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寓言式的"复仇"
文 | 简小单 简单心理官方小编辑 The connection a man has with his father shapes his life. Which is why every adult son must choose how that relationship will – or won’t – define him. 一个男人与他父亲的关系会形塑他的生活。任何一个成年的儿子，都必须做出选择：我允许这段关系如何、多大程度上定义——或者抵抗以此来定义——自己是谁。 很多年轻男性都有这种感受： 在你二十四五岁的时候，你觉得自己长大了。你读了很多的书，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在某座城市谋得了一份满意的工作。也许你依旧焦虑迷茫，但你觉得，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工作，其路径都变得清晰可见。 可惜的是，这种自信与掌控感，在遇到你父亲的时候，便会彻底瓦解。你发现你无法与父亲沟通，你们在对未来的选择上有着不可化解的分歧。你们无法安然地坐在沙发上看完一段电视节目，甚至在聊天时，你都无法直视他的眼睛。 你明白你没做错什么。但你和父亲之间的相处依旧充满了尴尬感、不适感。你们无法对话。在极端的状况下，你们甚至会争吵或冷战。 这个情况从来都不是个例。父与子的难题贯穿着每个男性的一生。不论是自己身为儿子，又或是日后成为父亲——理解父亲，理解儿子与父亲的关系，是一道看似顺理成章，但又极其艰难的人生命题。 但是，这是一道极为重要的命题。我们需要了解，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和父亲的关系是怎样发展的。我们为什么会冲突，会尴尬？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吗？又该如何解决？ 最后，我会变成你吗？｜父子关系的5个阶段 心理学家研究认为，在人的一生中，父子关系大致可概括为5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偶像化”时期。对于一个极其年少的儿子而言，父亲就是偶像。父亲无所不能，无所不晓。要怎么才能更像你父亲呢？——学他走路，学他说话，在父母不在家时，偷偷地穿上父亲的衣服与鞋子。在这个阶段时期，你会竭力地取悦父亲，试图从父亲那里获得认可与接受。 第二个阶段是“不和”期。在这一阶段，父子之间的相处基调几乎以冲突为主。十几岁的你有了自己的青春萌动，在家庭之外接受了更多新的信息。父亲不再是你的偶像与镜子，你开始反抗父亲的权威，反对父亲强加的期望与要求。你要么拒绝父亲，要么害怕父亲。你是那个“叛逆”的孩子。这种叛逆，可能会一直持续到你20岁出头。 当你成长为一个年轻的成年人时，你与父亲的关系进入了第三阶段：进化期。这个期间，尽管你们的感情上依旧疏离，互不理睬对方。但在不和期的那种反抗，会逐渐淡化，或者变成一种隐匿的竞争。你的话语权在增加，你可能会更多地插足父母或者家庭的事务。一个明显的转变是，你的母亲会在更多的事情上寻求你的意见。 第四个阶段，你已经三四十岁了。这时你很有可能也有了自己的儿女。你慢慢地懂得了做父亲的感受与困难。正如一句话所说：“当一个男人意识到自己的父亲是对的时候，通常他已经有了一个认为他错了的儿子”。这个时期的父子关系便是“接受”阶段，你逐渐开始原谅、接受、甚至钦佩你的父亲。你逐渐老去的父亲也是如此。你们开始互相接受彼此的不同，分享彼此的兴趣与观点。 然而，这些阶段都只是一种概括性的描述，并不囊括所有的个例情况。你可能和父亲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那么恭喜你，你是幸运者。但在很多例子里，父亲没有扮演好自己该有的角色，儿子也未曾成功解决父子间的问题。 等到了50岁时，你们的关系可能会进入第五个阶段，已经年老的儿子会在精神上变成父亲的“遗产”。你会成为“你的父亲”，关键只是在于这份遗产的优劣。在那些已经和解了的父子关系中，我们能看到爱、包容、敬佩、理解与容纳。而在那些终其一生都未能解决的父子关系中，儿子很有可能会将他与父亲的关系模式再次传递到下一代身上。 最糟糕的是那些夹在两代人之间的儿子，你一边要赡养年迈的老父，一边又要面对一个令你头疼的儿子。 于生活而言，这几乎就是一种寓言式的“复仇”。 我们为什么会冲突？｜父与子之间的鸿沟 我为什么会和父亲起冲突？这是很多人的疑问，很多人心中也有一些既定的答案。 但是，无论你是已经有了答案，还是依旧疑惑着。你都需要认识到：你与父亲的分离都是自然而然的人生历程，不论是在情感上还是物理距离上。 首先，回想你早年与父亲对抗，公然违背命令或者家规时，你会发现，那种反抗恰恰是你自我成长的一部分。尽管这个过程对于双方都很痛苦，但却对你的成长极为重要。正如社会学家扬博斯基所言：在这个过程中，你正在建立自己的身份，你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看待世界的方式。 其次，无论在哪种社会文化中，男性都是更偏向于不直接表露自己的情感与感受的。他们更自我，也更矜持。不论这种矜持与不善言辞是出于文化的塑造、社会规范的压制，又或是某种内在的价值判断，它都成了父子之间无法有效交流的障碍，并将两者之间的隔阂越拉越深。 更重要的一点，每个男孩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有可能被父亲创伤过。心理学家称之为：Father wound （来自父亲的创伤）。来自父亲的创伤在一代又一代之间传递着。比如，仅仅是因为父亲觉得踢球更像是一个男孩子该做的事，便逼迫着你去上足球班。当你表现不好时，父亲会震怒，会批评，会对你表达极度的失望，而不是鼓励你，安慰你。这种感觉糟透了，它让你恐惧，让你质疑自己的价值所在。 当然，父子间冲突的诱因还有很多种： 比如因年龄的差异造成的价值观的分歧。无论是整体的价值观，还是对人对事的具体观念上，两代人之间常常都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 又比如，很多男性都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忙碌的工作减少了父子间的相处，也丧失了很多本可以解决矛盾的机会。 更激烈的，是父母离婚、夫妻关系差导致的家庭结构变动或不稳定，从而給儿子的成长造成了诸多影响。这些影响又进一步地恶化了父子间的关系，甚至影响儿子成人后的各种情感模式与人生选择。 我们该如何与父亲和解｜通往自由之路 “当我们成为父亲的时候，便会意识到父亲当年做的有多糟糕。更可怕的是，我们现在也做的很糟糕。” 如前文所述，一个普遍的情况是，当很多男性开始有了自己的孩子时，便开启了与自己父亲的和解之路。即使你没有孩子，你也会慢慢地意识到：父亲是一个人，一个有着喜怒哀乐、有着自身与时代局限的普通人。 然而，和解终究是困难的。整个年少时期的记忆都会困住你，阻止你向前。你会发现，即使当你开始理解父亲的难处时，你仍然在内心里抵抗这种和解。 又或者，你意识到父亲的错误更多，他才是在这段糟糕的父子关系中负更多责任的人时，你就更会拒绝和解，拒绝原谅，拒绝与父亲重建关系。 明明是他的错，凭什么要我来买单？ 但没有人能彻底地撇清在这段关系中的义务与责任。你与你的家庭依旧有联结，也许你受到“孝道”的限制，也许你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将来感受不到来自祖辈的关爱。 因此，大部分人都没法逃避，你必须得向前，厘清，甚至重塑你和你父亲的关系。 你可以做这些： 1. 表达出你的感受。记得和你的朋友，你的咨询师，或者任何一个有同理心的人分享在这段父子关系中你的所有感受与经历。 2. 建立起改变的愿望。你需要明确你做出改变的积极态度，并愿意花费精力在这上面。 3. 建立起各自的边界。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你需要为你的行为负责任，不论是过去的，现在的，还是将来的。同时，和父亲沟通清楚，你明确地告诉他，哪些权利和义务是他的，哪些责任和权利是你的。 4. 转换看待事情的视角。改变你看待父亲的方式，看到他身上积极的的一面，你很可能会发现，在你心里的创伤之下，你对父亲会有一种天然的、无条件的爱。 5. 放弃过高的期待。你是否在期待着突然在某一天就能彻底修复好和父亲的关系？这是个不现实的想法。现实是，这条道路极其漫长，甚至有可能以失败告终。放弃过高期待，平稳地将事情往前推进，才是上上之策。 但是，对很多人而言，仅仅是这些建议的前两步都很难做到，或者拒绝去做。你没有办法表达出自己的感受，也不知道该在哪个节点时做出要改变父子关系的决定。你甚至会想：我真的需要去改变吗？僵持着就僵持着呗？ 那么，不妨按照你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做吧。你可以回父母的家住上一段时日，在吃饭喝酒时与父亲聊一聊各自小时候的故事，聊一聊你们是怎么遇到现在的女朋友／妻子的。或者邀请父亲去你家里，让父亲更多地了解你到生活与工作。 改变会在潜移默化中到来，寻求改变的愿望也可能会突然迸发。也许是出于本能的，也许是不想在与自己孩子的关系中，重复你与父亲的关系模式。 又或者，你还是爱你的父亲的，哪怕是以憎恶的方式呈现出来。你和他的关系，始终是你的一部分。 总之，愿你们在彼此的生活与故事里，通过摩擦与了解：看清各自的人生，保持各自的自省，也许涵容也许分离； 但无论是怎样的经验，愿你都能和这经验和解。 ▓文章为简单心理原创，转载务经授权。 投稿或版权合作：✉ media@jiandanxinli.com
什么才是“追求”的意义？
文｜陈卓 经作者授权发布，请勿转载 有人曾对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做了一个调查，问他们在获奖后的感受，当然很多人在这一刻是非常幸福的。而一年后，再次访问时，对他们获得诺贝尔奖的幸福指数评估时，发现有些人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 生活中最常遇到的是，你期待一件事情，比如取得某个业绩，挣够多少钱，买了房子，娶了某一个美女....但当你真正拥有这些东西时，你会发现你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快乐。 这里面就衍生出两个问题： 为什么过去的我们认为取得某些东西，或达到某个目标就会快乐？ 为什么现在的我们做到了却并不快乐？[1] 正常情况下我们会回答第一个问题，但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先回答第二个： 我们为什么现在并不会快乐？ 原因通俗的讲——人会适应一切因素。无论是好的，坏的，令你高兴的，痛苦的，甚或是绝望的。 当我们真正拥有一个东西，一个耀人的头衔——诺贝尔奖得主，或者一辆名贵跑车、一所豪华的别墅，这些拥有的东西，会在我们拥有之后，产生类似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这些“固态的拥有”，让我们以为它们会永远在那儿（当然有时不会），这样我们渐渐适应，也就不会因此变得快乐。试想，哪个现代人还会因为能够在夜里拥有亮如白昼的灯光而整日欣喜？ 目前关于积极心理学方面的研究都一致的指出了这一点——人们会适应那些曾带给他们快乐的东西。而且，从前面的描述中，我们能够显而易见的发现，越是能够加剧我们“固态拥有”这种观念的东西，所带来的快乐越差。比如：房子，车子，名誉头衔。 这些心理上的“耐用品”带来的快乐体验往往不持久。相反的，那些心理上的“消耗品”却往往带给人更多快乐，比如，旅游、参加某项活动——这些偏向体验性的东西，会带给人更多快乐。 那么为什么人们会产生适应呢？一种从进化角度的思考是，适应让我们能够对新的事物更加敏感，这有利于发现机遇和危险，有利于人的生存。对人类知觉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人总是偏好那些新的信息。 而这种对新信息敏感，能够不断调整进化方向，而拥有巨大适应性的大脑，是人类能够从无数种生物种脱颖而出的利器。 回到第一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会认为取得某些东西就会快乐？ 这要依然要涉及到大脑的奖赏机制的问题——大脑促使你相信因为达到某事儿快乐的系统A，与真正能够让你感受到快乐的系统B，并不是一个。这就带来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场景：A系统不断告诉你，你做一件事情会快乐，但你能不能得到快乐，A说的不算。换而言之，A系统给了你一个空头支票，它欺骗了你。[2] 我们以为拥有了车子、房子，漂亮的衣服等等会让我们觉得快乐，但不是的。A系统，即多巴胺系统，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欲望，而非快乐。 当然，大脑的这种奖惩模式，也具有进化上的优势，有了它保证了你在饥饿时更加积极的采集野果，而不会饿死；更加期待追求异性发生性行为，而不会让人类灭绝。它是一个虚假承诺，但对人类整体却很有用。 但进化本身并不关系你幸福、快乐与否，因此它独立的建立了另一套“欺骗”机制。 这似乎带我们走向了一个令人迷思的问题——什么是快乐（幸福）呢？ 首先我们已经知道，快乐绝不是欲望，绝不是你的身体反馈的那种生理上的期待，绝不是你在玩游戏时疯狂的kill、kill，刷网页时的恍惚感，更不是你追求某种金钱收益的欣快感，也不是你以为如同古代权臣登上九五之尊权倾天下的野望。 快乐就是快乐本身，它不会以某种要求和目的来胁迫你，那不是快乐，而是多巴胺。 维克多.弗兰克尔：快乐是（而且一直是）一种附加品，如果这种附加品本身成了目的，反而会受到减损。 所以面对生活中，社会价值观所标准东西，身价百万，或者赢娶白富美，走向人生巅峰路，等等。 那不是快乐，那是多巴胺流经神经末梢的冲动和欲望。当你达到一个目标之后，欲望系统会不断要求你攀上更高的山，它始终胁迫着你向前，一刻也不让你喘息，直到你筋疲力尽。 所以，要么你一座一座的翻，在我们称之为“欲望水车”上转啊转，不停的攀登，从一个目标到另一个目标，追求这种欲望的满足；要么彻底跳出这个规则，做长久的计划，脚踏实地的向你所希望的方面努力。 为什么做长久的计划不是欲望车轮呢？我们也在追求一个目的呀？是的，但不全是目的。 做长期计划所带来的还有一种“踏实感”，它不是被多巴胺刺激而形成的短期的满足欲望的回路，而是真正由自己选择的道路，比如：“获得诺贝尔奖”，可以看作欲望的追求，但是“在自己热爱的专业领域执着探索”，这是长期的计划；“娶一个美女”，这是一种欲望，但“经营一段感情（组建一个家庭）”这是长期目标；“要一辆跑车、一栋别墅、成为百万富翁”这是一种欲望，但“用自己的努力在某个领域做一番事业”却是长期目标。 欲望直达彼岸，只想着快点达到目标；而长期的计划却往往意味着一种从心底里的自我认同和付出。一个区别欲望和长期计划最好的地方是，是否愿意长久的自我牺牲.......迎娶一位美女与经营一段爱情，这是两个概念。 快乐更像是一个过程，一个状态，而不是目的。现在我们所认为的那些真正能够导致快乐的东西——做长久计划，和家人、朋友的亲密关系，似乎都在昭示这一点。 最后，可能要谈谈比较拉仇恨的一点，前面讲到，任何让人产生“固态”拥有的东西，往往会产生边际效用递减。那有没有例外？有。什么？外貌。研究发现，那些拥有良好外貌的人，似乎并不受大脑适应的影响[3]。 所以，还是那个经典的问题，这是一个看脸的世界吗？Of course ! T T 注 [1] 这里谈的可能与这个问题不太相关，但从某一方面佐证了后面的结论： 人们并不能非常明确的意识到时间流逝中的自我。 这种关系我们称之为“时间矛盾"，即我们现在的决定与未来的决定往往背道而驰，比如今天我们可能贪恋躺在床上的闲暇，而不去洗衣服，而把工作托给明天的自己，以为明天的自己会愿意做，但事实正好相反，明天的我们依然不愿意做。这是俗称的拖延症。但事实上问题不仅仅是自制力的问题。 对人做脑扫描时发现，人们谈未来的自己，和谈一个陌生人时的激活是相同的！换而言之，我们推给明天的自己，其实是想推给一个陌生人，但到时候你就知道，是过去的那个“你”坑了自己。 另外，关于现在和未来决策的矛盾时，可能存在一些生理上的原因。一些研究者，他们发现，只有在对今天与将来的奖励作比较时，脑部的边缘系统（应对即可奖品的思维）才会产生运动。相反，无论做出选择的时间是怎样的，侧面的前额叶皮层（大脑更具计算能力的部分）在应对所有问题时，都会产生类似的紧张程度。这也可能是人们乐于屈服于现下决策的生理性的原因。 [2]A系统是人的多巴胺系统，负责欺骗你按照大脑的期待的模式行为 2001年，斯坦福神经科学家Brian Knutson发表了一份具有决定意义的实验报告，证明了多巴胺会促使人们期待得到奖励，但不能感觉到奖励时的快乐。可能你看完会觉得大脑有些分裂，难道大脑不是“你”？根据目前的一些证据表明，意识——也就是“你”——远不是大脑的全部。 另，这是偏神经方面的内容，我了解的并不多。 [3]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晕轮效应 这是一种人们思维天生的“缺陷”。另外一种解释是，良好的外貌可能在面对他人时，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不断提醒人们他们“拥有”这些东西，让他们不能产生适应而遗忘掉。
为什么有些人只接受爱而不愿意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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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Ta不争气，却又甘愿被拖累
后台收到过一位读者的留言，她说自己的男朋友半年前辞职，之后就一直颓废在家打游戏，她劝过很多次也没有用。 让她感到痛苦的是，虽然自己一方面希望他可以赶快振作起来，因为她很累，需要更加努力地工作、赚钱、照顾男友。 另一方面却隐隐有点享受现在的状态。用她的原话说：“我为自己有这种想法而感到很愧疚，我怎么能一直容忍，甚至希望他这样颓废下去呢！但是至少，他现在完全依赖于我，这让我感觉自己很重要。” （故事已征得该读者同意发出） 其实，无论是伴侣、朋友、或者亲人之间，「被对方需要」都是一种很好的感觉。 对于这位读者来说，伴侣对自己的需要和依赖就是她获得能量的来源，她被伴侣“拖累”着，又享受着这种对方完全依赖自己的感觉，陷入了一段依赖共生（Co-dependency）的关系中。 依赖于别人对自己的依赖 在美国心理学家 Robert Hemfelt 的《爱是一种选择》一书中，将Co-dependency翻译成拖累症，这个翻译有一定道理却并不准确。 Co-dependency指的更像一种依赖共生的关系，这个概念最早是通过对酗酒者的观察研究而提出的：那些酒精成瘾的人既叛逆独立，同时又幼稚地依赖身边的人，他们身边的亲朋好友便是被拖累的人。 这些酒精成瘾者中的有些人通过匿名戒酒互助组得到了援助和缓解，摆脱了对酒精的依赖，按理来说他们和家人的生活应该会有所好转，但他们的家庭却在一年后相继破裂。 于是戒酒互助组的工作人员意识到：酗酒者依赖酒精，同时特别依赖家人的照顾。而他们的家人虽然常常抱怨，但也正因为对方对自己的依赖，而使他们的关系更紧密了。 当酗酒这个状况消失后，他们的关系也随之变得脆弱，而这可能是这些家庭相继破裂的原因之一。 亲密关系语境中的依赖共生，其情况也是类似的。 伴侣双方中的一人出于种种原因，导致自身社会功能低下 、完全失去内在自我，需要依附于外界的人或事物； 而另一方则是依赖于这个人的功能失调和“对自己的依赖”，进而强制性地关心、照顾对方，来维持对方的依赖。 因此，一段依赖共生关系，是需要依赖者和助人者双方的维持，两人既是共谋，也要共同承担痛苦。 而这也许可以解答为什么我们总是抱怨，却无法真正离开自己黏人的、不求上进的伴侣。 我是否处于依赖共生之中？ 以下是处于依赖共生关系中的人的一些特点： 1. 成瘾或其他原因导致的社会功能异常 a）成瘾行为 无论诉诸于社会认可的形式（工作狂），或是被排斥的（酗酒、虐待），这些成瘾行为主宰着依赖者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是围绕着某些习惯性模式的。 例如，伴侣中有一方酗酒、沉迷于打游戏、购物、工作，而影响了社会功能，导致经济状况不良或是无法照顾自己，从而依赖伴侣。 b）长期存在身体或精神上的疾患 影视剧中很多对于天才和自己伴侣关系的刻画，也很像是依赖共生关系，天才通常会被描述成精通于某个领域，但生活上非常不能自理。 而其伴侣则一边抱怨着：“你怎么连这都不会，没了我你可怎么办”，一边包办天才伴侣生活上的一切。 2. 自尊和自我成熟度较低 依赖者的自我评价是偏低的，他人的评价会极大地左右他们对自己的看法。 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往往也较低，总是认为自己什么事情也做不好，所以他们习惯于去依赖他人，让对方为自己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从而逃避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3. 认定自己的快乐取决于他人 依赖共生关系中的人，几乎把自己的幸福感完全建立在别人的行为、想法之上。 他们深信自己的快乐是取决于对方的行为。如此，他们就会对对方产生极强的控制欲。 依赖者希望对方照顾自己，被依赖者暗暗期待着对方一直消沉下去，从而可以继续依赖自己，达到对对方的控制。 依赖者的潜台词是：“我需要一个完美的伴侣来让自己的生活圆满。” 而被依赖者则坚定地认为：“Ta还是挺好的，只要Ta肯改，我们就会幸福。” 4. 对他人有过度的责任 被依赖的人通常会迫切地感到自己应该对他人的情绪、想法、行为、幸福负有重大责任。这份责任甚至超过了应有的范围。 “如果我不插手Ta的生活，Ta一定会活得很惨。” “Ta没了我可怎么办啊。” “我不想做这份工作，但是为了Ta，我只能坚持下去。” 这种对他人过度的责任，可能会使对方变得更依赖、更无法独自生活，而这正是共生关系得以持续的原因之一。 5. 双方的关系会因为缺乏平衡而受到破坏 依赖者与被依赖者的关系，会因为依赖与独立之间的不稳定、缺乏平衡而受到破坏。 严重依赖的时候，两人就像黏在一起的，一旦依赖的一方变得稍微独立（经济上或人格上），被依赖者就会因为“不再被需要”而感到沮丧或疏远，两人的关系忽冷忽热，生活很难维持长久的平稳。 阿尔贝·加缪在《堕落》一书中曾说： 也许我们并不希望改掉我们的弱点，也不希望变得更好，只是希望在我们的道路上受到怜悯和鼓励。 是什么在维持依赖共生关系？ 1. 沉溺 依赖共生关系是具有自循环动力的。 首先，依赖者因为低自尊、对于爱的需求和反复强迫行为而感到痛苦。这使得他们会沉溺于一段人际关系中，以求他人能帮自己摆脱痛苦。 而这种依赖可能会让关系恶化，恶化的关系增强了罪恶感与羞耻感，然后引发新一轮的自卑，这种循环就是维持依赖共生关系的动力。 2. 否认 否认是继续沉溺的唯一方法。 我们在生活中时常会把别人的生活看得一清二楚：“Ta渣得那么明显，你为什么要跟Ta在一起？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 但身处依赖共生关系的人，尤其是被依赖的人，则更加倾向于否认现状：“Ta的问题没有那么糟糕啦；其实Ta除了这点之外都很好啊。” 否认是被依赖者解救自己的灵药。当他们看到对方“好”的一面时，或是因为依赖自己而得到了缓解时，他们会感到自己“解救”了对方，获得了愉悦感与自我肯定，然后继续沉溺在这段依赖共生的关系中。 可你终归要和不对的人与牵绊的事说再见啊。 如何打破依赖共生 依赖共生的相反面并不是强制性的完全独立。健康的亲密关系应该是相互依赖，相互扶持（interdependent），但同时双方是独立的个体，可以分开。 如果你正处于依赖共生关系之中，也许以下建议能对你有所帮助： 1.停止纠结对错 当伴侣中的一方不断地责怪、控告、处罚另一方时，双方很容易就“到底是谁的责任”而产生争吵。 但重要的并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依赖共生是两人共谋而成，也一起受害，如果想要打破这种关系的行为模式，需要先停止争论谁对谁错，因为这也是依赖共生关系一直延续的原因之一。 2.设置边界，控制沉溺 对于依赖共生关系中的人，意识到并承认自己的关系存在问题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就如之前所说，沉溺和否认让他们无法逃脱依赖共生的怪圈。因此，设立明确的边界是改变的第一步。比如：性是维持关系的强大力量，但有时也被伴侣利用作为让步或控制的手段。 因此，暂时禁欲、或控制见面的时间，也许是帮助一个沉溺关系中的人开启治疗的机会。 3.新的经验 从咨询关系中建立自我认知 心理咨询能够为依赖共生者提供一段安全的关系，来访者可以从与咨询师的关系中学到一些健康互动的经验，然后把这些成功的经验移到生活中与他人的关系中。 同时，咨询师的存在就像一面镜子，帮助来访者看清自我的样子，以及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关系。 与他人产生联结和关系是人与生俱来的需要，人们需要在人际关系中获得归属感、亲密感，而在依赖关系与独立之间找出一个健康的平衡点，也许是我们一生的议题。 你或者你的朋友是否存在着与伴侣依赖共生的问题？是否感到十分痛苦却又难以摆脱？以下，我们筛选了6位擅长处理依赖共生关系的咨询师，如果你或是你身边的朋友需要帮助，可以点击图片直接找到他们。 点击图片，查看详情 点击图片，查看详情 点击图片，查看详情 点击图片，查看详情 点击图片，查看详情 点击图片，查看详情 -点击查看更多咨询师- 公众号原创文章归简单心理版权所有 任何组织，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转载和二次修改 转载请联系：media@jiandanxinli.com
不想上学就是叛逆吗？
有的家长之前没有心理健康的相关知识和求医经验，听到“焦虑障碍”会吓一跳，说：“这么严重啊，我们以为他就是叛逆。”青春期的叛逆是正常的发展表现，但是叛逆并不能解释一切，区分孩子“正常发展中的叛逆”与“心理问题”对家长而言非常重要。 对于正常发展的叛逆，家长需要包容，允许孩子在适当的叛逆行为中发展出自主性；而对于孩子的心理问题，家长需要及时地帮助孩子，避免心理问题延续发展变得日趋严重。 一个“叛逆”的故事 我听过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在青春期时因为一些创伤患上了抑郁症，她非常难过，然而家里却没有谁能够为她提供情感上的支持。 这在中国的家庭中是非常常见的，父母更多给孩子提供无微不至的物质关怀和生活起居的照顾，然而在情感上的支持却非常匮乏。我为几个母亲提供过教养方式的咨商[1]，她们在最初都不明白什么叫做“对孩子的情绪做回应”。 故事的主人公在情绪的困扰下，做了很多她的父母眼中的“叛逆行为”，比如夜不归宿、离家出走、发生危险的性行为，她的父母非常生气，每一次抓到她犯错误，就狠狠地揍一顿，关在家里禁足希望她悔改。那时，有人曾经建议她父母带她去看心理医生，她父母说：“她就是叛逆，管管就好了。”然而十年过去了，当年痛苦的小姑娘长大成人，痛苦却并未离她而去，她依然生活在强烈的痛苦，以及，自责和自我厌恶中。当她终于鼓起勇气找到心理治疗师时，她说：“我恨我当年那么叛逆，恨我控制不了自己，我觉得对不起父母，他们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我却辜负了他们。而我现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对父母的内疚非但并没有挽救她，反而加剧了她的痛苦。她采取了很多次自杀行为，所幸的是没有成功，她用了好几年的时间做心理治疗，才渐渐地平复了自己的痛苦。 她说她辜负了父母。可是，究竟是谁辜负了谁呢？ 每一个孩子的起初都是无辜的。我们怎样做父母，决定了我们会有怎样的孩子。孩子的情绪问题，是父母教育失当的结果。尽管这世界上并没有完美的父母，但是如果父母可以对自己的局限保持觉察，并诚心地想要去纠正自我的错误，那么很多亲子关系都可以修复，绝大多数孩子的心理问题都可以得到预防。 青春期的孩子为什么叛逆？ 在正常的心理发展中，青春期的孩子一定会经历某些形式的“叛逆”，如果父母可以恰当地对待这些“叛逆”，孩子就会从“叛逆”中发展出独立、自信的个性。很多青春期不被允许“叛逆”或者被父母镇压了“叛逆”的孩子，通常会比较没自信，在决策上非常依赖于父母的判断（比如高考报什么志愿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在成年后难以做出决定。 为什么在正常的发展中，青少年一定会经历“叛逆”呢？ 我们都知道，青春期的界定是十二三岁至十八九岁。当儿童进入青春期后，会有迅速的生理变化，个头会蹿得特别快，体重也会迅速增加，以及最重要的标志性的生理变化——生殖器官的日趋成熟（男孩的遗精和女孩的初潮）。生殖器官的变化会带来性的觉醒和心理发展的巨大变化，因此精神分析学派也将青春期称之为“生殖器期”。什么叫性的觉醒呢？就是他会开始格外留意异性（如果是同性性取向的话就会留意同性）[2]，会对浪漫的恋爱关系产生强烈的憧憬。 这些变化会使青少年非常自然地更加注重自己在同伴眼中（尤其是异性）的形象，更加渴望获得同伴的认可。因此，我们可以在青少年中观察到他们比儿童更加注重自己的穿衣举止，他们对他人的评价（尤其是同伴的评价）也更加在乎。但是，如果这种在乎走向一个极端的话，那也可能已经符合心理障碍的诊断标准了。比如有的孩子会在青春期变得非常在乎自己的衣着打扮，每天上学前都需要反复检查半小时自己穿着是否得体，担心如果自己穿着不得体的话会遭到同学们的嘲笑，这就已经有社交焦虑障碍的雏形了。 青少年的身心变化会带来亲子关系的巨大变化。很多家长想必会有深刻的体会，进入青春期后孩子就变得不听话了，会和父母顶嘴，不再对父母的意见顺从，有的事情上十分坚持己见，而且不再想告诉父母发生在学校里的事情。某种程度上来说，孩子变得“叛逆”符合青春期心理发展的需要。所谓“叛逆”，是“分离-个体化”进程在亲子关系上的呈现。而“分离-个体化”是指个体在发展过程中，通过与照顾者在心理上的分离，从而发展出独立意志，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发展任务。没有顺利过渡“分离-个体化”发展任务的个体，会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比如焦虑障碍中的分离焦虑障碍[3]就是其中之一，它表现为儿童青少年会因为害怕与照顾者的分离而无法离开家或独立完成一些事情（儿童青少年可能表现为不想去上学、常在学校想家想得哭、难以适应学校的环境）。这样的症状甚至可能一直持续到成年。 人生第一次的“叛逆期”发生在2-3岁的幼儿期。 父母可以观察到，这个时期的宝宝开始有了自己的主张，不再像从前那样完全依附于母亲（或其他照顾者），他虽然还不能够流利地进行语言表达，但是开始用很多肢体行动来反对照顾者的意愿。比如父母要求的事情他会对着干，或者进行一些看似没有理由的攻击和破坏行为。这些叛逆的行为正是孩子发展出自我独立意识的重要指标，家长不宜在那个时期对孩子进行严厉打击，而应该包容孩子适当的叛逆和攻击性，不对孩子进行打击报复（比如体罚和情绪惩罚），同时温和地使用语言与孩子建立必要的规则，并且坚定（但非暴力）地执行这些规则[4]。 人生的第二个“叛逆期”就是青春期。 青春期是人生的暴风骤雨期，以青少年极其不稳定和难以预测的行为而著称。安娜·弗洛伊德（1958）甚至写道：“青春期的正常是通过不正常表现的（p.275）。”尽管并不是每个孩子在青春期都会有非常动荡的情绪和离经叛道的行为，但如果一个孩子在青春期完全没有叛逆的行为和想法，还是对父母百依百顺的话，那很有可能这个少年已经有低自尊相关的心理问题。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提出“角色认同的同一性”是青春期非常重要的发展任务。同一性是指一种统一、稳定的自我认同，而自我认同是指一个人对“我是谁？我有什么价值？”的自我发问和回答[5]。自我认同如何，对人的毕生发展都非常重要。青春期是建立稳定自我认同的关键时期。“角色认同同一性”发展得不好的话，个体可能会产生强烈的自卑感，对自我价值充满否定和怀疑。比如有的青少年在进入青春期后，觉得自己样貌丑陋，缺乏吸引力，认为同伴会因为自己的长相而排斥自己。一些孩子可能会希望用学业上的成就来补偿自己在相貌上的遗憾，而有些孩子则可能无法从其他方面获得补偿，因而陷入到无价值感的痛苦中。 怎样区分“正常叛逆”和“心理问题”？ 如果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答案非常简单：社会功能没有损害的就是“正常”，社会功能受到损害的就指明有“心理问题”。 那么，什么叫做社会功能呢？简言之，就是一个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功能水平如何。 临床心理学领域谈到社会功能时，通常会从上学/工作、人际关系、恋爱/家庭关系、性、休闲这些方面来评估一个人的社会功能如何。比如这个人是否能够正常地上学/工作？是否有正常的人际关系？是否能够建立浪漫的亲密关系？对性的态度和行为如何？是否可以得到很好的休息？对于青少年而言，浪漫的亲密关系和性还未成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则主要评估他的学业功能和人际功能是否异常。 通常来说，社会功能受到损害的，一般都表明有心理问题；但是反过来，情绪痛苦的人，可能还会保持着较好的社会功能，不过如果情绪痛苦一直持续的话，迟早会体现为社会功能的损害，哪怕这个人在其他人面前显得社会功能比较好。比如说有的人十分担忧自己不能一直保持优秀，对自我有着近乎严苛的标准，他的工作永远都完成得很好，与同事们的关系也很好，在外人的眼中简直就是完美的存在。但只有他自己明白，他几乎不能够去休息，所有的休息时间他都会被焦虑驱动着学习。长此以往他感到非常累，但是内在的焦虑却不能允许他自己休息，这样的内心冲突让他感到十分痛苦，并造成了持久的睡眠上的问题（入睡困难、早醒）。 在焦虑障碍中，社会功能受损通常都是由焦虑所带来的回避引起的，比如对于学业非常焦虑的青少年可能会回避更多地投入到学习中（例如不想去上学、不想写作业），从而造成学业功能的损害；而对于人际关系感到焦虑的青少年可能会回避参与到人际活动中（例如在班里交不到朋友），或避免做需要自我展示的事情（害怕被老师或同学评价），从而造成人际功能的损害。 所以，要评估一个孩子是否处在正常的发展当中，还是正在经历一些心理问题，需要去看这个孩子在与其年龄相应的社会功能方面的适应水平如何。青春期由于身心发展的巨大变化给生活适应带来的影响，是很多精神障碍的首发时间，比如焦虑障碍、心境障碍（抑郁、双相）、适应障碍、物质滥用等，家长和青少年都需要对此警惕。当察觉孩子有心理问题的苗头出现时，家长最好能做到带孩子去专业的临床心理学工作者那里进行及时的评估和预防干预，避免小小的心理问题演变成精神障碍（关于青少年焦虑的科普知识，请查阅本人专栏内的其他相关文章[6]）。 父母该怎么对待青少年的叛逆？ 由于青少年在身体和认知上的发展都更加趋近成年人，他们对父母的逆反意识也会更加直接地通过言语和身体语言表达出来，更容易让父母感觉到受到攻击。有的父母难以接受孩子表达出来的攻击性，会反过来用严厉的言辞（比如用道德观来绑架孩子——如“不能和父母顶嘴”）甚或是暴力的行为（当孩子表达出不尊敬时对孩子施以躯体惩罚）来处理孩子的攻击性，以实现维持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父母这样的处理手段，在潜意识层面上实际上是父母对孩子实施的“报复”，是非常不恰当的一种教育方式。足够好的父母不会在亲子关系中认为自我的权威不容侵犯，而会更加尊重孩子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意识和愿望，包容孩子攻击性的表达，并且做到不报复地回应孩子的消极情绪。 温尼科特（1949）在他的论文《反移情的恨》中，就“父母不报复孩子”这一点举过一个范例。他曾经领养过一个战争孤儿。 由于战争带来的创伤的缘故，战争孤儿往往有着非常令人头痛的行为问题，比如不服从管教、乱发脾气等。温尼科特领养的孤儿也不例外。温尼科特常常要到警察局去接回这个常常离家出走，在外闯祸无数的孩子，他当然对此也感到生气。他形容这个孩子在他家居住的那段时间，家里被搞得就像是地狱。当这个孩子在家里大闹脾气的时候，温尼科特会限制他的行为（注意是限制，而在限制以外并没有躯体惩罚），并把他带到门廊外让他安静。直到这个孩子决定停止他的捣乱行为时，他会按某个与温尼科特约定好的特别的门铃，之后家里人就会开门让他进来。每一次把他带到门廊外，温尼科特都会对这个孩子说：“你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会让我恨你。”但他强调，在和孩子谈的时候，既不要发怒（比如向孩子怒吼），也不要责备他（比如骂孩子没有良心）。 温尼科特与他领养过的孤儿的互动生动地阐释了他提出的“足够好的母亲[7]”其“温柔而坚定”的教养方式。这其实是非常难的，将情绪用语言表达出来（像温尼科特说的话那样），而不是用行为表达出来（大声吼叫、拳打脚踢）一直被认为是更加成熟的人格体现，也是心理咨询常常想要实现的治疗目标之一。 [1] 我使用“咨商”（consultation）这个词是用来区分通常意义上的“咨询”(counseling)或者“心理治疗”(psychotherapy)。 [2] 为了行文方便，以下仅用第三人称代词“他”来指代青少年，女孩以及同性性取向的青少年同理。 [3] 如果是发生在刚上幼儿园时，分离焦虑则是正常的发展现象。 [4] 幼儿期的教养方式不是本文重点，故不在此赘述，有兴趣者可参考温尼科特的著作《妈妈的心灵课》。 [5] 关于自我认同的概念和解析，可参见我的另一篇文章《“权利的游戏”中的失落之子：Theon Greyjoy与Ramsay Bolton的认同悲剧》 [6] 如《“隐藏”的焦虑：家长如何识别青少年的焦虑障碍？》、《儿童青少年焦虑的发病率数据》等。 [7] 足够好的母亲（good enough mother），并不仅仅适用于母亲，而适用于每个照顾者。
讨厌的人总是理直气壮
你是否强烈同意以下三点说法？ 当自己分享一个道德观点时，是为了：1、告诉别人我比他们强2、让不同意我的人不爽3、让那些持异见的人羞愧 全都选对勾的人，往往更容易陷入道德优越感。你身边一定有这些人，他们最爱说的话包括但不限于： 孩子玩了一天累了，年轻人要懂得尊老爱幼，给我们孩子让个座吧；咱们都是亲戚，借你点钱还要还啊；你在北京这么多年了，借我10万块不算啥吧…… 道德优越感，有点像咱们平常说的道德绑架的心态，在道德相关的哲学著作中被定义为：“利用甚至滥用道德话语来寻求地位、提升自己或塑造品牌形象。” 表面上看，站在道德至高点发表言论就像参加一场集体的道德狂欢，每个人都为自己内心澎湃的道德感激动，或是享受独自道德觉醒的快感，坚信表达自己的道德观念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但许多时候，真不是那么回事儿。 有时候人们发表观点只是为了展示自身社会地位，为了在同辈面前露一手，或者利用公众对一些道德话题的关注，给自己营造一个高尚的道德形象。 记得几年前看过一个真人秀，一位女孩从小就被父母送养，然后节目组将女孩的亲生父母请到了节目现场，要她现场和抛弃自己20多年的亲生父母相认。 女孩当场拒绝了。 然后主持人就开始发动道德攻势说：“难道叫一声爸爸妈妈对你来说这么难吗？”指责女孩心胸狭隘，不原谅生父母，是尖刻的女人。 你说，人的这些道德优越感，都哪来的呢？ 01道德优越感是怎样产生的？ 为了弄清楚道德优越感的作用原理，学者格拉布、贾斯汀·托西和布兰登·瓦姆克、A. Shanti James、W. Keith Campbell，通过6000多名参与者、6项研究(包括2项全国代表性样本的预登记)、2项纵向设计进行了实验，结果表明： 1、道德优越感强的人经常在网上攻击他人，公开羞辱某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键盘侠、圣母婊”。2、道德优越感强的人可能会因为一些道德争论和身边人起冲突，甚至失去朋友。3、道德优越感强的人，自恋倾向也高，倾向于把追求社会地位作为基本动机。 研究证明，自恋能正向预测道德伪善，而且在低辩证思维水平下，自恋水平能正向影响道德虚伪的水平。 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喜欢在网上展现自己的道德优越感，本质是为了让社会认可自己。 用邓宁-克鲁格效应 (Dunning-Kruger effect)解释就是，知道越少的人，反认为自己知道的越多，越容易夸大自己的能力和知识的人，越难辨别错误行为。能力欠缺者们沉浸在自我营造的虚幻的优势之中，常常高估自己的能力水平，却无法客观评价他人的能力。 道德优越感强的人可能会陷入封闭思维。比如惠灵顿大学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的一项研究表明，有 80% 的司机认为自己高于平均水平——这和在社交网络上表达偏见的人是同一个逻辑，把封闭思维当成绝对真理。 当你上网冲浪时，可能遇到过一上来就很激动的喷子。有的人刚开始只是潜意识想表现一下优越感，但是急着证明自己在某个领域的主导权的时候，可能会做出颠倒黑白的事。而且这些人往往感觉以自己的道德水准，够资格去评判别人，哪怕语气激烈了一点。 心理学里有一个“道德执照效应”，简单地说就是：当一个人觉得自己行了善事之后，他就会获得一种道德优越感，仿佛取得了一种“道德许可证”：“我可以在其他事情上放纵一下。” 正如莎士比亚所言：“带着虔诚的面容和虔诚的行为，我们在魔鬼身上撒糖。” 02道德优越感两大来源：支配和威望 格拉布和他的同事们研究发现，人追求社会地位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支配和威望。同理，对道德优越感的追求也可以由这2个途径实现。 1、通过支配他人满足自己对社会地位的需要，以此来获得道德优越感： 研究人员发现，人们除了想要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真实的社会地位，也想在热点事件中展现自己的社会地位，一个常见的方式就是，通过对热点事件发表观点，来展示自己的社会地位。 “当我分享我的道德信仰时，是为了向那些与我观点相悖的人证明我比他们更好。” 2、通过展示个人威望，树立崇高道德形象，来满足自己的道德优越感： “我想站在事实这一边！”“如果我不发声，其他人就了解不了真相！”“我分享自己观点可以激励到大家啊！” 临床心理学家乔舒亚·格拉布指出：道德优越感特别强的人表面上看在排除异己，实则在寻找同类。看似在攻击异己，实际上是在寻求同类的认可。 “也许，我们之所以看彼此不顺眼，是为了向那些真正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人炫耀。也就是说，有时我们表现不好是为了获得同类人的尊重和敬佩。” 当对线双方是明星粉丝的时候，维护群体的道德制高点就成了当务之急，甚至不惜自己也破坏道德准则。 2011年，欧洲社会心理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道德优越感会影响群体成员对群体内违规行为的容忍度。并且道德优越感越强，群体认同越高，对群体内违规行为越宽容。 这也是为什么两种对立的观点下都有各自的回复和点赞，排挤对方阵营，实际上还是为了获得同一阵营里人的认同，而一旦发生矛盾，就更倾向于包容“己方”的错误，把错误都归咎到 “敌方”身上。 03道德优越背后的英雄情结和发泄心理 许多人的生活压力太大，时常有被剥夺感，内在滋生了不满情绪，表达渠道又不是很畅通，就把怒气发泄到网上。 原因之一，相比大吃一顿、出去旅游一类的发泄方式，道德上谴责他人是一种低成本的、非常隐蔽的发泄渠道。 研究表明，面对社会突发新闻时，社会群体往往存在借机发泄、表现欲、英雄情结、盲目从众等心理。 个人进入群体后，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欲，评论社会公共事件刚好是一个发挥表现欲的时机。躲在屏幕背后的那份安全感，让羞于表达的人也获得了畅所欲言的勇气。 即使是现代技术给人和人之间造成了一些疏离感，渴望群体生活仍然是人的本能需求。那些平常不敢说的话，反而敢放到网上大谈特谈。 但现实往往更复杂，就像贝特朗·罗素说的：“我们这个时代让人困扰的事之一是：那些对事确信无疑的人其实很蠢，而那些富有想象力和理解力的人却总是怀疑和优柔寡断。” 其实很多社交网络冲突都是可以避免的，比如发评论之前先扪心自问下： “我真的认为这项事业/想法/信仰很有意义吗？还是我主要是为了在这件事上占有一席之地，为了驳倒那些与我观点不同的人？” 如果发表评论时怀着“希望自己显得善良”的目的。那么很可能这样的道德评判只是出于一种利己的、谄媚于自己的心态。 很多人根本没有仔细了解自己评论的新闻细节，无法说清自己参与该事件的目的和动机，而只是“看着别人骂两句，我也要跟着骂两句”。 这种从众心理可能会使一个极小的事件在很短时间内登上热搜，掀起舆论旋涡。一两句吸睛评论有时也能获赞很多，但是当一个人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刷存在感的时候，可能很难获得个人幸福和快乐。 毕竟，真正的道德感恐怕不是站在制高点评论别人，而是让事情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对高尚道德、对自身存在感的追求本身没有什么错，前提是能自己调节好这些欲望。 必须接受的事实是，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就有可能遭遇各种道德优越感引发的论战、各种各样的键盘侠和杠精。然后你就有3个选择： 1、屏蔽对方，井水不犯河水。副作用是时间久了容易闭塞，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不断信息自证，容易陷入自嗨。 2、死磕到底。但道德制高点上的争论没那么容易，1个回合可能不够，还可能要搭进去20个回合的时间成本…… 3、不屏蔽，也不死磕，看了笑笑而已，让那些评论存在，看它还能怎么样，还能上天？ 不止键盘侠，每个人听另一个人讲道理，都有不想被纠正的时候。所以必须提醒你的是，交锋必然是辛苦的，附带成本的。 而是否参与道德论战、去和一个陌生人讲道理，选择权，终究在你。 本文系编译，作者Scott Barry Kaufman, Ph.DAre You a Moral Grandstander?https://blogs.scientificamerican.com/beautiful-minds/are-you-a-moral-grandsta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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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将我雕塑成了最好的自己”| 恋爱中的米开朗基罗效应
在亲密关系中，你是否常常觉得疲惫，明明自己付出了很多，却好像并没有被对方所重视？其实，经营一段让双方满意的亲密关系有时候比我们想象得更困难，但也可能更简单。今天，我们想与你分享Sara Eckel发表在《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上的一篇文章，通过6个故事，结合心理学专家们的建议，来带你寻找通往幸福亲密关系之路。 故事.01 Wendy&James: “我在疯狂地工作，而他好像在出轨。” Wendy常常感到压力十足，繁重工作使她不知所措。她在早餐桌上回复邮件，晚上主持网络研讨会，丝毫没有一点休息时间。每当她的丈夫James要求她停止工作，好好享受他给她做的午餐，或者和小女儿出去散散步时，她都感到非常沮丧。但是，作为家庭收入的主心骨，一位事业女性，除了24小时不停工作，她别无选择。当一顿自己精心准备的饭菜被放在一边，或是很快在电脑屏幕前被吃掉时，James觉得自己被完全忽视了。Wendy说：“我当时在疯狂地工作，而他好像在出轨。” 这种相互抱怨的循环在不断升级，直到这对夫妇去寻求治疗师的帮助，带领他们克服那些潜在的困难——她那认为自己需要养活每个人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以及他对被抛弃的恐惧。他们还找到了一些合适的方法来缓解他们之间的分工不平衡。James在照料孩子和做家务中已经做出巨大贡献，但这些平淡无奇的工作常让他心烦意乱。Wendy利用她的创业技能，帮助他在家乡哥斯达黎加成功地经营了一个冲浪营地，现在他们已经搬去那里半年了。 不同于以往的相互消耗型的关系，他们建立起了一个互相支持的系统。现在，他们有不被工作打扰的就餐时间，每日清晨的徒步，和两个蓬勃发展的企业。“以前，尽管他也在照顾我，但我总觉得他是我的责任，”Wendy说，“虽然我没有让他帮助我，但他教会了我如何接受帮助。” “相互感知工具”： 帮助伴侣也是帮助自己 通过承认和接受对方的帮助，Wendy和James使用了匹兹堡大学的心理学家Edward Orehek所说的一种“相互感知工具”（mutual perceived instrumentality）。Orehek教授与同事的研究表明，当伴侣们对彼此都有帮助时，他们会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更满意。尽管他们承认“工具”（instrumental）这个词听起来很让人讨厌。 “当你把伴侣看作一种工具，来实现你想要完成的事情，会让人觉得有些无情。”他说，“如果你想利用一个人来获得经济上的成功，这确实很冷酷。但如果你想通过一个人来感受爱和关心——想想在跑马拉松赛场上互相祝贺的朋友，或是在葬礼上互相拥抱的兄弟姐妹，这听起来更温暖、更有同情心。” Orehek教授说他的妻子也常想帮助他。给你的伴侣一个帮助你的机会，比如让ta给你一些建议或在其他方面的支持，ta会感到很开心，感觉就像收到了礼物或关心一样。“人们想在他人或自己的眼中，成为一个有用的人。”Orehek教授说，“当你对另一个人有所帮助的时候，你将体会到成就感，觉得自己很有价值。” 米开朗基罗效应： “和ta在一起让我成为了最好的自己。” 通常在研究中，我们会将人实现自己的目标看作一件非常个人的事情。但日常经验表明，他人的影响会促进或阻碍我们的进步。如果你想每天早起，你最好和一个晚上10点就能关灯睡觉的伴侣在一起；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你的伴侣对豆腐和牛排的感觉也可能会对你产生影响。 研究人员正在验证这些影响。华盛顿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和一位既有条理又可靠的人结婚，将会帮你在未来得到更高的工作满意度和收入。德国科隆大学的Wilhelm Hofmann教授的研究表明，更高的亲密关系满意度，会提高人们在追求目标时的控制感。Hofmann教授认为，稳定良好的关系能使人们更容易集中精力。他说：“当人们对日常生活感到稳定和可预测时，他们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能力以取得成功。” 费城的临床心理学家Judith Sills表示：“我们极大程度上被周围的人所影响着。”一个关于社会传染的研究表明，一个人是否会变得肥胖或戒烟成功，与朋友和家人的习惯有很大关系。 以色列海法大学的教授、《爱的弧：我们的浪漫主义生活如何随时间变化》（The Arc of Love: How Our Romantic Lives Change Over Time）一书的作者Aaron Ben-Ze'ev认为，根据一个叫做米开朗基罗现象（Michelangelo Phenomenon）的过程，他人对我们的看法和行为，可能让我们更加接近我们想要成为的人。 “正如米开朗基罗把他的雕塑过程看作是发挥石材的潜力，将他们塑造成理想中的样子。”Ben-Ze'ev教授说，“亲密的伴侣互相雕刻，使每个人更接近理想的自己，从而使彼此的最好一面显现出来。”在这样的人际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成长和进步。正如我们常说的：“和ta在一起让我成为了最好的自己。” 故事.02 Erin&Chris： “和她在一起后，我发现了自己的特别之处。” 我们的伴侣也可能将我们塑造成自己预料之外的样子。在Erin年轻时，她认为自己是个中规中矩、平淡无奇的人。她是一名费城的社区组织者，常在跳蚤市场买衣服，住在一间没有电视也没有空调的小公寓里。去餐馆时，她常喝自来水，因为对于她来说，点冰茶或果汁有些太奢侈了。 23岁时，她遇见了妻子Chris。Chris让Erin看到了自己全新的一面——虽然她以前只和男人约过会，她如今发现自己对女人也很有吸引力；另外，她也察觉到自己对昂贵香槟和时髦内衣的兴趣。“我曾认为自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和她在一起后，我发现了自己的特别之处——比如我喜欢冒险，也有些虚荣。她用和别人不同的眼光看待我，而我也越来越接近她心中的样子。”现在Erin和Chris以及她们的两个女儿一起住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 “行为确认”原则： 他人的期望会激活你的优点 伦敦大学心理学家Madoka Kumashiro教授对米开朗基罗现象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并表明它的基础是一种叫“行为确认”（behavioral confirmation）的原则，就像很多研究中已被证实的“教师对学生成绩的期望会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她说：“如果有人相信你具有某些特质，他们则更有可能从你身上诱导出这些品质、特征和行为。” Kumashiro教授举了一对夫妻的例子。在这对夫妻中，丈夫认为妻子很幽默，他常因她的笑话而发笑，并鼓励她把这些笑话讲给别人听。“随着时间的推移，妻子确实成为一个更有趣的人，即使丈夫不在身边，”她说，“她知道什么样的笑话可以让别人发笑，当她讲述时，她感到很有自信。”但如果她丈夫觉得她不那么有趣——他不因她的笑话而发笑，甚至要求她不要再说下去，她可能会变成一个胆小的人，即使丈夫不在身边。 当然，这并不一定说明这个丈夫是一个不好的伴侣，他也许可以让她展现出其他方面的优秀品质，比如努力工作或负责任。和雕塑家一样，伴侣并不能为你凭空创造出一些品质——他或她只是激活了你已经存在的品质。“为了更有效率地雕刻一块石头，雕刻家不仅需要知道ta想把石材变成什么样子，也必须了解石材本身固有性质，并必须避免那些可能的纰漏。”Kumashiro教授说。 故事.03 Hayley&Marlan： “互补的你让我懂得善待自己。” 纽约的教育顾问Hayley Downs有时会担心丈夫Marlan对她无条件的支持会助长她的懒惰——如果她对丈夫说她累了，丈夫便会让她别再运动了。 “他常对我说：‘你肯定累了。你今天很辛苦。不如去躺躺？我去做晚饭吧。’他对我如此宽容，这会助长我那些不太好的品质，让我变得懈怠。”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Downs意识到，Marlan的温和性格与她的苛刻性格形成了一种很好的互补。“如果我说我要跑两英里，然后跑一英里。我回家后会说，‘我只跑了一英里。’他会说，‘你已经跑了一英里了！你真棒！’他总在鼓励我。”Downs以前认为丈夫是在帮自己找一个台阶下，实际上他是在鼓励她善待自己。 Kumashiro教授说，在良好的关系中，伴侣可以是对方性情良好的互补。一个工作狂可能想在星期天远足之前赶完她的报告，但是如果她随和的伴侣可以说服她关闭笔记本电脑，穿上旅行靴，她可能会在一周内更有效率地工作。 “自我监管外包”： 伴侣的支持让你更有干劲 我们的伴侣不仅会影响我们目标，他们还会影响我们如何为这些目标努力。杜克大学心理学家Gráinne Fitzsimons和耶鲁大学心理学家John Bargh的研究发现，让一些本科生在测试前先想一想自己的母亲，他们在测试中的表现会优于对照组。在另一个实验中，在测试前被要求想一想自己好朋友的参与者，会比被要求想一想同事的参与者更愿意参加第二项实验。 然而，想着心爱的人并不总能让你更加努力地工作——Fitzsimons教授和西北大学的Eli Finkel在随后的一项研究中发现，想着他人对自己的支持，会让实验组变得不如对照组负责任。作者们将这种现象称为“自我监管外包”（self-regulatory outsourcing），尽管这种现象可能会产生负面的短期后果——比如削弱伴侣因健身偷懒而产生的负罪感，但如果他们能够在长时间里最大化这种自我控制资源，这个共享监管体系最终仍将使伴侣双方受益。 故事.04 Brooke&Christopher： “在我擅长的领域帮助你，满足感加倍。” Brooke和她的丈夫Christopher有着十分融合的目标和价值观。他们都喜欢和孩子们一起享受生活，都想成为优秀的作家，并拥有稳定的收入和良好的健康保障。至于不喜欢做的事情也一样——他们讨厌做家务。她说：“我们每天想做的事情很多，可又有很多其他必须做的事情。”“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为了确保妻子能注意到他做了许多家务活，Christopher运用了他作为专业营销人员的技能，每次扫完地或倒完垃圾后，他都会极力宣扬他的“丰功伟绩”。这激怒了Brooke，她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控诉丈夫“自我服务宣传”的文章后，发现许多其他夫妇也有类似的冲突。她说：“我的祖父母总是各司其职，而我们这一代人是如此的不同。” 通过一位婚姻顾问的帮助，他们认识到，他们需要一份“家务合同”——Brooke负责洗衣，Christopher负责洗碗。当他们平分家务后，他们有更多时间专注于他们共有的强项——写作。Christopher有着优秀的推广技巧，而这种技巧在他和Brooke一起为她的文章进行头脑风暴时尤其有用。他明白，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个理解她的同行，他可以与她一同面对写作生涯中起起落落，如出版商的拒绝等。最重要的是，当Brooke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他的事件后，他愿意承担相继而来的尴尬并继续支持她。因为他觉得，作为一个有才华的作家，他妻子的声音应该被大众听到，即使这会牺牲他的个人利益。 在市场营销的领域中，Christopher很想帮助别人，因为这是他自己所看重的方面。原因很简单，匹兹堡大学的Orehek教授认为，我们通常愿意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帮助别人，这会让我们感到个人价值的实现。比如“如果你的伴侣喜欢做饭，你让ta做一顿精美的大餐，ta就会从中获益。”Orehek教授说，“但如果这不是他喜欢做的事情，那一切就不同了。” 故事.05 Cole&wife： “如果想要表达爱，就用她想要的方式去爱她。” 但有时候，如果在特定场景没有寻求伴侣的帮助，亲密关系的满意度就有可能会下降。音乐家Adam Cole有些不满妻子听到自己为她所作的歌曲时对方的反映，他说：“这些年来，我给妻子写了12首歌，她也很喜欢。但一次次的，我为她写那些我认为很重要的歌曲，她似乎并没有共鸣。虽然她欣赏这首歌，但对她来说，这首歌对她的意义和对我的意义不同。”他说。 妻子的冷漠态度使Cole受挫。他试图向她传达一些信息，但她没有接收到。然后他发现，如果想要增进和妻子间的情感纽带，他需要尝试倾听。他说：“我意识到，如果我想要表达爱，那就应该在她需要爱的时候满足她。对她来说，那种表达可能比写歌更能让她感受到被爱。” 随着时间的推移，Cole逐渐意识到妻子不加掩饰的直率性格也会给他带来好处。比如，有时候当Cole忙起来时，他可能会变得很烦躁，对他人刻薄，这时妻子便会提醒他，虽然话语有点扎心，但都对Cole很有帮助。他说：“我写歌是为了帮助自己成长和发展，并与人建立联系。妻子对我做的一切也是在帮助我成长及和他人建立联系。但因为与音乐无关，对过去的我而言可能有些难以接受。” 期望VS现实： ta的付出不应被忽视 Andrea Brandt是一位在加州圣莫尼卡执业的心理治疗师，她回忆起与一对夫妇一起工作时经历：丈夫为能够修复房子外观而感到自豪，“但他的妻子并没有真正注意到这一点。她认为，只需要通知勤杂工来做就行了。她没有意识到这会伤害丈夫的自尊心。”Brandt说。改变这种行为以后，她更加懂得尊重丈夫的付出了。 Orehek教授认为，大多数人都不太善于识别我们所爱的人对我们的帮助。例如，当本科生们被问到他们的父母为自己提供了怎样的帮助时，很少有人提到任何和经济支持有关的事情。但是，在他们填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后，他们评估了父母对他们在各个领域的帮助——比如健康、休闲，以及财务方面。Orehek教授说：“一旦你加上经济支持这个选项，他们当然会意识到，‘哦，是的，我父母帮我交房租。’” 他建议你可以认真思考一下那些伴侣的默默付出，比如修剪草坪或辅导孩子写作业。这可以帮助你更深入地了解你的伴侣对你的成长发展做出的贡献——并将注意力从你希望ta做的事情上转移开。 故事.06 Erin&Chris： “你是我的榜样。” 在2015年的一篇关于目标相互依存的论文中，Fitzsimons教授和Finkel教授得出结论，和别人合作时，人们更有动力朝着一个目标努力。他们列举了一些研究，其中包括一群人共同减肥的项目，以及一个多人参与的单词解谜实验。 和伴侣一起追逐个人目标可以帮助你们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也能提高你成功的可能性。然而，Orehek教授指出，要使之成为一种温暖的互动，前提是让伴侣感到自我价值的实现而非被利用，他们必须是自愿同意提供帮助，并且他们的付出也将得到认可。 伴侣间的互相帮助不一定很明显，他们会下意识地帮助对方。Erin的妻子本是一个喜欢冒险而浪漫的人，但在Erin成为全职母亲，在家照顾两个女儿之后，她变成了一个冷静的实用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由于抚养孩子给她带来的巨大责任，但她也注意到，她的妻子并没有完全承担起作为家长的责任。这是主要是因为Chris是一名律师，她的主要工作是挣钱养家，另外，她还需要骑自行车去上她的巴西柔道课。 起初，Erin对Chris很不满，因为她将养育孩子的责任全部留给了自己。但在一次没有孩子的巴黎之旅中，Erin在离开了围着孩子团团转的生活后，发现了新的可能性。她不再抱怨Chris，而是试着跟随她的脚步。“我意识到我也可以变得像她一样。” 当她们回来时，Erin开始为自己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她开始独自或和朋友一起去旅行，找了个保姆来照顾孩子，租了间办公室，重拾写作事业，现在她已经出版了她的第一步作品——《为你放弃一切》（Given Up for You）。 当Erin开始追随Chris的脚步，她们不再争论谁获得了更多的独处时间。Orehek教授说：“你的伴侣可以是你自我发展的一个榜样。” 伴侣同时也可以是一面镜子。Erin说她不想变回25岁时的自己。母性改变了她，她对此也很高兴。同时她很感激Chris，即使当Erin正在洗婴儿的连体衣和奶嘴时，Chris也没有忘记Erin曾是那个敢于冒险的年轻女子。她说：“她依然把我当做从前那个少女，尽管我觉得成为母亲已经改变了我，但在她的眼中，我并没有变。” Chris帮助Erin整合了狂野少女和慈爱的母亲这两个身份，并形成了新的自我认同。Erin说：“我不想变回从前的自己，也不会只停留在母亲的身份上。现在，我正在变成一个新的自己。” References Eckel, S. (2019, January 2). The Michelangelo Effect. Psychology Toda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intl/articles/201901/the-michelangelo-effect
Michael Diamond: 作为“第三者”的父亲
翻译的段落节选自Michael Diamond博士的专业文章，已获得作者本人的翻译授权。而每次翻译过后，我都会做点联想。没有理由做纯粹的翻译，却让自己不去思考。 01 重要的“第三者” 父亲在自己孩子生命中担当的最早的角色，就是作为“第三者”，帮助自己的儿女艰难地与母亲划定身心边界。 为了能够理解这个现象，我们需要如此看待快速成长的学步期（1-3岁）幼儿：他们看到的世界，实际上如同一张刚洗过的照片，是一个正在逐渐变得清晰的世界。到目前为止，唯一能够被清晰地分辨出来的客体就是：母亲。 但我们知道，对学步期孩子而言，母亲的身心此时总是和孩子融合在一起，外人几乎区分不了这个阶段母亲和孩子之间的身心界限。而父亲呢，此时在孩子的世界中，也只是一个站在母亲身旁的，似有似无的朦胧形象。 但是，从生命的第二年开始，父亲的形象会从模糊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幼儿开始意识到在这张照片里，原来除了母亲以外，还有其他人存在。 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父亲就走出了重重迷雾，此时，他要做好准备，让自己承担起孩子生命中“第二个重要他人”（second other）的角色。 宝宝是欢迎这个“新”家长出现在自己的世界里的。 从18个月到3岁这个阶段，孩子的身体、情绪以及人际意识都会以令人目接不暇的速度成长。这种身心成长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十分明显的影响。 比如说，在这个阶段到来以前，宝宝本可以心满意足地坐在母亲身边，但现在，他们坐着坐着就会躁动起来，你可以感觉到那份躁动，其激烈程度就像即将破壳而出的小鸡，对着困住自己的蛋壳不断发起攻击。 先前和母亲构建起来的那个温暖的共生的壳，现在开始变得让人烦躁。而那种排他性的母子/母女关系，也开始变得有些让人窒息。 宝宝此时已经做好准备，来迎接更多的外部刺激了，而这些刺激，不久将改变他们的思维、情绪、知觉，以及行动。 有时，父亲需要通过哄骗、诱惑甚至直接“推一把”的方式来帮助孩子走出母亲的温柔乡。 男人们通常特别适合帮助孩子来完成这个发展任务，因为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不同，父亲和孩子之间并没有那么强烈的“身心混同”（psychobiologcal intermingling）关系。而这种身心联结在母子之间十分常见，它是母亲通过十月怀胎，以及产后的母乳亲喂和孩子建立起来的一种极亲密的身心联系。 无论身体发展得怎么成熟，又或者外界刺激怎么诱惑，在这个阶段，很多宝宝对于离开妈妈既安全又舒适的温柔乡依然是不情不愿的。 我们不得不指出，此时如若没有父亲及其替代者的持续鼓励，很多孩子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完全离开母亲的怀抱。 有些孩子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拥有一个高参与性的父亲，他们会比其他孩子更早地发现：呆在母子共生关系中，有时候既单调，又无法让自己长久满意。 02 “男子气”需要和父亲的互动，来激活 到了某个节点，所有的宝宝都会开始注意自己的父亲，和父亲有连结的宝宝，得以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感知这个世界。 这一点对男孩子而言尤其重要，因为男孩不光要在情绪上与母亲分离，而且他们同时也会越来越注意到自己和母亲在身体构造上的不同。 小男孩的初始心理预设是：自己和父母亲的身体都是相同的。但他会逐渐地意识到男女之间生殖器的差异和性别差异，他会发现自己的身体其实和母亲不一样，但和父亲是相似的。 意识到自己在很多方面和妈妈不同，对这个阶段的男孩子而言可能是一件令人恐惧的事情：要知道尽管一直在成长和变化，女孩子们却依然可以通过身体的相似性来确认自己和妈妈是一国的。 但是男孩子却无法获得这种确信。当身体和性别差异性这个问题袭来的时候，很多男孩子可能都无法单独面对这种差异。 此时，一个能缓冲儿子所受冲击的，积极在场的父亲（或他的替代者）就真真是不可或缺了。 父亲要积极且亲密地参与儿子的生活，要帮助儿子安全确认“男女性别有差异”这一事实。 通过这些参与，父亲实际上为儿子竖起了一面镜子，儿子可以通过这面镜子看到他自己。因为要认同父亲的男性角色，男孩子得以第一次开始探索其身上天生就蕴藏着的男子气。 03 3点随想 1. 这篇小译文，对于中国家庭特别适用。 很多人说，中国社会是男权的，而中国家庭则是母权的——有时候不光是因为母亲太过强势不放手，而实在是因为父亲太过缺失——母亲放手则孩子的管教无以为继，因此只能一直维持母子共生，母女共生。 但这种共生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中最典型的代价就是：孩子要长期做母亲的情感容器，帮助消化母亲的各种负面情绪（因为她老公不在）；而母亲做孩子的生活保姆，帮助孩子应付其应付不了的日常生活，如做饭洗衣帮忙带孩子的孩子。 有时候，这种共生可以一直维系到母亲去世。但更多时候，共生的双方都感到不自主，也不幸福（当然也有例外）。 2. 在最早的岁月里，父亲其实就是一个破坏者，一个横插入母子共生的“第三者”。 这篇译文明确指出：孩子在18月以后，其身心其实都期待着父亲的“插足”。 所以有时候父亲不要被看似强大粘腻的母子共生关系所吓退，你的孩子需要你，而你的妻子可能也期待着那种可以暂时脱身的自由。 父亲是重要的，作为父亲我们自己要有价值感和信心。 3. 每个男孩子都具有先天蕴藏的男子气，但是这个部分是需要通过和父亲持续互动，通过认同父亲的性别角色而被激活和维持。 因此很多担心自己“男人味少”，“太娘”的男生们，他们哪怕成年以后，在生命中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寻找父亲的替代者——一位大哥；一个偶像；一位上师；一个领袖....... 其实很多女孩子也是如此，对父亲替代者的无数次理想化和贬低化的循环，让她们痛苦，也让我们再次警醒——从一开始，父亲就不应该离场。 你离场造就的情感空洞，经常要让孩子拿上半辈子去填补。着实可悲可叹。
帮助别人，为何总让你精神疲惫？
Allison回到办公室，立刻瘫在地上。感觉像刚跑了场马拉松，偏头痛都要犯了。 她刚刚结束了一项工作：在一个救助遭遇家暴青少年的组织中，向当地初高中学生普及不健康关系和青少年恋爱中暴力行为方面的知识。 和往常一样，一个学生来跟她讲自己遭受虐待的恐怖经历，Allison尽全力去帮助这个学生。但与往常不同的是，这次结束后，Allison躺在地板上，陷入了长时间的挣扎—— 作为一个职业助人工作者，Allison的挣扎是所有人都容易出现的：一旦开始走进他人的痛苦，就难以停止继续感受痛苦，也难以从中走出。 我们通常很容易在一场大型事故之后，从人群中分辨出消防员、警察、紧急医疗救护人员。他们是唯一在其它人都在远离灾害现场时奔向现场的人。同理，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还有在临终关怀工作的人们则是情绪领域的急救人员，他们奔向其它人都想避开的创伤经历现场。 帮助别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必须要非常努力去理解自己曾经受过的痛苦，甚至去回顾自己遭遇的虐待性亲密关系和迫使自己转学的校园欺凌。 对Allison来说，这是一个竭力寻求共情的过程，这么做可以避免更多孩子未来经受跟她一样的痛苦，但也必须承认的是，这会让自己处于一种强烈的精神疲惫，也就是“共情耗竭”。 像Allison这样从事“职业助人行业”的人并非少数，比如护士，医生，社会工作者和咨询师。但对职业助人行业的一个调查显示：相比于金融业、音乐界和科学界的从事人员，职业助人者更可能有物质滥用或物质依赖家族史。 许多助人工作者确实面临着两难：要不选择情感麻木，减弱对患者的回应来保护自己；要不选择冒着被压力摧毁的风险，去和患者建立情感联系。 很多医学生，随着医疗训练的深入，对患者的共情能力就会逐渐变得越来越低，会渐渐开始低估病人的痛苦程度，甚至出现对病人疼痛共情钝化。 即使不是专业的助人者的多数人，平时也可能出现类似的感受，比如当你要安慰身边一个极度悲伤的朋友，就需要不断调动起自己生命中类似悲伤的经历......结果安慰到最后，连我们自己也跟着哇哇哭起来。 不论对助人者，还是被帮助者，“共情耗竭”无疑都不是一件好事。 如果我们和每个人都进行共情，恐怕连办公室的门都无法走出，我们会直接被屋内每位同事的痛苦给击垮。所以，我们只会在有些时候把他人的情绪放进来，其余时候则隔绝在外。 咨询师、护士、社会工作者选择接受他人的痛苦并不意味着他们有任何特殊能力来应对这些痛苦。他们在情绪上面对的严重后果被称为次级创伤(secondary trauma) ——不同于常见创伤，次级创伤不是由直接遭受创伤引起的，而是在看到其他人遭受痛苦后发生的。 次级创伤对人的生活也有着真切的影响。比如出现睡眠障碍，出现压力相关的躯体疾病，酒精或物质滥用。同其他灾难和创伤中的受害者一样，专业助人工作者难以隔离自己和他们所见证的痛苦。下班后，病人的痛苦仍然在困扰着他们。例如，Allison有一次和伴侣外出吃饭，当她听到隔壁桌情侣在激烈争吵，便想起自己的学生和父母、男/女朋友相处的故事，然后她就发现自己不能无视这对情侣的对话，不能对这场争吵置之不理。 到处都是不幸事件会让助人者感觉自己的努力就像精卫填海，都只是些无用功。这种感受榨取了助人者在工作之外帮助他人的意义——当周围有人正疑似被虐待，你怎么可能还去慢跑？当有人那么需要你的时候，你怎么还能安心回家做晚餐？ 并不是只有助人者有这种感受。共情耗竭(empathy fatigue)也可以用来准确形容现代育儿模式。我们很容易错误地把好的育儿方法等同于父母精疲力尽，把自己的一切都给自己的孩子——还总差那么一点。研究也表明父母由于长期育儿压力而会出现难受不适的生理症状。 而职业助人工作者每天都经受着这样压力和痛苦的高强度接触，总有一天会处于崩溃的边缘。 这就很糟糕了。 我们必须要这样吗？当然不是。我们其实可以避免这种“耗竭”。 助人者需要做到共情，但共情并不只是一面。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研究都揭开了共情所涉及的两个方面的巨大区别： 情绪感染，替代性体会另一个人的感受，比如感知对方的痛苦； 共情关怀，则意味着我们使用共情的原因，是为了减轻他人痛苦。 情绪感染，容易让你模糊自己和他人的边界。但共情关怀，则要求你维系甚至加强自己和别人的边界。而避免耗竭的正确姿势，就是让自己一边保持共情关怀，一边又可以不受到情绪感染。 情绪感染和关怀之间的区别并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这需要有意识的训练。 情绪感染和关怀作为共情的两方面，并不用绑在一起，这两种状态会带来非常不同的行为。心理学家Dan Batson和同事在1980年代后期做过一系列经典实验： 给一群心理学本科学生放映一个学生被轻微电击的视频。观看视频的被试，需要报告在看到视频时感到痛苦的程度（和情绪感染相关）和对视频中学生的关怀程度（常见表达多为“触动”、“同情”等词语。） 结果显示，情绪感染和关怀在被试的反应中只是微弱关联。一部分人主要表现出关怀，另一部分主要感觉到痛苦。 然后Batson给被试选择帮助视频中学生的机会：和她交换位置，替她分担电击。关键在于，Batson在实验中设置了被试可以选择放弃帮助的选项（比如，被试可以选择不帮助被电击的学生，直接离开，也不用观看她遭受电击的场景），另一群被试则没有该选项。 结果，感受到更多痛苦、且可以选择帮助的人，很多会选择拒绝帮助；而表现出更多关怀的人，也会选择帮助。这似乎可以告诉我们：沉浸在他人的痛苦之中可能激励我们对他人施以援手，但也有可能阻碍我们作出任何行动。 Batson认为这个实验道出了共情的本质。在他看来，痛苦导致我们向内的倾向，为了让我们自己好受些，我们会选择帮助他人或者直接避开受害者。但是关怀不同，关怀让我们保持关注外部。 关怀不是简单的稀释了的情感感染。关怀驱使我们去接近他人的痛苦，哪怕情感感染让我们自发远离痛苦源。 越来越多的实验证明，共情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特性，而是受我们控制的，能根据我们作出的选择而增强和减弱的——也就是说，可以训练的。 训练可以让助人者将共情“调整”到关怀这个频道，让我们在保持共情的同时也不被共情的力量支配。 如何训练呢？ 神经科学家Tania Singer做过一个非常好的调整共情方式的范例。她组织了一次共情冥想训练(compassion meditation) 。参与者先思考他们自己的痛苦，再想办法给自己温暖和关怀；然后，再系统性将这种关怀“稀释”到周围环境中：给到身边的好友和家人，再向陌生人，最后实现对人类的关怀。 在冥想训练前后对参与者的脑部反应进行扫描，会发现参与者的脑部活动确实发生了改变，积极情绪的脑区也有所激活。 但本质来说，这种冥想所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让经常陷入“共情耗竭”的助人者们，在关心别人之前，先关心一下自己。 所以，如果我们想保持积极，想持续性的帮助身边的人，也许需要先记住一个古老的训令：爱你自己。 但问题似乎也在于，“自爱”往往最难做到。 本文系编译，原文链接：http://nautil.us/issue/35/boundaries/how-to-avoid-empathy-burnout JAMIL ZAKI ✑ 撰文Allie ✑ 编译野生好人 ✏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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