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犯是如何被“制造”的? | 那个男人在杀死范思哲之前就已死去

那个男人在杀死范思哲之前就已死去

FBI十大通缉犯是如何被制造的?

 

文 |  陈舜(简单心理认证·实习咨询师)

编辑 | 鹿仙贝

 

1997年7月15日,以“蛇发女妖美杜莎”为logo的意大利奢侈品品牌范思哲(Versace)创始人詹尼·范思哲(Gianni Versace)被枪杀身亡于美国迈阿密自宅门前。与他一同死去的还有一只被子弹碎片误杀的白鸽,后经FBI调查显示,这位时尚巨星的陨落与那只白鸽的陪葬一样无辜。

 

2018年美剧《美国犯罪故事:刺杀范思哲》以范思哲生命的最后一个早晨开场,将那宗20年前轰动全世界的谋杀案再次带到人们的视野之中,而光是“范思哲”这三个字就足以掀起一波大家对这部剧及其背后真实事件的关注与讨论。

 

除了话题热度,该剧优秀的剧本、制作和演员也让它一举囊获艾美奖最佳限定剧、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导演三大奖项,在豆瓣和IMDB一致收获8.5分的好评。


 

(范思哲品牌logo)


 

剧名叫做“刺杀范思哲”,而非“范思哲之死”,便揭露了整部剧的主角其实是那个没有被说出的主语,杀死范思哲(和鸽子)的凶手——安德鲁·库纳南(Andrew Cunanan)。

 

(左为在剧中扮演安德鲁的演员达伦·克里斯;右为历史上真实的安德鲁)

 

在安德鲁杀死范思哲之前,他已是一名身负至少四条人命的连环杀人犯。安德鲁杀害其他受害者的作案动机皆有理可推:起先因为矛盾杀死了朋友与男友,逃命途中为了财物和车辆杀死了曾经包养自己的金主和一名路人。

 

讲到这里,应该不难注意到安德鲁其实是一名男同性恋,这可能是他和几乎毫无交集的范思哲拥有的唯一共同点。由于安德鲁在被警察找到之前就吞枪自杀,他杀死范思哲的作案动机成为遗留至今的最大谜团。

 

导演根据调查和采访资料,用末尾两集揭露安德鲁的父亲——莫德斯托·库纳南(Modesto Cunanan)是如何将自己的亲生儿子塑造成一个心狠手辣的连环杀人犯的。如果说范思哲的生命在被子弹击中的那一刻结束,那么安德鲁的“死亡”则早在童年时期就埋下伏笔。以心理学视角解剖安德鲁,我发现了其父留在他成长历程上的“一剂麻药”和“五把刀”……

 

 

 一剂麻药 

特别的妄想

 

“特别”是安德鲁幼时从父亲莫德斯托那里接收到的关于自己的关键字,这也是日后让他走向犯罪并不可自拔的重要人格构成。父亲用所有的语言和行动,让年幼的安德鲁对自己的特别深信不疑。当然,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是特别的。但是,父亲给安德鲁所传递的特别的含义是可以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绝对权力。这一剂麻药是“杀死”安德鲁的第一步。

 

(莫德斯托的“特别”教育)

 

首先,安德鲁与他的三位兄姐,甚至是母亲在家中的待遇相比可谓天差地别。导演用搬家一事,将安德鲁在家中的特别地位完全展现出来。夏日炎炎,一家人为搬家在太阳底下汗流浃背的时候,安德鲁则可以一个人在屋内吹着风扇看着书。

 

(安德鲁的特别待遇)

 

搬家途中,安德鲁坐副驾,母亲和哥哥姐姐坐货箱。到达新家后,父亲更是将唯一的主卧分配给了安德鲁,而哥哥和姐姐们只能挤在一个小房间里。

除此之外,父亲还将轿车送给未成年的安德鲁,这是哥哥姐姐们就算已经拿到驾照也享受不到的待遇。主卧和汽车正是安德鲁成年后常常向他人提起的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和其他所有他在童年时享受到的特别待遇一起,坚固地构成了他对于自己“特别”的自我概念。

 

 

反观范思哲的家庭教育,范思哲的母亲对于“特别”有着完全不一样的解释。范思哲的母亲是一名裁缝,在得知范思哲经常偷看自己工作之后,主动提出可以教他辨识衣料、练习裁剪。在教学的过程中,小范思哲抱怨太难,而母亲说正是因为热爱,所以这件事情是特别的,值得我们不断投入时间和精力,努力尝试克服困难。

 

 

这两种家庭教育的对比,让我马上想到一个很经典的心理学研究。简单来说,这项研究呼吁大家夸奖孩子的时候要“夸努力”而不要“夸能力”(Muelle & Dweck, 1998)。

 

因为夸能力会让孩子在失败之后,陷入对自己能力高低的困惑之中。

比如,父母经常夸奖孩子聪明,孩子会将成果归功于自己的智商,面对失败的时候,便很容易陷入“如果我是聪明的,那么为什么会失败”的自我矛盾之中,注意力最后被转移到“我的能力到底如何”的自我纠结上面,一次失败就像是整个人被宣判了一样,因此投入到下一次尝试的动力、注意力和精力也就被分散了。

 

相反的,如果夸奖孩子努力,失败只代表这一次的尝试,孩子会更愿意调整方法、投入更多努力来进行下一次的尝试。成功失败不会与自我价值挂钩,每一次的失败不过是为了下一次尝试所提供的反馈,被夸奖努力的孩子自然更能够投入,也更有毅力。


 


 

而安德鲁从小受到的夸赞无关努力,也无关能力,那是超越一切条件的“特别”教育。特别与安德鲁的自我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如果特别被推翻,那么安德鲁便失去了价值。所以不论安德鲁做什么,都一定要成功,如果他也会失败,那么他就不够特别;不论安德鲁做什么,一定是信手拈来的,如果他也要付出努力,那么他就不够特别;不论安德鲁做什么,一定会得到所有人的关注,只因为他“天生”就是最特别的那一个。


这些基于“我是最特别的”所发展出来的人生信条,在每一个人生的岔路口引导着安德鲁最终走向最黑暗的罪恶深渊。父亲在因为挪用公款潜逃回菲律宾之前,一直为安德鲁提供着极奢侈的吃穿用度,这些生活细节也是构建安德鲁“特别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失去父亲这个经济支柱之后,安德鲁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经济来源。打工?打工是不可能的,这辈子不可能打工的。其实安德鲁在父亲潜逃后,短暂地在当地药店打过工,但是安德鲁的自我概念并不允许自己过着平凡普通的生活


名誉、金钱和地位,他要拥有一个“成功人士”应该拥有的一切;喜爱、关注和赞美,他要一直站在舞台的正中心,在生活中不停地表演才可以让他永远不被聚光灯抛弃。


 


 

所以,安德鲁很快发现了一种可以迅速满足自己“特别人设”的生活方式——被包养。

由于安德鲁曾经的优越家境,他的谈吐,见识和气质便与一般男妓不同,因此颇受那些深柜富豪大亨喜爱。

被社会名流包养,拥有名誉,金钱和地位的假象让安德鲁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再向不知情的人伪造一个“好莱坞舞台设计师”的身份,不仅可以合理化所以物质所得,还可以让人刮目相看。

 

一个似乎拥有世界上所有令人羡慕标签的人设拔地而起,空洞的内心好像也被填满了一般,安德鲁因此可以在失去父亲的经济支持之后,还能活得像以前一样。

即使安德鲁曾有很多机会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借助金主的经济和人脉资源为工作或者学习奠定一个高于常人的基础。但是这对于安德鲁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不能成功地一步到位的话,通向成功所付出的汗水和心血,以及可能遭遇的失败,都将威胁到安德鲁“特别”的自我概念。

如果说撒谎的人是安德鲁的父亲,那么用尽一生去圆谎的人便是安德鲁自己了。

 

 

 第一刀 

杀死同理心


安德鲁的父亲作为全家的经济支柱,他对整个家庭结构的影响是具有决定性的。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家庭仿佛被分出了上下两个等级:一是安德鲁与父亲组成的上层;二则是母亲与哥哥姐姐们组成的下层,哥哥姐姐们都戏称安德鲁为“王子”。

在这个家庭结构中,父亲与母亲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而这种不平等也时时刻刻地体现在父亲对母亲的一言一行中。


首先是语言暴力,父亲的眼中只有安德鲁,从来就没有母亲的位置,父亲看母亲的眼神是完全地轻蔑与冷漠。总是不留情面地在孩子面前辱骂母亲,软弱和愚蠢。遭受辱骂的母亲也从不敢发作,只是努力讨好,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父母双方的默认似乎也进一步地加强了层级差异在家庭成员心中的存在。

 

 

其次是身体暴力,父母曾就是否该给未成年的安德鲁买汽车一事发生争执,父亲一把将母亲推倒在地,这一切都在安德鲁的余光中发生。即使看不见,家中其他房中传来的响声,脸上的淤青或者身上的伤痕,突如其来崩溃的情绪都可以透露这个家中正在发生些什么,而看见与不看见施暴对孩子所造成的影响几乎没有差别。


最后是挑拨孩子一起对另一方施暴,父亲让安德鲁相信自己遭到的特殊待遇是由于自己与母亲,还有其他兄弟姐妹本质上的不同而导致的。安德鲁得到的偏爱是理所应当,而母亲遭受到的暴力,没错,就和父亲说的一样正是因为她的软弱和愚蠢。

父亲的“言传身教”成功地让安德鲁学会漠视母亲,合理化一切眼前母亲所遭受到的痛苦,安德鲁的同理心被杀死了

 

 

目睹家庭暴力将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以及情绪,认知和社会化发展造成损害。目睹家庭暴力的男孩很有可能出现暴力或叛逆的外化行为,许多男性家庭暴力施暴者都可以追溯目睹家庭暴力的童年历史;女孩有可能在目睹家庭暴力之后出现焦虑或抑郁的情绪问题,而许多女性家庭暴力幸存者可以发现在她们幼时曾经目睹过家庭暴力。


另外,存在家庭暴力的家庭环境,难以为孩子提供安全依恋发展的条件,不安全的依恋模式可能会让人在亲密关系中感受到嫉妒与愤怒,从而增加关系中的暴力和侵犯行为(Kitzmann, Gaylord, Holt & Kenny, 2003)。

这个研究结果与安德鲁杀死第一个被害者的动机相吻合,当时安德鲁在被金主赶出家门后,跑到交往对象大卫·麦迪逊家中(David Madson)向其求婚,在遭到拒绝之后,怒火中烧,觉得是他们的共同朋友杰弗里·特里奥(Jeffery Trail)从中作梗,导致大卫变心。因此将杰弗里约到大卫家中,用棒球棒将其残忍杀害,而大卫也在之后与安德鲁一起的逃亡途中被枪杀而亡。


愧疚?不存在的,失去同理心的安德鲁不过是在惩罚伤害自己的叛徒。恐惧?不存在的,把自己放在宇宙中心的安德鲁最怕的是事情不按自己希望的那样发展。

 

 

 第二刀 

杀死情绪

 

父亲跑路回菲律宾后,安德鲁曾只身来到父亲老家,期待父亲还留有后路,可最终不得不面对家道中落的事实。发现自己一直以来都活在父亲成功的谎言中的安德鲁哭了,父亲没有安慰,反而是辱骂安德鲁软弱的像他母亲,像个女人。

 

 

全家需要依赖父亲生活,父亲在家中的权威地位让他的喜好变成了全家的规则。哭泣以及所有成功者不会有的表情和情绪都是不被允许的,因为它们皆是父亲所认为的弱者的象征。儿童时期是情绪发展的重要阶段,批评或者忽视孩子愤怒或者悲伤等情绪可能引发更大的负面情绪及压力。从长远角度看,孩子无法识别、正视、表达或处理情绪,会在之后与自己或者他人相处的过程中造成困扰。


如果一部分的情绪是不被允许的,那么孩子很可能选择性忽视这些情绪的存在,与真实的自我产生嫌隙,从而引发更多的痛苦和行为问题;或者在自己感受到这些情绪的时候,感觉到自我概念受到威胁,否认或者扭曲这一部分的自己。错误的情绪教育,杀死的不仅仅是孩子的情绪,还有一部分的自我连接,这一部分丢失掉的自己也造成了人们的迷茫与痛苦。

 

 

 第三刀 

杀死梦想


也许是因为成长在物质匮乏的环境,安德鲁的父亲和很多父母一样,只相信成功和金钱,这是他们判断个人以及事物价值的唯一标准。兴趣爱好?如果可以赚大钱,好!如果赚不了钱,那就是在浪费时间。安德鲁曾经向父亲表达过喜爱写作,便得到了上面的回答。

慢慢地,孩子的热爱被杀死,因为它在父母眼中没有价值;渐渐地,孩子再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因为这并不重要。

 

 

多少高考学生在报志愿的时候犯了难,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想学什么,最后就真的只能看哪个专业热门或者好考来决定。但是这之后的几年都要面对这个专业,因为不喜欢所以提不起热情,因为提不起热情所以总是缺乏动力、变得消极,严重的还会影响对自己的看法,上升到个人层面,性格发生改变。


范思哲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则与安德鲁的完全相反,范思哲的母亲观察到范思哲总是在自己工作的时候偷看,猜到也许范思哲喜欢做裁缝,便将范思哲叫到身边,告诉他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一定要坚持做你喜欢的事情。

母亲的认同与支持,在范思哲的心中种下为热爱而不懈努力的种子,这也奠定了范思哲日后获得成功的重要基础。

 

 

安德鲁的梦想被父亲杀死,从此他追逐的只有一个即使达到也无法让他打心底开心的成功外壳。

 

 

 第四刀 

杀死自我价值
 

与许多吃过苦,摸爬滚打求生存的人一样,安德鲁的父亲的梦想是“自己不是富二代,但是希望可以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富二代”。乍听之下,是令人感动的豪言壮语,但是“富二代”对说话的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值得深究。


安德鲁的父亲对富人的刻板印象完全地展现在了对安德鲁的教育之中:

第一,富人的孩子要吃穿奢华,所以让安德鲁衣食住行都是最好的;

 

 

第二,富人的孩子礼仪仪表要得体,所以要求安德鲁从餐桌礼仪到着装仪表都要记到骨子里。这饱含着父亲曾经最深切的愿望——“如果我生来就是个有钱人该多好”,这个愿望没有办法在自己身上达成了,所以要加倍在安德鲁身上得以体现。从内到外,从气质到仪表都要彻彻底底地像个有钱人;

 

 

第三,富人的孩子得上名校。安德鲁父亲为安德鲁提供了一切他认为最好的东西,也就是他从小所匮乏的物质。作为回报,他对安德鲁的要求就是考上名校,因为这也是成功家庭的标配。考不上是绝对不被允许的,如果安德鲁没有在父亲的成功蓝图中做一个合格的富二代,那么他的价值也随之贬损。

安德鲁拿到面试结果后,紧张的不敢打开信封,当母亲告诉他过了后,安德鲁仿佛劫后余生一般地哭泣,因为他考上名校才不至于被抹杀存在的价值。

 

 

父亲更是在看到结果信之后,跪在安德鲁的身下亲吻他的鞋。不敢想象如果结果不一样,父亲又会是怎样极端的反应。也许没有这么极端,但是大部分父母言语上所表达的期望或者行为上表现的差异,都是在告诉孩子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才是更有价值的,这种有条件的爱正是在杀死孩子那些不符合期待的自我

 

 

再反观范思哲母亲的教育方式,范思哲在学校画服装设计稿,被老师发现骂作变态。回到家,母亲不是骂他为什么要在学校画画,而是支持他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抵御外界的攻击。无条件的接纳可以保留住孩子完整的自我,让他的潜能得以充分发展

 

 

 

 第五刀 

杀死真实


前面的四刀仿佛在为安德鲁开脱罪名,安德鲁误入歧途好像只是错误家庭教育导致的结果。他骄奢淫逸,不过是娇生惯养的结果;他爱出风头,不过是活在父亲制造的特别谎言里了。

但是当谎言被戳破之后,安德鲁回到美国,迫于生计去药店应聘店员。当老板询问他家庭背景的时候,安德鲁将在逃罪犯的父亲说成是菲律宾菠萝园大亨,这也成了之后他向别人介绍自己父亲的说法,他选择了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

那一刻他决定将父亲没有圆好的谎,给继续圆下去,他选择将自己的真实杀死

 

 

真实包含两个层面,首先是自我意识与真实自我的统一,简单地来说就是“知我”合一;其次是自我意识与行为语言的统一,可以被称为“知行”合一。人本主义理论认为,人们精神上的痛苦皆来源于“我-知-行”之间的不和谐统一(Wood, Linley, Maltby, Baliousis, & Joseph, 2008)。


在安德鲁撒下第一个谎之前,他可能只是一个被父亲的价值条件带偏,失去“知我”连接的孩子。但是,当他决定用谎言“延续”他的辉煌人生之后,连“知行”也不再统一。仿佛在空不见底的黑洞之上糊了一层金纸,就当是坐拥了金山银山一般。


谈到不被接纳的真实,就不得不提到性少数群体,这也正是这部剧的一大议题。

由于事件几位当事人都是男同性恋,还原案件的同时也让大家一瞥美国九十年代同性恋生存状况。军队中的歧视与霸凌让杰弗里放弃热爱的海军事业,为了在军中隐藏同性恋身份不惜自残;被安德鲁打劫虐待的同性恋客人,事后在警察接通他的报警电话之后,不出一声主动挂断了电话,因为报警就意味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会曝光,在当时对同性恋充满歧视的社会环境下,报警可能意味着又一轮的羞辱;而安德鲁在杀死地产大亨李·米格林(Lee Miglin)之前,大卫和杰弗里两条人命都不足以引起警方重视,因为死的不过是几个同性恋而已。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觉得同性恋需要做到特别优秀才有资格和能力出柜一样,因为这个社会让他们感觉自己“天生比别人矮一截”,如果不去补那个落差的话,暴露身份便会引来轻视和攻击,而且无力反抗。不安全感让性少数群体选择隐藏自己,知行的不统一带来了许多的困扰与痛苦,而这些本不应该由他们承受

 

 

 范思哲之死 
父亲的美国梦

如果要追本溯源,我会说是安德鲁的父亲莫德斯托的美国梦杀死了范思哲。正如前文所说,从小家境贫苦,生于菲律宾农村的莫德斯托,最匮乏的就是物质上的满足,因此在他的世界里,物质就是一切,而一切的不幸福都来源于贫苦。

所以他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奔小康,这和美国政府当时宣传的美国梦不谋而合。

 

 

只要你够努力,用双手就可以迈向富裕,实现阶级跨越。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才发现美国不是遍地黄金,而自己仍然与那个美国梦描述的成功形象差了一大截,只能靠偷和骗让自己看上去像成功了一样。

 

 

莫德斯托“天生富贵”的愿望和成功之前先得像个成功人士一样的信念,将安德鲁按在自己定义的模子里成长。

莫德斯托美国梦碎之后,逃回菲律宾,在与安德鲁的对话中说到自己在这种炎热多蚊虫的环境中长大,哪怕离开多年,打回原形也依然可以适应。

而安德鲁不同,他自出生以来就一直被捧在天上,掉到现实中也许比杀了他更痛苦。

 

 

失去金主提供奢华的生活,失去恋人的喜爱与关注,安德鲁精心编织的谎言破了,可能再也无法圆好了。杀死杰弗里是出于被夺走一切的愤怒,杀死范思哲则是穷途末路之后,仍执迷于追逐成功表象的穷凶极恶。

 

安德鲁的遗憾


和莫德斯托一样,安德鲁也成了一个“机会主义者”,绝不放过任何一个看上去更加成功的机会。名流富豪是他奋斗周旋的战场,包养的条件则是他不断超越的薪资水平。他曾经有机会攀爬到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时尚设计师之一的范思哲的身边,但是他被拒绝了。

 

英俊外表、得体谈吐和诱惑暗示都在范思哲的身上失效,范思哲看出了安德鲁迷失的自我,拒绝亲吻是想要表达他对安德鲁的认可和欣赏并非出自性欲,希望他可以回到地面,找回真实的自己。

 

 

很显然这样的好意并没有被安德鲁理解,也许那天安德鲁没能穿上的“水晶鞋”,成了他心中的一根刺。没能与范思哲搭上关系,也许是安德鲁最大的遗憾。所以在最后,才要逃到迈阿密,将范思哲杀死。

如果死亡终将把他吞噬,他最害怕的就是得不到关注,被世人遗忘。而杀死世界上最著名的天才设计师,将永远的把自己与之联系在了一起,即使是以杀人犯和被害者的关系被世人记住……

 

(看见自己与范思哲的照片一同出现,安德鲁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死亡也无法改变 
真实与虚假

范思哲在死后被众人哀悼,他的一生获得了名誉、金钱、权利和爱慕,而这些不过是他为了热爱特别努力之后,所获得的成功的副产品;而安德鲁一辈子都在追逐特别的表象,任何可以被称之为成功的副产品,都成了他努力的方向。最后,也只不过留下了一个特别的名号——FBI十大通缉犯。

 

(姐姐哀悼范思哲,发现镜中自己的脸与范思哲logo重合)

 

“特别”的麻药让安德鲁沉醉在与众不同的幻觉之中,同理心、情绪、梦想、自我价值和真实被一一杀死,最后只剩空洞的虚无,绝望地滋养着不断肥硕的虚荣之花。歇斯底里地吞噬着所有那些可以被称之为成功人生的组成要素,试图填满曾经熠熠生辉的特别人设。

如果再没有可能实现,那么与代表成功的范思哲齐名,也是一种圆满。


然而,糊在空洞虚假之上的那一层冒充成功的金纸,除了自己,其实谁也欺骗不了。

 

(安德鲁的骨灰被安放在密集的格子间)

 

References

Kitzmann, K. M., Gaylord, N. K., Holt, A. R., & Kenny, E. D. (2003). Child witnesses to domestic violence: a meta-analytic review.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71(2), 339.
Wood, A. M., Linley, P. A., Maltby, J., Baliousis, M., & Joseph, S. (2008). The authentic personality: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onceptu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uthenticity Scale.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55(3), 385.

2019年0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