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精彩故事的核心,都有着我们人类共同的缺陷 | The Moth


今天这一篇我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全是普通人。在每年的某一天,他们都会排队聚集在一个地方,一起做件很“故事”的事情。仔细看,超动容。

—— 鸡冻的简单心理 J 室长

 

文 | 犀犀张 简单心理内容实验室

编辑 | 简小单 简单心理官方编辑

 

这是一个周日的晚上。在纽约一家叫做「苦涩终点」(The Bitter End)的音乐酒吧门口,人们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他们中的有些人,一眼看去你绝不会认为他们是那种会花一个晚上的时间来听音乐现场、喝廉价酒水的人——例如,有看起来像是三个孩子的「足球妈妈」,或是穿着背带裤,留着大白胡子的老爷爷。不管你相不相信,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根本滴酒不沾。

这将是一个属于故事的夜晚。在这个晚上剩余的时间里,这些排队的人们将依次走上一个舞台,无论身份背景,轮番讲述自己的故事

这个舞台,叫做:  The Moth  (飞蛾)。

The Moth(飞蛾)是一个以纽约为大本营的非盈利组织,自 1997 年建立以来,他们只做一件事:讲故事。横跨美国,在各个城市,你都可以找到他们的舞台——上面有文学、文化界的名人,例如大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或是近来颇火的喜剧创作者 Louis CK;有白宫的新闻秘书、社会活动家、天文物理学家、音乐家、宇航员;也有生物学博士后、纽约警局侦探,甚至「地铁英雄」或是「一位作家和祖母」。

创立 Moth 的乔治-格林管这种故事叫「厨房故事」——早在他待在佐治亚老家的岁月里,他就有把这些人们日常在厨房里讲述故事搬进公共视野的想法。那时候,他和朋友们坐在厨房里喝啤酒,讲故事,直到天色暗下来,飞蛾穿过后院门的纱窗上的洞,冲着屋里的灯光飞。

后来,在纽约,格林再次萌生了同样的想法。

「纽约有很多健谈的人,」他说,「但没人有时间。所以我把他们请来家里,一起讲故事。后来,就变成了 Moth。」

现在,全球已经有成千上万的「飞蛾」了。

 

 

回到这个周日的晚上。

这天的主题是「家:丢失与寻找」。此刻,站在舞台上的是一个样貌平平,五十出头的女人。她穿着绛红色的无袖衬衫,戴着眼镜,梳着很长而略显蓬松的头发。在左臂上,她纹了一个小小的桃心文身。

「我出生的那天,」她开口讲道,而你略为惊讶地发现,她说话的口齿发音有些不清晰,「是家里的第十一个孩子……我爸确信我的人生会相当艰难,尤其是——当我爸知道妈妈自杀了的时候。我爸把我裹得像个圣诞礼物,坐上了开往丹佛的火车。我们搬去和意大利裔的奶奶一起住。」

台上的女人叫做 Fritzina Johnson,和大多数站在这个舞台上的人一样,她很平凡。甚至,从她紧张的表达、舔唇、和不甚娴熟的笑话中,你能看出她比那些屡次上台分享的「老兵」们要生涩而不自信得多。

但那又如何?准备好自己,站上舞台开始讲述的瞬间,是属于讲者自己的时刻。每个人都有故事可讲,甚至不具备使用词语的能力的人,也能够讲故事。

 

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把自己的脆弱展示给他人?是否相信这种展示对自身的治愈能力?以及,我们如何才能更有意识地讲述?

生活中的经验告诉你,有时,把故事讲给朋友听,并非真是需要他们的意见。仅是愿意给你一双在乎的耳朵、眼神,和愿意倾听的这份关心,就足够了。
 


在注视下,你的身体调弱了它的应激反应,轻轻关掉那些让你焦虑的荷尔蒙——例如皮质激素和肾上腺素,而开启内啡肽、多巴胺等激素的分泌。而你的神经系统,也会随之伸展和舒缓。

人们在病痛时难以忍受的呻吟、在焦虑时对镜自言自语,其实都在试图达到同样的效果。而此刻,没有华丽的介绍,没有带着光环的生平,暗处真诚的听众们就是奖励。

 

 

「当我四岁时,我有着一头漂亮的长头发。一个晚上,爷爷奶奶和爸爸都在,围在桌边喝酒打牌。我在吃冰淇淋,玩着自己的洋娃娃。这时,我爸跟我说,去拿个碗和剪刀来。我很高兴,我以为我们要剪纸娃娃、吃爆米花了。但当我把碗和剪刀放到他手里时,他把碗扣在我的头上,然后拿起剪刀,开始绕着碗边剪我的头发。每一刀,都让我感到恐惧和悲伤。我的长头发,全部落在了地上。然后我爸晕了过去。」
「我捡起我的头发,跑到墙角,哭得眼睛疼。我恨我的爸爸。我深深地感到被伤害了。祖母知道怎么安慰我。她照常给我洗澡、梳头,然后她把我的一缕头发卷起来,用发卡别在我的头上,笑着告诉我:这是秀兰-邓波的造型。我开心极了,秀兰-邓波是我的偶像。」

你无法想象将近五十年前的这一幕,居然如此深深烙在 Fritzina 的心里。你也隐隐感觉到,这只是不幸的童年缓缓拉开的序幕。

「四岁的时候我待在装牛奶的板条箱里,穿着我爸的旧制服;五岁时,我在洗衣板上搓洗衣服;六岁时,我在厨房里和我祖母一起做饭。九岁的时候,我爸爱上了一个女人,我不喜欢她。我以为她会成为个好母亲,但发现并不是这样。她不想要我,讨厌我,她让我去讨厌所有人,连个鬼都不要相信。」

「我很恨我的父亲,因为他把我从祖母身边带走,从一个能感受到爱与安全的家里带走——带到了地狱般的生活里。」

「有趣的是,十三岁那年,我出现在了法庭上——在那儿,我被解放了。从十三岁到三十二岁,我从少年管教所进进出出,从一段段婚姻和关系中进进出出。而且,我无家可归。

Fritzina 是美国国防电子电子器材供应中心的一名清洁工。在过去的三年里,她定期从事游说工作,号召提高对露宿者及精神病患的关注。她曾经发表过的一篇关于父亲的文章。介绍里说,她一直在为自己的自尊和康复努力着。

可以想见,从四岁到三十二岁,这一笔带过的岁月里,她曾经承受过什么。

 

 

格林说,个人化的、真实的故事格外迷人。当然,带点润色总不是问题。他的关注点还是在一个真正的讲述者对于讲故事的韵律、对声音把控的直觉和感觉上。「名人们有时候试图以有关成功的故事来打动观众,但往往都失败了,」他说,「另一个错误,是以为任何故事都必须有寓意。

 

「最一开始时,人们将灵魂倾倒而出,就像在匿名戒酒会上,」格林说,「人们想要听到故事的精髓,不需要有华丽的辞藻。说白话。」

 


-讲者 Fritzina Johnson-

 

「当我三十二岁时,我审视了一下自己的生活。我不喜欢我看到的样子,我被吓傻了。我想我需要改变,否则我就会搞成和父亲那样,待在一个不如面包箱大的监狱格子里。所以我收拾行囊,跑去北达科塔。在大福克斯找到了一份能给自己买食物、烟和可乐的工作。

在工作时,我认识了这个男人,他有着美丽的长头发,和纹身。——你知道,我真是很喜欢这样的男人!当他在我身边时,我的小心脏扑通扑通的,感觉又成了个小女孩。当他离开时,我的心就沉下去,我看着他走远,祈祷他还会回来。」

有一样东西,可能并不是来到 Moth 的人们意外之中的收获:在叙述的过程中,他们找到了生活里那些看起来的随意事件背后,某种记叙性的凝聚力

因为,讲故事的原则之一,就是做出选择:从记忆中挑选,然后挑选记忆碎片,重建成为有意义和力量的故事。这个过程里,人们开始认识到一种模式和主题。通过讲故事,我们把自己阐释给别人听,「讲故事」本身也帮助你理解自己——而后者,大概是人生中最为重要的技能之一。

「晚上,变成小女孩的我等着黄色的校车来,一个人孤独地坐上去。这时,那个有着长头发和纹身的人走到我身边问我,我能坐下吗?我又惊讶又开心,说好呀,干嘛不呢。我们聊了一会儿,他用我见过最大、最蓝的眼睛看着我。他说,你看起来累了,你可以靠着我的肩膀。我就靠着他,睡着了。当我醒来,我感到了从小就丢失了的那种感觉:我感到开心,感到安全,像一直破茧而出的蝴蝶。」

「但我要告诉你,二十年后的今天,我爱这个男人,胜过第一次见到他的那天。因为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在一起。」

Fritzina 的故事讲完了。没有什么精彩的起承转合,也没有多深的奥义蕴含其中。

在我听到的来自 Moth 的故事中,这类故事占了大多数:

有的故事关于自己如何化身「将军」,制止学校里三年级男孩们旷日持久的「战争」;

有的故事是和朋友一起开车从学校回家——只是学校在英格兰,而家在印度;

有的故事关于恨一个婴儿,因为那是母亲与别人的私生子;

托尼奖得主会讲一个关于在洛杉矶巡演而被警察当成妓女抓起来的轶事,而著名演员会讲讲他在莫斯科经历的悲伤、多情、滑稽而又奇异的一幕——太复杂,在这儿三言两语说不清。


尽管有很多杰出的人物曾站在话筒前,但让 Moth 收获最多的,还是平凡的人们。

 

 

我们总说,语言使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但其实真正使人类不同的,是故事。海豚有语言,大象有语言,猴子有语言,但如果《人猿星球》讲述的不是真事的话,人类是已知的唯一会讲故事的物种。

 

运用语言和故事的能量阐释、缓和、团建、鼓励甚至激起矛盾,是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从未间断的活动。毫无疑问,它是无形的工具乃至武器,甚至是希特勒口中「种在大众心里的种子」。

因此,对于听者,它也并不只有关娱乐,或是窥探隐私的好奇。从真挚而切实的经历与成长中,听众总能获得某些安慰和共鸣。这份纯粹的期待让人卸下伪装。无论舞台上的讲述者是谁,似乎都放松而自然,因为在这里,最重要的就是真实!真实!真实!——在 Moth 的舞台上,「呃……」是个加分词。

 


 

像 Moth 这样,在特定情境下,根据个人记忆讲述的故事,叫做「情景故事」(situated stories)。很多研究告诉我们,这样的表达能够帮助我们成长和保持自我。

从孩提时代发展出叙述能力的那天起,我们通过情景故事自我成长的一生就开始了,直到我们老去。这些故事帮助我们在经历与自我之间搭建联系。但据说,你只应该把那些消极的经历写下来、讲出来,这样情况就没那么糟糕。(Lyubomirsky et al., 2006)

早在二十多年前,讲述故事的治愈能力就已经被看到。讲故事有潜能激发内省和行为改变,尤其在我们感到陷入僵局的时刻。在心理治疗中,有一个流派,就叫做:叙事治疗(Narrative Therapy)。

其中的机理可能很简单:尽管在人世间的每时每刻,我们的内心都有无数的想法在流动,但我们太习惯于掩盖自己的真实和脆弱,不与人说。或许是出于对隐私的谨慎,或许是我们担心别人根本就不在意自己的想法。越是黑暗、伤痛的经历,我们就越不愿与人分享。


「讲故事」是一场关于自身脆弱和痛苦之间的战斗。这时,「不善言辞」可能是件痛苦的事。当那些情绪一拥而上,找不到出口,就只能被压抑下来,形成心里难以填补的黑洞。而讲述故事的过程,给我们最美妙的提醒:你不是一个人,有人理解你。

「每个精彩故事的核心,都是某种人类的缺点,」格林如是说,「事实上,是人类的失败。一个伟大的讲者能意识到,某种程度上,他是个小丑。而我们立刻就会产生共鸣,因为我们都是小丑。」

「找到同类」和「表达自己」的快感,作为驱使人们对讲述上瘾的许多原因之一,让一个又一个普通人把自己的名字放到每晚 Moth 抽签的帽子里。随着纸条展开,主持人热闹地念出那个名字,仿佛施了睡美人的魔法一般——

你走上台,在舞台的边缘踟蹰,隔着鞋底试图用脚趾去卷舞台边缘,紧张地寻思着如果此时怯场疯狂撤回到后台会怎样——然后,你意识到能光荣离开舞台的方式只有一种。
于是,故事开始了。

 

-Moth的官网-

 

“好吧,我承认,这还是一个和心理与成长很相关的故事,酱~ ”

 

 

“最好的故事,是在故事中,

看到你自己

——微博 @简单心理 J 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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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