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心理学对“自我”这一概念的认识可谓纷繁复杂，不同流派有不同的认识。总体而言，对“自我”这一概念的认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认为 自我在成人后是固定不变的，倾向于从个体的视角看自我，强调人应该忠实于自我；另一类认为 自我即使在成人后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自我是关系性的，不同的关系可以发展出不同的自我，同时自我还属于更大的社群。有两个提问可以反映这两种观念的差异。第一种认识的提问是“Who are you?”好像有个固定不变的你，可以去探索和发现，并且我和你是截然分隔的；第二种认识的提问是“How are we becoming other than who we already been?”(我们如何正成长为一个和当下不一样的人？)这一提问不在你我之间划分界限，我们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并且无论我们是否想要改变，我们都在改变。作为叙事治疗师，我们秉持的是第二种认识。既然我们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那什么在影响我们的变化？我们生活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中，每一个社会文化都有一些主流的价值观、信念、习俗和标准，在规范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影响我们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叙事治疗把这些在特定社会文化中被视为理所当然正确的主流价值观、信念、习俗和标准，称为 主流论述 。人们按照主流论述规范和塑造自己，却很少思考和质疑这些论述。叙事治疗认为人的心理问题的产生，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人们无法达到主流论述的要求或标准。例如如果主流论述认为男人就应该有成功的事业，如果一个男性在职业上发展平平，即使他很顾家，对人友善，有不错的人际圈，他还是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人，觉得自卑。另一种情况是人们能够达到主流论述的标准，但是达到标准的过程带来的影响造成了问题。例如一个人兢兢业业，为了集体利益常年在外，牺牲了自己的家庭。从主流论述看，他是一个成功的人，是楷模。但在自己的家庭中，长期的缺失导致家庭关系出现各种问题。如果我们对主流论述缺乏思考和质疑，我们常常会在努力达到主流标准的过程中，迷失了自我。因此，我要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每一个人的“人生伦理”。当自我不再是固有不变的事物，而是一个时时刻刻的自我规划时，我们都要为自己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负责。叙事治疗称之为“自我关怀”(care of self)。如果我想要成为一个“好人”，我就时时刻刻规划自己做“好事”，并且还要思考这些“好事”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的影响。我需要思考当下的选择、采取的行动正在把我塑造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人是我真的想要成为的吗？我需要思考在本土文化中，哪些论述是我想要遵从？哪些论述又是我想要修改或摒弃的？我自己更偏好的价值观、信念是什么？当我们不再盲目地听从主流论述的要求，从思考和质疑中发展自己更偏好的价值观和信念时，并且按照这些价值观积极主动地采取相应的行动，我们就在塑造自我上就有了主动权，我们的人生也因此有了更多的方向和可能性。
以痛苦抵消痛苦——浅谈自我惩罚（自我伤害）
朋友在减肥，一起出门逛街时没忍住喝了杯奶茶，满足地吸干净杯中最后一颗珍珠，转而一脸懊悔地看着我，开始抱怨自己自制力不够不该嘴馋。眉头皱了半晌，她终于咬咬牙，道：“接下来我要戒糖三天，惩罚一下自己才行。”说完心情似乎平复了许多，才终于又把注意力放在当下，可以安心享受难得的空闲时光。在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会从家庭和学校的教育中学习到，做一些不该做、或没有做哪些应该做的事情时，可能会带来某种后果，被称为“惩罚”，如上课和邻桌讲话会被老师点名批评，放学不按时回家会被父母限制看电视的时间等。久而久之，我们会内化这些信息，生长出自我规范的能力，以避免出现令人不愉快的后果。一些人会发展出自我惩罚的机制，来动员自己达成某个目标或应对某种情况——正如开篇的例子中正在减肥的我的朋友一样：惩罚自己戒糖三天不但可以让她更好地在减肥过程中克制自己的行为，更重要的，这样的决定可以让她因喝了奶茶而产生的懊悔感即刻减轻，不再被自我责怨的情绪所困扰。 对很多人来说，自我惩罚看起来是一种有效的自我规范机制。但是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了解了许多来访者有关自我惩罚的行为和经历，我不禁开始思考：所谓的自我惩罚，对我们来说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对于这个问题我并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是”或“否”的答案。事实是，自我惩罚囊括了一系列的行为——从简单的因为没有做完功课而缩短自己玩手机的时间，到严重的以尖锐的物体划伤自己来试图停止拥有某些想法或感受。有一些自我惩罚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提升和完善自我，而另外一些则演变为一种对自身的攻击，显然对我们的心理和身体健康有严重损伤。在这篇文章里，我将会用更多的篇幅来讨论后者，粗浅地谈一谈一个人可能如何在自我惩罚的行为中从对自我的提升演变为对自身的伤害。文章最后，我也会和大家一起探讨停止不健康的自我惩罚行为的方法，并寻找更积极正向的自我调节方式来帮助我们完善自我。什么是自我惩罚？自我惩罚，如上述所说，是一种试图提升自我掌控感或约束感的机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我们对自身施加某种不快，以试图避免一些可能让自己更加不适的后果或感受。换句话说，就是以预防或抵消某种痛苦为目的、对自己施加另一种痛苦的行为，就是自我惩罚。 自我惩罚拥有心理性惩罚和生理性惩罚两种模式。 心理性惩罚：包括在内心不断地苛责甚至贬低自己，如“我为什么就不能再聪明点？”“我就是个废物！”；或者是让自己对过去发生的某件事情长久地抱有内疚和悔恨的情绪；它可以表现为当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而不去求助；或者是反复地让自己错失成功的机会，因而持续被挫败感折磨…… 生理性惩罚：包括一系列对自身施加生理性不适的行为，可见的例子有因为中午吃了高热量食品而决定不吃晚餐，过度健身以至于自己的身体受到损伤，实行不合理的节食计划或者暴饮暴食，吸烟酗酒，割伤或烧伤自己，揪扯自己的头发，以头撞墙，等等。适度的自我惩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学习和成长。而不健康的自我惩罚则是一种自我伤害，它会让我们攻击自我，轻视自我，隔离自我，甚至抛弃自我。它会让我们难以感受到自身的优势或价值所在，从而无法完整地去和自己、和这个世界相处，无法更好地享受生活，也难以达成自我实现。值得强调的是，任何一种对自身造成生理性损伤的行为都是不被提倡和应当被立刻停止的，无论你试图利用它达成何种目的。 很多心理学家认为，任何形式的自我伤害背后其实都隐藏着某种心理疾病或情绪障碍，应当被严肃对待和认真处理。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或身边的人有反复出现的自伤行为，请记得这个社会上有许多帮助资源可以寻求。自伤行为的背后可能有各种复杂的原因，但它是有希望被治愈的。为什么自我惩罚？ 很多心理学家和哲学家认为，人类是趋于享乐的。我们本能地避免可能会让自己产生痛苦或不适的事物，尽管有的时候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借用一种痛苦来抵消另一种痛苦，尤其是当这种痛苦来自心理层面上时。 愧疚感或自责感 导致自我惩罚行为的一个常见原因是愧疚和自责感。当我们感到自己的行为让亲人或朋友失望受伤，或者当我们没有达成对自己设立的某个目标时，我们可能会试图通过某种方式惩罚自己，以寻求对方或自己的谅解来消除内心的愧疚和自责感。 愧疚或自责是会让我们感到非常不适的情绪，有的时候为了避免感知到它们，我们甚至可能在它们产生之前就先进行自我惩罚。 这种情况在强迫症患者的身上尤其容易见到。我曾经接触过这样一位来访者，他有相当严重的强迫性思维和行为，当中一个症状为每看到他的母亲，他都会不可控制地联想她出事故惨死的景象。这样的画面让他极度内疚和自责，以至于为了避免产生这样的联想，每次和他的母亲相处，他都不得不用牙齿咬伤自己的舌头，或者以头撞墙，以疼痛来引导自己的注意力。他曾经给我展示他的舌头，上面布满新痕旧伤，令人不忍卒视。 自我信仰和价值体系 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自己的信仰和价值体系。它的存在很重要，引导着我们去理解日常身边发生的事情，并影响着我们的每一个决定。我们常常会本能地去维护这个体系的平衡，以防自己一直以来对自我和外界的认知产生动摇或者坍塌，哪怕有的时候这样做意味着自己要受到惩罚。一个很常见的例子：我们的文化讲究孩子应当孝顺和尊敬父母，这在有些家庭往往会被理解为做子女的不忤逆父母的意愿，听从父母的想法，不做可能会让父母伤心的事情。而很遗憾的是，随着子女的成长和发展，子女注定要和自己的父母分离，成长为独立的个体。这就意味着我们遇事可能会有和父母不一样的观点和感受，有不同于父母的对自己的人生的规划。当与父母的不同想法意味着要让父母生气或伤心时，我们通常会陷入极为矛盾的情绪：一方面我们希望自己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另一方面这样做又可能意味着要对父母“不孝”。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些想法或行为和自己一直以来持有的信仰和价值观有了出入，我们便有很大的几率对“不孝于父母”的那一部分自我进行批判、攻击、甚至惩罚。 另一种自我惩罚会在宗教信仰中体现。你或许听说过某些宗教徒有自我鞭笞的行为。当虔诚的教徒认为自己的行为有违宗教信仰时，会进行某种形式的自我惩罚向神赎罪。也有一些宗教认为惩罚是对灵魂的净化或是对忠诚度的佐证，因此一个人或许会对自己施加痛苦，以升华自我或证明自己的虔诚。还有一种情况：如果我们的内心相信自己所处的世界应当是公平的，并认为一个人做了错事就应当受到惩罚时，那么当我们发现自己犯了错，也就有可能对自己进行惩罚。这让我想起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个例子。上周的某天早上，我在蹲身换鞋的时候额头不小心狠狠撞在了墙角，感受到剧痛的那一瞬间我内心的第一反应是生气地抱怨：“我做错了什么上天要这样惩罚我？”直至数秒钟后疼痛有所减轻，可以稍微冷静下来反思，我才有些发笑地意识到自己内心原来就存在着这样一个公平的世界，那里恶有恶报善有善终，所以我才会在自己意外受伤的时候下意识地埋怨上苍，认为只有自己做了错事才应该经受这样的痛苦。而当哪一天我真的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又是否会对自己进行惩罚呢？我想很有可能会的。但这样的动力通常会发生在潜意识里，需要我不断地进行自我觉察才更容易意识得到。 负面的自我认知 如前文提及，心理学中有一个说法是：人类普遍更乐忠于保持正向积极的感受，而倾向避免不适负面的感受。但有时我们也会发现一些人会通过某些行为来刻意维持甚至加剧自己的不快感，比如接连地看一些悲剧电影，或者反复听一首令人心情低落的歌曲。一项社会心理学的调查研究发现，当心情低落的时候，低自尊和低自信的人比起其他人更缺少动力去做一些事情来改善自己的心情（Wood et al., 2009）。 我们可以用自我验证（self-verification）的理论来理解这个现象。自我验证理论提出，每个人内心都对自我有一个认知（这个认知通常是基于过去自身与外界的互动经历所形成的），并且期望外界对待自己的方式与自我认知相符，哪怕当这个认知是负面的时候。因此，在这项研究里，低自尊自信的人更缺乏动力去提升自己的心情，因为良好的感受与他们对自己负面的认知并不匹配，他们甚至可能认为自己不值得拥有好的感受。这或许也是为什么有一些人总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让自己错失成功的机会，始终被一种不得志的挫败感所困扰，因为他们内心深处认为自己不配拥有成功或幸福，也不应该对自我感觉良好，体验这些正面的感受反而会让他们感到陌生和不适。 掌控感的缺失 人类是社交动物，一生都在寻求与外界的连接感，接纳感，和认可感。可事实是，我们在社交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经历被拒绝和被否定。有时我们会感到被信任的人背叛，有时我们会失去珍视的人或物，有时我们会发现爱的人把自身的需求放在我们之前，有时我们会意识到自己的愿望或梦想并不总会被实现……当经历这些生活中的伤痛时，我们会本能地产生一些冲动。这种冲动或许会在内部被体验为愤怒或者不甘的情绪，动员我们去向外界寻求安慰，并鼓励我们采取行动对不满的现状进行改变。但是，如果我们在试图做些什么的时候，却反复地遭到周围的忽视，打压，或嘲讽；如果我们在寻求外界安慰的时候却不断地遭受孤立，攻击，甚至虐待呢？当把我们内心的冲动导向外界，向外界求助、并试图在外界创造改变不再是一个让我们感到安全或有效的举动，我们就有可能把这股冲动转移向自己。 我们对自己的无力愤怒，因自己的“无能”不甘。我们开始对自己说：“我才是问题。我之所以遭到拒绝或失败，是因为我不够优秀或强大。都是我的错，所以我要怨的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 因此，惩罚或攻击自我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反映的其实是一种绝境中充满痛苦的希望：为了能够避免或减轻来自外界的打击，我们为自己的遭遇找到了一个可以让我们更有掌控感的原因和解释——错全在自己。惩罚了自己，问题就有可能解决，痛苦才有可能消失。我们相信万事皆有因，会习惯性地为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寻找一个解释，因为知识就是力量。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可以让我们对周围的环境更有安全感和掌控感，而未知和迷茫则会让我们烦扰，忧虑，和不安。可是，有的时候对不确定感的回避和逃离会促使我们归错因。等我们意识到的时候，我们或许已经习惯性地将生活中的不如意皆归因于自我，在反复的自我惩罚中寻求那一份脆弱的掌控感。“痛苦让我强大” 人们也有可能通过自我惩罚来增加自我价值感和内心的力量感。当我们感到强烈的惭愧或羞耻感时，我们的自尊和自信会受到打击，这个时候我们就有可能利用自我惩罚的方式来减轻这些感受，从而挽回内心的价值感。还有一些情况是当我们内心感到极为脆弱和无力时，对自己施加伤害可能会让我们感到自己足够坚强到可以忍受这些痛苦。这或许是为什么当询问一些来访者拿利刃割伤自己的原因时，他们的回答往往是：这样做会让他们产生一种力量感，尤其是当他们回想起过去所经历的创伤时。 社交目的 有的时候，除了防御或抵消我们内在的痛苦，自我惩罚也可能会影响我们在社交中与他人的关系。当我们感到自己做错一件事，或者让某人失望伤心时，我们或许会通过主动对自己施加惩罚的方式来表达歉意。廉颇向蔺相如负荆请罪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自我惩罚会让对方看到我们的诚心，会帮助我们获取对方的谅解，修补关系之间的裂痕。 也有些时候，人们会试图通过自我惩罚来获取关注，或者伤害和掌控他人。丈夫或许会通过酗酒来赢得妻子的关心，孩子或许会通过伤害自己来表达对父母的愤怒，母亲或许会通过责怪自己来让子女产生愧疚感，分手时一方或许会用自杀的威胁而试图挽留另一方……然而，反复且过度地在他人面前伤害自己有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对自己失去尊重和重视，他人对我们失去耐心甚至信任，反而对关系的稳定有害无益。如何停止不健康的自我惩罚？ 或许你早已意识到，自我惩罚虽然是我们面对难题或痛苦的一种应对措施，但在很多情况下它并不能帮助我们真正解决问题。相反，我们可能会在对自我的苛责和伤害中感到愈发孤独和无助。对自己的愤怒或不谅解会消耗我们的精力，妨碍我们活在当下。我们与外界的关系，与自身的关系，以及内心趋向自我实现的动力，都可能会被不断的自我攻击所吞噬。我们可能会忘记什么是自己真正需要和追求的。我们可能会误入歧途，做不明智的决定，甚至试图通过酗酒、暴饮暴食等不健康的行为来逃离内心的羞耻和挫败感，然后再用这些为由来对自我进行新一轮的愤怒和谴责，深陷入自我惩罚的旋涡…… 那么，我们该如何从这困境中解救自己呢？首先，我们需要清楚自己通常在用什么样的方式惩罚或伤害自己。有的时候我们会有意识地去对自我进行惩罚。无论是因为喝了杯奶茶而决定断糖三天，还是为了不让自己感到愧疚而咬伤自己的舌头，抑或是因为做错了一件事而在内心不停地指责或者贬低自己……当我们有这些行为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意识到这么做是在惩罚自己。而很多情况下的自我惩罚发生在自我的意识范围之外，我们甚至可能不知道自己一直以来的某些行为背后的动机其实是对自我的愤怒和不谅解，这些例子可能包括： 在工作或学习中无限地拖延，以至于自己整日被焦虑和无能感所折磨； 不断次错失成功或晋升的机会； 把自己的日程表塞满，不断消耗自己的精力，想要休息时内心便立刻充满不安或愧疚感； 明知自己的亲密关系充满暴力和伤害，却无法离开； 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连自己都觉得很没有意义的事情上； 把真实的情感隐藏起来，以至于没有人能够真正地接近你、理解你； 拒绝和别人配合，直至感到被所有人抛弃或孤立； 无法拒绝他人，不断牺牲自己，直至被社交的压力拖垮； 当遇到困难时，拒绝向外界寻求帮助等等。学会对自己的行为和想法背后的动机进行探讨和反思，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到自己是否有自我惩罚或伤害的倾向，以便更好地定位所需要的帮助资源。 其次，我们需要认识到：仅仅是告诉自己要停止自我伤害并开始爱惜自己，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要求我们不只是拥有意志力。工作中我接触过很多有自伤行为的来访者，他们每一位都很清楚自己的行为是有害的。当我向他们抛出心理咨询中经典的“魔法问题”：“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早上你从睡梦中醒来，突然发现自己的生活发生了改变：你的内心充满平静、喜悦、和满足感，你的脑中再没有声音指责你，批判你，内心也再没有冲动伤害你自己……你觉得那会怎样？”对此，他们的回答往往是： “我不知道。” “我想象不出来……那感觉很陌生。” “那样就不是我了。”改善负面的自我认知，学会如何善待自己的确非常重要，可为什么即使明白这些我们也很难做到呢？因为自我惩罚会变成一种习惯，甚至可能会成为我们自我认知的一部分。试图改变它会让我们感到迷失、恐惧、和不安，可能会让我们想起无数种为什么我们不能停止自我惩罚、不应该爱自己的原因，也将会带起一些令人痛苦的想法或回忆。 如果说自我惩罚的目的是为了用一种痛苦防御或抵消另一种痛苦，那么当我们仅仅是告诉自己要停止这些行为，就等于是剥夺了自己一直以来赖以生存的防御机制。这会让我们在痛苦面前毫无退路，是相当危险的。因此，想要停止自我惩罚，往往需要我们鼓起勇气探索一个新的方法来应对来自外界或内心的痛苦。如果感到独自一人做这些工作很困难，我们可以尝试通过寻求社交的安慰和支持来缓解内心的痛苦，提升我们的安全感和掌控感。通过和一个真诚的朋友或一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建立一段安全的关系，我们将有机会去体验和内化被理解、被重视、被包容、和被安抚的感受，继而便有希望发展出自我安抚、自我接纳、自我尊重、和自我谅解的能力。我们将有机会在这样的关系里重建内心的价值感和力量感，渐渐地，便有希望从自我惩罚的桎梏中解放自己，完整地去生活，完整地去爱。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得拥有一个更好的生活，我们只是需要让自己尝试更多的可能。祝好。References:Wood JV, Heimpel SA, Manwell LA, & Whittington EJ (2009). This mood is familiar and I don’t deserve to feel better anyway: mechanisms underlying self-esteem differences in motivation to repair sad mood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6(2), 363-80.
当人生遭遇无价值感
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可是人的内心却越来越贫瘠，也许如今的社会中越来越没有统一的价值观，人们可以崇拜金钱，也可以遵守传统，既可以开放也可以保守，我们看似极其自由，同时也极其空虚和恐惧。我们注定比前人更迷茫和空虚，也更难以躲在一个角色和外壳下度日。 现代社会越没有统一的价值来规定我们的人生道路，我们越需要依靠自己对自我的深入的了解，才可以确认自己，并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虽然存在主义宣称人是被“抛入这世界的”，可是如果细细思索，我们会了解，人本身并不是被无情的抛在这个世界的，如果顺利的话，是在父母的呵护下成长起来的。如果父母给予了良好的互动，是可以给与孩子一种坚实的依靠，孩子也会在这种稳固的关系中逐渐探索自我，并最终成为“自己”。 孩子了解自己的第一个老师其实是父母，不是自己。没有谁不是一开始通过父母的眼睛看自己的，客体关系心理学家温尼科特就说过 “婴儿从来就不是单独存在的”，自体心理学创始人科胡特也曾说过 “孩子需要母亲眼中闪耀的光彩”。心理学认为人们感知自己的体验其根源是来源于和他人的体验，特别是早期养育者的回应，如果养育者对于婴儿是比较敏感的，比如当婴儿感到不舒服的时候，妈妈可以很快的回应到孩子这种感受，比如妈妈会去看看孩子是不是肚子饿了，或者是因为尿了，又或者是因为孩子感到温度有些低，妈妈可以及时的给与适当的回应，比如把奶瓶凑过去，或者帮孩子换一个干爽的尿布等等。当妈妈这样调整了之后，孩子又恢复了舒适和愉悦的状态。这样的互动在每天的生活中不断上演，婴儿会感到安全并有掌控感。 如果遇到不敏感的父母，任由孩子处在不舒服的状态，我们会发现孩子的表现往往会是一开始有轻微的不愉悦感，逐渐升级到暴怒大哭，最后逐渐抑郁消沉，如果这样的情况如此多的出现在婴儿的生活中，婴儿逐渐会陷入到失去控制，极度不安全和抑郁的状态中。 其实一个孩子从出生到长大，会经历非常漫长的过程，不像其他动物，人类和父母在一起生活时间非常长，那是因为孩子需要长时间父母的照顾才能完成自我的独立，这种照顾不光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理上的，孩子最终发展为独立健康的个体需要在和父母良好的互动中获得。父母需要在孩子不同的发展阶段给与孩子适合他这个年龄阶段的培养，而这个过程对于孩子和父母来说都充满着艰难。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性格特质，成熟的时间和过程也都不一样，父母也是，父母除了养育子女外还要经历很多人生的波折，孩子和父母相互爱着也相互适应着，相互摸索着相处之道。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现代社会给与父母的压力越来越大，父母也越来越难以有大量的时间来和孩子在一起互动，就算可以抽出时间和孩子互动，也时常带着焦虑和压力，互动的质量可想而知。我接触的很多无价值感的来访者，这些来访者往往是因为内心的匮乏感来到咨询中，但却不知道这种匮乏感究竟源自哪里。有的会认为自己不够坚强，有的会觉得是因为自己自卑造成的。如果深入了解，会发现在无价值感底下，是对父母的深深的渴望。她们渴望有一个疼爱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有时间陪伴自己的，或者是有力量的，可以给自己鼓励和支持的父母。造成现在这种困境，常见的是源自两类有问题的亲子互动，一类是父母对于孩子要求过高，总是批评孩子。似乎在亚裔文化下，父母都不善于去称赞自己的孩子，曾经听到有一个来访者说到自己有一次本来好不容易考到了90多分，想要拿去和妈妈炫耀一番，妈妈冷冷的说，那些错了的题目为什么错了，要他好好去反省反省，当时的他并没有什么感觉，似乎这种失望太常见了，就被当作一件无关痛痒的事情过去了。当他再次谈起来的时候，他体会到了巨大的失望和伤心，他是多么的渴望母亲可以肯定他称赞他。随着对自己的了解越来越深入，他对于自己的渴望也越来越了解，而同时对于自己的价值感也越来越肯定。 还有一类互动其实影响更为深远，但也更为隐蔽，这种情况就是忽视，比如父母因为工作比较忙或者是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在自己身边，孩子很多时候是独自在家或者是经常被寄放在亲戚家里面的，这种互动下成长的孩子，当我们问他们和父母的记忆的时候，对方往往回忆不起来有什么记忆，他们常常显得比较冷漠和回避，有的人对于自己的感受也不是很清晰，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获得父母的回应，自然也很难感知到自己的各种渴望和感受。他们内心往往有一些巨大的空洞，这个空洞是那么的真切，但又是那么的莫名其妙的存在。无论是批评还是忽视，究其原因是因为父母和孩子之间没有形成协调的互动过程，亲子之间的互动很多时候就像是一场双人舞，需要相互适应和配合，只不过孩子越小，父母需要带领的就越多一些而已。“我们生活在一个最好的时代，也生活在一个最坏的时代”， 时代给我们的内心世界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当我们空虚、抑郁和迷茫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理解我们自己，理解我们和父母的关系，理解我们内心真切的渴望、需求以及我们的恐惧。
重构自我生命故事 – 叙事治疗简介
我常常被问到： 叙事不就是说故事吗？ 说故事是很平常的事，怎么会成为一种治疗方式呢？因此，本文将对叙事治疗的理论基础进行简介，并且借助具体案例帮助大家理解叙事治疗。什么是叙事治疗？叙事治疗是属于后现代主义的心理治疗方法，采用了后现代主义的思维，关注个体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发展出来的生命故事。叙事治疗是1980年代末期由澳洲的Michael White 与新西兰的David Epston从家庭治疗中发展出来的。叙事治疗属于后结构主义，是对结构主义传统心理治疗的一种反思。当时的哲学思潮转向研究语言的代表性，认为人不应该只作为回应的客体，应探索人作为生命主体的意义是什么。叙事治疗整合了社会理论，包括语言学及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强调语言意义的重要性。Michael White and David Epston 认为语言是建构于人的自我认识及身份认同，因此咨询师需要留意个案是如何在他们生活的情境中进行意义的建构。叙事是后结构主义的体现。后结构主义注重解构那些不被人所意识到却操控人行为的力量，包括来自语言与社会历史文化的力量。这种潜在的操控力量有点类似弗洛依德的潜意识，但它不只是个体内在的冲突，更是人在比较大的社会文化脉络中怎样成为有意义存在的历程。后结构主义质疑的是那种只接受独断专行及唯一真理的大叙事，它也反对非此即彼的二元分法，推崇歧义性的多元解释，认为每个人的生命故事都可以是开放的文本，等待着被诠释。怀特将生命的故事叙述分为表面与深度的叙事，深度的叙事类似于人类学的深度描绘 (rich description)。叙事治疗师会怎么做？治疗师需要采取比较乐观、好奇的态度，尊重个案的经历，用主动倾听与提问，帮助个案发现叙事中潜在的假设与不协调之处。个案的故事叙事需要是丰富的， 而不是单薄的。丰富的叙事正如人类学研究那样，需要站在对方的文化环境中去理解个案故事叙述的意义何在。即便是协助个案寻找意义，其故事的诠释也必须回到他们的生活背景中，因为个案才是他们生命的主人。治疗师可以以“赋能”的方法，协助个案寻找生命中闪光点，特别是思索如何应对眼前的困境。个案也许一时感到迷茫，失去了生活的意义。但是从他叙事中，咨询师可以帮助他重新寻找到自己的闪光点，重新找到自己的声音，找到重构自我生命故事的可能性，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叙事案例一：来访者没有考上国内的名牌大学，因此父母帮他申请澳洲的大学，他心中很矛盾。“父母为我申请国外的大学，他们一直强调他们对我有多么好，牺牲有多么大，他们对我的期望很高。但是，我一方面很感激他们，另一方面却感到没有考上国内名校而让他们丢脸，所以心里很自责。虽然他们没这么说，我还是很有罪疚感，真希望他们不要对我这么好。”叙事治疗师聆听了个案的叙事，会用解构式的提问帮助个案检视他的自我认识与自我价值的形成是如何受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文化影响，又是如何内化了父母的价值观，以至于自责罪疚。通过提问，治疗师协助个案找到他一直以来所赋予学习的意义，而这些意义是如何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个案可能看到没有考上国内名校而出国不一定是不好的，作为自主的他可以如何看待未来的发展等等。叙事治疗案例二：Lailai 是位新加坡华裔女性，在她15岁时，她的母亲就去世了。作为家中的长女，她必需担负起照顾弟妹的责任，因此她高中毕业后 就进入社会，帮助父亲养家。结婚后，她长期遭到丈夫的家暴，十年后与丈夫离婚。最近，她与男朋友谈婚论家，却偶然发现未婚男友与其他女人有亲密来往，她决定退婚。在主流的社会文化中，女性的身份地位是卑微的，她们是为了服务男性而存在的，位于从属地位。女性需要生娃，照顾孩子和老人，她们可能没有自己的名字，而被称为是某某夫人、某某太太，或某某家的妈妈。古时妇女的“妇”子，右边就是一个扫把的象形字，由此而见女性是作为晨昏打扫的工具。因此，Lailai 理所应当的担负起养家及照顾弟妹的责任。在咨询的过程中，她有机会检视许多她所处的社会文化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故事，她发现：为了照顾家庭，为了维持婚姻的完整性，她付出了整个生命。作为女人，她必须为家庭的和谐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心力。 Lailai ：我的生命都被浪费了。咨询师：生命如何才不被浪费？。Lailai：至少我觉得自己应该活得更有价值。咨询师：怎样才是活得有价值？Lailai：我把我的青春给了我的家庭和弟妹。如今他们也大学毕业，我也很欣慰。但是我把自己给了有家暴的婚姻，我以为只要再忍一忍，再多付出一些，婚姻就能够挽回。如今想起来，我浪费了我十年的生命，生命是珍贵的，怎么能如此浪费呢？怎么可能把珍珠丢给狗呢？（Casting Pearls before Swine）咨询师：你说生命是珍贵的... ...治疗师沿着Lailai提出的“珍贵生命”主题进行提问开展， Laillai仿佛是说着别人的故事般叙述她自己的经历，并为之命名或者取标题，探讨问题是如何影响她的生活，进而谈到她所向往的生命叙事。Lailai用光滑的小卵石代表珍珠，详细叙述她所拥有的珍珠：纯洁的珍珠（代表她纯洁的爱情），美丽的珍珠（代表她的青春年华）, 智慧的珍珠（代表她曾帮助前夫处理他与前妻的离婚），翡翠的珍珠 （代表她和谐的气质）等等，而最后一颗是“爱与接纳”的珍珠 , 她把所有的珍珠排成一串项链。每选一颗，她就对前夫说他是如何不配这些珍珠，她要把代表她珍贵生命的每颗珍珠都要回来。到最后一颗时，我问她要怎么办，她说要把那颗“爱与接纳”的珍珠一辈子挂在胸前。怀特认为人的叙事是被建构的，因此可以容许有不同的诠释。当Lailai被允许为自己的生命故事作诠释，并寻找不一样的故事发展，她就可以重新建构自己的生命故事，体现作为生命主体的人生。这种外化的叙事方法, Derrida 称之为解构的叙述, 也是“赋能” 或“增能” （Empowerment）的叙事，会导致不一样的叙述结果和结局。正如White and Epston 所说，人是有能力干预他们的生活与人际关系。注：本文案例中涉及的来访的真实信息，均已经过严格的模糊处理参考书1. Gergen, K. J. (2001). Social Construction in Context. London: Sage.2.McLeod, J. (1996). The emerging narrative approach to counselling and psychotherapy. British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ling, 24, 173 – 184.3. White, M. & Epston, D. (1990). Narrative Means to Therapeutic Ends. New York: W. W. Norton.4. White, M. & Epston D. (1989). Literate Means to Therapeutic Ends. Adelaide: Dulwich Centre.5. White, M. (1998). Re-authoring lives: Interview & Essays. Adelaide, Australia: Dulwich Centre Publications.
别逼你的脑子了，它现在不想动｜漫画
冯女士 / 酒鬼 ✑ 策划 野生好人 ✏ 插画
从“虚假自体”到“真实自体”
我觉得“半路出家”转行到心理咨询行业的，可能多半都有一颗想要寻找到“真实的自己”的心吧！至少于我而言，是如此。 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自己是谁，究竟想干什么，能干什么。就是觉得内心有很多的能量无处释放，因为找不到一个可以让我全心投注的地方。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星巴克卖咖啡，虽然我很感谢它对我职业素质的培养和给我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两年合同期一到，我还是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后来我辗转于各种类型的公司，营销策划、职业咨询、会展服务、卖鞋、卖画……最后在一家健康管理公司待了六年，期间我还学音乐、学绘画、学朗诵、给杂志写稿。折腾了不少事情，但都长不了，也都觉得那不是我。我到底是谁？我的心到底在哪里才能找到最终的归属？ 直到去参加了心理咨询师的培训，才终于有了一种：呶！这就是我！这就是我这辈子要做的事情的感觉。而遇到精神分析与佛学以后，这种感觉又最终锚定在了一个此生可以全力以赴的目标上。 有的时候，我会羡慕那些很早就知道自己要什么，也在职业发展的早期就能站在一个很高的起点，并有所成就的人。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运气。虽然遗憾，也只能哀悼，并在自己所拥有的起点和潜能上，尽人力、听天命！ 也是因此，我会对与“自我实现”相关的主题情有独钟，或许，这也是唐纳德·温尼科特和海因兹·科胡特，包括卡尔·荣格等的相关理论，能够打动我的原因所在吧！ 从“虚假自体”到“真实自体” 这两个概念，最早是由精神分析客体关系中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唐纳德·温尼科特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分别提出的。自体这个概念很宽泛，但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将“真实自体”理解为“就是我的那个人[1]”，能够“自发地”表达和呈现自己的真实状态，大体觉得内外一致、如其所是。而“虚假自体”，就像是戴着一个“真皮面具”，虽然看起来行动、功能与正常人无异，但却感觉不到自己真实的存在，就像是一个“借来的人格[1]”。 “真实自体”最原初的阶段来自于身体的动能，就像温尼科特所言：“真自体源于身体组织的活力和身体自主活动功能，其中包括心跳与呼吸。它是与原初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诞生之初，我们所拥有的是一个“身体自体”，而这个身体的自体是否能够真实地表达取决于母亲（主要照料者的统称）的回应。譬如，婴儿饿哭的时候，母亲的乳房是否能够及时地送到TA的小嘴里满足吃奶的需要；还是哭得快死过去了，身边连半个人影也没有。或者，婴儿抓住母亲的手时，母亲是否能够在力量上和TA形成互动；还是婴儿像握着一根木头，没有半点气息……所有身体的回应、安抚、互动等，都在帮助孩子确认自己的身体自体的真实感，并在皮肤互动的过程中，建立起身体的连接与边界。这部分的匮乏，有可能会在心理意义上身体自体的层面，产生萎缩、退缩、隐藏、害怕表达和接触的问题。 伴随着身体自体的成长，心理自体也在诞生与成长，在婴儿早期，作为一个需要完全依赖于母亲的弱小个体，尤其需要母亲强大自体来保护和抱持婴儿弱小的自体，婴儿未分化的情绪能够被容纳、辨识、回应、调节，并能够在“妈妈的脸[3]”这面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存在。这所有的一切，对于一个人心理意义上真实自体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我不成其为我，如果没有一个你来指认”，“自体”的评价与定位，永远需要有一个“客体”作为参照。而如果这个“客体”是个哈哈镜，或者蒙了灰尘，那么势必无法反映这个孩子真实的自体，为了确认自己“好”的存在，这个孩子就需要像伪足一样发展出“虚假自体”，以讨得别人的欢心，进而确认自己的存在与价值。 而这个所谓“真实”或“虚假”的形成，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可以始于非常基本的情绪层面的回应，例如婴儿笑了妈妈也开心，婴儿哭了妈妈也难过，安抚并帮助TA调节。当母亲与婴儿情绪同步时，我们可以理解为母亲作为一面可以让婴儿看见自己的“镜子”；而当母亲包纳并调节婴儿痛苦的情绪时，我们可以理解为母亲是一个稳定情感的“容器”。而如果母亲抱着婴儿的时候，就像是抱着一块木头，不管婴儿有什么样的情绪反应都无动于衷，那么一方面，婴儿无法通过“母亲的脸”这面镜子确认自己的主体感，那种真实、自发的体验会慢慢变得萎缩而失去了自己；另一方面，那些混乱的情绪没有母亲“坚实的自体”作为容器去包纳，势必就像一个“幽灵”般时不时地在体内作祟，产生痛苦的情绪体验。 当然，并不是非此即彼，也不是一一对应，而是母亲和孩子两个主体间的互动影响，并且会随着孩子心理自体的成长，面临新的发展议题，也对于母亲等主要照料者提出不同的需求。 就拿本文开篇的议题来说，关于一个人“职业身份”的认同，大约是青春期左右的孩子开始思考与探索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可喜欢看哈里森·福特主演的《印第安纳·琼斯》啦，那个知识渊博的考古学家的异国冒险可酷啦！所以我当时的有个梦想，是考北大的考古系，并想象着我蹲在一个古墓里，昏黄的灯光下，手拿一个不知名氏的骷髅头在研究。当然，这个梦想没有实现。后来，我又迷上了电影配音，买遍了所有我能买到的配音磁带，还抄录了很多的电影台词，没事就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念念有词”，当时最喜欢的是童自荣，而邱岳峰和李梓配的《简·爱》是我心底的最爱。当然，这个梦想也没有实现。不过，经过多年的发酵，这两股星星之火，并没有完全熄灭。虽然我没有去挖掘现实意义上的遗址，但我在“考古”人类心灵的“密臧”；虽然我没有成为配音演员，但持续录制专业有声书，自娱娱人。 也是由此，就涉及到一个议题，当我们的梦想，不被社会主流价值的评判标准所接纳时，我们是能够坚持自己的“真实自体”，还是屈服于“他者的欲望”而建构“虚假自体”。外部看起来让父母安心，让他人赞叹，被社会认可，但是自己的内心却空空如也，没有活力、没有激情、找不到生命的意义与方向。 从“理想化客体”到“夸大自体” 这两个术语是由自体心理学派的创始人海因兹·科胡特所提出来的，他并建构了一个自恋的发展路线，亦即经由“理想化的双亲影像（客体）”被内化，并创造出“理想”，而表现癖的“夸大自体”被修饰，则成为“雄心”。 自恋的发展路线（摘自《汉斯·柯赫与自体心理学》P86）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刚刚出生的婴孩儿，是如此地虚弱、稚嫩，此时需要依附一个更强大的客体（通常为母亲），并通过母亲的“护持”，让自己觉得安全与有力。而在这一过程中，内射并内化母亲的人格，而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或者，变得更糟糕。情绪是有感染性的，稳定平和的母亲，会把她平静的力量带给孩子，让孩子得到安宁；而焦躁不安的或抑郁的母亲，也会把她的负能量传染给孩子，让孩子不得安宁。除此以外，母亲作为孩子最早的“外部客体”，是安全、有力、可依赖的，还是不稳定、危险、有伤害的，会被孩子吸收并作为记忆保存，影响到孩子未来对他人的知觉。如果早年在客体关系中感觉不安，则会影响成年以后在人际关系中的安全感。毕竟，我们只能看到自己心里有的东西。再次，如果母亲这个客体，对孩子的回应是积极的、恰当的，则孩子从母亲的回应这面“镜子”里，就会体验到自己是好的、值得被爱的、能够被照顾的；反之亦然。所以，早年我们主要的养育者（从母亲开始，延展到更多的照料者），于我们体验而言的“好”、“坏”，对我们自体的成长至关重要。 以上是基础层面的，而随着我们的慢慢长大，开始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理想”与“抱负”的时候，也需要外部有一个强大的“自我理想”，可以膜拜、可以指引、可以有一个前进的方向。事实上“自我理想[6]”这个概念，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就已经建构，属于“超我”的一部分。超我中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被禁止的，另一部分是被允许和期待的，自我理想属于后者。 当我们谈“职业理想”的时候，我们谈的就是属于这部分。只是这个理想人物可以是父母，可以是现实生活中的他人，譬如老师，譬如隔壁人家小明的爸爸；也可以是“生活在别处”的超级明星，或者电影、小说中的虚构人物等等。但不论如何，可以是让我们内心的激情之火熊熊燃烧，觉得那“就是我的那个人”，也就是所谓“真实自体”的被激发。 但要想现实地达到，还需要我们的自体足够地稳固、足够地牢靠。“夸大自体”是在不少的精神分析语境下，被提及的意涵。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孩子的成长，在相对良好的照料下，刚刚出生的小婴儿是处于一种无所不能的“夸大幻想”中的，因为TA饿了，乳头就过来了；害怕了，拥抱就过来了……似乎只要TA发个指令，想要的就都来了。但随着TA慢慢长大，“挫败”伴随着“夸大”而来。因为当TA陷于自己能够站立，整个世界无比新奇地扑面而来的狂喜中的时候，TA突然站不稳了，然后“Duang”地一下一屁股坐到地上，哇哇大哭起来。此时的孩子，不论是自我功能的部分，还是自体的部分，都是处于一种脆弱的状态。 而促进成长的方式，按照科胡特的理论，一方面是对孩子新发展出的能力，给予镜映、肯定、欣赏与支持，让孩子能够充分地“炫耀”自己，而不至于羞耻难当；另一方面，对于孩子落败的部分，能够给予抚慰、包纳与理解，让孩子能够接纳自己的“有所不能”，而不至于因为“做得不够好”而羞耻；不仅如此，还要鼓励并帮助孩子提升“抗挫折”的能力，即便暂时失败，但仍然有勇气和力量继续前进。 这种自体与自我成长的推动，既可以是很早期、很基础层面的，例如面对孩子的蹒跚学步和牙牙学语；也可以是更后期、更复杂的，例如孩子以后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将以何种技能立足于世？而对于后者，很重要的是立足在孩子“身体自体”和“心理自体”真实地发展与表达的情况下，能够看到孩子的“天赋”与“雄心”，并鼓励TA燃烧出属于自己生命的火焰。 而写到这里，我想要说的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创造性的天赋，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成为自己”的雄心。驱力的满足、客体的满足与自体的满足，是可以各行其道的。譬如说，有的人就想找一个拿钱多、干活少的稳定工作，舒舒服服地过日子；有的人就想找个老公生个娃儿，守着其乐融融的家庭过日子；而有的人想要不断地超越自我，找到自己的理想与雄心，让内在的潜能得以绽放与实现！老天给了每个人不同的东西，所以我们必然以不同的存在度过此生。 但不论如何，很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真实地体会与表达自己，并如其所是地长成自己本来就有的那个样子！ 参考文献： [1] 安妮·拉弗尔, 百分百温尼科特 , 王剑 译, 漓江出版社, 2015年11月第1版 [2] 郗浩丽, 温尼科特——儿童精神分析实践者,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2年3月第1版 [3] D. W. Winnicott. 游戏与现实, 卢林 汤海鹏 译,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6年9月第1版 [4] Allen M. Siegel. 汉斯·柯赫与自体心理学, 叶宇记 译, 远流出版, 2005年6月第1版 [5] Heinz Kohut, 自体的分析, 刘慧卿 林明雄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2年9月第1版 [6] Sigmund Freud, 自我与本我, 杨韶刚 译, 车文博 主编, 长春出版社, 2010年7月第1版
相爱但不信任：亲密关系中缺乏信任感怎么办？
在咨询工作中，我经常碰到有咨客因为无法信任对方而感到痛苦：“对方的行为总是让人产生质疑，但又不至于因此离婚，我觉得很不安全，这样的关系该怎样走下去好呢？” 小倩觉得自己好像从来没有看懂过先生，躺在她身边的人，同床共枕7年却好像只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舍友。当先生晚归时，他只说是工作原因。她觉得先生内心藏了越来越多的秘密，直觉告诉她，先生向她隐瞒了什么事情，内心直打鼓。 如果她穷追不舍，只落得个“不体谅先生工作辛苦”的罪名，她也委屈不已。她只好趁先生睡熟了的时候，偷偷查看他的手机，然而先生的手机是个潘多拉的魔盒，打开之后，不知道会有什么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为何朝夕相处的两人，相爱却不能信任呢？ 一、即便信任再难，你也要努力去建立信任感。 一段没有信任基础的关系，正如一座大厦没有打下牢固的根基。缺乏信任感的伴侣，通常有这几个特征： 难以在精神上互相依赖和支持，在袒露自我的方面时感到更不安全，因而对对方敞开的透明度越来越低，彼此心里都藏着些小九九； 频繁发生越过边界的控制行为，譬如偷偷查看对方的手机； 遇到冲突时，容易对对方的行为的目的性进行消极解释； 越来越倾向于自保，而不是把共同利益摆在首位，譬如做事不考虑对方的意见，一意孤行，缺乏共同决策的过程。 爱上一个人很容易，但是要去相信一个人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相信一个人，其实本质上是一个人作出选择和承担的结果。当我们选择相信对方时，我们其实是选择让度一部分的权力——向对方展露我们的脆弱，并同时赋予对方有可能伤害我们的机会和权力。我们需要有勇气面对未知的风险，承担起有可能被辜负的结果。所以，相信是弥足珍贵的，是脆弱的，是稀有的。 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要努力在关系中培养起信任感。因为信任是情感的活水源头，是所有纷争矛盾的解药。信任给予人们足够的信心，穿越人性的幽暗，抑制怀疑和恐惧的滋生，最终这样的健康关系会回馈以信念，这是神圣的确定性和深深根植于心的希望感。 美国婚姻教皇戈特曼曾在他所著的书《爱的博弈》中提到，婚恋幸福的基本法则就是相互信任。 那么，一个人难以相信别人，或一个人难以让人信任的原因是什么呢？ 二、信任感的两块基石 信任的构成有两块重要的基石。一块基石是个人内在对于外界大部分事物的信任感，叫基本信任。另一块基石是现实基础，我们凭借现实基础来判断某人或某事是否值得信任。 我曾碰到一个咨客，他坦言对咨询师一直保持怀疑的态度，在我跟他的工作中，也因为信任感的稀缺而带来重重困难。在生活中，他对大部分人都持怀疑的态度，怀疑就像他生来就戴着的有色眼镜，透过这幅眼镜，他看到的咨询师，伴侣，同事，朋友，亲人……个个都“颇具目的”。习惯性地揣测别人对待他的目的，是他的保护色。在他的客体关系里，几乎没有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孤身一人，这是一种关于存在的悲剧。 心理学上有两个著名理论都是聚焦在探讨个人早期的养育环境对心理发展的重要影响。 埃里克森认为，人要经历八个阶段的心理社会发展。其中，第一阶段是婴儿期（0～1.5岁），这是基本信任对不信任的心理冲突期。在这个时期，照养者是否能够照顾到婴儿表达的这些需要，决定着婴儿能否建立起对外部世界的信任感。 另一个关注婴儿早期养育的心理学家是温尼科特。人类婴儿刚生下来的时候会有一种无助感，对于照养者会有绝对的依赖。此时母亲若能够为孩子创造抱持性的环境，婴儿会感受到一种存在的连续性。通过母性的抱持，婴儿逐渐整合身体各个部分的感受和感官。温尼科特称之为婴儿的个性化过程，这是日后发展心理各个部分，包括稳定感、信任感的重要基础和养分。 如果一个人有幸得到早期恰当的照顾，那么他的人格整体发展也相对顺利。如果没有，也不至于十分悲观。在日后还有发展的机遇，譬如在心理咨询中，所创造出来的母性般的抱持性环境，也有利于人格的整合与发展。 当一个人拥有内在的基本信任，他对于外部事物会抱持基本信任的态度，不容易因为几次挫折便对他人产生严重的不信任感。比如，一个姑娘经历过几段青春期青涩的爱情之后，并不会因此而放弃追寻真爱，她有可能总结经验，继续充满希望地寻找爱情。 这样对于爱情的信念，类似于宗教上对于神的信念感，具有恒久不变的特质。这种信任感，不是取决于对方怎么做，而是取决于你内心认定的现实是怎样的。内在信任可以让关系变得更稳固，这根本原因是由一个人的整体心理素质决定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人格成熟度和完善度，决定了他对于关系的信任度。 我希望你们都能树立起一种对爱的信念，因为你有多相信爱的存在，就有多少可能遇见真爱。 另一块信任的基石，涉及到对于现实基础的理性判断。我们选择相信一个人，是要对几个因素做出预判，如果预判失败，承担后果的最终还是自己。 在咨询工作中，我碰到好多女性，她们愤怒地指责伴侣没有履行当初的诺言，所以导致现在的生活陷入种种困境。当我引导她们回顾之前所作出的信任选择时，她们会发觉其实很多事情在最初就已经奠定了基调，现在来责怪对方做不到，于事无补。这里涉及到的判断因素就是“能力”，对方是否有相应的能力和条件，做我们需要对方去做的事。 比如有些边界感不清的男生，在有女友的前提下，频繁发生让女友不满的其他男女关系。这时候女友如果盲目要求男生去改正，去承诺不再发生，其实并不会起作用。因为这个男生也许还没有相应的能力去处理男女之间的边界感。 除了“能力”因素，另外的判断因素还包括： 这个人是否善良，他的一贯行为目的是否具有善意。比如，你很难相信一个杀人惯犯对你有善意； 这个人是否正直、诚实、透明、知行合一。一个习惯性撒谎的人，很难让别人产生对他的信任； 这个人是否具有可预测性或一致性，一个说一套做一套的人，一个出轨成性的人，也是很难让人信任的。 如果忽视这所有因素和后果而做出的相信，是一种盲目相信。大多数时候，在出现问题时，自欺欺人的人往往也是首先指责对方的人。 三、如何重建信任感 相爱容易相守难。相守下去的重要基础便是对彼此深深的信任。缺乏信任的不安全感会促使人们想要去对关系做出些改变。许多来寻求咨询帮助的女性以为，改变对方，让对方对自己的态度更好，让沟通更和谐畅顺，这是重建信任的开始。然而这样单纯的想法总会让她们品尝到失败和深深的无力感，因为她们用多大的力气去让对方改变，对方就会以多大的力气反抗回来。 所以，当关系中缺乏信任感，你是选择寄希望于改变他人，还是寄希望于改变自己，决定着你最终能否走出与对方相互角力的死循环，决定着关系未来的走向。 事实上，关系改变的正确打开方式是首先进行自我成长。太多关系中的矛盾，都是因为双方带着自己未被觉察的成长烙印在关系中复演。 内在信任感薄弱的人，一部分的原因是亲子关系/曾经的恋爱关系里充满着创伤，而这些创伤都没有得到疗愈的机会。另一部分原因是对自己本身不满意，也就难以在关系中建立起稳定的安全感。 所以，当一个人留出空间去让自己成长，相应的，关系中才会有空间让信任感重生。 在自我成长的基础上，再来学习一些培养关系，促进沟通的技巧才会有效果。推荐阅读约翰·戈特曼的一些著作，如《获得幸福婚姻的7法则》。他在《爱的博弈：建立信任、避免背叛与不忠》一书中提及了建立信任感的关键时刻：滑动门时刻。 “滑动门时刻”是指，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需要伴侣一起共同面对的时刻，或者一方表达出需要被关心的时刻，这是“心门”滑开的时候，此时对方有没有把握住，是“走进去”还是“背离”，决定着两颗心最终能不能越走越近。这些琐碎的时刻，累积起来便构成了信任的基础。 如果你曾对一个人寄予无比信任，将你内心最深的痛楚敞开，而ta却非但不陪伴你左右，还不予回应，你无疑会感到愤怒、惊慌和孤独。这种依赖伤害会深深印刻在你的脑海之中。就像威廉·福克纳所言：“过去之事从未消逝，它甚至并没有真的过去。”这样的人显然是不值得你交付信任的，或者至少对方要在共情的方面进行一些学习。 愿你能安心地信赖亲密他人，也愿你有能力让别人放心地信任你。 —END— 注：为保护个案工作的隐私，文中所采取的案例内容均经过高度虚构处理，请勿对号入座。 作者简介：刘丹红（Molly），心理分析博士在读，心理咨询师。心是一座庭院，不要让其荒芜。热爱以咨询和写作耕耘心灵的花园，致力于协助女性成长，学习爱与幸福。邀请你来我的庭院游玩～个人公众号：心是一座庭院psyyard
你的《芳华》从真实开始
最近看了《芳华》，对于剧中的刘峰印象深刻，一个对他人无限付出的“活雷锋标兵”，所有人在需要时都会想到他，吃饭时先吃破了的饺子，有机会的时候会首先想到他人的需要，连食堂的猪跑了，都会第一时间想到他，更别说帮何小萍隐瞒出身了，每个人都在理想化他这个好人，但当他表现出对林丁丁的爱慕之情事，却被抓起来并按了一个罪名“耍流氓”。 这是一个有欲望的好人，但所有人看到并需要的都是“好人”，却没几个人能接受他“凡人的欲望”。当刘峰被审问时，可以看到他极大的委屈和不被人理解的痛苦，他既想帮助他人，但也希望着他人能理解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情感需要。 今天这篇文章希望以这个刘峰的这一人格特质作为引子，来说说“自体客体”这个概念，以及为什么说很多人会成为了“自体客体”？当然，想解读得主题是为何如此付出，得到的却不是自己想要的回应？也许是可能性的原因之一。 先说一下，如何判断你是这个类型的人吗？ 1、你能力很好，在各种关系里能照顾他人，不过除了需要你做事情以外，你不会太有存在感； 2、你是个很好的倾听者，谁遇到问题，情感的困难，都找你说，他们觉得放心； 3、生活里，你是个父母的贴心小棉袄，特理解他们或者其他人的需求，并且会通过各种方式满足他们； 4、你对周边人无微不至，忍辱负重，不过通常伴侣不太关注你，你很想他能多体贴你，安慰你，不过，结果通常很失望。 总结起来，就是你有着服务他人的高度觉察力，不过除了你发挥功能外，没有谁能关注到你的需要。 咱们再接着说自体客体这个概念，美国心理学家科胡特在自体心理学中所重点提到的一个概念，但我想从自体心理学中有着两种独立框架解读自体客体的意义，这两个独立框架在自体心理学中具有着卓有成效的意义，这个框架说得是“我”对“你”的经验： （1）“你”在支持自体的完整、力量和和谐方面的作用，即把“你”经验为“自体客体”； （2）“你”作为（a）我们爱和欲望的目标物和，（b）当“你”阻止我们得到爱和欲望时我们愤怒和攻击的目标物，也即把“你”经验为“客体”。【1】 下面，我用更通俗的语言来解读这个理论，“我与你的关系”是一个人内心从婴儿到成人的逐渐发展的过程，在孩子的初期阶段，他的内心需要无数次的回应与确认，比如，他这么做行吗？这么做好吗？他可爱吗？他需要从妈妈的眼睛里看到自己，有个词很好“镜映”，也是来描述这个过程，妈妈就像一面镜子，替婴儿表达需求，并且回应婴儿内心的感受。这时，妈妈就是婴儿的自体客体，她发挥着满足婴儿的功能，令婴儿感到自己逐渐完整，自己内部因为有了“被理解”而可以更有力量。只有孩子获取了自体客体支持到他的“全能自大”的初步满足后，在一步步感受到适当的挫折后，他开始可以分离，逐渐对于自体客体功能逐渐内化，然后他的自体也逐渐强壮起来。 但在母亲还没有自我照顾的功能时，她无法做到孩子的功能延伸，她会需要孩子来服从，和听她的，就像是孩子需要做她的“自体客体”，比如：听话才是妈妈喜欢的孩子，能够观察到妈妈情绪变化并且能够顺从妈妈情绪需要的是妈妈喜欢的孩子；能够自己配合妈妈爸爸做事情的孩子，能够学习好给父母争气的孩子；能够不给父母丢脸的孩子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内心习惯了做父母的自体延伸，他会成为满足他人需要的孩子，但是他的情感也有需要，怎么办？她的惯性告诉她，努力做事，帮别人做事，别人可能会满足自己。但实际上，你是在做事情，他人却不一定理解你的需要而满足你，因为他人看到的是你功能上付出，牺牲，而无法看懂和理解你整个操作下的需要是什么？这或许也是一种悲哀。 总结起来，“自体客体”的功能就是满足了他人的需要，成为他人“主观体验的延伸”，这是一种习惯性操作方式。当我们在实现他人愿望时，其中很可能是牺牲了自己的愿望，以配合他人，来换取他人对自己的关心和爱，不过，如果从开始对方如果把你当做他功能的扩展时，他在今后的生活里，也不会从这个循环中跳出来，去爱你，因为他所接收到的信号是你很能干，能帮他，但你是谁？你的喜怒哀乐如何，他却如此陌生。其实，也许你对自己也并不了解。 而如何从这种缺乏“存在感”的状态里跳出来呢？ 一、我们先看到自己的需要和价值，在关系里，我们不一定永远有功能，也可以做个你曾经羡慕的那些没功能的人。 二、最亲密的关系里，直接表达你的需要是什么？而没必要绕了很多弯，才想让对方关注到。 三、开始重新来理解自己是谁？除了帮助别人，还能有什么方式实现自己的价值呢？如果不做这些，又会怎样？ 说一个朋友的例子，她在集体里经常扮演的角色就是“实施功能的隐形人”，大大小小事情都由她帮大家安排，任何事情都会找到她来组织，但她依然感觉有些孤单，因为自己做得越多，其他人需要她的地方就越多，但她能信任团队中能帮到她的人却不多，当她想偷个懒时，仿佛自己心里都欠着所有人。这就好像“强大的功能”也成为了她和集体连接的主要方式，打破这个“人设”还真不容易。直到最近，她从越来越接受自己的局限性开始，不一定所有事都来管，自己累了就是累了，先坦然对待自己的需求再说，她和我分享的感受是：“当我愿意从那个神圣的位置走下来的时候，这才是真实的自己，我自在高兴的时候多了，虽然大家和我开始都不习惯，但我终于可以不是那么辛苦了，并且意外地发现其他同事原来协调能力并不差。” 善良和帮助他人是一种美好的品质，但也需要一个人清晰的边界来去执行，而你希望让别人理解自己的需要时，首先我们得愿意成为一个爱自己的普通人开始。你只有成为一个真实的人，活生生地存在着，喜怒哀乐与爱恨情仇表达着，他人才能走近并了解你，因为你在关系里是个“主体之人”，他人看到了“真实的你”。 从功能型的利他者，到一个有血有肉、舒展自身活力，同时对他人充满爱和关心的人，可能我们需要从关爱自己的灵魂作为开始。 参考文献： 【1】（美）海因兹·科胡特著《精神分析治愈之道》42页，阿诺德·戈德伯格、保罗·斯特潘斯基编，訾非、曲清、张帆译，重庆大学出版社。
我们的羞耻感从何而来？
羞耻感是一种每个人都会有的情感。在临床工作中我发现，羞耻感就像我们的影子，常伴左右，若隐若现，有时我们看得见它，有时我们看不见它，还有时候我们利用各种办法否认它的存在。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把羞耻感暴露出来，虽然羞耻感令我们煎熬，痛苦，但这是我们共通的体验，你绝不是孤身一人。 “对自己痛苦的体验” 心理学界把“羞耻感”和“内疚感”做过细致的研究和区分。他们认为“羞耻感”侧重于对于自身的否定，一种对内的能量，希望改变原本的自己；“内疚感”侧重于对于自己行为的悔恨，希望改变行为。我觉得这样的区分是有意义的，它可以指导我们在保存自我的前提下改变不好的行为，从而促进自我的完善而不是改变。 后来我发现，其实真要想明白区分这两者还是挺难的，他们往往会交织在一起。比如当我忘记好友的生日，我因没能在对于她重要的一天送去祝福而不好受，同时也因为没能达到自己作为一个做朋友的期待而对自己失望。 另外，我认为把羞耻感和内疚感看成截然不同的感受，会另“羞耻感”污名化。相对于承认自责，尴尬，害怕等感受，人们普遍对于承认自己感到了羞耻更加的困难。“There is shame about shame” (John Bradshaw)，好像这是不好的，不应该的感受。“羞耻感是那些loser的体验”，“如果我是一个高自尊的人就不应该有羞耻感”，”只有那些心理不健康的人才有羞耻感”。 当我们留意一下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体验，你可能并不陌生，如在一个聚会上，兴致勃勃讲个笑话，结果冷场；小心翼翼的向心上人表白，被拒绝；参加同学会，看到别人都成家生子，就自己还单身；吃过午饭去开会，会后发现自己门牙粘着菜叶；穿着廉价的衣服参加高端的社交场合；会上自信满满的觉得老板会给自己升值，结果老板宣布把晋升的机会给了其他同事；当得知朋友聚会没有叫你……你可能会说，这些事情引发的感受是“尴尬”，“受伤”，“失望”，“自我怀疑”，你若仔细倾听身体传递的信号，可能会发现他们唤起的身体感觉是很相似的，眼神躲闪，大脑瞬间的恍惚，希望自己消失，伴随着脸，脖颈，或者前胸泛红。 我认同Joseph Burgo在这一领域的思考。他把羞耻感看作一个大的情绪族群，这一系列情感可发生在两个维度上，一个维度是从轻微的到强烈的，另一个维度是从具体的到泛化的。从这个角度说，“内疚”属于这个“对自己痛苦的体验”大家族中“具体的”这一范围，它可轻微，可强烈；“尴尬”，可被看作具体的，轻微的不愉快；那种令人们感到有害的羞耻感（对自己的根本否定），更像是一种泛化的持续的极度痛苦的感受。 取决于具体的情境，人生阶段，性格差异，自尊水平，应对方式的差异，外界资源的情况等，我们的体验会在这个情绪族谱中游移。 撩开羞耻感的面纱 羞耻感是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情感，它不来自于外在经历，而是本根植在人性之中。羞耻感根源于人类对于疏离的焦虑。《爱的艺术》中提到，疏离感中的羞耻和罪恶的体验在《圣经》有关夏娃和亚当的故事中表达过，他们仅仅因为意识到赤身裸体而羞耻吗？弗洛姆认为我们忽略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男女在彼此意识到自己和对方后，也就意识到 他们之的疏离和区别，知道了他们属于不同性别但是，即使他们承认了他们的疏离和孤独，他们仍然是行同路人，因为他们彼此还没有学会去爱对方(当上帝问起偷吃禁果之事 的时候，亚当责怪夏娃，而不是试图为夏娃辩护这一事实就证明这一点)。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并未通过爱而重新融合这就是羞耻的根源，同时也是负罪和焦躁的根源。” Affect theory的发展者心理学家Silvan Tomkins，从生物角度再次确认了后演进出来的羞耻感是编入人类DNA的九种主要情感之一。一些研究指出，羞耻感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形成部落演化出来的。生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部落成员之间的合作。那些违反了社会常规或者破坏了集体利益的成员会发现自己被其他人孤立，驱逐，部落可能不再提供保护或分享食物，这是致命的惩罚。从这个角度说，羞耻感的存在增加了个体和集体的凝聚力，保护了大家的利益。 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羞耻感也有积极的作用。它令人们去区分什么是公众的，什么是私人的，从而使我们区别于动物。纽约大学教授Jennifer Jacquet认为，“适当的羞耻感帮助我们这个物种的相处，减少我们的社会合作的痛苦，使我们多一些尊严。” 在一个群体内，如果群体的领导没了羞耻心，或拒绝去感受羞耻感，那么将做出毫无底线的事情，并且旁人反对的声音也再无影响力，这是一个群体的悲剧。 下面就谈谈日常生活中我们体会到羞耻感具体的来源（Joseph Burgo, 《Shame: Free Yourself, Find Joy, and Build True Self-Esteem》）。 “无回应的爱” 我们生来就带着获得爱和关注的渴望，如果养育者可以提供给我们需要的爱和关注，那么我们的期待就通过这些经验获得回应和确认，我们就得到繁荣。无回应的爱是一种很深的缺失和痛苦的体验，羞耻感扎根于情感的失联，它的影响深远。一些有自恋问题或有成瘾问题的父母，他们缺少爱的能力，生长于这样家庭的孩子长大后会倾向于挣扎在赢取这种爱的道路上，执着于证明自己的价值以弥补因为没有获得回馈的爱的残缺感。 上面提到的是由于早年与养育者关系的创伤种下的羞耻感。即使我们早年的土壤很丰厚肥沃，得以茁壮成长，每个人也都会体验过因为“无回应的爱”引发的羞耻感。比如另一半出轨；被喜欢的人告知对方只把自己当朋友；想跟某人成为亲密的朋友，可是对方并没有此意；被分手；邀请朋友吃饭没有得到回应……即使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样的感受不是羞耻感，但事实上这些付出了真心但没有得到回应的时刻，会激起我们上面提到的羞耻感大族谱下对于自己不好的体验，当然这样的感觉很可能被愤怒，悲伤这样更容易接受的情感快速覆盖掉。你可能会对自己说，“我感到受伤”，“我是不重要的”，“我不够有吸引力”，“我的期待太高了”等等。这些描述都是对于没能获得接纳的自己在羞耻感族谱上的痛苦体验。 即使有着多样应对方式和成熟认知功能的成年人都不可避免的体验到认为自己不好的感受，更何况那些没有得到足够关爱的孩子，他们还没有理性的认知，没有办法主动选择足够的资源，生活在大人们营造的“现实”中，真心希望这个世界可以多一些善意。 “被隔绝在外” 羞耻感令我们躲藏，想要封闭自己，隔绝外界；同时当我们发现自己被排除在一个群体之外又会激起我们的羞耻感。这在当代社会中有很好的诠释，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害怕被落下的焦虑中，且越是价值观单一，包容度低的地方越是如此。马上就过年了，相信有些人会头疼回家面对一些亲戚朋友，他们会询问你的现状然后用他们的价值观把你扫描一遍，可能会令你觉得浑身不自在，感到没有按照正常人的轨迹发展。比如同性恋，随着价值观的多元化和平权概念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接受和支持令同性恋能够出柜。 校园霸凌中，孤立是一个常见的手段，本就挣扎在自我认同感建立的关键时期的青少年可能因此感到自己就是一个loser。 当我们发现自己与一个群体的不同时，羞耻感本能的会蠢蠢欲动，使人感到焦虑，可悲的是还没有发生被隔绝在外的事实前，对于羞耻感的防御先把自己隔绝起来，如此印证一开始的假设，陷入恶性循环。这种情况，对于刚来到语言文化不同国家的留学生中是很常见的。 “出乎意料的暴露” 相信大多数的我们都经历过被冠名为尴尬的事情。比如在人来人往的公司大楼摔了一跤；在饭桌上吃饭并说话，不小心把食物喷到别人的胳膊上；在朋友家上厕所，拉的太多堵住了马桶……。当我们突然出其不意的发现自己以不好的形象暴露在别人面前时，往往会引起羞耻感族谱上的反应—我们会垂下眼睑，脸发烫，希望自己瞬间消失。 我们的社会利用羞耻感这种不好的体验，形成一套行为的标准或礼仪，当然文化的不同也导致人们关注的行为是不同的。比如在有些国家公众场所不允许放屁，有些国家对放屁的宽容度就很大。还有不同时期人们的着装，对于自己身体暴露的尺度也是不同的。 我们的梦中有时也有类似的元素，很常见的是在公众场所上厕所或裸体。有时候，这样的梦也会在心理咨询的进程中出现，因为当你听到咨询师在你还没有准备好时去解读你的潜意识，或者向咨询师暴露出你还没有接受和整合的关于自己的一部分时会激发出羞耻感族谱上的感觉，也许你并没有在意识层面上留意，但当夜幕降临，你的潜意识可能突破防线以梦的形式展现。 “令人失望的期待” 我们都体验过自信满满的期待一件事情的发生，甚至分享给周围人对这件事情的期待和信心，当结果事与愿违时，我们会体验到相当不好的感觉。这种失望的痛苦相当一部分是对内的，对自己的失望，不满意，是羞耻感族谱的一环。当我们给自己立下一个目标时，便开启了一扇体验潜在羞耻感的大门。 当我们没有做到知行合一，去践行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准则时，我们期待自己的行为和事实上我们的行为之间的差距，也会唤起这种痛苦的体验。同样，当我们达到了自己的期待则会体验到满足自豪的感觉，这也是自尊的来源。相反，有些时候当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不切实际的目标以补偿内心的羞耻感时，我们永远都达不到，反而给羞耻感添柴点火，然后为了补偿这种不好的感觉再给自己设立过高的目标，如此恶性循环，消耗自尊。正如Brene Brown所说，“羞耻感是完美主义的声音。”（Shame is the voice of perfectionism） 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方式之一是直面没有达成自己期待的事实，从失望中汲取经验，修正自己的目标，帮助自己提高，而不是通过完美主义的期待来逃避面对问题。 羞耻感本身并不是有害的，有害的是我们用不良的防御处理羞耻感。它们只不过是一系列对自己痛的体验，它们向我们揭露出关于自己的重要信息，比如我们的童年是否得到需要的爱与关注；我们是否正在经历一段不对等的爱情或友谊；我们是不是感到孤独，没有找到跟自己有共鸣的群体；我们是否活出自己的价值标准；我们是否给自己设定了不切实际的目标等等。直面羞耻感会给我们提供成长和学习的机会，如果我们倾听的足够仔细，我们会从中认识自己，了解自己。 Reference Burgo, J. (2018). Shame: Free Yourself, Find Joy, and Build True Self-Esteem. St. Martin's Essentials 埃里希 弗洛姆 （2008）. 爱的艺术.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与情绪结伴同行
先来讲个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初中女生，我们就称呼她佳佳吧。她的天赋和学习成绩原本都不错，但最近遇到了一些困难。因为中考前紧张的课程安排和大量的作业，她感到压力很大，情绪常常不稳定，会因为一次考试成绩不好、一个同学不经意的态度而大起大落。为了使自己平静下来，她常常一两个小时目不转睛地看手机，甚至熬夜刷手机，父母干涉的时候还会发生抢夺手机大战。为帮助佳佳，父母请过家教，生活上提供了充分的支持保障，还会反反复复地给她讲道理——关于刷手机和睡眠不足的危害，遵守规则的重要性…… 平心静气沟通的时候，佳佳可以很清楚地意识到正确的做法，也愿意和家长商定规则。然而，熬夜和手机大战还是隔三差五地发生，以至于发展为佳佳因为起不来床而频繁向学校请假。眼看中考日期日益临近，她和家长都因为找不到有效改善方法而越来越焦虑，决定通过咨询求助。 佳佳的故事反映了一个青少年常见的困难——情绪失调：情绪易失控，知道做不到。 什么是情绪失调？怎么破解它呢？ 要寻找答案我们需要简单了解一下人类对环境做出反应的大脑神经机制。人脑最底层的结构是脊椎动物的神经中枢，它是一个前端略微粗壮的杆状物，被称为脑干，负责我们生命中无需意识控制的基本功能，如心跳、血压、呼吸、体温，睡眠和消化。和脑干紧密相连的是小脑，它的主要功能是帮助我们进行各种运动。从小脑向前方依次是中脑、下丘脑和丘脑，它产生于哺乳动物的出现，因此也称为”哺乳动物脑”，它的主要功能是处理一些社会性行为，如性行为、攻击行为和合作行为。这个区域还包含杏仁核和海马回组成的所谓“边缘系统”，杏仁核的主要功能是处理各种基本的情绪和情感，海马回负责对特定信息的储存和记忆（类似一幅情绪地图）。 方便起见，我们可以把边缘系统称为“情绪脑”。人脑的最表层是布满褶皱的大脑皮质，大脑皮质的外侧被称为新皮质。新皮质是高级哺乳动物在进化过程中发展出来的，掌管着诸如分析、计算、推理、决策等高级神经活动。对应地，我们可以把新皮质部分称为“理性脑”。人的大脑新皮质面积在所有的哺乳动物中是最大的，这也就是人类的智能在动物界中出类拔萃的原因。 尽管拥有发达的理性脑，生活中人们却常常反复做出不明智的行为，比如佳佳用刷手机的方式缓解焦虑，不仅效果不好，还耽误了大量宝贵的时间，导致自己更焦虑。问题出在哪里了呢？事实上，如果我们要做出一个明智的决定并付诸行动，需要情绪脑和理性脑共同协作才能完成。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神经系统先通过下丘脑把信息输送给情绪脑做初步加工，如果加工顺利，信息才会完整、准确地进入理性脑，被进一步整理、分析和计划，然后做出决定并行动。杏仁核的作用类似于烟雾探测器，如果侦测到“不安全”的信息，并且程度强烈的话，信息进入理性脑做深度加工的过程就会受阻，信息可能被选择性过滤，甚至完全被阻断，导致人们做出条件反射式的行为，这类行为通常不利于问题解决，甚至还会带来新的麻烦。 如何避免情绪失调呢？ Ogden等人通过研究提出了“情绪耐受窗”理论。研究显示，人类的情绪根据强度可以分为三类：高激动状态（Hyper-arousal）、低激动状态（Hypo-arousal）和理想的激动状态(Window of Tolerance)，理想激动程度的范围就是情绪耐受窗。每个人对情绪都有不同的耐受范围，也就是窗户大小各异。而一致的是，只有情绪在自己的耐受窗之内我们才能维持理性思考并做出明智的选择，如果超过了耐受窗范围，我们就会认知失调。在高激动区时人会自动进入“战斗或逃跑”模式，在低激动区时人会进入“僵住-麻木”状态。 在情绪耐受窗之外，人的反应通常是不受理性大脑控制的、本能的，类似于电路短路了。于是，就有了很多“事后诸葛亮”和“知道做不到”。 那么，我们有办法应对“大脑短路”吗？ 结论是肯定的。 行之有效的方法是扩展情绪耐受窗。情绪耐受窗的大小和人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包括家庭养育、学识和生活阅历以及是否经历过创伤等。那么我们就从家庭养育的角度谈谈帮助孩子扩展情绪耐受窗，调节情绪的方法。 首先，是对孩子的共情。 在家庭中，孩子需要经常获得养育者（通常是父母）的理解和回应，心理学上把这种理解和回应称为共情或者同理。孩子从降生到这个世界时就有各种情感，这些来源于他的需要是否得到了满足，他会通过表达情绪向父母发出信号，要求被照顾和被满足。 如果父母能敏锐地感知到孩子的需要，及时、恰当地回应，孩子就会感到世界是安全的，自己是被爱的、有价值的；相反，如果得不到父母的有效回应，孩子就会缺乏基本的安全感，也会觉得自己没什么价值。 如果父母在回应孩子需要的过程中还能和他交流感受，比如对小宝宝说“你哭了，是饿了吧”“你不想去医院，是害怕打针疼吧”“你不想和东东玩儿是因为上次他抢你玩具你生气了吧”……父母和孩子的这种交流，会让孩子形成重要的感觉：我的感受都是可以被理解的，父母懂得我；我能被照顾好；我是重要的、有价值的。 这种对关系和自我的认知被称为一个人的内在运作模式，类似一个人的初始设置程序，指引他在生活中的各种决定和行为，而且这个思维加工过程常常是自动化、无意识的。 回到我们的目标：情绪调节。 我们常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说的是与他人分享快乐可以加强这份快乐；它的另一面是，当坏情绪被理解时，它的强度也会被自动调节，痛苦感会减轻。 在父母善于共情的家庭里，孩子逐渐学会了理解自己的各种感受和需要，学会了清楚地表达它们，而后学会了在需要的时候由自己调节感受和需要。在理解自己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孩子逐渐学会理解他人的感受，以及如何用适当的方式与他人互动。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把它称为情商，认为它对于获得成功至关重要。的确，人类的很多心理品质，比如韧性、延迟满足、理解他人，以及在亲密关系的行为模式等都和情绪调节能力密切相关。由此可见，这些早期培养常常会影响人的一生。 再看佳佳的家庭里，在她遇到困难的时候父母的方式只是讲道理、出主意甚至包办代替，如果遇到的确解决不了的情况还会劝慰孩子说那件事不重要，不需要为它难过。此时孩子的情绪不但没有被理解，甚至被否定，所以糟糕的感觉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变得更糟了。这类模式在家长和孩子的日常互动中很普遍，因此很多孩子们无奈地感叹：父母关心我，可是他们不理解我！ 在咨询过程中，佳佳的父母逐渐认识到，有效的做法是当发现孩子有强烈的情绪时鼓励她表达，倾听它们，体会她的情绪和来由，并把自己的体会告诉孩子，看看她是不是同意。等孩子的情绪强度回到容纳之窗后，再帮她出主意或者进行教育。后来，佳佳的父母改变了应对方式，看到孩子有情绪变化时刻意提醒自己不评论，如果孩子愿意就先和她聊聊她的感受和想法，等孩子情绪较为缓和后再谈家长的观点和建议。他们发现这样做效果比以前更好，孩子的情绪调节更快，而且有时候她自己就想出了应对的方法，也是她自己更喜欢愿意去做的方法。 在这里，也许有的家长担心自己不能准确地共情，其实没关系，可以允许孩子纠正自己，或者如果是和较大的孩子沟通，直接问问他的感受如何也是不错的选择。无论如何，这种希望理解孩子的努力对他的情绪成长是重要的，而且持续采用这种模式沟通有助于亲子间形成牢固的情感连结。 表达共情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过程中尽可能不批评。否则孩子很容易产生挫败感，关闭心门不愿再沟通。 第二个方法是涵容。 涵容是心理咨询中的术语，是指接纳来访者情绪，把其中有破坏性的部分转化成建设性的元素，再传达给他。 涵容实质上是共情的延伸。每种情绪本身没有对错，也许我们可以对问题的认识做调整，但作为一个人，我们感受到这些情绪都是正常的、被允许的。 哈佛幸福课的导师泰勒・本・沙哈尔说：“我们越是抗拒坏情绪，它越会气势汹汹、无孔不入；相反，如果我们接纳它，愿意与它和平共处，比如‘现在我是生气的，我允许自己生气’这时气愤便不再那么有威力，我们反而更容易获得平静”。这就是接纳的力量。 另一方面，当我们帮助来访者找到他不恰当的做法中的积极意义——为了安全，为了关系，为了生存……这类合理的需要时，我们才能使他感受到被理解，继而愿意和我们合作，一起探索更适当的方法。 在生活中，我们需要用体验的方式教孩子培养稳定的情绪。 青少年情绪不稳定有几方面原因，首先是成长过程中大脑功能发育不充分，其次生活阅历有限，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思路都比较单一，因此情绪管理能力较为薄弱。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情绪受荷尔蒙分泌的影响较大，情感体验常常更像是湍急的小河，雨季时水流难免漫过河道。这时候，教育者如果能作为广阔的大海为他们的情绪泄洪，那么他们也会逐渐学会临危不乱，处变不惊。 具体做法就是家长或老师接纳他们偶尔的情绪失控，在保持自己情绪和思考功能稳定的情况下陪伴他们，等他们情绪恢复稳定后，帮他们看到自己想法和行为背后的积极意义，再探讨其它的视角。同时，涵容并不意味着纵容，当孩子犯错或有意破坏规则时，教育者需要使用温和而坚定的态度做出应对。涵容的难点是父母或教育者自己的情绪稳定性。如果有这方面的困难，建议阅读《正面管教》主题的书籍或者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在和佳佳的工作中，我帮她看到她对同伴态度的情绪反应，其实是她注重友谊，而且能敏锐地感受别人的情绪，这些都是她的优势；而后，我们才一起去看让她感到困扰的方面是否还有其它的理解角度和应对方法。经历了这个过程，她对自己的敏感不再那么困扰了，也想出了应对不同情境的方法。 第三个方法是训练觉察，练习冥想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冥想最初来源于宗教，如今，随着脑神经科学和临床心理学的发展，冥想练习开始走入大众的生活，并且广泛地用于医院、企业、学校等场所。《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将冥想定义为：一个熟悉自身的精神活动，通过心智训练带来长期的认知和情绪改变的过程。做个形象的比喻，冥想就像是思维的体操。 研究发现，每当我们感到焦虑、恐惧、愤怒的时候，杏仁核就会高度激活，而冥想能减少杏仁核活动，使我们更少体验焦虑、更能调整自己的愤怒和恐惧，类似一台情绪灭火器。同时，有一项对冥想的研究发现，为期 6 个月的冥想训练，可以显著降低抑郁症的复发率，提高睡眠质量。此外，坚持冥想还可以提升人的注意力。 在我们办公室，同事们也曾经建微信群，用打卡的方式相互支持，帮助大家养成冥想习惯。在我们积极教育的学生课堂上，每节课程刚开始时设置了5分钟的沉静训练，就是采用冥想中的腹式呼吸法，帮助学生训练稳定情绪的能力，同时训练专注力。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很多老师反映学生对情绪的管控有明显改善。 因此，父母也可以带领孩子坚持练习冥想。即使是每天5-10分钟的练习，坚持下来对于改善日常情绪的作用也不可小觑。（现在有很多微信公众号提供练习冥想的指导，这方面专业的资源包括简单心理APP上的十日冥想，公众号睿心Wiseheart等。） 在我和佳佳的工作中，我带她练习五指山冥想法，鼓励她在意识到自己情绪激动时先花一分钟做个冥想练习，一段时间后她感到自己的情绪失控越来越少了。 情绪是人生旅途和我们一路同行的重要伙伴，它带给我们多样的生活感受，同时在一些重要时刻帮助我们做出智慧的选择。所以，让我们和孩子一起理解情绪，学习与情绪成为朋友，聆听和感受它，从中体验人生的万千景象。 （注：为保护来访者隐私，对个人信息做了模糊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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