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初次体验的来访者——作为心理咨询师想说的话

在专心做心理咨询的时候，我也体会到了很多做以前的工作没有机会体验的东西，尤其是人与人的深度连接。 在企业里，可能会需要更多的用理智和技术来工作，但是在心理咨询的过程当中，我主要是在用情感的关系工作，而不是依靠理论。这并不是说作为心理咨询师，不需要理智和技术来分析，尤其是作为精神分析流派的从业者，理智和技术分析是工作的一部分，但基底还是情感和关系。   来找我的来访者，大部分都非常聪明，他们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也有不错的工作，不错的社会适应能力，但在情感问题上，或亲子关系上，或和原生家庭的纠葛中，他们却不那么游刃有余。 在咨询之初，很多来访者常常问的是，我到底该怎么办？关于“怎么办”的问题，可以深入到每一个具体事件，可以衍生出无穷无尽的问题，最通用的一个答案，就是“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不是你，我也不在你的环境中，我的答案也未必适合你。对于我这样的答案，很多来访者会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人会感到更焦虑，连咨询师都帮助不了我，我该怎么办？有的人可能会感到失望甚至愤怒，你是不专业的咨询师，所以我走了。 有人会无奈，是啊，本来就不能指望靠你来解决问题，看吧，又是我一个人，没有人能帮我，或者我的确是无药可救了。   新手咨询师面对这些“怎么办”的问题，可能会给出一些建议或方法，这并不是因为新手咨询师比来访者更聪明，而是常常因为咨询师自己对自己不够有信心，无法给出“不知道”这样的答案，或者说咨询师自己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去面对，当给了“不知道”这样的答案之后所需要承担的来访者的情绪，如上述所说的焦虑，失望，愤怒，无奈等。   咨询师的自我修通 这里不得不引出另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作为咨询师的自我修通。 如果咨询师自身对于焦虑的耐受程度是比较低的，咨询师可能不自觉的，会在咨询的过程中走形，比如会匆忙提供各种各样的建议，或者使用各种各样的专业术语，或者使用各种各样的技术，都是为了让自己在来访者面前看起来更专业，让咨询的效果看起来更有效。 这时，咨询师可能就在无意识当中重复成为了来访者的父母，利用来访者来满足自己缓解焦虑的需要，这样的咨询对来访者就不会真正的起到作用，因为咨询本身就还是旧的关系模式的重复。 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学习成长的过程中，我受益最大的一是督导，二是个人体验，我指的都是至少每周一次的，维持半年以上的督导或个人体验，如果没有这样的频次和时间长度，是很难建立关系，并在关系当中体验这个过程的。   怎样找督导？   顺便给希望寻找自己的咨询师的来访者，以及需要寻找督导的入门同行一个小Tip，看咨询师的背景，除了ta的从业经历和培训经验之外，更重要的是被督导和个人体验的经历，这里我指的也是半年以上，每周一次频率以上的相关经历。 师从名师几节课，和师从背景资历适合你的咨询师至少每周一次持续半年以上完全是不同的概念，所以有必要更深入的了解一下，这位咨询师的督导和体验经历是怎样的（当然我的标准不绝对，仅供参考）。仅仅几节的名师教学、督导或体验，往往并不能建立关系，从名师这里所获得的，大部分也还是在认知层面的一些收获，可能与书本所获差异不大。最终帮助一个咨询师成熟的并不单纯是理论和技术，而是人格层面的成熟，我所理解的各大精神分析学院的筛选标准，更注重的也是咨询师人格层面的成熟。   就如同对于一个人来说，影响他人格成长的最重要的是他的父母和学校的老师，那对于一个咨询师的成熟来说，咨询师的体验师就好像是父母，咨询师的督导就如同是老师。在与体验师和督导相处的过程中，咨询师体验到被爱，被关注，被支持，被理解，概括起来是体验了一段良好的关系，咨询师内化吸收了体验师和督导师的内在品格，气质，学识，修养，行为方式，对情绪的耐受等等。 被良好的关系滋养过的咨询师，并非什么都知道，也并非没有焦虑，而是咨询师更能接纳自己的“不知道”，更能接纳自己的焦虑，当咨询师自己的焦虑程度可以被维持在一个可控的水平内，于是就不太会把自己的焦虑投射到来访者身上，也就不太会无意识层面利用来访者来满足自己缓解焦虑的需要，因为咨询师自身已经不再有缓解焦虑的需要。   咨询是在做什么？ 话题转回来，再到来访者和咨询师的身上，在咨询关系中发生的事情，其实是类似的。 咨询师并不是在教来访者去如何做，而是和来访者共同创立了一段关系，并在这段关系中相互体验、影响。最终治愈来访者的，也不是一个方法理论或技术，而是咨询师的人格。当咨询师可以沉着稳定的去回应来访者“不知道”的时候，咨询师也是在做一个示范，如何应对自己焦虑的部分。如果来访者能感受到咨询师并不羞于承认自己的“不知道”，咨询师也并不会对自己的“不知道”失去冷静，那么来访者也会学习到这一部分，并且慢慢能够平静坦然的面对自己“怎么办"的问题。 咨询师并不直接解决问题，但是咨询师常常会引导来访者看见自己，对于自己的问题产生好奇心，而不是追逐一个答案，比如：   咨：刚才在我回答不知道的时候，你似乎看起来很失望？ 访：哦，不，我没有，我已经习惯了，大家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 咨：能说说你怎么会习惯的吗？发生了什么…… 访：有一次…… 咨询是否起效，判断标准并不是咨询师提供了好的建议或方法，解决了来访者的问题，而是即便问题依然存在，来访者也依然焦虑，但是来访者却可以与问题和焦虑的感受的共存，却不再感到那么辛苦和不堪忍受，不被自己的焦虑和困境所击垮，也不是急着寻找方法去消灭它们，却可以平静而愉快的继续日常生活，这就是咨询的效果。是的，问题依然在，而且还会有新的问题出来，但是我已经不害怕这些问题，也变得更有力量可以自己去应对问题了。 咨询师的真实体会   刚才说到在关系中的成长，很多来访者也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关系是相互影响的，面对那么多来访者，整天跟你倒垃圾，你承受得住吗？你不会被这些负面情绪所干扰吗？ 先说我的真实体会，我会被干扰，这个过程中有震撼，惊讶，痛惜，悲伤等，但也有喜悦，感激和满足等，因为我是人。虽然也辛苦，但对我而言心理上的满足是完全弥补和远远超出了我的付出。因为除此之外，我没有接触到任何一个其他的行业，能够给我机会如此近距离的和一个人深入的交流，让我看见自己，体验自己，也看见对方，见证关系的影响，我非常喜欢并享受这个过程。   再从来访者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我发现大部分问这个问题的来访者，都有关心他人的品质，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可能很害怕给别人添麻烦，他们常常是照顾别人的角色，并因此而压抑自己的需求，感到委屈，却不表达自己的委屈，感到愤怒却更害怕自己的愤怒也会伤害别人。 所以我想，也许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承受了很多别人的垃圾，并且当他们来寻求咨询的时候，他们自己已经处在无法承受别人的垃圾的边缘。同样，这个体验也可能发生在咨询过程当中，他们会非常谨慎向咨询师倾倒自己的垃圾，因为他们可能也会害怕自己的垃圾会把咨询师淹没，他们可能会害怕伤害到咨询师。 在咨询过程中，咨询师做的事情实际上是在向来访者展示，咨询师也许会被影响，甚至受伤，但咨询师也是自带修复功能的，咨询师也会通过督导和自己的体验师寻求帮助。一个并非无懈可击，并非完美的咨询师，ta可以抵抗来访者的不满、失望、愤怒、攻击，而继续陪伴来访者走下去。这也是示范，帮助来访者体验到，一个不完美的自己，也可以抵抗别人对自己的不满，也可以寻求帮助，也可以很好的生活下去。 我不算一个很资深的心理咨询师，但是我喜欢专注地只做心理咨询这一件事情。在过去的几年里，不断有各种各样的朋友问我，你开课吗？你做EAP吗？你做公益吗？你做正念吗？你做催眠吗？你做家排吗？你做正面管教吗？你写微博吗？你做公众号吗？你出书吗……似乎围绕心理这个行业的周边衍生产业很多很多，前几年我的确也尝试过一二，但发现我不喜欢，大概是我演技差了一点，煽动性差了一点，做不了。我只想做心理咨询，需要时间来经营，我精力有限，只能专注咨询一项工作。  

“懂事”孩子的心，我们懂吗？ -------------粗谈育儿之一

首先申明，我非亲身经验，非主攻儿童心理，非育儿专家。只是个人对儿童经历对成人心理的影响感兴趣，并在与CAPA关系紧密的Philadelphia Center of Psychoanalysis 儿童以及成人精神动力学继续学习。想为还不能明确表达自己内心的孩子们或曾经的孩子们发发声。以下从几个常听到的说法入手。 一种情况 “这个孩子真懂事，像个小大人，真好” “懂事”是常常被用来夸孩子的。符合年龄的“懂事”当然好。这里要说的是把过多的责任，负担，期望加在孩子身上。比如，期待孩子帮助加长排忧解难，处理家长的情绪；调节家长的夫妻关系；为家里经济情况担忧；孩子自己做饭吃饭安排日程，而父母专注在娱乐上；讨好的别人。当然，有些家庭是不得已，迫于生存而不得不让6、7岁的孩子自己照顾自己。这里说的是家长能够做到而意识不到关注孩子的重要性的情况。就拿6、7岁的孩子来说，这个阶段正是交朋友，发展兴趣，在学校和集体找到自己的位置，等等，以便建立自信自尊的重要阶段。如果这时ta正忙着想晚上会不会挨饿，家里能不能交上下个月水电费，那么，会有多少精力来发展其他孩子正在努力发展的自我？ 孩子能在压力下在一夜之间长大来适应环境，生存下去。他们会变成那个环境需要的样子。但是我们都懂拔苗助长的道理。比如，在建立安全感的年龄被不符年龄的压力和焦虑围绕，常常成人后，可能会对经济更加焦虑以至于无法享受生活。 解决方法说来简单，做起来可能很难，并因人而异。例如：父母若有感情或情绪上的困惑，自己建立自己的社交圈，和自己管理情绪的方式。慎用自己的年幼孩子 当倾诉对象，或者用自己的疲惫或情绪当做管理孩子行为的方式。经济上，常常用被用来当做避免孩子任意买东西的说辞。爸妈们，会不会有其他办法达到这也培养孩子勤俭节约呢？ VS “孩子什么都不要做，我承担一切” 这个说法有时能听到。给孩子太多太早太重的责任，会让他们成长只围绕怎么应付压力，无法享受。而太少的责任感，则会影响长大后适应社会，明确自己的行为或不作为的后果。责任感和明确后果需要慢慢建立，每个年龄段适合的责任不太一样，而且都重要。学会和年龄相符的挫折相处，享受做一件事的过程并享受成果或接受后果，是大多数成人要具备的生存技能吧，我想。 第二种 “不批评，要正向，只有爱”        爱是美好的。可不是全部是世界的全部吧。成人的生活里充满让我们高兴幸福的，也有失望痛苦的，还有中性的。不教育只表扬的 孩子会不会被剥夺了ta在能承受的失望痛苦等等不开心的境遇中保持韧性，学会做正确的决定，接受和放下？对欧美的育儿的误解之一就是这个，以为夸奖鼓励是育儿唯一的方式。从我的经验和学习中了解到，他们也是多种多样，只有夸奖的育儿也被大多数人所不接收。适当的管教能帮助孩子了解遵守规则的重要，和不尊重规则，不顾及社会中其他人的权利的后果。我相信，即使大家有成为李gang的资源，也不真的希望以和他一样的方式上新闻。适当管教在孩子稍微懂事的时候包括：耐心的讲道理，不以羞耻ta为管教，面壁（越小的年纪时间要越短），道歉等等。并温和的坚持执行，这需要很多精力。 VS      “严厉是为ta好，鼓励让人骄傲” 严厉可能是你表达爱的方式，但是孩子可能理解相反的。而且常常和发怒暴力（语言暴力和行为暴力）相连。也许会说“严厉是为了让孩子怕，听我的话，好好学习。”你可能会说“他长大了 就知道我的苦心，会感谢我的”。可能会，可是你希望ta在多远的地方感谢你呢？你希望ta感谢你呢，还是更喜欢ta和你亲近？当长期被说“你怎么连这个都不会？”孩子很可能内化成“我是个很没用的人”，而非“我是个聪明的人，值得被爱的人，只是这件事情没做好”。 若关注和夸奖只发生在取得成就时，让父母在邻里亲朋面前有面子时，那么孩子可能会解读“除了这个，我一无是处；只有取得成就，才值得被爱，才是有价值的人”。爱是有条件的，我需要不断费力的赢得父母的爱。自信自我就完全建立在外在条件上，比如学习，表演，样貌，地位。但是当整个自信自我只建立在这一个事情上，而且是虚无缥缈的事情，会不会很脆弱？ 有些父母的严厉可能在发泄自己的怒气，而不是在管孩子，为孩子好。 有些严厉可能来源于失望孩子做不到他们的期待。   “无条件的爱”是怎样的？ 我爱你的存在。不是你的学习成绩，不是你的清秀面貌让我在朋友面前多么有面子，不是你的英语多流利或者钢琴10级。不是你多服从于我，让我觉得自己是多优秀的父母。可能父母们是很纯粹的爱孩子，可是以上说的几点还有其他的一些误区常常会让孩子不自觉的解读为“我只有具备某种东西，才值得被父母爱”。怎样让孩子感觉到这样无条件的爱呢？大多数重要的事情都可以是复杂的。简单的说也挺长的。 了解ta并理解. 了解ta的独特，了解ta的困惑，感受和challenges。当孩子和多数孩子不一样，或者和你认为的孩子应有的样子不一样时，是否能尊重ta的独一无二？一个老师曾说，年幼孩子的自尊自信不是ta赢得了多少小红花多少奖章，更多是看是否能被父母了解和理解。 倾听和共情是一种，想要了解孩子的感受，不逼着ta说，但是ta想说，尽量细心的听，用心的留意。而非单单说教。比如，孩子说，某某小朋友不和我玩。耐心的听ta说，适当问问怎么发生的，孩子怎么想的，怎么感受的，问问孩子ta打算怎么办呢，等等。孩子需要时，温柔的提意见“。。。会不会有帮助呢？” 从心理上，从根本上面对自己望子成龙成凤的意愿。 诚心的道歉。没有完美的父母，完美的无懈可击父母也不利于孩子。在失误和修复中，孩子也能学会伤口修复，原谅别人和自己。因为成人社会里，失望，被无心的伤害不可避免。 有效的陪伴，大家常说的。 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安抚他们情绪的方法也不一样，找到适合你们的。尤其孩子小的时候，需要家长先帮他们安抚，慢慢他们回会觉得情绪不会摧毁，不那么可怕，我有能力处理它。 支持ta独立与你，当ta需要时你的保护支持时出现；当他们想独立和朋友建立友谊，有独立与你的世界，尽量让ta无牵绊和愧疚的发展自己。 等等等等 婴儿期呢，对管理情绪，建立安全感，建立依附关系，和他人关系模式，也重要。无条件的爱在婴儿期体现在主要照顾的人（通常是妈妈）和婴儿眼神交流，体察婴儿身体和感情需要。是的，婴儿也有情绪。如果他们的情绪被妈妈注意到，并且被反馈回来，这样会为今后管理自己的情绪打下好基础。新妈妈们的压力好大，通常第一次当妈，手足无措，荷尔蒙还在调理中，缺少社交，经济压力，角色变化，等等，情绪不稳很常见，先好好照顾自己。 过于简化来说：在育儿中慢慢培养他们适应社会的能力。 当父母不易，承担很多责任。你一定尽力了。父母的一些未被理清的、未发觉，未被诉说的经历和感受，可能会影响给与孩子以上说的一些点。在一篇Ghost In the Nursery的文章里有讲，这里就不赘述。童年经历和成人心理不是直接的因果：比如小时候经历了什么长大就一定会有什么样的心理。所有内容仅供思考。  

做赠予孩子时间的爸爸

时间是份非常珍贵的东西，所以我想要把它送给自己重要的人。——松浦弥太郎，日本   松浦弥太郎在他的文章《赠予时间》中写到每个周日他会带女儿外出吃早餐，这是父女间的一对一沟通，一起散步，喝茶，用餐，平常而温暖。   这样的相处在正面管教中被称之为特别时光。是什么使得待在一起的时间很特别呢？答案是“三A”原则。   第一个“A”心态（Attitude）：父亲抱着特别时光是有价值且值得的心态与孩子在一起，就是在用行动告诉孩子TA是有价值的，被爱着并被欣赏的。   第二个“A”专注（Attention）：全神贯注在孩子身上，不被电话、敲门声，其他家庭成员等干扰。   第三个“A”单独（Alone）：一个孩子和一个大人单独时光。如果是多子女家庭可以试试某个时段是爸爸和老大的特别时光，另外一个特别时光则是单独和二宝一起度过。   每一次的特别时光不一定需要花很多时间，也许在地板上一起玩15分钟拼图就是很棒的体验。爸爸孩子一起讨论，列出两个人各自期待的共度特别时光内容清单，就清单内容达成共识，执行，调整。渐渐地行程习惯。特别时光有时候也不需要花很多钱，一只足球两瓶北冰洋就可以度过一个相当愉快的周末下午。   爸爸参与育儿，花时间陪伴孩子对孩子的身心发展是很有好处的。同样的，爸爸在良性的亲子互动中也是受益的另一方。好的关系就是双方都能够得到滋养的关系。   有些研究表明经常与孩子互动的父亲压力较小，这一现象同时适用于中青年时期的父亲。不止是在孩子年幼时，即使孩子已经进入青春期，也不容易感到压力，而是精神稳定，工作热情高涨，在家庭以外也乐意指导年轻一代。   有的妈妈在看到爸爸与孩子互动时会有各种担心产生，比如担心爸爸不够细心，无法及时提醒孩子喝水，或者做一些大动作的游戏不安全等等。如果妈妈可以试着耐受一下自己的焦虑，放开手，也许父亲与孩子的体验是更自由，而妈妈呢也可以拥有一段属于自己多时光。   也可以换个角度想一想，爸爸和孩子在一起就是要与妈妈和孩子在一起不一样啊，不然家里就有两个妈妈而没有爸爸了。   有些爸爸很想靠近孩子，但可能苦于不知道怎么做。在操作层面可以根据孩子的不同年龄发展阶段与孩子互动。   婴儿期 在孩子还是小婴儿的时候，母婴关系十分紧密，受天然的母婴连接与妈妈产后状态的影响，爸爸在这个阶段还真是不容易直接帮上忙。那就狠狠地爱妈妈吧，照顾好妈妈，给妈妈提供好的育儿环境，让妈妈的情绪多放松一点，睡眠多上十分钟，就是爸爸爱孩子的方式。   幼儿期 当孩子告别小婴儿的状态，身体控制能力增强，活动范围拓展，爸爸好像也变得更敢于和孩子玩耍了。一些举高高、骑大马等身体接触类的游戏很适合与孩子一起互动。许多的孩子喜欢足球、羽毛球各种球类，一起玩球也是很好的选择。   学前期 当孩子走进幼儿园，这是孩子们开始社会化的一个标志。各种户外运动、体育活动多多做起来。爸爸也会在与孩子的互动中身体力行的示范什么是坚毅、如何克服困难，爸爸坚实的臂膀也会保护孩子的安全。   这个时期也是孩子们脑中幻想世界活跃的时期，各种假想伙伴、幻想游戏都可能会出现，如果爸爸很愿意参与，那就做一个按照孩子游戏剧本出演的演员爸爸好啦。   学龄期 当孩子开始进入校园接受教育，爸爸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就更多啦。那些与人生啊学习啊相关的大道理暂且放一放吧。各种体育运动、户外活动、志愿活动仍是不错的选择。这是因为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爸爸的一个功能是引领孩子走出家庭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在家庭之外的各种体验中培养孩子抗压的能力、思考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爸爸带孩子去到自己的工作场所也是挺不错一个选项，我听到过不止一个爸爸这样做过。   青春期 当孩子进入到青春期，许多的家长会苦恼于孩子叛逆，不好沟通，等待孩子找上门儿是个可以试试的方法。把自己当顾问吧，孩子问了就回答，孩子不问就闭嘴。切忌讲大道理，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有着独特的“自我中心”意识，同伴的话比父母老师说的重要的多。爸爸只要把“我就在这里，欢迎你随时来”的态度传递出去就好。相信有着前面的亲子关系基础，青春期虽有挑战但最终也会安然度过。   养育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做爸爸，放轻松，花时间，慢慢来。  

成为精神分析师（下）

文章选自：(2009).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45(4):483-503 作者：Lore Reich Rubin, M.D. 翻译：周四文献学习小组（张自强、刘振中、黄思思、陈婉迪、丁梦蕾、韩晶晶、李盼） 策划：张自强   我痛苦的主要原因还是美国与家乡的巨大差异，它的习俗、人际关系、着装、面容和行为都不同于我既往所了解的。我感到自己与同龄人格格不入，我可以将这描述为一种认同危机或是一种与自我概念和自我理想的疏离。不管使用何种精神分析术语，它感觉就像一种混乱，一种困惑，一种找寻稳固自体感和归属感的挣扎。我曾读过Eva Hoffman (1991) 等人的作品，从而意识到我的经历并不是独一的。但我也读过很多难民的故事，他们似乎更平静地度过过渡时期，或至少没有细想这些感受的记忆。也有可能，因为他们已遭受了如此极端的创伤，所以适应在美国的生活似乎是一个小问题。我十岁时来到美国，因此大部分适应都发生在我的青春期阶段，而它本身就是一个适应期。另一方面，移民美国终结了欧洲对我生活的压迫威胁，使我从此过上更稳定、可预见和安定的生活。   与我们在欧洲普遍感受到的威胁相对应的是我父母对精神分析的激情。对他们来说，精神分析可以拯救世界。它的洞见可以改变养育孩子的方式并让世界摆脱神经症。这一观点得到了他们众多同行的认同，包括安娜·弗洛伊德——然而她的父亲西格蒙德似乎在一战期间丢掉了他的乐观主义。我的父母对他们的目标和贡献给予了高度重视，这是我在现代社会中很少能学习到的。与此同时，他们与同事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特别是那些与他们有同样政治观点的人。这些关系，至少在我母亲身上，延续了一辈子。   在我成长中，我盼望着能跟随父母的脚步，进而带来同样的兴奋和融洽，但我加入精神分析团体的时间稍晚，在我进入时，精神分析已经是一个保守的职业，思维僵化——至少在那个时候——沉浸于正统之中。激情和探索的光环随之消散，在许多正式的晚宴招待中，同侪关系变得正派且正式。   然而，作为一个孩子，我只见证了父母对精神分析的情感。直到在我毕业并慢慢学习专业之后，我才开始理解父亲和母亲所做的真正贡献。即使并不常被提及，我的父亲最早认识到阻抗分析其实就是性格分析，是力比多愿望和与之对抗的防御之间的妥协形成。他也理解移情阻抗深嵌于这些性格防御中，因而需被首先分析。我认为他对负性移情的强调是过度的，这源自于他与权威之间的冲突。我很快意识到，可能是由于我自己的挣扎，很多的病人会为他们的正性移情深感羞耻，而这种羞耻会导致分析中的强烈阻抗。他后来对“身体盔甲”的研究在我的精神分析教育和发展中并没有被看成是“分析性的”。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在我的思想中，身体僵硬防卫着情感，而他则开启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发现。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对父亲在1934年被精神分析协会除名一无所知。除名是由于IPA领导层政治性的动机，这在安娜·弗洛伊德的信中已有充分记载，而信可以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档案和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找到（见Reich Rubin, 2003）。父亲的除名推动他进一步地关注身体心理治疗，或许部分原因是反对古典精神分析“不触摸”的指令。尽管他延续对负性移情的兴趣，但是我不清楚他是否考虑过唤起正性性欲移情的危险性。或许他已不再在意。显然，被IPA除名对他来说是一个严重创伤。其后，恩斯特·琼斯“掩饰”说我父亲自愿退出IPA，这一说法已被充分证明是不真实的 (Fenichel, 1934)。我母亲对精神分析发展的贡献只发生在她与我父亲山顶分别之后。在那之前，她或许是太年轻缺乏经历，或许是，我认为在我父亲的阴影下显得黯然失色。在离开柏林后，她来到布拉格，并在紧密的小型精神分析团体中茁壮成长。这个由Otto Fenichel所领导的小组，将令人兴奋的思想传递给我（我当时大概八九岁），虽然我并不理解他们所讨论的问题。   在所有的这些精神分析家当中，我的母亲主要因为她发表的关于自恋、移情和反移情的论文而备受尊崇。在（反移情）这一点上，她会时不时地会被一些客体关系学派的分析家挑战，认为反移情只是偶尔发生的，并非是无处不在的，也不是精神分析观察中的首要的因素。最让我震惊的（只是在我自己最近的精神分析发展当中），是她只用了三句话就简明地总结了母婴关系当中的动力性冲突，她在这方面并非专家，但却非常准确和知识渊博。   其实我并不是因为很敬重我父母亲的工作，才选择精神分析作为我的职业。相反，母亲长时间与精神分析机构和社团工作，在晚上她还要跟来访者工作，一天下来行程都特别满以及之后还有志愿性质的教学工作，我因为这部分而推迟了自己的精神分析实践，这就意味着她除了周末和假期以外，几乎没有什么时间跟家里人待在一起。她在晚上不是跟来访会面或者教学，就是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写论文，这些论文在她死后才整理成册(Reich, 1973)。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极度厌烦这些论文--也就是说，我自己不得不花费很长的时间，来拒绝阅读这些论文。最后，我还是让我自己阅读了他们，我又再次被母亲深刻的描述和准确的假设所打动。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目睹了我母亲（辛劳的工作），精神分析这个职业已经被抛诸脑后了。相反，我试图研读历史，几乎不看心理学的内容。毕业以后，我发现读研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于是我开始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尝试，放弃在托儿所的工作和晋升机会。不久以后，我意识到我对于小孩子几乎没什么能力。在自己的人生中继续艰难爬行，我想我可能还是会成为一名心理学家。我母亲反对我的这个想法，甚至搬出了几个重要人物，像Ernst Kris和Kurt Eissler ，他们都试图说服我去医学院，因为要是我没有一个医学博士学位，我在精神分析当中就可能会是“二等公民”。没有医学博士学位的Kris，对于这一点特别确信。他告诉我他是APsA中特殊的一员，在协会里他只能培训一些想要参加这个协会的成员（在APsA的那段时间里，几乎不可能去吸纳非医学背景的会员）。在很多时候，在我的脑海里还没形成心理学家不是精神分析家的概念，但是我学医的压力非常大。与此同时，我的母亲对我没兴趣读弗洛伊德而深表失望。她希望我对于她在临床上所体验到惊人发现有着同样的感觉。若干年后，我很讨厌承认：正是因为她的压力，我才一直拒绝阅读弗洛伊德。与此同时，无论我做了什么选择，我的父亲都感到满意，但是他怀揣着我可以出名的愿望。   尽管有来自父母的压力，但我的第一次个人分析仍然吸引了我，并使我的职业选择成为可能。分析，并不是提取和恢复已遗忘的记忆，而是去拾取记忆中被遗忘的情感，这些对我来说都非常有启发，颠覆了我原有的认识。我相信，当一个人第一次和另一个人的潜意识相连接的时候，会感觉到敬畏，也会知晓，对于个体本身来说，有着一大片未知的领域。这就好像是，一个人认为自己已经有了一份完整的地图，却又偶然发现地球上一片无人知晓的领域。呈现在我眼前的无意识揭露的可能性，把我深深的吸引住了，我感到很振奋。选择成为一名分析师真是太吸引人了。我不再只看到工作了很多个小时，疲倦又充满压力的妈妈，我还感觉到我可以从事一个崭新的、还未探索过的领域，不仅是我自己，也是对很多人而言。    回顾这种情感被揭露的经历，我再一次被分析是多么的接近内心和来访者所打动。这并不是在重温当时的“移情”，而是在回味移情中的抱持。它为我对职业的确信奠定了基础，并贯穿了我整个职业生涯。这样一种饱含情感的洞察力，无论它是因为分析中的移情或是抱持而形成，都是治疗中的改变和治愈的基础。   为了实现我成为精神分析师这个目标，我绕道而行，历经了严格的医学教育和精神病学的住院医师实习。这并不是一种轻松的转变；，医学和精神病学对个体处理生与死的情景时抱有浓厚的兴趣，甚至带有戏剧性的兴奋。但我很确信，之后跟随我学习分析的学生中，曾经毕业于心理学专业的，可能会比医学提供更丰富的专业背景。他们阅读了更多专业领域的文献，也似乎更偏向于理性化。然而，美国的心理学家如果想获得分析的训练，却不得不通过“上诉讼”，或是去和某些暗含的“行业限制”做斗争，即APsA曾提出在进入APSAA{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学习精神分析之前，要求先获得医学学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医学生相较于非医学背景专业的学生，会更早地面临生与死的问题，帮助我们更早地承担责任和变得成熟。   当我在1957年申请精神分析培训时，正是它最受欢迎的时期。当时的申请人数远远超过了给出的名额，而且当时的各种学会和机构也比现在要少得多。选拔的过程非常严格且充满了审判性，是基于对申请人的很多评判，比如“可以被分析的”，内省的，有悟性的，有亲和力的。 我相信，被现代描绘成是“古典”时期的20世纪20年代的所有鲜明的性格特征，都会因为过于神经质或是不够稳定，而被精神分析的训练拒之门外。而最后，只有“刚刚合适的”和“富有责任感的”才能被接受。那些已婚的、不再寻找其他伴侣的，努力工作又专心的，一些表现出强迫倾向而非癔症特征的人，被接受了。 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是因为那些大量在领域中毫无建树的分析家们，致力于保留住所谓的“正统”，他们认为只有正统的东西才能进入到分析领域。而这样的正统和精神分析学会的刻板性留存至今。   1970年伊始，学术界开启了一场针对“自我心理学”理论的革命。在我看来，实质上，这是针对纽约精神分析学会及其下属机构，美国政治学会（APsA），针对聚拢在安娜弗洛伊德周围（Anna Freud）的IPA会员，自组织内部发起的，对领导权的挑战。海因斯.科胡特提出了自体理论，吹响了革命号角，众多学派思潮涌起，分歧与新锐观点聚焦在拉康和梅莱尼.克莱因的客体关系，人际沟通，主体间关系，“此时此地移情”等理论上。这些新潮理论为学界增添了活力，引燃了思想火花。   我最早在纽约精神分析学会受训，并且十分看重这段经历。在精神科住院部里，听过很多病人，但我不能够把他们的语言组织成任何连贯，有意义的实质性表达。而这段精神分析培训经历让我大开眼界。我学着去理解话语以外，潜在的含义，围绕理论框架，形成我自己的看法。我的老师多是成就卓著者，最出名的要数埃迪特·雅各布森Edith Jacobson, 她秉持着非常清晰的理论知识，远超越于其所属时代。她的想法包括：客体表征、理想化与真实表征、自体感和理想化自体之间的矛盾，理想化客体表征这些概念。正如佛洛依德所描述的，伯塔伯恩斯坦也清楚的展示了这一机制在制造恐惧症方面的作用。我们的周围尽是诸如Hartmann, Kris Lowenstein, Margaret Mahler等这些理论学家。于我们而言，学会无异于精神分析的“圣地”。我毕业后，丈夫得到了一份在匹斯堡的工作。此前，我的导师Robert Bak告诉我说，Hudson以西就没有精神分析师。(美国地名很多，不知道这个hudson是位于纽约州的，还是其他州的城市）。   所以，丈夫和我曾约定，先定居纽约，等我完成冗长的培训之后，再选择其他的住址，我们去更有利于他职业生涯发展——可以研究经济史的地方。他去了匹斯堡大学，当时学校迅速扩张，招募，同时也吸引着各式人才。   那次的搬迁起初让我十分焦虑，它激起了我早年间因搬迁引发的疏离、迷茫、不安等创伤性体验。因为没有人坐下来和我解释这些“规则”，所以我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去感受不同的民俗和文化冲击，这也让我回想起了移民美国的经历。这些境遇在我重新调整职业生涯的过程中显得尤为真实，我花了两年时间重新找到工作，花了更久的时间，才开始接手新的精神分析实践。   我带着一个三岁的孩子和一个婴孩，来到匹斯堡。我不适应没有工作，我对自己的期望是成为一名职业女性。当我克服了自己的疏离感后，我意识到，那失业的两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得以放松，享受照顾孩子，并且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仅仅以女性的身份，享受匹斯堡的生活。我很庆幸我的丈夫工作的大学任职，大学所在的城市正好有一所新成立的精神分析学院。因此，在中断了几年的工作和更多年的兼职之后，我可以和我的匹斯堡的同事，继续我的精神分析师的职业。适应匹兹堡的生活并不容易：理解这个新学院的“规则”和习俗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在我完全被接纳之前，我不得不摸索着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和职业环境。我来到匹兹堡的时候，没有任何关系来帮助我找工作以及进行实践。正如我所了解到的，一个没有关系和当地人推荐的精神科医生是不容易被录用的。我花了大约两年的时间，对我的同事们有了足够的了解，融入了匹兹堡精神分析学会，从而拥有了足够的人脉，找到了工作，并慢慢地积累了我的实践经验。   我母亲曾多次告诉我，按照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的正统观念，芝加哥的分析师们强调“依赖需要”，这削弱了精神分析的力量。这个词对她和其他人来说都是诅咒，因为它不承认力比多理论是人类的基本原则。我现在觉得她的强烈反对是一种讽刺，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她身边长大的，大部分是在远离她的地方。但是当我到达匹兹堡的时候，我不理解我和新同事之间在理论上有什么不同。这些同事也不明白，尽管我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但我们的概念却有很大的差异。当我加入匹兹堡精神分析学会时，我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令人困惑的理论情境中。我在纽约接受的教育使我对结构化理论有了深入的了解，并将冲突的解决方案概念化，包括驱力和防御、妥协形成，以及构成冲突的症状和性格特征。此外，我认为，为了更明白婴儿期的冲突，移情不应该过早地解释，而是要更深入和退回到更原始的冲突中去。其目的是获得洞察力：这种技术是自由联想；解释促进了这种自由联想，并指出当情感或防御出现转换的时候，联想会摇摇欲坠。此外，只有当移情成为阻抗的来源时，才能对移情做出早期的解释。   就他们而言，我匹兹堡的同事大体上对“依赖需求”的新版本更感兴趣。“尽管我们都说着同样的语言，但有不同的细微差别，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这些分析师受到芝加哥学派理论的强烈影响——他们把移情作为治疗的唯一基础。”虽然他们没有使用依赖需要这个词，但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芝加哥流派的影响，以及他们后来逐渐形成了发展缺陷理论，特别是是依恋而非冲突理论。当我1965年第一次来到匹兹堡时，玛格丽特·马勒(Margaret Mahler)刚刚以分离/个体化的概念出名。我匹兹堡的同事们被她的想法吸引住了，并把它们应用到成年人身上。他们似乎也低估了超我和俄狄浦斯冲突，而这些在我的教育中是很重要的。   随着精神分析理论在日后数十年的进展，匹茨堡的分析家们开始引入自体心理自体客体名词，即纽约的分析家们所谓的口欲期或口欲期客体关系与特征组成，客体关系与温尼科特也同样为他们所偏爱。他们强调对母体客体的依恋，或此依恋中的剥夺；这是一种缺陷理论而不是结构性冲突的理论。然而于我而言，最震惊的莫过于除了初始会谈中的正式问题外，对性欲的提及是缺失的。自慰和在行为特征模型中诱发创伤的性幻想的掺杂，都不是地形中的部分。值得一提的是我大多数新同事对移情的态度。数年间，我们彼此交谈，因为我们使用一些词语譬如移情，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在指代截然不同的内容。然而我信赖于觉察，无论如何抵达，只有穿越转移的洞见才是宝贵的通过移情导致的觉察才是宝贵的。结果，这群人很快就高兴地接受了默顿·吉尔(1979)对“当下的转移此时此刻的移情”的创新。   因为我在抚养三个孩子，因此花了三年时间才申请到训练分析家的资质。只有在应用的过程中，我们取向的理论性差异才会发生。我不得不将一个案例呈递给一个委员会。他们讶异于我缺乏对解释转移的强调——直到它加深并倒退至冲突根源——以及我对内容的兴趣。他们因此拒绝授予我训练分析家的资质。这个自恋的打击因为我自己的矛盾情感而被削弱。我不希望重蹈母亲被她的学会奴役的覆辙——开不完的会议，还有政治事务。同时，由于其他申请升级的人也被拒绝，这个打击也得到了缓冲。   我对我母亲全身心投入的其他质疑来源于生活现实与分析家的精神健康。我的经历对我而言并独特，而与那些做了母亲的女性共享来自于那些做了妈妈的女性。每天我都时常在对于我病人的努力与思考和家庭之每天我从和病人有关的挣扎和思考中回到集中。那里，而家中还有我三个孩子发出的互动请求与需要的猛烈夹击，还有我先生，可能没有那么急迫夫那些不太猛烈的。我不得不迅速改变身份，从分析家转换为妈妈和妻子。从分析家和妈妈与妻子。我记得，我们的一个首席训练分析家 James McLaughlin (2005)讲述了他需要在他的分析家工作后，花上几个小时让自己泡在木工车间内，以减轻压力，回到他的家庭生活中去。这种奢侈品对做妈妈的女性而言无异于天方夜谭，我也认为，沉溺于内省生活确实危害了家庭生活，这使得精神分析成了一个艰苦而危险的职业。   对我作为精神分析家最有用的成长是匹兹堡精神分析协会的要求：所有会员要参加学习小组。这些小型的小组每周见一次面，见面，常常持续数年。在有些小组里，我们阅读文献并讨论，其他的小组，我们报告正在进行的案例。这一形式的优点是小组规模小、成员关系亲密并开始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舒适的和放松的社交网络。当我们开始信任别人的时候，我们分享我们的真实案例材料，而不是作为治疗师的人对同事施加影响。我们在没有那些“老一辈”的情况下会面（当然，我们现在也是老一辈了，但是我此刻讲的是三十年前的会面了）这并未让我们觉得被批评、被判断，而是感到被完全接纳。   在这个氛围中，我们听其他人如何着手他们的工作，我学到了很多不同的风格与不同重点。在我内心，一个智力成长的过程发生了。我看到有些人小心翼翼地将自己调整到初级过程，无疑是能够将深层的无意识转移的幻想，从发生在办公室内的小小的当下事件中引出。他们能够将两种在对移情解释理论上冲突的两种趋势的两种理论取向综合。幻想引出的可以是性、矛盾情感或是对立冲突的内容。其他分析家则致力于当下转移的细枝末节，并最终引出了令人深感困扰的信任与恐惧的问题。   所以，丈夫和我曾约定，先定居纽约，等我完成冗长的培训之后，再选择其他的住址，我们去更有利于他职业生涯发展——可以研究经济史的地方。他去了匹斯堡大学，当时学校迅速扩张，招募，同时也吸引着各式人才。   那次的搬迁起初让我十分焦虑，它激起了我早年间因搬迁引发的疏离、迷茫、不安等创伤性体验。因为没有人坐下来和我解释这些“规则”，所以我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去感受不同的民俗和文化冲击，这也让我回想起了移民美国的经历。这些境遇在我重新调整职业生涯的过程中显得尤为真实，我花了两年时间重新找到工作，花了更久的时间，才开始接手新的精神分析实践。   我开始重新思考我的理论和技术，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病人应该被不同地对待。有些病人会（在分析中）谈论他们的梦、口误以及幻想；别的病人倾向于形成跟他们治疗师之间更积极或更负性的依恋关系，我们主要是在这部分进行工作；有些病人需要对依恋的议题工作的更多，有些更人会在性格上形成妥协。在后面的这个案例中，行为上的特点经常会激发出童年里被性欲化或者在本质上就是性的创伤。我的病人当中，我发现没有人的妥协形成是源于对童年期幻想生活的内疚的挣扎，除非这些挣扎引发了创伤（作为儿童，他们的幻想被大众所曲解）。   我依旧着迷于创伤在神经症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这并非是要否认内在现实，通常我认为内在的体验是外在体验的反应。在我的工作当中，我并没有发现病人的的冲突的内疚幻想和他们的现实生活环境没有关系。因此，我依旧对创伤在性格发展上产生的影响感兴趣。   我也开始明白在我们工作当中最主要冲突的要么是我们想要帮助病人，要么就是我们对于窥探无意识地纯粹体验所感兴趣（在我的早年受训经历当中，想要“帮助病人”可能会被定义为“拯救幻想”，这样的一个理想化模式基于弗洛伊德的概念，这样的概念是我们正在做出的科学探究）。我也开始重视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克莱茵、自体心理学、拉康、荣格以及古典的关于驱力和防御机制的自我心理学、客体关系，主体间理论、以及别的许多在这里难以提及理论观点。我认为一个分析师应该是灵活的和不拘泥于某一种理论框架的，以便自己能够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病人。这种想法有助于我们研读小组在这些年中去阅读不同的理论观点以及帮我们小组学会去尊重那些理论。这个想法是复杂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得到。决定采用哪种理论方法是因为我们想要对临床上有所帮助以及了解哪种工作方式适用于个体。在临床当中要是一种方式不起作用，也许我们可以转换不同的工作方式。工作方式的灵活性让我更享受我的精神分析工作，这也激发了我去思考“我是否在（对病人）做正确的事情。”   为了让精神分析发展成一个可被治疗的模式，精神分析师可能需要在态度上做出一些改变。我们应该放弃对于“纯粹”精神分析的追求，这可能会导致在临床上引起非常多的争论，以及形成许多理想化的小团体。我们应该学会包容，倾听不同的流派的观点，去阅读其他流派的期刊，这样才有可能帮助我们形成一股力量。我们被所谓的精神健康的科学亚牛凡事所裹挟着，这可能会真的否认内在心灵的存在以及太过聚焦于大脑内部，不同的心理动力学方法应该整合起来，尊重在神经科学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这可能会开始消除心灵与大脑的屏障，以及证明无意识的存在以及它的重要性。   我现在已经从精神分析的实践中退休了，但是我依旧在匹斯堡精神分析学员的连续案例讨论会上进行教学。和年轻同事的会面对我来说非常有趣。我们一直在了解与不同病人工作的多种方法和技术。我们已经对日常移情的检查需要和了解妥协形成、防御和超越那些引导我们病人的无意识幻想达成一致。我们在讨论与反对中积极的讨论，也学会尊重彼此。在这学期，我开始对于未来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的希望，重新充满了热情。 References Fenichel, O. (1934), Letter VIII. In: Rundbriefe: (1934-1945). [Round-Robin Letters], Vol. 1, ed. J. Reichmayer and E. Mühlleitner. Frankfut am Main und Basel: Stroemfeld, 1998, p. 119. - 502 - Freud, A. (1944), War and Children. Madison, C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Gill, M. (1979), The analysis of the transference. J. Amer. Psychoanal. Assn., 27:263-288. [→] Greenacre, P. (1941), Predisposition to anxiety—Part II. Psychoanal. Q., 1:610-638. [→] Hoffman, E. (1991), Lost in Translation: A lLfe in a New Languag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5. Jacobson, E. (1971), Depress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Kris, E. (1956), The recovery of childhood memories. Psychoanal. St. Child, 11:54-88.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 McLaughlin, J. T. (2005), The Healer's Bent: Solitude and Dialogue in the Clinical Encounter, ed. W. F. Cornell. Hillsdale, NJ: Analytic Press. Modell, A. H. (1976), The “holding environment” and the therapeutic action of psychoanalysis.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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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离异会令孩子产生心理问题吗？

儿童抑郁——解析缠绕着孩子们的大黑狗

儿童抑郁这个话题可以从大小两个方面来说。 一、儿童抑郁研究 1.流行病学 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说，根据一项元分析研究，中国儿童青少年临床抑郁流行率的合并值为 15. 4%，而非临床水平的抑郁症状比例更高，一项针对中国西部地区10657 名儿童青少年的调查表明，12 岁以下儿童抑郁的盛行率能达到 21. 8%。 2.儿童抑郁的发展曲线 有学者认为，儿童抑郁的发展应该是呈线性的。许多学者认为，儿童抑郁一般起于童年中期，而自儿童期到青少年期，抑郁有着较大的增长幅度，且在整个成年期保持着较高水平的盛行率。相关的实证调查也证实了这种说法，儿童期临床抑郁的发生率0. 4% ～ 2. 5% 之间，而在 12岁时大约有 5. 0% 的个体达到临床抑郁水平，到 17岁时则急剧增长到 17. 0%。 但在抑郁的个体发展层面上，对于青少年的研究发现，此时期内抑郁总体呈一种“U”型的发展曲线。且青少年阶段的抑郁存在着不同的发展亚类型。 3.儿童抑郁发展的性别差异 现在多数研究者认为，抑郁在童年期阶段不存在性别差异，只有到了青少年早期，女生抑郁的盛行率才开始高于男生，这种性别比能达到 2: 1，且抑郁的这种差异会一直持续到成年阶段。这种性别差异具体的时间点正在更加明晰，目前有研究证明这个时间点是10岁，但是也有研究证明这种变化并不稳定。 4.儿童抑郁与成年抑郁的异同 儿童抑郁与成年抑郁相同的地方在于，儿童和成人一样可以达到重度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在生理上，儿童抑郁的发生与免疫失调有关。心理功能上，儿童抑郁也会造成和成年抑郁一样的执行功能受损的情况。 二者不同的地方在于，儿童抑郁在生理上的表现——诸如脑电图、荷尔蒙分泌、血清素等等方面表现和成年人不同。在表现上来说，儿童抑郁除了在情绪的问题之外，较少有言语化的表达，相反，表现更多的是一些隐匿性症状。 儿童抑郁很可能以行为可能以行为问题的方式出现，包括过度活动、攻击性、注意缺陷、学业失败和躯体主诉等。相对于内在问题，儿童的外在问题( 比如破坏性行为) 更容易被表达出来，进而导致我们对于内在问题的忽略。 5.儿童抑郁产生的原因 家庭环境因素： 张洪波等研究显示, 成长于不良家庭关系和家庭环境中的中学生表现较多的抑郁症状。 魏俊彪以高中生为样本研究家庭环境与焦虑、抑郁的关系。结果表明家庭亲密度和家庭适应性对抑郁的预测比对焦虑的预测更重要。 王春莉等对高中生的研究结论也表明, 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的抑郁情绪有影响。无抑郁高中生父母的教养方式在情感温暖理解维度上的得分高于轻、中度抑郁高中生的父母, 在严厉惩罚维度的得分低于轻度抑郁高中生的父母。在过分干涉保护维度上轻度和重度抑郁高中生父母的得分高于无抑郁学生父母的得分。父母投入的情感温暖理解越多, 高中生的情绪越积极。 郭兰婷等研究了影响中学生抑郁情绪的童年经历、家庭和学校因素。研究发现童年经历( 童年时非父母亲自抚养, 父母关系不和睦, 家庭成员有自杀或暴力行为, 孩子经历虐待, 童年生活不愉快) 是造成抑郁的重要因素。 父母教养方式对孩子的抑郁情绪有一定影响, 父母让孩子感到温暖、相互理解, 孩子的抑郁情绪低; 父母的严厉惩罚、过分干涉、拒绝和否认、过度保护这些不良的教养态度越明显,越容易导致孩子的抑郁情绪。 认知因素： 杨萍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社会认知神经网络 中, 知觉的自我效能感从社会的和学业的无能两个方面直接 或通过它们对学业成绩、亲社会行为及问题行为的影响而造 成了目前及今后的抑郁。 阳德华的研究结论是初中生的抑郁、焦虑与自我概念有关, 初中生的自我概念总分与抑郁、焦虑各个侧面均有负相关。 综合研究： 个体所在的班内发生的事件较学校类型、年级等大范围中的因素对他们情绪影响更大。学习成绩不理想及升学压力, 个人在班集体中的地位不高, 人际关系不良这三类因素容易导致中学生的抑郁情绪。 二、精神分析理论视角下的儿童抑郁 特别注明：在这里使用的个案经过了高度的伪装化，为多个个案的情况拼接而成。 弗洛伊德在1917年发表的《哀伤与抑郁》一文中，论述了抑郁在精神层面的一些典型特征。这些特征在理解临床抑郁的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核心是他基于生物学、进化论所衍生出的一个概念，力比多。力比多是一种心理能量，并且朝向客体。这个朝向客体的过程，用一个更容易明白的话来讲，就是我开始对一个话题、一个人或者一个物品产生兴趣和迷恋的过程。 有些时候，人的力比多，不一定全然朝向外部，有些时候会朝向内部。弗洛伊德研究的，就是精神分裂以及自恋的人。他认为，精神分裂的人就是把自己的力比多全部缩回内在，对外在世界失去兴趣的人。这个过程他称之为内摄。 弗洛伊德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阿米巴原虫（没错，就是那些毒舌少女毒舌的时候常用的那个阿米巴原虫）。当阿米巴原虫对外在世界感兴趣的时候，它的触角就会向外运动。但是当遇到阻碍或者伤害的时候，阿米巴原虫就会收缩触角，回避接触。 这个理论可以很好的解释在躁郁症病人身上极端自我陶醉的现象。同时，弗洛伊德的论述要进一步。 当触角回缩的时候，带回来的不全是自己，还会带回来一部分客体的信息。在这个过程里，抑郁患者对自我产生了不同的感觉，觉得自己变成了那个已经丧失的人。这是一种很特别的精神状态，虽然不不正常，但是合乎心理学的理论。 这里，弗洛伊德使用了面临丧失时的哀伤状态和抑郁状态进行了对比。 人在丧亲之后会减少外出活动，并且需要放弃寄托在丧失者身上的愿望，他们会经历巨大的情绪痛苦，才会放弃寄托在已故亲人身上的愿望。他们要记起有关爱人的每一片记忆，同时也要一点一点的放下，随着时间的推移，重新建立对世界的兴趣，其他兴趣也变得越来越活跃，最后走出哀伤。这个过程就像是阿米巴原虫收回自己的触角之后，又慢慢的伸向别处的过程。 在哀伤中，对失去者的爱，会是主导的位置。 抑郁则不同。抑郁患者对爱人有着极为矛盾的心理，也就是说，他们在爱着某人的时候，还深深的恨着他。弗洛伊德认为，任何关系都不可避免的出现攻击性和恨，而病理会加重他们的强度。对抑郁症患者而言，即便是最轻微的怠慢与轻视，也会让他们觉得原先的爱人变成令人憎恨的样子，好像爱人真的不见了。接着他们会把注意力转会自身。病人与自己建立的一种特殊的关系，类似于他与爱人建立连接的模式。最后导致强烈的自我憎恨。 当抑郁症患者沉浸在自己一无是处的想象中时，原本朝向客体的恨意，现在转向了自己。过度的憎恨使病人陷入第一的关系而无法自拔，无论是先前与他人的关系，还是现在与自己的关系。 所以在抑郁中，对客体的恨要多于爱。 在儿童抑郁的领域中，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源于环境。特别是母子关系。发生在孩子早期的失去——例如父母在孩子早年离异、照顾者的突然离开等等都会引发孩子最早的失去。在孩子失去的过程中，一大重要的问题，就是失去过程中，孩子的体验是对照顾者的爱为多，还是恨为多。天平的偏移，取决于两个因素： 1.孩子在照顾者还在的时候，对照顾者的体验如何，是否有足够好的爱。 2.孩子在照顾者离开后，是否有受到较好的安抚。 这两者都会决定，孩子在失去过程中，体会到的是哀伤，还是抑郁。假如是抑郁，如果这种抑郁长期没人理解，那么就会固化。形成病理。 在孩子稍大一些的时候，这种病理，就以孩子强烈的攻击性展现出来。这些攻击性可以理解成是抑郁过程——也就是憎恨的直接行动化。在很多孩子那里遭遇到的恶性循环是： 父母惩罚孩子——父母无法理解，孩子行为背后的原因——孩子觉得不被理解——觉得父母变成可恨的人，同时疼爱自己的父母消失——接着回归自己一个人——与自己建立又爱又恨的模式——自我憎恨——把这种攻击性带到社交场合（如学校）——学校严厉的惩罚孩子——孩子觉得不公平——觉得学校是可恨的——父母惩罚孩子 这一观点在下面的个案的诉求以及成长背景中之间的联系中有所体现。 小A来咨询的原因，是在学校里经常和其他学生发生冲突、打架，并且在学校里不服管教。妈妈经常被老师和家委会叫到学校来。母亲想要尽快的有一个办法，可以帮助她解决目前孩子的困难。每次叫她过去，向其他人道歉的过程，是一个非常难受的过程，这让她很焦虑。 小A的成长经历也十分复杂。小A在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和爸爸离婚了。原因是那时候爸爸没有很好的支撑起这个家。在稍大一些时候，一直带他的外婆也回老家了。从3岁开始，就是妈妈自己一个人抚养他。 从这些成长经历中，可以推断，其实小A遭受了很多的早期丧失。那么妈妈是否有足够好的安抚过这个孩子呢？从妈妈的焦虑水平来看，她是并没有这个功能。对于她来说，好好生活本身就已经花费了她绝大多数的精力，她更加没有心力去做到足够好的安抚。 所以对于小A来说，他的早期经验中，其实多数的情况都是一个人，母亲提供的支持、理解不够，是比较大的一种体验。这引发了他更多的丧失感。这引发了他的抑郁。 小A在咨询中展现出了更多的攻击性： 小A要求玩砸球的游戏，具体就是把一些水果或者石头当做工具，在房间中画出两个边界，之后互相砸。在这个游戏中，他用了非常大的劲，并且非常的开心和专注。他仿佛希望把我砸死，用工具把我埋起来。 在小A的咨询中，可以看到，咨询师成为了他投射的客体，小A把对客体的憎恨投射出来，甚至是希望咨询师死亡的一种程度。所以，咨询师所要做的，是让自己在如此强烈的攻击性中存活下来，并且证明给他看，他不会失去咨询师（作为客体）。这是工作开始的第一步。 但是同样的，除了在孩子的攻击性中存活之外，咨询师还需要做的工作是，使自己从妈妈的焦虑中存活下来。和妈妈建立好足够的治疗同盟，确保治疗工作不会因为妈妈的因素而终止。从而使孩子免于失去咨询师，重演过去他过去丧失的体验。 而后续的治疗思路，就是从存活，到使孩子相信治疗师不会因为他的攻击性死亡的过程，同时，也相信，治疗师不会伤害他。最为关键的一步，是和他分离的过程。和他一起回忆咨询的过程，体验哀伤，而非抑郁。 在小A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在对客体的恨与爱的天平中，失衡的原因，以及调整、干预的过程。 到这里，本篇文章就结束了。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可以使大家了解，儿童抑郁的不同观点，以及一些具体的干预思路。   Referance： 《童年中晚期抑郁的发展及其与问题行为的并发:一项两年追踪研究》，苏志强、王 钢、刘传星、 张大均，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8，Vol． 34，No． 2，200-209 《中国近 10 年来儿童抑郁研究述评》，魏慧平、 陈健芷、刘爱书，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7, Vol 15,No. 9 《临床克莱因》，R.D.Hinshelwood著，杨方峰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P15-P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