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字数 2000+ / 阅读需要 7 min “出轨”、“开放性关系”是当代情感生活中越发常见的两个话题。尽管大家热衷于讨论,可一旦问题发生在自己身边,往往都会措手不及。 分享一位美国心理咨询师的经历,看她是如何帮助面对出轨问题的来访者重新回归生活的。 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的研究兴趣是伴侣间的不忠行为。在YouTube上还有一段我的采访视频,是一个婚内不忠话题纪录片中的片段。所以,许多面临“婚内不忠”问题的来访者,会来找我求助。 一天,一位40多岁的女性来访者Cynthia给我打来电话。 她说她在Google上搜了一下,符合她要求的咨询师很少,我是其中之一。由于她在律师事务所每天很晚下班,所以预约了一个深夜的来访时间。 Cynthia嫁给了一个事业有成的软件工程师,有两个在读小学的孩子。她和丈夫都要兼顾事业和家庭,下班时间全用来照顾孩子。一段时间后,他们两人已经很少单独交流,性生活也没了激情。 她曾经以为单调的性生活不会给他们的婚姻造成什么危机,毕竟丈夫对她和孩子都很体贴。她也没想过自己是会出轨的人——直到她在公司遇见Neal。 Neal是Cynthia的同事,和她一样已婚并且有孩子。他们每天一起吃午饭,而这个过程中,随着了解加深,他们之间产生了感情——不是友情的那种。结果她发现,和Neal在一起她拥有了最美好的性体验,这让他们更加相爱。 但Cynthia和Neal都没想过要离婚,他们觉得自己“爱”自己的伴侣。他们相信只要顺其自然,这段婚外情自然会有结束的时候。但是,Cynthia对这样的双面生活,感到迷茫又愧疚。她只盼着这段婚外情结束的那一天,她就可以从现在这种欺瞒的局面中解脱。 直到一天早晨,Cynthia来到公司,听说Neal晨跑的时候心脏病突发,猝死在跑步机上。 她惊呆了,无法控制地想哭。但她知道不能这样,太过伤心很可能暴露这段婚外情。 几个月过去了,Cynthia依然处于悲痛之中。她甚至觉得自己失去了人生挚爱,这辈子都会孤独下去。她觉得必须要找人倾诉这些感情,最后发现也许只有心理咨询师能够对她产生怜悯。这就是为什么她找到了我。 我们的治疗目标看起来并不复杂:帮助Cynthia悼念已故情人,走出这段无法说出口的丧失。 但在咨询开始几个月后,我发现,从Cynthia这里越多听到Neal的故事,我越讨厌这个人—— Neal在我看来是个很有魅力的渣男。他对Cynthia愧疚和迷茫的痛苦处境毫不关心。Neal宣称没有人不在婚姻中撒谎,撒谎是保证婚姻幸福的秘诀。他也试图说服Cynthia,她的担心是幼稚、教条而且过时的。他还声称,不忠实是唯一能解决长期关系中性生活越来越单调的方法。 Cynthia并没有完全被Neal说服,但这些言论给她带来了动摇,并且让她将自己的出轨“正当化”。她安慰自己,自己以前的观点不是最理性的,她应该享受这段关系。 弗洛伊德曾说过人们经常把爱和性分开:和不爱的人有最好的性体验,或者和某个人很相爱但性生活很无聊,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 也有实证研究表明,像Neal这样可能存在“高度自恋”情况的人,很难把爱和性统一在一段感情中。这同样表现在逃避型依恋的人身上,比如Cynthia。他们无法接受自己完全依恋一个人时的脆弱,从而建立自我保护的外壳来远离自己的伴侣。(逃避型依恋是依附理论中的一种依恋模式,年幼时表现为母亲离开时不会哭也不会感到焦虑。他们与陌生人的互动甚至和他们的母亲一样多。当他们的母亲重新回来时,他们会逃避或者迟缓的表现出欢迎的样子。) 按传统的弗洛伊德式咨询方法,我不应该表露出我对Neal的反感。但在最新以“关系”主导的咨询方式中,咨访关系包括表达出咨询师的真实想法,以便于建立更为真诚的咨访关系。 所以我决定对Cynthia说出自己的看法:尽管Neal是个有魅力的人,他听起来似乎很难做到共情。和他比起来,Cynthia的丈夫似乎忠诚可靠,并且十分为她着想。 Cynthia竭力为Neal辩护。她认为我对他的看法非常不公正。Neal很独特,只是被栓在那段婚姻和那个“泼妇”上。我提示Cynthia去思考Neal的妻子变成“泼妇”的一个可能性:为了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她只能充满嫉妒地Neal的长期出轨,是这种妒忌让她变成了一个他们口中的“泼妇”。 听到这儿,Cynthia开始冷静下来。过一会,她承认自己的丈夫也许和Neal的妻子一样,凭直觉察觉到她的不忠。她也想起来,丈夫曾经看似很突然地说道:考虑到他们单调的性生活,即使她出轨了,他也能够理解。 突然之间,Cynthia仿佛重新认识了她的丈夫。她重新看到他是一个多么忠诚,富有同情心的人。他没有愤怒地和她对质,谴责她,而是暗示他已经知道了她的不忠,并且指出他认为他们婚姻失败的原因,等待她做出下一步的决定。 Cynthia决定去问自己的丈夫,是否要一起进行夫妻治疗来提高他们性生活的质量。丈夫答应了。随着Cynthia的治疗重点从哀悼Neal转向提高婚姻中的亲密程度,她对自己情人的哀悼也结束了。 类似Cynthia的情况,一定有些人正在经历,正在为之困扰,或者担心自己将来可能会面对同样问题。 在婚姻之外有了美妙的性体验,但仍想拥有信任和爱的伴侣以及长期稳定的关系带来的安全感,到底该怎么办?这些年里,我和几对最后达成开放式婚姻的夫妻做过咨询。对大部分人、包括一些坚信自己想要开放式婚姻的人来说,处于这样的关系之中都会产生不安全感和嫉妒。 我曾有一个来访者,结婚多年从未出过轨,结果发现自己的父母正处于开放式关系,他十分震惊。他完全不愿意想象自己父母的性生活,尤其母亲和另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当然,从伦理角度看,恐怕绝大多数人都无法接受。 弗洛伊德把这归为:儿童是情感上有着强烈占有欲和嫉妒心的人类幼崽,并不喜欢和其他人分享自己父母的喜爱。 而至于面对自己的伴侣时,似乎大部分人内心都还是一个“充满占有欲的小孩”。 本文系编译,原文:https://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2015/02/24/when-the-best-sex-is-extramarital/ Lawrence Josephs ✑ 作者Allie ✑ 编译野生好人 ✏ 封面 心理咨询 / 心理求助 / 心理治愈心理有事,来「简单心理」
Hi, 欢迎收听简单心理PsyCast~可能很多人都像我一样,永远对自己的脸或是身材有不满意的地方。比如觉得自己腿型不好看,所以不敢穿紧身牛仔裤,觉得自己手臂上肉多,不敢穿吊带裙,约会或面试前打扮2个小时,还是担心自己看起来很糟糕;出于对身材的不自信,也很少有全身照。所以人们常说,现代人就是持续性节食,间歇自卑,永远对自己的身体形象不满意,而所有人都似乎对此习以为常。我们常常能听到有人说自己腿太粗了,黑眼圈太重了,却几乎没听到有人说过:“我感觉现在的我挺好的。”今天我们就想聊一聊“身体形象不满”。
当我们谈论食物时,我们真正想说的是什么?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食物会有各种不同的联想和理解。 果子狸作为食物? 首选,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野生动物的故事:“果子狸” 或许大多数人知道果子狸是因为2003年爆发的SARS。在当时,果子狸被怀疑是SARS病毒的起因之一。 一直以来,大家都很疑惑,为什么果子狸作为食物,会在中国的餐桌上如此受欢迎呢?各种不同的说法让我们无法确定答案;其中,我们听到最多的,是批评;以及更多的,来自各界各方的各种评判。我想这不是我们这篇文章要讨论的范围。在此,我只想从心理学的角度做一些思考。 我第一次见到果子狸,是在2013年的新西兰。那是一个午夜,果子狸趴在树上,被手电筒照射的时候,两只眼睛会反光,让人很容易就能发现它们的行踪。人类的午夜正是果子狸的早餐时段,它们开始出来寻觅食物。 在新西兰,果子狸被认为是有害生物,一方面,它们几乎没有天敌,繁殖迅速;另一方面,它们常常吃掉果实,吃光树上的叶子等等对自然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甚至还会破坏建筑物的框架。于是,当地政府会鼓励大家猎杀果子狸。而且,由于果子狸的皮毛价格昂贵,因此有人将其视为生意:逮杀之后,把果子狸的毛皮用于制作手套或袜子,甚至做成暖暖的床褥子。 只是,很少会听到新西兰人吃果子狸的新闻。 当我知道了这些,我尝试去了解新西兰境内的华人对此的理解与想法。大多数在新西兰郊区或山中住过一段时间的华人都很了解果子狸,他们往往也会猎杀,有时候是为了获得果子狸的皮毛,有时候纯粹是厌烦果子狸对周围林木果树的破坏。有趣的是有一些在国内对吃果子狸很有兴趣的人,虽然在新西兰可以轻而易举得到果子狸,却失去了对吃果子狸的兴趣。 为什么? 就此话题与我交流过的华人,在新西兰居住的时间都不长,大多数是两年或更短。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他们改变了饮食偏好?是因为教育到位,还是因为道德自律的结果?我想都不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是中年人,这是一个不容易轻易被改变的人生阶段。 于是,我想,这或许是个指向标,给我们一个方向去思考:食物背后的心理含义是什么。 西方国家和文化起源于游牧业;东方国家和文化起源于农耕业;最初生存方式上的差异构成了心理状态,食物,文化差异以及饮食失调差异的基础。 在新西兰,人们喜欢打猎。他们可以在枪支安全考试和品行调查合格后获得枪支许可证。当新西兰人决定猎杀果子狸时,他们将其视为有害生物,借此释放了自身的攻击性欲望并获得掌控感。这也让他们感受到一部分安全感,来自于他们知道自己具备在大自然中生存的技能。 以农耕为基础的文化主张春耕秋实,安稳循规的生活给予我们很大的安全感,同时也压抑了我们的攻击欲望。过去的农耕时代常常意味着看天吃饭,对时令的依赖会丧失部分的掌控感,降低生理与安全的需要。 所以,从外在行为看,“猎杀果子狸”与“食用果子狸”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但在心理层面上,它们满足的愿望是相同的,比如攻击欲望。 食物作为表达恐惧,恨意,欲望,控制以及爱的媒介,是我们轻而易举、无师自通的一种简便而直接的表达方式。与此同时,食物有助于形成我们的身份,比如四川的火锅与花椒,长沙的辣椒与臭豆腐,潮汕人的牛肉丸与蚝仔烙,贵州的酸汤鱼,桂林的螺蛳粉...;还有,北方人的面食,南方人的米饭...食物常常帮助我们释放分离焦虑,比如朋友送别餐,孩子生日餐,员工退休餐,情侣分手餐...比如没有什么不是一顿火锅/烧烤解决不了的... 客家文化与食物 让我再举一个例子:客家文化与食物 客家人属于汉族,他们的农业祖先来自黄河附近的古中原。客家人在1700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五次从中国北部到南部的大规模迁徙,如果我们把这1700多年视作历史长河中的一段,他们的5次大迁徙,在象征层面,与游牧民族类似。 让我们看看这几次大迁徙的经历是如何内化到客家人的内心,影响至今的。 当然,如果在看这篇文字的你,小时候曾经有过搬家的经历或经验,或许会帮助你更好理解这些影响。 “客家”是由两个字组成:“客”指的是迁移,有点四海为家的意味;“家”指的是在一个新地方建立居所,安顿下来。客家人经历了上千年的折腾,除了迁徙,还有各式各样的战斗:为土地而战,为水源而战,甚至为食物而战;即使这么颠沛流离,他们依然有条不紊地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朴素的思想信念,语言体系,建筑风格和喜爱的食物….. 简单而言,1700多年前,原本在北方生活得很好,富裕安定的一群人;忽然被“邻居”抢去财产,霸占田地与房子,还准备要了他们的命;不得已,从平原逃到山上。这是客家人背井离乡,不断奋斗故事的起源。 回头看,在滔滔历史长河中,客家人生命的主线充满了为生存的自强不息,伴随的是与分离焦虑议题相关的身份归属。一次又一次的与居住地告别,一次又一次的从北到南;从富有到贫穷,从稳定安逸到逃荒流离,从中原到山区...各种身份被打破,又被重塑。 随着南迁,他们给当地带来金银财富、先进技术、管理理念以及中国古中原最伟大的文明;还有他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了的农耕人格特点:谦虚,友好和勤奋。在不断迁移的经验中,他们逐渐变得有进取心,创造力和开放性。 始终绕不开的仍是,分离焦虑与身份冲突。 如同一次次的裂变,一次次的重生,客家人用朴素而智慧的方式一直在处理着这些内心的断层与冲击。这些都一一体现在食物上:比如“酿豆腐”。客家人从中国北方迁往中国南方时,仍然想吃自己喜欢的食物,例如:一盘热腾腾的饺子。他们需要用食物来悼念他们以前的身份。但是,在中国南部基本不产小麦,但在山区,豆子很多。于是,客家人因地制宜,把豆子制浆,再凝固成型;再把肉剁碎,放在像饺子皮的豆腐里面。如此这般,他们用食物保持自己过往的身份,同时,又在这个基础上,得到了新的认同。 现在,再让我们尝试比较一下“酿豆腐”和“饺子”,你会发现它们不仅有相似之处,还可以觉察到它们的演变过程。我们尝试用一个比喻来描述,如果皮包馅的“饺子”是“子宫”,那么只是将肉馅嵌入豆腐中的“酿豆腐”就等同于一个诞生过程。 内在动力与身份归属 食物就是这么神奇而美妙的展示了我们内心的各个角度。 通过食物的方式过渡自己的身份归属。 或许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去深化,比如,与传统华人的主要特征:谦虚,保守和节制相对应,我们以饺子作为一个比喻,称之为“饺子”人格特质,而其中,客家人呈现的人格特征更为开放和进取,可以称之为“酿豆腐”人格特质。 当客家人被迫离开家乡时,他们几乎失去了一切;如今,客家人如同一颗颗珍珠,散落在世界的不同地方,以他们的勤奋、勇敢和创造力而闻名。 在我即将结束这篇文章之前,我还想谈一点关于饮食失调,说一些关于古时的客家女子,以及女性价值的话题。 明清时期,是裹足缠脚的兴盛时期,即使在那个时候,客家女子都没有跟风,她们是那些年代中唯一没有裹足的女子。为什么呢?她们之所以没有缠脚,不是因为她们的自由精神,而是因为:如果她们裹脚就无法在山中田间劳作,而劳作是她们的功能之一,体现了她们的存在价值。另外,那时候的客家女子是不能和男人在同一张饭桌上吃饭的,她们在厨房吃饭,通过食物的进食地点看到对女性的贬低直接且冷酷。 “功能化”恐怕是需要在此提及的其中一个有关女性价值的重要议题;或许这不仅仅限于客家女子。例如,女人子宫的重要性体现在生儿子的功能上。如果生的是女孩,父母、乃至整个宗祀族群都会很失望。似乎女人来到这个世界终其一生都在竭尽全力取悦父母,乃至周围的整个世界。 少吃是其中一个取悦的方式;因为这是最快也是最直接保持苗条身材的方式,以至于有一些女孩子会用抠喉,节食,甚至绝食的方式来追求“瘦”,从而符合社会单一且严苛的审美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过去或现在的一些女性,认为可以通过食物对身形的控制,获得被社会接纳,被他人喜欢,以及确认自身价值。饮食失调往往会成为结果之一。 以上种种,已不难发现,饮食系统和文化历史早已成为了我们潜意识地图的一部分。我们的内心世界通过外化到文化,借助食物的形式呈现出来的。 无论是果子狸的故事,还是客家人的例子,都只是“食物”这个浩瀚大海中被捡到的两个贝壳,例子举不胜举,但核心只有一个:内在动力。 动力来自于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身份归属。 世间万物,终归是:尘归尘,土归土。
失去对现实的掌控是什么感觉? 三十年前,我经历了一次可怕的精神病发作,持续了大约24小时——这段经历给我带来了不小的病耻感,多年来,除了我最信任的朋友和家人,我对所有人都隐瞒了这段经历。 不过我如今还是决定分享这段经历。 只有更公开地谈论精神疾病,才可以把它带到阳光下,鼓励人们更紧迫地去面对它: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避免或减轻自己或亲人的精神疾病?我们如何才能最有效地帮助那些忽然出现精神问题的人,并帮助他们身边的人? 作者在精神疾病发作的时期(有点痞帅痞帅的) 那是一个下午,我和几个朋友在酒吧,突然有人在身后叫了我的名字,是个陌生人——这就是导火索了。 我有点慌,开始思考这是什么人,为啥认识我?越想越不对,越想越偏执,然后我仿佛能听到酒吧里所有人都在议论我。我觉得他们是想杀了我,不知为啥,我还知道他们已经带好了作案工具:凿子和磨尖的螺丝刀。 我试着让自己保持正常,但根本做不到,我连坐都坐不住。于是我决定赶紧离开这里,去朋友家住。 然后我出发了。没想到,这一路更惊险。 首先,我感觉周围所有的人和事物都在暗示我:一定要在皮卡迪利广场下车。我照做了——但我并不是真的看到或听到了什么,只是我周围的一切似乎都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意义,而这一切都与我有关!似乎每个交通信号,每个闪烁的路灯都是为我而设的。不经意间听到路人的谈论,也是在聊我,我太惨了。 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活在一个真实的间谍场景里?比如我其实是个007般的人物,只是短暂失忆了?敌人终于查到了我,所以来要我命了? 在我感觉自己可能会被弄死的危在旦夕之际,现实呈现出一种更为紧迫和绚丽的气氛。我所到之处,音乐震耳欲聋,城市的灯光闪烁不定,像极了间谍电影里的追逐场景。 尽管很害怕,但这并不是完全负面的体验,必须承认,我感觉还挺爽。为了甩掉追踪者,我在伦敦市中心逛了大半天。我嗖嗖嗖的快步走,时不时地转个弯,左拐右拐,保证追杀我的人摸不透我的路线。 过了很久,我发现我还活着,看来我暂时战胜了这批追杀者。但我又在怀疑,是不是有人在看着我?难道说这其实是一种测试或者考验? 然后我被附近一座高楼上一个焊工的手电筒闪烁的光芒吸引住了。它是皇家法院综合大楼的一部分,正在进行建筑工程。不知怎么地,我偷偷溜了进去,还和建筑工人一起坐上一个外部升降机,摆出了木匠的姿势,看起来很专业。 然后我居然就上了顶楼......这是最可怕的体验,我记得从屋顶向下看伦敦,忽然感到彻底的疲惫、无助和困惑。 再后来,我又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律师办公室的地板上,里面堆满了法律文件。我确信我的间谍身份就藏在这些文件里。我开始读那些文件,它们似乎都与我的秘密任务有关。我又看了一会儿报纸,结果在地板上睡着了。 幸运的是,我没有被发现。早晨我离开了皇家法庭,鬼使神差回到了我住的地方。这时我仍然有点妄想,但妄想已经开始减弱。我还是不明白该如何完成我的任务,所以我去停车场转悠,寻找一辆白色的便衣警车,它会来接我,带我去执行任务。 下一段记忆,我就回到了我的公寓,室友把我放在床上。我神志不清了好几天,每天睡18个小时。 我和我哥讲述了这段奇怪经历,他跟我解释说我遇到的那些事物并没有任何反常:听到的音乐、闪烁的街灯等等,都没什么问题。只是我的思想出了问题——赋予一切以意义,并把一切与自己联系起来。 接下来的日子,我无法完全摆脱自己形成的幻觉;另一方面,我又害怕自己的理智随时再次消失。 当时我正在学习心理学,所以我知道偏执和妄想之类的概念。我也从研究中知道,精神错乱是精神分裂症的一个典型特征,精神分裂症是最常见的精神健康状况之一,它可以影响一个人很多年。所以我更担心这只是一个开始,未来还会发生更多类似的、甚至严重的事情。 我所受的训练可能也提高了我对精神病的潜在耻辱感。如果我说漏了嘴,人们会足够信任我,让我做一份负责任的工作吗? 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我没有旧病复发,但我依然苦恼。我始终不知道那次发病是什么原因,我担心自己可能有什么毛病。它是否揭示了我性格中的一个潜在缺陷或我心理构成中的一个弱点? 幸运的是,有一个机会,让我能与剑桥大学健康神经科学教授、精神病学家、精神错乱的专家保罗·弗莱彻(Paul Fletcher)一起回顾我生命中的这一段经历。下面是我们的一部分讨论: 保罗·弗莱彻(以下简称PF): 首先,重要的是要记住“精神病/精神错乱”不是诊断。它是对一系列经历的描述,这些经历广泛地包含了与他人正在经历并认同的现实失去联系。精神病有很多原因,从大量的身体疾病、压力、睡眠不足,到严重的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 考虑到你的经历是一次性的,没有复发,我们可能会想到一些急性干扰——压力、睡眠不足或一些身体疾病。 我:我感觉这些症状可能反映了我性格或人格中根深蒂固的某些方面,甚至是缺陷。 我经常担心我所经历的妄想症,比如我成为一个间谍故事的主角,可能反映了我性格中自私的一面。如果我是不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也许就会有不同的症状?不管真假,这次经历让我更加小心地管理自我,让我在感觉自己变得过于自信的时候,能够提醒自己谨慎一些。 PF:偏执型思维是把自己放在事物的中心,感觉一切与你有关,这是精神疾病的一个常见特征。当然,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倾向,尤其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但如果这已经是你的习惯性思维,那就更像是一种偏执型人格特征,这样的人倾向于从“他人有意伤害自己”的角度来解读他人的言论和行为。 我:经历这些症状的人应该做什么? PF:不是每个人都有可以信赖的朋友或家人,但首先要找个人倾诉,寻求支持,如果有必要的话,寻求专业帮助。听起来你哥哥在正确的时间说了正确的话,帮了大忙。 我:事件发生后不久,我非常震惊和害怕,我发现很难去看医生......这正常吗? PF:是的,有时候,这种经历的本质会让一个人避开专业人士。我与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共事的经验通常是,他们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变得越来越专注于一些想法,开始是一个小想法,但后来逐渐覆盖了他们的整个生活。他们感到有动力去理解新的想法,而这可能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探索。 正如你所描述的,他们觉得有必要把谜团解开。这可能伴随着一种孤立感和退缩感,他们可能会对周围的人失去所有的信任和信心。这正是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因为他们的想法可以在没有任何来自家人或朋友的进一步的现实检验的情况下独立地成长和发展。 我:作为朋友和家人,如何帮助一个有或最近有精神病发作的人? PF:重要的是不要进一步孤立和疏远似乎有精神病症状的人——避免愤怒或不屑一顾的反应。相反,你应该支持他们,认可他们,愿意谈论他们的经历。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保证,并通过提供不同的观点来非常温和地挑战他们的信念。 目前研究表明,那些经历过短暂精神病发作的人中,大约有一半会发展为长期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最初经历的持续时间似乎并不是这种情况是否发生的重要因素。 相反,重复的经历,或涉及更危险或更令人不安的症状的经历,暗示着更大的风险。但许多可能像我一样有过孤立的、短暂的经历的人仍然会被忽视。 我想说的是,任何有过精神病症状的人都应该寻求专业帮助。一个小插曲不一定是严重和长期精神疾病的前兆,但我的经验表明,那是一个强烈的、令人不安的经历。目前的精神病学观点认为,早期的干预可能有助于将罹患更严重、更长期的精神疾病的可能降至最低,因此亲友可以通过维持信任帮助人们所需帮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如果被诊断出患有精神分裂症等长期疾病,这会是个很大的挑战,但还有救。现代的治疗方法包括社区支持、抗精神病药物和心理治疗,通常能让患者有效地控制症状,避免严重的复发。 同样,家人和朋友可以帮助病人监测他们的精神状态,鼓励他们坚持服药和治疗。 即使我们自己没有受到直接影响,我们都可以参与到与精神疾病的斗争中。为了对此做好准备,我们需要了解精神病是如何使人变得孤立,让人们不信任他人甚至自己的。 我希望通过打破禁忌和耻辱感,来帮助人们共同面对精神疾病。 本文系编译 作者:Tom Hartley 约克大学的心理学高级讲师 原文: https://aeon.co/essays/what-one-night-of-psychosis-felt-like-to-a-young-psychologist 原文:Tom Hartley (约克大学的心理学高级讲师) 编译:雨歇微凉 编辑:酒鬼
精神分析的过程,是一个深入人的内心世界,去探索人内心深处的细微情感过程的过程,探索的意义在于:当我们对自己的内心世界理解越多时,我们对人性的理解也就会越丰富,当我们对人性的理解越多时,我们去接纳、关怀他人的能力越强,同时那些束缚我们的情感桎梏会被解开,我们的内心的潜能会被释放出来,我们的能力不但可以获得大大的提升,重要的是,我们的心灵会更加自由,我们的生命质量也会因此获得大幅度提升。而这一切,都需要借助于治疗室里两个人的情感交错来理解,这个过程,就是移情分析。而咨访双方的情感交互过程,其实像极了一个孩子在长大过程中,与养育者之间的情感过程。所以,在咨询过程中,来谈者会被不断的问到“你的感受是什么”。有时候,这个普通的问话会让来谈者非常沮丧:“我什么都没有体验到”,“我觉得与你之间没有什么情感”,没有情感,其实恰就是一种情感状态。有时候,一谈到情感,就会被误解为浓情蜜意,似乎只有爱的情感才算是情感,其实,情感这件事情还蛮复杂的,爱是一种基础性的情感,恨也是。在人之初,也许爱与恨是婴儿心中最突出的情感体验,随着日子渐长,在爱与恨之间,又发展出了五花八门的情感体验,这些情感成为一种强大的推动力量,推动我们与世界建立各种各样的关系,推动我们对世界产生各式各样的应对(防御机制)。简单点说,某种程度上,我们心中的爱恨情仇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也决定了我们可能有什么样的生活。人内心中,最复杂,最困难的情感,可能就是爱与恨了。有时候,爱与恨是一体的,不过是事物的一体两面;有时候,爱与恨是截然分开的,决定了人生完全不同的走向;有时候,爱与恨是掺杂在一起的,断不开,理不清,给我们内心带来的除了困惑就是混乱;有时候,爱与恨是毫无连接的,使我们一时生活在火焰山,一时生活在大冰川;有时候,爱与恨又是极富创造性的,在爱与恨的摆荡间,可以发现诸多不一样的风景,可以发展出诸多有用的功能。爱与恨起源于出生,也许还要更早。对一个初生的婴儿来讲,当他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当他第一次感受到离开了温暖的子宫,不得不接受冷空气的刺激,不得不应对各种各样被伤害,甚至死亡的威胁,让自己努力活下去的时候,他的内心是崩溃的,此时,他来到了一个“迫害”他的世界,接下来的几年,他努力的活着,努力帮助自己也借助于母亲(养育者)的帮助来应对世界对他的“迫害”,最早的恨与恐惧就这样产生了。同时,他能感受到乳房给他带来的满足,这些满足体验也在帮助他建立最初的安全感,他对满足他的乳房(妈妈)充满了爱意。可是有的时候,这个乳房也不能那么完美的满足他,比如有时候会让他呛奶,有的时候不能及时哺育他,这就让他很困惑:那个好妈妈去了哪里?为什么眼前这个妈妈现在要伤害我?为了抵御这些受伤的感觉,婴儿开始发展一些自己的最原始的应对:分裂。所谓分裂,就是说婴儿现在把乳房在感觉中做了个区分,那个让他感觉舒服和满足的乳房来自好的妈妈,有时候好妈妈不在眼前,坏妈妈就会出来伤害他,让他喝坏的、“有毒”(无法信任)的奶,或者让他挨饿。这个分裂的过程可以帮助婴儿感觉这个世界上总是会有一个好的妈妈存在的,只是这个好的妈妈在别处而已,所以就不必害怕那个坏的妈妈(来自外部或内部世界的迫害感)会来要了他的命。这个分裂的机制在婴儿成长的早期会非常有效的帮助他度过最初的困难,但是,如果这个方式一直成为他应对世界的主要方式,一直带到成年期,就会成为具有破坏性的方式。这样方式会让他无法对世界形成现实性感知,他可能恨所有那些让他感觉不舒服的人,所有不满足他的人他都可能会将其感受为坏人,因为他只在自己的情感世界里对世界做了很原始的处理,而这个处理是非黑即白的,缺少整合的感知。比如领导安排他做事情,如果他感觉有困难,他可能就会将领导感受为坏人,是故意要为难他的,所以,他恨领导,其实,领导的安排里可能同时存在着对他的信任,这是他无法体验到的。这时候的恨,与被恨的人没有太大关系,而是感受到恨意的人将自己内在的破坏性内容投射给了被恨的人,是不那么健康的了。恨这种情感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是有用的,恨可以帮助个体远离被伤害的可能,恨可以给人带来力量感,从而让这个人能够投入战斗来保护自己,所以,恨同样是我们人类所需要的一种情感。当然,如果恨在一个人的内心所占的比重太大了,就会成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也会衍生出其他更多种破坏性的情感。随着婴儿的长大,他慢慢意识到,好妈妈与坏妈妈其实是同一个人,只是有的时候她能很好的满足他,有时候不能。这个发现是让婴儿有些受挫的,他不得不让自己试着去接受自己失去了那个“全好”的妈妈,开始有些抑郁,他试着放弃一些对妈妈的恨,因为当他恨妈妈时,他也会感觉是自己在伤害那个好的妈妈,而他所恨的那个妈妈身上所具有的好的那部分感觉又是他所渴望的。这时候,这个孩子内心开始感受到一些冲突性的情感,他担心自己的恨已经伤害了好妈妈,所以他开始对妈妈内疚,有了一些罪恶感,为了缓解这些恼人的感受,他开始走上了修复之路。所以,这些让人不舒服的体验,现在变成了一种成长的动力。父母的良好养育可以成为孩子修复创伤体验的重要力量来源,当爱的体验源源不断进入孩子的情感世界的时候,就会成为中和孩子对世界的恐惧体验的强大稀释剂,会帮助孩子缓解恨的情感,实际上,能够帮助孩子修复创伤体验的资源,唯有爱与信任。当然,前提是孩子有能力吸收这些爱,否则,外界不管向他注入多少,如果他不能吸收,也等同于无。如果那些破坏性的情感一直不能得到很好的修复,被迫害的体验一直在这个孩子的内心占有主导地位,他就无法发展出对母亲的信任,他需要一直留出一部分精力来防备”来自母亲的迫害“,于是他就无法让自己全身心的投入到与母亲发展爱的关系当中,爱无法被接收,就会进一步阻碍他稀释伤害感的过程,早年的创伤体验(不一定是现实中的创伤,有可能只是来自他的内心世界的恐惧)无法得到修复,以至有可能影响成年后的婚恋关系以及与周围人的信任关系。修复的过程是困难重重的,因为孩子的“被迫害”体验几乎是天然存在的,这是因为初生婴儿现实中的确存在着生存的困难,他需要在长大的过程中,一点点确定自己生存的能力,来慢慢建立对自己、对周围人的信任,来逐步缓解对死亡、对迫害感的恐惧。但一个个体在与命运的争战中,不可避免的,常常会处于弱势,所以,一帆风顺的修复并不太可能发生。更常见的是,修复的过程中,会走上一条又一条的岔路,会发展出各种更复杂的情感体验,然后再修正,再修复,幸运的话,还是会回到原来的发展路线上来,如果一直无法得到到修复,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适应不良,甚至病理状态。一个孩子成长与修复过程中,可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破坏性情感,但不是每一种都一定会经历到,而是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不同,可能会发展出不同的成长路线,所以,也会经历不同的情感体验,当然也会发展出不同的应对模式,这就是每个人的独特性所在,这个独特性本身就提示了,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招鲜”的妙招,让每个人都可以只要知道了这个招术就能完成修复的过程,修复的过程,是每个人必须经历过艰难体验才能完成的过程。比如妒忌,这是一种非常具有破坏性的情感过程,之所以说它非常具有破坏性,是因为妒忌是这样一种状态:我无法忍受你拥有好的东西而我没有,为了让我自己感觉好一些,我要破坏你所拥有的好的东西,哪怕这个破坏的过程是以伤害我自己为代价的。这就意味着,拥有妒忌的人,是不能从别人那里获得好的体验的,因为对方越给他好的东西,就越证明别人有好的东西而他没有,这会让他更加痛苦,也会加剧他的破坏。而如果他一直无法从外界吸收到营养(爱的体验),他真的可能会让自己营养不良,甚至“杀死”自己(精神病理性状态)。比如嫉妒:我无法忍受你们之间是相爱的,而我只能看着你们相爱却不能加入你们,你们拿走了原本我可能得到的好的东西,所以我恨你们。所以,在嫉妒的人眼里,别人抢走了他的好的东西,而不是他自己没有,这就可以让他回避体验丧失的痛苦,进而也失去了修复的动力。比如退缩:我无法适应外面的世界,所以我在自己的精神空间里创造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世界,我只要躲在这个自己的世界里就好,尽管这会让我失去与别人的联系。退缩的人与现实失去了联结,就会让自己的幻想无法经过现实的检验,就会进入一种“我认为天空是绿色的的就应该是绿色,我认为蚂蚁比大象大,大象就应该是小得不能再小”的状态,这样的状态让他一旦接触现实,就会无比受挫,就更加不敢走出自己的幻想世界。比如贪婪:我幻想里只有拥有更多才能感觉安全,所以我常常要不断索取,否则就会感受到无比的恐惧。越贪婪,受挫感越强,越受挫,就越愤怒,最终,可能会发展为与世界为敌。当然,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实际体验到的破坏性情感,可能比这些要多得多。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他所经历过的情感波澜恐怕不会少于过五关斩六将的难度,当他一关一关的度过这些艰难时,最终他会发展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感能力:感恩。当这个孩子发展出了感恩的能力时,意味着他内心的那些迫害性的体验对他的困扰已经减少到可以忍受、可以控制的范围,他发展出的爱的能力可以帮助他均衡被伤害的感觉,在精神分析中,这个过程叫做修通。当他修通了那些破坏性的情感体验,爱的情感就可以清晰的被感受到,这是因为,他现在可以停止将内心的迫害性焦虑投射出去,这样,他所感受到的世界也就不再那么危险,他不再对世界抱着敌意时,世界也会对他露出笑脸,于是,他的情感世界就可以进入正向循环。当然,那些危险的体验在某些时候还会再度回到他的世界中来,但是,当他越有能力感受到爱的体验时,那些危险对他的影响就会越小了。但是,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是没有顺利发展到这一步的,因为发展到这个位置,既需要来自外部的、现实的安全体验,比如良好的养育过程、安全的养育环境,也需要内部的良好心理环境,即生本能与死本能的动态平衡。当一个孩子内心中的死本能(迫害感)所占的比重太大时,外部环境的良好养育就很难被体验被吸收,他依然会将这个世界感受为充满了迫害,因为那些迫害感实际上是来自他自己的内心,所以,他无法去除它们。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孩子,虽然经历过父母良好的养育,但是依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精神病理症状的原因。在生命的前三四个月,婴儿只能动用分裂的机制,把坏的体验全部投射到外面去,来保留给己一些安全一些爱的体验;随着他的长大,他慢慢会积累一些经验,那个让自己感觉痛苦的妈妈也是自己爱着妈妈,于是分裂的过程慢慢减少,整合(将好妈妈、坏妈妈感受为同一个人的能力,即对世界建立现实性理解的能力)的进程增加,之所以能够发生整合,是因为这个孩子在一次次的痛苦体验中,慢慢发现这些痛苦并不能真的杀死自己,他开始信任自己有能力应对来自世界的伤害。而且,只要妈妈再度满足他的需要,好的体验就会回来,而不是像之前感受的那样,妈妈离开了自己,好的体验就永远消失了,这就意味着,孩子现在有了时间感,当时间感发展出来,孩子就发展出了更现实的感受世界的能力,对世界安全感增加、发展出更多信任的能力。孩子的各种能力就是这样一点点成长起来的,每发展出一些新的能力,他应对伤害感的能力也会增加,他感受养育者的能力就会更加接近现实,他整合的能力就会增加,他的内心世界整合度越高,他动用分裂的机制就会越少,投射给外面的迫害感也会减少,投射减少意味着他从外部世界感受到的伤害感也会减少,因为很多时候孩子所感受到的外部伤害其实来自于自己的投射。这样他感受到的世界安全度也会增加,慢慢的,他的自我功能越来越强,他越信任世界,他就越有能力探索世界,他对世界探索的越多,理解得越多,他就越有能力修正自己幻想中世界带给他的伤害性体验,最终完成心灵的成长。良好的养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好的养育可以慢慢减弱那些那些生命早期的伤害性体验对一个孩子的影响,当然,这并不是在短期内可以完成的。来自父母的爱,是孩子发展修复功能的支持力量,但又不能替代孩子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孩子必须经历那些艰难过程,才能真正发展出健康的心智来,而父母无法直接给予他们。父母的爱,是一个持续供给给养的过程,当孩子遇上各种发展困难时,父母能够稳定在那里,能够坚定的给予支持,并且不会因为孩子遇上发展的困难而过度焦虑,父母就可以收留孩子的迫害性焦虑,父母收留的能力越强,留给孩子的安全发展空间就会越大,发展也会相对顺利。孩子可以在这样的支持性环境中,一次次修复伤害性体验,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积累着安全经验,直到有一天他感受到是可以信任这个世界的,他就可以发展更多爱的能力,他的心灵世界中积累的爱的能力越多,他的人格就会越健康,因为他不必敌视这个世界了。这就是为什么对于父母来讲,对儿女最好的祝福,是过好自己的生活,因为只有父母将自己的生活过好,才不会被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各种焦虑击中,才能带给孩子安全的体验,同时提供保护的空间,如果父母自己内心就是很匮乏的,那很可能就会将关系倒置过来,父母需要儿女为自己承担很多焦虑,这时候,父母不但不能帮助孩子成长,反而可能会增加孩子成长的困难。这也是为什么精神分析师可以帮助他的来访者成长,那是因为精神分析师有相对健康的人格,有更多的耐受焦虑的能力,有更多与不确定性共处的能力,所以他能够耐受来访者的破坏性内容,持续给予来访者支持性体验,而这些体验最终会转化为来访者生长出爱的能力的培养基。如果父母具备了这些能力,他们完全可能帮助孩子发展健康的人格,而如果父母的人格状况太糟糕,往往会培养出不健康的孩子。所以,人内心的各种情感都是有其功能的,没有哪种情感一定是好的,也没有哪种情感是全坏的。爱可以给我们带来安全,但爱的需要也可能会唤醒我们的贪婪;恨可以让我们痛苦,但恨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力量感,保护我们远离伤害;内疚可以控制我们,使我们会违心的做一些事,但内疚也可以推动我们对所爱的客体进行修复。我们所经历的所有这些情感,都在推动我们发展与这个世界的关系,都在塑造着我们自己的生命状态。所以不管哪种情感,都可能是我们人生的一笔巨大财富,只有当我们对自己的情感理解越透彻时,我们对它善加利用的可能才越大,如果我们对它们太不了解,就可能反过来被它所控了。
本文字数4000+ / 阅读需要 10 min 写在前面: 关于女性“完美身材”的讨论,已经不是新鲜事了。但我们也发现一个事实:即使很多女性意识到自己不需要追求“完美身材”,内心却依然过不了这个坎,从而容易形成“身体焦虑”。 这种焦虑,也许就会体现在对饮食的恐惧、在公共场合的不自信、甚至离开镜子就缺乏安全感等等现象。 所以,我们决定推荐下面这篇心理咨询师溪子的文章,详细探索了关于“女性身体焦虑”的问题。 文章有些长,但如果你耐心读完,也许就能完成一次对自我和身体的积极探索。 正文: 大概七八年前,我在美国念研究生, 班里一个胖胖的、黑色皮肤的非洲裔女生给了我一块奥利奥饼干,我义正言辞的拒绝了她,因为会胖。 这时候她就说:Come on,you are who you are(吃吧,你是你自己的主人)。 当时我就想,她那么胖了,还吃?还用这种言不由衷的话安慰自己? 后来在纽约工作时,我上了一个舞蹈课,老师是一位西班牙裔、大概140斤左右的女孩。她虽然有点微胖,但却从内散发出一种享受和自信。那时我才发现,其实不同肤色和体重都有自己的美。 回国之后,我发现北京的小龙虾真是太好吃了,吃到体重接近120斤,以至于刚认识的人还问我:你是不是产后复出? 还有一次接咨询,累了一天,刚准备吃东北家乡菜的时候,健身教练发来微信说:你不能吃。 当时我就想,我爬到食物链的顶端就是为了折磨自己吗? 不仅我有这样的痛苦,身边的女生也有同样痛苦。她们似乎总是处于减肥期,总是对自己的身材不满意。大家会说:“哎,我太胖了,我觉得自己好肥,我的腿特别粗,我的胳膊特别圆,如果我只能减掉十斤,那么我会很高兴,我的人生会超级幸福。” 所以,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自己的身材? 你的身体焦虑 到底从何而来? 有一种病叫做“身体异常障碍”。指的就是有人总会陷入“自己很丑、很胖”的幻觉——就像有些明星明明在外人看来已经很瘦很漂亮了,仍然要不停减肥、整容。她们看自己永远都是丑陋的,必须要做进一步的调整,不然自己就没有办法接受。 这件涉及到一个词:“负面身体形象”,指的是人可能会对自己的身材持有一种消极态度。有些女孩也许还不到100斤,腿细得像麻杆一样,但还是觉得自己非常胖,胖得不行。她们对自己身材,或者某些身体部位的感知,跟现实是有出入的。 有负面身体形象的人,还可能倾向于相信其他人总比自己更有吸引力,会将身体的胖瘦或者高矮认为是个人失败的表现。 同时,负面身体形象会让人对身体感到焦虑、不舒服和回避,还可能进一步引发饮食焦虑和饮食障碍,还容易引发抑郁症、焦虑症、低自尊等情况。 一项研究发现,63%的女性认为:体重是决定了她们对自己感受的重要因素。比例远远高于家庭、学校、职业。 另一项研究表明,86%的女性对自己身材不满意,非常想减肥——无论成年女性还是青少年,都觉得身材十分重要,关乎到决定她们是谁,她们的自我价值。 如果女生觉得自己太胖了,没有符合所谓的身材标准,她们可能会拒绝穿牛仔裤,或者穿裙子,可能影响自己的心情。如果我们发现今天瘦了一点点,这一天可能会非常美好。如果早上称体重发现胖了一点点,那这一天就很灾难——有人甚至会因此觉得自己是没有价值的,是loser。 当我们对自己的身材充满了焦虑和不满,也会让我们害怕把自己的身体展示给亲密的人看。约会的时候,我们会担心对方嫌弃自己,也很害怕在社交场合的时候,别人怎么看待我们。跟身体有关的舞蹈、运动、活动,我们也会逃避。所以,负面的身体形象会进一步的影响我们的社交关系,亲密关系和生活满意度。 身体焦虑是怎么产生的?归根到底,也许跟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分不开的关系。 微博、朋友圈有铺天盖地的信息告诉大家,如何穿着打扮,如何瘦成一道闪电吸引男神。朋友圈很多文章都是“一个月如何瘦10斤”,“整容手术每年都在大比例的增加”。 每天淘宝、地铁里的广告,都是一些美得不真实的女性。媒体甚至还把人家刘亦菲最近胖了10斤当成大事报道,好像这是一件非常不可饶恕的事情。 另外,据统计,我们每天会看到400-600张媒体的图片。我们会看到大长腿,看到美女照片,但这也许并不会让我们的感受更好,反而很容易激起我们的向内攻击——感觉自己不够好,一定要再去控制自己的饮食,去迎合一个不现实的美丽标准,从而陷入这种对身体厌恶的消极循环当中。 “美”有唯一的标准么? 当然没有。 接下来让大家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你是如何定义“美”的? 关于这些美的信息,你是从哪里接收到的?这些信息对你是一种支持,还是一种负担? 网上曾流行一段话:今天少吃一块肉,明天维秘我走秀。 大概在2016年,维秘在国内非常火,但在美国本土的收视率大概下降了32%左右。维秘秀上都是一群细腰长腿的漂亮姑娘,为什么会在美国的本土让大家不满意呢? 首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维秘对好身材的定义太单一了,引起了年轻人的不满。 比如2014年10月,维秘推出了一个“完美身材”的内衣推销活动。这次活动大概引起了2.6万网友的质疑:只有这样的身材才是完美的么? 反对者认为这些标语,设定了对女性身材狭隘的评判标准,而且让女性对自己的身材越来越不自信。许多女性为了抵抗标语,表达自己乐观自信的一面,纷纷模仿起维密的广告展示出了女性身材美的多样性。 2017年,一些姑娘们甚至专门举办了一场“Anti-Victoria's Secret Fashion Show(反维密时装秀)”。 在 Instagram 上,川普的女儿(伊万卡)有一个叫作“职场女性”的标签,内有一万多张照片,展示的全都是她裹身铅笔裙和尖头高跟鞋的着装,这个也引起了美国职业女性的不满: 似乎如果一个男领导形象糟蹋,可以被解读为“对工作无比投入”。但如果一个糟蹋的女领导,就会被人同情说:“哎呀,太惨了,忙得都没有空收拾自己工作,工作已经把她女性自我的部分掏空了。 光鲜夺目的形象管理,似乎被当成“成功新女性”必不可少的要素。这就会让人们不自觉地将一个女性的着装和她是否成功紧密的联系到一起。 我随手搜了很多公众号文章,许多这样的内容:“你离女神就差两步了”,“女生你应该活成什么样子”......文章都在告诉我们,女性要成为一道风景线,我们要饱读诗书,我们也要打扮自己,也要有马甲线。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对,我相信很多女生通过这样的文章,也受到了启发,变得更美、更积极。 但这些内容也给女性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英国《赫芬顿邮报》的一份报道就显示,在中国,由于对外表的不自信, 85%左右的女性会因为外表不满意,逃避一些重要的日常生活,比如放弃在团队里做报告等等。 同时,这种文章之所以这么热门,是因为它符合了女性很多的憧憬。现实女性在很多情况下是要面临一些取舍的,很难每一样都做得很好。除非有人可以替她分担家务,管教孩子,除非有人可以站出来去挑战职场里的性别歧视和天花板,除非有人跳出男权社会的视角,接受女性作为一个人而不是固化性别的存在。 学着建立更积极的身体形象吧! 正面的身体形象是什么样子的呢?包括四个部分。 第一,你可以清楚和真实地感知到你自己身体的状态,能够真实地看到你自己身体的优点和缺点,不会扭曲的去对自己的缺点进行一些夸大; 第二,你能够欣赏你自己的身体状况或者自己的身材,明白一个人的身材和外观不等于一个人的全部价值; 第三,就是说你能够接受自己独特的身体,会拒绝花费一些不合理的金钱时间,担心食物,体重和热量; 第四,就是你对自己的身体感到舒适和自信。 那,如何做到? 首先,我们要学会培养欣赏身体的习惯。把思路从身体中抽离出来观察:你的身体每天都陪你接近你想要的生活;你的身体做了你想做的事情,比如跑步、跳舞。当你去镜子,也没必要专注地看某些特定部位。 你要知道,当别人看你的时候,不会真的只盯着你的痘痘看,人们其实会更在意你的整体,还有你传递出来的信息。 第二个呢,就是建立多元的自我价值观。比如说我们可以列一个list(表格),在表格里列10个跟你有关的、你享受的、或者你觉得很棒的事情,它们也跟你的身材体重外貌都不相关。我们可以时不时修改它、翻阅它、更新它。 也许我们会意识到,其实自我价值跟长相并没有那么强的相关性,我们有很多方法爱自己。 第三,我们要跟食物建立愉快的关系。你想,一个食物经历了从种子、生根、发芽,到农民伯伯的手里,再到菜市场,然后层层转折可能到了外卖小哥的手里,最后到了你手里,这是一个多么奇妙和漫长的过程。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感受食物的美好,而不是把食物当作自我惩罚的工具。 很多时候,我们在难过痛苦的时候大吃大喝,把食物变成压力发泄的工具。也有很多时候,当我们吃完东西,明明很开心,却又一定要自我攻击,去懊悔和折磨自己......这样的话,无论对食物来说,还是对我们自己来说,可能都是不公平的。 第四点,就是更客观地看待社交媒体上的广告和信息。比如,理智看待很多公众号所说的“更瘦、更美、更女神,才会有人爱,才会有朋友,才会被值得尊重”。 每个人都不是扁平的,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其他值得被人爱和欣赏的地方。当我们看到那些两米长腿广告的时候,如果我们觉得不舒服,不要攻击自己,这不是我们的错。 说到底,女性主义一直都是一场突破性别角色的约束—— 它需要我们去探索更多的自我可能性。 真正的女性独立,从来不是要求女性跟男性一样,而是希望女性能够有自己的价值判断: 知道自己想成为哪一种人,想获得哪一种幸福,并且有能力有勇气去实现。 好啦,正文到此结束。 最后,再回答一些朋友们的问题: 1. “如果已经有食物焦虑怎么办呢?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减了80多斤,我觉得我现在就有焦虑。” 我想说,减了80斤真的是一件非常厉害,非常有毅力的事情。在过程里,我相信你可能也获得了一些成就感,可能目前会有很多的恐惧和不安。 首先,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意识到,既然有毅力减了80斤,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毅力,在生活其他方面建立一些自我价值和人生多元化的价值取向,技能是可以转移到生活中的其他方面的。 其次,我能够感受到你对食物,可能正处于一种恐惧和不安全的状态,担心吃东西会让自己回到以前的状态等等。那么,我会建议你考虑一下,有一种饮食方法叫做“正念饮食”,我相信通过这样的练习可以缓解你对食物的焦虑和恐惧。 第三呢,我们可以去建立一些积极的社交,我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不管是朋友,家人或者是恋人,是可以支持你,接纳你的,无论你是胖还是瘦,无论你是什么样子的。 2. “感觉个子太矮,找不到自信怎么办?担心喜欢的人会因为我个子矮不喜欢自己。” 这件事情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你说害怕喜欢的人因为个子矮不喜欢自己,我不知道这事究竟是不是真实发生的。如果对方真的因为你矮而不喜欢你,也许你们真的不是特别合适。 也有可能,你的这种害怕只是你的一种自我投射(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而已,我们需要思考的,第一,真的会有人那么在意你矮这件事情嘛?就像有人会每天对着镜子看自己的痘痘,但真的有别人会拼命地盯着你痘痘看嘛?可能有时我们会有这种聚光灯效应(指不经意的把自己的问题放到无限大)。 第二个,如果我们一定要把“个子矮”当成负面标签的话,那它永远都是一种负担。我们可不可以跳出来,更多元化地看待“个子矮”?因为个子矮的女生也可以很可爱,很萌,记得有一个博主大概1米54,非常红,你可以参照一下她的穿衣搭配法。 第三,我们除了个子矮之外,有没有其他的闪光点,可以让别人喜欢,让我们自己喜欢自己? 3. “我一个人思考的时候,对自己的身体还是有一个比较正面的认识的,但是需要展示自己的时候就开始担心是不是脱妆了?智齿导致大小脸是不是特别明显呢?我的腿是不是很粗,然后就怂了,这种心态有没有什么办法改善呢?” 你可以做一个小实验。当别人展示形象的时候,去关注一下:你会去关注对方传达的信息,还是去关注对方是不是脱妆了?智齿导致的大小脸是不是不对称?大腿根会不会很粗? 你会花多长时间去在意她们传播的信息,多长时间去在意这些细节? 然后,可能你就会知道答案了。
有一对年轻的小夫妻打架,跑过来找我,两个人都是一肚子委屈,都感觉是对方伤害了自己。女孩子因为是我看着长大的,所以对她的脾气我很了解,男孩子我接触不多,一直感觉他是个脾气不错的人,不知他这次为什么会动手打了老婆。 问他们两个为什么打架,两人便你不让我,我不让你的倒开了苦水: 女孩儿说:我累了一天回家来,想给他做点好吃的,让他帮帮忙,他就说他不愿意,每次都是这样,他在家什么都不干,我让他帮帮我他还跟我吵。 男孩儿忍不住插嘴:我什么时候不帮忙啦?你让我帮忙就好好说让我帮忙,一上来就说我什么都不干,天天我干多少活你都说我不干,谁愿意听你天天说这个啊! 看来,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远不是他们表面上说到的那么简单,这次打架,也是日积月累的结果。 对于女孩子的成长,我是了解的,她从小生活在父母的争吵中,从小就与父母的关系很疏离,尤其是与妈妈的关系,简直可以用剑拔弩张来形容。后来她上大学离家,有很多年不与家人联系,她的妈妈对她也是不闻不问,当有邻居问起来,她就说全当没有这个女儿,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她与女儿之间会有那么多的仇怨,只知道在她的眼里,女儿非常的糟糕,尽管邻居们并不那样认为。 因为不了解男孩子成长的环境,所以我问他在他的家庭里,有人会打架吗?这一问可不得了,说起他的成长史,也是鼻涕一把泪一把:他成长于一个贫穷的山村,在那里的家庭文化中,男人作为重劳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上面还有几个哥哥,从小在地里劳动,只有他,父母想要改换门庭,于是从小就不让他下地,只要让他一门心思读书,其实他书读的并不好,所以哥哥们常因此笑话他。在这个拥有一堆男人,而只有母亲一个女人的家庭里,妈妈在家庭里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她要做所有家务,要照顾好所有的男人,所以她常年会累得直不起腰来,但是她不能改变什么,她唯一的武器就是抱怨。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长大的他,一方面忍受着妈妈的抱怨,一方面忍受着哥哥们的奚落。父亲在家里有绝对的权力,只要他开口,别人是大气也不敢出一声的。 男孩儿一边说着自己长大的那个家,一边好象明白了什么,说“所以,我受不了她唠叨我”。这让我知道,男孩儿有很好的反思能力。但是女孩儿就不一样了,她看到男孩儿语气上有些松动,于是在气势上又涨了一层,不断诉说着男孩儿的不好。男孩子几次气红了脸,想要争辩,但被我示意停下了,我能看出来,男孩儿的争辩不会有用的,因为女孩子似乎缺少一些去理解他的情感和他们之间关系的能力,她明显有激怒他的冲动,这远不是这个男孩子对付得了的,她应该寻找心理专家帮助。 这是一场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争执,但却是他们两个人内部世界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我们无法简单的划分一个对与错,当他们感觉是对方伤害了自己时,在他们的感情世界里,那些感觉都是真实的,但是这场战争到底是如何点燃的呢?还需要我们一点点来理解。 女孩儿回到家,想做点好吃的,于是想让丈夫帮些忙,这个帮忙的需要就已经触动了丈夫的心理按钮:做家务是女人的事情,我是男人,如果去做家务,是羞耻的。 当女孩儿叫丈夫,但是丈夫没有回应时,就又触发了她的心理按钮:我是被忽略的,没有人在乎我的感受,爸爸妈妈只忙着他们的打架,妈妈一点都不喜欢我,所以她才不在乎我是不是需要帮忙。 于是女孩儿开始生气,开始唠叨丈夫,这再度触发了丈夫的心理按钮:所有人都嘲笑我,从来没有人尊重过我的感受! 丈夫开始愤怒,以至于动手,就像当年他所看到的父亲的样子。女孩子开始哭泣,一边哭一边更多的责骂丈夫,就像当年妈妈对她的态度。 如果,当然只是如果,如果他们两个人的成长经历不是那样的,那他们这场纷争的结果可能会完全不同。表面看起来是两个人的冲突,背后其实是两个家族的系统。 在她们的婚姻中,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女孩儿大学毕业,有不错的工作,男孩儿只是临时工,收入远不如女孩儿稳定。这看起来是与通常的婚姻结构有些不同的,而这个不同的想源,恰是他们两个人成长过程中对于人际关系的感受。 男孩子成长在一个被妈妈充分照顾的家庭,对于他来讲,被女性照顾是他习惯的,所以,当他寻找到一个社会条件优于他的女性时,他就可以让自己一直享受着妈妈般的照顾,但是他又无法忍受妈妈的唠叨,而这,恰恰又是女孩子表达愤怒的方式。女孩子从小生活在被母亲的贬低之下,她内心对于关系充满了恐惧,所以,当她寻找恋人时,她下意识的寻找到一个各方面条件都比她差一些的人,这样,她就可以让自己摆脱被贬低的恐惧,同时,她自己也可以成为那个用贬低对方来控制对方的人,所以,她需要与一个不如她的的人生活在一起,但这个不如他的人又是让他无法信任和依赖的,于是就会激起她另一方面的焦虑,她就会丈夫产生各种不满,这些不满会带领她对丈夫有更多的贬低。当然,当她贬低丈夫的时候,丈夫就承担了他们关系里的所有不好,她就可以把自己无法接受的,原本属于自己的不好一股脑投射给丈夫,她自己就可以处在好的位置上,来扭转在与父母的关系中,自己一直处在的那个不好的位置上的痛苦体验。而丈夫在接受了这些投射之后,愤怒越积越多,终有一天会发生一次大爆发。 其实,并不仅是夫妻关系里是这样的交互过程,所有的关系中,人与人之间,都是这样交互影响、交互推动的,关系进展得好与坏,从来不是哪一方造成的,而是双方共同参与的结果。包括孩子的成长,既与父母的养育相关,也与孩子理解和感受世界的方式相关,而不是单纯归于父母养育得好,或不好。 当我们与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们内心存有各种各样的模版,这些模版来自我们的成长过程,来自与人打交道过程中的积累,这些积累中,最重要的是来自与父母、家人相处的经验。我们把这些经验,叫做内部客体关系。当我们与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们会迅速调动之前的这些模版做对比,我们会自动选择与这些模版相关的情绪、感受、行为方式、应对模式来对待眼前的这些人和事。而对方,也同样经历了这个过程。所以,有时候我们无法理解对方为什么以那么奇特的方式给我们回应,其实,他在回应的,不过是他内心所以为的那个人,与真实的我们,关系并不大。当我们了解了这些后,至少我们可以明白,在人际关系中: 没有必须由单方面负责的关系,关系一定是交互影响中产生的; 当我们不能在关系中去理解人与事时,往往就会陷进我们的“以为”中去,而这个以为,有时候是与真实脱节的; 每个人的关系模式背后都是一段历史,没有人能完全逃出历史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这些历史对我们的影响,并更好的管理自己的应对模式; 在人际关系中,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一定要明白的,往往我们给出了什么就会收回什么,给出去的是宽容友好,收获的是温暖信任;给出去的伤害和怒火,收获的往往是争战和痛苦; 有时候,我们被骂时,不必太当真,因为那些骂的真正指向对象,其实与我们关系不大,我们不过是被借用了一下;当然,被夸赞也是如此。所以不必被外物所扰,第一要务,是搞明白自己是谁,少被别人牵着走; 健康的、爱的关系可以带来人格的成长。
这几天的媒体上充斥着关于鲍某性侵幼女案件的文章,有某知名媒体记者跳出来说了一些“sugar daddy”之类的观点,又引发很多争论,很多人提到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我无意讨论案件本身,也许是我还有一点天真的信念,是非真相总有弄明白的一天。这篇文章里,我只想说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根据百度百科的资料: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JanErikOlsson与Clark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of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料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 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体验。 专家深入研究: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人遇上了一个凶狂的杀手,杀手不讲理,随时要取他的命,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时间拖久了,人质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会觉得是恐怖分子对他的宽忍和慈悲。对于绑架自己的暴徒,他的恐惧,会先转化为对他的感激,然后变为一种崇拜,最后人质也下意识地以为凶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 这种屈服于暴虐的弱点,就叫“斯德哥尔摩精神症候群”。” 这可能就是造成了被性侵的女孩,在救助者面前反复表现出,依然和鲍某保持亲密联系,并且因此被一些人理解成恋爱纠纷导致“恩将仇报”,“反咬一口“的原因。在主流媒体上看到类似的字眼解读,我会觉得很残忍,但又觉得持这些观点的人并不在少数。抱着善意的理解,我并不相信这些人都是泯灭良知,而的确是出于缺乏一些心理常识,造成了他们的误读。所以,我想说说这些常识。 生活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事实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可能发生在很多人身上,多到超越你我的想象。施暴者甚至不需要专门的受训法律背景,以及PUA训练等等,在很多家庭中,父母都在自己无意识的情况下深谙此道。 比如说,咨询中常常会遇到有一些这样的来访者,他们看起来很得体大方善解人意,学历突出,事业有成,如果放到人群中,我可以肯定他们属于前5%的优秀行列,但他们来咨询求助的主要目的原因是,觉得自己太糟糕,太失败了。不管客观层面别人怎么告诉他们,你已经很优秀了,他们依然会为自己没有达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状态的目标而苦恼万分。 探究他们童年的成长经历后会发现,他们成长过程中不断地被父母贬低训斥,“你怎么不能像谁谁家的那样,别人能做到的你为什么做不到?”当他们表示出自己已经足够好,还有很多人比自己糟糕的时候,父母会立刻纠正他们的“错误”行为,比如“你怎么那么不争气,只会和差的比?”而且,这样的孩子可能从小就习惯了听话懂事乖巧,他们也几乎不出去玩,也不和其他孩子交流,他们一门心思埋头苦学,只认为父母说的对,自己就是不好。所以他们无法看到一个客观的视角,自己到底是怎样的。 久而久之,父母的视角就是自己的视角,就是自己的全部。父母说自己很差,那么自己的确是很差,不管别人说自己多好,都是没有用的。曾经有一个研究生来访说,自己的论文被导师评为优秀论文,但是自己并不开心,因为她依然在自责自己的论文写得太差,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标准。甚至有时候,他们也无法相信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是出于真心,他们的理解是,连我父母都觉得我差,我自己都觉得我差,你一个外人怎么会觉得我好呢,肯定是客套话恭维我,这种话我是不能信的…… 所以,他们陷入在自己很糟糕,没有人会喜欢我,我需要不断努力奋斗,才能获得别人的认可和尊重,直至他们实在扛不住到崩溃,抑郁了,所以来心理咨询求助。咨询师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帮助这样的来访者重构自己的内心体验,重构对自己的认知。 对于被性侵者的救助艰难 那么,对于被性侵的孩子,这个过程,可能就更加漫长和艰难了,因为他们所受的创伤,要沉重千百倍。这个时候,仅仅依靠社工和法律的公益层面的援助,是不够的。从媒体的发文中可以看到,有一些志愿者表示过劝慰,不解,以及无奈,从义愤填膺的热心支持,到最后觉得帮不了受害者,她还是想回去,还是和施暴者联系,志愿者自己可能会受挫、失望,最后可能会无奈的选择离开。 而这个过程本身,可能是在不断验证并加强受害者的内心自我认知:看吧,的确没有人爱我,他们都嫌我不好,每过一段时间就走了。“爸爸”说的是对的,离开了他,没有人爱我,只有他是对我好的。所以,哪怕这种“依恋”在客观层面看起来很变态,但这的确是受害者的内心体验,他们想离开,但又离不开。他们在长期的受虐环境中形成了扭曲的依恋关系,受虐的关系,总好过没有关系,谁都不爱我,我怎么活下去。 因此,对于此类严重创伤的受害者,需要一个专业团队的系统支持,而不是仅仅依靠法律、社工、教育,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在生活保障满足之后,被害者的心理安全问题需要被重视和重建,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很多救助者本身,如果不是自身财力和情感富足(比如你是比尔盖茨),是很难持续长时间的付出,尤其是当他们自己觉得看不到成果的时候。这个和普通的支持援助不同,比如救助失学儿童,援建灾区建设,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看得到一定期限内的成果,这是很多救助者维持自己动力的源泉,体会自己的价值感。很多救助者自身可能也受过一些创伤,他们可能也是通过帮助别人来抚慰自己曾经受伤的心灵,如果这样的帮助看不到明确的希望,他们会放弃和离开,这是可以理解的。 心理层面的援助,真的没有那么容易,不是一年两年,可能是十年八年甚至更久的付出,才能慢慢帮助受害者建立新的人际互动模式,才能帮助受害者建立新的信念:不管我自己多糟糕,这个世界上总还是有人爱我,总还是有希望的,我可以走出去看一看,试一试。所以,这也是心理咨询师必须通过一定的收费,或者至少有政府部门的专项补贴,来维持咨询师这样的长期的付出,而不能仅靠咨询师的一腔熱血和善意。 热血和善意是很容易被消耗的,物质酬劳本身可能也不足以让咨询师可以长期承受压力,所以咨询师也需要督导的支持,自己的咨询师的支持,包括可能需要精神科医生的配合,以及社工、法律、教育、家属,一个大团队的密切协作,才能够处理这样沉重的难题。在受害者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任何一个环节的放弃和离开,都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再一次被抛弃的创伤体验。 所以,期待我们的大环境,能够多一些理解,包容,以及耐心。救助被性侵者,这个议题在我们国家还很不成熟,要走的道路还很长。
嘴上说这不要的人后来都怎么样了? 还记得《蒂凡尼的早餐》那个经典的开头吗?女主角霍莉排了四个小时的队,终于买到了一杯X茶;她美滋滋地喝着X茶,站在蒂凡尼的橱窗跟前,心想:“时尚真让人看不懂啊,这大金链子那么丑,还能卖那么贵?” (不好意思,拿错剧本了,这可能是《三里屯的早餐》。) 俗话说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排长队买到的网红食品一定是美味的,我买不起的时装都是难看的……本质上都可以用一个心理学理论来解释,那就是认知失调。 当你拥有两个不兼容的认知,例如“排了4小时队”vs.“X茶没有很好喝”,“项链很好看”vs.“我买不起”,“嘴上说不要再刷X音了”vs.“手指很诚实地继续下划”时你会感觉不舒服。为了消除这种难受的感觉,我们会想办法改变其中一个认知,也就是说服骗自己,相信X茶真的很好喝,那项链太丑了我不想买,或者X音太好玩了。 邪恶的社会心理学家发现了这个现象后,成天琢磨着怎么利用这种心态,让你想说服的人自动改变主意。还真发现了几个操控人心的方法…… “你这么善良,一定不会逼我的是吧?” 这个方法的目的是让人意识到自己的虚伪,从而改变自己的行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艾滋在美国突然变得流行起来。当时,大部分人也知道戴个套就能保护自己不被传染(就好像每次出现一些严重疾病的时候各种新闻就会开始四处宣传防护方法),但是知易行难,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大部分人就是不愿意戴套…… 于是研究人员让一些有性行为的大学生做了一个关于艾滋病危害和安全套使用的演讲,并录了个视频,告诉他们说这个会被用作高中生性教育的教材。然后问其中一半的人:“你们最近戴套了吗?”,另一半啥也不问。 几个月后,他们观察了大学生避孕套的购买和使用情况,发现那些被问有没有用避孕套的人使用避孕套的频率是那些没有被问的人的三倍!(Stone et al. 1994) 研究人员对此的解释是,当这些大学生被问到自己最近避孕套的使用情况时,他们发现了自己虚伪言行不一的地方:嘴上说着避孕套很好高中生一定要用避孕套(而且还是要作为教材的!),身体却很老实地不戴套…… 为了解决这种认知失调,他们要么承认自己真的很虚伪,要么改变自己的行为。人嘛,总是觉得自己的形象非常伟光正,怎么可能承认自己虚伪呢……所以只好改变自己的行为啦! 这个方法我们当然也可以运用在生活当中。比如春节回家担心被逼婚怎么办?先主动跟爸妈说:“我有个朋友啊,家里催得紧啊,爸妈一天给安排了十场相亲,喝水都没时间!像我爸妈这么通情达理的人,肯定不会做这种事的对吧?” 于是爸妈只能继续扮演“通情达理的人”,不提逼婚的事了。 当然这种方法也可能翻车:“那我只要求你一天相亲五个不过分吧?” “你再这样,我可能会生气哦!” 许多家长都会吓唬自己的孩子,让他们不要做一些事情,但是这个度经常不好把控。 研究得出了一个结论:在保证威胁有效的情况下,威胁越轻越好,否则宁可不要威胁。(听起来好像更不好把控了……) 在研究当中,研究人员让孩子们不要玩某个玩具,并用不同程度的惩罚吓唬他们。他们对一部分孩子说“你要是玩这个的话我会不开心的”(轻罚),对另一部分孩子说“你要是玩这个的话我会非常生气,我会把所有玩具都拿走,再也不给你玩了”(重罚)。 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允许孩子们玩那个玩具。结果发现被威胁轻罚的孩子变得没那么喜欢这个玩具了,而受被威胁重罚的孩子依然非常喜欢玩这个玩具。(Freedman, 1965) 为什么会这样呢?研究人员认为,认知失调发生在了孩子身上。 受到轻威胁的孩子会心想:“我这么喜欢玩这个玩具,却因为怕他生气就不玩了??怎么可能呢??他生不生气我才不care呢!其实我不玩这个玩具是因为我没有那么喜欢啦……(对玩具好感-100)” 于是他们就说服了自己,变得没那么喜欢那个玩具了。 受到重威胁的孩子就没有这种纠结:“虽然玩具很好玩,但是如果玩了他们就会把它带走,我就再也不能玩了,为了将来有玩具玩,忍一时风平浪静……”于是他们依然很喜欢玩具。 所以通过用轻罚吓唬孩子就可以让他们说服自己。 当然这种方法也可能翻车,如果逼得太狠,很可能适得其反。比如爸妈对孩子说:“你再玩手机,爸爸妈妈就不要你了。” 孩子会想:“不玩手机是不可能的。我宁可爸爸妈妈不要我也要玩手机。看来,我是多么喜欢它啊……” 孩子对手机好感+10000。 “麻烦你了,帮我个小忙吧~” 在完成小组作业、搞个大项目或者谈商业合作的时候,我们有时要和那些“平时好像总跟我过不去”的人合作,这时候你会怎么办呢?请ta喝奶茶收买人心?还是多说好话拍ta马屁? 其实最有效的办法是:让TA帮你办件事儿! 这件事最好不要太大,以免对方一口回绝;同时它不能太小,否则对方感受不到付出。请看18世纪的美国政(xin)治(ji)家(boy)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完美示范: 富兰克林在州议会当公务员的时候,有个同行总是和他对着干。于是,富兰克林请求对方从他的图书馆里帮自己借一本稀有的图书(他们有钱人有自己的图书馆),然后按时归还,并表示真挚的感谢。在此之后,这个死对头开始主动和他聊天,后来竟然变成了他的朋友。 在这个故事里,这位同行的两个认知“富兰克林超讨厌”和“我帮了富兰克林”产生了冲突,引起强烈不适;而他没法撤销“我帮了富兰克林”这个操作,那么为了消除认知失调,他只能改变“富兰克林超讨厌”这个认知。 这个现象已经通过实验研究过:一项研究要求被试完成一个任务,并付给他们一些报酬。在被试离开之前(此时实验正式开始),研究人员非常可怜地(对一些更可怜的被试们)说:“孩子啊,我们系没钱了(顺便一提,心理系真的很穷),我现在在用我自己的钱来做实验……求求你了,可以把你赚的钱还给我吗……当然我不能强迫你还,但你如果还了我会非常感激的……” 然后所有被试都还了,之后被试被问到他们对实验者的印象。结果发现被要求还钱(也就是帮了实验者一个忙)的被试会更喜欢实验者。而且他们要还的钱越多(也就是帮的忙越大),就会越喜欢实验者……(Jecker & Landy, 1969) 当然这种方法也可能翻车,万一对方压根不肯帮忙,或者这个忙太小了完全不是问题,说不定会倒扣印象分。 参考文献: Freedman, J. L. (1965). Long-term behavioral effects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2), 145-155. Jecker, J., & Landy, D. (1969). Liking a person as a function of doing him a favour. Human relations, 22(4), 371-378. Stone, J., Aronson, E., Crain, A. L., Winslow, M. P., & Fried, C. B. (1994). Inducing hypocrisy as a means of encouraging young adults to use condom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1), 116-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