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就是闯了个红灯么?” | 不守规则背后的全能控制感

      之前发生的动物园老虎咬人的事件,引起了全民对于不遵守规则和秩序的大讨论。       确实,这种现实太普遍了。       在日常生活中,大量没有规则和秩序感的现象,闯红灯,乱插队等等,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太大的损失,所以也无法引起人们的重视。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不想遵守规则,是因为我们从内心深处,不希望自己被外界或者是现实所制约。 我们希望自己可以想怎样就怎样,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这种感觉太美好了,什么都是自己说了算,仿佛自己无比强大,强大到不知道危险所在。所以当危险来临的时候,人们往往追悔莫及。 实际上,心中没有规则,不愿意遵守规则,不想感觉自己被限制,带来的危害远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大。 生活中有许多现象早已指出这一点: 人们不想感觉自己被限制,所以自己也不愿意限制自己,往往会带来恶劣的后果,不过人们往往不以为然。   让我举一些常见的例子来加以说明,熬夜和暴饮暴食最为常见。 经常熬夜的人,不管是出于工作还是出于其他的原因,都是因为不想感觉到自己身体的局限性。他们心中没有限制感:在不断地加班,或者不断地玩网络游戏的过程中,他们仿佛觉得自己的身体可以一直被消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熬夜的人,有两类很典型:工作狂和网络成瘾者。这两类人都是特别需要全能的控制感的。熬夜的人希望自己可以掌控工作中的成就感,网络成瘾者享受自己在网游中所取得的成就感。 实际上,在熬夜的过程中,因为感觉不到身体的限制,就好像没有尽头一样。他们一直在做,但是无法体会到真正的满足。在整个过程里,身体一直被消耗,只是他们忽略了而已。有几位名人都是得了癌症之后,才发觉自己身体的局限性,我想大家都知道是谁了。 暴饮暴食,同样是不想感觉到身体的限制。在不断的往自己的身体里填食物的时候,仿佛自己的胃什么都可以消化。一直到身体变形无法控制,或者肠胃出现问题时,才发现限制的存在。但是有人依然可以自我安慰说,反正我就是个吃货,这样可以继续不用限制自己。 在职场上,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不断地换工作,但是说不出太具体的理由,更多的想法是不喜欢这份工作。 实际上如果用心去观察,你会发现:他不喜欢这份工作给他带来的限制。比如按时上下班,老板不一定会赏识自己,同事关系不一定好。他不想要承认这些是他无法控制的,仿佛换一份工作,他依然有机会得到自己理想中的工作环境。工作时间不到一年就经常换来换去的,多半是这种情形。 还有一些人,因为不喜欢工作,没有任何经验就想创业。这种心态也像是,他希望工作中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说了算,想上班就上班,想休息就休息。这样完全不用感觉到自己被限制了。他仿佛忘记了,创业其实限制更多,因为那意味着他要付出更多,要有更强的自律能力。 在咨询当中也会遇到这种现象,有一些人无法忍受咨询师的设置。 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安排,对他们来说是莫大的痛苦。他们希望自己想来的时候就来,想不来的时候可以随时不来。他们不想感觉到自己的问题是需要与咨询师合作才能解决的。       就好像去看病一样,医生开了处方,但是有些人却偏偏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来吃药,想吃的时候就吃,不想吃的时候就不吃。       这些人往往让医生或者咨询师很难帮到他,因为他的做法相当于自己给自己开处方治病。 在他的内心里:仿佛他可以控制自己的疾病,可以自己决定要按照什么方式来治疗自己,这样也可以把自己治好。但是他的选择不是基于专业的判断,是基于对全能的控制感的需求。   从根源上来说,这种现象来源于婴儿时期的挫折。 婴儿刚出生到半岁之间,没有语言的能力,完全仰赖父母的照顾才可以存活。婴儿肚子饿的时候,妈妈就会及时喂奶。这让婴儿形成了一种全能自大的幻觉:仿佛母亲的奶水是因为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好像自己可以控制奶水的出现一样。 随着婴儿逐渐长大,在和母亲的良好互动氛围之中,婴儿感觉到安全,便可以慢慢接受有时候自己有需要,奶水也不会及时出现, 妈妈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婴儿开始承认现实的制约,他的需要被限制了,这就是他的局限性。 不过也有许多婴儿,因为在和母亲的互动之中,需要常常没有得到满足,因而感觉到强烈的不安,生存的恐惧一直威胁着他。于是他本能地停留在了全能自大的幻想里:自己依然可以掌控一切,好让自己觉得自己是安全的。 我们的教养文化也不断地助长这个现象。 孩子的需要比什么都重要,一切都是以小孩的需要为主。这就等于验证了孩子的幻想,让孩子一直停留在那种感觉之中:他的需要仿佛就是世界的中心,他不应该被限制,他掌控着一切。 不用被限制的感觉,实在是美好。这样可以依然像那个婴儿一样,感觉到自己无比强大,什么都可以掌控。但是现实又往往很挫折。我们没有谁可以强大到打败猛虎的地步。 总的来说:人们不愿意接受外在的规则和限制——因为不想觉得自己想要的会被限制。 他们想要继续停留在那种幻觉里:自己想怎样就怎样。想下车就下车,想闯红灯就闯。所以在动物园下车的时候,大概那位女性心中并没有感觉到危险的存在。也许她以为自己想怎样就怎样,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方式。 遵守规则,等于接受外在的限制。限制自己的行为,会让人痛苦和遗憾,但也有机会让我们在生活里得到更多。 当然,如果你不愿意限制自己,那也许面临着:你不知道危险什么时候会到来,你也不知道自己将会失去什么。等这些呈现在眼前的时候,也许已经晚了。 就像动物园的老虎来到眼前时,一切都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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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舌中见你我他

文 | 简里里 心理咨询师 简单心理创始人 原载《城市画报》2015.04 “人人都有精神病”。 在讨论我的新书书名的时候,编辑冷不丁地冒出来一句。我吓了一跳:“这么说不太好吧,“顿了一下,我又补充说:“就算我这么觉得也不能这么说啊”。 于是大家哄笑了一通,开始一起数落我有什么”病”,自己有什么“病”,别人有什么“病”,谁谁的老公有什么“病”,谁谁的老板有什么“病”,讲得昏天暗地,兴高采烈,放声大笑。书名最后定了一个中规中矩的名字,编辑颇是遗憾:“‘有‘毒舌’属性的题目,大家爱看。” 什么是“毒舌”属性? 听起来似乎要有”一针见血,且针针溅血,并以偏盖全”为最好的意思,听闻者最好膝膝中箭,欲罢不能,内伤如筛窦而不能反驳;围观者最好能隔着一墙幕布,或者隔着一个屏幕,跨越整个互联网,大声地跟风自嘲或者大声斥责,使劲地不屑或是狠劲地得意忘形。 爽完之后,关了电脑关了手机,天气仍然晴好,卖菜的菜农还认真地看秤砣,邻居见面还相逢笑脸,你去倒杯茶水,继续柴米油盐。 不关我事啊。 【为什么要毒舌】 你爱不爱“八卦”? 春节回家和老同学聚会。多年未见,生活也多无交集,大家望着桌子相顾无言。正尴尬时候,有人忽然说,哎你们知道吗,XX刚生了宝宝呢! 大家陡然松一口气。附和说是啊是啊, 他老公在银行工作呢。XX去年离婚了呢。对啦,XX还单身呢,最近刚晋升。你还记不记得他当年高中的女朋友,现在在海外呢,听说刚博士毕业。 然后气氛就欢愉起来了。大家开始交杯换盏,想起来当年鸡毛蒜皮的小事,感叹生活无常,新年的未来计划,感叹雾霾房子车子以及冰岛的企鹅,喝多了的痛哭,喝少了的大笑。大家一起度过的沮丧,悲伤,快乐,希望,都能慢慢地涌进来,彼此讨厌,彼此爱恋。 无论喜欢与否,“八卦”永远是我们打开社交局面最好用的工具。我们相互好奇,相互关心,相互撕扯,于此之上,一起编织更多过往和现在。 八卦的精华:一起说别人坏话 一个隔空认识从未打过交道的朋友,时隔数月我俩终于在一个微信群里面碰面。彼时我刚刚维了一次权,正在风口浪尖之上。他上来跟我打招呼第一句说:侵权方太可恶,我跟你是一个壕里的。 然后他哈哈大笑说:你有没有觉得咱俩立马亲近了。 是亲近了,敌人的敌人见面就是朋友。我们有共同的秘密,有可以分享的情绪,而且最重要的是,孤立共同的敌人,使我们俩更加亲密。 八卦别人的幸福,八卦科学知识,都不如八卦别人的”坏话“来得更有连结感 人们特别爱形成“族群”。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也热衷与探寻“族群”的意义。其中一个有名的实验叫做“谢尔福罗伯斯山洞实验”(Sherif’s Robbers Cave Experiment)【1】。实验者召集了22名11岁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男孩子,分成两个小组,放在一个国家公园里面露营,来研究两组人是如何产生冲突和偏见的基础。实验的第一周,两个小组彼此不知对方的存在,各自相互磨合,形成自己的小团体动力; 在实验的第二个阶段,两个小组开始发现彼此的存在,于是两个小组相互竞争,开始出现自己的旗帜,自己团队的徽标,相互嘲讽的歌曲。直到实验者开始制造一些两个小组必须一起面临的共同困难,才使得两个小组化干戈为为玉帛,相互合作。 人们天性爱归属一个群体,而与一个共同的“假想敌”的出现,简直是一个族群的粘合剂。 相互建立关系 从古至今,人们要活着,就要和一个族群在一起。人们惧怕被一个族群抛弃。无论是努力地成为族群中的大部分,或者偏执要成为异类,骨子里没有分别:你努力地和族群中的每个人建立关系 —— 所谓“建立关系”,意味着相互之间建立更多的情感关系,无论是喜悦,幸福,厌恶,嫉妒。强烈的情绪,无论正面负面,都意味着人和他人,和族群之间紧密的纽带。 而人只会对跟自己有关的人和事物发生情感联系,做出情感反应。“毒舌”是其中一种。 我从小被交代一定要对人礼貌,要客气,不要轻易麻烦别人,结果长大之后我发现,对我始终客客气气的男孩子我总觉得像隔着一座大山,而那些会趁你不注意抽空你板凳的人,反而更显亲近。陌生人你才客气相待,熟人之间相互贬损,相互打闹,越来越亲近。 更甚之的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听起来简直是个不可思议的情感关系。你们俩相互之间不吵架,不抱怨,不毒舌,不耍赖,那还怎么彼此相爱? “替代宣泄” 人们只会对和自己有关的事情,做出超乎寻常的情绪反应。当那些看起来遥远无关的、但模糊跟自己有些相关的事情出现,你那些心里面压抑的、没有出口的情绪,终于有了突破口。 举个例子。一旦网络上明星家庭爆出第三者插足,爆出绯闻,爆出什么“不堪”的感情私事,我们都扑上去,躲都躲不掉,忙着品头论足,忙着捶胸顿足,忙着给建议,忙着指责男人不堪,女人不幸,活该下场。 大戏落幕之后,跟我们毛关系没有。 我们厌恶和痛恨别人评价和指责自己的生活,却不自觉变成那个围观扑上去的、口沫横飞的众人。你在其中毒舌的,真的是那个“与我无关”的“明星夫妇分崩离析”么? 我记得有个闻名的凶杀案,凶手被惩处之后,时隔一段时间,记者去走访受害者的老父亲,问对网友们给他的支持作何感想。老父亲说,我看到很多网上的评论,后来我不去看了。他们评论的、义愤填膺的,都是他们自己认为的“我们”,跟我和我的孩子没什么关系了。 这个让我印象深刻。人们看起来是在对别人品头论足,其实不过是在处理自己的情绪。借由他人,来成全自己。 你的现实生活中有被压抑的愤怒不能表达,你有不能言说的恐惧不能面对,你有万箭穿心的无力感不能处理,当外面有些看似无关又实际相关的、别人的事情冒出来的时候,你终于等到一个出口。 你看不见“外面”究竟是什么,甚至“外面”也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在“外面”之中只看到和自己相关的那部分,你终于能够狠狠地爽快,狠狠地贬低,狠狠地吹捧,高声尖叫着你怎么还不去处理它!你借由外面,来让自己舒畅。 这也容易理解:人们去谈论评价别人,比面对自己要容易多了。 这也不全是坏事。因为有时候去面对和觉察自己的恐惧愤怒,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勇气。你得先出去撒个野,喝酒壮胆,才慢慢回来面对自己的内心。 下一次“毒舌”之后,问问自己,我在毒舌他人的背后,回避面对的,是自己的哪一部分? 【当人们在谈论“你”的时候,他们在谈论谁?】 我认识一些高考状元。他们常常都羞于提起自己当年是“状元”这件事情。这多少让我有些好奇。后来跟一些有相似经历的朋友聊天,大家都多少对自己的“与众不同”有些遮遮掩掩。 是因为谦虚吗? “当然不是。是因为人们赋予了这些光环太多他们自己的意义。然后人们就只在我身上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东西,再也看不到我这个人了”。 听起来有趣,被聚光灯关注的人,却总抱怨不能被看见。 “你北大毕业的,居然还吃米线?” “你一个高考状元,居然不爱喝牛奶?” “你在清华读书,数学一定很好!”    …… 类似的还有: “你学心理的,居然不知道我在想啥?” “你当医生的,还能生病?” “你一个做编程的,居然不会修手机?” 你一定也被这样误解和评价过。这在心理咨询的概念里面,有一个对应的名词,叫“投射”。人们被那些“刻板印象”和自己头脑中的情绪和观念影响,在你身上,他们只容易看到那些他们期待之中看到的、他们想要看到的样子。 他们按照自己的想象勾勒出你的样子,他们赞美自己想要赞美的,贬损自己想要贬损的,你站在那里,提供了一个供以玩味的“材料”。 当人们将那些莫名其妙,被认为和你有关的、其实和你无关的、他们自己的情绪和认知投射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受怎样的影响呢? 【你会被毒舌所伤吗?】 心理咨询里面这个“投射”的概念还有后半部分,叫“认同”:投射性认同。这个是个很复杂的概念,让我做个简单粗暴的解释。 老板今天早上跟爱人吵了一架,在单位遇到件不顺心的小事,就把员工召集来,劈头盖脸骂了一顿。有的员工就万分自责,“我真的太笨了”;有的员工觉得自己是可以做得更好,但也觉得老板有些过分;还有的员工根本就觉得是老板今天发神经病。 我们来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老板自己的坏情绪无处宣泄,不愿意面对自己在婚姻关系中的无力感,于是将“笨蛋”这个骂名丢到员工身上,这样自己的情绪就有出口了。然后呢,本来就爱自责的员工就认同了老板投射过来的“笨蛋”, 真的觉得一定是自己太笨了;对自己工作有一些犹疑的员工,认同老板批评的事实部分,但也觉得一定不全是自己的过错;而那些有过度自信的员工,根本拒绝认同老板扔过来的“笨蛋”投射:你才是笨蛋哪! 你看其中的区别:当别人将他们带着自己认知、幻想、情绪的偏见投射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不会认同它,多大程度上认同它,根本决定于:自己究竟本来是如何看待自己的。 所以有时候一句看似无伤大雅的玩笑,会激怒你自己某个神经;而在外人看来似乎很重要的事情,你又可以举重若轻。 探根揪底,这些只跟自己有关。人们毒舌,做出评价的时候,只和他们自己有关;而我们自己的反应,自己的感受,也只和我们自己有关。 而当我们有超出平常的情绪反应的时候,我们该问问自己:我在这件事情上,究竟是如何看待自己的? 【毒舌的意义】 让我们在这儿把毒舌引申为“说坏话”,“评价”和“指责”。 我去年做了一个互联网的产品,工程师给开了个反馈通道,于是我们收到暴风骤雨般的匿名意见。 这其中有中肯的意见,也不乏很愤怒的声音。有一次有朋友忍无可忍,在微信上吐了整整三屏幕的槽点,用了无数个感叹号。我们很感激他,因为这样的声音恰恰是我们需要的,也谢谢他在乎它。 在工作里面我们需要真实的反馈,不同的声音,才能使我们继续向前。而“说坏话”本身,也含有更多的意义。 Knox学院的教授Frank T. McAndrew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八卦”这件事情【2】。他发现,人们几乎对“八卦别人”这件事情有无法抑制的冲动。 Andrew教授认为:八卦是维系族群交流和稳定的工具,而且是“情商高的一种表现”。而人类学的研究认为,在远古时期,正是八卦流言,能够为整个族群添加凝合力。当人们生活在小的部落里面,八卦流言的迅速传播,能够使得小部落灵活地面对外在危险。同时,正是由于八卦流言能够为整个族群起到监督作用。使得人们更容易公正地相互对待,不偷懒,不占便宜,而使得族群的效率大大增加。那些有“八卦”基因的族群存活率更高。 科学松鼠会的叶盛说:“比如那些在东南亚密林之中的、以及非洲南部地区的非常原始的部落。它们都有着非常夸张的机制防止不道德现象的出现…… 其实,流言的力量在美国中部地区的小镇,以及中国的很多偏远村镇中,仍旧是维持原有社会行为准则的主要力量”。【3】 而放到现今的互联网时代,我们不再是一个小的部落。八卦和毒舌的传播速度数以千万倍增。它不再单纯地承担“监督”的作用,也成为大家表达立场、情绪宣泄、自我意淫的娱乐工具。 在我们从毒舌他人到被他人毒舌中,能觉察自己的真实动机,认识他人的善意恶意,从暴风漩涡中有则加冕,无责改之;当流言和自己再无关系的时候,适时离开。这也是大智慧。 今年春节的时候,我回奶奶家。走进家属院,迎面走来一个陌生阿姨。笑嘻嘻说多年未见,都长这么大了。我说是啊是啊。紧接着她像教科书一般开始一系列拷问:你在哪上班/赚多少钱/交男朋友没有/男朋友在哪上班/赚多少钱/带回家没有/为什么不结婚/什么时候结婚/要早点要娃啊。 阿……阿姨您不上网么。网上都说了不带您这么问的。夜色掩盖之下,我的脸色愈发难看。我有种被侵犯,又不能发作的堵胀感。我默不作声。 阿姨很焦虑。然后她接着絮絮叨叨自己对自己女儿的担忧,那些她自己无法处理的、又浸淫在她生活中的、对不确定性的担忧,对未来的恐惧。 她要处理她的情绪。她借由询问我的隐私和“教育”我的生活,来处理那些她自己无处安放的情绪。 我们每个人也常常如此。当我们有一些情绪很难面对,不愿意面对,于是我们掉头去谈论他人。我们举证来证明自己更高明,我们搜集证据来让自己显得更加严谨,我们厌恶自己的一部分,却高声尖利地指责他人,来说服自己是正确的。甚至“嘲笑”和“恶评他人”,也不过是为了掩盖或是回避自己内心感受。 然后你还是要面的自己的恐惧,自己的悲伤,自己的恐惧。 “毒舌”更像是一贴创可贴,暂时地缓解了疼痛感,却并非真实的药剂。你能觉察到自己的情绪,自己的动机,为自己找一个合适的情绪出口,找到那剂心药。就像有一年柴静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的那样:“很多评论、流言里提到的柴静,根本不是我这个柴静,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们需要“毒舌”,我们使用“毒舌”,我们也学会和“毒舌”相处。 难得的是,仍从其中,看见自己和他人的存在。 引用: 【1】Sherif, M., Harvey, O. J., White, B. J., Hood, W. R., & Sherif, C. W. (1961). Intergroup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The robbers cave experiment.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Book Exchange. 【2】McAndrew, F. T. (2008). Can gossip begood? Scientific American Mind Magazine,October/November, 26-33. (Cover Story) 【3】引自叶盛在知乎的回答:http://www.zhihu.com/question/21098412/answer/17266414   公众号简单心理(janelee1231) 公众号原创文章归简单心理版权所有 任何组织,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转载和二次修改 转载请联系:media@jiandanxinl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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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真的独立,还是无法走进亲密?

Lynn是一个风一样的女子,个性独立的她,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了一家著名的快速消费品公司做市场助理,因为工作表现出色,很快就一路攀升,年纪轻轻,便成了某个产品的品牌经理。几年后,她不满足于过于完善的体制下看得见终点的职业生涯,便出国留学读研去了。留学期间,在欧洲的小镇里,她迷上了独具风味的手冲咖啡,便决定回国后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 Lynn的店面不大不小,藏在一片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欧式建筑的转角处,一不留神,可能就会错过。Lynn主要做熟客生意,因着她的咖啡品质上乘,再加上她的为人爽快大气,一边冲着咖啡,一边和客人天南海北地聊起各种话题,不同的咖啡,便也佐上了不同的风味。长此以往,口口相传,小店也一直都维持着不错的生意。 Lynn对自己的生活总体满意,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并且还能够靠它养活自己,不用阿谀奉承、不用卷入自己不喜欢的人际关系。只是每当客人们有意无意地问起“老板”在哪时,Lynn的脸上,便略略地开始窘迫了起来。 Lynn不是没有谈过恋爱,她也曾经有过自己深深爱着的男人,可是谈起那段经历,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一段痴迷与恐惧交织的暴风骤雨般的体验,在关系中似乎完全丢失了自己,一点点的风吹草动,都会让自己陷入一种即将被抛弃的灾难体验中。Lynn终于不堪重负,决绝地结束了那段关系。在后来的日子里,她也有过几段或长或短的恋爱关系,但都不敢再深入,最后也都是不了了之了。 Lynn出生以后,因为母亲没有奶水,而奶奶坚持吃母乳比吃奶粉好,满月后,便被送到了奶妈家。偏偏这个奶妈不负责任,经常把她喂完奶以后,就跑出去打麻将去了,留下她一个人在房间里哭天抢地也没人理,经常父母去看她的时候,就隔着窗子听到她的哭声,门又锁着,也进不了门。后来爸妈实在受不了了,9个月能断奶以后,就给她换了个保姆。可这个保姆又太老,带着她睡觉的时候,好几次都任她从床上滚了下去。再后来,就又换了个保姆,后来又被送到外公外婆那里、爷爷奶奶那里抚养,直到开始上小学了,才回到了忙碌的父母身边。 亲密始于生命最原初的依恋 美国心理学家哈洛和他的同事曾经做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恒河猴的实验:将新生的小猴子和妈妈及同类隔离开,放在铁笼子里面饲养。笼子里面有一个有奶瓶的铁丝猴妈妈,还有一个没有奶瓶的绒布猴妈妈。实验发现,只有当小猴子饿的时候,才会跑去铁丝猴妈妈那里,而喝完奶以后,就会依偎在绒布猴妈妈身上,而如果把绒布猴妈妈拿走的话,那些小猴子就会发脾气。也就是说,对于小猴子们而言,虽然吃饱喝足是生存第一要位,但基本需求满足以后,更重要的则是爱与依恋的需要。 除此以外,哈洛的实验里面进一步发现,这些与真实的母猴分开喂养的小猴子,成年以后性格极其孤僻,甚至性成熟以后都不能进行交配。后来哈洛对实验进行了改进,为小猴子制作了一个可以摇摆的绒布猴妈妈,并且确保这些猴子每天有一定的时间和自己的同类生活在一起,这样哺育大的猴子成年后基本正常了。也就是说,在养育的过程中,真实意义上的抱持、抚摸、互动、回应,对于一个小猴子正常的心理发育是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的。虽然这个实验所针对的是猴子,但是很多的心理学家认为,它对于人类的婴儿也同样适用。 奥地利心理学家勒内·斯皮茨在育婴堂中研究了一出生就遭到遗弃的婴儿,他们的生理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但是任何可持续的养育性互动都遭到了剥夺,这些婴儿无一例外都变得抑郁、孤僻、体弱多病,而如果母亲在最初的三个月回到孩子的身边,则这种退化就会开始反转。 为什么在生命最早年的体验中,母亲的持续在场,以及这种互动的依恋关系对于一个人内心的健康成长,以及成年以后有能力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呢? 我们知道,母婴关系,可以说是我们生命里最早的亲密关系体验,那是一种肌肤零距离的触碰,这种亲密度,也就成年以后的亲密关系能与之相媲美了。 而在这种最早的依恋关系里,作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婴儿,自己所全身心依赖的这个对象(客体),是否能够稳定地爱自己、不抛弃自己,不论自己表达什么样的需要都是能够被看见、被回应并被抱持的,对于一个孩子是否能建立良好的自体表征(我是好的、被爱的),良好的客体表征(TA是爱我的、一直在那儿的),关系中的信任感和满意度,以及适应良好的互动模式,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在孩子最初的母婴关系,尤其是最初两年的母婴关系里,母亲能够做到持续的在场,也就是说作为孩子主要的照料者,稳定地在孩子身边,并且能够给孩子积极的回应与照顾,就相对更容易培养出一个有安全依恋的孩子来。 依恋的概念,是英国发展心理学家约翰˙鲍比所创建,并由他的学生玛丽·爱因斯沃斯通过陌生情境试验,界定出了亲子关系中三种主要的依恋类型:安全型依恋、不安全回避型依恋和不安全矛盾型依恋,并且这些不同的依恋类型,也会影响成年以后的依恋。 安全型依恋,是那种能够自由表达与情境相符的情感,也就是分离会伤心、相聚会高兴,但同时既能够独处,又能够依恋的人。 不安全回避型依恋,是那种看见心仪的人很难表达喜悦与亲近,心仪的人要离开了,也很难表达悲伤与不舍,看上去独立自主、不需要他人,但这种“不需要”只是为了掩饰如果表达需要后,可能会被抛弃的恐惧的人。 而不安全矛盾型依恋,则是那种见到爱人要作要闹,离开爱人要叫要跳,整日价不消停的人。 生命最初的分离经验,包括近亲的死亡、父母的离异、不停地更换照料者,以及缺乏情感互动的、不负责任的养育等,在与孩子先天气质的化学作用下,则很容易形成不安全型依恋,有的偏回避型,有的偏矛盾型。这是一种关系中,对于自己是不是会被爱、是不是不会被抛弃的一种最原初的不确定感。而这种最初的依恋模式,在前几年形成以后,则会相伴终生。 那么谈到依恋模式的建立,为什么前两年很重要呢?心理学家皮亚杰的研究发现,对于大约8个月以前的婴儿来说,消失的物体就意味着不再存在,也就是说妈妈在身边就是有的,妈妈不在身边了也就没有了,这个时候孩子还没有客体恒定感。8~18个月之间,客体的概念在逐渐提高,但是客体恒定性的发展还不完善。直到18~24个月的时候,孩子能够对看不到的位移进行心理表征,并用这些心理推理去指导自己寻找消失的物体,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已经能够充分地理解客体的恒定性了。 这个理论在关系层面上的意义就在于,对于一两岁之前的孩子来说,他们无法理解,“妈妈”不在身边或者经常更换,并不代表妈妈“死了”,或者不要自己了,而是可能有其他的原因,他们所体验到的就是一种断裂的死亡感,以及被抛弃的恐惧感。 这个在Lynn的身上,有着非常明显的表现。作为差不多出生后不久就不断地更换照料者,且在总体缺乏互动的养育下直到七岁的Lynn来说,当她在人际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中体验到对方一点点的没有回应、不耐烦,或者联系不到,她的内心就会产生剧烈的崩塌感,被遗弃的、不被爱的,以及对方可能会死亡或者不复存在的“客体无常”感。这是她在自己原初生命里的真实体验,而这种体验被固化以后,则成为了阻碍她成年以后走进亲密的最大障碍。 独立与“假性”独立 当婴儿降临人世、剪短脐带的那一刻起,从身体上完成了和母亲的分离,但心理上的分离还远未开始。 自我心理学家玛格丽特·马勒对于婴儿的分离-个体化过程进行了大量的观察与研究,并划分了其发展的不同阶段。 在婴儿刚刚降生的前3~4个月的时间里,处于正常的自闭和共生期,和母亲建立起一种特定的共生关系。如果这种共生关系是恰当的、健康的,也就是说有一个稳定的、满足的养育环境,那么婴儿就会获得身心的平衡,并产生原始的分离,进而进入到分离-个体化阶段。 而分离-个体化的阶段,从婴儿4、5个月开始直到2岁左右,在这一阶段里,孩子的身体自我开始分化与发展,并且开始学会走路、发展语言,探索世界,并克服分离的冲突。 而2~3岁的年龄段,则是巩固分离个体化,并且建立起情感客体恒定感的阶段,也就是说,“好妈妈”已经内化到自己的心中,并给予自己足够的力量和安全感,去探索外部世界。 但如果,最早年的依恋失败,也就是说孩子所赖以生存的对象(母亲),并不能给予孩子足够的安全感、亲密体验,让孩子得到滋养,孩子在关系当中体会到的是伤害和不被看到,那么,为了避免不被爱的痛苦,有一类孩子会发展出一种“假性”独立,接近不安全依恋里面的回避型依恋,以一种貌似独立的姿态,来避免表达对依恋的需要以后可能会被拒绝和抛弃的伤害。 之所以说“假性”独立,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建立令人满意的亲密关系。 他们的“独立”缺损了正常的发展阶段,缺乏了健康的依恋下的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而是回避依恋伤害的“不得已而为之”。这种貌似的独立,在成年以后,到了需要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早年的创伤,便被触发。 Lynn的体验就非常典型,真正进入亲密关系以后,那种被抛弃、被拒绝、不被爱、会成为别人累赘的感受,以一种压倒性的情绪体验淹没了她,使得她不得不重新退回到“独立自主、不依赖他人”的状态。 这种原初的依恋失败是非常早期的,也根深蒂固地烙在了人格的最深处,可能需要经年累月的时间,才有可能修复,但也可能,永远,也无法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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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精神分析师(下)

文章选自:(2009).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45(4):483-503 作者:Lore Reich Rubin, M.D. 翻译:周四文献学习小组(张自强、刘振中、黄思思、陈婉迪、丁梦蕾、韩晶晶、李盼) 策划:张自强   我痛苦的主要原因还是美国与家乡的巨大差异,它的习俗、人际关系、着装、面容和行为都不同于我既往所了解的。我感到自己与同龄人格格不入,我可以将这描述为一种认同危机或是一种与自我概念和自我理想的疏离。不管使用何种精神分析术语,它感觉就像一种混乱,一种困惑,一种找寻稳固自体感和归属感的挣扎。我曾读过Eva Hoffman (1991) 等人的作品,从而意识到我的经历并不是独一的。但我也读过很多难民的故事,他们似乎更平静地度过过渡时期,或至少没有细想这些感受的记忆。也有可能,因为他们已遭受了如此极端的创伤,所以适应在美国的生活似乎是一个小问题。我十岁时来到美国,因此大部分适应都发生在我的青春期阶段,而它本身就是一个适应期。另一方面,移民美国终结了欧洲对我生活的压迫威胁,使我从此过上更稳定、可预见和安定的生活。   与我们在欧洲普遍感受到的威胁相对应的是我父母对精神分析的激情。对他们来说,精神分析可以拯救世界。它的洞见可以改变养育孩子的方式并让世界摆脱神经症。这一观点得到了他们众多同行的认同,包括安娜·弗洛伊德——然而她的父亲西格蒙德似乎在一战期间丢掉了他的乐观主义。我的父母对他们的目标和贡献给予了高度重视,这是我在现代社会中很少能学习到的。与此同时,他们与同事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特别是那些与他们有同样政治观点的人。这些关系,至少在我母亲身上,延续了一辈子。   在我成长中,我盼望着能跟随父母的脚步,进而带来同样的兴奋和融洽,但我加入精神分析团体的时间稍晚,在我进入时,精神分析已经是一个保守的职业,思维僵化——至少在那个时候——沉浸于正统之中。激情和探索的光环随之消散,在许多正式的晚宴招待中,同侪关系变得正派且正式。   然而,作为一个孩子,我只见证了父母对精神分析的情感。直到在我毕业并慢慢学习专业之后,我才开始理解父亲和母亲所做的真正贡献。即使并不常被提及,我的父亲最早认识到阻抗分析其实就是性格分析,是力比多愿望和与之对抗的防御之间的妥协形成。他也理解移情阻抗深嵌于这些性格防御中,因而需被首先分析。我认为他对负性移情的强调是过度的,这源自于他与权威之间的冲突。我很快意识到,可能是由于我自己的挣扎,很多的病人会为他们的正性移情深感羞耻,而这种羞耻会导致分析中的强烈阻抗。他后来对“身体盔甲”的研究在我的精神分析教育和发展中并没有被看成是“分析性的”。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在我的思想中,身体僵硬防卫着情感,而他则开启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发现。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对父亲在1934年被精神分析协会除名一无所知。除名是由于IPA领导层政治性的动机,这在安娜·弗洛伊德的信中已有充分记载,而信可以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档案和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找到(见Reich Rubin, 2003)。父亲的除名推动他进一步地关注身体心理治疗,或许部分原因是反对古典精神分析“不触摸”的指令。尽管他延续对负性移情的兴趣,但是我不清楚他是否考虑过唤起正性性欲移情的危险性。或许他已不再在意。显然,被IPA除名对他来说是一个严重创伤。其后,恩斯特·琼斯“掩饰”说我父亲自愿退出IPA,这一说法已被充分证明是不真实的 (Fenichel, 1934)。我母亲对精神分析发展的贡献只发生在她与我父亲山顶分别之后。在那之前,她或许是太年轻缺乏经历,或许是,我认为在我父亲的阴影下显得黯然失色。在离开柏林后,她来到布拉格,并在紧密的小型精神分析团体中茁壮成长。这个由Otto Fenichel所领导的小组,将令人兴奋的思想传递给我(我当时大概八九岁),虽然我并不理解他们所讨论的问题。   在所有的这些精神分析家当中,我的母亲主要因为她发表的关于自恋、移情和反移情的论文而备受尊崇。在(反移情)这一点上,她会时不时地会被一些客体关系学派的分析家挑战,认为反移情只是偶尔发生的,并非是无处不在的,也不是精神分析观察中的首要的因素。最让我震惊的(只是在我自己最近的精神分析发展当中),是她只用了三句话就简明地总结了母婴关系当中的动力性冲突,她在这方面并非专家,但却非常准确和知识渊博。   其实我并不是因为很敬重我父母亲的工作,才选择精神分析作为我的职业。相反,母亲长时间与精神分析机构和社团工作,在晚上她还要跟来访者工作,一天下来行程都特别满以及之后还有志愿性质的教学工作,我因为这部分而推迟了自己的精神分析实践,这就意味着她除了周末和假期以外,几乎没有什么时间跟家里人待在一起。她在晚上不是跟来访会面或者教学,就是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写论文,这些论文在她死后才整理成册(Reich, 1973)。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极度厌烦这些论文--也就是说,我自己不得不花费很长的时间,来拒绝阅读这些论文。最后,我还是让我自己阅读了他们,我又再次被母亲深刻的描述和准确的假设所打动。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目睹了我母亲(辛劳的工作),精神分析这个职业已经被抛诸脑后了。相反,我试图研读历史,几乎不看心理学的内容。毕业以后,我发现读研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于是我开始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尝试,放弃在托儿所的工作和晋升机会。不久以后,我意识到我对于小孩子几乎没什么能力。在自己的人生中继续艰难爬行,我想我可能还是会成为一名心理学家。我母亲反对我的这个想法,甚至搬出了几个重要人物,像Ernst Kris和Kurt Eissler ,他们都试图说服我去医学院,因为要是我没有一个医学博士学位,我在精神分析当中就可能会是“二等公民”。没有医学博士学位的Kris,对于这一点特别确信。他告诉我他是APsA中特殊的一员,在协会里他只能培训一些想要参加这个协会的成员(在APsA的那段时间里,几乎不可能去吸纳非医学背景的会员)。在很多时候,在我的脑海里还没形成心理学家不是精神分析家的概念,但是我学医的压力非常大。与此同时,我的母亲对我没兴趣读弗洛伊德而深表失望。她希望我对于她在临床上所体验到惊人发现有着同样的感觉。若干年后,我很讨厌承认:正是因为她的压力,我才一直拒绝阅读弗洛伊德。与此同时,无论我做了什么选择,我的父亲都感到满意,但是他怀揣着我可以出名的愿望。   尽管有来自父母的压力,但我的第一次个人分析仍然吸引了我,并使我的职业选择成为可能。分析,并不是提取和恢复已遗忘的记忆,而是去拾取记忆中被遗忘的情感,这些对我来说都非常有启发,颠覆了我原有的认识。我相信,当一个人第一次和另一个人的潜意识相连接的时候,会感觉到敬畏,也会知晓,对于个体本身来说,有着一大片未知的领域。这就好像是,一个人认为自己已经有了一份完整的地图,却又偶然发现地球上一片无人知晓的领域。呈现在我眼前的无意识揭露的可能性,把我深深的吸引住了,我感到很振奋。选择成为一名分析师真是太吸引人了。我不再只看到工作了很多个小时,疲倦又充满压力的妈妈,我还感觉到我可以从事一个崭新的、还未探索过的领域,不仅是我自己,也是对很多人而言。    回顾这种情感被揭露的经历,我再一次被分析是多么的接近内心和来访者所打动。这并不是在重温当时的“移情”,而是在回味移情中的抱持。它为我对职业的确信奠定了基础,并贯穿了我整个职业生涯。这样一种饱含情感的洞察力,无论它是因为分析中的移情或是抱持而形成,都是治疗中的改变和治愈的基础。   为了实现我成为精神分析师这个目标,我绕道而行,历经了严格的医学教育和精神病学的住院医师实习。这并不是一种轻松的转变;,医学和精神病学对个体处理生与死的情景时抱有浓厚的兴趣,甚至带有戏剧性的兴奋。但我很确信,之后跟随我学习分析的学生中,曾经毕业于心理学专业的,可能会比医学提供更丰富的专业背景。他们阅读了更多专业领域的文献,也似乎更偏向于理性化。然而,美国的心理学家如果想获得分析的训练,却不得不通过“上诉讼”,或是去和某些暗含的“行业限制”做斗争,即APsA曾提出在进入APSAA{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学习精神分析之前,要求先获得医学学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医学生相较于非医学背景专业的学生,会更早地面临生与死的问题,帮助我们更早地承担责任和变得成熟。   当我在1957年申请精神分析培训时,正是它最受欢迎的时期。当时的申请人数远远超过了给出的名额,而且当时的各种学会和机构也比现在要少得多。选拔的过程非常严格且充满了审判性,是基于对申请人的很多评判,比如“可以被分析的”,内省的,有悟性的,有亲和力的。 我相信,被现代描绘成是“古典”时期的20世纪20年代的所有鲜明的性格特征,都会因为过于神经质或是不够稳定,而被精神分析的训练拒之门外。而最后,只有“刚刚合适的”和“富有责任感的”才能被接受。那些已婚的、不再寻找其他伴侣的,努力工作又专心的,一些表现出强迫倾向而非癔症特征的人,被接受了。 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是因为那些大量在领域中毫无建树的分析家们,致力于保留住所谓的“正统”,他们认为只有正统的东西才能进入到分析领域。而这样的正统和精神分析学会的刻板性留存至今。   1970年伊始,学术界开启了一场针对“自我心理学”理论的革命。在我看来,实质上,这是针对纽约精神分析学会及其下属机构,美国政治学会(APsA),针对聚拢在安娜弗洛伊德周围(Anna Freud)的IPA会员,自组织内部发起的,对领导权的挑战。海因斯.科胡特提出了自体理论,吹响了革命号角,众多学派思潮涌起,分歧与新锐观点聚焦在拉康和梅莱尼.克莱因的客体关系,人际沟通,主体间关系,“此时此地移情”等理论上。这些新潮理论为学界增添了活力,引燃了思想火花。   我最早在纽约精神分析学会受训,并且十分看重这段经历。在精神科住院部里,听过很多病人,但我不能够把他们的语言组织成任何连贯,有意义的实质性表达。而这段精神分析培训经历让我大开眼界。我学着去理解话语以外,潜在的含义,围绕理论框架,形成我自己的看法。我的老师多是成就卓著者,最出名的要数埃迪特·雅各布森Edith Jacobson, 她秉持着非常清晰的理论知识,远超越于其所属时代。她的想法包括:客体表征、理想化与真实表征、自体感和理想化自体之间的矛盾,理想化客体表征这些概念。正如佛洛依德所描述的,伯塔伯恩斯坦也清楚的展示了这一机制在制造恐惧症方面的作用。我们的周围尽是诸如Hartmann, Kris Lowenstein, Margaret Mahler等这些理论学家。于我们而言,学会无异于精神分析的“圣地”。我毕业后,丈夫得到了一份在匹斯堡的工作。此前,我的导师Robert Bak告诉我说,Hudson以西就没有精神分析师。(美国地名很多,不知道这个hudson是位于纽约州的,还是其他州的城市)。   所以,丈夫和我曾约定,先定居纽约,等我完成冗长的培训之后,再选择其他的住址,我们去更有利于他职业生涯发展——可以研究经济史的地方。他去了匹斯堡大学,当时学校迅速扩张,招募,同时也吸引着各式人才。   那次的搬迁起初让我十分焦虑,它激起了我早年间因搬迁引发的疏离、迷茫、不安等创伤性体验。因为没有人坐下来和我解释这些“规则”,所以我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去感受不同的民俗和文化冲击,这也让我回想起了移民美国的经历。这些境遇在我重新调整职业生涯的过程中显得尤为真实,我花了两年时间重新找到工作,花了更久的时间,才开始接手新的精神分析实践。   我带着一个三岁的孩子和一个婴孩,来到匹斯堡。我不适应没有工作,我对自己的期望是成为一名职业女性。当我克服了自己的疏离感后,我意识到,那失业的两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得以放松,享受照顾孩子,并且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仅仅以女性的身份,享受匹斯堡的生活。我很庆幸我的丈夫工作的大学任职,大学所在的城市正好有一所新成立的精神分析学院。因此,在中断了几年的工作和更多年的兼职之后,我可以和我的匹斯堡的同事,继续我的精神分析师的职业。适应匹兹堡的生活并不容易:理解这个新学院的“规则”和习俗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在我完全被接纳之前,我不得不摸索着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和职业环境。我来到匹兹堡的时候,没有任何关系来帮助我找工作以及进行实践。正如我所了解到的,一个没有关系和当地人推荐的精神科医生是不容易被录用的。我花了大约两年的时间,对我的同事们有了足够的了解,融入了匹兹堡精神分析学会,从而拥有了足够的人脉,找到了工作,并慢慢地积累了我的实践经验。   我母亲曾多次告诉我,按照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的正统观念,芝加哥的分析师们强调“依赖需要”,这削弱了精神分析的力量。这个词对她和其他人来说都是诅咒,因为它不承认力比多理论是人类的基本原则。我现在觉得她的强烈反对是一种讽刺,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她身边长大的,大部分是在远离她的地方。但是当我到达匹兹堡的时候,我不理解我和新同事之间在理论上有什么不同。这些同事也不明白,尽管我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但我们的概念却有很大的差异。当我加入匹兹堡精神分析学会时,我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令人困惑的理论情境中。我在纽约接受的教育使我对结构化理论有了深入的了解,并将冲突的解决方案概念化,包括驱力和防御、妥协形成,以及构成冲突的症状和性格特征。此外,我认为,为了更明白婴儿期的冲突,移情不应该过早地解释,而是要更深入和退回到更原始的冲突中去。其目的是获得洞察力:这种技术是自由联想;解释促进了这种自由联想,并指出当情感或防御出现转换的时候,联想会摇摇欲坠。此外,只有当移情成为阻抗的来源时,才能对移情做出早期的解释。   就他们而言,我匹兹堡的同事大体上对“依赖需求”的新版本更感兴趣。“尽管我们都说着同样的语言,但有不同的细微差别,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这些分析师受到芝加哥学派理论的强烈影响——他们把移情作为治疗的唯一基础。”虽然他们没有使用依赖需要这个词,但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芝加哥流派的影响,以及他们后来逐渐形成了发展缺陷理论,特别是是依恋而非冲突理论。当我1965年第一次来到匹兹堡时,玛格丽特·马勒(Margaret Mahler)刚刚以分离/个体化的概念出名。我匹兹堡的同事们被她的想法吸引住了,并把它们应用到成年人身上。他们似乎也低估了超我和俄狄浦斯冲突,而这些在我的教育中是很重要的。   随着精神分析理论在日后数十年的进展,匹茨堡的分析家们开始引入自体心理自体客体名词,即纽约的分析家们所谓的口欲期或口欲期客体关系与特征组成,客体关系与温尼科特也同样为他们所偏爱。他们强调对母体客体的依恋,或此依恋中的剥夺;这是一种缺陷理论而不是结构性冲突的理论。然而于我而言,最震惊的莫过于除了初始会谈中的正式问题外,对性欲的提及是缺失的。自慰和在行为特征模型中诱发创伤的性幻想的掺杂,都不是地形中的部分。值得一提的是我大多数新同事对移情的态度。数年间,我们彼此交谈,因为我们使用一些词语譬如移情,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在指代截然不同的内容。然而我信赖于觉察,无论如何抵达,只有穿越转移的洞见才是宝贵的通过移情导致的觉察才是宝贵的。结果,这群人很快就高兴地接受了默顿·吉尔(1979)对“当下的转移此时此刻的移情”的创新。   因为我在抚养三个孩子,因此花了三年时间才申请到训练分析家的资质。只有在应用的过程中,我们取向的理论性差异才会发生。我不得不将一个案例呈递给一个委员会。他们讶异于我缺乏对解释转移的强调——直到它加深并倒退至冲突根源——以及我对内容的兴趣。他们因此拒绝授予我训练分析家的资质。这个自恋的打击因为我自己的矛盾情感而被削弱。我不希望重蹈母亲被她的学会奴役的覆辙——开不完的会议,还有政治事务。同时,由于其他申请升级的人也被拒绝,这个打击也得到了缓冲。   我对我母亲全身心投入的其他质疑来源于生活现实与分析家的精神健康。我的经历对我而言并独特,而与那些做了母亲的女性共享来自于那些做了妈妈的女性。每天我都时常在对于我病人的努力与思考和家庭之每天我从和病人有关的挣扎和思考中回到集中。那里,而家中还有我三个孩子发出的互动请求与需要的猛烈夹击,还有我先生,可能没有那么急迫夫那些不太猛烈的。我不得不迅速改变身份,从分析家转换为妈妈和妻子。从分析家和妈妈与妻子。我记得,我们的一个首席训练分析家 James McLaughlin (2005)讲述了他需要在他的分析家工作后,花上几个小时让自己泡在木工车间内,以减轻压力,回到他的家庭生活中去。这种奢侈品对做妈妈的女性而言无异于天方夜谭,我也认为,沉溺于内省生活确实危害了家庭生活,这使得精神分析成了一个艰苦而危险的职业。   对我作为精神分析家最有用的成长是匹兹堡精神分析协会的要求:所有会员要参加学习小组。这些小型的小组每周见一次面,见面,常常持续数年。在有些小组里,我们阅读文献并讨论,其他的小组,我们报告正在进行的案例。这一形式的优点是小组规模小、成员关系亲密并开始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舒适的和放松的社交网络。当我们开始信任别人的时候,我们分享我们的真实案例材料,而不是作为治疗师的人对同事施加影响。我们在没有那些“老一辈”的情况下会面(当然,我们现在也是老一辈了,但是我此刻讲的是三十年前的会面了)这并未让我们觉得被批评、被判断,而是感到被完全接纳。   在这个氛围中,我们听其他人如何着手他们的工作,我学到了很多不同的风格与不同重点。在我内心,一个智力成长的过程发生了。我看到有些人小心翼翼地将自己调整到初级过程,无疑是能够将深层的无意识转移的幻想,从发生在办公室内的小小的当下事件中引出。他们能够将两种在对移情解释理论上冲突的两种趋势的两种理论取向综合。幻想引出的可以是性、矛盾情感或是对立冲突的内容。其他分析家则致力于当下转移的细枝末节,并最终引出了令人深感困扰的信任与恐惧的问题。   所以,丈夫和我曾约定,先定居纽约,等我完成冗长的培训之后,再选择其他的住址,我们去更有利于他职业生涯发展——可以研究经济史的地方。他去了匹斯堡大学,当时学校迅速扩张,招募,同时也吸引着各式人才。   那次的搬迁起初让我十分焦虑,它激起了我早年间因搬迁引发的疏离、迷茫、不安等创伤性体验。因为没有人坐下来和我解释这些“规则”,所以我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去感受不同的民俗和文化冲击,这也让我回想起了移民美国的经历。这些境遇在我重新调整职业生涯的过程中显得尤为真实,我花了两年时间重新找到工作,花了更久的时间,才开始接手新的精神分析实践。   我开始重新思考我的理论和技术,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病人应该被不同地对待。有些病人会(在分析中)谈论他们的梦、口误以及幻想;别的病人倾向于形成跟他们治疗师之间更积极或更负性的依恋关系,我们主要是在这部分进行工作;有些病人需要对依恋的议题工作的更多,有些更人会在性格上形成妥协。在后面的这个案例中,行为上的特点经常会激发出童年里被性欲化或者在本质上就是性的创伤。我的病人当中,我发现没有人的妥协形成是源于对童年期幻想生活的内疚的挣扎,除非这些挣扎引发了创伤(作为儿童,他们的幻想被大众所曲解)。   我依旧着迷于创伤在神经症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这并非是要否认内在现实,通常我认为内在的体验是外在体验的反应。在我的工作当中,我并没有发现病人的的冲突的内疚幻想和他们的现实生活环境没有关系。因此,我依旧对创伤在性格发展上产生的影响感兴趣。   我也开始明白在我们工作当中最主要冲突的要么是我们想要帮助病人,要么就是我们对于窥探无意识地纯粹体验所感兴趣(在我的早年受训经历当中,想要“帮助病人”可能会被定义为“拯救幻想”,这样的一个理想化模式基于弗洛伊德的概念,这样的概念是我们正在做出的科学探究)。我也开始重视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克莱茵、自体心理学、拉康、荣格以及古典的关于驱力和防御机制的自我心理学、客体关系,主体间理论、以及别的许多在这里难以提及理论观点。我认为一个分析师应该是灵活的和不拘泥于某一种理论框架的,以便自己能够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病人。这种想法有助于我们研读小组在这些年中去阅读不同的理论观点以及帮我们小组学会去尊重那些理论。这个想法是复杂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得到。决定采用哪种理论方法是因为我们想要对临床上有所帮助以及了解哪种工作方式适用于个体。在临床当中要是一种方式不起作用,也许我们可以转换不同的工作方式。工作方式的灵活性让我更享受我的精神分析工作,这也激发了我去思考“我是否在(对病人)做正确的事情。”   为了让精神分析发展成一个可被治疗的模式,精神分析师可能需要在态度上做出一些改变。我们应该放弃对于“纯粹”精神分析的追求,这可能会导致在临床上引起非常多的争论,以及形成许多理想化的小团体。我们应该学会包容,倾听不同的流派的观点,去阅读其他流派的期刊,这样才有可能帮助我们形成一股力量。我们被所谓的精神健康的科学亚牛凡事所裹挟着,这可能会真的否认内在心灵的存在以及太过聚焦于大脑内部,不同的心理动力学方法应该整合起来,尊重在神经科学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这可能会开始消除心灵与大脑的屏障,以及证明无意识的存在以及它的重要性。   我现在已经从精神分析的实践中退休了,但是我依旧在匹斯堡精神分析学员的连续案例讨论会上进行教学。和年轻同事的会面对我来说非常有趣。我们一直在了解与不同病人工作的多种方法和技术。我们已经对日常移情的检查需要和了解妥协形成、防御和超越那些引导我们病人的无意识幻想达成一致。我们在讨论与反对中积极的讨论,也学会尊重彼此。在这学期,我开始对于未来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的希望,重新充满了热情。 References Fenichel, O. (1934), Letter VIII. In: Rundbriefe: (1934-1945). [Round-Robin Letters], Vol. 1, ed. J. Reichmayer and E. Mühlleitner. Frankfut am Main und Basel: Stroemfeld, 1998, p. 119. - 502 - Freud, A. (1944), War and Children. Madison, C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Gill, M. (1979), The analysis of the transference. J. Amer. Psychoanal. Assn., 27:263-288. [→] Greenacre, P. (1941), Predisposition to anxiety—Part II. Psychoanal. Q., 1:610-638. [→] Hoffman, E. (1991), Lost in Translation: A lLfe in a New Languag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5. Jacobson, E. (1971), Depress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Kris, E. (1956), The recovery of childhood memories. Psychoanal. St. Child, 11:54-88.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 McLaughlin, J. T. (2005), The Healer's Bent: Solitude and Dialogue in the Clinical Encounter, ed. W. F. Cornell. Hillsdale, NJ: Analytic Press. Modell, A. H. (1976), The “holding environment” and the therapeutic action of psychoanalysis. J. Amer. Psychoanal. Assn., 24:285-308. [→] Ornstein, A. (2007), Den Traum meiner Eltern leben [The dream of my parent's life]. In: Psychoanalyse in Selbstdarstellungen, Vol VI, ed. L. M. Hermanns. Frankfurt: Brand & Apsel. Reich, A. (1973), Psychoanalytic Contribution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Reich Rubin, L. (2003), Wilhelm Reich and Anna Freud: His expulsion from psychoanalysis. Int. Forum Psychoanal., 12:109-1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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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爱情中有最好的时间吗?

  本文字数 2000+ / 阅读大概需要 6 min   前几天在知乎看到一个热门话题:“等自己变优秀了再去追女生还来得及吗?”浏览量超过1300万,关注这问题的并非少数人。   有一个高赞答案,引用了饮食男女的一句经典台词:“人生不像做饭,不能等万事具备了才下锅。”   仔细想想,在爱情里,其实我们经常面对类似的问题啊:   “你很好,可惜我们遇到得不是时候。” “我还不够成熟,不够优秀,我没有财富,没有事业,也还没有学会好好照顾一个人。” “我们现在遇到的地点也不对,你在地球另一端,我们每天八小时的时差。” “我们现在的人生阶段不对,目标不同,你想要继续读书,但我不得不选择继续工作。”   我们经常会在一段亲密关系中,因为“时间”感到无力。我遇到了“对”的人,但时间好像总差了那么一点缘分。     其实,这就是一个有关“爱情时间”,有关“准备”的问题。   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聊爱情中关于“时间”的迷思。     “错误的时间,对的人”: 为什么我们会迷恋这种痛苦   “求而不得”的痛苦,也许是最让人沉迷的一种痛苦。   其实,遇到一个理想伴侣,本就是一件需要“运气”的事。   当你遇到一个符合自己要求的理想伴侣,运气好的话,TA可能也觉得你是那个对的人。但忽然,因为一些客观因素,你发现你们的爱情存在障碍,从而患得患失,害怕“错过”。   在格式塔心理学中,我们的生活有某部分被搁置,无法前进时,这些部分被称为“未完成的事”(Unfinished Business)。当我们沉溺于“未完成的事”中,这种“缺失”的痛苦会侵蚀我们的状态,带来悲伤。这种悲伤也被心理学家称为“错过的悲伤”或者“错过的恐惧”(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出于不同原因,我们得不到想要的,就很容易产生失落、遗憾甚至敌意。这时,就会把问题归因于“错误的时间”:   真不巧,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财富基础,我们虽然相爱但下一步的人生目标不同、我们过了合适的年纪......   面对时间导致的现实问题,即使再遗憾,我们似乎也只能放弃。   可是呢,我们还偏偏不甘心就这么结束。“错过的悲伤”又会让人陷入不断的想象中,“假如过几年我有钱了”“假如在以后我更懂事了”“假如我能陪在你身边”我们是不是就能好好重头来过,重续爱情?   “等我多赚点钱,买了房子就娶你。” “等我再拿点成绩,一定就能让你家人接受我” “等我再减减肥,我就能勇敢地跟她表白。”   但是,爱情真能等得及么?     错误的时间 可能就代表Ta是错的人?   我们不得不承认,爱情中的时间很重要,非常重要。   时间的正误,可能已经决定了这段爱情的最终走向。下面,我们再详细分析一下时间到底有多重要。   我们先把时间分为两种,一种是点状的时间,我们叫它“时机”(Timing)。一种是长久的线性时间,我们也叫它“时间”(Time)。   “时机”对于一段浪漫关系的开始非常重要。我们可能因为正确的时机在火车上遇见,我们也可能因为春天的温度相互熟悉,我们也可能因为一次眼神的交汇,开始相爱。   但时间则有着更为广泛的参考标准,例如,持续的长度、频率和发展过程。 时间甚至可能就是一切,是确保一段关系的生命活力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对于一段长久深厚的亲密关系来说,时间的正误才是决定我们能否走下去的关键。   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想过:   我们每一个个体,也是由时间组成的。“错误的时间”,也会让我们成为“错误的人”。而真正“对”的人,也应该在正确的时机出现。   如果我们在错误的“时机”遇到“对”的人,两个人正朝着不同方向前进,彼此在各自的人生轨迹中有着不同的重点,就不可避免的无法维持这段关系——即使我们互相感觉很好,但从时间角度看,Ta依然是“错”的人。   我这个时机正想安定下来,结婚成家,而你想再工作奋斗几年; 我这段时间最需要陪伴照顾,而你却无暇分心; 我们刚刚遇到,彼此相爱,但我一个月后就会出国深造,你不可能放下一切陪我前去......   当我们在一段关系中,理性的察觉到“时间”的阻力,发现想尽一切办法也无法解决,双方都不能为这一“时间阶段”做出实质性的让步时,“失去”就会成为一种必然。   谁也没必要互相怪罪,谁的人生也不是只有爱情——但是难以避免的失落、遗憾还是会让我们辗转反侧,从而感觉“对的人,还是会输给时间”?   但要知道,当“时机”、“时间”都不凑巧时,已经意味着对方不是“对的人”。     当“时间”成为一种借口   我们上面所说的一切,是希望大家理性看待“时间”的力量,它威力巨大,确实可以十分深远的影响一段亲密关系的走向。   但是,当“时间”成为我们某种拒绝开始一段亲密关系的惯用借口时,一切又应另当别论。   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的本杰明•哈登教授(Benjamin Hadden)及其同事曾经研究过“承诺准备和关系形成的联系”。研究表明,当人们越觉得“准备就绪”、“时机成熟”,人们越能更好的开始一段恋情。因为当我们对亲密关系做出的准备越充分,就越愿意在感情中投入更多。   但是,存在一部分人,因为过往感情受伤的经历、缺乏成就感、曾经和要求过高的伴侣交往等原因,可能永远都无法找到一个为一段亲密关系做出承诺。对于他们来说,一切的时间好像都是错的:   “如果有失去、受伤的可能,那干脆就不要开始”,他们也许会尝试调动自身的“自我保护机制”,将自身本来存在的可能性抹杀,不试图努力,也不找出真正解决问题的原因。   他们也有可能盲目期待着“延迟满足”:既然现在“不可能”,就再等等吧,过几年就好了。好像时间真的会让没有努力的人得到满足,得偿所愿一样。   但这部分人也许没意识到:   “觉得自己不够优秀,没有办法给对方想要的”,但其实对方可能并不在意你眼中的“优秀”。   “身在异地,没有办法给TA安全感”,但对方也许认为安全感并不一定和距离有关。   “觉得自己不够成熟,没有办法好好照顾对方”,但是对方在和你一起的时候就愿意和你一起成长。   伴侣确实会因为“时间”不巧而分开,但当我们在面对感情中困难和挫折时,在使用“时间错误”这个理由前,一定要好好想想:这些确实都是我们同心协力也都无法跨越的难关吗?   爱情的时机,很重要,也很难把握,如果我们真的发现在做过种种努力后,“时间”还是想让我们分开,那也没什么好遗憾的,双方可以友好告别,带着这份“美好的记忆”继续向前。   可但凡我们有机会战胜“时间”,就不要太早放弃努力,也许努力后你才发现,自己正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   好啦,2018年已经快结束了,那就祝福大家2019年都能得到无惧时间的爱情呀!   一了达+酒鬼 ✏ 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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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中的这种“勒索”,多数人都未曾发觉

本文字数2500+ / 阅读需要 8 min   盘点一下你自己人生中的不愉快经历,一定听过下面这些句子:   “我只能找你帮忙了,你要是不帮我,我就完蛋了”   “我是你妈,我会害你吗?我这都是为你好!”   “咱们这么好的朋友,你连这点钱都不愿意借么?”   即使你没听过这几句话,也一定熟悉这样的句式:   “如果你真的爱我/如果你真的重视我/如果你还想继续在一起,你就得......”   “你已经拥有xxx了,为什么不能照顾照顾别人/有点大局观......”   “我已经这么惨了,想要求一点xxx过分么?”   “如果你不xxx,我就再也不见你/我就死给你看......”     是不是每句话都很熟悉?   这就是典型的情感勒索:凭借与他人的感情联系,用一些间接或直接的手段勒索他人。   情感勒索会出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爱情中尤其常见:一方总以爱的名义,去威胁、勒索另一方一定要做某些事,比如“你不及时回我的信息,你就不爱我。”   这种存在情感勒索的爱情,甚至可以被称为“打劫式爱情”。别人都把“爱情不讲道理”当作玩笑,Ta们却信了,真的完全不讲道理。   那么,受害者就很倒霉了。   但必须说,受害者也并非没有问题——   情感勒索并不是一场独角戏,被勒索者的一方如果没有“主动参与”,这种勒索便不会真正产生伤害。   但要注意,受害者的“主动参与”,并不是指受害者诱发或者造成了情感勒索,而是当别人施加勒索时,受害者总会选择“默许”和“屈服”。   用大白话说,毛病都是惯出来的。   糟糕的是,受害者往往意识不到这些:他们往往只能感觉到生活不满意,却意识不到“勒索”的存在。   说实话,情感勒索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今天只希望帮助大家意识到自己是不是处于一段情感勒索中,从而重新认识自己的这段关系,不要继续闷头承受伤害,及时止损。   情感勒索受害者的人格特质   容易被勒索的人,往往都具备一些条件,这跟我们的人格特质有关。   由于我们的性格和儿时经历,会产生一些情绪上的软肋,可能是不安、内疚、羞耻、罪恶感。一旦这个软肋被触碰,我们总会条件反射般地感受到压抑无助,并且习惯性的选择对这些情绪“敬而远之”。   与我们越亲密的人,越能轻易的体察到我们所敏感的软肋。而情感勒索者就会利用我们暴露无遗的情感弱点,来保证Ta们自己的要求得到满足。   为保护这些软肋,我们会发展出一系列“人格特质”用来抵抗。当这些特质“适度”时,基本不会产生什么消极影响。可一旦我们遭受强烈刺激,人格特质变得过度,就会令我们变得容易被操控。   下面就是几种最常被利用的人格特质:   追逐认可者   希望在意的人认可自己是很正常的,我们都喜欢得到积极的回应。可当我们过度沉溺这种感觉,甚至上瘾时,就好像给情感勒索者提出了邀请,主动教给他们勒索我们的方法。   例如,当爱情中的一方不断向伴侣证实自己的忠诚,来换回伴侣对Ta的赞美时,会沉溺在这种感情之中。“你觉得这样好吗?”“你觉得我哪里做得还不够好呢?”“我会改的。”   当一个人为了讨女友开心,早上为她准备早饭,晚上打洗脚水,这样久了,一旦Ta稍有不慎,违背了伴侣的要求,伴侣就可以趁机生气,并指责他“不像以前爱我了”,受害者就会痛苦,从而屈服于女友的压力,希望继续得到认可,即使他觉得做这些事很辛苦。   和平主义者   过度强调“和平主义”的受害者可能因为从前关于激烈冲突的不良回忆,会特别害怕争执。在他们眼中,什么事情都没有吵架糟糕。   事实上,当一方已经怒火攻心,另一方再继续追求冷静和理智往往是不现实的。可他们只是不敢和对方争辩,即便对象是非常亲密的人也不愿意,总倾向于委屈求全。   但愤怒是人的天性,不存在一个永远不会愤怒的人。当受害者想尽办法避免争端,或者不计代价压制愤怒时,便会退让、妥协,而这些举动同时也告诉情感勒索者,他们将能对受害者为所欲为。   自责者   “负责任”虽然是一个积极的行为。但当我们认为自己必须为自己和其他人生活中遇到的一切问题负责时,就很容易为情感勒索者提供便利。因为情感勒索者最常见的想法就是:一旦自己有任何不愉快,问题一定在对方身上,只有一切顺从自己才能解决问题。   在希腊神话中反抗宙斯失败而受到惩罚的阿特拉斯,需要把全世界背负在自己身上。所以,“要对所有其他人的行为和感觉负责,为过去或未来赎罪”的心理,被称为“阿特拉斯综合症”——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自责者不清楚“责任的边界”,不知道什么事情需要自己负责。   但在亲密关系中,只有明确自己责任的边界,才能更好负起自己应负的责任。   圣母心   怜悯和同情会激发人的善良本性,让人们做出高尚行为。但当同情心转变为毫无底线的怜悯时,我们就很有可能会因为别人放弃自己的利益。   过分怜悯的原因,一方面可能因为长期生活在存在生理或者情绪需求的亲人、或其他重要的人身边,对任何需要怜悯和关怀的线索都十分敏感;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迷恋自己的“好人”人设,希望大家觉得自己是个善良、可亲的人。   可是当我们长久的只沉浸在他人的情绪中,用对方是否“可怜”来判断事物,就会失去理性看待问题,寻求最佳解决途径的能力。   自我怀疑者   正确的自我评价能够让人更好的审视自己,做成改变,进行自我提升。但当我们的自我评价会长期转化成“自我贬损”时,面对对自己来说很重要的人的批评,就更回觉得“自己有错”。经常不信任自己的人更会削弱对自己的理性判断,依赖他人的意见来为自己做决定。   这种情况在亲子关系中十分常见,他也有可能发生在友情和恋情中。当自己感到崇拜的恋人或朋友恰好是个情感勒索者,受害者就会把他们理想化,赋予他们权力和智慧,相信他们说都是对的,他们指责肯定是有道理的。即使他们的要求并不合理,评价并不客观,自己也很难再去质疑了。   改变自己的“受害者“角色   当你面对情感勒索者的施压时,以下行为都是错误示范:   道歉 哭泣 哀求 改变或取消重要计划 提出让步,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投降   如果我们选择在面对情感勒索者时,会做出上述选项中的任何一项行为,可能已经在为“情感勒索”铺路了。任何情感勒索在初期都是一个试探过程,勒索者会通过一系列的小事来判断对方是不是合适的“受害者”。就好像柿子软不软,捏捏才知道。   不正视”情感勒索“本身,放任其发展,不直接、有力的反对,模棱两可的态度只会让对方继续施害,我们也越过越难受。   所以,“意识到”情感勒索的存在,极为重要。   至于如何解决情感勒索,绝非几句话能讲清,我们接下来也会慢慢帮大家分析。   但就像我说过的,很多人压根不知道自己正在遭遇情感勒索——倘若我们从今天开始,能够清醒意识到它的存在,已经是往前迈出一大步了。   只有当你真正意识到自己需要改变,才有可能发生改变。   勒索是永无止境的,每个人都不必成为潜在的“受害者”。   一了达+酒鬼 ✏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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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潘的星期二课堂

潘潘的星期二课堂 文/陈曦 潘潘是一只加菲猫,黑白色,像一头小奶牛。不要问我它为什么是黑白色的,加菲其实也有各种颜色。总之,它是一只胖墩墩,毛茸茸的胖猫。最初去接它时,它还只有三个月,小小的一只,从兄弟姐妹扎堆的小窝里欢快地径直朝我跑来,到我腿边蹭,然后像爬树一样,顺着我的裤子往上吭哧吭哧爬。那时它还是只奶猫,小爪未经修剪,爪爪到肉的感觉真的很销魂。我呲牙咧嘴的喊,就它了就它了。于是潘潘就这样被选中,跟我回家。 它的名字,含义很多。见过加菲猫的朋友会知道,这一族的喵星人脸都很扁。潘潘也不例外,脸扁得像是用平底锅拍过。于是取名Pan(平底锅),全名叫Panda,因为它的黑白花色很像熊猫。中文名叫潘达,取貌比潘安之义。 抱着这个活泼可爱的小潘潘回家之后,欢乐的生活就开始了。每天给它喂吃的,换猫砂,陪它玩,定期洗澡,还得想办法对付漫天飞舞的猫毛。事情太多忙得焦头烂额时,潘潘总是很淡定地看我一眼,然后爪一横,胳膊一软,毛乎乎的一大只摊在电脑键盘上伸懒腰。我的房间是朝西的,下午的阳光照在潘潘的茸毛上泛着金色的柔光,它的肚皮随着呼吸上下起伏,有一种让人心安的节奏。 有天收工回家,累坏了,望着潘潘的肚皮发呆时,潘潘突然开口对我说,“陈曦,你一直都待我很好,但我看你过得太辛苦,好多时候都不快乐。这样吧,每个周二的下午,阳台上阳光正好的时候,你过来,我教你一些喵星人的智慧,让你快乐起来。”潘潘是只极安静的猫,平时几乎不叫唤。这一开口,把我吓了一跳。等到周二下午,我将信将疑地去了阳台。   第一课:信任 第一次见你时,我还很小。我妈教过我,你们人类很复杂,有好人也有坏蛋。那天你来的时候,我妈站得远远的打量你,琢磨你会不会是个坏蛋,可我觉得你一定是好人。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信心和勇气,总之,我一直都很确信,你是喜爱我的。有时候闯祸了,比如抓坏了你的旅行箱,在你的洗脸池里尿尿,在马桶上玩耍之后去你床上翻滚,我都会特别无辜地望着你。我知道你不会真的生我的气。就像我知道,你不会介意你的每杯水里都漂着一两根我的毛毛。我从你看我时温柔的眼神,抱我后放我下来时轻柔的动作,从你日复一日细心的照料里,更确信你是喜爱我的。 可是我看到,你对人却没有这样的信任。你总担心自己表现得不够好,想得不够周密会搞砸,担心自己身材不好,太胖太黑,没人会真的喜欢你。怀疑爱你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会不会持之以恒。总觉得任何日常相处中的疏忽与矛盾,都是别人不够爱你的证据。你天天读那么多书,却好像不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这道理每个喵星人都明白,但你们人类好像掌握起来颇有难度。那就是,信任。相信人是善良的,友好的,相信人是爱你的,会对你好,只因你是你,没有那么多的条件。你知道吗?在潘潘眼里,你是最可爱的人类,蓬头垢面也罢,职业干练也好。因为那些都不重要。在我眼里,你是真心待我好的人,是第一次见面就任由我爬上爬下的家伙。不要总想着让自己更有思想,不要总琢磨人生的意义这些虚无缥缈的事情。像爱我那样,结结实实地去爱身边的人。去爱,去投入。信任人,也信任爱。   第二课:依赖 我最喜欢耍赖。你一回家,不管你是一滩烂泥摊在沙发上,还是一脸严肃坐在电脑前,我都会跑到你腿边来回蹭,或者直接趴在你软软的肚皮上。那里比较暖和。我喜欢耍赖,而你,也喜欢这样赖赖的我。希望你陪我玩时,我会一屁股压在你的书上,或是直接躺到你的胳膊上。想吃好吃的,我就在装罐头的那个橱柜前转悠。由于基因的关系,我的眼睛总爱流褐色的眼泪,自己清洗不了。我会泪眼婆娑地望着你,等你用湿润的毛巾给我洗脸。我放心地耍赖,放心地提各种要求,我觉得这只会让我们更亲近。 可是我看你,却被坚强独立这样的观念困住。听你一遍遍谢绝朋友们的帮助和好意,总是重复着那句,“不用啦不用啦,我自己就能行,不必麻烦你。”每次听你这么说,都觉得你能和我亲近,却拒人于千里。学学我的赖皮,学着像我一样向朋友们提这样那样的要求吧。他们会因为你需要他们,而感到快乐满足。就像我吃罐头时开心得摇尾巴,你看着不也笑得很开心吗。   第三课:保持好奇 每次家里出现任何新鲜玩意,我都会冲上去闻闻,舔舔,拿爪爪扒拉。家里来客人,无论是见过没见过的,我都会凑上去闻闻蹭蹭。有鸽子歇在阳台,我会隔着玻璃细细盯着它看,虽然我知道今天的鸽子其实就是昨天那只。激光笔的红点,带毛毛尾巴的小圆球,都是我百玩不腻的玩具。每次看到移动的物体,我都会特别激动地扑上去。有点儿不好意思的是,我也不止一次抓住被子下你移动的脚丫子,又踹又咬,谁让它看上去那么可疑呢。我知道家里每一朵花的香味,每一只杯子的口感,每个客人的气味。当然,你看的每本书我也都趴过。 我始终对这个世界充满着好奇,可是你,年纪轻轻却总是老气横秋,觉得一切都不过如此,超不出想像。有多少次,你打开一本顾名思义的书,却发现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睿智的思想,深刻的洞察,幽默的话语;有多少次,你从原本不愿参加的聚会回来,告诉我你认识了有意思的家伙,去了环境新颖的咖啡馆;有多少次,你讲课回来告诉我,同样一个主题的交流和游戏,人们有怎样不同的碰撞,有怎样极富创意的点子。你总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一切都在重复。可是我要告诉你,保持着好奇,这世界就会像个新意迭出的游戏场,给你惊喜。上帝比你,更富想像。   第四课:保持自我 你们人类总说喵星人很傲娇,很多时候高贵冷艳,不爱搭理你们人类。我却觉得,你们活得太累了。总想着怎样别人才会满意,却忽略自己的喜好和需求。你想抱我,可那时我正想在客厅溜达溜达;你希望我趴你大腿上,可那时阳光正好,摊在地板上懒洋洋晒着太阳打个盹,多舒服呀。我知道你有你的期待,可我也有我的想法。 我默默坚持着自我,却看到你好多次为了不让别人失望,应承下你并不乐意的事情,然后愁眉苦脸地去完成,最后双方都不好受。你其实可以学学我,该拒绝的时候就拒绝,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很多时候的不自由,不是别人设下牢笼,而是自己困住了自己。做一只自由自在的猫,晒自己的太阳,让别人说去吧。   第五课:简单快乐 我的世界很小,就这么几个房间。一个飞奔,就可以从房子这一端,撞上房子那一端。可我很爱这小小的住处。这的一切,我都熟悉,知道每个物件的气味。嘻嘻,当然每个物件也都蹭上了我的味道。我认识的人很少,熟知的,就只你和你的几个好友。我不会去比较,也不会去想像,是不是能有更大的房子,会不会有对我更宠溺的猫奴。每天喝喝水,吃吃猫粮,跟你耍耍赖,就很好。每天我打盹的靓影随机出现在家里的各个地方。欧,失眠是什么?焦虑是什么?有欲望是好的,它让你充满热情地投入到这世界,从这世界摘取丰盛甜美的果实。可不要让过多的欲望奴役了你。每天绞尽脑汁地琢磨明天要吃上更好的猫粮,住上更好的猫舍,搅得每天都不安宁,何必呢?你们人类想太多,欲望太强。我觉得,简单快乐才好。用一生去攀比,即便外在多么富有,内心也是荒芜的吧。 看我的猫生多么简单快乐。我想要的,很少。有你,在这,就很好。 五堂课后,又是一个周二的下午。我兴冲冲跑去阳台找潘潘。它在打盹,金色的阳光洒在它毛茸茸的肚皮上。我握了握它的小爪,说了声谢谢。躺到床上,睡了香甜的一觉。   作者介绍 陈曦,心理咨询师,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圣地亚哥州立大学临床心理学硕士,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硕士,咨询经验丰富,提供培训讲座的经验也颇为丰富。创办心田工作室,目前致力于提供专业的心理帮助给有需要的人,以及培养专业靠谱的心理咨询师进入咨询行业。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简单心理(janelee1231) 公众号原创文章归简单心理版权所有 任何组织,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转载和二次修改 转载请联系:media@jiandanxinl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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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处往下看,总想跳下去...是不是有病?

  本文字数1500+ / 阅读需要 4 min   你是否也曾有这种体验:站在高处俯视,心底却忽然涌出一股往下跳的冲动。   在一项心理学研究调查中,超过半数的人曾经有过这样的念头。这种看似不合理,但普遍存在的跳楼冲动可能都曾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   在美国华盛顿州,有一座欺骗桥(Deception Pass Bridge),高达180英尺,连接着西雅图以北的两个岛屿。从1935年建桥以来,已经有400多人选择从这里跳下,结束自己的生命。在法语中,这种冲动被解释为“ L’Appel du Vide (空虚的呼唤)”。   真的是这种空虚,在引诱人们从高处往下跳吗?   如果不是,那这种念头又意味着什么?   别太害怕 其实没你想的那么高   很多人认为,“恐高症”属于一种极端的恐惧症反应,与情绪问题、消极思维、焦虑和过去的创伤有关。   而犹他大学认知和神经科学教授珍妮·斯特法努奇(Jeanine Stefanucci)发现,恐高其实也是个生理问题:   她研究了人和垂直空间的关系,发现,人们会“高估”眼睛看到的任何一段垂直距离:短则超出实际高度的三分之一,长则超出实际高度的两倍。   相比之下,当人们估计水平距离时,几乎不会出现太大偏差——这就会给人一种“我能准确判断距离”的错觉。   所以,对很多相信自己判断的人来说,过高的垂直估计就会让高度显得越发可怕。害怕反过来会继续加深对高度的错估,从而形成了一个反馈回路,越来越害怕,也越来越觉得高:哇好高——太高了——妈呀太太太高了——这是个深渊啊......   从心理角度来分析,也许是“人们总习惯于放大自己的不适感。”     就像另一组实验发现,实验者会低估自己遇到蛇或蜘蛛的时间,而不会低估遇到蝴蝶或兔子的时间。   因为我们不希望遇到蛇和蜘蛛,所以当它们出现在面前,我们会感觉“它们”出现的太快。因为楼太高,我们害怕“高”,我们便会觉得它越来越高。   越害怕,越想跳   除了对高度的错估,还有两点会加深我们对高空的恐惧。   其一,卡洛斯·科埃略认为,我们的视觉系统和前庭系统(控制人体平衡的系统之一)之间存在冲突,所以当视线从高处急剧下降,会产生”眩晕“等症状。   其二,面对高空时,我们对自己肢体姿势的“控制”也会变得很难——测试显示,这难度相当于让酒后驾驶的人走直线。   这两点,再加上对高度的错估,导致了我们对高空的恐惧。对高度的感知,往往混合了我们的感官直觉、身体运动美学和精神心理状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于是,当我们面对高空时,又会产生一种奇怪的反直觉效果:   一种屈服于恐惧、心甘情愿跳下去的冲动。   为何会出现这种想往下跳的冲动,并不容易解释。我们可以轻易的明白,手为什么会从滚烫的炉火旁缩回来,但我们的意识可能搞不懂: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会在悬崖边后退。“那有栏杆”、“我不会摔倒”、“但为什么我会想跳下去?”   的确有一些研究者提出过自己的看法:   临床心理学教授珍妮弗·哈姆斯认为,这种“想跳下去”的冲动,可能是因为人被激发了真实的死亡欲望,也可能是大脑错将“跳下去”解读为一种安全信号。   她发现,在有过自杀念头的人中,75%的人有过高空跃下的想法。而在431名从未考虑过自杀的受试者中,也有一半曾有过高处跳跃下的冲动。   这些有着强烈跃下冲动、并从未考虑过自杀的人,会在平时的生活中经历更多的焦虑,包括更担心自己的身体反应。这些感觉包括出汗、心悸、头晕和膝盖颤抖,而所有的这些都是对高处的常见反应。   所以,珍妮弗认为:这种冲动可能是我们自身的安全系统对恐惧信息的误读。当我们面对高空时,大脑回路可能会发出“恐惧”警报,然后我们的意识会尝试处理这股恐惧,但因为“恐高”本身的复杂性,我们的意识可能无法理解“恐高”信息为什么被发送。   还有一些德国心理学家,通过脑成像研究观察到:人们对死亡信息会有间接和延迟处理。   他们通过引导17名男大学生“思考死亡”,发现大脑在处理关于“死亡”的想法时,好像会保持一定的“情感距离”——可能会有稍微延迟,好像是“不舍得”去处理死亡的消息。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有点玄学的解释:   存在主义哲学家加里·考克斯在他《存在主义的指导:死亡、宇宙、虚无》中说:“虚空似乎在召唤我们,但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自由在召唤我们。我们有选择的权力。”   甚至,还有人解释说,因为飞翔是人类深藏在基因里的梦想:   “从高空跃下之所以对我们产生吸引,除了对生死自由选择的可能性之外,还有可能是我们想要飞翔的愿望。”   ......   说到底,关于我们站在高处为何会出现想往下跳的冲动,目前还没有一个完全靠谱的解释。   但不管怎样,我们至少可以确定一件事——   我们并不需要因为“对高处的恐惧”而焦虑。   毕竟,如果你真的“毫无恐惧”,那恐怕才是最危险的事。   (本文系翻译,对原文进行了适当删改。)   原作者: JESSICA SEIGEL   原文: http://nautil.us/issue/46/balance/why-you-feel-the-urge-to-jump   一了达 ✏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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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自杀失败,是我现在最庆幸的事情。”

本文字数 3000+ / 阅读大概需要 8 min   最近听朋友讲了个故事,两年前他由于工作、感情不顺,一度想要“一死了之”:在一家酒店藏了两天,切断所有联系方式,试着拿亮闪闪的小刀在手腕上比划,也试着蹲在高楼层喝酒以便随时一跃而下,甚至尝试触电。   犹豫的最后关头,房门被砸开。他至今不知道朋友们怎么找到的自己,因为他连住酒店身份证都是假的。   听到这个故事时,我们在一个酒局上,他容光焕发,事业也小有起色。“那时我手机一开机,立刻卡死了,我才发现原来那么多人在意我,在找我。”   “感谢那些最后关头拦住我的人。”   其实,很多人都像他一样,曾经在生死边缘迷路,并且幸运地得到拯救。趁着感恩节,我们做了一个“感恩那些把你从生死边缘拉回来的人”的征集,并且整理了他们的故事。   为还原每个人的真实情感,我们尽量没有对文字进行删改。看完他们的感恩故事,你也许更能认识到生命的力量。   匿名   遭遇诈骗,倾家荡产后决心振作起来,却被现实一次次打趴。   不记得挣扎了多久,有一天下了班,万念俱灰站在路边,想在马路上被车撞死算了,准备抬脚电话响了,是一个常年不联系不知道我被诈骗的姑妈。   姑妈肯定到现在都不知道,她这个电话救了我。   @白芷   年初入院,做了一个疗程的MECT(重度抑郁症电休克治疗),因过年提前出院后,我依旧心如死灰,丝毫没有活下去的动力,只是苦于刚出院被看得紧,不太吓人的(自杀)方式也在入院前试过几次,未成年人也做不到自由的收快递和出远门。出院去找原来的门诊医生复诊拿药的时候,医生笑着对我说:“一定要忍住啊,这样就能看到我啦,我们还能在这里聊一聊。”   医生胖胖的,饱满的苹果肌挤弯了带着暖意的眉眼,就突然觉得,哪怕只为了这一束光的温暖,也要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试试看啊。   匿名   大学的时候我交了一个女朋友,然后她和一个我刚刚介绍给她的朋友上床了,“只是想看看他怎么样。”没多久,我爸发生了一场意外,颈部以下瘫痪。   我渐渐抑郁,我翘了大学的课,经常骑车去湖边坐着,总想着生活真没意思,骑进湖里算了。   我妈咬着牙把我送进一所精神病院呆了三天,接受团体治疗。在那里,我听十几个人讲述他们的故事,有人患强迫症严重到完全不能正常生活,有人坚持说自己是正常的但已经第三次被警察强行送来,有位阿姨正在戒毒,她自己把自己送进了医院,因为她想活着看到孙子出生。   我意识到,我的生活远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糟。至少我父母能给我正常的教育,给我治病,给我普通但温馨的生活,我第一次觉得很感谢他们。   后来我找到了工作,也需要在一边照顾爸妈、一边工作中寻找平衡,很痛苦,曾经连续一个月几乎没空吃饭。但我还是觉得要坚持活下去,活着才有意义,死了什么都没了。   匿名   毕业以后日子过的很糟糕,以前一直深信的东西瞬间瓦解,我开始怀疑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   那段日子,觉得所有事情都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不够认真,不够努力,所以才会那么糟糕,一切都是自己的错。和家人朋友倾诉,他们说你要懂得知足,是你太闲太矫情了。当时想了很多种离开世界的方式,吃安眠药,找个悬崖跳下去,过马路的时候走着走着就不动了,想着被车撞死就好了。   后来妈妈知道了我有想自杀的想法,对我说话都小心翼翼的,爸爸说你和你妈对我是最重要的,虽然他们还是不理解我,可是他们愿意为了我而去努力改变自己。我想我最终没有自杀是因为我感受到了他们的爱,我没有办法那么残忍的把他们独自留在世上。谢谢他们那么爱我,只因为我是他们的女儿,谢谢自己一直没有放弃。   @阿亮   当我濒临崩溃边缘的时候,是自己救了自己。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忽然开窍的。我意识到“抑郁症”貌似有它自己的人格,而且它是会说谎的。它会让我的大脑错误地解读信息,带来一种“不舒服”的生理感觉——但我终于意识到,此时的我并不是真正的我。   “我”是自己所有经历、梦想和感觉的抽象、主观集合,是复杂的、不断进化的、形而上学的。但其中并不包括“自杀”的想法——我开始意识到,“自杀”是一种症状,并不是真正的我。我不会让自己去死,但我的症状会让我去死。   所以我把抑郁症当做一种寄生在体内的虫子,有时,我也把抑郁症想象成脑袋里的某种化学反应,它会在脑子里乱撞,让我与多巴胺、血清素失去联系,导致那些“盲目、害怕、难过”的情绪非常迫切的冲出来。   每当我感到生命那样黑暗、绝望、无意义的时候,感到自己离悬崖只有几厘米的时候,我都会有意识的问一句:“这是我吗?”   渐渐地,我发现我可以直接和自己的情绪对话了。听起来很不科学,但我确实做到了,我会对大脑里的负面想法说:“我听见了,我认识你。我知道你又在使坏,但我不听你的。”   如今,我还是会偶尔听到他们的声音,比如“这没用”、“没人关心你”、“放弃吧”,但这个声音已经越来越小,小到我可以更轻松地拒绝。   也许你觉得很荒谬,但我就是这样活下来的。我觉得活着很好,我很感谢那个顿悟的自己。   @林夕   抗抑郁的药换了四五种。什么跑步、中药、佛经、正念都试过,没用。   最难受的那天,焦虑烦躁不安。试着躺一会冷静下来,不行,要不吃点安眠药?犹豫着吃了好多。   我爸知道了,一直陪在我身边,并克制着自己情绪,说:不舒服的话,可以打他几下。他已经随时准备送我去医院。   过后稳定下来,才感觉自己就像刚刚尝试了一次自杀——还好吃的安眠药远远不够致死量。   @lans   国庆节的时候,有一段特别丧的时间,天天在家里哭,哭了睡,睡了哭,其他的什么都不想做。不敢去厨房,不敢去阳台,脑海中就一个念头:“我要解脱。”   我当时都已经拿着刀了。   就在那时,我的咨询师给我发信息过来,说一切都会好的,让我好好的。我的朋友打了几个电话过来,说虽然不在身边,也希望我好好的。我认识的网友,直接问我需要钱吗?需不需要转钱给我。我哇哇大哭,哭了半个小时,把刀丢了。     @玲   自杀想死的念头无数次占领我的大脑,但也很感谢每一次身边的她们,让我没有真的和这世界说再见。   她,是我现在的医生,也是我遇到最好的一个医生。是她让我在几乎都要对医生绝望之时,又重新有了希望。在我小心翼翼和她说我状态特别不好,会有特别消极的想法的时候,她会很温柔地安慰我陪着我,在我几度陷入绝望、厌恶自己的一切、不停地和她说“对不起我觉得我好不了了”的时候,她耐心的和我说,生病不是我的错,状态不好不代表我不好。   她,是我现在的辅导员。休学一年以后遇到的新辅导员。虽然到现在只接触了两个多月,她却让我觉得仿佛认识很久。她会在我和她聊到我曾经自杀未遂的时候流泪,和我说她应该早点出现,早点陪着我。她总会戳中我的内心,在我哪怕很努力地假装表现的很好的时候,会和我说,如果难受就别刻意了,太辛苦了。   她们,是我的闺蜜。在我同时面临爸爸车祸做手术和自己极度状态不好下一秒就想自杀的时候,我和她们说,如果我做了什么记得原谅我,她们特别着急,特别担心,甚至第二天一大早就陪我到了医院等爸爸做手术,还陪我问了精神科的床位,陪我等着那天正好有好多好多会要开的精神科医生,陪了我整整一天,安慰那个第一次在精神科护理站哭到崩溃的我,直到最后我见到了精神科医生,她们才抱抱我然后回家。   她们,是一群陌生人,是自杀干预热线那头的人。至今我也因为对声音不太敏感而分不清每次接电话的是不是同一个人。但每次,在我还能有一点意识控制自己的时候,在我抱着最后一点点希望给他们打电话的时候,她们会很温柔耐心的问我怎么了,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就那么陪着我,甚至还能听出我努力藏住的眼泪。   她,是我的咨询师。虽然有些时候我也会有点怀疑她能不能帮到我,虽然有些时候的进程会遇到一些瓶颈。但在我要崩溃的时候,实在绷不住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她会接电话,也会安慰我一会儿。我一时语塞,她也会静静地陪着我,只要她当时没有来访者,或者没有会议和培训。有的话,也会回我信息让我稍等一下。    写了这么多,真的很感谢生命中出现的你们......我也期待着我真的好起来笑着和你们打招呼的样子,而且,不是假装的笑。爱你们。 是啊,谁的生活不是充满了“好难啊”呢?   问过身边的人,好多人也都曾或多或少萌生过“自杀”的念头。可就像上文中 @阿亮 所说的:那个“想自杀的你”,还真的是“你”么?   神经生物学研究显示,自杀者往往处于一种生理异常状态,比如出现“5-羟色胺能机制(serotonergic mechanism)异常”:   5-羟色胺是一种能产生愉悦情绪的信使,几乎影响到大脑活动的每一个方面:从调节情绪、精力、记忆力到塑造人生观。   换句话说,此时的“你”已经不是真正的“你”了,某些生理变化改变了你,是这个“假的你”想要自杀——那问题就来了,真正的“你”怎么能陪着这个“假的你”去死呢?   所以,为了避免自己不小心被“自杀”意识控制,我们可以准备一些自救措施:   1. 尽可能的存储一些资源   有意识的寻找和存储能够帮助自己的一些资源,确保能在突如其来的拥有一个自杀念头时,快速的、准确的找到帮助自己的人。例如自杀热线、咨询师微信、相关医生电话、能让自己信任的人。   2. 建立一个安全程序   如果你曾经有过自杀念头,或者做出过自杀计划,那么请你提前做好一个完整的“自杀自助程序”,其中包括如果你真的在某一瞬间想要自杀了,自救时需要先做什么,然后再做什么,将整个过程拆解成一步步可操作的步骤。作为将来某种可能性的保护手段。   同时,如果我们身边存在“潜在自杀者”的朋友、亲人,我们又该如何正确出手帮助呢?   1. 尽量避免让“潜在自杀者”独处。   当你发现身边某个人的状态很不好,记得避免让Ta独处(尤其是在晚上)。确保Ta与家人或朋友呆在一起,或留在自己身边,直到自杀的念头减少。如果因为现实原因无法找到让自己信任的人陪在身边,可以在线聊天或使用24小时自助热线服务。一个人的时候,太容易被绝望吞噬了。   2. 如果你感受到了身边朋友或者亲人的自杀信号,请直接和他们谈论“自杀”这件事。   想要自杀的人,往往很难主动和他人直接表面想要自杀的想法,但他们大多不会反感别人和他们提及“自杀”。   当我们主动谈及“自杀”,很可能给Ta一个表达自己痛苦和压抑的出口。   我们可以这样说: “我最近一直很担心你”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想法的呢?” “有没有考虑过寻求帮助呢?” “我可能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你的感受,但你任何事情都可以跟我讲。”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无论如何,都别小看生命的美好,也别忘了那些爱你的人啊!   空罐儿 ✑ 封面 酒鬼 ✏ 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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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生命中的丧失带给我们的…… | 观影《我们的这一天》

毫不夸张地说,这部《This is us》真是把我哭瞎了。上一次身边放着纸巾盒一把鼻涕一把泪看得不能自已的是韩剧是《请回答1988 》 。 这两部剧曾经荣登豆瓣2015和2016得分最高的韩剧和美剧。当之无愧的催泪弹剧。 关于这部剧的故事梗概以及第一季的内容概要我在这里就不赘述了。大家可以翻阅其他相关影评。这篇文章我重点想从心理学的角度尝试探索和分析在第二季中慢慢被揭开的“父亲之死”对整个家庭在接下来的20年里产生了怎样的心理影响而导致了第一季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同一个家庭的三个兄妹的“独特人生”。 一开始我们可能无法很好地理解,为什么一个看起来如此健康,温情,其乐融融的家庭里,会出现摄食障碍患者,药物成瘾者,以及一个对自己无比苛刻的完美主义者。三个孩子在一对“标本式”好父母的养育中长大,却依然在中年时陷在各自的人生“漩涡”里拼死挣扎。当然这也许正是此剧最吸引人的地方,我们看不到烂俗的高富帅白富美和傻白甜,也没有童话般王子和公主的happy ending。有的只是每一个普通人的真实的人生,真实的人生是什么?是大量的不完美,是各种人性的弱点和人生的局限,是大大小小的缺失和遗憾,是隐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同程度的种种“症状”。Kate一直用各种方式控制饮食调节体重却始终败给自己;Kevin终于鼓起勇气告别二流喜剧情景剧却在新的领域里困难重重同时感情生活一片荒芜;Randall突然在某一天和素未谋面的亲生父亲相认并且执着地接他回家吓坏了妻子和孩子。而所有这些隐隐作痛的疑问随着倒叙父亲的离世像剥洋葱一样层层递进,每剥一片都能刺激我们的泪腺。 随着第二季的放大镜逐一推进,以“父亲的死”贯穿整部剧的主线逐渐清晰开来。这个家庭一直以来表面的和平被凯文药物成瘾导致最后精神奔溃后的失控(带着侄女酒驾)而打破。他被迫接受心理治疗。第二季最精彩同时也是最伤痛的转折点来了。所有人原本为了支持凯文的心理治疗和康复而聚集到一起,却猝不及防地历经了一场“刀光剑影”的家庭治疗。凯文在治疗师的鼓励下,述说了自己从小到大在家庭里一直体验到的情感忽略。紧接其后他直言了一个让所有人错愕心痛的事实。  这个突破口直接撕裂了所有人希望在记忆里保存的父亲的理想化形象,这就是,那个细腻温暖刚毅勇敢充满力量的全能的父亲,那个带逃课的女儿去参加她偶像签售会的父亲,那个亲自跟儿子挑选西装并且教他打领带的父亲,那个鼓励儿子去约会并嘱咐他应该举止绅士的父亲,那个看似从来没有被任何困难打倒的全身发光的男人,竟然也有如此无助的时刻,竟然也会用酗酒来度过他的中年瓶颈。 然后在某一个毫无任何预兆的父亲最爱的超级杯的夜晚,因为一场意外火灾,父亲为了回去救女儿最爱的狗吸入过多浓烟而促发心脏病猝死。在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在身边。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难以承受。接下来三个孩子此后的二十年分别背负着这个无法承受之重,寻找着和父亲的各种“连接”,这些连接便是Kevin在家庭治疗里道出的各种“成瘾”。 成瘾,用积极心理学的视角来解释是我们暂时用来逃避痛苦的方式。我们躲在某一种重复的无法自控的渴望和恶性循环里,来避免产生某些更深层次的无法面对和处理的情感情绪。剧中Kate一直无法控制自己的体重,食物是她缓解自己各种情绪问题的一剂良药,为什么呢?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父亲是曾经唯一一个全然接受女儿原本的样子,不介意她的体重,甚至偶尔纵容她对食物的偏爱在她异常失落的时候偷偷带她去冰淇淋店的人。幼年关于食物的美好记忆象征着父亲无条件的爱和接纳。值得一提的是她后来遇到了人生伴侣Toby,和她的父亲一样,毫无保留毫无条件地爱她支持她从来不放弃。这个像父亲一般足够好的客体,用Kate自己的话说:“You changed my life,you saved my life”。 Randall在父亲过世后戴上他生前手表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在延续着父亲的完美,想成为父亲,这同样对某个人的高度认同和内化。这种认同也体现在他后来坚持想要收养一个孩子,因为他自己就是被Jack在40年前收养的。他延续着这种人性的善良和慈悲,作为报答和纪念父亲的一种方式。他成为一个如此卓越和优秀的人,其实也承接了父亲的某种“完美主义”。我们看到在第一季中他找到自己的生父然后用尽全力想治疗他的不治之症,作为工作狂他几次丢下工作耐心地陪伴Willian渡过他所剩无几的时光,现在看来似乎也是在对Jake的逝去作某种补偿。因为在父亲最后冲进火场的那个瞬间他没有来得及阻拦,他也没有来得及守护在父亲身边陪他走完最后一刻。 Kevin在这部剧里看起来貌似是问题最严重的那一个,一直在自我救赎和自我毁灭的循环里无法突破,无论是事业还是亲密关系,最后被药物成瘾折磨得几近崩溃。如果说Randall延续了父亲完美的无懈可击的那一面,毫无疑问Kevin无意识认同了父亲的阴影部分,父亲的压抑脆弱的那一面以及应对无助的方式。但与此同时我又强烈地感受到他是最勇敢真实的那个人。不可否认他那场如狂风骤雨般的家庭治疗击中了每个人内心的痛点但同时也激活了整个家庭重新哀伤和治愈的力量。无论是哪一种认同,都是各自在漫长的没有父亲的日子里用力“靠近”父亲的途经。甚至randall后来辞职开辟了新的事业,买下生父生前住过的一栋贫民楼,仿佛也和Jack未完成的事业有关。这个平凡的父亲为家庭奉献了大半辈子,却一直有个开创属于自己的建筑公司的梦想。只可惜止步于火灾的那一夜。而这个未完成的梦想,Randall和Kevin想为他去实现。 有人说,第二季完全可以改名为“父亲是怎么死掉的”,我觉得这恰恰是本剧编排得最精彩的地方。父亲作为三个孩子前十七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人格榜样和精神支柱给于他们每个人恰当的教育,引导和陪伴,让每个孩子都能最大程度地作为独特的个体发挥自己的潜能和创造力。可父亲恰恰在孩子们17岁这一年走了。17岁对于大多数孩子是什么样的年龄呢?是打破父母理想化寻求独立的年龄,是渴望建立自己内心规则的年龄,是一边认同一边怀疑一边叛逆甚至想要超越父母的年龄,是身体和心灵极速成长的年龄,也是他们企图从心理层面脱离父母的年龄。Kate已不再相信父亲从小到大眼里“完美的自己”;Kevin直接显示出了所有青少年男孩对父亲的挑衅和攻击;Randall也非常明确地拒绝了父亲眼里更适合他的哈佛大学。这三个孩子同时在完成与父母的分离。而分离很多时候意味着反抗和抛弃。可那场意外让他们最终没有顺利地完成这种分离,反而固着在十七岁,各自怀着对父亲的内疚,无法释怀的爱恨,走完了20年。有的无法控制,有的无法超越,有的不能放下。所有人都遮掩着回避着否认着父亲意外死亡的这个事实。所有人都用自己的防御机制制构建了一个“父亲依然活着”(活在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的世界,直到这个世界突然崩塌。 如此说来,第一季是果,第二季是因。进一步说,这个家庭背后巨大的创伤一直等待被真正地揭开,看见,接受,和解和跨越。这个过程充满了不可言说的苦楚和挣扎,这是一个重新直面伤口,完成哀伤的过程。溃烂的伤疤终于在阳光被摊开和照耀。完成了真正的哀悼,才能允许自己继续前行,重新启程。才有了20年后Kevin在父亲最爱的那棵树下和已故的父亲谈心,和自己的和解。才有了20年后Kate终于能坦然面对自己心中积压的悲伤真实表达自己的爱和恐惧拥有了弥足珍贵的爱人和朋友。才有了20年后Randall勇敢地放弃了令人羡慕的职位重新开始另一种更辛苦但更有意义的人生。 我们的这一生,其实是一个不断接受各种丧失的一生。从出生开始,妈妈温暖的子宫就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丧失。接下来可能是妈妈的乳房,安抚奶嘴,某个过渡性客体。然后失去的是父母全然的关注和照顾,童年的某个玩具或者心爱的宠物。慢慢地我们发现那些走近我们的人后来也陆陆续续走出了我们的人生。也许是某个喜欢的老师,学生时代的挚友,疯狂爱着的恋人。最后甚至是我们的父母和子女。所有的关系连同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有机生物一样,不断地开始,存活和泯灭。而往往当我们和某个很重要的客体建立了非常亲密或者深刻的关系,当我们把某个人当成自己的榜样,支撑,不可或缺的拐杖。当我们把自己深爱的人当做自己的一个部分。失去他们,等于连同失去了我们自己。而这个失去在现实生活中有时不是死亡,而是关系的中断和结束。 然而,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丧失,让我们对当下的拥有倍感珍惜。丧失,意味着曾经拥有过。有时我们真的要走很久才能明白,人活着也许不是为了快乐。快乐和自由一样,需要有边界才能有意义。是丧失和痛苦赋予了这个意义,因为丧失过,我们才知道,曾经那些吵吵闹闹哭哭笑笑平淡而琐碎的拥挤的不完美的日子都很快乐啊。。 絮絮叨叨了这么久,用本剧的一句话作为结束,“爱过又失去,总比不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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