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化学治疗抑郁,我们可能错了吗? | 《纽约时报》长悦读

 

今天向大家推荐一篇《纽约时报》的长文,追述人类和抑郁症斗争的历史。人类对抑郁症的认识,从无知到了解,从回避到积极应对,从使用百忧解到更多的治疗手段,这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并且还在进行着。文章很长,但值得细读。
这篇文章实际上是由小伙伴们在三年前翻译的。在文末,你可以看到全部的人员名单。当时简单心理还没有成立,简里里和何峰出于兴趣,在线上组织了一群朋友们来译介外国的好文章。三年过去了,简单心理在不断壮大,不知道当时的你还在不在关注着我们,和我们一起成长呢?如果文末的名单里有你,快留言给我们哈!

——(永远2岁的简单心理)J室长


Post-Prozac Nation 

后百忧解之国

 

作者|Siddhartha Mukherjee

文章来源|New York Times

翻译|简单心理翻译小组
 

在药物史中,几乎没有什么药品会像一颗白绿相间的小药丸那样,受到市场的狂热追捧。这种含20毫克盐酸氟西汀的药丸,就是我们熟知的百忧解。

 

1994年,Elizabeth Wurtzel在她的自传体小说《百忧解之国》(译注:后改编为电影)中描述了服用百忧解后近乎超现实的体验。在服用抗抑郁药剂之前,她的生活俨然是“一个崩溃的电脑程序:毫无情绪,没有感觉,失去回应,缺乏兴致”,在各种自杀幻想中沉浮。然而在她服用了百忧解的几周之后,人生发生了变化。“有天早上,我醒来发现自己真的想要活下去……抑郁的瘴气驱散了,就好像旧金山的雾气消逝在晨光中一样。是百忧解的缘故吗?毫无疑问。”

 

就像 Wurtzel, 数以百万的美国人欣然接受抗抑郁药物。1988年,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百忧解后的一年间,美国人消化了2,469,000份百忧解处方。到2002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33,320,000。到2008年,抗抑郁药物成为美国第三大最常见的处方药。

 

时间快进到2012年,这些曾激发起人们极大热情的抗抑郁药物却成了现代精神病药物学的反面教材。人们认为这些化学药品被过度炒作,在处方中也被滥用,反映了我们正处于一种“嗜药文化”中,即总想着为解决复杂的心理问题找到捷径。心理学家Irving Kirsch在其文章《皇帝的新药》中坚称,抗抑郁药物并不比糖片(译注:安慰剂)更有用,在很大程度上,它的临床疗效也存疑。在20世纪90年代,如果说最引人注目的书是Peter Kramer的《聆听百忧解》,在这本书中他近乎狂喜地褒扬了百忧解;那么21世纪伊始,最引人注目的书当属David Healy的《让他们去服用百忧解吧——制药工业和抑郁症之间的危险关系》。

 

事实上,这些药物的工作机理饱受质疑。神经细胞-神经元-它们之间通过神经递质来传递化学信号。这些神经递质有很多种形式,比如血清素、多巴胺和去肾上腺素。数十年来,在精神病学领域,一个关键的理论是:抗抑郁的药物是为了提高人大脑中血清的水平。在抑郁症患者的大脑中,血清素的信号水平由于神经递质的水平不均而“被削弱”的。百忧解和Paxil是被认为提高血清素水平的,以此来强化神经细胞之间的信号水平——就像在两者之间加了一个扩音器。

 

但是这个理论饱受争议。在纽约书评(美国一个颇有影响力的书评期刊)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前任编辑Marcia Angell写道:“即使经过了数十年对于‘化学平衡理论‘的验证,研究者仍然毫无斩获。” Jonathan Rottenberg,在《今日心理学》中针对这个观点如是说:“作为科学冒险,低血清致抑郁的理论正在崩溃的边缘。事情也应当如此;科学的本质归根到底就是自我修正。想法必须让位于证据。”

 

难道抑郁症研究中的“血清素理论”真的行不通了吗?难道我们朝着这个方向花了将近40年的时间,结果发现我们对于如何、为何会得患抑郁这个问题的答案,几乎毫无进展?我们此时是否要重头开始,选择和寻找一个关于抑郁症的新的理论?

 

科学会进行自我修正,但在有些情况下,会矫枉过正,抛弃了那些原本可以重获新生的理论。最新的研究显示,血清素确实对于调节心情起着关键作用,虽然血清素的工作机能比我们之前想象得远为微妙和神奇。百忧解、帕罗西汀、左洛复(抗抑郁药物)也许永远不可能成为像之前广告宣称的“神器”,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人们对于什么是抑郁症以及如何来治疗抑郁症的认识。

 

上世纪中叶,关于抑郁症和大脑中化学物质之间的联系的先进认知,在偶然机会中被或多或少地激发了。1951年秋,当位于斯坦顿岛的Sea View医院的医生用一种新药--异烟酰异丙肼来治疗结核病病人时,医生观察到了这些病人的情绪和行为的突然变化。一名记者写道,往常病房里住着垂死的病人,忧郁沉默,但上周病房里很明亮,病人露出开心的面庞。病人们在餐厅里欢笑,似乎悲伤都已经消散。大家都有了精神,有了食欲。许多病了几个月的病人早餐要了五个鸡蛋,吃得狼吞虎咽。当《生活》杂志派一名摄像师来医院进行调查时,他发现病人不再木讷地躺在他们的病床上,相反,他们有的正在打牌,有的在走廊里跳舞。

 

如果在Sea View医院的病人们感受到了一丝复苏生机,那么在距离Sea View以南几百英里的杜克医院的病人们的经历恰恰相反。1958年,医生给一位28岁的女性开了萝芙碱来控制她的血压。几个月之后,她回到医院,诉说自己变得爱哭,反应迟钝,无精打采。她告诉医生,她感到疲倦、内疚、绝望。再过了几个月,她再次到医院来的时候,无力感已经转变成了敌意。另一位服用萝芙碱的42岁女性告诉医生,上帝会在她忏悔之前,把她变疯的。另一位病人说,“抑郁感”在停用这种药后才消失了。在另一家医院,一位服用萝芙碱的病人试图自杀。有些人甚至需要进入精神病病房,进行电痉挛疗法才能缓解症状。

 

精神病学家和药理学家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些奇怪的案例报告。他们感到困惑,那些简单且看来毫无联系的化学物质,比如萝芙碱或异烟酰异丙肼,为何能对情绪产生如此强烈而又相反的影响?正在此时,科学家们弄明白了大脑是被浸没在一碗充满化学物质的汤里的。20世纪初期,科学家们还在疑惑神经细胞是如何互相交流的。到了60年代末,有证据显示,神经元之间的信号是由一些化学物质传递的,其中包括复合胺。难道是异烟酰异丙肼和萝芙碱改变了大脑中某些神经传递介质的水平,从而改变了大脑的信号传递并影响了情绪吗?令人惊奇的是,科学家们发现事实的确如此。萝芙碱,那种让人有“抑郁感”的药,大幅降低了大脑中血清素和与其关联的神经递质的浓度。相反地,那些让人精神愉悦的药物,例如异烟酰异丙肼,却增加了那些化学物质的浓度。

 

这些早期的发现引导精神病学家对抑郁症的成因和治疗提出了一种激进的新假设。他们认为,抑郁症是大脑中的神经递质“化学失衡”的结果。正常情况下,大脑中控制情绪的神经元借助血清素往返穿梭,从而传导恰当的信号。而大脑处于抑郁时,这种传导机制不知为何失灵了。作家Andrew Solomon曾把抑郁症生动地称作“爱的瑕疵”———当然,杜克医院那些用萝芙碱的医生们已经见识过这些瞬时发作的可怕缺陷了:缺乏自爱(产生内疚、羞耻、自杀的想法),不懂关爱他人(归咎、攻击、谴责他人),甚至不存在爱的欲望(死气沉沉、不断逃避、精神迟钝)。但是,这些只是外在症状,根源在于神经递质深层次的传导失败。“爱的瑕疵”其实是化学上的缺陷。

 

专门提高血清素浓度的新药物的发现是对这个理论的有力证明。第一种这类药物Zimelidine是由瑞典研究员Arvid Carlsson发明的。在Carlsson之后,药剂师们将精力和财力投入到提高血清素类药物的研究上,使得抗抑郁剂世界的新贵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1974年的百忧解,1975年的帕罗西汀,还有1977年的左洛复(这些商业名称是几年以后引进的)。

 

 

2003年在波士顿,我开始治疗一个53岁的患有晚期胰腺癌的女人(译注:乔布斯得的就是胰腺癌)。Dorothy的身体一直很健康,直到她发现自己身上出现了无痛性黄疸(皮肤突然变黄而没有疼痛感),这是每个癌症专家都知道的患癌前的不祥预兆。出现无痛性黄疸的原因有很多种,但是对于肿瘤学家来说,他们最熟悉也最担心的,就是胰腺癌了。

 

在Dorothy的案例中,胰腺里的肿块较大,拳头状,恶性的增生向后延伸到血管,并且癌细胞孤立转移到了肝脏。手术摘除是不可行的,只有化疗了。

 

这个突如其来的诊断让她觉得自己像是被打了静脉麻醉注射剂,所有一切立刻变得麻木.当我们在医院里进行化疗时,她整个早上都躺在床上睡觉或者呆望着窗外的河边.最让人烦扰的,是我眼睁睁的看着她陷入自我忽视之中.她之前那头精心保养的秀发变得乱糟糟的一团.衣服也仍然是之前进医院时穿的那套.甚至还有更糟糕的迹象:皮肤上的细小伤疤天天被扒开,食物放在床边的桌子上一动未动,并且她渐渐回避起眼神交流.一天早上,我碰到一场看起来像是每日必有的情绪爆发:有人把床上的枕头移动过了,Dorothy完全难以入睡,而匪夷所思地怪她儿子.

 

让人绝望的诊断结果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不痛苦那才是奇葩——但她意识到了自己所感受到的混乱并且寻求了帮助。我联系了一个精神病专家。在她的同意下,我们给她开了百忧解。

 

开始地几周,我们耐心观察,但什么也没有发生。但当我一个半月之后再在诊所看到她时,她有了显著的变化。她的头发干净有型,皮肤上的伤痕已经消失不见了,皮肤看起来也很好。但她说仍旧感到十分悲伤。她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床上度过的。显然药物影响了抑郁症的许多症状,但是没有改变患者的主观感受。她皮肤上的伤痕得到了治愈,但是爱的缺陷并没有获得痊愈。

 

任何正常的读者在此时都会说,很显然致命疾病的诊断是Dorothy抑郁的起因,而不是血清素的失衡。当悲痛的缘由是如此明显时,我们应该从化学角度去寻找病因和治愈方法吗?

 

我们先偏题一下,来看看心脏病的发病机理。一系列原因都可以引起心脏病——慢性高血压或者胆固醇的生理水平过高或者吸烟都有可能。但是无论起因是什么,阿司匹林对治疗心脏病来说都是有效的。为什么?因为不管是如何引起的,心脏病最终都会形成这么一种状况:冠状动脉中必有一个凝块阻挡血液流向心脏。阿司匹林能帮助抑制冠状动脉中的这种凝块的形成和生长。不论造成凝块的起因是什么,这种药物在临床上都是有效的。就像我的一位教授说的,“阿司匹林并不管你的病史。”

 

抑郁症是否可能像心脏病一样,有一个主要的共同发病途径并且用血清素作为它的主要调节物?在神经系统生物学中有这种统一途径的先例——复杂的精神状态是由简单的化学物质引起的。例如,研究发现尽管引起恐惧的种种原因(熊,蜘蛛或者遗传原因)之间可能几乎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但都包含了一个主要由肾上腺素起作用的共同的荷尔蒙级联。

 

然而,这一连串的探究都无法告诉我们抑郁是否由缺乏血清素引起的。为此,我们需要知道抑郁的人们大脑中是否是有相对较低的血清素或血清代谢物水平(血清代谢物指血清分解的副产物)。1975年,病理学家对抑郁病人验尸来测量他们的血清水平。最初的发现是有建设性的:与控制组相比,抑郁症的病人的大脑血清水平通常较低。但在1987年,当斯堪的纳维亚的研究人员使用更新的工具进行了相似的试验,试图更准确地测量血清水平时,却发现抑郁的病人具有更高的血清水平。之后的试验更是深化了这些矛盾。在一些试验中,会发现抑郁的病人有较低的血清素水平;在另一些试验中,血清素含量则会升高;此外还有一些试验,两者的血清水平会相较无差。

 

相反的实验是怎样的呢?1994年,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给男性测试者一种能够降低血清素水平的化学混合试剂。然后医生来测量,随着血液中血清素的降低,这些测试者的情绪变化。尽管血清素都耗尽了,但是绝大多数测试者的情绪并没有显著的变化。

 

初看上去,这些研究似乎表明,血清素和抑郁症之间并没有任何关联。但是,在麦吉尔的实验中却突显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降低血清素不会对那些从未有过抑郁症病史的健康志愿者产生影响,但血清素的降低对有家族抑郁症病史的人产生了极快的效用。在这些人中,当血清素水平下降时,他们的情绪也急剧下降。而在1990年,由耶鲁大学进行的早期实验中,产生了更令人振奋的结果。当那些已经对能促使血清素升高的药物(例如百忧解)产生反应的患者服用降低血清素的药物时,他们快速并强烈地陷入抑郁中。为什么血清素的降低能让病人的情绪一落千丈?除非,这些患者的情绪,确实受到了血清素的操控。

 

其他实验表明,抑郁症患者并不是持续的处于血清素浓度极低的状态,但有自杀倾向的病人却是这样。也许是因为自杀是抑郁症最为极端的形式?或者自杀是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形式的特定类型的情绪障碍症?如果是这样,抑郁症可能会有多个分支——一些形态的抑郁症能够对增强血清素的药物做出反应,而另一些这类药物对其毫无效用。

 

 

我们可能还不了解血清素具体是如何发挥效用的,但退一步说,血清素本身究竟是否有效?

 

19世纪80年代末期有一些研究针对百忧解对抑郁症的效果。其中一些实验显示,和安慰剂相比,百忧解减少了抑郁症或者的症状。抑郁症通常由不同的症状的标准化评分来衡量。大部分情况下,很多患者在临床表现上都有改进,尽管效果甚微且因案例而异。在现实世界中,这点改变是有深远意义的,焦虑症的转变,悔恨感减轻,或者不再有自杀的意图。而对其他的一些患者,改变却是微小的。或许这些实验产生的最重要的数据也是最主观的:74%的患者反应对抗抑郁药物感觉”很好“或者”非常好“。

 

在1997年,一位名叫Irving Kirsch的心理学家(现在哈佛医学院)开始观察有关抑郁症的安慰剂效应。安慰剂效应有作用,一部分是因为它使心智改变了对疾病和健康的认知。Kirsch想知道这种效应对于用来治疗抑郁症有多有效,因为忧郁症恰好涉及到心智的改变问题。

 

为了测量这种效应,Kirsch结合了38个试验,其中包括使用抗抑郁药物、安慰剂或者没有治疗的病人,然后用数学推理来估算安慰剂对情绪的促进作用。分析结果中有两点让人惊讶。首先,当Kirsch通过综合试验来计算安慰剂的效用时,他发现,仅仅服用安慰剂能发挥抗抑郁药物作用的75%。当Kirsch和他的合作者将那些对抗抑郁药物发表或者未发表的研究结合起来(他们从食品和药品管理局,通过“信息自由法”,获得未发表的数据),抗抑郁药物的作用更小,甚至在一些个案中,几乎没有。目前,安慰剂效应已经膨胀到了百分之82(也就是说,通过服食一枚毫无药性的药丸,即可实现4/5的作用)。 Kirsch开始相信,制药公司是通过有选择地发表正面研究,并且抑制负面研究,从而夸大了抗抑郁药物的益处。

 

但是解释"试验元"中发表的和发表的试验却有点麻烦.一个没被发表的试验不仅仅是因为其影响较小,还有可能是其质量较差--因为选择了错误的病人,分组不当或分组样本量太小。举个例子,那些患有轻度抑郁的病人也许会和重度抑郁患者/强迫症患者/精神分裂症患者集中到一组。

 

2010年,研究者用最严谨的对抗抑郁剂的研究中的六个研究重新审视了Kirsch的解释.这为Kirsch的结论提供了辩护,不过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对于患有中度或者轻度抑郁症的患者,抗抑郁剂的效果微乎其微。但对那些有着最严重形式的抑郁症患者来说药物治疗而不是安慰剂会带来更大的益处。这些病人也许会发现,就像Andrew Solomon一样,他们仍会持续性的感到悲伤,但是是以一个不那么自我毁灭或者让人陷入瘫痪的方式来经受痛苦。正如Solomon写的:"抑郁的反面并不是快乐,是生机,而我的一生,就像我写的一样,是生机勃勃的。"

 

这些不靠谱、似乎矛盾的研究汇聚起来却成为一副极为统一的图画。首先,抗抑郁药物对重度抑郁的患者往往最见效,对中度或者轻微程度的抑郁患者则并非如此。其次,对抗抑郁药物有反应的患者中的大多数,血清素很有可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当抑郁症患者血清素减少时通常会旧病复发。再次,大脑即汤羹的理论,即抑郁症仅仅是因为患者大脑缺乏血清素——这个理论太轻率。

 

 

就像科学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新的理论往往是从一系列完全不同的质问中引发出来。19世界80年代末期,一位名叫Fred Gage的神经学家对一个起初似乎和抑郁症没有关系的问题产生了兴趣:成人的大脑会生成新的神经细胞么?

 

当时的神经生物学的教条这样解释,成人的大脑已完全发育成型——不会再有新的神经细胞生成。一旦儿童时期神经结构形成就固定不变。毕竟,如果新的神经细胞不断替代了原本的,是否记忆也会随这种替换而减退呢?但Gage和其他科学家重新审视了以往的研究结果并发现,成年小鼠、大鼠和人类事实上会生成新的神经元--不过只在两个非常特定的大脑部位:嗅觉泡,即感受嗅觉的部位,还有海马体,即控制记忆并在功能上连接着大脑中调节情绪的部位的卷状组织。

 

情绪和海马体产生的神经元之间会有联系吗?为了找到答案,Gage和他的同伴开始研究应激的小白鼠。当小鼠处于慢性应激状态时 ——通过突然改变它们的生存环境或者移除它们的垫子—— 小白鼠在行为上的症状表现为焦虑或者昏睡并且不再冒险尝试,与人类的抑郁症特点相似。研究人员发现,这些小白鼠海马体中神经细胞的激活率也发生了减少。

 

反之亦然.当小白鼠在一个丰富的环境中安家--一般有迷宫,筑巢材料和玩具--它们变得更加活跃也更具冒险性.它们探索得更多,学习得更快,还自己找乐子。简而言之,丰富性,在行为上会起到抗抑郁剂的效果.当Gage检测了这些在丰富环境中的小白鼠,他发现它们的海马体中有更多神经元的产生。

 

在哥伦比亚大学,另一位神经科学家René Hen被Gage的实验激发了。Hen和其他研究人员开始研究Prozac和神经生长的关系。新生的小白鼠神经元大约需要两到三周——正是抗抑郁药生效所需的时间。那么,氟西汀和帕罗西汀的精神影响是否与神经元的缓慢新生而非血清素有关?

 

Hen 开始向这些小白鼠喂食百忧解。在接下来的几天,小白鼠的行为发生了变换,焦虑减少了,并且小白鼠变的更加活跃。小白鼠在全新的环境中找寻食物,接受新的行为也很迅速。新的神经元在这些小白鼠的海马体中出现,位置正是Gage实验中那些在丰富环境中小白鼠生成新神经元的位置。然而当Hen选择性的阻断了海马体中神经元的生长后,使用了百忧解的小白鼠的活跃特征和找寻食物的本能消失了。也就是说,百忧解的正面效果依赖于这些小白鼠海马体中神经元细胞的生成。

 

2011年,Hen和他的同事通过抑郁的灵长类动物重复了上述实验。用猴子作实验时,慢性长期压力产生的症状和人类抑郁的症状大部分相似。比小白鼠更为明显的是,受压的猴子不愿找寻乐趣而且无精打采。Hen测量了受压猴子海马体中的神经元生长后发现,生长的不多。给猴子服用抗抑郁药物后,抑郁症状减少且神经元开始生长。阻止神经细胞的生长使得百忧解无效。

 

Hen的实验对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有深远的影响,Hen认为Prozac和Zoloft之类的抗抑郁药物只是暂时的提高大脑中血清素的含量,但是只在新的神经元生成时这些药物才有效。难道抑郁症是因为大脑中某些部位神经元的死亡而引发?阿尔茨海默症中,神经细胞和行动衰退有关联,导致典型的发抖。难道抑郁症也是一种功能退化疾病——之中情感的阿尔茨海默症,一种情绪的痴呆?(我们的语言也无法描述。痴呆描述了精神状态的衰竭,但是我们缺少一个描述情绪衰退的类似的词语:可以用“情绪功能退化”吗?)

 

 

海马体(大脑中典型的和存储记忆有关的部位)细小胎膜中这个神经元的死亡是如何引起情绪的紊乱的?传统上我们认为大脑中的神经细胞会形成细小的管理行为的生物结构。例如,一组神经细胞接收移动手的信号然后将这些信号转播给已发手部活动的肌肉。这一生物机构的机能失调会引发行为紊乱,这一点很好理解。可是神经结构如何管理情绪?难道这个神经结构存储着一些例如规则之类,有关适应压力的:生病时、恶心时、面对死亡时、儿子移动枕头时这些情况下你要说什么你要怎么思考?是不是这种大脑神经结构衰退引发恐慌的讯息从而激发了Wurtzel寻死的念头——细胞死亡引发自杀的意图?

 

那么,细胞的生成如何治愈这些感受?是否新的结构生成重新恢复活力,重生有适应能力且不具破坏性的行为?这就是为何Prozac或者Zoloft要花上两到三周才开始起效的原因吗?为了“摆脱抑郁”,我们必须要等待大脑中新的部分的缓慢重生吗?

 

如果这些问题存在答案的话,那可能是来自埃默里大学Helen Mayberg的工作,Mayberg了解了抑郁症患者大脑中活跃和非活跃结构区域。追踪这些部位后她找到了胼胝体下区色带,即海马体胖的一个细小神经细胞束,其功能是连接大脑中控制意识和控制情绪的部位,可以将胼胝体下区色带比作人类认知和情绪之路的潜在交叉点。

 

Mayberg用探测器轻微电击对抗抑郁药物治疗有抵抗力的患者的大脑这一部位时, 她发现了显著的反应比率:75%的患者的情绪在测试时经历了强烈的变化。刺激开始后几秒钟,很多患者几乎没有了抑郁的状态,据说是“忽然的冷静”或者“空虚的消失”。刺激器可以植入患者,作为抑郁起搏器来使用:持续缓解患者的症状。电池电量低时,患者的抑郁又旧病复发。

 

乍一看,Mayberg的研究避开了血清素一说。毕竟,她的研究是基于电击而不是化学药品刺激而引起的情绪变动。但是Mayberg的电击的反应和血清素一说还是有关联的。在胼胝体下区色带这个部位,对血清素敏感的神经细胞异常丰富,研究人员发现,如果他们阻止了抑郁小白鼠大脑中的血清素信号,起搏器就不再有效。

 

这些研究引发了对抑郁症显著且新颖的理论。或许,有些形式的抑郁症源于刺激、遗传、环境或者压力导致海马体中神经细胞的死亡。在未患抑郁症的人的大脑中,海马体的神经细胞结构会向胼胝体下区色带发送信号,从而管理情绪。色带继而整合这些信号并转播至大脑中更有意识的部位,因为我们就可以将情绪或者行为登记在其中。而在抑郁病患者的大脑中,海马体中神经细胞的死亡使这些信号发生紊乱——部分信号为打开状态而部分信号为关闭状态——因而就将意识登记为了悲伤和焦虑。“抑郁是毫无征兆的情绪痛楚”,Mayberg说。她还说到,“在未患抑郁症的人的大脑中,海马体帮助人们将情绪要素放置进一个背景中“——告知我们的大脑,譬如,爱的失去表现为悲伤,或者事业的表现为焦虑。但是当海马体的功能受损时,可能情绪的痛楚会在没有缘由的情况下产生并扩大——就如Wurtzel那永远运行的消极电脑程序。”爱的瑕疵“就会自动生成并且自我实现。

 

我们会"变得沮丧",但是我们很少形容自己"变得快乐"。深植于我们语言中的是一种本能,暗示着快乐是一种状态,而悲伤则是一个过程。在科学意义上也是如此,化学上对抑郁的假说从静态到动态-——由"状态"到"过程"。这些新的研究表明,像帕罗西汀或者百忧解这样的抗抑郁剂,也许并不是被动的增强信号。它并不像之前假设的那样,单纯增加血清素或向大脑的情绪保持线路传送更多的电流。取而代之的是,它更倾向于改变线路本身。像血清素一类的神经化学物质仍在这个新的抑郁症理论中占据核心地位,但是其起得作用不同了:作为使神经生长的动力,甚至也许形成新的回路。画家Cezanne在莫奈的一幅风景画前感慨:"莫奈只是一个视角。但是,天呐,多牛X的视角。" 依这个逻辑来说,大脑就只是富含化学元素的一碗羹而已——但是,天呐,这是多牛x的一碗羹啊!

 

 

不可否认的是,这理论中有重要的漏洞——并且无论如何都不能说这理论是普遍适用的。抑郁是一个复杂,多样的疾病,有不同的前因和体现。临床实验已经一致证明,serotonin-enhancing antidepressants [血清素含量提高型抗抑郁药物]只对抑郁最严重的患者中的一部分人起作用。Prozac对这些病人起作用是因为他们的抑郁跟海马体中的细胞死亡有关么?这药物对轻度、中度病人无效,是否因为病因不同?

 

对这些药物不同的反应也可能是因为生物路径的不同。一些人可能涉及到神经递质而非血清素;而对另外一些人,大脑中存在一些不是神经传导素的生物因素引起的变化;还有一些人,根本就没有刻意确认的化学物质或者生物因素。比如说,和帕金森症相关的抑郁症就和血清素关系不大。产后抑郁症又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症状,很难想象神经传导素或者海马趾神经形成对其有关键作用。

 

理论既没有解释为何“谈话治疗法”对一些病人有效果而对别的病人没效果,也没有解释谈话和抗抑郁药物的综合使用比两者单独使用效果更好。我们不可能通过“谈话”使大脑生成细胞。但是也许大脑某个控制意识的部分记录了聊天会改变神经死亡的方式.抑或是因为谈话可以释放其他化学物质,打开了神经细胞生长的平行路径。

 

但是,最为重要的结果和如何理解神经生长、情绪变化和行为改变中间的关联是有关系的。或许Prozac和Paxil这些抗抑郁药物主要改变大脑中的行为结构——尤其是海马体内部负责存储和组织记忆以及既定行为继而改变情绪的结构。如果Prozac帮助Dorothy有了更好的睡眠并抑制她不再毁坏自己的皮肤,她的情绪最终因为她自身的行为改变得以治愈了吗?简而言之,Dorothy生成了她自己的安慰效果吗?哪些情绪是行为?可能你的大脑使你“行为”抑郁,继而你“感受”抑郁。或许你感到抑郁一部分是因为你的大脑使你行为抑郁。类似的考虑很快就超越了精神病学的领域并进入了一个更不可预知更混乱的领域。因为情绪紊乱而起,但是迅速的转向有关大脑组织秩序的问题了。

 

科学史家John Gribbin曾经写到过,开创性的科学发现总是不可避免的被技术发明超越。望远镜的出现使人们认识到地球和行星是紧紧围绕太阳运转的,也使得人们对于天文学和物理学有了新的认识。望远镜使得光学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正是这样,才有了后来细胞的发现。

 

我们能够用来探寻有关情绪情感这个未知宇宙的设备仍然很少。目前,我们只能综合化学治疗、电疗和希望(心理疗法),通过这三钟疗法所产生的效果,间接地了解大脑的构造及其所属功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有关抑郁的新理论所形成的深刻见解将会最终极大的推动新的抗抑郁药剂的产生:新的药物将直接刺激生长在海马或下扣带回深部的神经生长。这些新药物的投入使用可能会使百忧解和帕罗西汀退出市场,不过任何一种新的治疗都会影响我们大脑中5-羟色胺的含量,从而影响大脑的思维能力。我们目前的抗抑郁药剂研究有着最为先进的理念,但技术上的突破却远不及医学上的。是化学科学上的成功,让我们能够初窥人类的大脑,以及初探这生物学领域内为人所知的最神秘的疾病之一。

 

 

感谢当年的翻译小组成员。他们是:

双末芥,Freddie Lyon,你才是懒猫,瑜儿小,小弱_人参淫家,卡帕的小红狐,sar ,惊蛰,dseye,清净,Micha Berri,Caren,Anonymous,木绕子日屯,抠鼻屎的人 ,峰哥, 简里里

 

 

 

忧郁万岁,这是人生欢乐的阴沉母亲。 

(德 · 雷马克 《流亡曲》)

 

——微博 @简单心理 J 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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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