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塔莉-波特曼凭借《黑天鹅》里的出色表演,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这个曾经在《这个杀手不太冷》出演的小女孩已经长大,让这部影片带给了我们太多的惊喜。这部影片看似说的是一个小女孩的心灵成长历程,但也展现了一个心理模型的镜像认同的演变,是一个陷于理想自我里的挣扎与超越。 所谓理想自我,是我们人刚出生时所面临的一个神话性的认同。刚出生的婴儿呱呱落地,甚至在没有出生前,就已经被父母所谈论所期待,他的出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种从最初的圆满而浑然一体的状态中(在子宫里的感觉)的原始丧失。孩子是在他人的目光中确认和构建自我的主体,在早年的母婴关系当中,孩子为了获得一个主体的存在感,就会在幻想和潜意识层面认同母亲的欲望。所谓母亲的欲望,是一个模糊的欲求对象,这个对象可能不是现实中的父亲,也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人,它是母亲未完成的一个情结或者说是一个在她成长中失落的东西,因为母亲的成长也是经历过原初的丧失和遭到主体的阉割,所以这种原初的认同是一种不可能,因为母亲这个主体也是带有失落的,孩子的主体意识被这种幻想所构建,所以只能是神话性的认同。 那么孩子想要和母亲融为一体的原初幻想是怎么放弃的呢?是因为象征层面的父亲的禁止,这个父亲不是真实的父亲,是带有象征意味的社会禁忌,象征的父亲会禁止孩子跟母亲融为一体,孩子认为父亲拥有母亲的欲望客体,因此孩子会转而认同父亲,想要成为跟父亲一样能够拥有母亲的欲望客体,从而在象征层面上获得一个位置,虽然完成了俄狄浦斯情结,但是主体遭到了父法的阉割,孩子的社会性自我开始构建。 很明显,电影主人公妮娜在开始时是没有完成象征性认同的,至始至终影片里没有关于任何妮娜父亲的信息,暗示着父亲角色在这个家庭里和在妮娜的心灵中是缺失的。影片在情节中布置了十多处镜子的影像与片段,从刚开始的片断、碎片、跳跃性、局部的镜子到后来完整性、稳定性、大而平整的镜子,镜子的变化暗示着妮娜内心的成长。这种对镜子的展示有何意义呢?影片刚开始展现的是妮娜做的一个梦,醒来后她在一个三面镜子前一边做舞蹈前的热身,一边跟母亲叙述昨晚做过的梦。房子里的摆设也是在各处都摆设有镜子,零碎而阴暗,房间里的画作也是母亲每次根据妮娜的画像涂画而成,画中的人物阴沉而压抑,整个家里的空间给人的感觉是密闭而压抑的,这里面寓意着母女俩之间融合共生的幻想关系,而在这种共生中是有侵凌性的,是自罚性的自恋镜像认同。 母女俩互为镜像,母亲的欲望是一个完美的、乖巧的、成功的舞者的这样一个她曾经丧失的,从来没有获得过的理想,女儿认同了母亲这个欲望,母亲通过女儿作为自恋的投注,女儿通过认同母亲的欲望获得存在感和共生关系中的一个位置,母女俩浸淫在这种共生中相濡以沫,就像两条鱼靠互相吐唾沫而活着,这种相濡以沫既有潜意识的共谋,更是具有侵凌性的。为什么呢?自我是通过对对象的一种凝定来完成其认同的,这一认同固然有助于自我的统一性的确立,但也在自我的内部植入了一个异己的因素,一个时常会唤起自我的破碎感的因素,这就是说,在想象性认同中,自我与对象的关系终归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即便是在爱的关系中,自恋的主体爱的并不是他人,而只是他自己,只是在一般情况下,自我统一性的表象会把我们内心的侵凌性意向掩盖起来,或者说以一种爱的形式把它隐藏起来。妮娜在影片中的幻觉,比如挠自己的后背、抠自己的指甲,正是这种自我侵凌性的隐喻表达。 母女俩的关系,从妮娜开始接受“黑天鹅”的角色,到完成“黑天鹅”角色的内心认同,双方关系的冲突也在不断升级。妮娜的母亲是一位控制欲强、易怒、偏执而过度保护的母亲,造成妮娜的镜映是破碎而变形的,更加剧了双方自恋共生中的侵凌性,而且她的母亲还不断强调早年为了抚育她而放弃了自己的事业,这让妮娜背负深刻的内疚感,这种侵凌性和内疚感对妮娜的统整自体造成了冲击,所以我们能够理解妮娜在应激下的自体崩塌,她的自体是离散的,是建筑在幻想层面的,是脆弱不堪的。其实,自恋与侵凌性是一回事,侵凌性的累积与自我的自恋程度成正比,妮娜困在与母亲互为镜像的自恋共生中,会造成对自我主体持久的侵凌性,加剧主体的分裂投射和与自我、他人的敌对,从妮娜在影片中幻觉越来越强,不断弄伤自己,出现攻击行为中,可以窥见。 妮娜刚开始是认同于一个完美而柔弱、母亲幻想的一个小女孩的位置,她是天生的“白天鹅”,这里的“白天鹅”是幼儿式的,带有更多幻想性的角色。而“黑天鹅”是一个成人的角色,诱惑男性的黑天鹅是拥有完整的主体感和自我力量感的,她是处于三角竞争关系中,是超越于原初的与母亲的二元自恋关系的。妮娜的成人身份获得是如何开始的呢?代表象征父亲的艺术总监托马斯给妮娜与母亲原初二元关系带来了“禁令”,帮助妮娜从互为镜像认同的自恋共生的泥沼中挣脱出来,他的引诱是一种成人身份的引诱,既有诱惑和侵入,又有界限,是一种在象征层面上获得成人身份的邀请,因为有性的萌动和唤起是从母婴二元关系中挣脱出来的必要阶段。可能观众会问,妮娜在逐渐有性的萌动时,为什么第一个性幻想对象是女性身份的竞争者莉莉?在象征层面上,莉莉在妮娜的幻想中是被体验到跟母亲一样的角色,这个“母亲”既是她想共生融合的,又是她感到有威胁,想要攻击和提防的,是与母亲互为镜像共生中侵凌性的替换和投射。所以我们能够理解,在影片的最后她为什么以为莉莉是要争夺她的角色,甚至在暴怒中掐住了她的脖子,就像母亲在窒息着她。她用碎片玻璃杀掉了“母亲”---幻想中的莉莉,她锐变成“黑天鹅”,当幻想散去,最后发现是她用玻璃插向了自己,其实这是妮娜在幻想层面杀掉了与母亲的自恋共生,杀掉了曾经的“小女孩”。当她完成了黑天鹅的锐变,获得了成人身份,她才体验到了完整的自体的统一性,才体验到了“完美”。 原初的与母亲融为一体的二元关系是理想自我的想象性认同;而完成俄狄浦斯情结,在象征秩序中获得位置,构建社会性自我是自我理想的象征性认同。影片中的妮娜正是从想象性认同中的自恋与镜像共生中幼儿式的的白天鹅,逐渐锐变成象征性认同中获得统整自体和主体感的成人式的黑天鹅。但她也丧失了原初的欲望,处在一个永远“失落”的位置,她最后只能通过杀掉这个原初,带着这种丧失继续活着,这是一种遭到象征秩序(社会礼法与成人身份获得)的“阉割”,也只有经历这种“阉割”后才能逃脱精神病的威胁。
当我们谈论食物时,我们真正想说的是什么?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食物会有各种不同的联想和理解。 果子狸作为食物? 首选,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野生动物的故事:“果子狸” 或许大多数人知道果子狸是因为2003年爆发的SARS。在当时,果子狸被怀疑是SARS病毒的起因之一。 一直以来,大家都很疑惑,为什么果子狸作为食物,会在中国的餐桌上如此受欢迎呢?各种不同的说法让我们无法确定答案;其中,我们听到最多的,是批评;以及更多的,来自各界各方的各种评判。我想这不是我们这篇文章要讨论的范围。在此,我只想从心理学的角度做一些思考。 我第一次见到果子狸,是在2013年的新西兰。那是一个午夜,果子狸趴在树上,被手电筒照射的时候,两只眼睛会反光,让人很容易就能发现它们的行踪。人类的午夜正是果子狸的早餐时段,它们开始出来寻觅食物。 在新西兰,果子狸被认为是有害生物,一方面,它们几乎没有天敌,繁殖迅速;另一方面,它们常常吃掉果实,吃光树上的叶子等等对自然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甚至还会破坏建筑物的框架。于是,当地政府会鼓励大家猎杀果子狸。而且,由于果子狸的皮毛价格昂贵,因此有人将其视为生意:逮杀之后,把果子狸的毛皮用于制作手套或袜子,甚至做成暖暖的床褥子。 只是,很少会听到新西兰人吃果子狸的新闻。 当我知道了这些,我尝试去了解新西兰境内的华人对此的理解与想法。大多数在新西兰郊区或山中住过一段时间的华人都很了解果子狸,他们往往也会猎杀,有时候是为了获得果子狸的皮毛,有时候纯粹是厌烦果子狸对周围林木果树的破坏。有趣的是有一些在国内对吃果子狸很有兴趣的人,虽然在新西兰可以轻而易举得到果子狸,却失去了对吃果子狸的兴趣。 为什么? 就此话题与我交流过的华人,在新西兰居住的时间都不长,大多数是两年或更短。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他们改变了饮食偏好?是因为教育到位,还是因为道德自律的结果?我想都不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是中年人,这是一个不容易轻易被改变的人生阶段。 于是,我想,这或许是个指向标,给我们一个方向去思考:食物背后的心理含义是什么。 西方国家和文化起源于游牧业;东方国家和文化起源于农耕业;最初生存方式上的差异构成了心理状态,食物,文化差异以及饮食失调差异的基础。 在新西兰,人们喜欢打猎。他们可以在枪支安全考试和品行调查合格后获得枪支许可证。当新西兰人决定猎杀果子狸时,他们将其视为有害生物,借此释放了自身的攻击性欲望并获得掌控感。这也让他们感受到一部分安全感,来自于他们知道自己具备在大自然中生存的技能。 以农耕为基础的文化主张春耕秋实,安稳循规的生活给予我们很大的安全感,同时也压抑了我们的攻击欲望。过去的农耕时代常常意味着看天吃饭,对时令的依赖会丧失部分的掌控感,降低生理与安全的需要。 所以,从外在行为看,“猎杀果子狸”与“食用果子狸”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但在心理层面上,它们满足的愿望是相同的,比如攻击欲望。 食物作为表达恐惧,恨意,欲望,控制以及爱的媒介,是我们轻而易举、无师自通的一种简便而直接的表达方式。与此同时,食物有助于形成我们的身份,比如四川的火锅与花椒,长沙的辣椒与臭豆腐,潮汕人的牛肉丸与蚝仔烙,贵州的酸汤鱼,桂林的螺蛳粉...;还有,北方人的面食,南方人的米饭...食物常常帮助我们释放分离焦虑,比如朋友送别餐,孩子生日餐,员工退休餐,情侣分手餐...比如没有什么不是一顿火锅/烧烤解决不了的... 客家文化与食物 让我再举一个例子:客家文化与食物 客家人属于汉族,他们的农业祖先来自黄河附近的古中原。客家人在1700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五次从中国北部到南部的大规模迁徙,如果我们把这1700多年视作历史长河中的一段,他们的5次大迁徙,在象征层面,与游牧民族类似。 让我们看看这几次大迁徙的经历是如何内化到客家人的内心,影响至今的。 当然,如果在看这篇文字的你,小时候曾经有过搬家的经历或经验,或许会帮助你更好理解这些影响。 “客家”是由两个字组成:“客”指的是迁移,有点四海为家的意味;“家”指的是在一个新地方建立居所,安顿下来。客家人经历了上千年的折腾,除了迁徙,还有各式各样的战斗:为土地而战,为水源而战,甚至为食物而战;即使这么颠沛流离,他们依然有条不紊地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朴素的思想信念,语言体系,建筑风格和喜爱的食物….. 简单而言,1700多年前,原本在北方生活得很好,富裕安定的一群人;忽然被“邻居”抢去财产,霸占田地与房子,还准备要了他们的命;不得已,从平原逃到山上。这是客家人背井离乡,不断奋斗故事的起源。 回头看,在滔滔历史长河中,客家人生命的主线充满了为生存的自强不息,伴随的是与分离焦虑议题相关的身份归属。一次又一次的与居住地告别,一次又一次的从北到南;从富有到贫穷,从稳定安逸到逃荒流离,从中原到山区...各种身份被打破,又被重塑。 随着南迁,他们给当地带来金银财富、先进技术、管理理念以及中国古中原最伟大的文明;还有他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了的农耕人格特点:谦虚,友好和勤奋。在不断迁移的经验中,他们逐渐变得有进取心,创造力和开放性。 始终绕不开的仍是,分离焦虑与身份冲突。 如同一次次的裂变,一次次的重生,客家人用朴素而智慧的方式一直在处理着这些内心的断层与冲击。这些都一一体现在食物上:比如“酿豆腐”。客家人从中国北方迁往中国南方时,仍然想吃自己喜欢的食物,例如:一盘热腾腾的饺子。他们需要用食物来悼念他们以前的身份。但是,在中国南部基本不产小麦,但在山区,豆子很多。于是,客家人因地制宜,把豆子制浆,再凝固成型;再把肉剁碎,放在像饺子皮的豆腐里面。如此这般,他们用食物保持自己过往的身份,同时,又在这个基础上,得到了新的认同。 现在,再让我们尝试比较一下“酿豆腐”和“饺子”,你会发现它们不仅有相似之处,还可以觉察到它们的演变过程。我们尝试用一个比喻来描述,如果皮包馅的“饺子”是“子宫”,那么只是将肉馅嵌入豆腐中的“酿豆腐”就等同于一个诞生过程。 内在动力与身份归属 食物就是这么神奇而美妙的展示了我们内心的各个角度。 通过食物的方式过渡自己的身份归属。 或许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去深化,比如,与传统华人的主要特征:谦虚,保守和节制相对应,我们以饺子作为一个比喻,称之为“饺子”人格特质,而其中,客家人呈现的人格特征更为开放和进取,可以称之为“酿豆腐”人格特质。 当客家人被迫离开家乡时,他们几乎失去了一切;如今,客家人如同一颗颗珍珠,散落在世界的不同地方,以他们的勤奋、勇敢和创造力而闻名。 在我即将结束这篇文章之前,我还想谈一点关于饮食失调,说一些关于古时的客家女子,以及女性价值的话题。 明清时期,是裹足缠脚的兴盛时期,即使在那个时候,客家女子都没有跟风,她们是那些年代中唯一没有裹足的女子。为什么呢?她们之所以没有缠脚,不是因为她们的自由精神,而是因为:如果她们裹脚就无法在山中田间劳作,而劳作是她们的功能之一,体现了她们的存在价值。另外,那时候的客家女子是不能和男人在同一张饭桌上吃饭的,她们在厨房吃饭,通过食物的进食地点看到对女性的贬低直接且冷酷。 “功能化”恐怕是需要在此提及的其中一个有关女性价值的重要议题;或许这不仅仅限于客家女子。例如,女人子宫的重要性体现在生儿子的功能上。如果生的是女孩,父母、乃至整个宗祀族群都会很失望。似乎女人来到这个世界终其一生都在竭尽全力取悦父母,乃至周围的整个世界。 少吃是其中一个取悦的方式;因为这是最快也是最直接保持苗条身材的方式,以至于有一些女孩子会用抠喉,节食,甚至绝食的方式来追求“瘦”,从而符合社会单一且严苛的审美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过去或现在的一些女性,认为可以通过食物对身形的控制,获得被社会接纳,被他人喜欢,以及确认自身价值。饮食失调往往会成为结果之一。 以上种种,已不难发现,饮食系统和文化历史早已成为了我们潜意识地图的一部分。我们的内心世界通过外化到文化,借助食物的形式呈现出来的。 无论是果子狸的故事,还是客家人的例子,都只是“食物”这个浩瀚大海中被捡到的两个贝壳,例子举不胜举,但核心只有一个:内在动力。 动力来自于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身份归属。 世间万物,终归是:尘归尘,土归土。
我最近有一个朋友刚刚生了孩子,她除了喜悦之外,在产后她还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抑郁的,非常沮丧的一段时间。 她曾经还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她说我有的时候感觉非常的难过,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变成了一个人形的哺乳机,我没有办法有我自己的生活,没有办法有完整的睡眠。有的时候我非常的愤怒,我对自己的孩子有非常糟糕的感受,她说每当他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她都感到非常的恐惧。因为似乎世界上所有的妈妈都是特别伟大的,每个妈妈都是特别高兴的、特别幸福的,特别乐于将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孩子的,所以每当他有这样愤怒的想法的时候她都觉得非常的愧疚。她觉得为什么全天下只有我一个人这么的自私。她不敢让别人知道他有这样的想法。 但事实上从数据上来看,有超过50%,就是超过一半的新手妈妈在刚刚生产完的一段时间内会体验到抑郁的情绪。 因为这些妈妈们是在经历非常真实的、真实的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之似乎文化和家庭都会认为女性天生的就是要为孩子付出的,女性应该天然的就会带孩子。但其实新手妈妈要经历非常长的对于自己人生变化的调整,心理预期的调整。她要应对很多挑战,而对于整个家庭来讲,一个新生儿的到来会改变整个家庭结构。 有一个精神分析流派的创始人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精神分析家,叫做温尼科特。他曾经是一个儿童的精神科的医生,然后来做精神分析。他帮助非常多的家庭和孩子。他有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叫做母亲恨婴儿的18个理由。其中他讲说我们把道理只讲一半不好。如果母亲和孩子相处的好,自然是一个天堂,但是如果反之亦然,他讲了18个理由。其中有几条讲说孩子是无情的,ta对待母亲就好像母亲是一个工具,是一个废物,是免费的仆人和免费的奴隶。孩子使你变得多疑,使你开始怀疑自己,而且孩子一开始是完全不知道感恩和感激你,ta一点也不知道你为ta做了什么,你为ta牺牲了什么。但是如果你没有照顾到ta,ta就一定会报复你。特别是他不准你去恨ta,如果你恨ta,你就是一个坏妈妈。 我想讲的是因为每一个妈妈都是人,有的时候你会对待母亲身份,或者对待你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有很多的愤怒恨亦或者糟糕的感受,这都是可以。因为这些糟糕的感受可以和你爱她这件事情是共存的,没有哪个妈妈是圣人,你可以努力的去照顾她,努力的去照顾自己,消化自己糟糕的感受,但是不要要求自己成为一个圣人。然后如果你家庭中有新手的妈妈的话,有小婴儿的话,我想我们整个社会结构和家庭,企业也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照顾这些妈妈们,允许她们表达和处理这些糟糕的感受。这样能够帮助她们更好的去成为一个好的妈妈,帮助她们去抱持她们那些糟糕的感受,来帮助她们去抱持她们的婴儿,她们的孩子。 当一个家庭中有这样大的变化的时候,对于整个家庭都是挑战,希望大家不要把所有的道德感和压力及期望都放在妈妈一个人身上。 我是简里里,祝你晚安~
为什么“老好人”不讨好? 在百度中输入“老好人”这个词条,弹出的解释是“老好人指的是随和厚道,性格温柔,不愿得罪人,不会拒绝别人,缺乏原则性的人。”在我们这个崇尚温良恭俭让的社会文化中,老好人一词乍一听似乎是挺符合文化标准的。可是现实生活里,这样随和厚道又温柔的人,不但不好当,一个不小心还容易几边得罪人,费力不讨好,恰如体贴的度娘特地告知的——“然而现在社会中普遍反对老好人主义”。典型的老好人常常是这样的:害怕冲突,当面对可能出现冲突的场景的时候,老好人大多会第一个站出来,作为润滑剂,进行各方的调节及说和,避免冲突升级;又例如职场中,老好人往往会热情积极,帮助同事,团结集体,谁有着急的事儿了,谁需要支持了,老好人很能够发挥雷锋的助人为乐精神,助人解困……感觉很好啊,团体里、家庭里有这样一个润滑的角色,可以避免很多人际冲突和不愉快,给大家很多支持和温暖,可是偏偏这样一个时时的好人,在TA忙前忙后照顾他人的过程中,自己疲惫不堪不说,最后还容易落埋怨,不得好。这时候,老好人肯定委屈啊,肯定想不通啊,“我处处为别人着想,时时付出,怎么最后都成了我的错了,合着我做得多也错的多……”于是也很容易引起另一个极端的现象,就是“别人都是冷漠不感恩的,我付出也是浪费,以后记住教训,自己顾自己,不和别人掺和”,从最温暖的人变成最“冷漠”“伤心”的人。为什么温暖热情的老好人会常常经历这样的人际挫败呢?这还要从老好人的人际关系模式说起: 边界不清现实生活里,我们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非常有限,做了一件事就很难分出心思做另一件事,一段时间花出去,就不能再回来,我们都无比公平的享受着相同的一天24小时,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时间、精力给到别人的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里的一部分。如此珍贵的资源,我们都需要精打细算的花在有价值的事情上,而为什么有的人愿意轻易花费自己如此珍贵的资源呢?第一个可能是人际边界不清,在我们这个农耕文化延续下来的民族中,保留着农耕时代人情社会的习俗和规则,在以前的社会生活里,一个地区往往是同姓氏族一起生活,生产劳作、婚庆嫁娶,几乎所有的社会生活细节都是大家一起完成,比如收割的时候,我们家人口不够了,可以乡亲邻里共同进行,宗族联系紧密,这种互帮互助实际是互相交换的,我家忙的时候你家帮,你家忙的时候我家帮,整体维持平衡。而在现代分工越来越细化,每个人在不同岗位干不同的事,承担不同的职责,原来适用的这种紧密的连接需求减少了,并且科技的发展为现代人提供了很多可以自得其乐的可能,使得形成人际间的紧密关系不再是一种现实的生存需求(情感需求除外)。而人际关系的边界不清,往往意味着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你需要我帮助,我放下自己的事情,来帮助你,就像是支持自己,这是我应该做的,而反过来,当我需要的时候,你也要这样为我做到,否则你就是冷漠的。这就好像很多父母替孩子做决定,告诉孩子说“我是为你好,你听我的就对了”,上什么学校、做什么工作,我替你决定就好了,我会为你计划好,去读好的学校,去做有前途的工作,你以后生活富裕、吃穿不愁,听我的就对了。有可能父母为孩子的计划的确考虑很周到,的确就自己的生活经验为孩子避免了一些沟沟坎坎,但是这个过程中,缺乏一点非常重要的部分,那就是孩子自己对人生的决定权,甚至是知情权,也就是一种“我被看到被尊重”的感觉,常常可以听到孩子长大了抱怨父母,“如果当初没听你的就好了”,可能孩子自主选择还是会做和父母一样的决定,但是后一种会少很多不甘心和抱怨。回到老好人的场景,老好人之所以那么的好,那么的牺牲自己,一定程度上是以突破自己的边界为代价,也有对认同和价值感的需求。两个人之间的边界被打破了,你我不分,那么我们之间很容易互相侵入,你占用我的时间,我自然而然也需要占用你的时间,如果一方不能被满足,那么平衡也就打破了,离关系的破裂也就不远了。无论是亲子关系、伴侣关系或是其他关系,人和人之间都是有边界,各自独立的,边界不清往往会伤害到各自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使得关系趋于紧张。 付出背后的控制 愿意打破与他人的边界的人,往往有一种不安全感,与他人相处,别人提出请求,不敢拒绝,害怕别人不高兴,得罪人,想想是小事,干脆答应下来吧。应承一次、两次,别人就有一种感觉,好像你比较方便也没什么事,再有需要就找你了,但是老好人也有自己的事啊,不可能一直做别人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等到不能承受的时候,也就是收获埋怨的时候,又一次做了好事不落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我们对自己边界的维护往往是对双方的保护,保护两者适当亲近而非过度融合,失去自我。当我们不断为他人付出和改变自己的时候,难以避免的,会带有期待,这个“期待”是轻柔的说法,如果加剧一点,也可以叫做控制,“我为你付出,你就要有回报,不一定是现实的回报,至少要理解我吧,至少要感恩吧,至少要肯定我的好意吧,如果这些都没有,那我的付出多么的委屈,我的付出多么不值得”,失望和沮丧中,隐含的控制甚至攻击就显现出来了,即便什么都不说,我们的潜意识也知道。所以很多人会有一种体验,和一个特别温和、特别为别人着想的人在一起,感觉上事事都被照顾,但同时又有种说不出的不舒服。 牺牲之下的索取和付出背后的控制相似,牺牲之下也有索取。当我们打心眼里对自己感觉很好,很认同自己,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值得珍惜的时候,我们不会因为一点点的小事而担心别人怎么看自己,怎么评价自己,因为在我们自己这里,这种价值感,这种信心就是由内而外实实在在的,我们对他人的肯定的渴求也没那么强烈,而当我们自己内心对自己不信任,甚至是贬低的时候,我们往往很需要别人的肯定和赞赏,那怎么获得呢?比较容易和简单的方式就是——给别人做好事,牺牲自己,付出。内心里几乎要呐喊“看看我呀,我多好,我是个好人,我是个好母亲/父亲、好员工、好同事、好爱人”,我都这么牺牲付出了,那我足够好了吧。可是呢,别人不一定也不可能时时关注另一个人,也不一定知道甚至是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另一个人的需求,于是老好人就被辜负了,上演了很多次的戏码再次重现,“我已经这么付出了,还是被辜负,那我要更加付出”或者“我已经这么付出了,还是被辜负,他人都是不值得信任的,我是没有价值的”,落到自我贬低或贬低他人的巢穴里去了。人作为社会性动物,必然都有对关系的渴求,对肯定和价值感的需要,但是一个自我内在价值感稳固的人,对这部分的需要是有限的,对自己的认识也是相对稳定的,不会急于寻求他人的肯定,因为TA心里有对自己的确认感和肯定感,别人的赞赏和接纳、肯定,得到了很快乐,一时没有得到,也没关系,可以灵活自如又真实的认识自己。而老好人体现出的对肯定的渴求,对关系的担忧,对他人的不敢拒绝,往往是对自己的不足感,“我不够好”的一种感觉。获得他人的认可,是我们的需要的一部分,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自己的确认感、稳定的价值感。说了这么多,如何走出老好人的怪圈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体、心理边界,身体的边界是皮肤,心理的边界就是划分自己和外界的一道象征的界线,当我们确认自己是谁,喜爱什么,讨厌什么,擅长什么,清晰自己的感觉,自然可以和外界区分,他人的期待、 好恶就是“他人的”,我们可以基于关心和在乎去帮助、支持他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真实感受做出关系的、行为的选择,承担自己的部分,为自己谋求幸福,而不被他人的看法所影响。简单来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对内,自我确认,从生活的细节里,抓住感知自己的体验,某一时刻我是疲惫的吗?我喜欢一个东西吗?当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什么?当我们常常体会自己的感觉,可以逐步发展出一种能力,就是了解确认“我是谁”,在确认里强化自我,自我内部的强化,顺其自然带来和外部的区分,那么边界就会清楚一些,有些东西是我的,我需要对这些负责,有些东西是他人的,不需要我承担,比如他人的期待、情绪反应、 生活、工作,就是他人需要负责的。关系的互动很多时候是打破边界的,当我们的自我感觉清晰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灵活,出于对关系的需要和自我感觉去做出反应,当自己有需求的时候也可以自我满足,我们对自己的感受建立在自我实现和创造里,而不那么多的建立于对他人的控制里,也就更少的期待回报,跟很少的失落沮丧。关系或许会更加的灵活生动,每个人都不必非常用力的勉强自己,满足别人,拥有自我照顾的能力,少一些纠缠和痛苦。你也是个不讨好的老好人吗?祝愿你,走出老好人的位置,活出属于你自己的人生,展现你自己的光芒。 声明:文中所述事例均为虚构,不涉及个案工作,特此声明
(本文首发于“简单心理”公众号)春节,一个满足着全球华人归属需求的节日。 这种需求,在快速变化着的时代,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愈发重要。 此刻,在大城市打拼的你,结束了一年辛苦的工作,是否也正踏上回家的旅途?你应该也是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家人身边,但在内心深处却隐隐地藏着一丝焦虑。随着离家越来越近,那份焦虑有没有逐渐强烈呢? 父母的焦虑 回家最让你难以面对的就是父母的焦虑吧?他们担忧你的生活、工作、健康、人际,在他们的眼里你永远是那个需要被保护的、长不大的孩子。“怎么都不吃蔬菜啊?”“怎么换了这么个单位啊,之前的单位不是挺稳定的吗?”“你那个男朋友家庭条件行不行啊,上次舅妈介绍的那个小伙子家境又好又是我们这儿的,去见一下怎么了?” 你当然明白他们是出于爱,但这让你感觉厌烦,或疲于承载。但你也不忍心打断,因为那会让你觉得伤害了他们而愧疚不已。你只能逃避。你以为这样做,父母感觉不到吗?你总是紧闭的房门,让他们感到难过愤怒,于是每年春节假期,总少不了大大小小的争吵。 一年年过去,你选择消极应对,回避他们带给你的焦虑感。尽管你也渴望,想要和父母更亲近,却无法不产生疏离和对抗。 理解,改变的前提这一次,让我们从创伤的代际传递(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 ITT)角度来试着走出这一步,理解父母为什么会这么焦虑。 每一个文化环境都有自己的集体性创伤,而我们的文化中显然也存在不少。 三年自然灾害、文革,这些词汇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陌生的,它们只是印在书本上的故事。但对于我们的祖父辈来说,这是他们生命中真真切切的一部分。尽管他们不愿言说那种痛苦,但所经历的一切毫无疑问影响着他们的信念、情感模式,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家庭关系、养育方式。 即使你和你的祖父辈们并没有直接经历这些创伤,不置可否,我们都生存在同一个社会大背景下,彼此互相影响着,造就了相似的困境。 创伤代际传递,传递了什么? 首先,在经历过集体性的创伤之后,人会对灾难的预期有更刻板的负面认知(Kellerman,2001a; Kaitz Levy,Ebstein, Faraone, & Mankuta, 2009)。 有时候你可能会惊叹于父母那极强的想象力,他们能想象到最糟糕的结果,并且坚信那一定会发生。比如你一提到想要换工作,他们就担心不稳定,而反复劝说你不要改变,你也很难不去怀疑自己是不是选择错误。 其次,在情绪方面,他们的主要表现是焦虑,而且是一种毁灭性的焦虑(Kellerman,2001a)。可以想象,当他们在经历创伤时的那种无助,他们可能本来家庭条件不错,但因为一些原因遭到极端的打击,他们可能本来可以继续学业去实现梦想,却要远离校园背井离乡。这一切那么不可控,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如果他们没能好好地从中走过来,那种强烈的焦虑感将会一直笼罩在心中。 另外,经历过创伤的人在抚养下一代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倾向呢?他们可能会过度控制和保护孩子(Harkness,1993)。 形成一种安全的依恋模式,需要父母对于孩子的需求敏感并及时调整。过于焦虑的父母,当孩子主动探索新环境的时候,他们会非常害怕,忍不住想要抓紧孩子,生怕遭遇危险;即使孩子取得成功、准备走向更远的未来,他们的眼神中,除了欣喜之外仍然会透露着强烈的不安。 而孩子完全可以感受到这个部分,也更可能采取回避的行为方式,不敢完全发挥自己的潜能。 过于焦虑的父母,还可能会压抑情感的表达。因为历史、文化因素,父母本身可能不会表达自己的痛苦、愤怒、悲伤,对他们来说这是不被允许的。 这一点也会传递到下一代身上。因为缺少情感表达的楷模,孩子不知道如何应对自己的情感,甚至还承担了保护父母情感的职责——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可能有深深的内疚感,所以必须压抑自己的情感,尤其是愤怒,从而承担来自父母的压力。 总之,集体创伤的第一代人,主要表现为PTSD的症状,遭受失眠、抑郁、焦虑等长期折磨,而第二代很可能会发展出不安全的依恋关系,在建立关系、解决冲突、独立自主上出现困难(Kellerman,2001a)。 我们可以做什么? 就像前面说的,改变的前提是理解。你可以用以下的几个方式,帮助自己更理解他们的经历和对你的影响: 1. 学习表达理解并接纳自己的感受前面说压抑并隔离自己的情感是创伤第一代及后代的常见问题,但那些情感是无法凭空消失的,更健康的方式是接纳它们且尽可能地表达出来。你可以用你觉得舒服的方式,比如写日记、冥想、向信任的人倾诉、个体或团体心理咨询等等,让你的情绪自然地流淌。 2. 倾听父母的焦虑并且共情当你能够接纳自己的情感之后,你可以试着帮助父母接纳他们的情感,而你需要做的是——倾听。先别急着反驳或者回避,听一听他们的想法是什么,以及他们有什么情绪,并且把你的感受告诉他们。这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他们原本可能将你投射为一个面对灾难无能为力的孩子,现在你的稳定告诉他们,你已经长大了。3、与父母讨论他们的故事并找到意义最有效的疗愈方式就是表达,如果父母愿意讲讲当年的经历,可以鼓励他们多说一些,试着从当中看到积极的意义。以前大多数时候只是感觉到“代沟”,但如果认真听,你会看到他们在少年时期背井离乡的坚韧勇敢,他们青年时期面对社会环境骤变的砥砺前行,还有他们中年时期抚养后代时虽然手足无措却依然尽己所能。这时,你会敬畏他们的生命历程,感恩他们为你的付出,并从中看到生命的意义。 今年过年回家,如果父母又开始为你操心和担忧,你可以耐心听一听他们的想法是什么,也可以听他们讲讲过去的故事,然后告诉他们,你理解他们的担忧,但你是独立的成年人了,可以应对这些问题。如果他们会质疑,“你真的可以吗?”你可以告诉他们,“我爹妈这么厉害,我当然也可以。”
“人类的成熟就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不仅意味着个人成长,而且本质上就是一个适应社会的过程……在健康的状态下(健康几乎可以算得上成熟的同义词),一个成年人是能够在不牺牲太多个人自发性的前提下完成与社会的认同的……独立从来就不是绝对的,成熟的个体不是孤立的,会逐渐与环境发生关联,最终形成了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一种可以被称作‘相互依赖’的关系。”——温尼科特青春期一般指人生10~20岁的这一年龄段,这个时期的我们正处于身体和心灵的飞速发育时期。不论在儿童期父母多么重视孩子的自主意识的培养,青春期终于到了真实的个体化阶段,这是最初的真正、负责任的独立阶段,也为今后脱离家庭、走入社会做好切实的准备。通过对社会和世界的不断了解,我们在青春期渐渐明确了自己的信念和目标,自我进一步整合,可以有足够的自我力量向人生下一阶段发展。然而,在青春期我们身体的变化和性特征的成熟使性意识开始觉醒,我们对此冲满了巨大的矛盾和孤独感,内心的冲突让我们经常摇摆不定,甚至失去自我控制力,所以我们也需要父母的适当支持。 青春期的发展任务 将注意力从紧密和熟悉的家庭以及学校的安全环境,转向外在世界众多的、各种各样的人并对之产生思考。 拥有自己的身体,这意味着将觉醒的性的感受和幻想,以及在身材和力量方面快速的变化整合入自己的身体形象。 获得个人自主性和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这意味着个体对自己的信念和行动建立起信心和责任感。 在安全的个人界限和稳定的身份认同基础上,个体建立与他人的亲密关系。 带着对个人和事业目标的认同和追求,以及对已达成的协议和承担任务的承诺这两种价值观念,去适应工作以及照顾小孩。确实,青春期的发展任务并不是那么容易完成的,“破茧成蝶”的过程是痛苦而惨烈的,没有坚定的自我意志是很难支撑的。随着年龄的增长,青春期发展任务未完成的影响逐渐呈现出来。青春期结束后,我们开始进入社会熔炉——发展事业、经济独立、建立自己的家庭,我们担任了更多的人生角色,也承担了更多的责任,这些体验使我们的内在精神世界更加丰盈生动,自我也进一步整合和成熟。然而,很多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卡住了,有些人无法建立稳定且满意的亲密关系,也有些人无法在工作中获得成就感,迷茫而困惑…很多时候当我们在亲密关系、工作中遇到困难时,通过跟朋友倾诉,读一些书,或者通过学习拓展工作技能后就又前行了…成长和成熟是一个终生的过程,我们也会在一些超出个人基本容忍能力边界时适度退行,这时只要我们及时调整,重新积聚自我能量,就能更好地前行。但是,仍然有些人无法在日常的人际关系、工作和学习中获得滋养,这些甚至成为了他们的负担…他们像是被困住了,想摆脱又似乎被很多无形的手死死抓着,挫败而迷茫…他们体验不到内在的力量,内心空虚,必须找到一个力量的源泉去滋养自己。一部分人会选择回到校园,继续深造,这样暂时避免了工作和生活中带来的内在痛苦和冲突,当然这也是我们重新完成青春期发展任务的机会。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都会希望遇到任何问题父母都可以给予帮助,这个愿望本没有错,但我们固著于此会让我们无法向前发展。所以,在再次开启青春期发展任务前,我们首先要对内心那个“想做孩子”的愿望做哀悼,在内在真正接受要与父母分离了,要进入新的人生阶段了。这样我们才能与外在现实有更多的连接感,内心的冲突也会慢慢减轻,更有力量重新投入到工作、学习和人际关系中去。如果上述这个过程无法顺利完成,我们就会进一步退行,也会有更多的症状产生——抑郁、焦虑、人际退缩,在自我幻想中苦苦支撑。并且,因为社会功能不足、经济无法独立,他们退回原生家庭中…然而,退回原生家庭并不会最终解决问题,向前发展是生命的本能,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挫败感越来越强,内心也越来越绝望…原生家庭模糊的边界,往往使深陷其中的他们更加没有成长空间。“个人空间的建设”是他们要走的第一步,这不仅仅是看得见的一个空间、一个房间,更多的心理层面的,因为有一个边界明确的空间,自我和形成和发展才有可能。 叛逆 vs 听话 18年底上映的电影《狗十三》讲述了一个青春期少女李玩从叛逆被“驯化”到听话的故事,很多人看过电影后都陷入深深的惆怅中…在此我不去讨论故事里更深层的原因,在李玩叛逆和抗争行为的背后,我看到的是她对“自我需要”的维护与坚持。“自我中心”是青春期一个显著的特点,“叛逆行为”正是为了维护自我需要和心理层面的边界和空间————在这个空间内,复杂的情感、剧烈的冲突被容纳,自我意识在形成,这些自我意识进一步通过与外界的互动而更具现实性。青春期的叛逆行为需要的是被理解,而不是被否定,否定只会引起更剧烈的反抗。但青春期孩子的想法还缺少现实检验,因此适度的“限制”和“保护”是需要的,这样会让他们在成年后可以在社会规则内发挥更多的创造性。但是,父母的建议是需要我们消化的,既不能绝对认同,也不能绝对否定,这也与父母的态度有关的,这需要父母和孩子共同觉察和反思。“适度的‘限制’和‘保护’”不应成为父母达成自身目的的藉口,有些父母处于“绝对权威”的位置,要求孩子必须按照自己希望的样子成长,自己就是对的,完全看不到孩子的需要,理解不了孩子的情绪。可能,孩子最终放弃了抗争,如同《狗十三》电影的结尾——李玩听话了,家长满意了,家庭和睦了…然而,李玩的自我被彻底压抑了,可能她会像父亲一样,在成年后的某个瞬间,偷偷在车里哭泣,为孩子牺牲自我需要内疚自责,同时也哀悼了自己未完成的青春期…那些听话的孩子,可能会有很好的成绩,往往在成绩背后是弥散的空虚感,因为他们只是发展出一个功能很好的“假自体”。所以,针对那些“听话”的孩子,帮助他们明确哪些是自己的需要,哪些是父母的需要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这会让他们的“真自体”重新鲜活起来。
由外遇引发的应激性创伤反应以及如何处理 作为一名夫妻/伴侣咨询师,我常常需要帮助夫妻/伴侣一起处理外遇事件和走出外遇的创伤。但在工作之外,我也看到听到过好多好多的夫妻/伴侣经历着因为外遇引起的痛苦,而很多时候这些夫妻/伴侣没有办法找到恰当的方式去帮助自己。 在这里,我主要希望帮助那些出于某些原因,不打算分手或离婚,而是想要走出痛苦、和对方重塑新的关系的伴侣,所以在这里讲述一下从心理学角度是如何看外遇,以及关于如何恢复的建议。 依附理论看外遇 就像小宝宝一样需要爸爸妈妈来照顾,提供感情的支持。结婚了,我们需要伴侣来提供给我们保护和情感的支持,同样的, 你提供给你伴侣情感的支持。 这种支持和感情的链接,我们称之为依附的连接 (attachment),是动物本能的需求。你的伴侣本应是让你安全的,提供给你安全感的,至少你是相信他/她是站在你这一边的。 可是在外遇后,伴侣的依附连接被打断,受伤的一方会进入依附创伤 (attachment injury),情绪反应就像PTSD的反应,对一些事情很敏感,情绪的波动很大,哭泣,不想吃饭,不想做事情,不想睡觉,会做噩梦。进入一个高度的痛苦和难受中。 你的依附情感有多深,你的痛苦就有多大。 压力系统看外遇 外遇发生了,你们不仅仅依附连接得到了破坏,你的伴侣变成了给你危险的,你看到危险,你的压力系统就启动了,你会生气,你会攻击,你会不想去相信你的伴侣会提供给你安全感, 或者有些人当作没发生过。 当我们面对压力的三种反应:逃跑,攻击, 回避。外遇就是高压的状态,很多人会第一反应离婚(逃跑),有些人会攻击,有些人就当做没发生过来回避自己的痛苦,或者你三种反应都有。 我曾经有位来访者说,她其实知道老公有外遇,但是她不想去指出来,这样至少可以回避痛苦来保护自己。 本能的情绪反应 你进入了我们最原始的情绪反应,本能的反应,因为这是件危险的事情。你想你看到蛇一样,你的第一反应是情绪,你想要保护自己,让自己是安全的,包括情感上的安全感。这是最基本的动物本能反应。 这三种攻击的,回避的,逃跑的反应和情绪,会让你在5分钟之内就出现各种情绪,可能有伤心的,生气的,难过的,想要离开的情绪。 有时你的伴侣会觉得你是不是反应过度了,你自己甚至觉得自己是不是情绪不稳定,有时还会去怪自己的这种创伤后的反应。 你自己有时也不明白自己的这些情绪和行为上的反应。同时你失去了一段感情,一段你想象中二个人的感情,进入了丧失哀伤的情绪(grief)。 你甚至会讨厌自己有这么多的情绪反应,你告诉自己不要这么在乎。可是这是我们身体机制的本能,当我们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一定会很焦虑,就像小宝宝一样,哭泣,想找到妈妈。小宝宝可以找到妈妈,可以平静下来。 可是可以给你情感连接的人,可以给你安全感的人却是给你带来危险的人,所以你有时没办法找他/她来安抚自己。 反而你会对你另一半的行为, 很多细小的行为,很敏感和警惕。你想要知道他/她是否还会伤害你,背叛你。一天下来,你被各种情绪影响着,你觉得好累好痛苦。 而外遇的一方看来,他/她是没有办法帮助自己的另一半,没有办法去安抚这些情绪。慢慢的也会进入到一个无助感,会很害怕失去这段感情。 对外遇对一方 我想对外遇的一方说:千万不要去说,你的反应过度了,没有那么严重。即使你是想用你的方法去安抚你的另一半。 1. 你的另一半的情绪反应是正常的危机反应,尽管你可能会觉得有些时候他/她的敏感和猜疑是不必要的。这是他/她保护自己的身体反应,biological response,他/她自己也没办法控制住的。 2. 请不要对他/她生气或离开,你的另一半可能会骂你,要求你,要求你听起来不合理的事情。仍然去关心他/她,在意他/她。 3. 去问你的另一半,在那一刻你可以做什么去帮助她不要那么的痛苦。你可以问他/她是否可以抱抱她。你不需要去说服你的另一半,你需要在她/他身边陪着。 我也理解你有时会觉得没有希望了,你会觉得你的伴侣是不是没办法走出来了。我希望你可以理解,这种情绪的波动是正常的,不代表他/她走不出来了,你们的关系没有救了。想办法去安抚她/他的痛苦,是她/他走出痛苦最快的方法。 对受伤对一方 当你发现自己有好多的情绪反应时,请做一些可以让自己放松的事,比如吃些好吃的东西, 你此时此刻需要好好的照顾自己。一定不要把自己隔离起来,你需要情感来帮你恢复自己的状态, 找个好朋友聊聊天。 随着时间,你可能好不容易恢复了些,正当你觉得你好了,放下了,也可以开心得一起看电影和做事情了,可突然之间,你又很伤心了,开始哭泣了。 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身体会记住这样创伤,当你看到一些事和物时,你的情绪就会受到打扰,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但是你需要有意识的去学会好好的处理这些情绪,需要时间来医治自己。 说实话,我个人觉得外遇是件很痛苦的过程,对于双方都是,有些时候超过了夫妻和伴侣的能力去度过这个坎。 外遇的一方是伤你最深的一方,却同时是把你拉出痛苦的人。可有时受伤的一方,可能会不想再去相信她/他,把心合上了去保护自己,不想把心交给对方了。 我知道很难,很难受,如果你把心合上了,你们的关系可能就不能挽救了。 我也真心的推荐你和你的另一半做伴侣/夫妻咨询。这个过程可以让你减轻痛苦,同时让你们有能力去继续这段感情。
近几年常常有朋友问我,有家人身体检查结果很不乐观,看了好几位医生都说可能剩下的生命不到一年了, 该不该对当事人说实话? 是不是瞒着当事人更好? 虽然我总是在安抚他们的情绪之后给出再简单不过的答案——告知实情,但他们似乎对这个答案感到很为难,一方面是埋怨我被西方思维荼毒、越来越不能体察中国文化的禁忌,另一方面也表示其实自己在家里做不了主。 作为朋友,我能做的只有告知我的真实态度,至于朋友们怎么选择,不便多说。 作为这个领域科研工作者和心理咨询师,我也想整理出一些亲身体验、临床观察和研究发现,希望更多人能更全面地考虑这个问题。 告诉还是不告诉?一个艰难的选择 意大利的一项研究发现,在622名末期病患家属中,66.2%的人选择了把完整信息告诉病人,包括诊断内容、治疗方案和预后情况,这种情况下,家人通常会跟病人一起与医生见面;21.9%的人选择告知部分信息,包括一些模糊的诊断和治疗信息,但绝口不提预后情况,这类家人通常会先单独跟医生沟通,然后再向病人转述已过滤的医生的话;还有11.9%的人选择不告知,完全阻断了医生与病人之间的沟通(Locatelli et al., 2010)。 在中国文化下,决策过程更是以家庭为中心:家人更希望先于病人与医生沟通,之后再决定是否告知病人实情(Back & Huak, 2005),更有家人明确要求医生不要告诉病人实情 (Hu et al., 2002)。 为什么家人不想告诉病人呢?东西方文化中的人们或许有着同样的担心。 意大利研究者对选择部分告知或不告知的家人进一步的访谈发现,家人们是出于对病人的心理承受能力(40.2%)、疾病严重程度(32.5%)和年纪(20.6%)的考虑而做出这样的选择,他们认为告知实情会导致病人情绪不稳(67%)、产生焦虑和抑郁(55.7%)、拒绝治疗(9.8%)、甚至是自杀(3.6%)。值得注意的是,有26.8%的家人表示自己并不知道病人听到实情后会出现怎样的反应,他们只是猜想告知实情可能会伤害病人。 家人的担忧固然重要,可是,病人自己怎么想呢? 在意大利,只有3.1%的病人明确要求家人和医生不要告诉自己实情(Locatelli et al., 2010)。另一方面,研究者从中国末期病患的医生护士口中了解到,98%的病人想知道自己的疾病诊断,而且,高达87%的病人想了解全部信息(Wuensch et al., 2013)。 在意大利,即便是选择不告知病人,大部分也是家庭成员们共同讨论的结果(Locatelli et al., 2010)。而在中国,做决定的往往是整个家庭中年纪较长、地位较高的男性(Blackhall et al., 1995)。可惜,这些男性家庭成员恐怕不是最了解病人内心想法的人。夜以继日照顾病人的,要么是护工、保姆这些家庭外部人员,要么是女性家庭成员(Delgado & Tennstedt, 1997)。了解病人需要的人并非告知实情的决策者,病人的心声谁能听到? 该不该告诉病人实情?答案可以很简单,没有人比亲临死亡的人更有权利决定自己如何面对死亡。答案也可能很复杂,面对想要知道实情的病人,健康服务工作人员需要考量哪些伦理准则呢? 首先是病人的知情权(informed consent)。香港医院管理局(Hospital Authority)规定了病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了解疾病详情、治疗方法、用药情况、医疗费用、以及其他想知道的疾病相关信息。 其次是病人的自主性(autonomy),即尊重病人的意愿。香港医院管理局也规定,病人享有咨询多个医生、决定接受或拒绝治疗方案等权利。如果只按照这个原则行事,医务工作者可以很简单地做出判断,可以越过家人直接告知病人。 可是,别忘了伦理原则里还有不伤害(non-maleficence)、行善(beneficence)和公平(justice)。末期病患家属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的荒谬臆想。虽然绝大部分病人表示自己想知道实情,但在真正听闻的那一刻会出现怎样的情绪波动,实属难料。有人会长舒一口气,感叹几经寻觅后终于找到了答案;也有人尽管做足了心理准备,知道真相后却惊恐万分、惴惴不安,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害怕死亡、担心不够时间完成梦想、害怕家人担心、担心家人担心自己、担心自己离开后家人的生活,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如果医务工作者不探索病人的真实态度和想法、不考虑整个家庭的状况和资源、不平衡告知病人真相和照顾家人需要而贸然告知病人实情,不仅会扰乱当事人的情绪状态,也可能会破坏整个家庭的支持氛围,一不小心就成为一个既未能对病人行善、还给病人带来伤害的人。 实情虽残酷,告知有技巧 其实,医务工作者和家属都心知肚明,告知实情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可究竟要在什么时机、用什么方式去告知呢?沟通技巧训练尤为重要。 美国精神病学教授Walter F. Baile(2000)提出了SPIKES六步沟通法,帮助医务工作者更好地去告知病人和家属实情,无论是医生、护士、医务社工、医院里的心理咨询师等,都可以获益于这个六步沟通法。北京肿瘤医院的部分医务工作者曾接受过SPIKES六步法的培训,培训之后,学员认为自己更有信心和能力去告知实情、提供高质量的医疗咨询、帮助病人和家属接受这个坏消息 (Wuensch et al., 2013)。 第一步:设置好谈话(S: SETTING UP the Interview) 医务工作者在见面之前可以心里简单捋一遍自己要说的内容、预想一下病人(及家属)可能会出现什么情绪反应、自己该如何处理。 在谈话环境方面,需要找一个保护隐私的地方,如果安排不了独立的房间,可以把谈话空间的窗帘拉上,隔绝外部干扰,坐在舒服的地方,保持舒适的距离。 让病人邀请一位重要的家人或朋友一起参与谈话,谈话过程中时不时地进行眼神接触。如果谈话有时间限制、或者预期会出现什么干扰,也要在谈话开始前向病人说明,做好心理准备。 第二步:评估病人的看法(P: Assessing the Patient's PERCEPTION) 在开始告诉病人信息之前,先听听ta对自己的状况了解有多少 ——是否了解自己的疾病诊断、严重程度等。通过病人自己的讲述,你可以了解他的了解程度、用语习惯,也可以在随后的谈话里更正一些错误理解和不切实际的期望。你可以通过这样的问题来了解他对自己状况的看法:“到目前为止,你关于自己的疾病都知道些什么?你通过家人都了解到了什么?你知道昨天的检查结果是什么意思吗?” 第三步:获得病人的邀请(I: Obtaining the Patient's INVITATION) 虽然大部分病人都想知道自己的疾病状况,但也有一些人不想知道。所以,医务工作者最好在听到病人明确的邀请之后再进行解说。 如果没有听到直白的邀请,也可以直接询问病人:“你现在希望了解所有的资料,花些时间讨论接下来的治疗方案吗?” 第四步:给予病人知识和信息(K: Giving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to the Patient) 终于来到了解开谜底的时刻。可以用这些话作为开场白:“我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或者“很抱歉,我要告诉你……”做好听到坏消息的心理准备这有利于缓解焦虑的感觉。 在告知实情的这个阶段,更多的是从医务工作者到病人的单向传递信息,所以要注意以下几点: (1)从病人能理解的范围开始解释; (2)尽量避免使用专业术语; (3)避免过度直接,比如“你的状况现在非常严重,如果不马上开始治疗,你就会死”; (4)一小块一小块地透露信息,确保病人理解每一部分; (5)如果预后的确非常糟糕,避免表现出“我们什么也做不了”的态度,毕竟,即便不能再积极治疗疾病,我们可以帮助病人控制疼痛、缓解症状、介绍和安置宁养服务。有研究甚至发现,在得知生命只剩下不到六个月时选择不治疗、转而接受宁养服务(palliative care)的肺癌病人,寿命比那些选择继续不顾一切积极治疗的病人还要长约三个月(Temel et al., 2010)。 第五步:用富有同理心的回应对待病人的情绪(E: Addressing the Patient's EMOTIONS with Empathic Responses) 这是挑战最大的部分,病人(及家属)可能会沉默、不相信、哭泣、否认、生气,这些往往表达的是震惊、自我孤立或哀伤。 富有同理心的回应包含以下四个部分: (1)观察病人的情绪; (2)通过说出这些情绪的名称来确认情绪,记得使用开放式问题; (3)寻找情绪出现的原因; (4)当给予病人一段时间表达情绪后,也让ta知道你与ta的情绪有连接,也能理解ta出现这些情绪的原因; (5)使用一些探索性的问题帮助病人更好地表达情绪。 第六步:共同寻找策略并总结(S: STRATEGY and SUMMARY) 对未来计划清晰的了解有助于缓解病人的焦虑和不确定感。同样,在为病人提供治疗方案之前,先了解一下ta是否已经有了打算,先探索ta对治疗的知识、期待和希望,并了解对ta来说最重要的目标。治疗方案要在双方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确保病人的需要和期望最大限度地得到了满足。 亲耳听闻、亲眼目睹的很多个案告诉我,如果我最亲近的家人不幸患上末期疾病,不要着急替ta做决定,先想一想,ta是否想知道实情?我知道ta在这最后的日子里最想做什么吗?如果在ta完全失去行动能力、或者离开我们之后,我才知道ta的心愿而没有机会去完成,我会不会内疚、自责、后悔?我以后会不会怪自己没让ta选择自己想过的生活? 在支持、理解、尊重的氛围下开放地沟通,要比家里每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却假装什么事也没有来得更轻松、告别更完满,对家人是,对病人更是。 参考文献: 1. Baile, W. F., Buckman, R., Lenzi, R., Glober, G., Beale, E. A., & Kudelka, A. P. (2000). SPIKES—a six-step protocol for delivering bad news: application to the patient with cancer. The Oncologist, 5(4), 302-311. 2. Locatelli, C., Pioselli, P., Cicerchia, M., Raffaele, M., Abbatecola, A. M., & Repettp, L. (2010). Telling bad news to the elderly cancer patients: The role of family caregivers in the choice of non-disclosure. Journal of Geriatric Oncology, 1(2), 73-80. 3. Temel, J. A., Greer, J. A., Muzikansky, A., Gallagher, E. R., Admane, S., Jackson, V. A., et al. (2010). Early palliative care for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63(8), 733-742. 4. Wuensch, A., Tang, L., Goelz, T., Zhang, Stubenrauch, S., Song, L., & Hong Y., et al. (2013). Breaking bad news in China – the dilemma of patients’ autonomy and traditional norms. A first communication skills training for Chinese oncologists and caretakers. Psycho-Oncology, 22(5), 1192-1195.
很多人都讨厌这么一句话:“我这样做是为你好。” 生活中有太多的人,喜欢打着“为你好”的旗号,劝你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甚至擅自作出一些安排。他们的身份可能是父母、长辈,也可能是朋友、恋人。 “为你好”的理由很好听,但它的背后,是一个人的控制欲望。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本书,叫《不要用爱控制我》,这个系列一共有四册,详细分析了控制行为,并介绍了如何识别和理解控制行为,以及如何脱离控制关系。 01 控制者往往假装很了解你 控制最明显的形式,就是干涉别人的选择。有强烈控制欲望的人会坚持自己的意见,哪怕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面也是这样。 美国作家帕萃丝·埃文斯在《不要用爱控制我》中讲了一个故事: 一个妈妈带着七岁的女儿去咖啡馆,两人站在冰淇淋柜台前。妈妈问女儿要什么口味的冰淇淋,女儿说她要香草味的,妈妈却说:“我知道你爱吃巧克力口味的。”女儿还是坚持要香草味的,两人争执起来,最后妈妈说:“你这人真够奇怪的。” 妈妈非常确信自己知道女儿喜欢什么,却不愿意接受女儿真正的想法;而女儿会感觉到,自己的选择是错的,自己真实的想法是不被妈妈接受的。 控制者把被控制者看作是自己的一部分,因此他们会自以为非常了解对方,还认为对方应该满足自己的所有要求。比如,控制型父母常常对孩子说:“我是你妈,所以你就该听我的”;控制型的伴侣可能会说:“我不了解你,还有谁了解你?”这实际上都是控制倾向的体现。 蜜汁自信.gif 02 控制剥夺的不仅是自由,更是自尊 如果别人反复干涉我们的选择,我们都会自然地感到“很不爽”,而长时间的控制行为造成的影响要比这严重得多。 为了让被控制者更加易于控制,控制者往往会采用言语虐待的手段,不断贬低、攻击对方。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对方产生自我怀疑,认为自己真的很糟糕,从而变得更加可控。 所以,控制最主要的伤害,就是被控制一方会反复感到自己的感觉和价值被否定。在长期的控制关系里,被控制者会对这种虐待习以为常,渐渐地相信自己真的很糟糕。 控制对孩子的伤害尤其严重。在成长的过程中,孩子需要借助外界来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内在体验,从而建立起清晰的自我认识。但是,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就处于控制关系中,ta 会反复感觉到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感受被否定,然后根据别人的评价来定义自己、认识自己,这个过程在心理学上叫做“逆向创建自我”。这样长大的孩子往往相信自己真的就像控制者所说的那么糟糕,而且他们不知道自己真实的感受,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03 控制行为往往以爱为名 在被控制者看来,控制者是非常强势、可怕的;但是实际上,控制者的内心非常脆弱,所以他们才需要反复用控制行为来消除自己的失控和恐慌的感觉。 《不要用爱控制我》的作者埃文斯认为,在控制者的心目中有一个假想的人,当 ta 根据自己的意愿去塑造这个假人的时候,ta 就能体会到一种安全感;他们用这种方式来回避自己真实的感觉,克服自己的分离焦虑。 分离焦虑原本指的是年幼的孩子离开母亲时产生的一种情绪体验,但是实际上,父母对孩子或者恋人之间也会产生分离焦虑。所以,控制行为往往表现为令人窒息的爱:我要控制你,因为我太在乎你,我不能没有你。 为了摆脱控制,被控制者往往会尝试证明自己的能力,但是这可能会激怒控制者,让关系进一步恶化,因为控制者最恐惧的就是被控制者的独立,独立就意味着控制关系的消失。 举个例子,一个孩子为了让妈妈不再干涉自己,ta 对妈妈说:“我自己能找到很好的工作,你不要帮我安排了”;ta 以为这样能让妈妈放心,但是实际上,妈妈通常会更加恐惧,觉得孩子马上要不受控制了,她可能会想要更进一步地控制孩子。 04 如何摆脱控制关系? 如果你感觉自己可能受到了其他人的控制,想要改变这种现状,那么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控制者是你的伴侣,你可以提出结束关系;如果控制者是你的父母,那么你可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尽量减少控制对自己的影响。当然,如果控制者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不恰当的,愿意改善关系,那么你们可以一起去进行心理咨询。 对于被控制者来说,改变的第一步,就是正确认识自己的感觉,尊重自己的感觉。 不要接受控制者的评价,要相信自己不是他们所说的那个样子。比如,当控制者说你什么事都做不好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想一想: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擅长的?你的朋友是怎么夸你的? 你不必和控制者理论(反正你也说不赢他们),这样想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你找回自己的价值,相信自己并没有 ta 所说的那么糟糕,如果可以的话再反驳一句:“你不能这么说我。” 当然,如果你长期受到这样的评价,这个过程对你来说可能会比较困难,你会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学会正确认识自己,尊重自己的感觉。 建立信心之后,你可以把重心放在自我成长上,并确立自己的个人空间,从而减少控制关系对你的影响。 你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多和支持你的朋友、亲人联系,建立自己的社会支持系统。如果控制者经常跟你要钱,或者占用你太多时间,也要勇敢拒绝。 最后,如果控制者有暴力倾向,甚至曾经有过暴力行为,那么在争取摆脱控制的过程中,记得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 希望你能够摆脱那些“为你好”的安排,过上更加随心所欲的生活。 我们筛选出了几位擅长处理控制关系的咨询师,如果你或你的家人、朋友需要专业的帮助,他们也许可以帮到你。 点击咨询师头像,即可查看咨询师更多信息&预约方式: 点击卡片,了解详情 点击卡片,了解详情 点击卡片,了解详情 点击卡片,了解详情 点击卡片,了解详情 点击卡片,了解详情 - 点击浏览更多咨询师 - 公众号原创文章归简单心理版权所有 任何组织,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转载和二次修改 转载请联系:media@jiandanxinli.com
都是妈妈的错!小家伙上幼儿园时,有一天,放学去接他。只见他满脸不高兴,跟着我下了楼,在楼下广场上,让他玩也不玩,小朋友叫他也不应。我问他怎么了?谁知不问不要紧,一问,他攥着小拳头,攒眉瞪眼地朝我大喊:“今天早上老师吵我了,都是你的错!”我一愣,不明白怎么回事,于是问他因为什么挨吵,他也不说,只是一遍遍冲我发脾气:“都是你的错,全是你不好!”然后对着花坛又踢又踩,也不听我说话。我有些心烦意乱,一面想了解情况,一面又想辩解,老师上课吵你,关妈妈啥事啊?可是他的情绪越来越坏,我看着他在原地兜圈子,又委屈又想哭,又要忍着,一个人在那里无望地发脾气。突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一点不重要,眼前的孩子正在情绪的汪洋中淹没着。我安静下来,走上前把他搂在怀里,学着他的语气说:“对,都是妈妈的错,害得宝宝挨吵了。” 他在我怀里挣了一下,大声附和道:“对,就是你的错!” 我低声说:“对呀,都是妈妈不好,宝宝伤心了。” 怀里的小家伙渐渐软下来,眼泪儿也出来了,我轻轻地拍着他的背,小声说着:“都是妈妈不好,让宝宝挨老师吵了,宝宝心里难受,又没办法。” 他把小脑袋埋进我怀里,委屈着呢。过了一会儿,我说:“哎呀,你看,今天下雨了,地上这么滑,路都不好走,都是妈妈的错。今天宝宝还没雨伞,真是的,都是妈妈的错。今天小鸟也没来唱歌,都是妈妈的错。还有你看——” 小家伙凝神听着,耳朵竖了起来,很受用的样子,顺着我的话音抬头看了一下,我说:“你看,今天太阳怎么没出来呢?都是妈妈的错!” 他“扑哧”一声笑了,有些不好意思,把头重新埋进我怀里,在那憋着笑。我抱着他晃了几下,轻声低语,学着他的语调发牢骚,他便笑出了声,伸开双手把我紧紧地抱住,过了不大一会儿,他从怀里探出头,笑着说:“妈妈我想去那边玩了。”我放开手,他便快乐地跑到小竹林那边去捡石子玩了。 幼小的孩子面对的是一个充满危险和未知的世界,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危险和恐惧始终伴随着他们的成长,在双重的压力下,孩子需要把自己还不能承受的压力和糟糕感受从自身分裂出去,投射给妈妈,并通过与这样的“坏”妈妈做斗争而取得胜利,从而在心里渐渐获得对自己和世界的掌控感。妈妈此刻便是孩子的外挂容器,接纳他的坏情绪,承受孩子爆发的攻击和愤怒,将孩子投进来的暴风骤雨慢慢化解成和风细雨,再通过母子的互动温柔地传递回去,孩子再次感受到的,便是被调谐过的,加了柔光滤镜的,可以忍受的“坏”情绪,和一个安全的信念。 这便是投射性认同的加工过程。 孩子总是要骂娘的,为娘总是要挨骂的。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爱的客体 爱的客体是指将能量投注其上的对象。这个人最早通常是妈妈。孩子随着身体的发育,感知能力及行动能力的发展,慢慢地摸索扩展他的世界,但孩子最初的世界是妈妈本人,妈妈就是孩子的第一个游乐场和安全屋。半岁以后的孩子会在妈妈身上爬来爬去,抓妈妈的头发,咬妈妈的胳膊和腿,碰到饿了或困了的时候一定要回到妈妈怀里才能被安抚。他要在妈妈怀里才能安静地探出脑袋看外面的世界,你会发现,在母婴之间似乎有一条无形的脐带,只要宝宝挨到妈妈,他暴躁的情绪立刻就平复下来,前一秒还在声嘶力竭地大哭,仿佛遭受着可怕的危险,下一秒一靠近妈妈的怀抱,立刻破涕为笑。小宝宝对世界的探索是从对妈妈的身体探索开始的,继而慢慢转向他人。 此刻的孩子像是袋鼠妈妈育儿袋里的小袋鼠,妈妈是他的外挂生存保护装置和永久免费续杯的奶瓶。她既要提供营养的食物,又要负责保护宝宝的身体安全,孩子就是这样无条件地信任这个人体外挂,一旦孩子感受到危险和不安,无论这危险是来自体内的冲动还是外界真实的威胁,都会让孩子紧抓着妈妈,并理所当然地将妈妈视为应为此危险负责的对象。此刻妈妈就需要启动另一项越来越重要的功能:接受并代替孩子消化孩子所无法消化的焦虑和紧张。这就相当于是孩子的情绪垃圾回收处理系统。这个处理系统为孩子提供一个可将内部感觉投射进去的对象,事实上这一系统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运作了。 这个系统包括回收功能,即接受孩子投射而来的各种情绪,然后在自身内部去消化处理,之后变成更缓和的,孩子能受得了的情绪,并将这已经调谐过的情绪再次投射给孩子,孩子将自己投射出去的攻击和敌意再次内射回来,只是与他最初投射出去的原初敌意攻击不同,他内射回的是带着爱和妈妈味道的情绪,相当于裹了糖衣的炮弹。 如此,妈妈和孩子之间的互动就源源不断地展开,直到孩子可以内化一个稳定的好客体的意象。这样的互动是建立在投射与内射之间的互动,孩子将他所害怕的意象投给妈妈,有时候使妈妈也变得像个敌人一样让他害怕,同时,随着妈妈跟他持续的互动,他发现了一个爱的妈妈持续的存在,这种发现便缓和了孩子的害怕,让他们敢于发起一系列的互动,并随着互动渐渐成长。 从前的老人在喂养没牙孩子的时候,会把太硬的馒头和米饭在自己嘴里先嚼烂了,再喂给孩子吃,使他们的小胃口能够消化。等孩子大了,自己能吃米饭的时候,他们就会自己端起饭碗来吃,用不着大人替他们加工咀嚼食物了。等到孩子长大成人,而父母已到耄耋之年时,孩子也会知道,将年迈父母的饭菜做的稀烂绵软一些,好让牙口不好的父母能够消化。心理上的成长过程,大抵也如此。 当孩子从最初那纯元的混沌中慢慢发展,他将必然发现这世界不仅仅是美好的,还有许多危险,此刻那些危险和黑暗必须从孩子心理上分裂出去,以保证孩子能够从最初的一元自恋的世界进入二元的关系。在从一元到二元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将自我尚不能接纳的部分分裂出去,投射给外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克莱因认为一个体质上强壮的自我,比较能有效地分裂好与坏,而这样的分裂是建立好客体的前提。如果投射的机制无法运作,小婴孩就会处于被自己的破坏冲动淹没的危险中。所以,当孩子将他所不能容忍的坏的部分投射给妈妈的时候,我们就能理解,这种看似的“恨和攻击”里面,饱含着的是孩子对妈妈贯注的全部能量,他假定妈妈是世界的全部和中心,所有一切世界的好或坏的根源都来自于她,好妈妈意味着好的世界和好的自我,坏的世界和坏的自我必定是来自一个坏的妈妈。恨植根于爱,却早发于爱。 妈妈就像个等在那里的大瓶子,里面装满了孩子不要的东西,一直要等到孩子有能力在内心建立一个恒定的垃圾自我回收循环系统,才能一点点地收回寄存在妈妈那里的“垃圾”,并慢慢翻检和消化,在其中恍然发现,那些自己原本不要的垃圾居然是何等的宝藏。通过一次次的收回,孩子会慢慢收回那部分被分裂出去的自我,形成一个更全面更丰富的立体的人格。能够大幅度地拓展他的人生,发展出创造和享受美的能力,并对长年回收垃圾的妈妈心怀感激,这种感激会从妈妈身上扩散出去,变成对生活的热爱和自由。咨询的视角 心理咨询师的工作与此相差无几,理解了母子之间的互动,就能理解心理咨询的过程,以及在过程中投射和内射的关系。假如孩子始终没有能够建立一个自我回收循环系统,不能够自我循环,也许他们就会在咨询室里一次次地痛诉父母,声嘶力竭,痛不欲生,自己的人生也卡在那里不能前进。此刻,咨询师就是一个再造的情绪回收循环外挂,承纳他们不能承纳的焦虑和愤怒,慢慢地消化并在内心调谐这些情绪,再在合适的时机,慢慢传递给他们,陪同他们一次次地反刍和消化。有一天,对方突然意识到,妈妈做的饭,真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