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人为什么会出轨？

文/李敏楠   煮茶君最近在看韩剧《夫妻的世界》，女主角身边人和男主角一起合谋的出轨谎言让人震惊和愤怒；而与影视作品不相上下的还有近期一连串的情感热搜故事。   在网友们一次次的感叹再也不相信爱情的同时，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这样？” 在关系中保持忠诚真的那么难吗？   性学杂志的一期栏目（2017）做了一次网络问卷调查，询问495位曾经在恋爱中出轨的人，并询问他们出轨的原因。参与者包括259名女性，213名男性，以及23名没有说明性别的人。   参与者的主要背景:  大部分是异性恋(87.9%)；  主要是年轻人(平均年龄20岁)；  不一定是恋爱关系(只有51.8% 的人表示有过某种恋爱关系)；     这个网络随机研究发现了8个导致出轨的关键因素。不过，这些因素并不能解释所有的出轨行为，但它提供了一个框架去理解为什么人们会出轨。   01 八个关键因素     因素1：愤怒或报复   有时出于愤怒或报复的欲望，人们会选择出轨。   如果你是被出轨的一方，你必定会感到很震惊，很愤怒，也很受伤。因此，你很有可能想让对方经历同样的情绪，似乎这样，对方才能真正理解给你带来的痛苦和伤害。换言之，对方伤害了我，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不过，愤怒导致的出轨也可能有其他的原因，包括:    当你的伴侣似乎不理解或不能满足你的需求而感到沮丧；  当你的伴侣常常不在身边而感到生气；  当伴侣难以给予你情感上或身体上的需求而感到失望；  争吵后的愤怒或沮丧。   不管潜在的原因是什么，愤怒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驱动力，促使人们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   因素2：“失恋”-失去新鲜感   人们会因为相互吸引，坠入爱河里，然而这种热恋感总有一天天会消退。热恋时，一条微信都能让对方开心一个上午，或者看到对方时，总会脸红心跳的。此刻，对方就像一束光，无论他在哪，你都被深深地吸引住。    当人们进入关系的下一阶段，脑海中增加的多巴胺分泌会自行减退，激情和兴奋感就会减少，你会有种“失恋”的感觉。不过，“失恋”感并不意味着不爱对方。这会让你难以离开一段给你带来归属感、稳定、和安全的感情。     只是，处于没有浪漫的爱的关系里，会让一些人更渴望体验爱情，从而导致出轨。   因素3：机会和情景因素   有机会出轨会使得不忠行为更容易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有机会，人们就会选择出轨。其他因素往往(但并不总是)促发了不忠的动机。   比如，你感觉到近期和伴侣之间的关系有些疏远，感到很难过，而且你的伴侣常说你长得不好看，你会加重因外表所产生的自卑感。一天，某位异性同事和你说: “我真的被你吸引了，我们找个时间聚聚吧。” 你会怎么选择？     也许，这些还不足以让你做不忠的行为。但是，加上其他的情景因素，比如你们之间的距离、你对自己外表的感觉、你同事的关注等，都可能会让你更容易出轨。   还有一些情境因素也会增加不忠的可能性，即使你处于一段令人满意的关系中，包括:   喝了很多酒，和其他人发生关系； 在极其痛苦的事情发生后，想要安慰； 生活或工作在有身体接触和情感联系的环境中。   因素4：承诺问题   在某种程度下，对承诺有困难的人可能更容易出现出轨行为。毕竟，承诺对每个人来说并不意味着同样的事情。另外，伴侣之间可能对关系的状态有很不一样的看法，比如是否排他性等。   还有一种类型的人，有可能真的喜欢对方，却很害怕对伴侣做出承诺。遇到这样的情况，这种类型的人，很可能会以不忠的行为作为逃避承诺的方式，即使他们内心深处是想要留在这段关系里。     与承诺有关的不忠的其他原因可能包括:    缺乏长期承诺的兴趣；  想要更多的性伙伴；  想要摆脱一段感情。   因素5：未满足的需求   有时，一方或双方对亲密关系的需求在一段关系中得不到满足，大部分人会选择留在这段关系中，并且尝试改变和改善关系。   然而，如果长时间情况没有改善，自身的需求总得不到满足，就会导致沮丧和失望。这为不忠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理由和机会。   （1）性需求 未满足的性需求可能发生在以下情况: 伴侣有不同的性冲动； 伴侣有不一样的性趣；  夫妻中的一方或双方经常不在家。     （2）情感需求 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也会导致不忠。情感不忠很难定义，但它通常指的是一个人在非伴侣身上投入了大量情感的情况。   如果你的伴侣似乎对你的想法、感受或者话语都不感兴趣，你就可能和感兴趣的人分享。这很可能会形成一种类似于关系的亲密关系，比如红颜知己、男闺蜜等。   因素6：性欲   单纯的性欲望就可以激发一些人出轨。不可否认，前文所提及的原因，都可能在出轨中起到一定作用。   有的人就出现性欲望，就会去寻找机会，而没有任何其他的动机。即使拥有满足的性关系，也可能希望与其他人发生关系。这可能是由于高水平的性欲，不一定是关系中的任何性或亲密的问题。   因素7：想要多样化    在一段关系中，对多样性的渴望通常与性有关。比如，有些伴侣在很多方面都合适，只是性行为太单调。     多样性也包括:  不同的对话或交流方式；  不同的非性行为；  对别人的吸引力；  除了现在的伴侣，他们与其他人的关系。   吸引力是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可以被很多类型的人所吸引，但这并不意味着仅仅因为你处于一段关系中就停止，所以有的人会选择开放式关系。   因素8：低自尊    想要提高自尊心也会导致出轨。和一个陌生人发生性关系可以带来积极的感觉，可能会感到充满力量、有吸引力、自信、或者成功感。这些积极的感觉可以增强自尊心。   许多因为自尊问题而出轨的人都有充满爱的、支持他们的伴侣，他们常被给予同情和鼓励。然而，对于低自尊的人，可能会这么想伴侣，“她们必须这么说，”或者“她们只是不想让我感觉不好。”   而从一个新人那里得到赞赏和认可，感觉会很不一样。对于那些自尊心低的人来说，这可能看起来更真实，他们可能认为这个新人没有说谎或夸大的“关系义务”。     02 另一半出轨了，该怎么办？   这项研究的结论，出轨通常与其他人没有太大的关系。   许多欺骗伴侣的人是爱着他们的伴侣，并没有任何想要伤害他们的欲望。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竭尽全力不让他们的伴侣知道他们的不忠。尽管如此，它还是会对一段关系造成重大影响。   出轨不一定意味着这段关系的结束，但是度过这个关口需要努力。   如果你的伴侣出轨了，你该怎么做？   如果你已经被出轨了，除了出现各种负面的情绪，你可能会想尽一切办法来修复你们的关系。又或者，你想放弃这段关系了。   如果你不确定如何处理这种情况，你可以这么做:   和你的伴侣谈谈。你们可以找一个伴侣咨询师或者中立的第三方参与讨论，找出你伴侣的出轨动机，这可能会帮助你做出决定，但最好避免谈论过于真实的出轨细节。   询问你的伴侣是否想继续这段关系。有些人出轨是因为他们想结束这段关系，所以了解他们的感受和想法很重要。   问问你自己是否可再次信任你的伴侣。重建信任可能需要时间，你的伴侣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你认为自己再也不能相信他们，可能就无法修复你们的关系了。   问问你自己是否还想要这段关系。你是否真的爱你的伴侣，是否决心想要解决任何潜在的问题？你认为这段关系值得修复吗？   寻找心理咨询师谈谈。如果你打算在不忠之后继续维持一段关系，强烈建议进行伴侣咨询，但是个体咨询也可以帮助你，整理自己目前的情绪状态。   03 底线   你可能听说过“一次出轨等于终身出轨”这句话。有些人的确会反复出轨，而有的人则不然。有些伴侣经历过不忠行为，并得以有效处理，往往可以加强这段关系。   但是对于亲密关系来说，诚实面对伴侣之间的关系，确保双方在关系中找到各自的界限和责任，彼此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坦诚地沟通是很重要的，这可以有效地增加彼此的信任和安全感。   如果你真的接受不了伴侣出轨，请果断离开。   Reference: Legg, J. Timothy. (2019). Why do people cheat in relationships? Healthlin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healthline.com/health/why-people-cheat 原文首发：三竹心理

成为精神分析师（下）

文章选自：(2009).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45(4):483-503 作者：Lore Reich Rubin, M.D. 翻译：周四文献学习小组（张自强、刘振中、黄思思、陈婉迪、丁梦蕾、韩晶晶、李盼） 策划：张自强   我痛苦的主要原因还是美国与家乡的巨大差异，它的习俗、人际关系、着装、面容和行为都不同于我既往所了解的。我感到自己与同龄人格格不入，我可以将这描述为一种认同危机或是一种与自我概念和自我理想的疏离。不管使用何种精神分析术语，它感觉就像一种混乱，一种困惑，一种找寻稳固自体感和归属感的挣扎。我曾读过Eva Hoffman (1991) 等人的作品，从而意识到我的经历并不是独一的。但我也读过很多难民的故事，他们似乎更平静地度过过渡时期，或至少没有细想这些感受的记忆。也有可能，因为他们已遭受了如此极端的创伤，所以适应在美国的生活似乎是一个小问题。我十岁时来到美国，因此大部分适应都发生在我的青春期阶段，而它本身就是一个适应期。另一方面，移民美国终结了欧洲对我生活的压迫威胁，使我从此过上更稳定、可预见和安定的生活。   与我们在欧洲普遍感受到的威胁相对应的是我父母对精神分析的激情。对他们来说，精神分析可以拯救世界。它的洞见可以改变养育孩子的方式并让世界摆脱神经症。这一观点得到了他们众多同行的认同，包括安娜·弗洛伊德——然而她的父亲西格蒙德似乎在一战期间丢掉了他的乐观主义。我的父母对他们的目标和贡献给予了高度重视，这是我在现代社会中很少能学习到的。与此同时，他们与同事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特别是那些与他们有同样政治观点的人。这些关系，至少在我母亲身上，延续了一辈子。   在我成长中，我盼望着能跟随父母的脚步，进而带来同样的兴奋和融洽，但我加入精神分析团体的时间稍晚，在我进入时，精神分析已经是一个保守的职业，思维僵化——至少在那个时候——沉浸于正统之中。激情和探索的光环随之消散，在许多正式的晚宴招待中，同侪关系变得正派且正式。   然而，作为一个孩子，我只见证了父母对精神分析的情感。直到在我毕业并慢慢学习专业之后，我才开始理解父亲和母亲所做的真正贡献。即使并不常被提及，我的父亲最早认识到阻抗分析其实就是性格分析，是力比多愿望和与之对抗的防御之间的妥协形成。他也理解移情阻抗深嵌于这些性格防御中，因而需被首先分析。我认为他对负性移情的强调是过度的，这源自于他与权威之间的冲突。我很快意识到，可能是由于我自己的挣扎，很多的病人会为他们的正性移情深感羞耻，而这种羞耻会导致分析中的强烈阻抗。他后来对“身体盔甲”的研究在我的精神分析教育和发展中并没有被看成是“分析性的”。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在我的思想中，身体僵硬防卫着情感，而他则开启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发现。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对父亲在1934年被精神分析协会除名一无所知。除名是由于IPA领导层政治性的动机，这在安娜·弗洛伊德的信中已有充分记载，而信可以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档案和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找到（见Reich Rubin, 2003）。父亲的除名推动他进一步地关注身体心理治疗，或许部分原因是反对古典精神分析“不触摸”的指令。尽管他延续对负性移情的兴趣，但是我不清楚他是否考虑过唤起正性性欲移情的危险性。或许他已不再在意。显然，被IPA除名对他来说是一个严重创伤。其后，恩斯特·琼斯“掩饰”说我父亲自愿退出IPA，这一说法已被充分证明是不真实的 (Fenichel, 1934)。我母亲对精神分析发展的贡献只发生在她与我父亲山顶分别之后。在那之前，她或许是太年轻缺乏经历，或许是，我认为在我父亲的阴影下显得黯然失色。在离开柏林后，她来到布拉格，并在紧密的小型精神分析团体中茁壮成长。这个由Otto Fenichel所领导的小组，将令人兴奋的思想传递给我（我当时大概八九岁），虽然我并不理解他们所讨论的问题。   在所有的这些精神分析家当中，我的母亲主要因为她发表的关于自恋、移情和反移情的论文而备受尊崇。在（反移情）这一点上，她会时不时地会被一些客体关系学派的分析家挑战，认为反移情只是偶尔发生的，并非是无处不在的，也不是精神分析观察中的首要的因素。最让我震惊的（只是在我自己最近的精神分析发展当中），是她只用了三句话就简明地总结了母婴关系当中的动力性冲突，她在这方面并非专家，但却非常准确和知识渊博。   其实我并不是因为很敬重我父母亲的工作，才选择精神分析作为我的职业。相反，母亲长时间与精神分析机构和社团工作，在晚上她还要跟来访者工作，一天下来行程都特别满以及之后还有志愿性质的教学工作，我因为这部分而推迟了自己的精神分析实践，这就意味着她除了周末和假期以外，几乎没有什么时间跟家里人待在一起。她在晚上不是跟来访会面或者教学，就是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写论文，这些论文在她死后才整理成册(Reich, 1973)。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极度厌烦这些论文--也就是说，我自己不得不花费很长的时间，来拒绝阅读这些论文。最后，我还是让我自己阅读了他们，我又再次被母亲深刻的描述和准确的假设所打动。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目睹了我母亲（辛劳的工作），精神分析这个职业已经被抛诸脑后了。相反，我试图研读历史，几乎不看心理学的内容。毕业以后，我发现读研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于是我开始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尝试，放弃在托儿所的工作和晋升机会。不久以后，我意识到我对于小孩子几乎没什么能力。在自己的人生中继续艰难爬行，我想我可能还是会成为一名心理学家。我母亲反对我的这个想法，甚至搬出了几个重要人物，像Ernst Kris和Kurt Eissler ，他们都试图说服我去医学院，因为要是我没有一个医学博士学位，我在精神分析当中就可能会是“二等公民”。没有医学博士学位的Kris，对于这一点特别确信。他告诉我他是APsA中特殊的一员，在协会里他只能培训一些想要参加这个协会的成员（在APsA的那段时间里，几乎不可能去吸纳非医学背景的会员）。在很多时候，在我的脑海里还没形成心理学家不是精神分析家的概念，但是我学医的压力非常大。与此同时，我的母亲对我没兴趣读弗洛伊德而深表失望。她希望我对于她在临床上所体验到惊人发现有着同样的感觉。若干年后，我很讨厌承认：正是因为她的压力，我才一直拒绝阅读弗洛伊德。与此同时，无论我做了什么选择，我的父亲都感到满意，但是他怀揣着我可以出名的愿望。   尽管有来自父母的压力，但我的第一次个人分析仍然吸引了我，并使我的职业选择成为可能。分析，并不是提取和恢复已遗忘的记忆，而是去拾取记忆中被遗忘的情感，这些对我来说都非常有启发，颠覆了我原有的认识。我相信，当一个人第一次和另一个人的潜意识相连接的时候，会感觉到敬畏，也会知晓，对于个体本身来说，有着一大片未知的领域。这就好像是，一个人认为自己已经有了一份完整的地图，却又偶然发现地球上一片无人知晓的领域。呈现在我眼前的无意识揭露的可能性，把我深深的吸引住了，我感到很振奋。选择成为一名分析师真是太吸引人了。我不再只看到工作了很多个小时，疲倦又充满压力的妈妈，我还感觉到我可以从事一个崭新的、还未探索过的领域，不仅是我自己，也是对很多人而言。    回顾这种情感被揭露的经历，我再一次被分析是多么的接近内心和来访者所打动。这并不是在重温当时的“移情”，而是在回味移情中的抱持。它为我对职业的确信奠定了基础，并贯穿了我整个职业生涯。这样一种饱含情感的洞察力，无论它是因为分析中的移情或是抱持而形成，都是治疗中的改变和治愈的基础。   为了实现我成为精神分析师这个目标，我绕道而行，历经了严格的医学教育和精神病学的住院医师实习。这并不是一种轻松的转变；，医学和精神病学对个体处理生与死的情景时抱有浓厚的兴趣，甚至带有戏剧性的兴奋。但我很确信，之后跟随我学习分析的学生中，曾经毕业于心理学专业的，可能会比医学提供更丰富的专业背景。他们阅读了更多专业领域的文献，也似乎更偏向于理性化。然而，美国的心理学家如果想获得分析的训练，却不得不通过“上诉讼”，或是去和某些暗含的“行业限制”做斗争，即APsA曾提出在进入APSAA{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学习精神分析之前，要求先获得医学学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医学生相较于非医学背景专业的学生，会更早地面临生与死的问题，帮助我们更早地承担责任和变得成熟。   当我在1957年申请精神分析培训时，正是它最受欢迎的时期。当时的申请人数远远超过了给出的名额，而且当时的各种学会和机构也比现在要少得多。选拔的过程非常严格且充满了审判性，是基于对申请人的很多评判，比如“可以被分析的”，内省的，有悟性的，有亲和力的。 我相信，被现代描绘成是“古典”时期的20世纪20年代的所有鲜明的性格特征，都会因为过于神经质或是不够稳定，而被精神分析的训练拒之门外。而最后，只有“刚刚合适的”和“富有责任感的”才能被接受。那些已婚的、不再寻找其他伴侣的，努力工作又专心的，一些表现出强迫倾向而非癔症特征的人，被接受了。 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是因为那些大量在领域中毫无建树的分析家们，致力于保留住所谓的“正统”，他们认为只有正统的东西才能进入到分析领域。而这样的正统和精神分析学会的刻板性留存至今。   1970年伊始，学术界开启了一场针对“自我心理学”理论的革命。在我看来，实质上，这是针对纽约精神分析学会及其下属机构，美国政治学会（APsA），针对聚拢在安娜弗洛伊德周围（Anna Freud）的IPA会员，自组织内部发起的，对领导权的挑战。海因斯.科胡特提出了自体理论，吹响了革命号角，众多学派思潮涌起，分歧与新锐观点聚焦在拉康和梅莱尼.克莱因的客体关系，人际沟通，主体间关系，“此时此地移情”等理论上。这些新潮理论为学界增添了活力，引燃了思想火花。   我最早在纽约精神分析学会受训，并且十分看重这段经历。在精神科住院部里，听过很多病人，但我不能够把他们的语言组织成任何连贯，有意义的实质性表达。而这段精神分析培训经历让我大开眼界。我学着去理解话语以外，潜在的含义，围绕理论框架，形成我自己的看法。我的老师多是成就卓著者，最出名的要数埃迪特·雅各布森Edith Jacobson, 她秉持着非常清晰的理论知识，远超越于其所属时代。她的想法包括：客体表征、理想化与真实表征、自体感和理想化自体之间的矛盾，理想化客体表征这些概念。正如佛洛依德所描述的，伯塔伯恩斯坦也清楚的展示了这一机制在制造恐惧症方面的作用。我们的周围尽是诸如Hartmann, Kris Lowenstein, Margaret Mahler等这些理论学家。于我们而言，学会无异于精神分析的“圣地”。我毕业后，丈夫得到了一份在匹斯堡的工作。此前，我的导师Robert Bak告诉我说，Hudson以西就没有精神分析师。(美国地名很多，不知道这个hudson是位于纽约州的，还是其他州的城市）。   所以，丈夫和我曾约定，先定居纽约，等我完成冗长的培训之后，再选择其他的住址，我们去更有利于他职业生涯发展——可以研究经济史的地方。他去了匹斯堡大学，当时学校迅速扩张，招募，同时也吸引着各式人才。   那次的搬迁起初让我十分焦虑，它激起了我早年间因搬迁引发的疏离、迷茫、不安等创伤性体验。因为没有人坐下来和我解释这些“规则”，所以我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去感受不同的民俗和文化冲击，这也让我回想起了移民美国的经历。这些境遇在我重新调整职业生涯的过程中显得尤为真实，我花了两年时间重新找到工作，花了更久的时间，才开始接手新的精神分析实践。   我带着一个三岁的孩子和一个婴孩，来到匹斯堡。我不适应没有工作，我对自己的期望是成为一名职业女性。当我克服了自己的疏离感后，我意识到，那失业的两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得以放松，享受照顾孩子，并且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仅仅以女性的身份，享受匹斯堡的生活。我很庆幸我的丈夫工作的大学任职，大学所在的城市正好有一所新成立的精神分析学院。因此，在中断了几年的工作和更多年的兼职之后，我可以和我的匹斯堡的同事，继续我的精神分析师的职业。适应匹兹堡的生活并不容易：理解这个新学院的“规则”和习俗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在我完全被接纳之前，我不得不摸索着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和职业环境。我来到匹兹堡的时候，没有任何关系来帮助我找工作以及进行实践。正如我所了解到的，一个没有关系和当地人推荐的精神科医生是不容易被录用的。我花了大约两年的时间，对我的同事们有了足够的了解，融入了匹兹堡精神分析学会，从而拥有了足够的人脉，找到了工作，并慢慢地积累了我的实践经验。   我母亲曾多次告诉我，按照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的正统观念，芝加哥的分析师们强调“依赖需要”，这削弱了精神分析的力量。这个词对她和其他人来说都是诅咒，因为它不承认力比多理论是人类的基本原则。我现在觉得她的强烈反对是一种讽刺，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她身边长大的，大部分是在远离她的地方。但是当我到达匹兹堡的时候，我不理解我和新同事之间在理论上有什么不同。这些同事也不明白，尽管我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但我们的概念却有很大的差异。当我加入匹兹堡精神分析学会时，我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令人困惑的理论情境中。我在纽约接受的教育使我对结构化理论有了深入的了解，并将冲突的解决方案概念化，包括驱力和防御、妥协形成，以及构成冲突的症状和性格特征。此外，我认为，为了更明白婴儿期的冲突，移情不应该过早地解释，而是要更深入和退回到更原始的冲突中去。其目的是获得洞察力：这种技术是自由联想；解释促进了这种自由联想，并指出当情感或防御出现转换的时候，联想会摇摇欲坠。此外，只有当移情成为阻抗的来源时，才能对移情做出早期的解释。   就他们而言，我匹兹堡的同事大体上对“依赖需求”的新版本更感兴趣。“尽管我们都说着同样的语言，但有不同的细微差别，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这些分析师受到芝加哥学派理论的强烈影响——他们把移情作为治疗的唯一基础。”虽然他们没有使用依赖需要这个词，但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芝加哥流派的影响，以及他们后来逐渐形成了发展缺陷理论，特别是是依恋而非冲突理论。当我1965年第一次来到匹兹堡时，玛格丽特·马勒(Margaret Mahler)刚刚以分离/个体化的概念出名。我匹兹堡的同事们被她的想法吸引住了，并把它们应用到成年人身上。他们似乎也低估了超我和俄狄浦斯冲突，而这些在我的教育中是很重要的。   随着精神分析理论在日后数十年的进展，匹茨堡的分析家们开始引入自体心理自体客体名词，即纽约的分析家们所谓的口欲期或口欲期客体关系与特征组成，客体关系与温尼科特也同样为他们所偏爱。他们强调对母体客体的依恋，或此依恋中的剥夺；这是一种缺陷理论而不是结构性冲突的理论。然而于我而言，最震惊的莫过于除了初始会谈中的正式问题外，对性欲的提及是缺失的。自慰和在行为特征模型中诱发创伤的性幻想的掺杂，都不是地形中的部分。值得一提的是我大多数新同事对移情的态度。数年间，我们彼此交谈，因为我们使用一些词语譬如移情，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在指代截然不同的内容。然而我信赖于觉察，无论如何抵达，只有穿越转移的洞见才是宝贵的通过移情导致的觉察才是宝贵的。结果，这群人很快就高兴地接受了默顿·吉尔(1979)对“当下的转移此时此刻的移情”的创新。   因为我在抚养三个孩子，因此花了三年时间才申请到训练分析家的资质。只有在应用的过程中，我们取向的理论性差异才会发生。我不得不将一个案例呈递给一个委员会。他们讶异于我缺乏对解释转移的强调——直到它加深并倒退至冲突根源——以及我对内容的兴趣。他们因此拒绝授予我训练分析家的资质。这个自恋的打击因为我自己的矛盾情感而被削弱。我不希望重蹈母亲被她的学会奴役的覆辙——开不完的会议，还有政治事务。同时，由于其他申请升级的人也被拒绝，这个打击也得到了缓冲。   我对我母亲全身心投入的其他质疑来源于生活现实与分析家的精神健康。我的经历对我而言并独特，而与那些做了母亲的女性共享来自于那些做了妈妈的女性。每天我都时常在对于我病人的努力与思考和家庭之每天我从和病人有关的挣扎和思考中回到集中。那里，而家中还有我三个孩子发出的互动请求与需要的猛烈夹击，还有我先生，可能没有那么急迫夫那些不太猛烈的。我不得不迅速改变身份，从分析家转换为妈妈和妻子。从分析家和妈妈与妻子。我记得，我们的一个首席训练分析家 James McLaughlin (2005)讲述了他需要在他的分析家工作后，花上几个小时让自己泡在木工车间内，以减轻压力，回到他的家庭生活中去。这种奢侈品对做妈妈的女性而言无异于天方夜谭，我也认为，沉溺于内省生活确实危害了家庭生活，这使得精神分析成了一个艰苦而危险的职业。   对我作为精神分析家最有用的成长是匹兹堡精神分析协会的要求：所有会员要参加学习小组。这些小型的小组每周见一次面，见面，常常持续数年。在有些小组里，我们阅读文献并讨论，其他的小组，我们报告正在进行的案例。这一形式的优点是小组规模小、成员关系亲密并开始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舒适的和放松的社交网络。当我们开始信任别人的时候，我们分享我们的真实案例材料，而不是作为治疗师的人对同事施加影响。我们在没有那些“老一辈”的情况下会面（当然，我们现在也是老一辈了，但是我此刻讲的是三十年前的会面了）这并未让我们觉得被批评、被判断，而是感到被完全接纳。   在这个氛围中，我们听其他人如何着手他们的工作，我学到了很多不同的风格与不同重点。在我内心，一个智力成长的过程发生了。我看到有些人小心翼翼地将自己调整到初级过程，无疑是能够将深层的无意识转移的幻想，从发生在办公室内的小小的当下事件中引出。他们能够将两种在对移情解释理论上冲突的两种趋势的两种理论取向综合。幻想引出的可以是性、矛盾情感或是对立冲突的内容。其他分析家则致力于当下转移的细枝末节，并最终引出了令人深感困扰的信任与恐惧的问题。   所以，丈夫和我曾约定，先定居纽约，等我完成冗长的培训之后，再选择其他的住址，我们去更有利于他职业生涯发展——可以研究经济史的地方。他去了匹斯堡大学，当时学校迅速扩张，招募，同时也吸引着各式人才。   那次的搬迁起初让我十分焦虑，它激起了我早年间因搬迁引发的疏离、迷茫、不安等创伤性体验。因为没有人坐下来和我解释这些“规则”，所以我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去感受不同的民俗和文化冲击，这也让我回想起了移民美国的经历。这些境遇在我重新调整职业生涯的过程中显得尤为真实，我花了两年时间重新找到工作，花了更久的时间，才开始接手新的精神分析实践。   我开始重新思考我的理论和技术，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病人应该被不同地对待。有些病人会（在分析中）谈论他们的梦、口误以及幻想；别的病人倾向于形成跟他们治疗师之间更积极或更负性的依恋关系，我们主要是在这部分进行工作；有些病人需要对依恋的议题工作的更多，有些更人会在性格上形成妥协。在后面的这个案例中，行为上的特点经常会激发出童年里被性欲化或者在本质上就是性的创伤。我的病人当中，我发现没有人的妥协形成是源于对童年期幻想生活的内疚的挣扎，除非这些挣扎引发了创伤（作为儿童，他们的幻想被大众所曲解）。   我依旧着迷于创伤在神经症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这并非是要否认内在现实，通常我认为内在的体验是外在体验的反应。在我的工作当中，我并没有发现病人的的冲突的内疚幻想和他们的现实生活环境没有关系。因此，我依旧对创伤在性格发展上产生的影响感兴趣。   我也开始明白在我们工作当中最主要冲突的要么是我们想要帮助病人，要么就是我们对于窥探无意识地纯粹体验所感兴趣（在我的早年受训经历当中，想要“帮助病人”可能会被定义为“拯救幻想”，这样的一个理想化模式基于弗洛伊德的概念，这样的概念是我们正在做出的科学探究）。我也开始重视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克莱茵、自体心理学、拉康、荣格以及古典的关于驱力和防御机制的自我心理学、客体关系，主体间理论、以及别的许多在这里难以提及理论观点。我认为一个分析师应该是灵活的和不拘泥于某一种理论框架的，以便自己能够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病人。这种想法有助于我们研读小组在这些年中去阅读不同的理论观点以及帮我们小组学会去尊重那些理论。这个想法是复杂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得到。决定采用哪种理论方法是因为我们想要对临床上有所帮助以及了解哪种工作方式适用于个体。在临床当中要是一种方式不起作用，也许我们可以转换不同的工作方式。工作方式的灵活性让我更享受我的精神分析工作，这也激发了我去思考“我是否在（对病人）做正确的事情。”   为了让精神分析发展成一个可被治疗的模式，精神分析师可能需要在态度上做出一些改变。我们应该放弃对于“纯粹”精神分析的追求，这可能会导致在临床上引起非常多的争论，以及形成许多理想化的小团体。我们应该学会包容，倾听不同的流派的观点，去阅读其他流派的期刊，这样才有可能帮助我们形成一股力量。我们被所谓的精神健康的科学亚牛凡事所裹挟着，这可能会真的否认内在心灵的存在以及太过聚焦于大脑内部，不同的心理动力学方法应该整合起来，尊重在神经科学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这可能会开始消除心灵与大脑的屏障，以及证明无意识的存在以及它的重要性。   我现在已经从精神分析的实践中退休了，但是我依旧在匹斯堡精神分析学员的连续案例讨论会上进行教学。和年轻同事的会面对我来说非常有趣。我们一直在了解与不同病人工作的多种方法和技术。我们已经对日常移情的检查需要和了解妥协形成、防御和超越那些引导我们病人的无意识幻想达成一致。我们在讨论与反对中积极的讨论，也学会尊重彼此。在这学期，我开始对于未来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的希望，重新充满了热情。 References Fenichel, O. (1934), Letter VIII. In: Rundbriefe: (1934-1945). [Round-Robin Letters], Vol. 1, ed. J. Reichmayer and E. Mühlleitner. Frankfut am Main und Basel: Stroemfeld, 1998, p. 119. - 502 - Freud, A. (1944), War and Children. Madison, C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Gill, M. (1979), The analysis of the transference. J. Amer. Psychoanal. Assn., 27:263-288. [→] Greenacre, P. (1941), Predisposition to anxiety—Part II. Psychoanal. Q., 1:610-638. [→] Hoffman, E. (1991), Lost in Translation: A lLfe in a New Languag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5. Jacobson, E. (1971), Depress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Kris, E. (1956), The recovery of childhood memories. Psychoanal. St. Child, 11:54-88.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 McLaughlin, J. T. (2005), The Healer's Bent: Solitude and Dialogue in the Clinical Encounter, ed. W. F. Cornell. Hillsdale, NJ: Analytic Press. Modell, A. H. (1976), The “holding environment” and the therapeutic action of psychoanalysis.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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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痛苦的婚姻中自愈

稍后补充视频简介

父母离异会令孩子产生心理问题吗？

儿童抑郁——解析缠绕着孩子们的大黑狗

儿童抑郁这个话题可以从大小两个方面来说。 一、儿童抑郁研究 1.流行病学 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说，根据一项元分析研究，中国儿童青少年临床抑郁流行率的合并值为 15. 4%，而非临床水平的抑郁症状比例更高，一项针对中国西部地区10657 名儿童青少年的调查表明，12 岁以下儿童抑郁的盛行率能达到 21. 8%。 2.儿童抑郁的发展曲线 有学者认为，儿童抑郁的发展应该是呈线性的。许多学者认为，儿童抑郁一般起于童年中期，而自儿童期到青少年期，抑郁有着较大的增长幅度，且在整个成年期保持着较高水平的盛行率。相关的实证调查也证实了这种说法，儿童期临床抑郁的发生率0. 4% ～ 2. 5% 之间，而在 12岁时大约有 5. 0% 的个体达到临床抑郁水平，到 17岁时则急剧增长到 17. 0%。 但在抑郁的个体发展层面上，对于青少年的研究发现，此时期内抑郁总体呈一种“U”型的发展曲线。且青少年阶段的抑郁存在着不同的发展亚类型。 3.儿童抑郁发展的性别差异 现在多数研究者认为，抑郁在童年期阶段不存在性别差异，只有到了青少年早期，女生抑郁的盛行率才开始高于男生，这种性别比能达到 2: 1，且抑郁的这种差异会一直持续到成年阶段。这种性别差异具体的时间点正在更加明晰，目前有研究证明这个时间点是10岁，但是也有研究证明这种变化并不稳定。 4.儿童抑郁与成年抑郁的异同 儿童抑郁与成年抑郁相同的地方在于，儿童和成人一样可以达到重度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在生理上，儿童抑郁的发生与免疫失调有关。心理功能上，儿童抑郁也会造成和成年抑郁一样的执行功能受损的情况。 二者不同的地方在于，儿童抑郁在生理上的表现——诸如脑电图、荷尔蒙分泌、血清素等等方面表现和成年人不同。在表现上来说，儿童抑郁除了在情绪的问题之外，较少有言语化的表达，相反，表现更多的是一些隐匿性症状。 儿童抑郁很可能以行为可能以行为问题的方式出现，包括过度活动、攻击性、注意缺陷、学业失败和躯体主诉等。相对于内在问题，儿童的外在问题( 比如破坏性行为) 更容易被表达出来，进而导致我们对于内在问题的忽略。 5.儿童抑郁产生的原因 家庭环境因素： 张洪波等研究显示, 成长于不良家庭关系和家庭环境中的中学生表现较多的抑郁症状。 魏俊彪以高中生为样本研究家庭环境与焦虑、抑郁的关系。结果表明家庭亲密度和家庭适应性对抑郁的预测比对焦虑的预测更重要。 王春莉等对高中生的研究结论也表明, 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的抑郁情绪有影响。无抑郁高中生父母的教养方式在情感温暖理解维度上的得分高于轻、中度抑郁高中生的父母, 在严厉惩罚维度的得分低于轻度抑郁高中生的父母。在过分干涉保护维度上轻度和重度抑郁高中生父母的得分高于无抑郁学生父母的得分。父母投入的情感温暖理解越多, 高中生的情绪越积极。 郭兰婷等研究了影响中学生抑郁情绪的童年经历、家庭和学校因素。研究发现童年经历( 童年时非父母亲自抚养, 父母关系不和睦, 家庭成员有自杀或暴力行为, 孩子经历虐待, 童年生活不愉快) 是造成抑郁的重要因素。 父母教养方式对孩子的抑郁情绪有一定影响, 父母让孩子感到温暖、相互理解, 孩子的抑郁情绪低; 父母的严厉惩罚、过分干涉、拒绝和否认、过度保护这些不良的教养态度越明显,越容易导致孩子的抑郁情绪。 认知因素： 杨萍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社会认知神经网络 中, 知觉的自我效能感从社会的和学业的无能两个方面直接 或通过它们对学业成绩、亲社会行为及问题行为的影响而造 成了目前及今后的抑郁。 阳德华的研究结论是初中生的抑郁、焦虑与自我概念有关, 初中生的自我概念总分与抑郁、焦虑各个侧面均有负相关。 综合研究： 个体所在的班内发生的事件较学校类型、年级等大范围中的因素对他们情绪影响更大。学习成绩不理想及升学压力, 个人在班集体中的地位不高, 人际关系不良这三类因素容易导致中学生的抑郁情绪。 二、精神分析理论视角下的儿童抑郁 特别注明：在这里使用的个案经过了高度的伪装化，为多个个案的情况拼接而成。 弗洛伊德在1917年发表的《哀伤与抑郁》一文中，论述了抑郁在精神层面的一些典型特征。这些特征在理解临床抑郁的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核心是他基于生物学、进化论所衍生出的一个概念，力比多。力比多是一种心理能量，并且朝向客体。这个朝向客体的过程，用一个更容易明白的话来讲，就是我开始对一个话题、一个人或者一个物品产生兴趣和迷恋的过程。 有些时候，人的力比多，不一定全然朝向外部，有些时候会朝向内部。弗洛伊德研究的，就是精神分裂以及自恋的人。他认为，精神分裂的人就是把自己的力比多全部缩回内在，对外在世界失去兴趣的人。这个过程他称之为内摄。 弗洛伊德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阿米巴原虫（没错，就是那些毒舌少女毒舌的时候常用的那个阿米巴原虫）。当阿米巴原虫对外在世界感兴趣的时候，它的触角就会向外运动。但是当遇到阻碍或者伤害的时候，阿米巴原虫就会收缩触角，回避接触。 这个理论可以很好的解释在躁郁症病人身上极端自我陶醉的现象。同时，弗洛伊德的论述要进一步。 当触角回缩的时候，带回来的不全是自己，还会带回来一部分客体的信息。在这个过程里，抑郁患者对自我产生了不同的感觉，觉得自己变成了那个已经丧失的人。这是一种很特别的精神状态，虽然不不正常，但是合乎心理学的理论。 这里，弗洛伊德使用了面临丧失时的哀伤状态和抑郁状态进行了对比。 人在丧亲之后会减少外出活动，并且需要放弃寄托在丧失者身上的愿望，他们会经历巨大的情绪痛苦，才会放弃寄托在已故亲人身上的愿望。他们要记起有关爱人的每一片记忆，同时也要一点一点的放下，随着时间的推移，重新建立对世界的兴趣，其他兴趣也变得越来越活跃，最后走出哀伤。这个过程就像是阿米巴原虫收回自己的触角之后，又慢慢的伸向别处的过程。 在哀伤中，对失去者的爱，会是主导的位置。 抑郁则不同。抑郁患者对爱人有着极为矛盾的心理，也就是说，他们在爱着某人的时候，还深深的恨着他。弗洛伊德认为，任何关系都不可避免的出现攻击性和恨，而病理会加重他们的强度。对抑郁症患者而言，即便是最轻微的怠慢与轻视，也会让他们觉得原先的爱人变成令人憎恨的样子，好像爱人真的不见了。接着他们会把注意力转会自身。病人与自己建立的一种特殊的关系，类似于他与爱人建立连接的模式。最后导致强烈的自我憎恨。 当抑郁症患者沉浸在自己一无是处的想象中时，原本朝向客体的恨意，现在转向了自己。过度的憎恨使病人陷入第一的关系而无法自拔，无论是先前与他人的关系，还是现在与自己的关系。 所以在抑郁中，对客体的恨要多于爱。 在儿童抑郁的领域中，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源于环境。特别是母子关系。发生在孩子早期的失去——例如父母在孩子早年离异、照顾者的突然离开等等都会引发孩子最早的失去。在孩子失去的过程中，一大重要的问题，就是失去过程中，孩子的体验是对照顾者的爱为多，还是恨为多。天平的偏移，取决于两个因素： 1.孩子在照顾者还在的时候，对照顾者的体验如何，是否有足够好的爱。 2.孩子在照顾者离开后，是否有受到较好的安抚。 这两者都会决定，孩子在失去过程中，体会到的是哀伤，还是抑郁。假如是抑郁，如果这种抑郁长期没人理解，那么就会固化。形成病理。 在孩子稍大一些的时候，这种病理，就以孩子强烈的攻击性展现出来。这些攻击性可以理解成是抑郁过程——也就是憎恨的直接行动化。在很多孩子那里遭遇到的恶性循环是： 父母惩罚孩子——父母无法理解，孩子行为背后的原因——孩子觉得不被理解——觉得父母变成可恨的人，同时疼爱自己的父母消失——接着回归自己一个人——与自己建立又爱又恨的模式——自我憎恨——把这种攻击性带到社交场合（如学校）——学校严厉的惩罚孩子——孩子觉得不公平——觉得学校是可恨的——父母惩罚孩子 这一观点在下面的个案的诉求以及成长背景中之间的联系中有所体现。 小A来咨询的原因，是在学校里经常和其他学生发生冲突、打架，并且在学校里不服管教。妈妈经常被老师和家委会叫到学校来。母亲想要尽快的有一个办法，可以帮助她解决目前孩子的困难。每次叫她过去，向其他人道歉的过程，是一个非常难受的过程，这让她很焦虑。 小A的成长经历也十分复杂。小A在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和爸爸离婚了。原因是那时候爸爸没有很好的支撑起这个家。在稍大一些时候，一直带他的外婆也回老家了。从3岁开始，就是妈妈自己一个人抚养他。 从这些成长经历中，可以推断，其实小A遭受了很多的早期丧失。那么妈妈是否有足够好的安抚过这个孩子呢？从妈妈的焦虑水平来看，她是并没有这个功能。对于她来说，好好生活本身就已经花费了她绝大多数的精力，她更加没有心力去做到足够好的安抚。 所以对于小A来说，他的早期经验中，其实多数的情况都是一个人，母亲提供的支持、理解不够，是比较大的一种体验。这引发了他更多的丧失感。这引发了他的抑郁。 小A在咨询中展现出了更多的攻击性： 小A要求玩砸球的游戏，具体就是把一些水果或者石头当做工具，在房间中画出两个边界，之后互相砸。在这个游戏中，他用了非常大的劲，并且非常的开心和专注。他仿佛希望把我砸死，用工具把我埋起来。 在小A的咨询中，可以看到，咨询师成为了他投射的客体，小A把对客体的憎恨投射出来，甚至是希望咨询师死亡的一种程度。所以，咨询师所要做的，是让自己在如此强烈的攻击性中存活下来，并且证明给他看，他不会失去咨询师（作为客体）。这是工作开始的第一步。 但是同样的，除了在孩子的攻击性中存活之外，咨询师还需要做的工作是，使自己从妈妈的焦虑中存活下来。和妈妈建立好足够的治疗同盟，确保治疗工作不会因为妈妈的因素而终止。从而使孩子免于失去咨询师，重演过去他过去丧失的体验。 而后续的治疗思路，就是从存活，到使孩子相信治疗师不会因为他的攻击性死亡的过程，同时，也相信，治疗师不会伤害他。最为关键的一步，是和他分离的过程。和他一起回忆咨询的过程，体验哀伤，而非抑郁。 在小A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在对客体的恨与爱的天平中，失衡的原因，以及调整、干预的过程。 到这里，本篇文章就结束了。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可以使大家了解，儿童抑郁的不同观点，以及一些具体的干预思路。   Referance： 《童年中晚期抑郁的发展及其与问题行为的并发:一项两年追踪研究》，苏志强、王 钢、刘传星、 张大均，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8，Vol． 34，No． 2，200-209 《中国近 10 年来儿童抑郁研究述评》，魏慧平、 陈健芷、刘爱书，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7, Vol 15,No. 9 《临床克莱因》，R.D.Hinshelwood著，杨方峰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P15-P18  

精神分析师与他们的同性恋病人之间的酷儿关系

本文选自：(2011). Psychoanalytic Psychotherapy, 25(4):308-318 作者：Michael King 翻译：焦莉、张自强、虞国钰 校正：虞国钰 策划：张自强 【摘要】：在贯穿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精神分析一直认为同性欲望是病理性或发展受阻的状态。随着人们在二十世纪后期对同性恋的敌意减少，精神分析师也一样，只是改变更缓慢一些。在这篇论文里，作者先简短回顾了精神分析面对同性恋的观念演变，然后针对同性欲望的治疗，审视了今日精神分析从业者和他们的病人，所依据的研究资料主要集中于过去15年间发表的文献。 【背 景】： 十九世纪晚期，第一代性学家开始使用同性恋这个词，他们认为对同性产生欲望、爱和性行为的状态是天生的，因此同性恋的男性和女性应该被保护，免于社会污名、法律骚扰或羞耻。   虽然拥有正常的男性生殖器，男性同性恋者却被看作生理上介于男性和女性之间—他们的身体外形更柔和、富有女性气息，毛发较稀疏，握手的力度不如异性恋男性的大(Sengoopta, 1998)。而且，与十九世纪性变态理论一致，同性恋也被看作是性变态的一种，因此他们的后代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其他不受欢迎的特征（包括但不限于同性恋），甚至就是精神病(Sengoopta, 1998)。   在此之前，同性间的吸引和性行为并未被认为是一个人生活的固定特征，却被看作是一种恶习或罪恶。正如福柯（Foucault）著名的评论“同性恋现在是一个物种” (Foucault, 1981)，而且是可怜的那种。然而，意外后果法则会导致，很快就有人想出纠正这种异常的聪明主意。尽管类似睾丸移植这样的极端医学治疗(Pfeiffer, 1922; Sengoopta, 1998)曾被用来试图将男同性恋变直，但最终，是精神分析家们接受了这项挑战，进行将同性恋定义为一种心理发展受阻或病理状态，并可以被纠正或治疗。 【弗 洛 伊 德 及 其 后 继 者】： 弗洛伊德认为，如果孩子的心理发展过程中，未能成功跨越他所描述的肛欲期，就会引发同性恋。正常儿童逐步渡过婴儿的口欲期和肛欲期满足，会到达完全的异性恋生殖器成熟期。但是，同性恋被卡在了生殖器倒错的状态中，弗洛伊德发现难以处理(Freud, 1955)。   他常常在描写其它概念的文字中提及同性恋，例如自恋和投射，这表明他并不认为同性恋本质上是神经症(Drescher, 1998)。然而，他将同性恋描述为肛欲期满足的固着，这也显示他对在男性中这一现象的成见。   现在弗洛伊德在一些范围内被看作有点倾向于自由主义者，毕竟他在30年代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呼吁在奥地利和德国对男性同性恋行为合法化，在这不久之后，国家社会党戏剧性地扩大了针对同性恋行为的法律制裁(Abelove, 1993)。但无论如何，他明显认为同性恋是可以被治疗并转变为异性恋的。   在Jack Drescher关于精神分析和同性恋的深具影响力的论文里，他声称，那些追随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师的观点与弗洛伊德本人的不尽相同(Drescher, 1998)。然而，他们的理论对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的治疗有着重要的影响，甚至因此导致偏见，因为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还没有发展成熟或本身就是病态的，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同性恋者们被禁止接受精神分析的训练(Isay, 1997)。   Sandor Rado拒绝了弗洛伊德关于固有双性恋的过时观点，这种观点是由他那个时代两性理论所塑造的(Rado, 1940)。相反，他从进化论里找到依据支持自己的论点，声称异性恋是自然的选择，以保证繁殖效率。在这种世界观里，同性恋是不寻常及不受欢迎的状态，是因异性所引发的病态冲突和恐惧的适应(Rado, 1940)。   Irving Bieber提出同性恋是扰乱性和破坏性养育的可悲结果的观点，因为发生了对“生物常态”的“干扰”，才会出现同性恋，把男人和女人们撞出了通往异性恋的光明大道。在他1962年的书中（现在此书在亚马逊仍然可以买到），他声称在前来寻求改变的同性恋者中，他的治疗率高达30% (Bieber, 1962)。   国家同性恋研究与治疗协会（NARTH）创始人Charles Socarides接受Bieber的观点，他认为父母在孩子童年时造就了同性恋。像香蕉一样，病理性特征成束呈现。他描述同性恋的父亲为“缺席的、软弱的、隔离的或虐待的”(Socarides, 1968)，甚至当他的儿子公开自己是男同性恋时，他依然坚持这些观点。他反对保护同性恋者权利的立法，因为他相信应当保留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者身上的压力，这样才可以让他们寻求治疗。   可能因为五六十年代行为主义的兴起，很多精神分析师开始在治疗中强调暴露疗法的重要性。例如，Lionel Ovesey推荐治疗师放弃中立，劝说男同性恋和女人上床(Ovesey, 1969)，如同对地铁恐惧症来访者的治疗一样，最终是要鼓励他们进入站台并乘车。 【当 今 治 疗 的 结 果】： 这种奇怪的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的杂烩迎来了灵性治疗的登场，最终以一个第三维度的角度，演变为由Joseph Nicolosi及其同事在NARTH及全球类似组织所推广的现代修复性运动。作为Exodus全球联盟(http://exodusglobalalliance.org/)的一部分，Exodus国际(http://exodusinternational.org/)成立于1976年，在美国和加拿大有240个地方“分部”，并在遍布全球也有更多组织。   在类似这样的组织中，关于病态和行为改变的精神分析理论清晰地与灵性和神学（通常是基督教）融合，产生了目标为修复受损异性恋倾向的治疗方式。“修复的”是一个有趣的形容词，使人想起Bieber关于异性恋根基的观点—异性恋是可以被培育的，可以从黑暗的偏离中召回的。   弗洛伊德主张同性恋病人只是需要成长到完全的生殖器表达和满足的这个观点，发展到前述的概念其实有点过度延伸。哪怕在他们详尽的网页、和往往发生于伪基督教场馆的传教中，Nicolosi和他的同事们有时也很难明确地说明当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到他们这里寻求改变时，具体怎么进行他们的治疗。90年代未，我和我的同事开始了一项研究，针对过去和现在与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一起工作的治疗师，以及那些疗法的效果。 【直 言 不 讳】： 研究在90年代初开始，我们随机地从伦敦及周边地区执业的英国精神分析师联盟注册会员中抽取了二分之一的人作为样本，询问他们如何与男女同性恋来访者工作的(Bartlett, King, & Phillips, 2001)。大约400个执业者收到了包含封闭式和开放式问题的匿名问卷，问卷询问他们作为精神分析师和受训分析师时的经验、他们与男女同性恋来访者工作的记录，以及他们对男女同性恋者的态度。   如果调查对象拒绝回答这些问题，他们也被邀请简述他们的意见。在395份问卷中，有274份（69%）有效，但是有56个治疗师回复的问卷不完整，其中47人对这项研究的性质表示忧虑。   当我们向当地23名精神分析家发放试测版本的问卷、并检验其可靠性时，我们就已经预计到这种情况会发生。一位被试反对这个问卷，并私下向英国精神分析师联盟发出警告，质疑我们进行这项调查的意图。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令人生疑。其中一位没有完成调查的分析家评论，将同性恋者看成“本质上是病理性的”并没有什么帮助的；想反他或她更喜欢将它（同性恋）看成是“自恋和边缘紊乱的不同表现形式”。当这些精神分析家被要求去描述他们自己的性取向时，只有一个人报告说自己是同性恋。不管怎样，其中有13个分析家对这个问题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描述方式，似乎都在回避（性取向）这个问题。基于若他们是同性恋，将阻碍他们受训成为分析家，他们的态度并不奇怪。   三分之一的分析家们认为男女同性恋者有权成为一个同性恋分析家，一个积极但目前还不太现实的建议，考虑到几乎没有人会表现出同性恋倾向。其他三分之二分析家普遍认为，来访者和分析家性取向不同，有助于来访者探索和理解自己的性取向（虽然通常会假设分析家们不会暴露她们自己的性取向）。这个立场似乎并没有考虑异性性取向的优势角色，并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男女同性恋来访者可能会感觉到不被他们的分析家所理解(McFarlane, 1998).。此外，在对他们最近大多数的男女同性恋来访者的评估描述中，许多的分析家假设来访者的性取向是他们的核心问题。即使分析家们不持这种观念，仍有大多数人报告“探索”了他们来访者的性取向，并有近10%的案例，分析家声称将他们的来访者完全或部分地转变为异性恋。当然，我们无法证实这些数据，因为我们不能联系到他们的病人。不管怎样，让人伤感的是，认为同性恋倾向完全或者部分地导致了他们自身问题这个观点，是那些寻求心理治疗的LGB群体的主要恐惧之一，也是建立治疗联盟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King, Semlyen, Killaspy, Nazareth, & Osborn, 2007b)。但是会有更多问题。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分析家对于同性恋的态度以及工作，我们也对这群分析家其中的15位进行了深入的面对面访谈 (Phillips, Bartlett, & King, 2001)。尽管年轻分析家更可能同意同性平权主张，他们均迟疑于接受同性恋身份是人类状态的一个变式，他们也对于分析者应该知道分析家的性取向感到不舒服，并似乎对于现状最满意。虽然他们以分析家的匿名性原则来解释这一点，但这个说法与曾经出现的关于分析家和来访者的文化是否应当匹配的讨论结果相反。也许是性取向的隐密本质（至少是分析家的性取向隐瞒）导致整个问题如此棘手，大多数人都知道那些要进入培训体系的同性恋分析家所要面对的困难，大多数人都反对这个壁垒。哪怕持有这样的自由主义态度，这些分析家似乎将对同性恋的精神分析性观点和他们当中的同性恋分析家同事进行了区分。 【 口 欲 期 】: 这项研究让我们好奇，那些很久以前进行过这种治疗的来访者们和分析家们身上发生了什么。因此，我们尝试联系那些在二十世纪末后半叶进行研究和治疗的、背景是精神分析或者行为治疗的治疗师们。我们也在英国全国范围内打广告和通知，来宣传我们的研究，希望以此联系曾经经历过种治疗的病人。这项研究有几个困难之处：第一，我们怀疑这些治疗师对于他们的工作持防御性态度，基于当今对于同性恋的态度，他们也会担心自己成为诉讼或者赔偿要求的目标。其次，许多做过治疗的病人现在可能已经死了或者将要退休了，他们的治疗师更是如此，这让我们更难去联系到他们。第三，我们怀疑许多经历这种治疗的男男女女都会不想唤醒陈旧挣扎的回忆，或是害怕他们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他们那些不光彩的过去。第四，在精神分析中，清晰的治疗目标可能不一定非常明确，因此，男女同性恋来访者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性取向被他们的分析师视为主要的病态。哪怕在这些困难下，我们最终深入访问了29名接受改变性取向治疗的病人（包括两位病人家属）和30名专门从事这种治疗的治疗师(King, Smith, & Bartlett, 2004) 。联系这些精神分析家的困难让我们马上就受到了打击，他们中的许多人比行为主义治疗师更少在这个领域出版论文，因为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公开声称他们擅长这个领域。   所以，我们发现了什么？这些病人（绝大多数都是男性）通常会出于自己的性取向和行为带来的压力和对歧视的恐惧而来寻求治疗，许多进入治疗的病人对他们的困难感到困惑，也不确信他们的治疗会怎样进行，对于自己的改变没有信心。大多数的治疗师认为（起码在一开始），如果他们能够把同性恋变成异性恋，他们就可以帮助到病人和社会。然而，所有病人在治疗期间遭受到了相当多的痛苦，尽管有些人日后仍会在同性伴侣关系上获得一定满足，但也有人进入一段不满意的婚姻或者会维持一段无性婚姻关系。大多数治疗师开始意识到，他们在改变性取向上无法取得丰硕成果，这些治疗本身就是有害的。不管怎样，少数人依旧热情地相信这种治疗的有效性，并认为这种治疗在当今依然是一个选项。他们照搬Charles Socarides的观点：同性恋有权停止自己做一个同性恋 (Socarides, 1994)。   这类研究有一些局限性，首先：接受治疗的病人中，往往是遭受更严重影响的病人会更愿意站出来，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治疗对他们的影响重大，特别是相对于那些较少受到治疗影响的人而言。其次，在这29位病人当中，只有小部分的人进行了精神分析，大部分人都接受了行为治疗。虽然在这个时代，行为主义与精神分析的目的是类似的。第三，觉得自己已经改变了并已经进入异性恋关系的患者们可能不再愿意把他们自己认同为曾经的同性恋者。简而言之，我们可能错过了那些被“治愈”的患者。不管怎样，我们的研究并不关心这些治疗的有效性，只有随机测试能够做到这个，我们知道并没有这种研究。我们想了解的是，在这个时代里治疗师以及病人的动机和体验。我们发现的是，尝试去治疗人类各种性行为的不愉快结果，而随着人类的健康和繁荣，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结果数十年了 (Bancroft, 1988)。我们研究所发现的那些不开心的故事并不意味着我们仅仅使用今天的视角去评判过去，我们的意图并不是分摊过错或者寻求公平。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同性恋被当成是一种疾病，对于许多治疗师和病人，如果可能的话，治疗同性恋取向是符合逻辑的。不管怎样，我们的结果让我们再次质疑今天正在发生的事，将同性恋转变为异性恋的精神分析性治疗是否如我们假设的一般，已经停止了？因为极少治疗师被问及这个问题，所以没有人能确信地知道这一点，在我们先前的研究当中，我们也并没有直接地提出这个问题 (Bartlett et al., 2001)。   考虑到对于当今的心理治疗操作缺乏信息，我们决定对治疗师进行另一项调查，这次的目的是想要了解，有多少治疗师，如果有的话，在提供改变性取向的治疗，或是准备这么做 (Bartlett et al., 2009)。我们向1848名来自英国心理协会、英国心理咨询和治疗协会、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心理治疗委员会和皇家精神科医生学会的心理健康从业者，寄出了我们的调查调查问卷。这些治疗师从这些协会会员名单里随机挑选，并以英国人口分布进行加权处理，并对每个名字核对以避免重复。这个问卷设计的简洁而直接，为了得到调查的高回应率。但我们也在问卷里提供了评论和更详细回答的空间。我们以两种方式询问有关治疗的话题，首先，我们询问他们如何回应那些寻求改变同性性取向的来访者，我们假设这种问题会带来与流行观念及良好治疗一致的回答，然后我们会问他们是否曾真的尝试治疗过一个同性恋病人，如果有的话，请他们描述至多五个病人的情况，包括每个病人是如何被介绍过来的、他们的性格特点、治疗在哪一年进行的以及他们是否对病人进行了随访，查看治疗结果。我们也会询问那些至少治疗过一个来访者的治疗师，他们是否会向那些想要变直的男女同性恋来访者提供这样的治疗。在寄出1848份问卷当中，我们收到了1407份回复，其中73份问卷被退回来，要么是因为地址已改，要么是因为被调查者已经过世，他们的同事或者亲属将问卷寄回来了。其中收到的1328份问卷可以用于分析（问卷总数中的72%或是可被追踪问卷中的75%）。   只有4%的治疗师报告说他们会试图改变一个人的性取向。无论如何，如果就治疗师的实际操作进行询问，17%的治疗师承认，他们在起码与一个来访者的治疗过程中，会试图改变或降低其对于同性的性吸引或行为。让我们最吃惊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治疗的频率似乎没有减少。年长的治疗师和男性从业者最容易采取此类治疗，相对于英国心理咨询和治疗协会或皇家精神科医生学会的成员而言，英国心理协会和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心理治疗委员会的成员更可能会这样做。   222个治疗师承认他们起码治疗过一位这样的病人。三分之一的来访者是女性，大约50%的来访者就诊于私人执业的治疗师，大多数人得到了某种形式的咨询。虽然没有持续一致的治疗方案，但行为治疗很少被使用，大多数来访者得到的都是某种形式的心理治疗。在起码治疗过一个来访者的治疗师中，四分之三的治疗师相信，应该为想成为异性恋的男女同性恋者提供一种治疗服务。   这些治疗过病人的治疗师留下的随意评论揭示，他们经常会有这种感觉：男女同性恋来访者是困惑的，并因此需要向他们指出正确的方向（也就是异性恋）。例如，一个精神分析师写道：   因为早年经历，比方说童年所经受的性虐待，可能会导致成年人的性偏好（无论是同性恋或异性恋）让人困惑或无法满足。一旦早期性创伤得到疗愈，来访者可以将其能量转移更加让人满意的成年性关系中，甚至可能改变其性偏好。   一个临床心理学家说，“某些来访者/病人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真的同性恋者，特别是年纪小于25岁的年轻人。”   令人吃惊的是，每六个心理治疗师、咨询师和精神科医师中就有一个实施了这些治疗，而且这种治疗的频率没有下降。看起来，许多人希望帮助他们的病人，因为病人身处有敌意的家庭或是社会中，担忧自己是同性恋者。无论如何，因为很少听说希望改变的直接要求，很可能这些治疗师并不是基于病人的诉请而行动。转介最常见的理由是对于性取向的困惑，而不是要改变性取向的清晰欲望。但是，年轻人往往会有许多关于性及性欲的困惑，但最主要的需求是被倾听，而不是改变他们性取向--往往试图转变为异性恋性取向---的心理治疗。没有心理治疗师会声称他们会主动鼓励同性性取向，而且，大多数人几乎没有考虑到所实施的治疗方法的潜在危害，这些治疗没有一致的步骤或其真正有效的证据。 【更大的图景】： 这一切对男女同性恋者的心理健康，及他们所需要和期待的心理治疗服务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最近这些年，我们对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的心理健康及他们所接受的治疗进行了许多研究，在世界范围的研究里对这两种主题会有两种系统性观念。第一种认为，因为男同性恋试图自残、自杀及女同性恋的物质滥用的情况严重，以致于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以惊人的高比率提高了整体精神疾病的比率(Chakraboty, McManus, Brugha, Bebbington, & King, 2011; King & Nazareth, 2006; King et al., 2003, 2008; Warner et al., 2004)。   即使经过最近对于社会观念的解放，也未能改善这个情况。例如，2009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丹麦男性中，身处同性伴侣关系人士的自杀率比身处婚姻关系的自杀率高出八倍 (Mathy, Cochran, Olsen, & Mays, 2011)。大多数世界范围的研究说明，歧视和压力是这些问题的主要来源(Mays & Cochran, 2000)，因为大多数研究都是在高收入国家进行的，因此在低收入国家的情况可能更为严重，因为那里的社会态度往往更有敌意。   精神分析师和其它心理治疗师的态度和操作会对社会态度有重要的影响，毫无疑问，许多（可能是大多数）心理治疗师对男女同性恋者持正面看法，这从大多数治疗及专业协会均发出对治疗同性恋的警告声明1就可以看到。但是，少数专业人士仍将同性恋视为病态，并持续伤害了他们的男女同性恋病人。   通过针对为男女同性恋来访者所提供的心理治疗进行系统性研究发现，我们需要在治疗师的知识和实践、来访者对治疗师的理解及治疗师自己的态度之间取得一种平衡(King et al., 2007a)。简单来说，治疗师的态度、知识和实践比他们的性取向更重要；男女同性恋来访者需要检验他们为何选择或回避了一个同性恋心理治疗师；而治疗师需要与了解男女同性恋的世界现实，并避免刻板印象。   更重要的是，治疗师不能，也不应该，由他们的来访者向他们普及同性恋文化，因为这样，他们就冒险地、不加批判地接纳他们客户提出的任何主导观念，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让来访者觉得奇怪或特别。关于同性恋的正确知识通常会让（同性恋或异性恋）治疗师拥有更少的偏见和认为异性恋才是正常的假设。通过探索自己的心理、适当的培训、知识和经历、与每个来访者发展出良好的治疗关系，治疗师可以从对同性恋的偏见中解放出来（与其它任何治疗环境的相遇一样）。 关于治疗师是否应该批露自己性取向这一问题，似乎没有简单的建议。虽然治疗师会希望向来访者呈现为空白屏幕，他们需要知道，他们的来访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对治疗师有假设和幻想。探索男女同性恋来访者是否希望找一个同性恋治疗师的问题很复杂，似乎对于女同性恋者来说，这一点更为重要。 【如 何 理 解 这 一切】： 这段特殊的历史揭示了社会中的一部分人认为另外一部分人是有病的、不道德的、有罪的或三者都有。宗教一直是这种态度的卫道士，直到二十世纪，精神分析出现并以非评判的态度接受了同性恋的主要内涵，但同时也进一步以发展受阻和倒错的理论解释同性恋的根源。   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概念已经成为流行文化中的一部分，因此，虽然其理论出名的混乱和相互矛盾，但其无所不在的关于异常、变态和疾病的主题仍在今天回荡。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一世纪，针对男女同性恋者、他们的性选择的社会态度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的准则已经落后于这些解放，并努力在扭转这一点。   当今，不可信的分析性概念持续在为修复性治疗运动提供支持，无视我们可以从多样化和尊重自己中所获得的养分。治疗总可能拯救新的一天。然而，也许我们不应该总是推卸责任，而是着眼于未来，首先，拒绝任何将同性恋视为一种需要干预的状况的疗法，其次，反思我们目前对于某些群体、个人或所谓疾病的态度，是不是仍在犯相同的错误。 【最 终 反 思】： 近年来，肯定性同性恋精神治疗蓬勃发展(Ritter & Turndrup, 2002)，但是，正如我们回顾里所述(King et al., 2007)，这里并没有新理论见解，而主要是包含了同性恋相关课题的知识，没有偏见或同性恋恐惧。部分治疗师从人类潜力运动中汲取养分，并提供了多种形式的人文主义和认知疗法，而其它治疗师则忽视过去的理论基础，并以一种对男女同性恋者友好的想象性分析来操作。我担心后者会偏离精神分析太远（疯狂地移动甲板上的椅子，导致船下沉）(King, 2000)。

有关开始接受心理咨询的常见困扰

一、 请问什么样的人需要心理咨询？或者说，怎样判断我是否需要心理咨询？   没有人一定需要心理咨询。   心理咨询，是我们用来自我关爱的方式之一，也仅仅是方式之一。生活中的很多不如意，我们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方法来解决，让日子过得更加舒心快乐。如果我们尝试过很多平日里自己习惯的方法都不管用，这个时候，就可以试一试心理咨询。   从我的个人经验而言，如果我们经常：   1 对自己感到很不满意； 2 对自己目前的生活（伴侣、家庭、工作、学业等）感到很不满意； 3 对未来的生活感到很绝望。   同时，又在时间和经济方面没有太多压力，不妨就可以考虑尝试一下心理咨询。   二、接受心理咨询，一定能够解决目前我所面对的问题吗？   不一定。 心理咨询有可能可以帮助我们去解决目前自己正在面对的问题，也有可能让我们不那么再去想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发现自己可以不必解决这个问题，再或者，发现自己其实真正关注的是其他问题。   三、那也就是说，心理咨询有可能对我没用？   是的。有些人会在心理咨询中获益，有些不会。   四、如果我正在面对一些精神困扰，接受心理咨询可以取代药物治疗吗？   不能。 如果我们的精神状况需要药物治疗，那么是否停药或降低用药量，是一定需要从精神科医生那里获得专业建议的。当然，我们可以在接受药物治疗的同时接受心理咨询，这二者不矛盾，都是我们帮助自己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心理咨询一定可以替代药物治疗。   五、怎样才能找到适合我的咨询师？   我们可以通过网络了解每一位咨询师的资质情况、受训背景、他的作品、课程、节目等信息，帮助自己找到合适的咨询师；除此之外，我们自己的感受和直觉更为重要。如果一个咨询师让你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够喜欢，那么就不要单纯因为他的履历光彩而勉强开始。   六、怎样避免遇上一个不好的咨询师？   除了约定的咨询费用之外，心理咨询师无权从来访者处获得任何其他回报。如果一个咨询师向你索要、或暗示你愿意接受其他来自你的金钱、收益、好处、身体接触等，那他就是一个糟糕的咨询师；   除了在约定的时间和场所之外，心理咨询师不应该和来访者在其他场合见面。如果一个咨询师提出或愿意接受与你在非工作时间场所见面，那他就是一个糟糕的咨询师；   另外，心理咨询师对自己的每一位来访者都有保密义务。如果一个咨询师向你透露他的其他来访者的私人信息，那他就是一个糟糕的咨询师。   除以上情况之下，我们常常会在咨询中，对自己的咨询师产生各种正向或者负向的评价和体验，这些都不一定意味着这个咨询师是糟糕的；有些时候，我们还会在咨询过程中发现（或由咨询师提出）自己的确不适合继续同对方一同工作，需要考虑终止咨询或转介咨询师，这也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个咨询师是糟糕的。   七、一般来说，接受心理咨询需要多长时间？   不确定，每个人的需要的时间都不一样，有些人还可以终身接受心理咨询。 我们可以在任何自己想要终止的时候，同咨询师讨论这件事情，这样的讨论是有利于我们的咨询进展的。   八、那我怎么知道，我的心理咨询对我来说是有效的？   会感受到。 一般来说，我们在接受心理咨询一段时间之后，会感受到自己的生活之中浮现出新的内容。这种感觉会让你感受到心理咨询的作用。   九、如果我就是觉得无效呢？   在咨询中与咨询师说说这件事，说说你的这种无效的想法或感觉。这样的讨论是有利于我们的咨询进展的。   十、我想预约张老师你的心理咨询，需要怎样做？   请在简单心理中我的主页上最下一行“预约咨询”，点击弹出的 “预约咨询” 即可了解。   十一、目前你的时间我都不合适，可以预约你的其他时间吗？加钱可以吗？   不可以。 以后如果我有增加或调整其他工作时间的安排，会即时在 “预约说明” 中更新说明。另外，我也可以向你推荐更为合适你的时间的同行，帮助你找到合适的咨询师。 十二、关于心理咨询中的低费问题： 针对低收入人群有低价名额，费用200元，预约低费咨询的来访目前可以提供两个时间段：周四和周日上午的时间段，首次费用维持在300元不变。   十三、如果我开始接受你的心理咨询，需要注意什么？   按照约定的时间与我见面和付费；   尽量避免与我在咨询设置之外互动（阅读我的文章和收听、收看我参与录制的音频、视频节目不再此列）；   在约定见面之外的时间，你给我的来信或留言我都会看到，但不会做文字回复；当然，我还是更希望你可以把所有想要与我交流的事情，放在咨询时间里与我当面说。   十四、如果我现在正在接受其他咨询师的咨询，可以改到你这里接受咨询吗？   建议你还是继续在目前的咨询师处接受咨询，也可以将这个想法与对方聊一聊。这样的讨论是有利于我们的咨询进展的。心理咨询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咨询关系，频繁地更换咨询师，并不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帮助。   十五、我目前还不想/不合适/不方便接受心理咨询，有什么可以帮助我的建议吗？   除了接受咨询，我们还可以通过以下很多方式关爱自己，比如：   1.阅读一些心理自助书籍，如《爱的艺术》、《我们这个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等； 2.参加一些有利于身心发展的团体活动，如 欧文亚隆团体心理治疗，Gali剧、禅修，太极等； 3.体育锻炼、晒太阳、与朋友见面等。     以上是我今天想到的一些有关接受心理咨询的困惑，希望会对感兴趣的噗有所帮助。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想要了解的事情，欢迎在本文下给我留言。

也谈家庭治疗

                       从家国天下到家庭治疗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最大的家，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国天下从来就不是小事情。     也许，我们中国人是最懂得家庭治疗的人，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且在一些经典史籍中早有记述。这些观点，是和西方传进来的家庭治疗的观点有很大的契合度，由此可见，无论东方西方，对于家庭的观点都有一些共同的认识，也许，这也从各个方面佐证了人类的发展，和家庭的发展的一般规律。 在我们的古籍《大学》里有这这样的话：“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如果可以把这里的“心”理解为心理的话，那么这段话就是已经能够理解，心理和我们行为，我们的家庭文化和我们的国运之间的关系了。个人的心理状况，自古以来就不是小事，家庭的状况和家庭的组织形式，家庭的幸福和稳定，一定是联结天下兴亡的大事。对自己的修炼，关乎一个家庭的幸福稳定。和对于一个家庭的管理，如同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家国天下，在我们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里，也从来就不是一个小问题。 而从这本古籍中，对于此事就早就有先有后，有道理有方法的叙述了。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在我们的朴素的古典哲学里，往往会先给我们指明方向。就是从我们心理咨询的角度，这也是一段极有指导意义的话，做到了，会阖家幸福，子孙安泰。 “通过对事物的认识、研究后才能获得知识；获得知识后意念才能真诚；意念真诚后心思才能端正；心思端正后才能修养品性；品性修养后才能管理好家庭和家族；管理好家庭和家族后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后天下才能太平。” 只要我们能够明白道理，有改变的诚意，就会有执着的信念，然后就会改变自己的言行，影响一个家庭，进而影响一个民族和国家。 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十分讲究上下尊卑的，一些“文化前卫”的人士，会把这些过于强调尊卑，过于拘泥于礼教，对历史和文化发展的桎梏，影响了进步和改良的责任，统统归咎于讲究上下尊卑的原因，这也是过于主观的想法。而必要的上下层级，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结构性家庭治疗强调的家庭结构，就与此有非常大的相似之处。 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解释结构性家庭治疗的系统理论，就是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正常的上下层级，亲疏远近的正常的排列结构，如果这些层级和结构因为某种原因，产生了改变，发生了位置的错乱以及远近亲疏的变化，那在家庭系统中就至少有一个人为这种改变而做出牺牲，被限制了发展，甚至成为一个有身心症状的人。反之，如果一个家庭里出现一个有身心症状的人，那么也许是这个家庭系统的某些结构出了问题，我们通过认识和调整改变这个结构，来帮助这个有身心症状的人来改善和消除他的症状。这就是结构性家庭治疗的系统治疗理论。 结构性家庭治疗师和来访者一家人从一起做评估开始，与这个家庭一起探讨是怎样的，已经被特殊因素改变了的正常的家庭关系导致了这个家庭成员的身心症状和问题性行为。也就是通过评估来具体认识这个出了症状的家庭成员是由一个怎样的错位的家庭关系造成的。让这个家庭认识到，正是这个错位的的关系，才是造成家庭里这个人出现问题的原因。而这个僵化的，无法改变的互动，也是维持这个问题一直持续的原因。 有一个反复抑郁多次自杀的26岁的女孩子，父母完全被这个从高中以来就反复闹自杀的孩子紧张得不行，四处求医多年，整个家庭都陷入了惊恐错乱，水深火热之中。经过深入的的评估和了解，发现这个女孩的每一次抑郁发作和自杀都跟不成功的感情经历相关，她的恋情从男到女，每一次都是死去活来。父母也带她见过无数的心理医生，住过几次的精神科医院。妈妈说这个孩子就是不适合恋爱的人，只要恋爱就会闹事，每一次都是生生死死，撕心裂肺。 再细细了解，发现这个女孩实际上很小就和妈妈，外婆一起生活，爸爸是入赘来的，而从她出生爸爸就好像不在这个家里，一直在很远的外地工作。那时候家里三个人还算平静。 问题从她上小学四年级开始，那时候外婆去世了，剩下了她和妈妈。她和妈妈就一起搬家去爸爸的身边生活，而那个时候，她就撕心裂肺的大哭，不想去爸爸的城市。在新安的家里，温柔的外婆换成了彪悍爸爸，不适应的不只是她，还有妈妈。 她说那个时候她仿佛成了妈妈的出气筒，也成了妈妈的保护者。妈妈受气的时候拿她出气，妈妈在爸爸面前忍气吞声的时候她又会为妈妈出头和爸爸理论，招来的是爸爸更大的愤怒。而陪妈妈一起说爸爸的坏话，又成了她们两个人最亲近的秘密。 新家庭没有给他们带来更多的亲密，反而让她感觉到了父母关系从纠缠，到大打出手，进而到互相冷战，到完全互相漠视。随着她越来越大，她从父母的观察者到试图去理解他们的关系。她的工作除了去安慰寂寞的妈妈，就是去研究冷漠的爸爸。她不知道父母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但是她能够看到，妈妈不断的在讨好爸爸，而爸爸几乎就是完全冷漠不回应，他们好像从来就没有在一张床上睡过。她也不断的去试探，甚至去跟踪爸爸，试图去发现爸爸有没有外遇，结果她发现，爸爸除了有一个从小长大的发小经常腻在一起喝酒之外，和其他女性也没有什么往来，并且他赚的钱也会全部花在家里。 她从高中时期的每一次恋爱都不是因为喜欢对方，而是发现对方身上有那么一点儿像她爸爸，而去接近和了解对方，先是去讨好，进而反复去试探对方自己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和对自己的容忍程度，甚至会寻死觅活。与其说是在恋爱，不如说是通过恋爱去获得妈妈赢得爸爸的爱的经验。而她又一度怀疑过爸爸和他的那个发小关系不正常，怀疑妈妈的婚姻不幸是因为妈妈做了“同妻”。有了这个想法，她就又让自己陷入一次次的同性恋爱之中，去了解同性恋爱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整个恋爱过程中，她和妈妈都是无话不谈，从开始认识一个人，到恋爱的过程，她仿佛每一次都不是自己在谈恋爱，而是为了妈妈去和别人谈恋爱，她出去谈，妈妈在后面观战。时间长了，和女儿难舍难分的妈妈在女儿的恋爱中就能够感觉到，什么时候女儿就要开始歇斯底里啦，什么时候她快割腕了，妈妈说到了这个阶段她就会跟着“心惊胆战”。而爸爸感觉到了这母女两个人的状态，就会一改冷漠的状态，想方设法的带女儿去见心理医生，去精神科医院。 这个个案，从结构性家庭治疗的观点来看，这个女孩的成长经历，从外婆去世开始，她和妈妈的关系就有了一个寻常的变化，她不只是妈妈的女儿，而变成了和妈妈相依为命的伙伴，甚至相爱相杀的伴侣。而妈妈和爸爸在重新在一起之后，没有处理好彼此的关系，甚至开始冷战，进而开始搁置矛盾，更让这个女孩和妈妈的关系过度缠结，完全变成妈妈的伙伴和父母关系的观察者。她一边扮演者妈妈伴侣的角色，又希望能够像办法缓和父母之间的关系，不断的去通经过恋爱和妈妈一起寻找新的情感经验去了解和解决父母之间的关系，这个完全被卡在父母之间的三角关系的孩子，就会没有办法发展自己。父母也许从来不会想到，他们之间搁置的，不去处理夫妻矛盾，是女儿寻死觅活的真正的动力。 而这个过程对于一个家庭来讲是一个颠覆性的认识。他们靠自己的能力永远也不会想象出来他们的孩子反复的抑郁发作竟然和他们夫妻经年不去解决的矛盾相关。也无法想象不上学的孩子真正的担忧原来是父母之间风雨飘摇的婚姻，放不下的是家里寂寞的妈妈。父母对于这个家庭关系的不稳固他们是早有察觉的，而这种察觉如何会影响家庭成员的发展，甚至会让家庭成员出现更严重的问题，他们是缺乏认识的。 做这个评估其实并不是最艰难的，而最艰难的是评估之后的改变，这个才是治疗。症状评估的最后，往往是碰触到的是这个家庭里久经未决的矛盾，无法调和观念，甚至是弥久犹在的创伤，而这些问题被重新提起，到逐步解决，才是家庭治疗过程。 通过评估我们了解了孩子的症状原来是和这样的家庭关系想联系的，那就 才真正开始了这个症结的解决之旅。而这个解决的过程，也许是快刀斩乱麻，也许会伤筋动骨，割腐剜肉，每一步更是惊心动魄。过程复杂，道路却是特别简单，就是让爸爸妈妈重新成为伴侣，一起合作管理这个不断要死要活的孩子，只要两个人站在一起，孩子内心安定，就会开始发展自己的社会功能，完成自己的成长。 家庭治疗师不但需要大刀阔斧，也需要四两千斤，与家庭里的顽疾斗智斗勇的功夫也需要长久的修炼。 有时候，治疗家庭也就是治疗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国家。而痊愈的过程是一个拨乱反正的过程，也是创造力量的过程，也是一个拨天见日，清楚顽疾的过程，也是改变个人命运改变家庭命运的过程。 大道至简，家庭治疗不是把家庭结构，家庭关系越弄越复杂，而是让家庭关系更加清晰和明白，让家庭成员各司其职，各行其道，各守其位，互相尊重，互相关怀。家庭的间隙，人和人之间的界限和距离正常了，才会有爱流淌起来。家庭成员之间父慈母爱，兄友弟恭，妻贤子孝变成一个常态，无论是岁月静好还是应对意外，都蕴藏着雄浑的力量，坚韧的弹性。面对社会变迁也好，应对自如灾害也好，家庭永远会成为我们的加油站和避风港，伴随我们坚毅前行。 在心理治疗中，家庭治疗可以说是离我们生活最近的一个治疗方法，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家庭中；去觉察自己和家人的互动方式，往往对于一个人是最困难的事情。而对自己和对家庭之间的每一步认识，都会让你感觉到恍然大悟：“原来我真是这样的啊？” 的感觉会充斥始终。而每一步改变，又让我们感觉到是那么艰难，因为我们习惯了说同样的话，办同样的事，一旦做出调整，仿佛那已经不是了自己。而我们艰难的每一步的想法，说话，行为的调整和改变，竟然会给我们带来那么大的惊喜，鼓励我们继续往前走。而陪伴家庭的完成这个认识和改变，也会给每一个治疗师带来非常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让你感觉到所有的艰难的学习，刻苦的觉察，苛刻的督导，全部都有了回报 说到这里，你对家庭治疗有一些了解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