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咨询师是如何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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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的复仇:精神分析与认知行为的世纪之争

文 | Oliver Burkeman,原载于英国《卫报》 翻译 | 杨立华、Amy Wu、邹颜梦、王乐乐、胖猫殿   编者按:本文是 Oliver Burkeman 发表于英国《卫报》上的长文,原题为:Therapy Wars: the revenge of Freud,此译版由简单心理协同翻译小组翻译。Burkeman回顾了心理治疗中精神分析的衰落与认知行为疗法(CBT)的崛起史,并援引了一系列崭新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表明,伴随着更多的争论与评估,以便宜有效著称、并在业界具有显赫地位的CBT正在受到精神分析的挑战,而后者当年正是被CBT打压的。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精神分析的疗效,也许我们是时候回到躺椅上了?(在精神分析中,被分析者会在躺椅上接受分析,这成了一种显著的标志)       David Pollens是一位精神分析师。他在曼哈顿上东区的一间简易诊室里接待自己的病人。上东区是这个星球上心理治疗师密度最高的地方,能与之相比的大概只有隔壁的上西区了。Pollens已到花甲之年,有着一头细薄的银发,他端坐在沙发另一头的木质扶椅上,而病人正躺在沙发上,把脸别向另一边,以更好地探索那些难以启齿的幻想或恐惧。这些病人们有的一周来几次,有的持续了好几年,保持着精神分析的传统。以那些不受约束的、松散的谈话为介质, Pollens在治疗成人与儿童群体的焦虑、绝望以及其他心理障碍上有着瞩目的成就。   去年深冬的某个下午,为了能一头扎进“阻抗”、“神经症”、“移情”、“反移情”等诸多晦涩难懂的弗洛伊德学派语言中,我拜访了Pollens。他周身洋溢着一种温和的中立态度,而你很容易就能对他吐露那些最糟糕的秘密。同他那个学派的其他人一样,Pollens视自己为“挖掘者”。他们挖掘潜意识的“地下墓穴”和隐藏在意识之下的性冲动,也挖掘我们对声称“爱着的人”的仇恨,以及那些关乎我们自身的,我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的令人反感的真相。   但是,当谈论到治疗与减轻疾苦时,另一个众所周知的叙述出现了。这个叙述决然地将Pollens及其同伴置于历史的错误面上,即:弗洛伊德(及其理论)已经被推翻了。小男孩不会对母亲抱有性欲,也不惧怕父亲会阉割掉他们;青春期的女孩子们不嫉妒兄弟的阳具,脑部扫描也不曾定位出自我、超我与本我的存在。因此——向来访者收取高昂的费用,让他们经年累月地回溯自己的童年,同时把这个过程中的任何“障碍”都称之为“阻抗”,需要更进一步的分析治疗——这怎么看都像是一个骗局。“可以说,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名人能像弗洛伊德一样错到如此荒唐的地步。他的每一个重要结论几乎都是错的。”哲学家Todd Dufresne说。他还附和了诺贝尔奖得主 Peter Medawar在1975年的那番言论:精神分析是20世纪最惊人的智识伎俩。它是一种无可救药的东西,是一个大而无当,没有可靠设计与传承的体系,就像人类思想史中的恐龙或齐柏林飞艇(德国在一战中使用的大型飞艇)。   自弗洛伊德伊始,大量的心理疗法出现了。治疗师们努力尝试着为自己的学派提供实证主义的注脚。在各种各样的方法与尝试中:如人本治疗,人际关系治疗,超个人治疗,沟通分析等等,一个被普遍承认的胜利者出现了:认知行为疗法(CBT)。CBT是一种更接地气的治疗技术,他们聚焦于当下而不是过去,更关注于那些引起不良情绪的无用认知模式,而不是更神秘的内在动力。同精神分析中那迂回曲折、不着边际的谈话相反,一个典型性的CBT治疗应当按照一张流程图,定义那些各种自我批判式的“自动思维”,这些思维常常在你遇到挫折(如工作中被批评、约会被拒)时产生。   CBT一直不乏批评者,主要集中在左派阵营。因为CBT过于“廉价”——它聚焦于让人们更快速的回到高效的工作模式中,这对那些提倡缩减财政的政客们充满了吸引力。但即使是基于意识形态之争的批评者,也很少质疑CBT的“有效性”。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诞生伊始,诸多的研究已经证明,CBT几乎就等同于临床术语中的“基于经验主义的治疗”:它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有效的治疗。今天,你如果想在NHS(英国公共卫生服务系统)中寻求心理治疗服务,你很可能会被安排和一名CBT治疗师进行简短的、高度结构化的面谈,或者通过一个线上/线下的幻灯片讲座,学习一些方法去解决你那些“灾难性”的思想,而不是和一个精神分析师见面。   然而,来自那些已被精神分析征服的古老守卫者的异议声依旧不绝于耳。异议的核心在于对“人性”的基本看法——为什么我们会痛苦?(如何可以的话)我们应该如何寻求内在的安宁?对于痛苦的情绪,CBT有着非常特定的看法:这些情绪主要是一些应该被消除东西,他们不可忍受。像抑郁这样的情况,更类似于一种癌性肿瘤:的确,知道它从何而来是非常有用的,但更重要的是,该如何摆脱它?CBT没有直接声称幸福是容易的,但它暗示幸福是相对简单的一件事:你的压力来自于“非理性信念”,你有足够的内在力量去掌控,去改变它们。   精神分析家们则认为情况要复杂的多。心理上的痛苦首先应当被理解,而不是被消除。从这个视角来看,抑郁更像是腹部中刀般的疼痛,而不是某种肿瘤。它正在诉说着什么,而你需要找到它们。在腹部中刀的情况下,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全科医生,都不会直接给你开个止痛药就草草地打发你回家了。而幸福——如果这是一件可以得到的东西——则是一个更不明确的事情。我们并不真正了解自己的思维,我们经常有着强大的动机去让事情保持某种样子。我们以早期的各种“关系”为镜头,审视自己的生活,但我们通常意识不到这一点。我们期待带有矛盾性的东西,但改变却是缓慢而困难的。潜意识是黑暗中的汪洋大海,而我们的意识只是其中小小的冰山一角。你无法仅凭CBT那简易、标准化、科学化的手段,就妄言探索整个海洋。   这个观点带着浪漫主义的色彩与吸引力。但是,随着一项又一项的试验证明了CBT的优越性,精神分析学家们的呐喊声逐渐湮没。这也恰恰证明了为什么当去年五月的一项研究证明,CBT作为治疗抑郁的一项手段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来越没有功效时,会引发排山倒海般的反应。   通过检验早期受试者的分数,来自挪威的两位研究者发现,从1977年开始,CBT的有效性已经减少了一半。长久以来,CBT是否演变成了一种安慰剂效应,仅仅是因为人们相信它是一个奇迹般的疗法而产生了作用?   当人们还在消化这个新结论时,来自伦敦Tavistock的两位学者在10月份发表了一篇研究文章。该文章是基于NHS的一项缜密研究:长程精神分析对治疗慢性抑郁的效用。文章称,在治疗慢性抑郁上,18个月的长程精神分析所产生的持续作用,远好于其他的常规治疗,这其中就包括CBT。在这些治疗结束的两年后,接受精神分析的患者中有44%的人不再符合重性抑郁的评估标准,而接受其他疗法的患者中,这个数字是10%。与此同时,瑞典媒体报道了一项政府审计员的发现:一个耗费数百万英镑,用来重新调整心理健康医疗政策的项目已经证明,CBT在实现其预期目标上完全是无效的。   这些发现并不是孤立的。在它们之中,一群重树信心的精神分析治疗家称,CBT的优越性完全是建立在“沙粒”之上的,缺乏根基。实际上,他们认为:教人们把自己往好的方向想,反而可能让事情更糟。“每一个深思熟虑的人都应该明白,了解自己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Jonathan Shedler说。Shedler是卡罗拉大学医学院心理学家,他从不吝于批判CBT。当我们在CBT所声称的优越性上纠缠太久时,Shedler就变的异常愤怒。“小说家和诗人早在千百年前就认识到了这个事实。但是近些年有些人居然开始说:‘噢!只要16个小节的治疗,我就能改变自己长期的生活模式了!’”。如果Shedler以及其他人都是正确的,那么,也许是时候让心理学家和治疗师们来重新评估他们自以为是的治疗了:哪些东西有作用的?哪些没有用?CBT是否真的能把弗洛伊德的人性观,以及分析师们喋喋不休的那些玩意儿扫进历史的垃圾桶?这种重新评估的影响将会是深远的,最终它可能会改变全世界数以百万的人们接受心理治疗的方式。   看到这,你的感受是怎样的?   “老弗的学说就是狗屎!”治疗师Albert Ellis如是说。你很难完全否认他的观点。精神分析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其创始人弗洛伊德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假内行”,他倾向于扭曲自己的发现,甚至更狠。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被披露的例子是:弗洛伊德曾告诉自己的病人——美国精神病学家Horace Frink,说他痛苦的根源来自于不能正视自己同性恋的身份。弗洛伊德还对Frink暗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向他提供财务上的支持。   更大的问题是,人们能感觉到,当那些采取不同手段进行治疗的分析师进入实践领域时,即使是最真诚的分析师也会进入“猜谜游戏”中。他们总是倾向于找出那些与直觉和预感相关的证据,无论它们是不是真的存在。总而言之,精神分析最基本的假设是,我们的生活是被潜意识的力量所控制的,潜意识只间接地和我们“对话”:通过梦的暗示,通过言辞中某些不经意的流露,或者通过别人身上某些能激怒我们的东西,实际上那是我们自己不敢面对的某些问题。但是,这一切都使得事情变的不可证伪。你向治疗师抗议,说你并不是真的憎恨自己的父亲,但这只是表明你非常地想避免对自己承认这个事实。   然而,科学地讲,对任何想探索自己的人而言,这种自我实现的预言都是一种灾难。在1960年代,相比于已经耗尽观众耐心的精神分析学,科学心理学达到了一个临界点。BF Skinner 等行为学家已经表明,通过奖惩机制,人类的行为就像鸽子和老鼠一样可以被预先操控。在心理学领域,蓬勃发展的“认知革命”认为思维与行动也是可以被测量和控制的。从1940年代起,现实中也存在着对于“认知革命”的巨大需求:成千上万的士兵带着创伤与情绪困扰从二战战场返回家乡,他们急需快速、有效的治疗,而不是坐在沙发上,做长达几年之久的谈话治疗。   在奠定CBT之前,Albert Ellis实际上是以接受精神分析训练起家的。但1940年代在纽约工作了几年之后,他发现来访者们并没有康复。自信的Albert认为,问题在于治疗手法上,而不是自身的能力问题。和其他抱有类似想法的治疗师一起,Albert转向了古老的斯多噶哲学。他告诉患者,他们的压力来自于对世界的信念与观点,而不是某些事件本身。没有顺利的升职可能会让你不快乐,但你的抑郁则来自另一种不理智的倾向:将单独的一次失利简化成整个人生的全面溃败。数十年之后,Albert告诉一个记者:“就我看来,精神分析給了来访者一种“逃避”。他们不需要改变自己的生存模式。他们花费十年的时间去谈论自己,去责怪自己的父母,等待着一种魔术子弹般的顿悟来帮助自己获得解脱。”   托CBT倡导者们一贯严肃、不扯淡的福,人们很容易忽视掉他们的主张是多么具有变革性。对传统精神分析师——以及那些尝试衍生于传统经典精神分析的“心理动力学疗法”的人而言,那些看似不合理的症状,比如在爱情或工作中反反复复的自我挫败行为,其实都是合理的存在。结合患者早期的经历来看,这些行为都有其合理性。例如,多年前你被父亲或母亲抛弃,现在你一直害怕你的伴侣也会这么对你,就不足为奇了。同时你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毁掉自己的婚姻。CBT彻底地颠覆了传统的理论。情绪是有道理的:比如,你觉得自己的生活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并因此而感到沮丧——这就是某种非理性思维导致的结果。就算你现在失业了,事实上你不可能从此以后一直倒霉,事事不顺。   如果第二种方法(情绪是有道理的)是对的,那改变就显而易见地更简单了:你只需要识别并改正那些思想上的“小错误”,而不是去破解痛苦背后的秘密原因。诸如悲伤或焦虑的症状并不必然意味着深埋起来的恐惧,他们是应当被驱逐的入侵者。在精神分析中,分析师和来访者的关系类似于培养皿,来访者在这个“皿”中重现Ta和别人相处时的惯常模式,让他们能更好的看到并理解这些模式。而在CBT中,你需要做的就是尝试解决并摆脱问题。   随心所欲的Ellis注定会成为精神分析的局外人,但他开创的方法迅速地因Aaron Beck的出现而获得了认可。 196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精神病学家Beck发明了21道题目的问卷,来测量病人的痛苦程度,这就是今天众所周知的“贝克抑郁自评量表”。Beck还证明,在所有的案例中,有接近一半的案例症状因CBT而得到缓解。此后,精神分析师们不再抱怨了,他们发现自己就像19世纪的医生或者是搞砸了的即兴创作者一样,他们受到了另一种观念的威胁与冒犯,即:你们那种神神秘密的治疗艺术,都可以被简化成一系列的有着实证支持的步骤。   而后的更多研究显示,CBT对抑郁症、强迫性精神障碍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都有效果。畅销书《伯恩斯情绪疗法》的作者David Burns在书中推荐了认知行为治疗,2010年时,Burns说:“我当初参加 CBT 研讨班的目的事为了证明它是无效的,但后来当我将这种疗法应用在我的病人身上时,这些绝望的病人居然开始好转了。”   毫无疑问,CBT帮助了数以百万的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的。尤其是当经济学家 Richard Layard——也是一名强硬的CBT狂热鼓吹者——成为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的“幸福沙皇”时。截至2012年,超过一百万的人接受了由Richard Layard与牛津大学心理学家David Clark一起合作推动的免费治疗项目。尽管你会争辩说CBT并不是特别有效,但这个成果依旧不容小觑。然而,某种不确信的感觉总是挥之不去,我们总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某个重要的东西缺失了。我们的内在生活与人际关系是极其复杂的。宗教与文学的全部历史都在试图解决这一命题,神经科学也体现了大脑工作的精妙之处。那些事关我们痛苦的答案,真的是所谓的“识别自动化思想”、“调节自我谈话”,或者“挑战你内在的批评”?治疗真的可以变的如此直接地来自于书本或电脑,而不是人类本身吗?   几年前,当CBT开始主导英国的公共治疗服务后, 来自牛津郡、刚生完第一个孩子的Rachel来到NHS寻求产后抗抑郁治疗。她首先是被带去观看了一组幻灯片演讲,主题是:“改善情绪的五个步骤”;接着,她接受了治疗师的CBT治疗,并在间隙接受了计算机化的CBT。“我觉得没有比这种通过计算机程序让我回答自己感受的方式更让我感到孤立无援的了。而且,当我点击屏幕上的悲伤表情后,竟然出现了’对此我感到抱歉’的语音,还是提前录制好的!”Rachel 回忆道。在人类治疗师的引导下填完完整的CBT量表也没好到哪里去。她说,“患产后抑郁症后,你就脱离了曾经那种工作、挣钱,沉浸在自己兴趣爱好中的环境。突然间,你独自一人在家,大多数时候都病怏怏的,还没有可以谈心的人。” 她已经发现了她真正需要的东西:真实的沟通与联结,就像是即使每周只抽出片刻时间,也能被某人牵挂的感觉。   “我可能在心理上病了,”Rachel说,“但是我确认的是,一台电脑是不会替我感到难过的。”   在精神分析的观点看来,人类的思维犹如一个王国,它远比大部分人所想象的更为复杂和独特。Jonathan Shedler 一直都记得他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刻。他当时在麻省读本科,某位老师对Shedler 的一个梦进行了令人震惊的诠释。在梦里,他梦见自己开车驶过湖面的一座桥,还在商店里试了帽子。老师认为这个梦是对怀孕的担忧,显然他的解释是对的: Shedler的女朋友正在焦虑的等待验孕的结果,并祈祷千万不要怀孕。但老师并不知道这些,他只是善于解释梦的象征意义。“这对我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Shedler 回忆,讲师的话就像“来自上天的指引”。他当时就决定:“如果世界上有人能够理解这些东西,那么我必须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然而,学术心理学——也就是Shedler随后进入的领域——热衷的是把对心理世界的迷思赶出你的脑海。Shedler总结说,研究者们致力于量化和测量,而不是深入到实实在在的真实内心中。要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师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来参加培训,并且自己也要接受分析;与之相反,在大学里面研究人的思维,并不需要任何真实的体验。Shedler这样的人现在很少见,他既是治疗师也是研究者,并在两个世界之间搭建起桥梁。“你知道那个需要一万个小时才能成为专家的说法吗?”他问道。“好吧,大部分声称某种治疗有效与否的研究者连十个小时都没做过。”   人们普遍认为,精神分析是没有真凭实据的。Shedler随后的研究和著作在挑战这一广被接受的看法上起到了很大作用。不可否认的是,早期精神分析师对研究是嗤之以鼻的:他们倾向于将自己看作是一项颠覆性的艺术实践者,因此必须在专业的机构加以培养。因此,在实践中,他们形成了私人小团体,且极少与大学的学院派实验者们互动。也因此,认知领域的研究开始独步天下。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针对精神分析的实验研究才初露端倪,开始挑战认知学派可能存在的缺陷。2004年,一项元分析表明,在许多疾病方面,短程精神分析疗法的效果与很多其他疗法一样好,92%的受助人在治疗之后都有好转。2006年,在一项追踪了大约1400名患有抑郁、焦虑和相关问题的人的研究中,其结果也偏向于短程心理动力学疗法。2008年,一项对边缘型人格障碍的研究得出结论说,在五年的治疗之后,接受心理动力学疗法的病人中只有13%的人仍被诊断为边缘型人格障碍。而在其他疗法的病人中,这一数字是87%。   这些研究并不总是把认知疗法与精神分析疗法相对比。这种对比常常集中于“常规的疗法”,而这个称谓涵盖了太多的错误。但是,正如Shedler所认为的那样,两者之间最显著的区别往往发生在治疗结束之后,这种情况一再出现。当治疗刚结束后,如果你问接受了CBT的人的感觉如何,他们会回答很好。数月数年之后,CBT的正面效应消退了,而精神分析的作用依旧存留着,甚至有所增长。这表明精神分析可能通过一种持续性的方式,重构了来访者的人格特性,而不仅仅是简单地帮助他们管理自己的情绪。由NHS去年在Tavistock clinic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为期六个月的观察中,接受精神分析的慢性抑郁症患者的症状缓解几率比接受其他治疗方式的患者高40%。   沿着已有的证据,学者开始质疑当初最早鼓吹CBT疗法的研究。2004年,亚特兰大心理学家Drew Western和他的同事发表了一篇极具挑衅性的文章,揭露了研究者如何为了给出一个可以解释的结论,排除掉三分之二的有多种心理问题的潜在被试。当时的研究结论只有在单一问题的条件下才能成立,但这也意味着被研究的对象是非典型性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心理问题可能和我们的性格有关,最初前来求助时的问题可能并不是几次会诊后真正浮现的问题(比如,想要出柜却又害怕父母不接受自己的性倾向)。甚而有之,当一些仅受过几天训练的研究生把CBT和心理动力治疗放在一起作比较时,有些研究已经预先准备好瞒天过海的对策了。   但是,精神分析学派对于认知疗法最具煽动性的指控是,它有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比如,找到管理抑郁或焦虑情绪的方法可能会阻碍你下定决心了解自己并作出长期改变。CBT只是告诉你现在有相对简单的掌控痛苦的方法,但是,承认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情绪以及他人掌控力的局限或许反而会使我们收获更多。这种掌控力的诱惑不仅对病人有效,也可能使治疗师深陷其中。“ 来访者在治疗过程中是焦虑的,没有经验的治疗师也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美国心理学家Louis Cozolino在新书《心理治疗为什么有效》中写道,“因此,最好是两派都能各有所长,各司其职。”   毫无疑问,CBT的主要拥护者对于大多数的批评是否定的。他们认为这些嘲讽太肤浅,并且,疗效的下降只是预期上的,毕竟它的流行度已经发展得很高了。早期的研究多是由那些热衷于新方法的先锋治疗师采用小型的样本,而最近的研究开始使用更大的样本,治疗师的水平范围也相对拉大。“那些说CBT肤浅的人都不明白关键在哪里。”伦敦国王学院精神病学研究院认知行为治疗的教授Trudie Chalder如此说道,他认为并不存在一种单一的对所有问题都有效的疗法:“没错,你的对象是人们的信念,但是你不仅仅只针对那些触手可及的信念。不仅仅是‘哦,那个人正用怪异的眼光看着我,所以他肯定不喜欢我’,而是像‘我一点也不可爱,这可能和我的过去经历有关’这样的信念。   然而,即使在结论相反的研究中判定出了谁对谁错也无法停止这场争论。实验者对于哪种治疗方法更有效各执一词。但是怎样才算是一次成功的治疗呢?研究中会测量症状的缓解程度,但是精神分析中的一个关键性的前提是,一段有意义的生活中,在消除症状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需要我们去把握。原则上来讲,你可能会在接受过精神分析后情绪更加糟糕,但你也同时比过去更聪明了,更能意识到过去不曾意识到的反应,并且因此生活得更投入更觉察——这样看来,你的体验仍然是成功的。弗洛伊德曾公开表明,他的目标就是“把神经质的痛苦转化为普通的不幸”。荣格也曾说过,“人类需要苦难,因为它是健康的必需品。”既然生活本身是痛苦的,那我们还需要思考“治愈”那些痛苦的情绪么?   关于治疗不应该被以实验与科学的方式进行推进的观点,其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我们每一个个体的生命是如此地特殊而与众不同,以至于将其以科学所适用的一般化和归纳原理去分析会显得过于冷酷。这种情感也许解释了Stephen Grosz 在2013年所著的《被检验的生活》的成功原因。这本精神分析医师取材于其闲谈时听来的故事的集子持续数周位列英国各大畅销书榜单,并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其章节并非由实验发现或诊断结论构成,相反,这本书中充满了故事,而其中不少故事包含了病人们在突然间感知到内心奥秘,以及其背后的洞察力。例如一个男人强制性地撒谎,而其目的在于在彼此之间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就像他的母亲会替他掩藏尿床的证据那样。又比如,一个女人在发现洗碗机被堆叠得十分整齐后,最终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拒绝其丈夫不忠的证据。   “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作为一名分析师,你的角色是帮助你的病人找到他自己独特的故事。”Grosz告诉我:“人们通过讲述自己的幻想,或者讲出某一个特别的字词,从这唇齿之间涵括了太多的东西。”分析师的工作,是见证,并全然接纳,然后从这些材料之后,“帮助人们对于生命赋予意义。”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对于这一看似最不科学的观点,最新的支持竟然是来自心理研究中最实证的那一角:神经科学。许多脑科学实验都表明大脑对信息的处理速度远远超过了意识的追踪,以至于无数地心理过程都只能在“引擎盖”下进行,从而无法被驾驶座上的意识发现——神经科学家David Eagleman这样比喻道。因此,正如Louis Cozolino在著作《心理治疗为什么有效》中写道,“当我们意识到某种体验时,它已经被大脑处理过多次了,比如,激活你旧有的记忆,以及启动你复杂的行为模式。”   你如何解释这些证据决定了在你意识到之前我们能够做哪些事:从心理演算,到踩下汽车刹车,再到选择结婚对象……这与CBT最初希望通过训练使人们学会把握行为中大多数无益的心理反应的设想并不吻合。相反,它却印证了精神分析学派对于潜意识的强大存在性和控制力的直觉式构想;我们无可避免地在过去的镜头下生活,即使我们大费周折,也只能部分地、缓慢地去修改它。   或许在众多治疗学派的争论声中,我们唯一无法否认的真理就是:我们依旧对人类思维的运作所知甚少。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情感史研究中心的政策主管Jules Evans曾打过这样一个比方:当面临亟待解决的心理问题时,“我们手里有锤子、锯子、手枪和马桶刷,面对一个出了故障的盒子,我们只需要用手里的工具轮番去敲打它,看看哪一个管用就行了。”   这也许是许多学者对于渡渡鸟效应(dodo-bird verdict)感兴趣的原因。许多研究发现,一些具体的治疗方法实际上并没大致差别,这个结论就被称为渡渡鸟效应。它最早来源于爱丽丝梦游仙境的一句话:“每一个赛跑的人都有奖品。”目前看来,情感的共通、尽职尽责的咨询师和一个渴望改变的来访者仍然是心理咨询和治疗中的关键因素,因为目前还没有找到一种“包治百病”的治疗方法。在自己上东区的咨询室里,Pollens说起了自己对渡渡鸟效应的感同身受——尽管他自己是一个忠实的精神分析拥护者。他提起一个来自英国的接受过医学训练的精神分析师Michael Balint提出的问题:你认为什么样的药方是最有效的?“人们总是尝试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最后他给出的答案是‘关系’。”   但是,即使我们无法简单地判定哪一种治疗方法更有效,这样的结论对于弗洛伊德和他的继承者们也依然是有利的。毕竟,精神分析曾满含敬畏地承认了我们对于自身意识的不可知(荣格学派的精神分析师James Hollis曾经就这样写道,“人们永远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潜意识在想什么?”)。弗洛伊德给人的傲慢划定了高限。他提醒着我们不要去一味地追求生活幸福,也不要就此认定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自己内心的想法——事实上,我们总是毫无意识地忽略飘忽不定的真相,却又任由自己的情绪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治疗中通常会发生什么呢?就是人们来的时候会说我要求帮助,可是之后呢,他们会想方设法地阻止你帮助他们,”Pollens说着,微笑中流露出对这种奇怪现象的无奈—可能整个治疗都一贯如此。“如果当一个人无论用什么方式,传达给你这个信息,说‘别帮我啦’,这个时候我们究竟如何帮助他?其实这才是分析性治疗的关键所在。”       最后,发送福利咯! 对精神分析感兴趣的伙伴 快快点击下方图片,领取你的专属福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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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师说心理咨询》之二 -“看来我得去做心理咨询了。” -“我又没有病,为什么要去做心理咨询?” 以上的两句话,有多少人在心里有过闪念和自问自答?   要不要去做心理咨询? 什么人什么问题什么程度什么时候去做心理咨询? 当我作为心理咨询师的身份被介绍给他人的时候,不管是熟人朋友的私人聊天、还是陌生的社交场合,最后总都是避免不了要碰到关于这些问题的各种直接或变形的提问。甚至,当我有备而来提笔写到这期专栏的时候,这个问题的答案都仍一如以往没有既定的格式一句话能说清楚。一方面,我觉得可以简单明了泛泛所指地回答,而另一方面,随之而来的却是相当具体甚至严谨的诠释。那么,我们就试图简单的泛泛而谈,然后再具体而科学地进行补充。 往简单里说,我会认为所有有着正常心理的人都适合去进行心理咨询。就像我们上期所说的,那是定期对心灵的房间进行打扫,拂去尘埃,让心的住所更加透亮的一种自爱行为。 这句话可能扰乱了我们一个固有的常识,不是心理不正常的人才需要去做心理咨询吗?为什么对适合做心理咨询的人前面锁定的定语却是“正常心理”?摘抄一段专业教材中能找到的最简单的解释,帮助我们对于人的心理状况有个分类的了解: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正和反两个方面,人的心理活动也不例外。在我们生存的社会人群中,正常心理活动和异常心理活动,总是具体表现在不同个体身上,于是,便形成了正常的群体和有精神障碍的心理异常群体。有精神障碍的群体占人群总体的比例为13.47%。”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地球上的人,如果按照心理状况的正常与异常来划分,就是两类,正常心理与异常心理(也称变态心理)。 所有正在思维清晰阅读和思考这篇文章,进而有愿望进一步需要搞清楚自己是谁,有愿望进行内心探索的人,我们可以长吁一口气,基本都是有着正常心理状况的正常人。 关于“正常心理”与“异常心理”的判断和区分标准,心理学教科书上搞得谨小慎微,用我们国家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培训的统一教材上的关于这个标准就罗列了——“常识性的区分”、“非标准化的区分”、“标准化的区分”、“心理学的区分”等等,这么多五花八门的角度和系统,就是为了说清楚哪些人是心理正常人、哪些人是心理异常人。人太复杂,任何一刀切把人列队,看来谁都负不起责。 我们如果用来自我对照,不妨可以从以下三个相对简单的标准判断: 首先,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统一。 举例:幻觉、妄想等都属于主客观世界不能产生统一性。 其次,心理活动能保持内在协调。 举例:遇到痛苦的事却手舞足蹈则是破坏了协调性。 最后,人格相对稳定。 比如一个用钱仔细的人却突然挥金如土,偏离他一贯的正常轨道。 以上三条是一个简明快速检查自己和判断他人是否心理活动偏离正常人群的标准。当然,前提是还具有能够自我检验的能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知力。 我们庆幸自己稳妥地站在正常心理的队列之中,但似乎心中并未获得万无一失的安全感,时不时会有一些千奇百怪的情绪出来捣乱一下,工作压力、人际关系障碍、丧失等一些生活中不期发生事件有时候甚至会让人陷入到挫败、痛苦之中难以解脱。 每个人生活的际遇不同,人格结构不同,应对和处理的方式不同。正如我们每个人身体的素质和机能不同,有些人容易感冒,有些人肠胃不好,有些人是过敏体质。正常心理状况的人群中,健康状况也有参差。 因此,心理学上又再把正常心理人群分为心理健康和心理不健康的两大类。 不健康人群的心理问题根据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又进一步分为一般心理问题、严重心理问题和神经症性的心理问题,其间的标准也有相应明确的规定。 以上对人群的分类,也回答了另一个我们在生活中难以区分的类似问题,即 心理咨询师、心理医生、精神科医生有什么区别? 我们需要心理帮助时, -是去医疗机构的心理门诊? -还是去社会上的心理咨询机构? -还是去精神病院呢? 2013年5月1日颁布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23条中规定:“心理咨询人员不得从事心理治疗或者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 如果按照一个简单的对应和解读,心理咨询师应该是为健康人群和一般心理问题的人群提供服务,而心理医生解决的则是正常心理中有心理障碍的心理不健康的人群,而异常心理的人群应该是精神科医生的服务对象。 摘录一篇曾奇峰老师的文章供大家对照参考。 附:什么时候需要心理咨询(曾奇峰) 1、当你在某些时候觉得孤独或者想找人说说话,你或许可以寻找心理咨询。 2、当你的工作、生活、情感压力过大,例如失恋、工作挑战太大、同事相处不良、生意伙伴失信等,而使你觉得有点胸闷难受、心区疼痛(但到医院检查又查不出身体问题)、焦虑不安、容易发火、心情忧郁、失眠,那你需要心理咨询。 3、当你的家庭婚姻关系出现问题,如夫妻间交流困难、夫妻间的性功能障碍、处理离婚,这时候你显然也需要心理咨询。 4、 当你与自己孩子的亲子沟通无法顺利进行,小孩学习成绩下降,与你产生对抗等等,那你或许要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心理咨询。 5、或许你没有任何困扰,你丰衣足食、家庭幸福,你的生活已经有了一定质量,但你觉得需要一些精神层面的成长或回顾,那你或许可以参加心理咨询。 6、不管什么原因,如果你觉得自己被某种不良心情压抑超过两周时间,并且这一情况还在持续,那时候你就需要参加心理咨询; 7、当你对于某些特定的物体和行为,例如与人交往困难,怕猫狗,或者当你面对一些社会场景,例如广场、商场,或者没有特定对象场景的情况下,你都觉得焦虑不安,甚至呼吸困难,心跳加速,那你或许需要参加心理咨询; 8、当你的某些行为,例如洗手、关煤气,表现出十次以上的反复,或者当你对于某一事物的思维反复顽固的出现而无法摆脱。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那你就需要心理咨询。 9、当你被一些性问题困扰,例如青春期手淫问题,暴露性器官,获取异性衣服等等情况,那建议你参加心理咨询。 10、物质依赖也可以是一个参加心理咨询的原因,例如吸烟。 11、对于食物的障碍,例如出现暴食然后呕吐等、厌食,显然积极参加心理咨询是明智的选择。 12、遇到丧偶、被非礼、人质危机、离婚、自然灾害、威胁等突发事件之后一个月,你如果继续经常被这些事件的记忆干扰你的生活,甚至经常发生恶梦、哭泣等情况,那可能是创伤后应激障碍,也建议你有必要最好去参加心理咨询。 13、如果你因为以上这些原因,正在医院方面接受药物治疗,但你很少获得谈话式的心理咨询,那建议你在进行药物治疗的同时,来接受谈话式的心理咨询。这样你会更快更巩固的好转。 14、当你的人际关系一直遭遇有时候有原因、有时候没有原因的挫折,而你觉得自己的性格有点格格不入,这让你迷惑或痛苦。例如你经常严重猜忌别人是否说你坏话、或随时随地会遭受批评而害怕交往别人、或你经常和很要好的朋友反目成仇、或你经常以自伤和极端事件要挟亲密的人、或你觉得你的情绪经常没有原因的泛滥成灾而影响你的生活。那你或许需要接受长期的心理分析式心理咨询。 ======================== 阅读更多《心理咨询师说心理咨询》系列,请移步: 心理咨询师说心理咨询之一:打扫心灵的房间 心理咨询师说心理咨询之二:心理健康出了问题,该去找谁看?(本文) 心理咨询师说心理咨询之三:你生命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人 心理咨询师说心理咨询之四:叩响心理咨询师那扇门之后 心理咨询师说心理咨询之五:不要与心理咨询师交朋友 心理咨询师说心理咨询之六:也来谈谈钱 心理咨询师说心理咨询之七:陪你走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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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是如何起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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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咨询师无法在第一次咨询时给来访者咨询方案

什么是咨询“初识访谈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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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友谊的诞生与消逝 | 荣格与弗洛伊德

那是1907年,荣格与弗洛伊德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通信后,终于在维也纳见面了。荣格曾在自传《回忆·梦·思考》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我们是在下午一点钟时见面的,然后实际上便一口气进行了十三个小时的交谈。弗洛伊德是我所遇见过的第一个确实重要的人;在我那时的经历中,没有任何别的一个人可以与他相比。” 这段虽短暂,但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一笔的伟大友谊,即将缓缓拉开序幕。     01  当荣格遇到弗洛伊德  初次见面时,他们一口气畅谈了13个小时。   在这次会面之前,两人曾分别在各自的世界里,犹如平行线一般过着几乎没有交集的生活。那时的弗洛伊德虽然因为精神分析理论名声大噪,但却是个在学术界不太受欢迎的人(Jung, Liu, & Yang, 1988)。而当时的荣格则在苏黎世的伯戈尔茨利精神病院工作并进行着对词语联想(word association)的研究。     当荣格在1903年第二次捧起弗洛伊德的著作《梦的解析》,并第一次认真地阅读时,历史的齿轮开始转动了。荣格发现,弗洛伊德所阐述的压抑机制,与荣格当时对词语联想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当荣格对病人进行词语联想测验时,障碍的发生可能源自激发性词语对于病人心理上的创伤或矛盾的触发,但这种联系是病人本身没有意识到的,荣格的观察和弗洛伊德的理论都说明,这是压抑机制的作用。   如同伯牙遇到子期,荣格在激动的心情中给弗洛伊德写下了第一封信,弗洛伊德也回信表达了自己对于荣格的感谢及被理解的欣喜,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书信往来,终于在1907年实现了上文中提到的那次会面。       02  从挚友到“父子”  “弑父动机”为二人关系的破裂埋下种子。   1909年,弗洛伊德和荣格受邀前往美国进行讲座,两人这趟美国之行持续了7个星期之久,在这期间,他们每天都聚在一起并互相分析对方的梦。在那时,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关系已经从单纯的挚友、学术伙伴逐渐变为了如“父子”一样的关系。     荣格曾在1908年给弗洛伊德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想请你允许我用儿子对待父亲的身份,而不是平等的身份,享受这份友情吧。我认为这样的距离对我而言更加恰当和自然。”(Freud, Jung, & McGuire, 1974)而弗洛伊德也曾多次暗示荣格,表示他将他看作是自己的继承者(Jung, Liu, & Yang, 1988)。     然而就是这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为日后二人的决裂埋下了种子。就在这次美国之旅的某一天,荣格与弗洛伊德在一起吃饭聊天。席间,荣格谈起了当时在报纸上读到的一篇关于“泥煤沼尸体”(即一种史前人的尸体在沼泽中自然木乃伊化的过程,曾在丹麦、瑞典等地被泥煤采挖者意外掘到)的报道。荣格对尸体的兴趣引起了弗洛伊德的不快,并认为这是荣格盼望自己早日死去的“弑父动机”的表现,甚至因此突然晕了过去。     与此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1912年,在一次于慕尼黑举行的心理分析大会期间,荣格曾公开反对会上有人对于仇父情结的否定态度,并认为去除父亲所留下的印记的行为不仅不值得批评,还含有对父亲的尊敬。听到荣格的这些话,在一旁的弗洛伊德突然昏了过去。荣格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他的知觉恢复了一半,而我则永远忘不了他投向我的眼神。……他瞧着我,仿佛我是他父亲似的。……这两次晕倒的共同原因显然是父杀子的幻觉所造成的。”(这里的“父杀子”应为译者的笔误,按语义此处应为“子杀父”——小编注)(Jung, Liu, & Yang, 1988)     03  分道扬镳  不同的理论主张使两人最终决裂。   在美国之旅之后,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关系便开始恶化。在荣格看来,二人开始走向分歧的导火索,是某次荣格为弗洛伊德解梦时发生的一件事。当时,荣格正在帮弗洛伊德分析他的一个梦,荣格希望弗洛伊德能提供一下关于自己私生活的补充性细节,从而帮助他更好地解释这个梦,但弗洛伊德却“十分怀疑地”看了荣格一眼,并说:“我可不想拿我的权威性来冒险。”这件事深深地刺伤了荣格。他事后在自传中曾这样评价: “……这时刻,他便完全失掉其权威性了。这句话深深地烙进了我的脑海里,随之而来的,我们的关系的结束便已可预见了。弗洛伊德已把权威性置于真理之上了。”(Jung, Liu, & Yang, 1988) 对于二人之间的分歧,多年来研究者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和讨论。但不可忽视的是,荣格和弗洛伊德的主要理论分歧便是他们对“性”和“灵性”(包括宗教和神秘事物)的不同观点。首先,在对待性的态度上,荣格不同意弗洛伊德将一切归因为性欲或“精神性性欲”的态度。弗洛伊德曾对荣格说: “亲爱的荣格,请您答应我永远不放弃性欲的理论。这是一切事情中最根本的。我们得使它成为一种教条,一座不可动摇的堡垒。”(Jung, Liu, & Yang, 1988) 在荣格看来,弗洛伊德对待性的态度和他对待宗教和灵性的态度形成了矛盾:他一边批评着“神秘主义的烂泥沼”不够科学,一边又将“性的形象”立成了上帝一般的存在,创造了一种教条。荣格十分不赞同弗洛伊德对于“性”的过分关注,同时,弗洛伊德将权威性置于真理之上的态度也让他在荣格心中的权威性一步步倒塌。     而在弗洛伊德看来,荣格对于神秘事物和灵学、宗教等的“着迷”是毫无道理的。荣格在自传中曾提到某一次他和弗洛伊德一起亲历神秘事件,即荣格所说的“催化性客观现象”的故事(Jung, Liu, & Yang, 1988)。当时弗洛伊德正在批评未卜先知和一般性灵学是“胡说八道”,突然间,两人身旁的书架发出了“砰”的一声巨响,荣格向弗洛伊德解释这就是所谓的催化性客观现象时,弗洛伊德依然不相信,但荣格预言还会有另一声巨响,稍后,书架果然又发出了同样响亮的声音。   虽然由于这个故事是从荣格自己口中说出的,其真实性有待考证,但是弗洛伊德和荣格在研究态度和重点上的分歧已然暴露无遗。     同时,二人尽管都推崇用梦来探究人的心理的工作方法,但他们对于“梦”的态度却不尽相同。正如申荷永老师在去年于「简单心理·心室」举办的讲座中所说的:“在弗洛伊德看来,梦是通往无意识的忠实道路。由于潜意识是被压抑的,所以梦可能会有伪装。”但荣格却始终无法赞同弗洛伊德认为梦只是一个“表面”的看法。在他看来,“梦是天性的一个部分,它根本不怀有欺骗人的意图,而是尽其最大能力来表达某种东西。”(Jung, Liu, & Yang, 1988)   这段伟大的友谊,终于走到了尽头。1913年,弗洛伊德在给荣格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认为是时候结束我们之间的私人关系了。对此,我并不认为我会有什么损失,因为很长时间以来,我对你的感情就只剩下过去残留着的失望了;但我想你大概会收获颇丰吧,考虑到你最近在慕尼黑所获得的成就(在1913年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代表大会上,荣格及其追随者曾公然挑战弗洛伊德的权威——小编注),失去这段和另一个男人的亲密关系可能会让你的科学研究更加自由。”(Freud, Jung, & McGuire, 1974) 在两人分道扬镳之后,弗洛伊德和荣格都各自在学术上有了新的成就:弗洛伊德的研究在晚年有所增加,并不断致力于推翻自己过去陈旧的研究;荣格则从与弗洛伊德的分歧处开始发展自己的学说,最终以原型和集体无意识等理论为核心,创立了荣格分析心理学。     看完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故事,你有怎样的思考呢?在你心中,谁的成就更有影响力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在这里,我们想与大家分享由”Aeon Video“制作的关于弗洛伊德和荣格故事的短视频:“Philosophy Feuds: Freud vs Jung”,本文中截图均来自该视频。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击下方观看视频。       References Freud, S., Jung, C. G., & McGuire, W. (Ed.). (1974). The Freud/Jung letter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igmund Freud and C. G. Jung (R. Manheim & R. F. C. Hull, Trans.). Cambridge, MA, U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Jung, C., Liu, G., Yang, D. (1988). Rong Ge Zi Zhuan: Hui yi·Meng·Si kao (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 Shenyang: Liaoning's People Publishing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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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事情不一定会造成创伤,缺乏理解才会|简里里 X 嘉人

今天分享一个自家视频~   受「嘉人」创见女性论坛栏目 FUTURE SHAPERS LIVE 邀请,简单心理CEO简里里录制了一个视频:   在疫情之下,来跟大家聊聊创伤&情绪。    面对疫情,我们每个人在其中的体验、感受、情绪可能都是不同的,这和我们自身的个体经验有关。   糟糕的事情不是一定会构成创伤,缺乏支持和理解才会。   面对疫情期间的情绪,给大家3个建议(划重点):   1.如果你在遭遇现实的困难,请一定努力求助,包括寻求心理上的支持; 2.不需要为自己体验到的感受而感到羞愧; 3.当你的生活恢复如常,而你的情绪开始影响你的正常生活和工作时,一定要寻专业的心理帮助。   祝大家都有一个稳定健康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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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抑郁症和抑郁情绪的3个方法

一个人在生活中,难免偶尔会有一些情绪低落,什么也不想干,甚至还有些人可能会偶尔冒出自杀的想法,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自己“得抑郁症”了。上网查查诊断,发现自己居然符合所有的诊断标准,然后就给自己扣上了抑郁症的帽子。 我也常常会遇到一些来访者,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老师,我得抑郁症了,应该怎么办”。 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诊断的抑郁症未必都是真正的抑郁症,而只是抑郁情绪而已,给自己扣个抑郁症的帽子,不但不利于恢复,而且还容易给自己不良暗示,最后真的把自己暗示成抑郁症了。当然,如果真的是抑郁症,那也不能掉以轻心,毕竟这是一种风险很高的疾病,不重视的话可能会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   抑郁情绪和抑郁症其实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临床医生会依据一定的诊断标准(比如DSM-V或者CCMD-3)和他们的临床经验,综合判断是不是抑郁症。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判断自己的情况是不是抑郁症呢?可以依据以下几个指标体系来参考,再提示一下哦,这个只能参考,要想诊断抑郁症,必须由精神科医生做出诊断哦! 1、抑郁持续时间 正常的情绪抑郁,往往有因可循。持续时间不长,时过境迁,便从抑郁中解脱。例如一个人丢了钱包,一段时间内总是抑郁不欢的,还会对人诉说失落经过。过了几天,逐渐“想开了”,情绪逐渐开朗,心中阴霾驱散,笑容重现。 而抑郁症患者就不是这样了。他们的抑郁情绪往往跟情境关系不太大,在钱包失窃前,就已有抑郁情绪。丢失钱包会让他们的症状进一步恶化,尽管丢失钱款并不多,且事情发生后已过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可是抑郁症状却始终不见消退。 2、抑郁程度 正常的情绪抑郁程度较轻,一般也就心情不好,或者短期内出现哭泣等行为,但除此之外,工作学习基本正常,也没有抑郁症的其他症状。 抑郁症患者的情绪抑郁程度较重,往往有思维迟缓,动作减少,胃纳差,睡眠不好,晨重暮轻,几乎不能工作和学习,有消极厌世的言行,还可有自我责备和性功能减退。 3、危险行为 有些时候,虽然时间短,但是出现了自伤,自杀的危险行为,那么都要考虑抑郁症的诊断,立即去医院接受治疗,避免危险后果的发生。 既不要把抑郁症当作思想问题不予以重视,也不要“见风就是雨”,把单纯的情绪抑郁视为抑郁症。   当出现情绪抑郁,又不能自我判断是否患抑郁症时怎么办? 最简单也是最正确的办法,就是去见专业人员——心理咨询师,精神专业医生,来获得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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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心理问题有羞耻感?VR治疗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记得曾经和一个朋友去玩玻璃栈道,在一百多米的高空我拉着她过桥。没想到走了两步她整个人就直接瘫倒在地上。   好不容易给她拖下来,才承认自己有恐高症,刚才不说是害怕被嫌矫情……   其他恐高症患者,会不会一样羞于提起自己的心理问题?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调查,报告显示46.2%的受访者认为心理脆弱的人才会有心理问题,26%的受访者认为心理“有病”才需要做心理咨询。   数据显示,心理疾病患者的病耻感要显著地高于癌症患者。听起来有点玄幻,但是真的。   有心理疾病的人们似乎很容易被社会打上一个“变态、不正常”的烙印,然后被降格成低人一等的存在。生病的人又会因此产生一种极具破坏力的情感:羞耻感(shame)。人们认为自己得了病“很丢人”,于是不敢去看病,怕被熟人撞见,怕被同事、朋友认为自己是“不正常的人”。   但如果不用去医院,或者不用去心理机构面对面求助,还能接受专业心理治疗吗?   VRET - 虚拟现实暴露疗法(virtual reality exposure therapy ,VRET)似乎为怀有“羞耻感”的心理疾病治疗提供了一些可能性。         01 虚拟现实暴露疗法可能帮助缓解羞耻感?   虚拟对心理疾病的治疗其实早已经开始了。   伊拉克战争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可以通过一套VR设备访问伊拉克或阿富汗的虚拟居民; 酗酒者,可以坐在虚拟酒吧过酒瘾但滴酒不沾; 一个急于飞行的人可以在VR里“体验” 起飞和降落,同时坚守地面; 对高度感到恐惧的女性可以在经过3个小时的VR暴露疗法后从容乘坐自动扶梯……   用机器来治疗,听起来好像就没有那么尴尬。不用去医院,不用害怕撞见熟人,不用担心自己的情绪被外人看到被嘲笑,安全性和隐私度都更好一点。   而且VR设备整合了即时计算机图形学、身体感觉传感、视觉成像技术,给使用者提供近似真实的、交互、沉浸的虚拟环境,这些升级体验是普通的视频很难达到的。   虚拟现实暴露疗法(virtual reality exposure therapy ,VRET)就是将虚拟现实的特定应激场景与暴露疗法相结合,是传统的行为疗法的一种转换形式,也是经典的现实情境暴露疗法的替代性治疗形式。   和传统的暴露疗法(包括实景暴露、想象暴露)相比,虚拟现实暴露疗法或许更适合那些羞耻感强的人。     1、和实景暴露相比(即直接把患者带入他最害怕的情境经过重新实际体验)那些可能不愿意到实景地点回忆的人,在VR里回忆过去可能对他们来说更轻松一些,把在虚拟环境先当成练习场。   (1)虚拟现实暴露疗法可控性更高。强度和次数都可以预先设定,也可以随时喊停。而且因为是纯虚拟,不用担心受伤。   (2)同一套VR程序可以反复使用,不用人为地重复。比如恐高症患者不用反复坐电梯,也能在虚拟情景中练习乘电梯。   (3)更及时地获取数据,用仪器监控心理和生理反应。一个想要练习驾驶飞机的人可以在原地开100次飞机而且每次都能得到精确的数据。     2、和想象暴露相比(即鼓励病人想象最使他恐惧的场面,甚至不厌其烦地讲述他最感害怕的情景中的细节)VR能够呈现的大量超越语言的视觉画面,对于羞于表达的人来说,体验也更加丰满了。   (1) VR浸润式的体验可以更丰富地刺激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而且患者在VR中看到的治疗师也能看到。通过虚拟暴露,治疗师能够看到患者所看到的,更准确地识别出患者的焦虑来源。   (2)VR暴露疗法可以更好辅助想象暴露。通过设备将想象中的场景展现在VR设备上,帮助想象力一般的患者进一步展开想象。   除此之外,虚拟现实暴露疗法还有很多想不到的好处——   a、在未来,相比人类治疗师的高收费,VR治疗普及后或许会更便宜 (比如MindCotine公司的入门级VR戒烟工具包只要10美元); b、VR设备批量生产后或许可以满足大规模的治疗需求; c、缓解医生、咨询师地理分布不均匀的情况,增强资源对称  ……   02 虚拟现实暴露疗法能治疗的6种病   有心理困扰的患者之所以不太能够积极寻求治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Ta们会尽力避免接触到让自己感到危险的因素。   VR恰好提供了一个可以让患者不用置身于真实的危险场景,就能进行治疗的私密空间。   1、 治疗恐高症   参与治疗的费伊·纽金特(Fay Nugent)长期为受恐高症困扰。“即使我知道自己绝对安全,我仍感到身体不适和惊慌。”   接下来几年,她的恐高症变得越来越严重,她甚至停止了日常工作。但经过VR暴露治疗,她现在感觉相当不错:“现在不用担心高度了。最近我在赫尔辛基机场搭上了一个长30m 、的自动扶梯。”     《柳叶刀》精神病学杂志曾刊登过的一项实验,研究显示被试中大约70%的恐高症患者通过VR暴露治疗不再担心恐高,而对照组仍然恐高。   牛津大学心理学教授Daniel Freeman致力于将VR用于心理治疗,让精神疾病患者可以在咖啡馆、电梯或商店环境中练习。Freeman认为:治疗恐高症的VR应用可以让患者自主治疗:   戴上头显,环顾四周。你将看到一个交互式三维环境的模拟。往下看,你能看到自己的鞋子,抬头还能看到天空。   你可能会被要求沿着10层楼的建筑向上走,并完成引那些挺吓人的任务,比如俯视高架并将球扔下。     2、 治疗戒烟    一家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初创公司MindCotine就试图采用VR技术来帮助烟民戒烟。来自阿根廷的三位合伙人在Kickstarter上发起众筹项目——VR戒烟,引起不少媒体的注意。   方法很简单,让用户观看一系列的VR图像,来忘记手中的香烟,从而达到戒烟的目的。只要每天只用使用20分钟即可。   3、 治疗减肥   假如你是一位选择VR治疗的肥胖患者,带上VR眼镜后,你可能会出现在一堆美食面前,至于是身处杂货店、餐馆、便利店还是超市,随你选……   已经有餐厅这么做了:   2016年就有一家意大利餐馆Carluccio为各位想减肥的吃货朋友们推出了一项VR服务。在VR里看美食就行。   戴上VR眼镜,你看到的是一片意大利美景,听到小鸟的叫声,慢慢忘了你是来吃东西的……这时给你端上来一盘意大利美食,你会感觉到很满足。   研究者Gorini和同事证明了,虚拟现实疗法可以帮助治疗肥胖症。在治疗过度饮食的VR程序中,你可能刚和服务人员打过招呼,对方问你想要哪种食物。你可以通过操纵杆或游戏垫选择食物,搭配气味提示搭配食用。   这些细节由精确的VR程序组成,你选择食物时的渴望、焦虑等情绪状态,可以通过生物学数据体现出来。   而你所“吃”的食物可能会被临床医生观察到,在你想要选择高热量食物的时候,医生可能会教你一些认知策略来改变这种饮食习惯,从而减少你平时对高热量食物的选择。     4、 缓解抑郁症   2016年英国伦敦大学有专家在为期一个月的抑郁症治疗中发现:   VR技术下参与实验治疗的15名患者,有4人抑郁症状明显缓解, 另外9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缓解, 向全世界证明了VR技术在抑郁症治疗中的有效性。   对于传统的医学脱敏治疗来说, 医生往往需要对患者进行重复的引导来实现治疗操作, 而VR可以进行无限次重复,有心理学家进行猜测:   VR的沉浸感特性,能够让抑郁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中更好地将视觉和听觉进行代入, 并且VR技术突破了传统治疗下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在抑郁治疗中非常适用。      5、提升儿童自闭症的治疗   2018年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人员利用3dsmax 软件制作模型、Unity3D软件搭建场景,开发虚拟现实游戏——《海底世界》,并选取3名自闭症儿童进行测试,测试环境为虚拟现实房间。   3名儿童分别进入测试房间进行960s的康复训练,采用摄像机进行记录,结果发现这款VR相对于传统的康复训练,其注意力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6、 治疗蜘蛛恐惧症   用虚拟现实暴露疗法治疗蜘蛛恐惧症会不会有点恐怖?不但让你看,还得让你摸……   你会摸到“活蜘蛛”,是因为增强的虚拟现实暴露疗法还包含触摸的部分(当然不是真的蜘蛛,是用毛织物提供像蜘蛛的感觉)。已有许多利用虚拟现实疗法治疗蜘蛛恐惧症的案例。   在一项研究中,28名患有蜘蛛恐惧症的成年人接受虚拟现实暴露疗法的治疗,并受到评估。治疗的过程包括给被试进行标准化的问卷测量、情绪stroop测验、行为回避测验,以及测量参与者看到活着的多毛毒蜘蛛时心跳的频率。   各测试结果均表明,虚拟现实暴露疗法对蜘蛛恐惧症的治疗有很好的效果。     03 总觉得VR还很远,看新闻又惊讶它发展得真快   还记得那个与死去女儿的“重逢”的妈妈张智贤吗?   节目《遇见你》中就说了这么一个故事:三年前,女儿娜妍因为血癌去世后,她始终生活在悲痛之中。阴郁的日子太长,她也不知道该如何走出来。   这种延长哀伤障碍(prolonged grief disorder,PGD就是指一种由亲近的人去世引发的病理性哀伤反应)深深地影响着张智贤的生活。“即便开车的时候看见天上的云,都觉得是娜妍在那里睡觉”。   VR给了她一个走出阴郁的机会:     利用女儿生前的声音、动作、面容等影像资料,节目组用了近8个月时间制作了一个近似“娜妍”的虚拟形象。   母亲带上VR、触觉反馈手套后可以与女儿“重逢”,还能让母亲“摸到”女儿。   在VR里,张智圣还与女儿一起吃了蛋糕。在娜妍最后的日子里,她曾说   “如果出院了,最想吃蜜糕,什么都想吃”。     而在这个故事里,张智圣需要与悲痛好好告别的。VR便是一个科技世界独有的契机,来帮助她认真地、慎重地与悲痛告别。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和运气,像张智圣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完结一段思念。   很多人即使有了心理问题、精神问题却不知道如何处理。   据统计中国有90%的精神健康障碍患者未寻求过治疗,对他们来说找到好的精神科医生也是有困难的。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精神科医生集中度比全球平均水平低四倍,每100,000人中只有2.2人(美国为10.5)。     但现在,一款VR游戏都可能有诊断功能。来自 Exeter 大学和欧盟资助中心的研究人员创建了一款以镜像游戏为基础的虚拟现实,要求病人模仿电脑化身的动作,通过洞察患者行为中出现的精神障碍迹象提供一个早期的诊断精神分裂症的依据。   结果显示该方法比临床访谈的结果更准确,同时也不需要支付大脑扫描的昂贵价格。     尽管目前VR还只能用于治疗,还不能替代诊断,而且VR对硬件设备要求高,对技术开发要求比较高,也有人认为VR会带来现实和虚拟认知模糊问题等。   但它毫无疑问还是为心理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可能。       [1]贾武力.VR弱视治疗理论与应用[J].科技与创新,2019(23):148-149. [2]邱平.基于VR技术在抑郁症患者治疗中的运用[J].科技视界,2019(16):232-233. [3]高浩,赵雨薇,王一儒,强润东.基于VR的生物反馈技术在心理领域的应用与发展[J].科技经济市场,2018(05):6-7. [4]沙庆庆,陈东帆,于新宇,赵伟志,乐蕾.面向自闭症儿童的虚拟现实游戏设计与开发[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18(02):37-40. [5] 陈英俊.污名是阻碍青少年心理求助的主要因素[J].陕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09(03):46-49. [6] Bordnick, P. S., Carter, B. L., & Traylor, A. C. (2011). What Virtual Reality Research in Addictions Can Tell Us about the Future of Obesity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Journal of Diabet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2), 265–271. [7] Freeman, D., Haselton, P., Freeman, J., Spanlang, B., Kishore, S., Albery, E., … Nickless, A. (2018). Automated psychological therapy using immersive virtual reality for treatment of fear of heights: a single-blind, parallel-group,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The Lancet Psychiatry, 5(8), 625–632. [8] Sippel, L. (2013). How does virtual-reality therapy for PTSD work? Scientific American Mind, 24(5), 74–74. doi:10.1038/scientificamericanmind1113-74b  [9] Xu, J., Wang, J., Wimo, A., & Qiu, C. (2016). The economic burden of mental disorders in China, 2005–2013: implications for health policy. BMC Psychiatry, 16(1). doi:10.1186/s12888-016-0839-0   王星星、罗小虎✑  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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