 。晓言(化名)是我的发小儿,我对她而言像是个避风港,她爸妈吵得凶狠时,她会躲到我家来。经过同意,我把她的一些经历写到了这篇文章中。 “从我记事儿起,他们就一直在打架,有时候阵势大得把邻居都引来围观。你也知道。” 我很难把现在这个一笑露一口大白牙,发出鹅叫声的姑娘,和儿时躲在我怀里把鼻涕眼泪口水蹭到我衣服上的孩子联系起来。但没变的是,尽管她已经掩饰得很好了,我还是能看到不安。 “所以我现在甚至听不了别人大声说话,我害怕。 人家音量一上来,我就下意识地想要躲,脑子里全是当年我父母吵架的情景。” 不能说这是她现在所有困扰的来源,但是,父母之间的冲突不和(parental conflict)的确会对子女产生真切长远的影响。   那不是一次性的争吵 而是凌迟般的折磨 由美国医生Felitti和 Anda等人发布的童年不幸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ACEs)研究发现,长期处于功能失调的家庭环境中的儿童,(包括目睹母亲遭到暴力对待、父母离异或分居),其身心健康会受到极大的伤害。 专注研究婚姻冲突与儿童发展的圣母大学心理学家Cummings认为:孩子会非常关注父母之间的情感互动,以此作为判断家庭环境是否是安全的依据。 这并不意味着父母完全不能发生任何争执。有时候,父母之间发生建设性的冲突(constructive conflict)是为了明确边界,释放情绪,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可以通过轻度或中度的含有妥协以及相互支持的冲突而获得成长。 但破坏性冲突(destructive conflict)则是完全不同的情况,它包括: 言语攻击:辱骂、侮辱、威胁 身体攻击:殴打、推搡 冷战:回避接触、分居、离家、生闷气     …… 在《你的经历是怎样塑造你的生理体征的?》(How your biography becomes your biology)一书中,作者介绍到,长期生活在恶劣的应激压力环境中,会改变个体的大脑结构,影响个体对于外界事物的加工模式,甚至身体怎样反应(激素产生水平、心率等等)。 所以,童年逆境可能从一开始就在改变人的大脑,从而改变个体对于压力应激(stress)的易感性(vulnerability),使人在以后会更容易受到身心情绪上的困扰。  这些“预防措施”,反而让我受苦 1. 不当着孩子面吵就没事吗? “起初,我爸妈吵架时也是有所顾忌的,都明白不应该当着孩子的面吵架,于是自觉地去隔壁房间吵。”晓言双手一摊,“这不就是掩耳盗铃吗?” 有很多父母一味地怕“争吵”会给孩子带来负面影响,所以但凡关系变得紧张,双方/或某一方就会陷入焦虑,竭力克制,维持虚假微笑和和气 但是关系不和不止包括发生正面冲突。子女对于父母之间的关系本身就具有极高的敏感度,那些虚假的恩爱、背后的冷漠、疲惫、疏离,孩子都会敏锐地捕捉到,这种表里不一所带来的不安,不亚于面对争吵时的恐惧。      2. 对于“不记事”和“懂事”的孩子 晓言曾经和妈妈说起过:“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你和我爸吵架,我吓得坐在院子地上哭,院子里的狼狗平时一见我就叫,那天就乖乖趴在我腿上”。她妈妈愣了一下,然后说:“那时候你才几岁啊?你还记得呐!” 有些父母总觉得“这么小的孩子,哪会记得我们吵架?长大就忘了。” 或者“孩子都这么大了,我们拌两句嘴对Ta不会有什么创伤了!” “还太小”或“已经长大了”的孩子,似乎都对父母吵架是免疫的。但研究告诉我们,父母冲突会对每一个年龄的孩子造成重大的影响。 6到12个月的婴儿即便在睡着的情况下,也会对父母争吵时的语调有所反应。 而从1岁开始,婴儿就具有分辨父母情绪和感知冲突的能力了。 Cummings对于青少年的研究表明,即使成年子女(19岁的孩子),仍然对于父母之间的冲突保持异常敏感。 如Cummings所说: “即便父母之间一直存在破坏性冲突,但孩子永远不会因为习惯而忽略它的( Kids don’t get used to it.)。” 3. 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 有时候别人问起晓言关于父母的事情,晓言说他们在我高三的时候离婚了,往往换来带着点心疼和佩服的惊呼:“天啊!那你还能考上好大学!” “我挺庆幸他们终于在我高三时离婚了,还我一个清净,不然我也考不上大学。”事实上,我甚至把能考上大学“归功于”父母的分离。 在我国的文化下,孩子成为了很多父母不愿离婚的借口和阻碍。父母婚姻的实已经破裂,却要维持夫妻的名,都是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其实每个人都是非常煎熬的。 事实上,相比于离婚本身来说,双亲冲突(parental conflict)才是真正造成不幸的原因。Amato(2003)的研究揭示了父母不和、离婚和子女幸福感三者之间的关系。 可以看出,父母不和的程度越高,离婚反而会增加儿童的主观幸福感,且远高于完整但充满冲突家庭的儿童。 与其顾忌“为了孩子而在一起”,父母们更应该认真考虑一下自己的婚姻状态,如果不能给孩子提供与一个平静安宁的家,那么离婚反而能够结束战火,让子女解脱。 充满战争的家庭, 是如何影响了我? 晓言很反对标签化的后果:“我每次看到那些对于‘父母吵架对孩子有怎样的影响’的回答,全是一水儿的标签:缺乏安全感、内向、自卑、亲密恐惧、悲观……” “好像每一个家庭不和的孩子,都会模式化地长成一个样子,拥有共同的‘性格缺陷’。其实怎么会呢,大家都是不同的个体。” 我问她,“那就完全没有共同点么?” 她说,可能是更深处的一些特质吧。 1. 羞耻和愧疚感 shame and guilt 通常,只要别人不明确或是特意问她,晓言从不会主动提及和父母有关的事情。 “还是不太敢,会在乎别人的看法。就算说了之后别人表现得很正常,我自己心里还是会犹豫。” 应该承认,社会舆论环境确实在逐渐变得宽容,单亲家庭的孩子也不会像想象中的那样受到嘲笑、排挤、欺负。 但是,人们仍会受到离婚羞辱(divorce shame)的影响,将公开承认家庭不和视为一种“家丑”,在这种社会压力下,孩子是很难摆脱羞耻感的影响的。   另外,晓言有时会认为父母的矛盾是自己造成的。 她父母在打架之余,还常常冷言冷语地抱怨:“别人家孩子,父母一闹矛盾,都知道两边哄哄,你怎么就不会?” 面对这样的质问,晓言总是莫名地愧疚:“是我不好,对不起,我没能像别人家孩子那样,做爸妈之间的粘合剂。” 之前没有人告诉晓言,她没有义务去防止父母发生冲突,去缓和他们的关系。那些“好心”的建议,从她的角度来看,更像是一种指责。 2. 敏感和讨好 sensitive and prone to please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懂事”:会尽量照顾好自己,不让父母操心。 晓言被朋友们公认为情商高,不是那种人们刻板印象中的情商高:“八面玲珑”、“能说会道”。 她总能敏锐地察觉到周围人的情绪变化,捕捉到他人的需求并及时满足。但她说,这是在一个父母不和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所必须练就的技能。 最让晓言痛苦的是,爸妈有时会逼着她“站队”,让她指责另一方的不好。孩子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只能不停地讨好两边。 童年的不幸没能将我打倒 晓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自怨自艾的状态,并且她也暗暗知道,这是由于自己的私心:每次遇到困难、挫败,原生家庭的不幸是她的安慰剂和挡箭牌。 “那个时候,我是很乐意去捡起那些我鄙视的标签,踊跃地往自己身上贴的!低自尊、社恐,都不嫌弃!” 一开始,这是一种好用的保护机制,它让晓言感到很舒服,她不用触碰自己的真实感受:有什么不好,全怪父母就好了。 但一次次放弃机会,一次次逃避之后,慢慢地晓言察觉到,保护层正在侵蚀她。 家庭不幸已经开始影响她的行为、左右她的选择、定义她的人生。“它变成了我的自动化思维。” 后来在大学期间,晓言接触了心理咨询,一些改变就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了。 “咨询师让我感到安全,我的感受、恐惧都能被看到、被接受,最重要的是,我不用感到羞耻。Ta像我朋友一样,很支持我。”她笑着看了我一眼,补充道:“你也很支持我,但不一样,你替代不了Ta。” 然后,晓言开始做到那些原来她认为绝不可能的事情:重新解释经历,重新建立安全的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她回到小时候,改变了那些经历。 我问她,有什么想要和那些曾经/正在被家庭不和而困扰的人们说的呢? “赶快挣钱早点儿搬出去啊!” 说完她又发出了鹅鹅鹅的笑声,过了一秒她认真地说:“我们心里也许都受过很严重的伤,我知道那种痛苦,也许白天、开心的时候不痛;但在噩梦里,难过失望的时候,一定会隐隐作痛。但是,这个伤口只是我的一部分,它不能定义我们是谁。” 你也许经历了很多痛苦, 但别让它定义了你。   后记: 双亲冲突是很多原生家庭中存在的问题,有多少人在微笑和乐观的面具背后,隐藏着创伤和痛苦。 我们希望能够告诉那些被类似问题困扰着的人们,背负着创伤,你的确也可以不断前行,但卸下来,你会走得自在些。 以下是我们筛选出的6位善于处理原生家庭问题的咨询师,希望他们能够帮到那些曾经/正在受到父母不和影响的人们。           点击查看更多擅长解决家庭困扰的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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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优秀成为防御

    文:王雪岩           记得有一次几个朋友吃饭聊天,反正大家到了一起,说来说去是离不开心理学名词的,心理学圈子的好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遇上几个神仙样的人物,那天在座的就有一位这样的小姑娘。小姑娘论外形,是属于那种把男人女人都能迷倒一片的;论内涵,她在学术上的修养让许多老一辈的先生们也会赞叹,跟这样一个讨人喜欢的姑娘在一起,大家自然会说到她的优秀,说到对她的喜欢。可是,她只是无奈的苦笑下摇摇头,只说了句”如果优秀成了一种防御。。。。。。”她没有再多说下去,大家也就没再深谈。行走在这个圈子里,大家都知道防御两个字后面,有多少痛苦。 所谓防御,是指防御机制,百度词条上的解释是:精神分析学派用语。个人在精神受干扰时用以避开干扰,保持心理平衡的心理机制。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常在无意识状态下使用”。这个解释容易把人看晕,其实就是,在一个成长的过程中,会遇上各种各样难以应对的情绪,为了防止这些情绪把自己搞得太难受,于是就发展出了一些方式阻止自己体验到那些情感,比如当一个孩子觉得不被父母所爱时,他可能会在内心做一些处理,让自己感觉根本不需要父母,从而避免感受到父母不爱自己的绝望和恐惧。说白了,就是用一种自己可以接受和应对的方式去阻止自己感受到不能接受的内容。所以,当优秀成为一种防御的时候,优秀的背后,是有很多试图回避的痛苦的。         对于优秀,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心存期待,但对于某些人来讲,对优秀的追逐,就像上穿上了红舞鞋,没有办法让自己停下来。在他的世界里,不管自己已经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他都不能让自己快乐,因为他的内心有个洞,只要那个洞存在,他让自己感受到的,永远是空虚是恐惧是对自己的不满意。他害怕自己还不够优秀,害怕因为不够优秀而带来的”危险”,而这个危险是存在他自己内心的,所以不管他走到哪里,这个危险都会跟着他,成为他逃不掉的影子。于是他加倍努力,让自己用优秀来抵挡这个些危险,可是他做不到,因为那些危险是他自己在内心幻化出来的,如果他自己不做出改变,这些危险在他的内心会无限制的膨胀,这又如何能抵挡得了呢。 那么,这些”危险”是怎么产生的呢?          首先,在我们的文化根基里,对优秀就有强烈的要求,一个人被接受和认可的途径是功成名就,然后才能光宗耀祖,不管有多少人努力推广”把孩子培养成普通而幸福的人”这样的理念,即便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让孩子幸福生活的重要渠道,但其实这些被大众真正接受起来是有困难的,在一个社会保障机制不够健全的社会中,这些尤其困难。因为真要做一个普通人的话,就意味着未来的生活可能没有保障,除非你是含着银匙出生的,根本不必考虑将来的生存、养老、医疗等等问题,否则的话,不够优秀,可能就意味着社会竞争失利,就要被淘汰出相对平稳的生活。所以,优秀,其实成为了自保的途径,为了不可知和不可控的未来,不得不努力让自己更优秀一些。         其次,对于优秀的期待,可能来自父母的高期望值。有的父母会将自己未完成的人生目标转嫁到孩子身上,自己没有读过名牌大学,就希望孩子能在学业上出人头地;自己在工作上不得志,就期待孩子有一天可以有职有权,等等。若孩子达不到父母期待的样子,可能会使父母变得非常焦虑,这些焦虑自然会被孩子捕捉到,而孩子对父母强烈的依恋,会促使孩子非常效忠父母,为了让父母满意,孩子对自己的期待也就会变得越来越高。        第三,在大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可能会无意中捕捉到父母对于优秀的孩子会更好一些,于是,兄弟姐妹之间为了竞争父母之爱,孩子也会让自己努力优秀起来,从而保证自己获得更多来自父母的肯定和接纳,因为对于孩子来讲,获得足够的父母之爱,是他可以安全生存下去的保障。        第四,当一个孩子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缺少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他就无法确定自己是被爱的被接纳的,所以他需要借助于外在的可见的内容来保证自己是有价值的,所以他就对美丽啊,成功啊有更多的渴望,优秀也就成为他感受自己存在的重要方式。而一个孩子对自己的解读,来自他成长早期与母亲的互动,当他在与妈妈共处的过程中,感受到妈妈是满足自己的,于是他就会将自己感受为好的,被爱的孩子,妈妈就被他感受为好的妈妈;当妈妈不能及时满足和回应他时,他会感受到挫败感,感受到妈妈是坏的,同时为了让这个坏的感觉对自己没有那么强烈的伤害,他在内心也会做一些转换,会将自己感受为不足够好,所以妈妈才不能那么好的满足他。所以,当一个孩子在成长中感受到太多挫败性体验时,他也会将自己感受为不够好的。为了吸引妈妈,他可能会让自己朝向优秀的方向做更多的努力,来抵御他内心中那个”我不够好就会被不好的对待”的恐惧。当然,这个不好的对待,并不一定是现实中妈妈真的没有很好的对待他,而是他内心做了这样的解读。        所以,对优秀的强烈期待背后,往往有斑斑的血泪历史,这可能也是提倡将孩子培养成普通人的人群警醒之处吧。当优秀成为一种防御,也就是一定要让自己足够优秀,来抵挡内心那些焦虑时,我们为了优秀而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对优秀有强烈的渴望的人,其实是很难认可自己接纳自己的,为了抵挡内心对于平庸的恐惧,他们常常动用一个处理机制,就是分裂:将自我分裂成好的和坏的两部分,将坏的部分投射出去,于是就只留下了好的部分给自已。这就是为什么,有时我们跟一些很优秀的人在一起,会从他那里感受到强烈的压力,我们总是感觉自己是如此渺小和没有能力。其实我们这些感觉很可能并不是来自我们自己,而是接收到了面前这个人的投射,他将自己内心不想要的部分:没有能力的,不成功的,坏的部分投射到我们身上,我们接收后就会感觉自己是如此不好,而面前的这个人是如此之好,而这正是他想要的感觉,他将坏给了别了,将好留给自己,从而保证自己可以感觉不那么糟糕。对于有这样需要的人,他们往往会更愿意跟不如自己的人在一起,这就可以让他在内心一直保有自己是优秀的感觉,但是一旦将他们跟更优秀的人放到一起,他们可能会非常恐惧,甚至崩溃,因为当他无法将坏投身出去的时候,他就不得不面对自己身上的不够好,而这些不好,对他来讲,可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他们通常会远离真正优秀的人,因为真正优秀而不是将优秀作为一个防御的人,可能是拒绝接受他的投射的,那他所启用的这些过程就会失效。当然,真正优秀的人因为对自己有足够多的接纳,所以可能也恰是安于平凡的人,所以他投射出去的贬低性的部分不会击中这些人,那他就不得不收回这些投射,如果这个过程他没有被击倒的话,他也可能会因此获得成长,慢慢放弃对于不优秀的恐惧,从而更多的接纳自己。        另外一些人的处理方式与上面这些不同,他们因为对自己有太多不够优秀的恐惧,所以,他们会拼命的去接近他认为优秀的人,从而帮助自己感受自己也是非常优秀的,所以,他们对于身边人的态度也会非常不同,对于他认为优秀的人,他可能会有强烈的接近愿望,但对于他认为不够优秀的人,他可能会有很多的回避,因为那可能代表了他自己内部不好的部分,他一直试图扔掉的部分。当他接受不够优秀的人时,他内心的焦虑就会被唤醒,为了抵御这些焦虑,他可能会在这些人面前表现出排斥的、高高在上的态度,从而引起周围人对他的不满,进而远离他,其实,这才是他真正害怕的,他害怕的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而被拒绝,而他自身反应的结果,恰恰是被拒绝。         也有些人会将自己置于一个拯救者的位置上,他会对弱者产生真正的同情,并试图努力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但驱动他这样做的士真正动力,却可能是来自他期待自己远离虚弱,当他去拯救弱者时,象征层面上,他可以将自己从虚弱里拯救出来。当一个人将自己永远放在拯救者的位置上时,他是疲惫的,因为他没有机会也没有勇气去依赖其他人,所以,他的内心也注定是孤独的。而他的无法让自己柔弱下来,可能会让他的亲密关系中缺少了弹性,一方面是他承担了太多的责任,另一方面是他对于过度付出的抱怨,所以,这种状况可能也会让他非常难以面对。而在关系中的另一方,也会因为在他面前不断感觉被削弱,而感觉非常不舒服。        当一个人不断的要求自己优秀,从而抵御虚弱感时,他也会对自己变得非常苛刻,会不断要求自己处处完美,从而抵御对失败的恐惧,他们会不断为自己安排难以完成的任务,当他们克服千难万难,终于完成某个任务时,依然体验不到成功的不快乐,因为他们内心的不安全感,他们自我中否定自己的部分会跑出来挑剔他们,所以,他们不管怎么样都会对自己不满意,就像他曾经感受过的重要客体对他的态度,因为他从来没有确认过自己是被爱的,所以,他也没能力爱自己,他更熟悉的是攻击自己,否认自己,然后不断试图抓住更多的优秀。   所以,当优秀成为一种防御时,我们就无从体验成功的乐趣了,而沦为了成功的奴隶。要将自己从这样的痛苦中解放出来,其实还是要回到一开始讲到的话题:让自己成为普通人。普通人的含义,并不是要让自己平庸,而是让自己接受自己本来的样子,并与自己本来的样子友好相处。而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其实在说的,是人格高度健康的一种状态,一种高度自我接纳的状态,而人格的成长,又来自人生的早期:生命的前六年,而最前面的三年,是至关重要的,这三年的时间,恰是与父母高浓度共处的三年。父母用三年的时间换取孩子一生的幸福,是一件多么得要的事,所以,为了孩子,父母的学习成长,是比教育和管理孩子更重要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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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行为治疗和心理动力学治疗的优势及局限性

有不少来访者在挑咨询师时挑花了眼,治疗师中有很多是心理动力学治疗师,也有很多是认知行为治疗师。这些术语都是什么意思啊?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差别?哪个好?哪个不好呢?   我个人有着心理动力学治疗和认知行为治疗(CBT)的双重受训背景,也用这两种方法治疗过大量的临床案例,我觉得这两个治疗流派各有优势和局限性,但是不能去平行比较——比较他们的好坏是没有意义的,这就像是比较鸡和鸭一样——它们都是家禽,吃起来味道不一样,但有的人爱吃鸡,有的人爱吃鸭,把它们做得好吃的做法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没法比较,你只能接受它们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性。 01 认知行为治疗(CBT)与心理动力学治疗的差异   1、治疗目标不同   在CBT治疗中来访者和治疗师的一切努力,都是围绕着症状减轻和社会功能的恢复,当症状能够通过认知或行为的策略得到一定减轻时(注意!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完全消失的),治疗也就可以结束了。而心理动力学的治疗认为症状是个体对核心恐惧的防御方式。当核心恐惧能够得以被个体理解,而它带来的恐惧感不再那么具有淹没性(overwhelming)的时候,充当防御的症状自然也就会随之消失了。   我们用下面的一个例子去说明上边的这段“行话”。比如一个有强迫症的来访者,他的强迫症状是强迫清洗和强迫检查。他强迫清洗的原因是害怕如果接触到了一些脏的或代表倒霉的物体而不去洗手的话,他就会倒霉。而他强迫检查的原因是,他需要反复检查附近有没有脏的物体,来避免自己接触到某些脏的或者代表倒霉的物体,进一步来避免倒霉。   CBT和心理动力学治疗会分别怎么对他进行治疗呢?   「CBT的治疗」   CBT会把治疗目标聚焦在他症状的缓解和社会功能的恢复上。 CBT治疗师不会非常关注他症状背后的原因(会去了解,但那不是治疗的重点),而是关心他的症状怎么维持下来的——他不断地去回避任何象征霉运的事物(黑色、蓝色、厕所……),使他的生活圈变得越来越狭窄(因为外界充满了这些他回避的事物),甚至发展到了越来越难以出门的地步,工作和人际也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去上班的路上要花好几倍的时间避开这些象征霉运的事物,回到家要做很长时间的清洁工作,妻子和孩子对他越来越不满,家里的人际环境变得越来越紧张)。 而这些所有的不幸,是因为他对倒霉太害怕了,而采取了大量的回避行为和仪式化行为。而实际上,他对倒霉的事情的发生的预测是不准确的。其他人并没有采取这些回避行为和仪式化行为,但他们的生活并没有被倒霉的事情毁掉,相反,他这么害怕倒霉,他做的这些回避和仪式化行为才是在毁掉他的生活。     因此,CBT治疗师会把他症状维持的原理讲给来访者听,当他真的理解他必须要停止回避行为和仪式化行为后,治疗师会采用ERP(暴露与反应阻止法)帮助他逐步对他害怕的情境进行暴露,比如,在接触了脏的东西之后不洗手,暴露在他感觉到的极度焦虑中(他仍在焦虑自己会因此倒霉),足够长的时间之后,他的焦虑感受会因为习惯化的原理而降低,同时,他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并没有什么特别倒霉和不幸的事情发生),他原先对倒霉的害怕就会降低一些。在大量的暴露练习后,来访者就不再有那么多回避和仪式化行为了,因此,他不再需要花太长时间去上班,他在工作中的反复检查也变轻,不再影响他的工作,他在家里也不再要求家人必须要完成清洁仪式,家里的人际气氛也变得比以前轻松了。 总之,来访者的整个生活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他虽然还会时不时地对倒霉有所担心,但是这个焦虑不再毁掉他的生活了(社会功能的恢复)。这样,CBT的治疗就可以在20-30次之后结束了(注意:这个治疗时长的估值是一个理想情况下的估值,意味着来访者的自知力很好、认知能力很好、对暴露练习的依从性很高,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的存在的话,治疗则需要更长时间甚至可能会失败。现实的情况是,大概只有50%的来访者对ERP的依从性较好,而另外50%的来访者会拒绝ERP治疗或从治疗中脱落。脱落意味着,治疗还没产生效果,来访者就没有耐心继续下去了)。 「心理动力学的治疗」   心理动力学治疗师则采取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策略。对于这个来访者而言,心理动力学治疗的目标是:来访者可以通过自我探索,了解到他的症状背后的心理冲突,并能够修通这个心理冲突。 具体说来,来访者在治疗师的释义(interpretation)中逐渐领悟到,他如此广泛而又繁复的仪式,是为了避免他自己发生倒霉的事。 那么他为什么这么害怕自己倒霉呢?在对他童年经历的探索中,他逐渐了解到自己从小就是如此害怕失败和不幸。他小的时候被寄养在亲戚家,上小学时又被送到外地读寄宿学校,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当童年时点点滴滴的情绪被再体验的时候,他体会到了藏在自己心灵深处的那个孤独的小男孩得不到任何人实质性的情感支持,永远战战兢兢,一切都要靠自己。成功是他觉得自己能够生存下来的唯一砝码。他从小就担心自己如果做得不好,就会被其他人厌弃,就会生存不下去。尽管他理智上非常清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但是不安全的依恋关系所带来的这种极度不安的感觉非常强势地战胜了理智(这就是为什么对有些人进行基于逻辑理性分析的认知治疗没有用的原因)。     在心理动力学治疗中,来访者对治疗师产生强烈的移情,治疗师提供的容器作用,使得来访者有机会在治疗师身上修复童年时的依恋的创伤。通俗地来讲,日积月累的咨询,使得心理动力学治疗师成为来访者生命中最亲密的人,一个足够好的“父母”的替代品,而通过这个“人为的养育”而让来访者重新获得生命早期本应该获得的安全感、信任感。当来访者可以逐渐获得这些安全感后,他对世界的感受不再是那么威胁,对其他人的感受也不再是那么苛刻凉薄,他自然不再需要去时刻防范那些莫须有的倒霉和不幸。 正因为心理动力学治疗如同养育一个孩子,而养育发生在经年累月的情绪沟通之中,所以它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来访者非常强大的耐心。但是它带来的效果也是非常彻底的,是整个人格结构上的变化。如上面强迫症来访者的例子,在两年每周一次的咨询之后,他对自己和世界有了不一样的感受——在治疗师的爱中,他不再觉得他那么孤立无援,时刻会被倒霉的事情摧毁,他逐渐有了能力和其他人建立起真正的依恋关系,以及自信地对待这个世界。如果换一个人呢?是不是需要两年时间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呢?不一定。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创伤和旅程。但是,心理动力学帮助来访者进行的自我探索,一定会让他们有机会理解他自己的痛苦,并有机会彻底的解决,只不过,这个旅程需要足够的耐心。如果在这个旅程中,来访者因为尚没有消失的症状而对治疗失去信心,而从治疗中脱落的话,那是来访者和治疗师共同的遗憾。   2. 治疗师的角色和功能不同   CBT治疗师的角色非常积极,他们充当的是教育者和教练的角色,他们的目的是要教会来访者一些减少症状和应对情绪的策略(比如如何提高社交技能、如何识别和反驳认知错误)。 他们会进行大量的心理教育(帮助来访者了解疾病的原理和治疗的原理),提很多的问题来促进来访者反驳自己原本的认知错误(苏格拉底提问)。正像是你去向一个网球教练学习怎样打网球一样,你们所有的注意力都会集中在学习怎样打网球,而在CBT中,你们所有的注意力都聚焦于应对策略的学习和练习之上,治疗师教给你如何用这些策略,同时监督你在咨询间隔去完成对这些策略的大量练习(很多人非常不喜欢在咨询结束后去做练习,他们会觉得这像是回到了上学时,像是被老师布置了作业而需要去完成,但大量的练习正是CBT产生效果的重要原因。如果你根本不想在咨询那50分钟以外的时间做练习的话,CBT就不适合你)。 CBT治疗中不会有大量的沉默(因为CBT不关注潜意识内容),当你开始沉默的时候,治疗师会用提问让你去讲话。     而动力学治疗师的角色和功能,像我前文中提到的那样,是一个暂时的“养育者”的替代品。“养育”与“教育”不同,不仅仅关乎“你需要知道什么”,还关注“你是怎样知道的”。 所以动力学治疗师不会给来访者非常多的心理教育,只有在治疗最开始时和必要的时候进行心理教育,他们更多关注的是来访者的体验和情绪。很多来访者之所以走进咨询室是因为在童年时并没有得到养育者足够好的情绪调节,而情绪调节光靠知识的教育是不够的,它需要经年累月的体验中的习得。当治疗师坐在治疗室那个稳定的位置上,常年地提供给来访者一种安全的、稳定的依恋关系,像一个足够好的父母那样去和来访者一起面对他生活中的所有烦恼、苦痛,耐心而又平静地帮来访者理解自己、应对世界时,你很难说变化发生在哪一刻,但是几年后,来访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连他们自己都会惊讶自己的改变。 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几年后学会了走路,是因为生理上的发育和成长。心理的发育和成长也是如此,当咨访关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成长条件时,当以往阻碍心理成长的因素被逐一搬开后,个体的心理成长就会自动以它自己本来该有的节奏进行。     动力学治疗师更加节制,节制的原因是治疗师需要去分析和判断每一个时刻的动力和意义。哪怕是长时间的沉默,也是有意义的。这个沉默是因为来访者正在思考治疗师刚刚的释义(interpretation),还是因为来访者因为所谈的内容让自己格外焦虑而头脑一片空白,还是因为来访者对治疗师的移情导致对治疗师的愤怒而拒绝说话?只有耐心地分析这一个又一个时刻的动力和意义,治疗师才能准确地理解来访者的人格,才能明白该怎样帮助来访者修复他的创伤。并且这个理解的过程,来访者也在进行着自我理解,这个体验本身也是有疗愈功能的。所以,你可以预期到,在心理动力学治疗中,有时会出现大段的沉默,治疗师似乎什么都没做。 但事实并非如此。不仅是在治疗的50分钟内,哪怕是在治疗时间之外,这个咨访关系依然存在,依然在发展,依然在对咨访双方造成持续的影响。   02 CBT和心理动力学治疗的局限性   遗憾的是,单纯的CBT治疗很难去解决不同人格类型的患者对治疗产生的各种阻抗,而由于治疗不依从性带来高的脱落率,也几乎是不争的事实。应对来访者在治疗中的阻抗,几乎是CBT中最困难的部分,而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心理教育和动机访谈。但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动物。在临床实践中,有一些来访者会非常明白理智上他应该怎么想,但是他依然会保持过去的感觉,并且无法做出理智的行为。CBT会将这些来访者解释为缺乏足够的认知能力或自知力,而认为他们可能不适合CBT。   而心理动力学治疗将这些阻抗看作是来访者防御体系的呈现,它是来访者人格的一部分的体现,而不是他对治疗的不依从。治疗师通过对防御的潜意识动机的分析,使来访者获得更多的自我觉察。我个人认为这是应对所谓“阻抗”的更加有效的方法。比如有的来访者每次谈到现实的焦虑都会自动跳开,去做一些与之无关的动作(去玩沙发上的靠垫),或者开始避重就轻谈一些让他更轻松的事情,然而他意识中却并没有觉察到这种回避的模式。     当然,单纯的心理动力学治疗对于某些心理障碍(如焦虑障碍、心境障碍)的脱落率也是很高的,脱落的原因如前所述,很多来访者急着盼望症状赶快消除,而没有对咨询师产生足够的信任和移情,也没有足够的耐心等待自我成长产生明显的效果,——当然,很多脱落不仅仅只是来访者不耐心的缘故,也有咨访关系不匹配的原因(譬如从一开始做咨询,来访者就不喜欢自己的咨询师),或者是咨询师没有能够帮助来访者修通对咨询师的负性移情(负性移情必然产生,修通这个移情关系,来访者的依恋关系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因此,我个人觉得,如果能把CBT和心理动力学结合起来,对于提高某些心理障碍(如焦虑障碍)的疗效而言是非常有意义的。   03 CBT与心理动力学在实际治疗中的表现   很多来找我做治疗的来访者都会谈到自己在上个动力学治疗师那里觉得什么用都没有,因此脱落了上个治疗。他们中有的人经历了仅仅几次治疗,有的人已经挺长,比如2年,但都觉得一无所获。听他们讲以前治疗的经历,我并不觉得他们是一无所获,实际上治疗时间长的患者在个人觉察上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这个进步还未带来症状上的缓解,他们就彻底失去了耐心。这是个非常遗憾的事实。大多数来访者都会非常焦虑地期望症状缓解,所以当他们症状久久未发生缓解的时候,他们对治疗失去信心,哪怕他们得到的是恰当的治疗。   但是就算治疗再好,如果来访者从治疗中脱落了,他就停止了获得帮助,能够摆脱痛苦的希望就更加渺茫了。这是我们治疗师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所以很多关键的治疗都围绕着怎么消除阻抗,怎样解决负性的移情。在我看来,CBT的策略如果用得恰当的话,可以帮助预防负性的移情,而使来访者能够在症状缓解后,将注意力转移到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来,那就是看到症状是如何由人格结构的防御方式所构成,以及它要防御的核心恐惧究竟是什么。当核心恐惧能够通过持久的心理治疗得以解决的时候,充当防御的症状自然也就会彻底消失了。     以前我的关于CBT和心理动力学治疗的科普文章发布之后,在评论区有的人会问:你难道在说,CBT只是在治标不治本,所以其实更好的是心理动力学治疗吗?我要严肃地声明:我从来没有说过心理动力学治疗是更好的治疗。正如我前边的比喻,鸡和鸭哪个是更好的呢?因人而异。治标也很重要啊,因为这些“症状”的标正在使来访者的生活变得更糟糕。如果能够有机会先把“标”缓解了,让来访者的社会功能恢复到正常水平,再看来访者是否有意愿真正去关心内心的冲突,去改变自己的人格结构,不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吗?   不过如前所述,并不是所有的来访者都能够在CBT中迅速地治标,这与他们的人格结构有关,这些来访者对CBT的反应性不好,还是更适用于心理动力学治疗。   「CBT与心理动力学的组合」   我有个强迫症(OCD)的来访者,来做治疗时主动谈想要CBT治疗,因为她见了一个心理动力学治疗师两次,但遗憾的是,她非常不相信潜意识和动力学治疗的理论假设,因此她见了对方两次之后就不再去了。   于是,我与她的治疗之旅是从CBT开始的,我们用的是治疗强迫症最被科研结果支持和推荐的ERP(暴露与反应阻止法)。她在暴露治疗过程中,暴露在曾经焦虑的情境中,体验了非常多的痛苦。忍受这些痛苦是CBT治疗中必然的过程,因为来访者需要硬着头皮去体验她所害怕的东西,第一她会习惯化这种焦虑的感觉,第二,她会有机会发现她所害怕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忍受暴露治疗过程中的痛苦,对于很多来访都是特别恐惧的事情,所以ERP的脱落率很高。因此,CBT治疗师会不断地鼓励来访者,反复进行暴露的治疗原理的心理教育,让她再勇敢一些去坚持暴露。但人不是完全理性的动物,很多的行为是受到无意识动机驱动的。反复的心理教育如果对来访者不起作用的话,很多来访者就会在这个过程中脱落。   在我与她的治疗中也是如此,她的阻抗逐渐全面地显示出来,而且变得越来越强烈。她教育水平很高,非常理解暴露治疗对她会有怎样的好处,但是她就是没办法每天坚持去进行暴露练习。她尽量减少了一些仪式化和回避的行为,但是每一次当她需要与她做仪式化行为的冲动做抵抗的时候,她都能体会到非常强烈的冲突,这搞得她精疲力竭。她开始无意识地回避在治疗中谈暴露练习,而总想要更多地谈她的情绪体验和自由联想,她用这种方式向我表达:她有非常多的情绪体验希望得到治疗师的关心和深刻理解。   我听到她说,她觉得非常困难去执行暴露的练习,她对此非常沮丧,对自己非常失望,觉得自己做得非常不好,咨询师一定生她的气了。如果是CBT的治疗师会怎么做呢?共情她的情绪,识别和矫正她的失望和担心背后的认知错误——对自己的歪曲信念:“我一定做不好任何事”,以及对其他人的歪曲认知:“如果我没有做得非常好,其他人会对我不高兴,他们可能会抛弃我”。这些认知重建的工作,对于有的人来说非常有用,他们改变了认知,然后就可以开开心心地去做暴露练习了。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是几乎没有效果的。比如我有的来访者就会说:“我知道这些认知重建的原理,我自己可以找到无数对歪曲认知的反驳,我也知道我自己非黑即白(一种歪曲认知的风格),可是我就是不相信这些反驳,我就还是会像从前那样感觉很自责、对自己失望”。   用认知重建的方法去理性思考是一种简单的方法,值得一试,但如果并不能见效的话,那就要考虑来访者更深层次的人格结构和潜意识内容了。     所谓阻抗,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是来访者的人格的体现。我的来访者在类似的很多事情上都会表现出相似的“自我对抗”。她平时给自己做了很多计划,但是她也同样感觉到难以实施,所以在治疗中的阻抗不过是同一种动力的体现。尽管她理智上知道,无论是平时给自己做计划,还是在治疗过程中执行暴露练习的计划,都是她自己的决定,而且都是对她的现实而言都是非常有益的,但她的潜意识中的抵抗就是会阻止她自己那么做。她不能去执行任务的原因是内心中对“严苛的超我”的抵抗,在她的感觉世界中,“计划”、“任务”都是一种“要求”,来自于一个形象模糊但是非常具有惩罚性的超我(有的来访者能够找到这个超我与自己母亲或者父亲的对应关系,有的则不能),她觉得做这些“任务”“计划”,就像是在强迫自己做一些事情一样。她恨这种被强迫的感觉,哪怕实际上并没有谁强迫她。   我与我的来访者的CBT之旅在她强烈的阻抗之后停了下来,我们充分分析和讨论了她的阻抗、她阻抗背后的无意识动机,以及她的童年经历对这个无意识动机的贡献。当然,是用心理动力学的技术和概念化方法。我了解到她过往的经历中,每当她感觉到被期望时,她会很快从关系中逃开了(一个无意识的行为模式)。可以预料,如果不去处理这些无意识的移情和阻抗,如果继续坚持纯粹的CBT治疗的话,这个来访者很快就该脱落了。所幸我们把方向一转,开始了心理动力学的治疗。在我们充分讨论了她的阻抗之后,她意外地发现自己并不厌恶心理动力学治疗,相反,她惊异于自己的行为是如何显著地受到潜意识而不是理性的影响。   尽管她没有完成一个完整的CBT治疗,但我并不觉得这意味着那段旅程对于她而言没有意义,相反,CBT的治疗帮助她更好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无意识动力。她不会像是其他没有经历过CBT治疗的来访者那样,愤懑地认为治疗师收着治疗费用却“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她终于明白,心理动力学治疗室中发生的一切,哪怕沉默,都是有意义的。   现在她已经进行了一年半的心理治疗。我相信我们还会一起有很长的旅程。我欣慰地看到她对自己的人格有了越来越多的觉察,欣慰地听到她说,她有时甚至感谢症状,因为如果不是有这些严重的症状,她不会想到向心理咨询师求助,她就永远都不可能看到自己内心深处蛰伏着如此大的伤痛。     我经常笑称心理动力学治疗师是“背锅侠”,来访者常把症状没有缓解的焦虑、对照顾者无能为力的愤怒,以及他们自身的无助等一切他们所不希望有的情绪投射到治疗师的身上,他们抱怨治疗师无所作为,看着他们受苦,盼望着有神奇的解药或者某种策略,可以一用就灵验,从此痛苦完全消失。   所有的这些,心理动力学治疗师都了解,而且深刻地理解。“背锅”,用专业的术语说,是创建一个“包容性的环境”(holding environment),是心理动力学治疗师工作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来访者没有足够的耐心留在治疗中,那这口锅就背得没有意义了。当使用CBT的框架和概念化的方法去对来访者进行充分的心理教育后,来访者的耐心和对治疗师的信任会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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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打破"意志力"的神话了!

我们从小就被周围的人灌输“意志力”是多么的重要。   当看到商人经过千辛万苦创造了商业奇迹,运动员经过日复一日的训练夺得冠军,我们会赞叹他们“坚持不懈”“永不放弃”“努力拼搏”的精神,认为这是“意志力”的魔力。   但是难道你不好奇,他们为什么会对一件事“坚持不懈”“永不放弃”“努力拼搏”吗?   在我看来,真正决定你是否能做成一件事的,并不是意志力,而是你是否有足够强的动机。   值得反思的“棉花糖实验”   斯坦福大学的Walter Mischel博士在1966-1970年间,对斯坦福大学附属幼儿园超过550名的幼儿进行了一项长期的心理学实验:棉花糖实验(Stanford Marshmallow Experiment)。   大部分被试孩子的家长是斯坦福的教师或者研究生,研究希望就此降低被试者智商、家庭背景差异的影响。   在实验中,每个孩子独处一室并分得一块棉花糖(也可能是曲奇饼、巧克力)。他们被告知可以马上吃掉棉花糖或者等待15分钟以后再吃,如果愿意等待15分钟,他们就可以获得另外一块棉花糖作为奖赏。   每个孩子表现不一:有的孩子在研究员刚离开时就立刻吃掉了;有的孩子直勾勾地盯着棉花糖,艰难地熬了大约30秒,然后忍不住抓起来吃了;有的孩子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停地敲桌子、踢腿、摸头、唱歌……最后,只有大约1/3的孩子成功抵抗住了诱惑,如愿的拿到了两块棉花糖。   14年后,Mischel博士对当年的孩子进行追踪调查:通过种种评估发现,那些愿意等待的孩子,比那些立刻吃掉棉花糖的孩子,无论在生活上还是事业上都更为成功。他们具有更好的人生表现,如更好的SAT成绩、教育成就、身体质量指数等。    因此研究者认为棉花糖实验证明了,自制力或说意志力,相比智商,能更好的预测一个人的成功。   然而近些年,有研究者提出质疑:难道是意志力,而不是战略策划能力(Strategic Reasoning),是影响行为的重要因素? 是什么决定了你的坚持?   我认为棉花糖实验只是呈现了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就是:愿意“延迟满足”的孩子与之后的成就呈正相关。但遗憾的是,实验并没有挖掘孩子愿意“延迟满足”背后的原因。只有对孩子及其家庭进行深入的访谈调查,在收集更多的信息后,才有可能得知决定孩子行为差异的真实原因。   我们可以来推测一下,是什么决定了孩子愿意等待的行为?    1. 动机:激励是否足够大  得到第二块棉花糖的奖励对于孩子来说是否足够大呢?也许有的孩子觉得吸足够大,因此他们愿意等待;有的孩子觉得奖励没有大到让他们愿意去忍受15分钟的煎熬,那么他们就可能放弃等待。   试猜想,如果研究者把激励增大到:等待15分钟,就可以获得一大包棉花糖(原来奖励的100倍),可能会有更多的小孩愿意等待。   决定一个人是否愿意忍受煎熬的,是完成这件事后的激励是否足够大到让Ta心甘情愿去忍受煎熬。    2. 痛苦程度是否可以忍受  研究视频显示,有的小孩在等待的过程中,采用了一些策略分散注意力:唱歌、摸头、踢脚等。   通过这些方式他们缓解了等待过程中的焦虑,因此15分钟的等待过程就显得不那么难受了。但是对于另一些孩子来说,没有办法缓解焦虑时,他们放弃了等待。   可以猜测,如果在实验中拉长等待的时间,比如将等待时间变为30分钟,我猜想会有更少的孩子愿意等待。   因此,在等待的过程中,是否能想办法缓解焦虑,将痛苦分解到可忍受的程度,会影响Ta是否可以完成任务。这就是后来的研究者提到的“战略策略能力”。    3. 家庭教育因素:对孩子的满足程度  如果一个孩子的家人极少满足Ta的要求,总是对Ta进行控制,比如平时控制不让Ta吃糖果,那么当Ta有一个可以吃糖果又不会受到惩罚的机会时,Ta多半会吃掉。   如果一个孩子的家人是过度的满足和溺爱Ta,Ta就很难会为了某个目的去等待,因为Ta已经习惯了“即刻满足”。   在我们看来,这两类家庭环境下抚养的孩子有更大的可能吃掉棉花糖。    4. 基因因素:是否对食物更敏感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医学院的一项新研究发现,与正常体重儿童相比,超重儿童的大脑对糖更敏感,更需控糖。研究者让23名8-12岁的儿童品尝了1/5匙糖水后,分别对他们的大脑做了扫描,结果发现,相比正常体重的儿童,超重者大脑岛叶皮层和杏仁核的活动会异常增强,它的活动增强表明了这些孩子能从中获取更多的“食物奖赏”。   而对食物的敏感性,是先天基因与后天环境共同作用而成的。   也许在实验中,对食物更敏感的孩子更有可能完不成任务。   由此可见,基因、家庭环境、动机(激励是否足够大)、对痛苦的承受力(是否能采用一定战略策略缓解痛苦)……都对我们是否能坚持完成一项艰难的任务产生影响。   打破意志力神话:如何坚持完成任务?    1. 增强动机与自我激励  我们都知道,人只有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时才最有动机。当你做感兴趣的事情时,大脑会分泌让你兴奋和愉悦的多巴胺,多巴胺作为一种奖赏激素,会促使你下一次更愿意投入到这件事情中。   那如果不得不完成一项自己不那么喜欢的任务,怎么办呢?   想想远期收益与近期任务的关系,用远期收益来激励自己,增强内在动机。比如你需要拿到学位,所以必须通过期末考试,拿到学位就是你的远期收益,通过期末考试就是你的近期任务。   如果你能承受拿不到学位的后果,就可以不通过考试,如果你不能承受这个后果,那么就要好好复习通过考试。因此在这个决策中,你需要说服自己为了远期利益暂时放弃近期的舒适。   同时你需要评估这种不舒适会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如果持续太长时间,比如需要通过100次期末考试才能拿到学位,那你可能就需要重新评估这个学位对你来说的价值了。   收益和成本,不能过于失衡,否则人的内心是无法承受长期的煎熬的。    2. 降低痛苦:将痛苦分解到可接受的程度  如果当你评估这件事的收益足够大,做这件事对你来说是重要的时,那么你就需要忍受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不舒适感。   有一些难度大的任务可能会让人感受到长期存在的压力和不舒适,比如一项研究需持续多年。因此我们要做的是,在明确目标后,将大的任务拆分成若干个阶段性的小任务,明确每个阶段的任务需要达到什么目标,做什么事,什么时间完成等。   将大任务拆分成小任务,可以使得目标更明确,将压力分解,将痛苦分减到可以承受的程度。   例如一个人需要跑完50公里,如果你让Ta一口气跑完,对于Ta来说可能是很难的,但是如果你将任务拆解为每天5公里,分10天完成,那么任务就轻松得多了。   在小任务之间留些空档时间,为给突发事件预留处理时间,以致于当突发事件发生时不会影响整个任务的进度。   并且,在完成每个小的任务后,给自己一个奖励,比如放个假,吃顿好吃的,和朋友聚聚之类的,以此来缓解长期的任务造成的痛苦程度。    3. 冥想和运动:从生理上进行调节  研究证明,冥想可以提升人的自控力。   冥想中更多的血液会流进前额皮质,从而提高人的注意力,排除干扰,提升控制冲动的能力。   研究发现,每天只需要5-10分钟的冥想练习,经过3个小时的练习,人的注意力和自控力就大幅提高。11个小时后,就能观察到人的大脑的变化。持续8周的冥想训练,可以提升人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意识,相应大脑区域里的灰质也会增多。   运动也是一种提升意志力的方式。研究表明,适量运动可以加快大脑处理信息的速度,使人们在认知活动中表现更佳。   运动时人体会产生三种激素:多巴胺、血清素与正肾上腺素。其中,多巴胺能让人快乐,人在快乐情境下学习和工作更有效果;血清素可以帮助记忆;正肾上腺素可以增强人的专注力。因此,运动后的人记忆力和专注力也会提高。     大家都想拥有意志力,似乎拥有了它就可以战无不胜。但是决定你是否能做成一件事的,并不是意志力,而是“我是否要?”,“我如何实现?” 作者:梁娟,心理咨询师,心理专栏作者 原文首发于公众号:心流场(ID:flow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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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是一家公司的项目经理,在推进执行项目的同时,还要与团队内、跨部门的同事,以及客户进行很多沟通工作… 在领导和同事眼中,L有不错的人际沟通能力,擅于进行团队协作,也给予了同事很多支持,客户也认为L是个非常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L说TA很享受TA的工作,工作之余,TA会参加一些喜欢的培训,定期与亲人朋友见见面,谈谈近况,TA也会留出一些时间独处,跑步、看书、看电影、看展… L很重视与自己相处的时光,远离尘嚣,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是非常享受舒适的过程,会让自己以更好的状态去应对工作和人际关系。 L的同事C,同样的工作职能,TA在工作中每天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时刻在意自己的表现是不是被领导认可,邮件表达是不是准确,其他部门的同事和客户会不会投诉自己。 C也很在意会议中自己的发言有没有被重视,团队中其他同事的表现得是否比自己更被认可。 C说自己下班后喜欢一个人呆着,回到家想做一些工作,学学英语,或者看一些专业书,但是又没有力气去行动…想早睡又不睡不着,不停地刷手机,想找人聊天都不知找谁,只能看各种视频,虽然觉得这些毫无意义,但又停不下来…周末就是想宅在家里,非常的空虚… Y大学毕业后一直在考研,连考两年没有考上就放弃了,呆在家里一年多了。 Y说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同学们要么读研,要么工作了,自己现在去找工作的话,跟应届毕业生比没有任何优势…之前去公司实习过,好像自己不太适合职场环境,更适合走学术研究路线,但是考研也都失败了。 Y每天沉浸在网络游戏世界中,考研之所以失败也是因为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游戏瘾”。想到找工作和跟爸妈要生活费,压力就很大,不想面对,只有在打游戏时自己是开心的。之前偶尔还能看看考研资料,现在放弃考研了,更没日没夜地沉浸在游戏中了… L、C和Y都在经历着事实层面的独处,但显然TA们在独处时的体验和“功能”是不一样的: L在独处中的体验是享受和滋养的,通过独处的调节,TA可以更有力量地去面对现实的工作和人际交往。 C在吃力地应对工作及人际关系,TA在独处中的体验像是一种“自我保存”,处于崩溃的边缘,极其需要支持。 而Y处于一种社会功能丧失的状态,在游戏中,TA不用面对现实生活带给他的压力,代价是他也放弃了自我向前发展。  1、如何理解TA们的“独处”呢? 温尼科特在1958年发表的论文《独处的能力》,强调了独处是一种积极的能力,是不同于“退缩状态”的,独处能力是情绪发展过程中成熟的一个最重要标志。 温尼科特强调的“独处的能力”显然不是事实层面的独处,“独处的能力”源自于一种早期发展阶段的生命现象。在生命初期,婴儿处于一种孤独的、放松的非整合状态,由于本能的需要,婴儿饥饿时会握紧拳头、奋力哭泣,这时TA处于紧张的暂时整合状态,得到妈妈喂养、拥抱的满足后,又回到放松的非整合状态,婴儿在整合-非整合状态的摆荡中,逐渐凝聚成自体的单元(Unit)状态,进而再发展成一个“完整的自体”。 从发展的视角,自体的发展是终生的,成年人也不断经历着整合-非整合状态的摆荡的,但是显然比婴儿期同样的过程更为复杂。婴儿是非常简单的,随着成长,我们整合了更多的体验,回到非整合的状态也是十分复杂的。 我们需要那种放松的非整合的状态的,退回自己的内在世界,有时像在休息,有时像在回味… 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朝前发展的需要和适度退行的需要。 自体的朝前发展是需要一定的基础和准备的,既包括身体层面的,也包括精神层面的,这让我们在接受变化的时候可以保持相对稳定,不会试图用原始的防御机制去远离体验。 同时也需要有与发展相匹配的“心智”功能去理解我们身体和精神层面正在经历着什么… 在自体的发展过程中,环境(养育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帮助我们去整合经验,保证自体体验的连续性不被打断。请注意,环境的支持一定是基于自体发展需要的,适时地帮助我们理解体验,以及保证在独处的状态中不被侵入。但是养育者要做既不忽视也不替代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因此自体的发展必然是会有一些被打断的点的。 我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也会有不同的内在发展任务和外在社会任务,它们相辅相成,也需要与之相匹配的自体状态去应对。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面对的社会任务也越来越复杂。如果当下自体的状态不足以支撑我们应对发展任务或社会任务,这时退行的需要会大于向前发展的需要,自体会停滞发展,并进行保存。 显然,Y的自体力量是不足以支撑自体发展和应对社会任务的,“退缩”是TA进行自体保存的方式。Y需要被干预,退回到自体发展被打断的点,修复自体发展中的缺陷,重新回到发展的道路上。   南希·麦克威廉斯在《精神分析诊断:理解人格结构》中对“退缩”状态进行了描述: “退缩”是一种原始的防御机制 婴儿遭受极度刺激或痛苦时,只需进入睡眠便可解脱。 因此,退缩至另一种意识状态是可观察的、人类最基本的自我保护措施。 成年人的退缩常见于社会或人际情境,用沉溺于内心的幻想来替代与他人交往时的压力; 习惯性使用药物来改变意识状态同样可被视为一种退缩; 有些专家认为“自闭幻想”也属于退缩,它从另一角度反映了人际接触的全面退化。 前文提到了在自体发展过程中环境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南希·麦克威廉斯在书中也谈到:   婴儿本性喜欢采用退缩来处理应激;越是敏感的婴儿越容易产生退缩行为。 此类素质的个性有丰富多彩的内心幻想,并认为外部环境艰难险阻,因而望而却步。 养育者及其他早年重要客体的过度关注和情感侵入都将强化个体的退缩; 反之,对儿童的要求置若罔闻,任其自流,也使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内心想象去应对外部刺激,这种忽视和隔离也加速退缩的形成。    2、“独处”的状态到底是什么呢?“独处的能力”是如何发展的呢? 在生命早年,婴儿是需要一个可靠的母亲持续在场的,既可以保证TA的需要被满足,也可以保护婴儿能够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独处,并且享受独处的体验,既前文说的“孤独的、放松的非整合状态”。 婴儿逐渐将这个可靠的母亲内化为心理现实中的好客体,并对这个好客体足够信任,让婴儿可以在外部客体缺席的情况下得到休息和放松,TA也拥有了“独处的能力”,在人际关系中也是自信而松驰的。显然L是拥有“独处的能力”的。 C目前的自体力量不足以去应对社会任务,自体发展也是停滞的。我们可以看到,C在人际关系中的状态是紧张和无法信任的,TA可能是一个退行状态,需要重新建立/修复内部的好客体。 因为目前C处于很早期的自体状态中,所以TA的“独处”是不成熟的,是需要环境支持和专业帮助的。 参考书籍: 1.《成熟过程与促进性环境——情绪发展理论的研究》,唐纳德·温尼科特著; 2.《精神分析诊断:理解人格结构》,南希·麦克威廉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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