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友情总是来得快去得也快？

这个其实要分很多种情况讨论，有的人我们称之为是自来熟，就是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可以很容易地和别人建立非常亲密的关系，甚至在对方都还有点不适应的时候，他可能就已经把自己的身世背景、心里边的想法都已经合盘托出，这种情况也很难说不好，因为它仍然是一种行为模式，而所有的行为模式都是有利有弊的，这样的行为模式也有它的好处，比如说这个去做销售，他很可能就会比其他的人更容易取得成功，因为他可以用非常快速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去和别人拉近关系。但是的确它会有他的弊端，就是这种关系往往会比较肤浅或者是表面化的，会建立在一个不是很稳定的基础上。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俩好像聊得特别热火朝天，但是这个会面结束之后，也许我们可能就不会再联系，或者好像我们除了记得一些印象深刻的点之外，我们对这个人其实还是缺乏了解，那这种关系我们有时候会称之为表演性的关系，就是当天会显得特别热情和特别熟，但是之后其实也没有更深层连接的方式，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则是一个人他会很容易把自己去交托给另外一个人，去信赖另外一个人，或者是过度地去理想化一个人，但是之后他可能会对这个关系越卷入越深的时候，会渐渐发现失望，他会发现对方对这段关系的投入没有自己期望的那么多，他的这种失望最后可能转化为愤怒，最后会导致这个关系的破裂。这种情况我们一般称之为边缘性的关系，边缘性的意思是他会特别渴望别人能够跟自己在一起，但是他的这种渴望本身又是特别不稳定和特别激烈的。所以，往往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称之为会有一个“蜜月期”，就是他会和这个人走得特别特别近，但是这个“蜜月期”度过之后，他的要求会越来越多，而往往关系中的另外一个人就会不堪重负，那这个时候就会激活他们心中的一个假设，就是说他们其实都会有一种被抛弃的假设，所以他可能就会想说，会不会其实他根本从一开始对我就没有那么好，或者他会不会很可能就会抛弃我。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做出一些试探性的尝试，比如说会去吵架，或者会去索要更多，当这种尝试失败的时候，因为它常常会是失败的，他就会情绪更加激动，这种激动的情绪，事实上会把对方推得离自己更远，因为对方会觉得他好像开始失控了。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关系可能就越来越难以去维持。这个背后的同时，还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称之为认知的特点，叫作全或无，或者叫作两极化思维。就是说，如果他跟我的关系足够好，比如说一对恋爱关系的话，如果他爱我的话，那么他就应该每分每秒、每时每刻都想着我，或者当我给他发短信的时候，他应该立刻能够回我短信，或者当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不能够不接。就是这种要求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高，一旦对方要求不能够满足其中一个要求的时候，他会立刻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会变成说他根本一点都不在乎我，这一点也会导致他的情绪的崩溃。所以边缘性的关系的治疗也是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就是说并不能通过一两句简单的建议，或者非常短的一个时间就可以去修复。他也是需要在一个咨询关系里慢慢觉察和改变自己的关系特点，但是在这种咨询关系里，他同样也会把这样一个模式带进去，就是他跟咨询师也会出现同样的一个过程，一开始他会非常地理性化咨询师，投入特别多，但是到之后，他可能会不断地去挑战这个咨询师的边界，然后提出很多不可能被满足的要求，甚至也会非常生气和崩溃，他们之间会有来来回回交战非常长的一段时间，而这些实际上都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如果他能够在咨询室里边跟咨询师最终学会用一种比较平和、比较稳定的一种方式去建立关系的话，那么他也有可能在生活当中的关系模式得到改变。

我要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心理学对“自我”这一概念的认识可谓纷繁复杂，不同流派有不同的认识。总体而言，对“自我”这一概念的认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认为       自我在成人后是固定不变的，倾向于从个体的视角看自我，强调人应该忠实于自我；另一类认为    自我即使在成人后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自我是关系性的，不同的关系可以发展出不同的自我，同时自我还属于更大的社群。有两个提问可以反映这两种观念的差异。第一种认识的提问是“Who are you?”好像有个固定不变的你，可以去探索和发现，并且我和你是截然分隔的；第二种认识的提问是“How are we becoming other than who we already been?”(我们如何正成长为一个和当下不一样的人？)这一提问不在你我之间划分界限，我们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并且无论我们是否想要改变，我们都在改变。作为叙事治疗师，我们秉持的是第二种认识。既然我们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那什么在影响我们的变化？我们生活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中，每一个社会文化都有一些主流的价值观、信念、习俗和标准，在规范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影响我们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叙事治疗把这些在特定社会文化中被视为理所当然正确的主流价值观、信念、习俗和标准，称为 主流论述 。人们按照主流论述规范和塑造自己，却很少思考和质疑这些论述。叙事治疗认为人的心理问题的产生，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人们无法达到主流论述的要求或标准。例如如果主流论述认为男人就应该有成功的事业，如果一个男性在职业上发展平平，即使他很顾家，对人友善，有不错的人际圈，他还是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人，觉得自卑。另一种情况是人们能够达到主流论述的标准，但是达到标准的过程带来的影响造成了问题。例如一个人兢兢业业，为了集体利益常年在外，牺牲了自己的家庭。从主流论述看，他是一个成功的人，是楷模。但在自己的家庭中，长期的缺失导致家庭关系出现各种问题。如果我们对主流论述缺乏思考和质疑，我们常常会在努力达到主流标准的过程中，迷失了自我。因此，我要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每一个人的“人生伦理”。当自我不再是固有不变的事物，而是一个时时刻刻的自我规划时，我们都要为自己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负责。叙事治疗称之为“自我关怀”(care of self)。如果我想要成为一个“好人”，我就时时刻刻规划自己做“好事”，并且还要思考这些“好事”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的影响。我需要思考当下的选择、采取的行动正在把我塑造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人是我真的想要成为的吗？我需要思考在本土文化中，哪些论述是我想要遵从？哪些论述又是我想要修改或摒弃的？我自己更偏好的价值观、信念是什么？当我们不再盲目地听从主流论述的要求，从思考和质疑中发展自己更偏好的价值观和信念时，并且按照这些价值观积极主动地采取相应的行动，我们就在塑造自我上就有了主动权，我们的人生也因此有了更多的方向和可能性。 

最近在看一本书叫《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阅读此书纯属偶然，没想到会这么令人惊喜，我一直以来的很多不那么清晰的感受，以及没有被明确解答的困惑，都在阅读的过程中豁然开朗。 此书的作者是孙基隆，历史系教授，背景很多元，在香港，台湾，中国大陆，美国，加拿大都工作生活过，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东亚文化，以及西方文化都有深入的理解和切身的体验。 我本人在中国大陆生长到十几岁，后被抛到西方世界，独自生活到二十多岁然后回到大陆，在此期间接受的都是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文化价值观，包括我所学的专业，做的工作也是“心理学”——源自西方文化的产物。 回到大陆，回到自己的文化和原生家庭，发现很多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令我不解和愤怒的现象，包括在多年的咨询工作中，看到了很多我并不是完全不能理解，但也不能说完全理解的心理现象和动力。 在读了孙基隆的这本书之后，我更加清晰的意识到，即使是自己的文化，你也不一定真的理解，而了解和理解一种文化，对于理解在这种文化之中的人的内在世界，远比我之前以为的要更加重要的多，光有心理学的视角是不够的。  文化对“人”的设计  首先，这本书解答了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困惑，为什么中国家长那么关心孩子的身体，甚至只关心孩子的身体，即使这个孩子已经很大了。 我就是被这样关心的，我妈到现在也还是会关心我身体怎么样，有没有按时吃饭，冬天不要穿破洞的裤子。 我觉得我看到的身边的父母，我来访们的父母，也都是这样的，对家人身体的关心是第一位的，似乎很少听到谁的父母关心孩子的情绪和精神世界。好像大部分的中国父母都觉得，养育孩子就是给吃给穿，供着上学，就这么就养大了。 说的直接点，我一直觉得这和养一只宠物没什么区别，这根本是没有把一个“人”当成是“人”。   孙基隆给了我解答，他提出，中国人是用“身”这个名词来指代自己的，例如“本身” “自身”，翻译成英文就成了“ this body of mine”，指的就是 “body”——“身体”。 而“本人”的词在英语里是“self ”, “oneself”, 这里面是包含了人格的。中国的很多说法 “终身” “明哲保身” “自身难保” “献身”，也都是聚焦于“身”。 中国人只有“人身”观念，没有“人格”观念。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中，就不存在一个完整形态的精神主体，只当个体是一个“身”。而在西方文化中，个体是包含一个灵魂，也就是“自我”，以及由这个“自我”组织管理的理智，感情，以及身体。 我认为，很多中国人婚恋观中要求的“门当户对”，“条件相当”，“要能够提供物质保障”等等，同样也体现了对“身”的关注，和对情感，精神的忽视，好像把“身”照顾好了，就没有其它需求了。 个体是一个有灵魂的精神主体，即使被文化设计成仅仅是一具肉身，被这样养育，期待，灵魂也仍然在用它的方式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即使是痛苦的呻吟。 这要说到我所学的心理学，和所从事的精神分析工作了，它们关注的是人类共有的一些精神结构和精神症状。 我相信很多同行都会认同，我们中国人是很容易将心理问题“躯体化”的，即，精神痛苦通过躯体症状的形式来表现。 我曾在医院的心理门诊短暂工作过，很多去心理门诊的人最初都是去其它科看病的，比如坚持认为自己有心脏病的，长期头疼的，手抖的，失眠的，在医院做了很多检查证实没有任何器质性问题，最终被建议来看心理门诊。 对于咨询师来说，认为自己有心脏病又检查没问题的，我们马上会往“惊恐发作”“焦虑发作”这方面去考虑，但这些人往往是觉察不到自己的焦虑状态的，就像那些失眠的也会觉得自己似乎是无缘无故就睡不了觉了。可以看到，即使中国家庭和学校都不教授，如何去理解和发展个体的精神世界，但这不代表我们就是没有情绪，想法的。 正是因为有，所以会痛苦，会有各种症状，只不过不知道如何去理解这些，更倾向于通过更熟悉的，更被关注的“身”去表达。 心理困扰，精神疾病，并不如身体疾病一般受到重视。如果你是身体得了某种疾病，即便并不那么严重，可能家人也会紧张，但如果你说你心情低落，迷茫，或者抑郁，再或者得了强迫症，可能引发不了重视。但如果你的情绪压力转变为了“甲亢”的形式，那家人是一定要带你去医院治疗的。然而甲亢其实和情绪是非常相关的。 自我 & 自我边界 不仅在亲子关系这种“垂直关系”中，对他人的关心主要聚焦于对“身”的关心，在水平关系，诸如伴侣关系中，中国人也是聚焦于对彼此“身”的关心。 最近我的闺蜜就在跟我抱怨老公每天打游戏到夜里，担心他这样下去免疫力下降，生病，而且他每天打游戏，那家里的事情就都是由自己做，自己太辛苦了，老公太自私了。 在我们中国的伴侣关系中，类似的抱怨是很多的，这呈现的是一种亲子化的伴侣关系模式，女性像妈妈一样唠唠叨叨，管着对方不要抽烟，不要整夜打游戏，落脚点都在“对身体不好”，另外还要为男的打理生活，活活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妈，把对方当儿子在照顾着，管着，而不是一个会为自己健康和生活负责的成年人。 这和中国人的自我不发展，自我界限不清晰也有关。 孙基隆在书中提出，与西方人用“自我”去定义自己不同，中国人是通过关系去定义自己的，如果不在关系中，也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对此我深有体会，我有太多来访者都是把“我是怎么样的”问题让渡到他人手里，任人评价，而没有建立起自己内在的一套评价体系。 大家更多的想要做一个“好人”，所谓的“好”，就是符合关系中的他人的期待和要求。所以我们是不被鼓励去发展自我，反而最好不要太有自我，个性，而要“乖”“听话”，要“好”，我觉得这些都是为关系服务的。 “我”是要依靠关系去定义，也就发展不出清晰的自我界限，“我”和重要他人是可以不需要有界限的。   我想起我在和朋友吐槽曾经的一任男友和妈妈之间没有边界时，朋友那一句“他和他妈不需要有界限”，我石化了一分钟。我很难想象，怎么能够有一种关系是不需要界限的。 但是看了这本书我明白了，我们的文化并不如同西方文化那样强调尊重他人的界限和隐私，以及关系的平等，中国人更加重视“在一起”，为了“在一起”，是可以牺牲掉个人感受的。 而如果在关系中，一个人为自己做了很多考虑，把自己的感受，需求，喜好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则很容易被认为是“自私自利”。 似乎在中国不能够理直气壮的争取个人权益，为自己发声，而要把家庭，群体，集体的利益放在个体之上。我想这样的好处，也许确实是比较有益于关系的维系，却是以牺牲掉个体化为代价的。 代际关系 & 面具 这种现象和我们的代际关系是紧密相关的。 中国亲子代际最强调的是“孝顺”，对于父母长辈，是要顺从的，这里讲的是伦理，情，而不是道理。 我经常看到一些公众号文章说什么“讲道理是情商低的表现”，我认为除了很多中国男性确实除了讲道理不会别的之外，这其实还包含了一种文化价值观。 中国人在处理关系的时候，道理，事实，逻辑，都是要让位于关系和人情的。 比如在面对长辈的时候，无论长辈的要求，想法，是否合理，晚辈都是要顺从的，至少表面上不能忤逆。我现在的来访们，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但在现在这个社会，这些受了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一部分仍然要顺从父母的意愿，学什么专业，找什么工作，和什么人谈恋爱结婚，都要听父母的意见。 我一个朋友，她以往的所有分手，都是因为她爸妈不喜欢对方。 如果是倒退几十年，我也觉得还好，但这就发生在现代社会，我身边，而且我这个朋友是初中就去澳洲上学的，让我不禁感叹，原生文化的力量。 我问过我的朋友，为什么她会因为父母不喜欢就放弃掉自己的感情。其实和我的来访们的答案是类似的：觉得父母是对的，即使父母不对，自己听了父母的，那也不是自己的责任，而如果自己做选择的话，就得自己承担后果，而自己又承担不了。 你要问他们“你自己对这段感情怎么想”，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回答不上来，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想。这就是被“孝顺”所剥夺的——作为一个人的独立思考能力，一套成熟稳定的价值体系，以及为自己做决定和承担后果的能力。   孙基隆在书中引用了二十四孝之首，大舜的故事，说明中国的“杀子”文化。 舜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也是很有德行的人，因此远近驰名，结果遭致了他父亲的妒恨。为了打击他，不让他好好发展，就常常无缘无故的将他毒打。 而舜总是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遇见还吃得消的小棍子，他就含着泪水，用身体去承当；遇见实在吃不消的大棍子，他就只好逃到荒野里去，向着苍天嚎啕痛哭，向已经亡故的母亲呼吁。在他得到了帝尧的赏识并继承了王位，还赢取了帝尧的两位女儿之后，他的父亲更妒忌的咬牙切齿，而舜的弟弟，也很妒忌自己的哥哥，还垂涎两位美丽的嫂夫人。 于是，舜的父亲和弟弟串通在一起杀掉了舜。他们一共试了两次，都因为舜有神助而不得逞。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每一次谋杀计划中，舜都欲知其阴谋，却不拒绝他们的摆布，并乖乖的步入他们的圈套；在两次谋杀不得逞之后，又当作事情没有发生过一般，仍然以“做好人”的方式维持家庭的和谐。 虽然大舜是个很久远的人物了，但我在他身上所看到的一些典型特质，今天仍然出现在我的年轻一代的来访们身上：被动，顺从，逆来顺受，对父母极度忠诚。 和大舜对应的，西方文化中最经典，最为人熟知的是俄狄浦斯： 有一位国王，得到一条神谕，说他“将被儿子所杀”。这个国王因恐惧而不敢和王后同床。但他一次酒后乱性，生出一个儿子叫俄狄浦斯。国王很害怕，就把这个婴儿让到山里。结果这个孩子被一个牧羊人发现并且养大。 长大之后，他和国王狭路相逢。 两个人互不认识对方，国王命令俄狄浦斯让路，俄狄浦斯也不是好惹的，盛怒之下把国王杀掉了。俄狄浦斯因为能力出众，被选为国王，按照习俗与前王后也就是自己母亲成婚，于是应验了他将“弑父娶母”的神谕。   西方的“弑父”文化，强调“断裂”，孩子战胜父权，从家庭分化出去，成为独立的个体，成为他自己。 中国是“杀子”文化，是通过压制下一代来树立上一代的权威的。这也造成了中国子女需要带上一幅“面具”。 我理解的所谓“面具”就是：隐藏起自己真实的状态，用一种更能满足父母，社会期待的面目来生活。我曾有一任恋人，说过类似于，在他父母前总是要“做做样子”的话，对此态度，我耿耿于怀，我所感受到的是：我不能以我本来的样子存在，我需要去迎合，讨好，满足他人的期待。这是我不愿意的。 就像孙基隆在书中提到的，我们中国人说“会做人”，就是你要“做”出一个样子，而英文中的“to be ”，是一种存在的状态，你是怎样的就是怎样的。 再举个例子，在一些严重的意见不一致时，西方子女大多会和父母正面冲突，自己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而中国的子女即使心里不愿意听从父母，也不会直接明确的表达出来。 我看到很多成年男性，在面对妈妈的时候，是会哄着，含糊着糊弄过去的，而更柔弱一点的女孩子，就是把父母提出的直接接受下来。即使已经很大了，子女仍会一直处于孩子的位置上，带着好孩子的面具，来满足父母。 精神分析中“虚假自体”的概念，对于理解我们中国人是很有帮助的：从小就要做父母，老师期待中的样子，如果听话，成绩好，懂礼貌，懂事儿，长大后事业有成，孝顺父母，才能被接受，所以很多人并没有以自己本来的样子去发展。 而结果要不就是，成功的成为了父母期待的“孝顺孩子”或者“成功人士”，事业有成家庭完整，却体会不到快乐和意义，还会有种在为别人活的感觉。这种属于假自体功能比较好的。如果假自体功能不怎么好，达不成这些成就，这些人会自卑，羞耻，浑浑噩噩的过一天是一天。 或者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假自体支撑不住了，要崩解了（在我目前的经验里，多见于三十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可能就会出现自我功能严重退行，爆发严重的抑郁，甚至自杀等情况。 前段时间看过一篇文章大概有这样一句话：文化，就是一直你觉得很傻缺，别人觉得就是真理的东西。 大多数的人从出生开始，命运就是注定好的，被文化注定的。 说的很对，但我认为人还是有机再次选择，就像我所有勇敢的来访们一样，即便再痛苦迷茫，在潜意识深处，也依然想拿回自己人生的选择权。  

如何改变内心的不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