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师与他们的同性恋病人之间的酷儿关系

本文选自：(2011). Psychoanalytic Psychotherapy, 25(4):308-318 作者：Michael King 翻译：焦莉、张自强、虞国钰 校正：虞国钰 策划：张自强 【摘要】：在贯穿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精神分析一直认为同性欲望是病理性或发展受阻的状态。随着人们在二十世纪后期对同性恋的敌意减少，精神分析师也一样，只是改变更缓慢一些。在这篇论文里，作者先简短回顾了精神分析面对同性恋的观念演变，然后针对同性欲望的治疗，审视了今日精神分析从业者和他们的病人，所依据的研究资料主要集中于过去15年间发表的文献。 【背 景】： 十九世纪晚期，第一代性学家开始使用同性恋这个词，他们认为对同性产生欲望、爱和性行为的状态是天生的，因此同性恋的男性和女性应该被保护，免于社会污名、法律骚扰或羞耻。   虽然拥有正常的男性生殖器，男性同性恋者却被看作生理上介于男性和女性之间—他们的身体外形更柔和、富有女性气息，毛发较稀疏，握手的力度不如异性恋男性的大(Sengoopta, 1998)。而且，与十九世纪性变态理论一致，同性恋也被看作是性变态的一种，因此他们的后代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其他不受欢迎的特征（包括但不限于同性恋），甚至就是精神病(Sengoopta, 1998)。   在此之前，同性间的吸引和性行为并未被认为是一个人生活的固定特征，却被看作是一种恶习或罪恶。正如福柯（Foucault）著名的评论“同性恋现在是一个物种” (Foucault, 1981)，而且是可怜的那种。然而，意外后果法则会导致，很快就有人想出纠正这种异常的聪明主意。尽管类似睾丸移植这样的极端医学治疗(Pfeiffer, 1922; Sengoopta, 1998)曾被用来试图将男同性恋变直，但最终，是精神分析家们接受了这项挑战，进行将同性恋定义为一种心理发展受阻或病理状态，并可以被纠正或治疗。 【弗 洛 伊 德 及 其 后 继 者】： 弗洛伊德认为，如果孩子的心理发展过程中，未能成功跨越他所描述的肛欲期，就会引发同性恋。正常儿童逐步渡过婴儿的口欲期和肛欲期满足，会到达完全的异性恋生殖器成熟期。但是，同性恋被卡在了生殖器倒错的状态中，弗洛伊德发现难以处理(Freud, 1955)。   他常常在描写其它概念的文字中提及同性恋，例如自恋和投射，这表明他并不认为同性恋本质上是神经症(Drescher, 1998)。然而，他将同性恋描述为肛欲期满足的固着，这也显示他对在男性中这一现象的成见。   现在弗洛伊德在一些范围内被看作有点倾向于自由主义者，毕竟他在30年代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呼吁在奥地利和德国对男性同性恋行为合法化，在这不久之后，国家社会党戏剧性地扩大了针对同性恋行为的法律制裁(Abelove, 1993)。但无论如何，他明显认为同性恋是可以被治疗并转变为异性恋的。   在Jack Drescher关于精神分析和同性恋的深具影响力的论文里，他声称，那些追随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师的观点与弗洛伊德本人的不尽相同(Drescher, 1998)。然而，他们的理论对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的治疗有着重要的影响，甚至因此导致偏见，因为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还没有发展成熟或本身就是病态的，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同性恋者们被禁止接受精神分析的训练(Isay, 1997)。   Sandor Rado拒绝了弗洛伊德关于固有双性恋的过时观点，这种观点是由他那个时代两性理论所塑造的(Rado, 1940)。相反，他从进化论里找到依据支持自己的论点，声称异性恋是自然的选择，以保证繁殖效率。在这种世界观里，同性恋是不寻常及不受欢迎的状态，是因异性所引发的病态冲突和恐惧的适应(Rado, 1940)。   Irving Bieber提出同性恋是扰乱性和破坏性养育的可悲结果的观点，因为发生了对“生物常态”的“干扰”，才会出现同性恋，把男人和女人们撞出了通往异性恋的光明大道。在他1962年的书中（现在此书在亚马逊仍然可以买到），他声称在前来寻求改变的同性恋者中，他的治疗率高达30% (Bieber, 1962)。   国家同性恋研究与治疗协会（NARTH）创始人Charles Socarides接受Bieber的观点，他认为父母在孩子童年时造就了同性恋。像香蕉一样，病理性特征成束呈现。他描述同性恋的父亲为“缺席的、软弱的、隔离的或虐待的”(Socarides, 1968)，甚至当他的儿子公开自己是男同性恋时，他依然坚持这些观点。他反对保护同性恋者权利的立法，因为他相信应当保留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者身上的压力，这样才可以让他们寻求治疗。   可能因为五六十年代行为主义的兴起，很多精神分析师开始在治疗中强调暴露疗法的重要性。例如，Lionel Ovesey推荐治疗师放弃中立，劝说男同性恋和女人上床(Ovesey, 1969)，如同对地铁恐惧症来访者的治疗一样，最终是要鼓励他们进入站台并乘车。 【当 今 治 疗 的 结 果】： 这种奇怪的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的杂烩迎来了灵性治疗的登场，最终以一个第三维度的角度，演变为由Joseph Nicolosi及其同事在NARTH及全球类似组织所推广的现代修复性运动。作为Exodus全球联盟(http://exodusglobalalliance.org/)的一部分，Exodus国际(http://exodusinternational.org/)成立于1976年，在美国和加拿大有240个地方“分部”，并在遍布全球也有更多组织。   在类似这样的组织中，关于病态和行为改变的精神分析理论清晰地与灵性和神学（通常是基督教）融合，产生了目标为修复受损异性恋倾向的治疗方式。“修复的”是一个有趣的形容词，使人想起Bieber关于异性恋根基的观点—异性恋是可以被培育的，可以从黑暗的偏离中召回的。   弗洛伊德主张同性恋病人只是需要成长到完全的生殖器表达和满足的这个观点，发展到前述的概念其实有点过度延伸。哪怕在他们详尽的网页、和往往发生于伪基督教场馆的传教中，Nicolosi和他的同事们有时也很难明确地说明当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到他们这里寻求改变时，具体怎么进行他们的治疗。90年代未，我和我的同事开始了一项研究，针对过去和现在与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一起工作的治疗师，以及那些疗法的效果。 【直 言 不 讳】： 研究在90年代初开始，我们随机地从伦敦及周边地区执业的英国精神分析师联盟注册会员中抽取了二分之一的人作为样本，询问他们如何与男女同性恋来访者工作的(Bartlett, King, & Phillips, 2001)。大约400个执业者收到了包含封闭式和开放式问题的匿名问卷，问卷询问他们作为精神分析师和受训分析师时的经验、他们与男女同性恋来访者工作的记录，以及他们对男女同性恋者的态度。   如果调查对象拒绝回答这些问题，他们也被邀请简述他们的意见。在395份问卷中，有274份（69%）有效，但是有56个治疗师回复的问卷不完整，其中47人对这项研究的性质表示忧虑。   当我们向当地23名精神分析家发放试测版本的问卷、并检验其可靠性时，我们就已经预计到这种情况会发生。一位被试反对这个问卷，并私下向英国精神分析师联盟发出警告，质疑我们进行这项调查的意图。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令人生疑。其中一位没有完成调查的分析家评论，将同性恋者看成“本质上是病理性的”并没有什么帮助的；想反他或她更喜欢将它（同性恋）看成是“自恋和边缘紊乱的不同表现形式”。当这些精神分析家被要求去描述他们自己的性取向时，只有一个人报告说自己是同性恋。不管怎样，其中有13个分析家对这个问题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描述方式，似乎都在回避（性取向）这个问题。基于若他们是同性恋，将阻碍他们受训成为分析家，他们的态度并不奇怪。   三分之一的分析家们认为男女同性恋者有权成为一个同性恋分析家，一个积极但目前还不太现实的建议，考虑到几乎没有人会表现出同性恋倾向。其他三分之二分析家普遍认为，来访者和分析家性取向不同，有助于来访者探索和理解自己的性取向（虽然通常会假设分析家们不会暴露她们自己的性取向）。这个立场似乎并没有考虑异性性取向的优势角色，并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男女同性恋来访者可能会感觉到不被他们的分析家所理解(McFarlane, 1998).。此外，在对他们最近大多数的男女同性恋来访者的评估描述中，许多的分析家假设来访者的性取向是他们的核心问题。即使分析家们不持这种观念，仍有大多数人报告“探索”了他们来访者的性取向，并有近10%的案例，分析家声称将他们的来访者完全或部分地转变为异性恋。当然，我们无法证实这些数据，因为我们不能联系到他们的病人。不管怎样，让人伤感的是，认为同性恋倾向完全或者部分地导致了他们自身问题这个观点，是那些寻求心理治疗的LGB群体的主要恐惧之一，也是建立治疗联盟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King, Semlyen, Killaspy, Nazareth, & Osborn, 2007b)。但是会有更多问题。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分析家对于同性恋的态度以及工作，我们也对这群分析家其中的15位进行了深入的面对面访谈 (Phillips, Bartlett, & King, 2001)。尽管年轻分析家更可能同意同性平权主张，他们均迟疑于接受同性恋身份是人类状态的一个变式，他们也对于分析者应该知道分析家的性取向感到不舒服，并似乎对于现状最满意。虽然他们以分析家的匿名性原则来解释这一点，但这个说法与曾经出现的关于分析家和来访者的文化是否应当匹配的讨论结果相反。也许是性取向的隐密本质（至少是分析家的性取向隐瞒）导致整个问题如此棘手，大多数人都知道那些要进入培训体系的同性恋分析家所要面对的困难，大多数人都反对这个壁垒。哪怕持有这样的自由主义态度，这些分析家似乎将对同性恋的精神分析性观点和他们当中的同性恋分析家同事进行了区分。 【 口 欲 期 】: 这项研究让我们好奇，那些很久以前进行过这种治疗的来访者们和分析家们身上发生了什么。因此，我们尝试联系那些在二十世纪末后半叶进行研究和治疗的、背景是精神分析或者行为治疗的治疗师们。我们也在英国全国范围内打广告和通知，来宣传我们的研究，希望以此联系曾经经历过种治疗的病人。这项研究有几个困难之处：第一，我们怀疑这些治疗师对于他们的工作持防御性态度，基于当今对于同性恋的态度，他们也会担心自己成为诉讼或者赔偿要求的目标。其次，许多做过治疗的病人现在可能已经死了或者将要退休了，他们的治疗师更是如此，这让我们更难去联系到他们。第三，我们怀疑许多经历这种治疗的男男女女都会不想唤醒陈旧挣扎的回忆，或是害怕他们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他们那些不光彩的过去。第四，在精神分析中，清晰的治疗目标可能不一定非常明确，因此，男女同性恋来访者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性取向被他们的分析师视为主要的病态。哪怕在这些困难下，我们最终深入访问了29名接受改变性取向治疗的病人（包括两位病人家属）和30名专门从事这种治疗的治疗师(King, Smith, & Bartlett, 2004) 。联系这些精神分析家的困难让我们马上就受到了打击，他们中的许多人比行为主义治疗师更少在这个领域出版论文，因为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公开声称他们擅长这个领域。   所以，我们发现了什么？这些病人（绝大多数都是男性）通常会出于自己的性取向和行为带来的压力和对歧视的恐惧而来寻求治疗，许多进入治疗的病人对他们的困难感到困惑，也不确信他们的治疗会怎样进行，对于自己的改变没有信心。大多数的治疗师认为（起码在一开始），如果他们能够把同性恋变成异性恋，他们就可以帮助到病人和社会。然而，所有病人在治疗期间遭受到了相当多的痛苦，尽管有些人日后仍会在同性伴侣关系上获得一定满足，但也有人进入一段不满意的婚姻或者会维持一段无性婚姻关系。大多数治疗师开始意识到，他们在改变性取向上无法取得丰硕成果，这些治疗本身就是有害的。不管怎样，少数人依旧热情地相信这种治疗的有效性，并认为这种治疗在当今依然是一个选项。他们照搬Charles Socarides的观点：同性恋有权停止自己做一个同性恋 (Socarides, 1994)。   这类研究有一些局限性，首先：接受治疗的病人中，往往是遭受更严重影响的病人会更愿意站出来，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治疗对他们的影响重大，特别是相对于那些较少受到治疗影响的人而言。其次，在这29位病人当中，只有小部分的人进行了精神分析，大部分人都接受了行为治疗。虽然在这个时代，行为主义与精神分析的目的是类似的。第三，觉得自己已经改变了并已经进入异性恋关系的患者们可能不再愿意把他们自己认同为曾经的同性恋者。简而言之，我们可能错过了那些被“治愈”的患者。不管怎样，我们的研究并不关心这些治疗的有效性，只有随机测试能够做到这个，我们知道并没有这种研究。我们想了解的是，在这个时代里治疗师以及病人的动机和体验。我们发现的是，尝试去治疗人类各种性行为的不愉快结果，而随着人类的健康和繁荣，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结果数十年了 (Bancroft, 1988)。我们研究所发现的那些不开心的故事并不意味着我们仅仅使用今天的视角去评判过去，我们的意图并不是分摊过错或者寻求公平。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同性恋被当成是一种疾病，对于许多治疗师和病人，如果可能的话，治疗同性恋取向是符合逻辑的。不管怎样，我们的结果让我们再次质疑今天正在发生的事，将同性恋转变为异性恋的精神分析性治疗是否如我们假设的一般，已经停止了？因为极少治疗师被问及这个问题，所以没有人能确信地知道这一点，在我们先前的研究当中，我们也并没有直接地提出这个问题 (Bartlett et al., 2001)。   考虑到对于当今的心理治疗操作缺乏信息，我们决定对治疗师进行另一项调查，这次的目的是想要了解，有多少治疗师，如果有的话，在提供改变性取向的治疗，或是准备这么做 (Bartlett et al., 2009)。我们向1848名来自英国心理协会、英国心理咨询和治疗协会、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心理治疗委员会和皇家精神科医生学会的心理健康从业者，寄出了我们的调查调查问卷。这些治疗师从这些协会会员名单里随机挑选，并以英国人口分布进行加权处理，并对每个名字核对以避免重复。这个问卷设计的简洁而直接，为了得到调查的高回应率。但我们也在问卷里提供了评论和更详细回答的空间。我们以两种方式询问有关治疗的话题，首先，我们询问他们如何回应那些寻求改变同性性取向的来访者，我们假设这种问题会带来与流行观念及良好治疗一致的回答，然后我们会问他们是否曾真的尝试治疗过一个同性恋病人，如果有的话，请他们描述至多五个病人的情况，包括每个病人是如何被介绍过来的、他们的性格特点、治疗在哪一年进行的以及他们是否对病人进行了随访，查看治疗结果。我们也会询问那些至少治疗过一个来访者的治疗师，他们是否会向那些想要变直的男女同性恋来访者提供这样的治疗。在寄出1848份问卷当中，我们收到了1407份回复，其中73份问卷被退回来，要么是因为地址已改，要么是因为被调查者已经过世，他们的同事或者亲属将问卷寄回来了。其中收到的1328份问卷可以用于分析（问卷总数中的72%或是可被追踪问卷中的75%）。   只有4%的治疗师报告说他们会试图改变一个人的性取向。无论如何，如果就治疗师的实际操作进行询问，17%的治疗师承认，他们在起码与一个来访者的治疗过程中，会试图改变或降低其对于同性的性吸引或行为。让我们最吃惊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治疗的频率似乎没有减少。年长的治疗师和男性从业者最容易采取此类治疗，相对于英国心理咨询和治疗协会或皇家精神科医生学会的成员而言，英国心理协会和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心理治疗委员会的成员更可能会这样做。   222个治疗师承认他们起码治疗过一位这样的病人。三分之一的来访者是女性，大约50%的来访者就诊于私人执业的治疗师，大多数人得到了某种形式的咨询。虽然没有持续一致的治疗方案，但行为治疗很少被使用，大多数来访者得到的都是某种形式的心理治疗。在起码治疗过一个来访者的治疗师中，四分之三的治疗师相信，应该为想成为异性恋的男女同性恋者提供一种治疗服务。   这些治疗过病人的治疗师留下的随意评论揭示，他们经常会有这种感觉：男女同性恋来访者是困惑的，并因此需要向他们指出正确的方向（也就是异性恋）。例如，一个精神分析师写道：   因为早年经历，比方说童年所经受的性虐待，可能会导致成年人的性偏好（无论是同性恋或异性恋）让人困惑或无法满足。一旦早期性创伤得到疗愈，来访者可以将其能量转移更加让人满意的成年性关系中，甚至可能改变其性偏好。   一个临床心理学家说，“某些来访者/病人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真的同性恋者，特别是年纪小于25岁的年轻人。”   令人吃惊的是，每六个心理治疗师、咨询师和精神科医师中就有一个实施了这些治疗，而且这种治疗的频率没有下降。看起来，许多人希望帮助他们的病人，因为病人身处有敌意的家庭或是社会中，担忧自己是同性恋者。无论如何，因为很少听说希望改变的直接要求，很可能这些治疗师并不是基于病人的诉请而行动。转介最常见的理由是对于性取向的困惑，而不是要改变性取向的清晰欲望。但是，年轻人往往会有许多关于性及性欲的困惑，但最主要的需求是被倾听，而不是改变他们性取向--往往试图转变为异性恋性取向---的心理治疗。没有心理治疗师会声称他们会主动鼓励同性性取向，而且，大多数人几乎没有考虑到所实施的治疗方法的潜在危害，这些治疗没有一致的步骤或其真正有效的证据。 【更大的图景】： 这一切对男女同性恋者的心理健康，及他们所需要和期待的心理治疗服务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最近这些年，我们对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的心理健康及他们所接受的治疗进行了许多研究，在世界范围的研究里对这两种主题会有两种系统性观念。第一种认为，因为男同性恋试图自残、自杀及女同性恋的物质滥用的情况严重，以致于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以惊人的高比率提高了整体精神疾病的比率(Chakraboty, McManus, Brugha, Bebbington, & King, 2011; King & Nazareth, 2006; King et al., 2003, 2008; Warner et al., 2004)。   即使经过最近对于社会观念的解放，也未能改善这个情况。例如，2009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丹麦男性中，身处同性伴侣关系人士的自杀率比身处婚姻关系的自杀率高出八倍 (Mathy, Cochran, Olsen, & Mays, 2011)。大多数世界范围的研究说明，歧视和压力是这些问题的主要来源(Mays & Cochran, 2000)，因为大多数研究都是在高收入国家进行的，因此在低收入国家的情况可能更为严重，因为那里的社会态度往往更有敌意。   精神分析师和其它心理治疗师的态度和操作会对社会态度有重要的影响，毫无疑问，许多（可能是大多数）心理治疗师对男女同性恋者持正面看法，这从大多数治疗及专业协会均发出对治疗同性恋的警告声明1就可以看到。但是，少数专业人士仍将同性恋视为病态，并持续伤害了他们的男女同性恋病人。   通过针对为男女同性恋来访者所提供的心理治疗进行系统性研究发现，我们需要在治疗师的知识和实践、来访者对治疗师的理解及治疗师自己的态度之间取得一种平衡(King et al., 2007a)。简单来说，治疗师的态度、知识和实践比他们的性取向更重要；男女同性恋来访者需要检验他们为何选择或回避了一个同性恋心理治疗师；而治疗师需要与了解男女同性恋的世界现实，并避免刻板印象。   更重要的是，治疗师不能，也不应该，由他们的来访者向他们普及同性恋文化，因为这样，他们就冒险地、不加批判地接纳他们客户提出的任何主导观念，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让来访者觉得奇怪或特别。关于同性恋的正确知识通常会让（同性恋或异性恋）治疗师拥有更少的偏见和认为异性恋才是正常的假设。通过探索自己的心理、适当的培训、知识和经历、与每个来访者发展出良好的治疗关系，治疗师可以从对同性恋的偏见中解放出来（与其它任何治疗环境的相遇一样）。 关于治疗师是否应该批露自己性取向这一问题，似乎没有简单的建议。虽然治疗师会希望向来访者呈现为空白屏幕，他们需要知道，他们的来访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对治疗师有假设和幻想。探索男女同性恋来访者是否希望找一个同性恋治疗师的问题很复杂，似乎对于女同性恋者来说，这一点更为重要。 【如 何 理 解 这 一切】： 这段特殊的历史揭示了社会中的一部分人认为另外一部分人是有病的、不道德的、有罪的或三者都有。宗教一直是这种态度的卫道士，直到二十世纪，精神分析出现并以非评判的态度接受了同性恋的主要内涵，但同时也进一步以发展受阻和倒错的理论解释同性恋的根源。   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概念已经成为流行文化中的一部分，因此，虽然其理论出名的混乱和相互矛盾，但其无所不在的关于异常、变态和疾病的主题仍在今天回荡。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一世纪，针对男女同性恋者、他们的性选择的社会态度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的准则已经落后于这些解放，并努力在扭转这一点。   当今，不可信的分析性概念持续在为修复性治疗运动提供支持，无视我们可以从多样化和尊重自己中所获得的养分。治疗总可能拯救新的一天。然而，也许我们不应该总是推卸责任，而是着眼于未来，首先，拒绝任何将同性恋视为一种需要干预的状况的疗法，其次，反思我们目前对于某些群体、个人或所谓疾病的态度，是不是仍在犯相同的错误。 【最 终 反 思】： 近年来，肯定性同性恋精神治疗蓬勃发展(Ritter & Turndrup, 2002)，但是，正如我们回顾里所述(King et al., 2007)，这里并没有新理论见解，而主要是包含了同性恋相关课题的知识，没有偏见或同性恋恐惧。部分治疗师从人类潜力运动中汲取养分，并提供了多种形式的人文主义和认知疗法，而其它治疗师则忽视过去的理论基础，并以一种对男女同性恋者友好的想象性分析来操作。我担心后者会偏离精神分析太远（疯狂地移动甲板上的椅子，导致船下沉）(King, 2000)。

有关开始接受心理咨询的常见困扰

一、 请问什么样的人需要心理咨询？或者说，怎样判断我是否需要心理咨询？   没有人一定需要心理咨询。   心理咨询，是我们用来自我关爱的方式之一，也仅仅是方式之一。生活中的很多不如意，我们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方法来解决，让日子过得更加舒心快乐。如果我们尝试过很多平日里自己习惯的方法都不管用，这个时候，就可以试一试心理咨询。   从我的个人经验而言，如果我们经常：   1 对自己感到很不满意； 2 对自己目前的生活（伴侣、家庭、工作、学业等）感到很不满意； 3 对未来的生活感到很绝望。   同时，又在时间和经济方面没有太多压力，不妨就可以考虑尝试一下心理咨询。   二、接受心理咨询，一定能够解决目前我所面对的问题吗？   不一定。 心理咨询有可能可以帮助我们去解决目前自己正在面对的问题，也有可能让我们不那么再去想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发现自己可以不必解决这个问题，再或者，发现自己其实真正关注的是其他问题。   三、那也就是说，心理咨询有可能对我没用？   是的。有些人会在心理咨询中获益，有些不会。   四、如果我正在面对一些精神困扰，接受心理咨询可以取代药物治疗吗？   不能。 如果我们的精神状况需要药物治疗，那么是否停药或降低用药量，是一定需要从精神科医生那里获得专业建议的。当然，我们可以在接受药物治疗的同时接受心理咨询，这二者不矛盾，都是我们帮助自己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心理咨询一定可以替代药物治疗。   五、怎样才能找到适合我的咨询师？   我们可以通过网络了解每一位咨询师的资质情况、受训背景、他的作品、课程、节目等信息，帮助自己找到合适的咨询师；除此之外，我们自己的感受和直觉更为重要。如果一个咨询师让你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够喜欢，那么就不要单纯因为他的履历光彩而勉强开始。   六、怎样避免遇上一个不好的咨询师？   除了约定的咨询费用之外，心理咨询师无权从来访者处获得任何其他回报。如果一个咨询师向你索要、或暗示你愿意接受其他来自你的金钱、收益、好处、身体接触等，那他就是一个糟糕的咨询师；   除了在约定的时间和场所之外，心理咨询师不应该和来访者在其他场合见面。如果一个咨询师提出或愿意接受与你在非工作时间场所见面，那他就是一个糟糕的咨询师；   另外，心理咨询师对自己的每一位来访者都有保密义务。如果一个咨询师向你透露他的其他来访者的私人信息，那他就是一个糟糕的咨询师。   除以上情况之下，我们常常会在咨询中，对自己的咨询师产生各种正向或者负向的评价和体验，这些都不一定意味着这个咨询师是糟糕的；有些时候，我们还会在咨询过程中发现（或由咨询师提出）自己的确不适合继续同对方一同工作，需要考虑终止咨询或转介咨询师，这也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个咨询师是糟糕的。   七、一般来说，接受心理咨询需要多长时间？   不确定，每个人的需要的时间都不一样，有些人还可以终身接受心理咨询。 我们可以在任何自己想要终止的时候，同咨询师讨论这件事情，这样的讨论是有利于我们的咨询进展的。   八、那我怎么知道，我的心理咨询对我来说是有效的？   会感受到。 一般来说，我们在接受心理咨询一段时间之后，会感受到自己的生活之中浮现出新的内容。这种感觉会让你感受到心理咨询的作用。   九、如果我就是觉得无效呢？   在咨询中与咨询师说说这件事，说说你的这种无效的想法或感觉。这样的讨论是有利于我们的咨询进展的。   十、我想预约张老师你的心理咨询，需要怎样做？   请在简单心理中我的主页上最下一行“预约咨询”，点击弹出的 “预约咨询” 即可了解。   十一、目前你的时间我都不合适，可以预约你的其他时间吗？加钱可以吗？   不可以。 以后如果我有增加或调整其他工作时间的安排，会即时在 “预约说明” 中更新说明。另外，我也可以向你推荐更为合适你的时间的同行，帮助你找到合适的咨询师。 十二、关于心理咨询中的低费问题： 针对低收入人群有低价名额，费用200元，预约低费咨询的来访目前可以提供两个时间段：周四和周日上午的时间段，首次费用维持在300元不变。   十三、如果我开始接受你的心理咨询，需要注意什么？   按照约定的时间与我见面和付费；   尽量避免与我在咨询设置之外互动（阅读我的文章和收听、收看我参与录制的音频、视频节目不再此列）；   在约定见面之外的时间，你给我的来信或留言我都会看到，但不会做文字回复；当然，我还是更希望你可以把所有想要与我交流的事情，放在咨询时间里与我当面说。   十四、如果我现在正在接受其他咨询师的咨询，可以改到你这里接受咨询吗？   建议你还是继续在目前的咨询师处接受咨询，也可以将这个想法与对方聊一聊。这样的讨论是有利于我们的咨询进展的。心理咨询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咨询关系，频繁地更换咨询师，并不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帮助。   十五、我目前还不想/不合适/不方便接受心理咨询，有什么可以帮助我的建议吗？   除了接受咨询，我们还可以通过以下很多方式关爱自己，比如：   1.阅读一些心理自助书籍，如《爱的艺术》、《我们这个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等； 2.参加一些有利于身心发展的团体活动，如 欧文亚隆团体心理治疗，Gali剧、禅修，太极等； 3.体育锻炼、晒太阳、与朋友见面等。     以上是我今天想到的一些有关接受心理咨询的困惑，希望会对感兴趣的噗有所帮助。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想要了解的事情，欢迎在本文下给我留言。

“都怪你们，我现在才变成这样”

我们今天在生活中所遭遇的很多问题，可能都从我们的原生家庭而来，而这些阴影也可能不自觉地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下一代。 已经成年的我们，可能和我们年迈苍老的父母有着难分难解的纠葛。 这无关父母现在是否仍然健在。 你可能总是抱怨妈妈从来没有抱过你，可能当你在面对某些议题时，打着结的其实是你和父母的关系。 这些当年和父母亲共处的痛苦回忆不断地干扰你，你甚至也从来没有想过： 当在养育自己的下一代时，我们的父母曾带给我们的样貌就会参与其中而活跃出来。 父母亲若是没有处理好自己的过去，这些会在婴儿诞生之后像阴影一样继续笼罩在婴儿室中，影响父母对婴儿的想象与看法和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 婴儿的情绪勾引出父母的情绪，而父母亲的早期经验又反过来影响他们，这些错综复杂的情绪环环相扣(林玉华，2012)。 不知不觉，我们就会让这个没有长大的自己，和子女重演着心理的剧本。     和父母和解之路，首先是接纳和面对。 毕竟我们的父母并非心理学家，他们也并不完美，但是我们可以用已经长大的、成熟的自己来重新看待和父母的关系。 首先感谢他们赋予我们生命，因为他们我们才得以来到人世间； 一旦开始接受父母亲，也接受他们是普通人，这样我们才能开始接纳自已，打开心门让爱走入我们的生命中，也同时的走出我们对双亲的依赖。 这是与父母和解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最艰难的一步，因为我们往往会拖延这个决定。 接下来，就试着放下这些曾经带给我们痛苦的失落和伤害。 其实父母是无意要伤害我们的，而是他们无力做得更好。 成长带给我们可以重新做选择的力量，用已经成熟的自己来为自己创造美好的回忆，淡化过去不愉快的经验。   与父母的和解之路，可能是漫长的，但对我们来说，却是弥足珍贵的旅程。 此过程有时需要专业工作者的陪伴。   「我们无法改变过去已发生的事件，但我们能改变的是，我们对它的感受，它对我们的冲击，同时改写它对你的意义」。 家族治疗大师玛莉亚‧葛莫利(Maria Gomori)如是说。 无论你的童年是艰难或幸福的， 我们总是可以从其中得到一些宝贵的资本。 而且学到用成人的眼光， 去了解父母行为背后的原因和意义， 将负面经验转化成正面的力量。  

也谈家庭治疗

                       从家国天下到家庭治疗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最大的家，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国天下从来就不是小事情。     也许，我们中国人是最懂得家庭治疗的人，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且在一些经典史籍中早有记述。这些观点，是和西方传进来的家庭治疗的观点有很大的契合度，由此可见，无论东方西方，对于家庭的观点都有一些共同的认识，也许，这也从各个方面佐证了人类的发展，和家庭的发展的一般规律。 在我们的古籍《大学》里有这这样的话：“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如果可以把这里的“心”理解为心理的话，那么这段话就是已经能够理解，心理和我们行为，我们的家庭文化和我们的国运之间的关系了。个人的心理状况，自古以来就不是小事，家庭的状况和家庭的组织形式，家庭的幸福和稳定，一定是联结天下兴亡的大事。对自己的修炼，关乎一个家庭的幸福稳定。和对于一个家庭的管理，如同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家国天下，在我们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里，也从来就不是一个小问题。 而从这本古籍中，对于此事就早就有先有后，有道理有方法的叙述了。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在我们的朴素的古典哲学里，往往会先给我们指明方向。就是从我们心理咨询的角度，这也是一段极有指导意义的话，做到了，会阖家幸福，子孙安泰。 “通过对事物的认识、研究后才能获得知识；获得知识后意念才能真诚；意念真诚后心思才能端正；心思端正后才能修养品性；品性修养后才能管理好家庭和家族；管理好家庭和家族后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后天下才能太平。” 只要我们能够明白道理，有改变的诚意，就会有执着的信念，然后就会改变自己的言行，影响一个家庭，进而影响一个民族和国家。 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十分讲究上下尊卑的，一些“文化前卫”的人士，会把这些过于强调尊卑，过于拘泥于礼教，对历史和文化发展的桎梏，影响了进步和改良的责任，统统归咎于讲究上下尊卑的原因，这也是过于主观的想法。而必要的上下层级，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结构性家庭治疗强调的家庭结构，就与此有非常大的相似之处。 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解释结构性家庭治疗的系统理论，就是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正常的上下层级，亲疏远近的正常的排列结构，如果这些层级和结构因为某种原因，产生了改变，发生了位置的错乱以及远近亲疏的变化，那在家庭系统中就至少有一个人为这种改变而做出牺牲，被限制了发展，甚至成为一个有身心症状的人。反之，如果一个家庭里出现一个有身心症状的人，那么也许是这个家庭系统的某些结构出了问题，我们通过认识和调整改变这个结构，来帮助这个有身心症状的人来改善和消除他的症状。这就是结构性家庭治疗的系统治疗理论。 结构性家庭治疗师和来访者一家人从一起做评估开始，与这个家庭一起探讨是怎样的，已经被特殊因素改变了的正常的家庭关系导致了这个家庭成员的身心症状和问题性行为。也就是通过评估来具体认识这个出了症状的家庭成员是由一个怎样的错位的家庭关系造成的。让这个家庭认识到，正是这个错位的的关系，才是造成家庭里这个人出现问题的原因。而这个僵化的，无法改变的互动，也是维持这个问题一直持续的原因。 有一个反复抑郁多次自杀的26岁的女孩子，父母完全被这个从高中以来就反复闹自杀的孩子紧张得不行，四处求医多年，整个家庭都陷入了惊恐错乱，水深火热之中。经过深入的的评估和了解，发现这个女孩的每一次抑郁发作和自杀都跟不成功的感情经历相关，她的恋情从男到女，每一次都是死去活来。父母也带她见过无数的心理医生，住过几次的精神科医院。妈妈说这个孩子就是不适合恋爱的人，只要恋爱就会闹事，每一次都是生生死死，撕心裂肺。 再细细了解，发现这个女孩实际上很小就和妈妈，外婆一起生活，爸爸是入赘来的，而从她出生爸爸就好像不在这个家里，一直在很远的外地工作。那时候家里三个人还算平静。 问题从她上小学四年级开始，那时候外婆去世了，剩下了她和妈妈。她和妈妈就一起搬家去爸爸的身边生活，而那个时候，她就撕心裂肺的大哭，不想去爸爸的城市。在新安的家里，温柔的外婆换成了彪悍爸爸，不适应的不只是她，还有妈妈。 她说那个时候她仿佛成了妈妈的出气筒，也成了妈妈的保护者。妈妈受气的时候拿她出气，妈妈在爸爸面前忍气吞声的时候她又会为妈妈出头和爸爸理论，招来的是爸爸更大的愤怒。而陪妈妈一起说爸爸的坏话，又成了她们两个人最亲近的秘密。 新家庭没有给他们带来更多的亲密，反而让她感觉到了父母关系从纠缠，到大打出手，进而到互相冷战，到完全互相漠视。随着她越来越大，她从父母的观察者到试图去理解他们的关系。她的工作除了去安慰寂寞的妈妈，就是去研究冷漠的爸爸。她不知道父母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但是她能够看到，妈妈不断的在讨好爸爸，而爸爸几乎就是完全冷漠不回应，他们好像从来就没有在一张床上睡过。她也不断的去试探，甚至去跟踪爸爸，试图去发现爸爸有没有外遇，结果她发现，爸爸除了有一个从小长大的发小经常腻在一起喝酒之外，和其他女性也没有什么往来，并且他赚的钱也会全部花在家里。 她从高中时期的每一次恋爱都不是因为喜欢对方，而是发现对方身上有那么一点儿像她爸爸，而去接近和了解对方，先是去讨好，进而反复去试探对方自己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和对自己的容忍程度，甚至会寻死觅活。与其说是在恋爱，不如说是通过恋爱去获得妈妈赢得爸爸的爱的经验。而她又一度怀疑过爸爸和他的那个发小关系不正常，怀疑妈妈的婚姻不幸是因为妈妈做了“同妻”。有了这个想法，她就又让自己陷入一次次的同性恋爱之中，去了解同性恋爱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整个恋爱过程中，她和妈妈都是无话不谈，从开始认识一个人，到恋爱的过程，她仿佛每一次都不是自己在谈恋爱，而是为了妈妈去和别人谈恋爱，她出去谈，妈妈在后面观战。时间长了，和女儿难舍难分的妈妈在女儿的恋爱中就能够感觉到，什么时候女儿就要开始歇斯底里啦，什么时候她快割腕了，妈妈说到了这个阶段她就会跟着“心惊胆战”。而爸爸感觉到了这母女两个人的状态，就会一改冷漠的状态，想方设法的带女儿去见心理医生，去精神科医院。 这个个案，从结构性家庭治疗的观点来看，这个女孩的成长经历，从外婆去世开始，她和妈妈的关系就有了一个寻常的变化，她不只是妈妈的女儿，而变成了和妈妈相依为命的伙伴，甚至相爱相杀的伴侣。而妈妈和爸爸在重新在一起之后，没有处理好彼此的关系，甚至开始冷战，进而开始搁置矛盾，更让这个女孩和妈妈的关系过度缠结，完全变成妈妈的伙伴和父母关系的观察者。她一边扮演者妈妈伴侣的角色，又希望能够像办法缓和父母之间的关系，不断的去通经过恋爱和妈妈一起寻找新的情感经验去了解和解决父母之间的关系，这个完全被卡在父母之间的三角关系的孩子，就会没有办法发展自己。父母也许从来不会想到，他们之间搁置的，不去处理夫妻矛盾，是女儿寻死觅活的真正的动力。 而这个过程对于一个家庭来讲是一个颠覆性的认识。他们靠自己的能力永远也不会想象出来他们的孩子反复的抑郁发作竟然和他们夫妻经年不去解决的矛盾相关。也无法想象不上学的孩子真正的担忧原来是父母之间风雨飘摇的婚姻，放不下的是家里寂寞的妈妈。父母对于这个家庭关系的不稳固他们是早有察觉的，而这种察觉如何会影响家庭成员的发展，甚至会让家庭成员出现更严重的问题，他们是缺乏认识的。 做这个评估其实并不是最艰难的，而最艰难的是评估之后的改变，这个才是治疗。症状评估的最后，往往是碰触到的是这个家庭里久经未决的矛盾，无法调和观念，甚至是弥久犹在的创伤，而这些问题被重新提起，到逐步解决，才是家庭治疗过程。 通过评估我们了解了孩子的症状原来是和这样的家庭关系想联系的，那就 才真正开始了这个症结的解决之旅。而这个解决的过程，也许是快刀斩乱麻，也许会伤筋动骨，割腐剜肉，每一步更是惊心动魄。过程复杂，道路却是特别简单，就是让爸爸妈妈重新成为伴侣，一起合作管理这个不断要死要活的孩子，只要两个人站在一起，孩子内心安定，就会开始发展自己的社会功能，完成自己的成长。 家庭治疗师不但需要大刀阔斧，也需要四两千斤，与家庭里的顽疾斗智斗勇的功夫也需要长久的修炼。 有时候，治疗家庭也就是治疗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国家。而痊愈的过程是一个拨乱反正的过程，也是创造力量的过程，也是一个拨天见日，清楚顽疾的过程，也是改变个人命运改变家庭命运的过程。 大道至简，家庭治疗不是把家庭结构，家庭关系越弄越复杂，而是让家庭关系更加清晰和明白，让家庭成员各司其职，各行其道，各守其位，互相尊重，互相关怀。家庭的间隙，人和人之间的界限和距离正常了，才会有爱流淌起来。家庭成员之间父慈母爱，兄友弟恭，妻贤子孝变成一个常态，无论是岁月静好还是应对意外，都蕴藏着雄浑的力量，坚韧的弹性。面对社会变迁也好，应对自如灾害也好，家庭永远会成为我们的加油站和避风港，伴随我们坚毅前行。 在心理治疗中，家庭治疗可以说是离我们生活最近的一个治疗方法，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家庭中；去觉察自己和家人的互动方式，往往对于一个人是最困难的事情。而对自己和对家庭之间的每一步认识，都会让你感觉到恍然大悟：“原来我真是这样的啊？” 的感觉会充斥始终。而每一步改变，又让我们感觉到是那么艰难，因为我们习惯了说同样的话，办同样的事，一旦做出调整，仿佛那已经不是了自己。而我们艰难的每一步的想法，说话，行为的调整和改变，竟然会给我们带来那么大的惊喜，鼓励我们继续往前走。而陪伴家庭的完成这个认识和改变，也会给每一个治疗师带来非常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让你感觉到所有的艰难的学习，刻苦的觉察，苛刻的督导，全部都有了回报 说到这里，你对家庭治疗有一些了解了吗？  

青少年的问题都是父母的错吗？

如何和善而又坚定的养育孩子？

 该写作业了，你总是磨磨蹭蹭； 该起床了，你怎么总是懒着不起，马上就要迟到了； 给你说了多少遍了，你怎么总是不听话呢...... 很多家长都会遇到以上情况时，常常会采取以下两种教养方式： 1、控制型——（过度严厉）有规矩没有自由，孩子不参与决策过程，没有选择。——我要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2、娇纵型——（没有限制）有自由但没规矩，无限制地让孩子选择。——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曾经，家长对孩子严厉控制、动辄惩罚，导致孩子没有责任感。后来，很多家长又矫枉过正，走向娇纵、溺爱，同样也导致孩子缺乏责任意识，惟我独尊。 诚然，过度严厉或娇纵都不可取，但除了在两者之间来回摇摆，有什么其他办法能够帮助我们做到能既不娇纵也不严厉的养育方法呢？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第3种父母的养育方式： 和善而又坚定型——权威、和善与坚定并行，有规矩也有自由。对孩子学习和成长的能力充满信任，不对孩子进行过度保护，给孩子以机会去培养“我能行”的责任意识，侧重于寻求解决方案——在尊重别人的前提下，你可以有限制地选择。 如果你还不知道自己属于哪种类型，这里有一些线索提示：无论是控制型还是娇纵型的，父母通常都是被动反应，而不是积极主动。这意味着我们等到问题的发生，才作出及时反应。 控制型父母往往会追究孩子的责任和过错，将惩罚作为首要的教养工具。 娇纵型的父母把大量的精力用在自己本该怎么做，本能够怎么做或本打算怎么做上。当孩子把事情搞砸时，往往会为孩子感到难过，并且不愿意放手让孩子从自身的行为中吸取经验。对孩子过度保护，并且对孩子的学习、成长能力缺乏信任。让孩子失去了培养“我能行”信念的机会。 和善而又坚定的父母却能够退一步，在行动前会以身作则让孩子看到应该怎么做，而不是不断地说“可以”或“不行”。 和善而坚定型的父母寻求的是解决方案，而不是责备孩子，并且认识到首先要改变的是父母自己，通过改变自己，积极地影响孩子的行为。 当我们尝试着去做一个和善而又坚定的父母的时候，就会消除自己内心的内疚感，我们会允许自己和孩子犯错误，允许不完美。因为我们都知道经历错误也是一种成长。  01 和善，是一种尊重 假设孩子与你顶嘴，和善而坚定的处理方法是，你到另一个房间去。大家可能会疑惑说，那不就等于放过他啦。其实是在以尊重自己的态度来对待自己，这样做也给孩子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稍后再去找孩子谈，这样每个人都有机会让情绪平静下来。 稍后我们可以跟孩子说：“很抱歉，你生这么大的气，我尊重你的感受，但我不能接受你刚才的做法，今后每当你不尊重我时，我就会暂时走开一下。但我是爱你的，我愿意和你在一起，当你觉得可以平静下来的时候，就来告诉我，我很乐意和你一起找出处理你怒气的其他方法。然后，我们可以把精力集中在，找出一个对你我都尊重，而且可以有效解决问题的办法上。” 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就是给彼此的情绪发出一个“暂停键”的信号，最好让孩子预先知道你接下来会做一些什么，让孩子内心踏实，有安全感。然后孩子就能够有时间和空间先去处理自己的情绪，让自己能够平静地面对和解决问题。 值得强调的是，大多数的父母认为在生气时就要解决问题，但这反而是最不适合解决问题的时候。生气的时候，人们通常是“原始脑”在工作，我们会说那些后悔的话，或者做出冲动的行为。在处理一个问题之前，要学会先让自己冷静下来，直到能够用“理性大脑”来思考问题的时候，再去解决问题才有意义。这也是我们应该教给孩子的一项重要技能，和善等于尊重。  02 坚定并非意味着惩戒 大多数成年人习惯性的认为坚定就意味着惩罚，说教或其他形式的控制。并非如此，当坚定与和善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意味着对孩子，对你自己以及对当时情形的尊重。 我们以对孩子做出限制为例。大多数父母自己决定制定那些限制，然后自己承担起实施限制的责任。但是让我们来想想设立限制的目的是什么？其目的是为了保障孩子的安全，帮助孩子获得学习和生活技能。而当大人以惩罚、说教、控制来实施他们设定的界限时，往往会招致孩子的反叛和权力之争。这既不能保证孩子的安全和能力的提升，也无法让那孩子适应社会和实现担当。 因此我们要换种方式，在制定和实施限制时，让孩子参与进来。可以一起做头脑风暴，制定让孩子看电视，外出玩耍和做家庭作业的限制，让孩子参与讨论，这意味着要让孩子说的比你多，至少和你一样多。让孩子有参与意识，培养孩子的积极主动性，才能更好地取得孩子的配合，建立责任意识。 例如，当你问孩子家庭作业为什么重要？孩子就会告诉你，这样才能学会，这样才会取得好成绩，然后孩子可以决定需要花多少时间，在什么时候写作业最合适。父母们总是希望孩子放学一回家就做作业，而孩子却想先要喘口气，当孩子们有机会自己选择时，就会感受到自己的内在力量。一旦孩子自己决定了什么时间写作业最合适，我们就可以和孩子一起设立一些界限，比如电视只能看半个小时，而且必须是在完成作业之后，或者我只能在晚上七点到八点之间帮助到你完成家庭作业，其他的时间，即使你做不完作业也不要求助于我。如果孩子理解了设立界限的必要性，以及自己在其中的责任，并在此基础上参与限制的设立，他们就会更乐意尊崇和执行限制。 当孩子违反了限制时，请不要惩罚，我们要继续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孩子，要避免由你来告诉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应该怎么办？我们最好问一些启发性的问题：发生了什么事？你觉得原因是什么？你现在打算用什么样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你从中学到了？怎么能避免下次再出现同样问题？你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 在这里提个醒，如果孩子已经习惯了父母的说教和惩罚，她可能就会说：“我不知道。”这时你应该说：“你是一个很会解决问题的人，为什么不想一想呢，半小时以后我们再聊一聊，看看你想出了什么好办法。  03 学会使用开家庭会议这一方法 帮助孩子和家长找到解决方案的一个好办法，就是定期召开家庭会议，使全家人都能有机会在每周一次的家庭会议上，用头脑风暴的方法来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从中选择出对所有家庭成员都尊重的方法，关注于解决问题。 养育孩子是“赢得”孩子的过程，当孩子在成长中被充分地得到尊重，能够感受到家长理解他们的观点和行为，并且有机会让他们参与问题的解决，有效制定实施计划时，孩子就会受到鼓励，就会愿意合作，并且相信自己有能力成长为敢于承担责任、乐于贡献、性格坚韧、品行优秀的好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