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黄片竟有催婚功效，以及，嗜睡会改变社交欲望｜WEEKLY
在本期「简单心理WEEKLY」，你可以看到： 廉价的性爱，并不会让男人不想结婚 为什么我总能在不同的物体上发现人脸？ 嗜睡如何改变人们的社交欲望？ 童年经历的创伤，会增加成年期的早死风险 你和伴侣关系状态的秘密，就藏在基因里 看完记得去留言区与我们唠唠！ 低成本的性满足，会让男人更不愿意结婚吗？ 过去，一些学者认为“低成本的性满足”或“廉价的性爱”（包括性行为、使用色情产品、自慰等）可能会降低婚姻对男性的吸引力，但近期发布在《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的一项研究认为：不，并没有。 研究使用了两项针对美国成年人的全国性调查的数据，包括：对婚姻的渴望、观看色情产品的频率、性行为频率以及自慰行为的相关数据。 结果发现：自慰和性行为都与未婚男性的结婚信念无关，但使用色情产品（小黄片、图文和音频等）会让他们更希望结婚。 在调整了性满足感、关系状况、对婚姻的信念及其他潜在因素后，研究人员的结论是：“低成本性行为”不仅不会降低男性的结婚信念，反而可能增强他们的结婚信念。 为什么我们总能在不同的东西上发现人脸？ 你可以经常在非人形的物体上发现人脸吗？比如，一幢愁眉苦脸的房子： 一只囧里囧气的包： 有时候挺有意思，但有时候又觉得后背发凉。 最近发表于《Psychological Science》上的一篇文章，就讨论了这种“日常发现人脸”的现象，心理学家称之为“面部幻觉（face pareidolia）”。 南威尔士大学心理学院的Colin Palmer博士和同事们发现，人们的大脑处理“假”脸的视觉机制，与真实面孔相同。 也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一张假脸”在轻蔑地看着你、质疑你或传达某种情绪，那可能是因为这个物体的特征激活了你大脑中的某个机制，它可能与你最近看到的东西有关。 为什么会出现“面部幻觉”？ 研究人员认为，这是一种进化的产物（为了及时发现捕食者、促进社交活动）。但如果这种检测人脸的能力过于强大，就可能导致误报，让你发现假脸。 嗜睡会降低社交欲望，尤其是下班后或周末 来自卡罗林斯卡研究所和斯德哥尔摩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发现，人们的睡眠状况和社交活动程度之间存在关联。 在他们近日发表在《PNAS》上的一篇论文中，他们要求641名成年瑞典人对他们的嗜睡情况和社交活动进行详细的记录（基本上每30分钟记录一次），持续三周。 分析数据后发现，两者之间的关联，在不同时间段也会不一样： 在早上或午后社交，往往会使人变得更困，晚上睡的时间更长； 然而，在晚上参加社交活动却会让人变得更精神，导致睡眠时间缩短和困倦感减少； 当人们感到困倦时，社交会减少将近70％。 总得来看，嗜睡会导致社交欲望的降低（尤其是下班后或周末）。研究人员认为，这项发现可能有助于解释过去几十年瑞典人孤独感增加的现象。 童年经历的逆境，将增加成年后的早死风险 哥本哈根和利物浦大学的研究人员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的一项新研究表明，儿童期的逆境会增加成年时期的早死风险。 这项研究调查了100万丹麦儿童经历的逆境，然后研究了其16至34岁之间的死亡率。逆境主要包括3种情况：贫困和物质剥夺；家庭成员去世或可能去世的威胁；是否与家人分离（比如留守儿童）。 结果发现： 儿童期经历的压力越大，成年后的死亡率就越高。 相比没有经历逆境的儿童，经历过多次逆境（如失去父母，家里有人罹患精神疾病，贫困或被寄养）的儿童成年后的早死几率要高4.5倍。  此外，数据显示，这些较高的死亡率主要发生于自杀事件、交通事故以及癌症。 如果一定要经历创伤，你希望它发生在什么时候？ 近日发表在《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创伤会影响大脑性能。如果较晚遭遇第一次创伤，则对认知功能的影响更大。 研究人员在2004年至2013年间调查了大约2500位成年人，他们为被调查者提供了一个创伤事件清单，询问他们是否经历过这些创伤事件，并了解这些事件的负面影响。 清单上的事件包括：童年时期父母的离婚/死亡，精神/身体虐待，父母的酒精/毒品成瘾，打架经历，失火或自然灾害导致的无家可归等。 然后，研究人员测试了被调查者两个方面的认知能力：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ing，EF，与集中注意力、计划/解决问题和多任务处理等技能有关）和情节记忆（episodic memory，EM，主要用于记忆最近学到的知识）。 研究人员调查了他们9年时间，结果发现： 那些经历过更多创伤事件的受访者，EF和EM的下降幅度更大，这可能由创伤导致的压力和抑郁有关； 相比在童年时期就遭遇创伤的个体，那些较晚遭遇创伤的个体EM下降的幅度更大一些（因此晚一点经受创伤，也不一定就更好）。 你和伴侣关系状态的秘密，藏在基因里 一项发表于《Scientific Reports》的研究报告，一个与动物依恋行为有关的基因，也可能会影响人类日常生活中的亲密关系。 麦吉尔大学的研究者们招募了111对异性恋夫妇。要求他们报告自己和伴侣的社交行为，包括是否经常微笑、嘲讽他人，控制/屈服，和伴侣的互动感受等等，其中的一些还提供了遗传信息。 作者分析数据发现：在夫妻交往中，参与者的自身行为、对伴侣行为的感知、消极情绪和关系调整的体验，与伴侣和自己的基因型有关。 嗯，这个基因就是“CD38”。 它的变异体CD38.rs3796863与个人的“社会行为”（感情表达/与恋人的日常交流）有关。 CD38.rs3796863还具有两个变体：A和C。因此该基因可以三种组合或基因型的形式存在：AA、CC和AC。 研究发现，与另外两种基因型相比： CC基因型的人具有更多的亲社会行为，也更可能去主动看到伴侣与自己的相似之处，负面情绪更少。 CC基因型的人还报告了较高的关系调整水平。也就是说，他们对亲密关系的看法更积极，对伴侣的支持度也更高。 来吗？做个婚前基因检测 本期weekly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又得到了一点有意思的心理学技能。 我们下周再见！ 罗小虎、江湖边 ✑ 撰文 Reference： Sadikaj et al., CD38 is associated with communal behavior, partner perceptions, affect and relationship adjustment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Scientific Reports (2020). DOI: 10.1038/s41598-020-69520-y Colin J. Palmer et al. Face Pareidolia Recruits Mechanisms for Detecting Human Social Atten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20). DOI: 10.1177/0956797620924814 Benjamin C. Holding et al. Sleepiness, sleep duration, and human social activity: An investigation into bidirectionality using longitudinal time-use dat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20). DOI: 10.1073/pnas.2004535117 Kristin S. Lynch et al. The Effects of Lifetime Trauma Exposure on Cognitive Functioning in Midlife,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2020). DOI: 10.1002/jts.22522 Naja H Rod et al. Trajectories of childhood adversity and mortality in early adulthood: a population-based cohort study, The Lancet (2020). DOI: 10.1016/S0140-6736(20)30621-8 Perry, S. L. (2020). Does Low-Cost Sexual Gratification Make Men Less Eager to Marry? Pornography Use, Masturbation, Hookup Sex, and Desire to Be Married Among Single Men.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DOI: 10.1007/s10508-020-01793-w
致初次体验的来访者——作为心理咨询师想说的话
在专心做心理咨询的时候，我也体会到了很多做以前的工作没有机会体验的东西，尤其是人与人的深度连接。 在企业里，可能会需要更多的用理智和技术来工作，但是在心理咨询的过程当中，我主要是在用情感的关系工作，而不是依靠理论。这并不是说作为心理咨询师，不需要理智和技术来分析，尤其是作为精神分析流派的从业者，理智和技术分析是工作的一部分，但基底还是情感和关系。 来找我的来访者，大部分都非常聪明，他们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也有不错的工作，不错的社会适应能力，但在情感问题上，或亲子关系上，或和原生家庭的纠葛中，他们却不那么游刃有余。 在咨询之初，很多来访者常常问的是，我到底该怎么办？关于“怎么办”的问题，可以深入到每一个具体事件，可以衍生出无穷无尽的问题，最通用的一个答案，就是“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不是你，我也不在你的环境中，我的答案也未必适合你。对于我这样的答案，很多来访者会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人会感到更焦虑，连咨询师都帮助不了我，我该怎么办？有的人可能会感到失望甚至愤怒，你是不专业的咨询师，所以我走了。 有人会无奈，是啊，本来就不能指望靠你来解决问题，看吧，又是我一个人，没有人能帮我，或者我的确是无药可救了。 新手咨询师面对这些“怎么办”的问题，可能会给出一些建议或方法，这并不是因为新手咨询师比来访者更聪明，而是常常因为咨询师自己对自己不够有信心，无法给出“不知道”这样的答案，或者说咨询师自己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去面对，当给了“不知道”这样的答案之后所需要承担的来访者的情绪，如上述所说的焦虑，失望，愤怒，无奈等。 咨询师的自我修通 这里不得不引出另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作为咨询师的自我修通。 如果咨询师自身对于焦虑的耐受程度是比较低的，咨询师可能不自觉的，会在咨询的过程中走形，比如会匆忙提供各种各样的建议，或者使用各种各样的专业术语，或者使用各种各样的技术，都是为了让自己在来访者面前看起来更专业，让咨询的效果看起来更有效。 这时，咨询师可能就在无意识当中重复成为了来访者的父母，利用来访者来满足自己缓解焦虑的需要，这样的咨询对来访者就不会真正的起到作用，因为咨询本身就还是旧的关系模式的重复。 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学习成长的过程中，我受益最大的一是督导，二是个人体验，我指的都是至少每周一次的，维持半年以上的督导或个人体验，如果没有这样的频次和时间长度，是很难建立关系，并在关系当中体验这个过程的。 怎样找督导？ 顺便给希望寻找自己的咨询师的来访者，以及需要寻找督导的入门同行一个小Tip，看咨询师的背景，除了ta的从业经历和培训经验之外，更重要的是被督导和个人体验的经历，这里我指的也是半年以上，每周一次频率以上的相关经历。 师从名师几节课，和师从背景资历适合你的咨询师至少每周一次持续半年以上完全是不同的概念，所以有必要更深入的了解一下，这位咨询师的督导和体验经历是怎样的（当然我的标准不绝对，仅供参考）。仅仅几节的名师教学、督导或体验，往往并不能建立关系，从名师这里所获得的，大部分也还是在认知层面的一些收获，可能与书本所获差异不大。最终帮助一个咨询师成熟的并不单纯是理论和技术，而是人格层面的成熟，我所理解的各大精神分析学院的筛选标准，更注重的也是咨询师人格层面的成熟。 就如同对于一个人来说，影响他人格成长的最重要的是他的父母和学校的老师，那对于一个咨询师的成熟来说，咨询师的体验师就好像是父母，咨询师的督导就如同是老师。在与体验师和督导相处的过程中，咨询师体验到被爱，被关注，被支持，被理解，概括起来是体验了一段良好的关系，咨询师内化吸收了体验师和督导师的内在品格，气质，学识，修养，行为方式，对情绪的耐受等等。 被良好的关系滋养过的咨询师，并非什么都知道，也并非没有焦虑，而是咨询师更能接纳自己的“不知道”，更能接纳自己的焦虑，当咨询师自己的焦虑程度可以被维持在一个可控的水平内，于是就不太会把自己的焦虑投射到来访者身上，也就不太会无意识层面利用来访者来满足自己缓解焦虑的需要，因为咨询师自身已经不再有缓解焦虑的需要。 咨询是在做什么？ 话题转回来，再到来访者和咨询师的身上，在咨询关系中发生的事情，其实是类似的。 咨询师并不是在教来访者去如何做，而是和来访者共同创立了一段关系，并在这段关系中相互体验、影响。最终治愈来访者的，也不是一个方法理论或技术，而是咨询师的人格。当咨询师可以沉着稳定的去回应来访者“不知道”的时候，咨询师也是在做一个示范，如何应对自己焦虑的部分。如果来访者能感受到咨询师并不羞于承认自己的“不知道”，咨询师也并不会对自己的“不知道”失去冷静，那么来访者也会学习到这一部分，并且慢慢能够平静坦然的面对自己“怎么办"的问题。 咨询师并不直接解决问题，但是咨询师常常会引导来访者看见自己，对于自己的问题产生好奇心，而不是追逐一个答案，比如： 咨：刚才在我回答不知道的时候，你似乎看起来很失望？ 访：哦，不，我没有，我已经习惯了，大家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 咨：能说说你怎么会习惯的吗？发生了什么…… 访：有一次…… 咨询是否起效，判断标准并不是咨询师提供了好的建议或方法，解决了来访者的问题，而是即便问题依然存在，来访者也依然焦虑，但是来访者却可以与问题和焦虑的感受的共存，却不再感到那么辛苦和不堪忍受，不被自己的焦虑和困境所击垮，也不是急着寻找方法去消灭它们，却可以平静而愉快的继续日常生活，这就是咨询的效果。是的，问题依然在，而且还会有新的问题出来，但是我已经不害怕这些问题，也变得更有力量可以自己去应对问题了。 咨询师的真实体会 刚才说到在关系中的成长，很多来访者也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关系是相互影响的，面对那么多来访者，整天跟你倒垃圾，你承受得住吗？你不会被这些负面情绪所干扰吗？ 先说我的真实体会，我会被干扰，这个过程中有震撼，惊讶，痛惜，悲伤等，但也有喜悦，感激和满足等，因为我是人。虽然也辛苦，但对我而言心理上的满足是完全弥补和远远超出了我的付出。因为除此之外，我没有接触到任何一个其他的行业，能够给我机会如此近距离的和一个人深入的交流，让我看见自己，体验自己，也看见对方，见证关系的影响，我非常喜欢并享受这个过程。 再从来访者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我发现大部分问这个问题的来访者，都有关心他人的品质，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可能很害怕给别人添麻烦，他们常常是照顾别人的角色，并因此而压抑自己的需求，感到委屈，却不表达自己的委屈，感到愤怒却更害怕自己的愤怒也会伤害别人。 所以我想，也许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承受了很多别人的垃圾，并且当他们来寻求咨询的时候，他们自己已经处在无法承受别人的垃圾的边缘。同样，这个体验也可能发生在咨询过程当中，他们会非常谨慎向咨询师倾倒自己的垃圾，因为他们可能也会害怕自己的垃圾会把咨询师淹没，他们可能会害怕伤害到咨询师。 在咨询过程中，咨询师做的事情实际上是在向来访者展示，咨询师也许会被影响，甚至受伤，但咨询师也是自带修复功能的，咨询师也会通过督导和自己的体验师寻求帮助。一个并非无懈可击，并非完美的咨询师，ta可以抵抗来访者的不满、失望、愤怒、攻击，而继续陪伴来访者走下去。这也是示范，帮助来访者体验到，一个不完美的自己，也可以抵抗别人对自己的不满，也可以寻求帮助，也可以很好的生活下去。 我不算一个很资深的心理咨询师，但是我喜欢专注地只做心理咨询这一件事情。在过去的几年里，不断有各种各样的朋友问我，你开课吗？你做EAP吗？你做公益吗？你做正念吗？你做催眠吗？你做家排吗？你做正面管教吗？你写微博吗？你做公众号吗？你出书吗……似乎围绕心理这个行业的周边衍生产业很多很多，前几年我的确也尝试过一二，但发现我不喜欢，大概是我演技差了一点，煽动性差了一点，做不了。我只想做心理咨询，需要时间来经营，我精力有限，只能专注咨询一项工作。
“懂事”孩子的心，我们懂吗？ -------------粗谈育儿之一
首先申明，我非亲身经验，非主攻儿童心理，非育儿专家。只是个人对儿童经历对成人心理的影响感兴趣，并在与CAPA关系紧密的Philadelphia Center of Psychoanalysis 儿童以及成人精神动力学继续学习。想为还不能明确表达自己内心的孩子们或曾经的孩子们发发声。以下从几个常听到的说法入手。 一种情况 “这个孩子真懂事，像个小大人，真好” “懂事”是常常被用来夸孩子的。符合年龄的“懂事”当然好。这里要说的是把过多的责任，负担，期望加在孩子身上。比如，期待孩子帮助加长排忧解难，处理家长的情绪；调节家长的夫妻关系；为家里经济情况担忧；孩子自己做饭吃饭安排日程，而父母专注在娱乐上；讨好的别人。当然，有些家庭是不得已，迫于生存而不得不让6、7岁的孩子自己照顾自己。这里说的是家长能够做到而意识不到关注孩子的重要性的情况。就拿6、7岁的孩子来说，这个阶段正是交朋友，发展兴趣，在学校和集体找到自己的位置，等等，以便建立自信自尊的重要阶段。如果这时ta正忙着想晚上会不会挨饿，家里能不能交上下个月水电费，那么，会有多少精力来发展其他孩子正在努力发展的自我？ 孩子能在压力下在一夜之间长大来适应环境，生存下去。他们会变成那个环境需要的样子。但是我们都懂拔苗助长的道理。比如，在建立安全感的年龄被不符年龄的压力和焦虑围绕，常常成人后，可能会对经济更加焦虑以至于无法享受生活。 解决方法说来简单，做起来可能很难，并因人而异。例如：父母若有感情或情绪上的困惑，自己建立自己的社交圈，和自己管理情绪的方式。慎用自己的年幼孩子 当倾诉对象，或者用自己的疲惫或情绪当做管理孩子行为的方式。经济上，常常用被用来当做避免孩子任意买东西的说辞。爸妈们，会不会有其他办法达到这也培养孩子勤俭节约呢？ VS “孩子什么都不要做，我承担一切” 这个说法有时能听到。给孩子太多太早太重的责任，会让他们成长只围绕怎么应付压力，无法享受。而太少的责任感，则会影响长大后适应社会，明确自己的行为或不作为的后果。责任感和明确后果需要慢慢建立，每个年龄段适合的责任不太一样，而且都重要。学会和年龄相符的挫折相处，享受做一件事的过程并享受成果或接受后果，是大多数成人要具备的生存技能吧，我想。 第二种 “不批评，要正向，只有爱” 爱是美好的。可不是全部是世界的全部吧。成人的生活里充满让我们高兴幸福的，也有失望痛苦的，还有中性的。不教育只表扬的 孩子会不会被剥夺了ta在能承受的失望痛苦等等不开心的境遇中保持韧性，学会做正确的决定，接受和放下？对欧美的育儿的误解之一就是这个，以为夸奖鼓励是育儿唯一的方式。从我的经验和学习中了解到，他们也是多种多样，只有夸奖的育儿也被大多数人所不接收。适当的管教能帮助孩子了解遵守规则的重要，和不尊重规则，不顾及社会中其他人的权利的后果。我相信，即使大家有成为李gang的资源，也不真的希望以和他一样的方式上新闻。适当管教在孩子稍微懂事的时候包括：耐心的讲道理，不以羞耻ta为管教，面壁（越小的年纪时间要越短），道歉等等。并温和的坚持执行，这需要很多精力。 VS “严厉是为ta好，鼓励让人骄傲” 严厉可能是你表达爱的方式，但是孩子可能理解相反的。而且常常和发怒暴力（语言暴力和行为暴力）相连。也许会说“严厉是为了让孩子怕，听我的话，好好学习。”你可能会说“他长大了 就知道我的苦心，会感谢我的”。可能会，可是你希望ta在多远的地方感谢你呢？你希望ta感谢你呢，还是更喜欢ta和你亲近？当长期被说“你怎么连这个都不会？”孩子很可能内化成“我是个很没用的人”，而非“我是个聪明的人，值得被爱的人，只是这件事情没做好”。 若关注和夸奖只发生在取得成就时，让父母在邻里亲朋面前有面子时，那么孩子可能会解读“除了这个，我一无是处；只有取得成就，才值得被爱，才是有价值的人”。爱是有条件的，我需要不断费力的赢得父母的爱。自信自我就完全建立在外在条件上，比如学习，表演，样貌，地位。但是当整个自信自我只建立在这一个事情上，而且是虚无缥缈的事情，会不会很脆弱？ 有些父母的严厉可能在发泄自己的怒气，而不是在管孩子，为孩子好。 有些严厉可能来源于失望孩子做不到他们的期待。 “无条件的爱”是怎样的？ 我爱你的存在。不是你的学习成绩，不是你的清秀面貌让我在朋友面前多么有面子，不是你的英语多流利或者钢琴10级。不是你多服从于我，让我觉得自己是多优秀的父母。可能父母们是很纯粹的爱孩子，可是以上说的几点还有其他的一些误区常常会让孩子不自觉的解读为“我只有具备某种东西，才值得被父母爱”。怎样让孩子感觉到这样无条件的爱呢？大多数重要的事情都可以是复杂的。简单的说也挺长的。 了解ta并理解. 了解ta的独特，了解ta的困惑，感受和challenges。当孩子和多数孩子不一样，或者和你认为的孩子应有的样子不一样时，是否能尊重ta的独一无二？一个老师曾说，年幼孩子的自尊自信不是ta赢得了多少小红花多少奖章，更多是看是否能被父母了解和理解。 倾听和共情是一种，想要了解孩子的感受，不逼着ta说，但是ta想说，尽量细心的听，用心的留意。而非单单说教。比如，孩子说，某某小朋友不和我玩。耐心的听ta说，适当问问怎么发生的，孩子怎么想的，怎么感受的，问问孩子ta打算怎么办呢，等等。孩子需要时，温柔的提意见“。。。会不会有帮助呢？” 从心理上，从根本上面对自己望子成龙成凤的意愿。 诚心的道歉。没有完美的父母，完美的无懈可击父母也不利于孩子。在失误和修复中，孩子也能学会伤口修复，原谅别人和自己。因为成人社会里，失望，被无心的伤害不可避免。 有效的陪伴，大家常说的。 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安抚他们情绪的方法也不一样，找到适合你们的。尤其孩子小的时候，需要家长先帮他们安抚，慢慢他们回会觉得情绪不会摧毁，不那么可怕，我有能力处理它。 支持ta独立与你，当ta需要时你的保护支持时出现；当他们想独立和朋友建立友谊，有独立与你的世界，尽量让ta无牵绊和愧疚的发展自己。 等等等等 婴儿期呢，对管理情绪，建立安全感，建立依附关系，和他人关系模式，也重要。无条件的爱在婴儿期体现在主要照顾的人（通常是妈妈）和婴儿眼神交流，体察婴儿身体和感情需要。是的，婴儿也有情绪。如果他们的情绪被妈妈注意到，并且被反馈回来，这样会为今后管理自己的情绪打下好基础。新妈妈们的压力好大，通常第一次当妈，手足无措，荷尔蒙还在调理中，缺少社交，经济压力，角色变化，等等，情绪不稳很常见，先好好照顾自己。 过于简化来说：在育儿中慢慢培养他们适应社会的能力。 当父母不易，承担很多责任。你一定尽力了。父母的一些未被理清的、未发觉，未被诉说的经历和感受，可能会影响给与孩子以上说的一些点。在一篇Ghost In the Nursery的文章里有讲，这里就不赘述。童年经历和成人心理不是直接的因果：比如小时候经历了什么长大就一定会有什么样的心理。所有内容仅供思考。
“别气，你理性一点！”“生气就不理性了吗？”丨疫情中的理性与情绪
一、理性或情绪：战争 自新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无论是疫情本身，还是社会运作，都给每个人在生理健康上、心理健康上，以及整个社会经济上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疫情的爆发、信息的不全与延迟、疫区人的呼救、慢性病患者的断药、募捐物资被扣、央视直播被掐、李文亮医生的去世、双黄连被炒、湖北媒体的迷之操作、独居老人的捐款、“奔驰车主”的闯闸、兰州女护士被剃头、“钻石公主号”无严格检查就靠岸放行、各国政府在防疫上的迷之操作、各地景区与公共场所密集人群的放飞自我…… 我们不得不承认，自疫情爆发以来，实在是发生了太多令人感到愤怒、悲伤、羞耻、难过、压抑的事了，网上也因此炸开了锅，成为了“要理性还是要情绪的战场”。 有许多人倡议保持理性，不能被情绪冲昏了头脑。也有许多人提出，这时候的理性，是“冷漠”，是“犯蠢”。 “要理性还是要情绪”争执，似乎把“理性”和“情绪”对立了起来，仿佛它们生来不共戴天、水火不容。 在“要理性”的压力下，许多人也对自己的情绪和体验产生了怀疑：难道发生了那么多事，我不应该生气吗？难道有情绪是有问题的吗？难道我感到消极、负能量，就不能理性吗？ 理性和情绪之间，是对立的吗？ 二、理性或情绪：抉择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开始推崇理性，而害怕起情绪来。 从小到大，我们似乎都被这样教育着： “做人要理性。”“没有人喜欢情绪化的人。”“不要因为别人的事情影响到自己的情绪。”“一天到晚有情绪是软弱的表现。”“打碎了的牙也要往肚子里咽。”“正常人不会被情绪所困扰，因为正常人都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而我们的社会文化，似乎也在鼓励大家成为那些看上去“沉稳”、“冷静”、“理性”、“摒弃情感”的人，而许多文学作品中的“巅峰形象”，似乎也是那些“仙风道骨”、“喜怒不形于色”、“云淡风轻”的人。 情绪仿佛变为了一剂毒药，甚至是一场会随风飘散的瘟疫，让大家避之不及。 渐渐地，“理性”和“情绪”被明晰地分开了。即使它们都存在于我们的心里，我们好像也不再允许“情绪”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了。 “要理性还是要情绪”似乎成为了一非黑即白的单选题，仿佛如果我们是有情绪的，我们就是不理性的、不被认可的、不正常的、有问题的。 于是，战争开始了。 对内，我们开始不允许自己有许多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而当我们开始使用“理性”和“情绪”这两个词来区分我们的心理过程，并去“摒弃”情绪时，我们似乎就像在拿着一把苍白清冷手术刀，隔着痛苦，巧妙地分割着我们的内心。 对外，我们也开始嘲讽，开始贬低：“你怎么这么情绪化？你是个弱者！”但当我们终究无法用理性控制住情绪时，这劈向别人的铡刀，最终会落到我们的头上吗？ 三、理性或情绪：关系 随着脑影像学和神经科学的发展，科学家们渐渐发现，无论我们在意识上觉得自己是更加理性的还是情绪的，理性和情绪始终相伴存在，而理性思考的背后也总有情绪的底色。这和我们的大脑有关。 随着人类的进化，人类的大脑可以被大致分为三“层”。第一“层”是旧脑(old brain)，是人类最古老的脑结构，它掌管着我们的呼吸、心跳、吃饭、睡觉的功能，能让我们感受到温度、饥饿、潮湿，和疼痛，并接受视觉、听觉等感觉的信息。它的功能，是维持我们作为一个生命体的基本生存。 第二“层”是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是我们情绪的所在地。边缘系统在接收了体内外的各种信息后，会快速地做出我们身心所处的状态或外界的环境是危险的还是安全的的判断，一边通过情绪来向我们的意识传达这个判断的结果，一边调动全身的资源和能量，为潜在的危险做准备。 而第三“层”便是我们的大脑皮层(cerebral cortex)，它与我们的理性、认知、决策、计划等高级认知功能有关。受制于我们大脑的结构和功能，传向大脑皮层的信息总会比传向边缘系统的信息慢一些，因此我们也总是先被客厅的黑影吓一跳，然后才意识到它只是挂在架子上的外套而已。而我们的理性，也会是在我们接收了情绪信息后，才会在情绪的底色上，做出更复杂、更完整、更现实、更理性的判断。 所以，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想不想要，情绪始终都会存在。而理性和情绪的存在本身也并不对立，它们更像是我们心理过程中的组成部分，而同时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组成部分。 实际上，在许多时候，在情绪的帮助下，我们的理性反而能够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在压力与焦虑中，我们能更好地调动全身的能量，让我们的理性处在更高速的运转状态中，并让我们更高效地做事。这也是在各种考试或比赛之前保持适当的紧张与焦虑能让我们获得更好的成绩的原因。 即使是看上去不那么有情绪的事，比如编写一段程序、建立一个数学模型，其背后都有积极的情绪在支撑着我们：难道实现这些的过程和结果，不会令我们感到喜悦吗？更别说让我们兴奋的灵感之源了。 如果没有情绪，我们可能就“停滞”了。 当然，理性和情绪都不是“全好”或者是“全坏”的。 如果我们的情绪过于强烈了，我们的注意力和思维内容会变得狭窄，我们会变得更关注与当前情绪有关的信息，而忽视另外的信息。而如果我们把一切交给情绪做决定的话，往往蕴藏着很大的风险——因为情绪大多只根据“相似性”做出“大致的判断”，而经常忽视现实中的情况。 这时候，我们需要借助我们的理性，做出更复杂的、更精确的、更符合现实情况的决策与计划。 而如果我们“关闭”情绪时，我们与自己或外界世界的连接也被削弱了。许多人似乎想到了办法用自己的理性“封印”住了自己的情绪，但当自己停下来、与自己相处时，却感觉不到愉快的感觉，而是更多处在一种空虚、麻木之中，或是理性与情绪的“割裂”之中，说着类似“我很理性，也很成功，我应该感到快乐”的话…… 其实情绪并没有因此消失，由于情绪的生理基础，它变换了存在的形式，可能体现在了促使我们忙碌的焦虑中、莫名其妙的波动中、自己也不理解的行为中、疯狂的吃喝中，或身上的腰酸背痛中…… 这时候，我们需要看到我们的情绪，来理解自己的心理与周围的环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或发生了什么样的互动，让自己变得不再平衡、不再稳定、不再感到安全。 既然理性和情绪相伴存在，那么重要的就不是理性或情绪的有无，而是理性与情绪间的平衡。 但我们创建了战场，我们追求的并不是情绪与理性的平衡，而是理性的独裁。 四、理性或情绪：敌人 在这场“理性还是情绪”的厮杀中，进行的仅仅是“应该理性还是情绪的争辩”吗？ 理性阵营，认为保持理性有助于我们做出更具有现实性的决策和计划，而不是被情绪冲昏头脑做出冲动的、具有破坏性的行为，并提倡实际上不同的声音和观点也能带给我们去探索、去澄清，去做得更好的机会——如果我们能在这个过程中时刻保持理性的话。 而情绪阵营，无论是提出自己的立场或观点也好，还是“拒绝冷漠”、在网上四处声讨也好，我们则更多地是在借用文字表达这一方式——而不是表达出的具体的内容——宣泄我们的情绪、感受着我们的力量、表达着我们的抗议。 无论我们所处的是哪个阵营，理性过程和情绪过程始终是难以区分的，更何况它们经常同时存在。 在表面上的战争中，我们通过语言和文字，向“对立面”倾吐着我们的子弹，维护着自己的立场，想要拼个你死我活。 而在心里，我们炮轰着那些令我们不爽的“理性化的”或“情绪化的”形象时，也能享受到自己的满足，我们的敌意与愤怒也得到了转移和宣泄。 但倘若我们下潜地再深一点，也可能会发现一个令我们惊惧的存在——这场厮杀的另一个意义。 “我要保持理性，因为我相信，只有保持了理性，我才能做对的事，我才能做更多、做更好，我才能依靠自己、保护自己，而情绪对我来说没什么帮助。否则……” “我要愤怒，要宣泄，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感受到我还活着，我还有人性，我还没有麻木，我还有力量，而理性只会让我感到心寒。否则……” 否则，我做的事情会不够好，我做的事情可能是不对的，我可能会伤害到自己或别人，我可能酿成大错。这不是我，也没人喜欢这样的人。 “也没人喜欢这样的人。”——“我自己甚至都不会喜欢这样的自己。” 似乎我们更害怕的并不是“不理性”或“有情绪”，而是被抛弃、被孤立、被远离，这太吓人了！如果没人再喜欢我了，如果我连自己都不喜欢自己了，那么我该如何自处，如何存在？无论我是理性也好，还是情绪也好，我在其中的所作所为，又有何意义？ 所以实际上，当我们在“辩论”“要理性还是要情绪”时，不单单是在“辩论”这两件事本身，而且还在通过用“理性”或“情绪”筑起城墙的方式，保护着自己的内心。 我们需要一个容器。 无论是理性也好，还是情绪也好，当它们能被看见、被支持、被承载、被接纳时，它们才能更多发挥出各自的意义： “我现在想要理性地谈谈这件事，你愿意听听吗？愿意？好，我开始了……”于是，理性引领者我们乘风破浪、扬帆起航。 “我现在想要情绪化地发泄下我的不满与愤怒，你愿意听听吗？愿意？好，我开始了……”于是，情绪引领我们看到自己，回归平衡。 但是，我们允许这样的容器存在吗？家人会成为我们的容器吗？朋友会成为我们的容器吗？伴侣会成为我们的容器吗？心理咨询师会成为我们的容器吗？我们自己，会成为我们的容器吗？ 我们一方面在期待着容器的出现，另一方面又感到担心和害怕，害怕容器太少，害怕容器不够好，而会再一次让我们失望。 五、理性和情绪：平衡 所以，其实从来都不是“理性或情绪”的问题，而是“理性和情绪”的问题。它们从来就都我们心理过程的不同组成部分，也是完整的我们的一部分，而当我们试图去“分割”时，也势必要承担因此带来的“副作用”。 回到那个问题：我们在疫情中可以不理性吗？ 一方面，既然理性和情绪不是对立的，既然它们相伴而生，是我们心理过程的两个部分，那么什么才是“不理性”呢？ 另一方面，既然情绪的有无并不受我们理性的控制，那么当我们有无某种情绪时，又应当获得谁的应允呢？ 我们，作为一个健康的、完整的人，势必会为疫情中发生的糟心事而感到消极、负能量，甚至有时会短暂地失去理性，这是十分自然的。 因为我们的感受和情绪在不停地向我们提示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危险——何况疫情早已将我们置于了危险之中。 若我们能及时地回归平衡，不总是被情绪所淹没，不将一切都交由情绪，则并无大碍。 毕竟，如果只强调理性，完全抛弃情绪与感受，则会让我们失去与自己和这个世界的连接，也失去识别危险、在危险中保护自己的能力。而保持适度的情绪，反而能让我们做得更好。 而我们更害怕的，更多会是自己完全被情绪所淹没，完全失去理性，完全失去“自己”，被人当做“异类”、“疯子”、“不正常”的人，被人所排斥、所远离…… 当然，我们大脑的结构和功能没有那么简单，会让我们轻易地沉入情绪的旋涡中。如果我们在大脑结构的发育上没有明显的异常，如果我们在生命早期没有经历巨大的创伤，我们的大脑，能在很大的程度上自动化地帮助我们调节情绪，保持理性。 所以，重要的不是情绪的有无，不是自己是否“不理性”，而是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处在情绪或“不理性”中时，该如何回归平衡。我们可以尝试这样做： ①接纳情绪。无论是积极的情绪还是消极的情绪，都是我们的大脑在试图告诉我们外界的环境和我们的状态对我们来说是更有利还是更有害。试图对抗情绪，只会占据我们更多的认知资源，让我们的注意力更分散，而无法聚焦到想做的事上。而接纳情绪，承认它的必然性，并利用它传递的信息作出更理性、更完整、更现实的判断，会让我们事半功倍。 ②提高对自己情绪的意义和影响的觉察。通常，我们都会觉得情绪来无影去无踪，难以捉摸，难以把握。而主动地提高对自己情绪过程的觉察，是通过提高大脑皮层的控制能力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平衡的过程。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些问题提高我们的觉察能力：“当我有情绪时，我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如果心里的感受难以捉摸，可以看看自己的身体会出现什么样的感受，比如是否感到胸闷、心慌、头晕、手脚冰凉、腰背酸痛）？我的情绪是如何出现的？它的出现想告诉我什么？我现在是否应该更关注自己？如果我一直处在这样的情绪中，会对我之后的想法和做法有什么影响？我的情绪又是如何影响其他人的？如果我不想处在这样的情绪中，我又能做点什么？” ③及时照顾自己，从刺激情绪的源头中脱离。当我们太久地处在会让我们产生剧烈情绪的情境或事物中时，我们的大脑会处在高度激活、高度唤醒的状态。这时候，我们大脑中的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会飞速运转。若我们长期处在这样的状态中，可能会导致我们变得失控，或者麻木。而这时候，即使远离这些源头，及时休息，是个很好的选择。 对于很多人而言，靠自己回归理性与情绪的平衡是一件有难度的事——毕竟很少有人会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教会我们情绪是什么、有什么意义、我们又该如何与情绪共处。这并不意味着你是更脆弱的、更无能的，而只是意味着并非我们所有人都能如此幸运地顺利长大。 如果你发现你总是会被情绪所淹没，难以通过理性接管自己的意识，或总是感到麻木、毫无波动，遭遇了危险而不自知，那么这时候，或许寻求专业的心理服务可以帮助到你，让你体验更平衡、更完整的自我。
简里里：为什么表达情绪非常重要
祝你在新的一年，能够有表达自己情绪和情感的空间、有你自己的表达方式。 愿你每一次真诚的表达都能够得到善意的回应。
你老说自己“不够好”，让我们这些平凡人怎么活？
本文字数2500+ / 阅读需要 6 min 翻看后台大家的留言，经常有朋友悄悄分享她们近期的小心思。 有一些很相似的，我匿名摘出来： “每次在商场看到很美的衣服，都会不敢试穿，感觉穿在自己身上会很浪费。” “不敢去很高档的理发店、美容店，里面的人都很潮很时髦，担心自己丢脸，虽然我完全消费得起。” “以前从来不化妆，工作忽然需要化一次妆，化完感觉极其不好意思，脸火辣辣的。” 这几个例子，其实都涉及到我们内心的一种“羞耻感”，更进一步说是“自我羞辱”。比如内心中总是重复：“我不够好”、“我不行”、“我太差劲了”。 羞耻感本身作为一种情绪，是很常见且正常的。它是生活的一部分，适当的羞耻有助于我们情绪上的成长。 然而，当我们的“羞耻感”打破了一层边界，成为一种“过度羞耻”时，我们便很可能深陷其中，任凭它来攻击我们——这会让我们经常活得很难过。 就像开头举过的几个例子，很多小事都会引发我们的“羞耻感” 而这种羞耻其实主要来自我们自身，而不是他人。 当羞耻成为了一种令人痛苦的长期信念时，我们很可能已经成为“自我羞辱者”—— 总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把自己看得非常卑微，觉得自己配不上好东西，甚至稍有不慎，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会离开自己； 我们会无法忘记自己曾犯过的任何一个错误，即使在别人看来，那些错误根本没有造成任何严重后果； 我们也会用最严厉的话语训斥自己，用最恶毒的话羞辱自己......好像永远生活在自己施加给自己的压力之下。 停！ 停一下！ 别再瞎想了啊！暂停一下你的自我羞辱啊！ 的确，羞耻令人痛苦，但很多事并不是你的问题啊。 在心理学研究上，羞耻产生的原因和许多因素有关，也许与我们的童年，家庭关系，人际关系都所关联。 拜这些原因所赐，我们才会将“羞耻感”当做自己思考问题时最常运用的情感，从而用“自我羞辱”来回应这个世界，默认他人都在用批评、蔑视的眼光来评判我们——好像我们自己就是“羞耻”本身。 这样的生活可太累了。 所以，下面我决定带大家继续深入认识一下我们“自我羞辱”的本质。认清它的真实面目，我们才有可能甩脱它，避免再被它打扰生活。 “羞耻”不需要召唤 它们总是自动出现 过度的“羞耻感”总会悄悄嵌入“自我羞辱者”的思维习惯中。当他们处理或者面对许多事情时，“羞耻感”会自动冒出来。“羞耻感”甚至会成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 例如当自我羞辱者做错某件事时，他们不会去找寻犯错的真正原因，浮现在脑海理由总是“我真是一个没用的人”“是因为我自己不好，才会总是犯错”“我真是一个很让人讨厌的人”。与此同时，他们不会质疑这些想法的真实性，他们会用羞耻思维一直告诉自己，自己就应该被“羞辱”的。 身体的困境： 麻痹和精力衰退 “自我羞辱者”长期陷在羞耻感之中，很可能已经陷入麻痹，无力再反抗羞耻感本身了。 他也许可以指责伤害他的其他人。但当伤害他的人，是他自己的时候，很难再有力气和理由去和自己对立了。 这种麻痹强化了羞耻感，他们便只能用更强烈的羞耻感来合理化自己的羞耻。同时当“自我羞辱者”长期否定自己的价值时，自身的真正的精力也会被削弱。会觉得自己更加渺小、软弱、无力，精疲力竭。 习惯性的回避和孤立 当“自我羞辱者”给自己发出过多的“羞耻”信号时，他们会习惯性的回避一切有可能造成“羞耻”的事情或者活动。 例如曾经在当众演说或者做报告的时候，有过口吃的经历，就会避免一切当众讲话的场合； 当戒烟一再不成功后，很有可能就再也不尝试任何和戒烟相关的方法了； 总是无法控制自己的体重，就干脆暴饮暴食，反正“我就这样了”。 很多时候，还会选择孤立自己，在遇到与羞耻相关的事时，不会愿意和朋友，亲人分享自己的感受。“我这么差劲，反正朋友和亲人也看不起我。” 完美主义or不完美主义 自我羞辱者往往是拥有完美主义特质的不完美主义者，他们对自己极其严苛，拥有着高度自知。 他们渴望一切事物都尽善尽美，不能容忍一点点的纰漏，比如：在工作上无关轻重的小失误；当朋友来家里做客时，地毯上有一小块没有清洗的污渍；在重要场合，好像没有穿着最得体的衣服。 与此同时，他们又时时刻刻知道他们的缺陷。好像别人也如同他们一样，总是正在盯着自己的无能。 主动寻找带有“羞耻感”的亲密关系 虽然“自我羞辱者”会自动回避许多有可能带来羞耻的活动，但是在亲密关系中，“自我羞辱者”往往总是会寻找给他们带来伤害的伴侣，因为他们坚信“我毫无价值”“我知道Ta不够好，但是除了Ta之外还有谁会要我呢”。 结果，伴侣的伤害更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羞耻”。 自我憎恨 在“自我羞辱”一直持续时，不能消除的羞耻感就会转变为自我憎恨。自我羞辱者的内心好像生长了一个黑洞，将他身上所有的美好品质吸走，只能用“蔑视”和“厌恶”去对待自己一切不好的地方。 自我憎恨常常以非常基本，粗鲁的方式表现。可能包括脏话和贬斥。自己对自己说着“别费劲了，你永远不可能做好任何事”。 “羞耻螺旋” 正常来说，“羞耻感”可能会突然出现，但一出现就可能势头很大，像浪潮袭来（羞耻波浪），成为一种强大的压倒性情感体验。还好它们的持续时间很有限，让我们能够迅速恢复正常，甚至从痛苦中学会新的方法。 但是在“自我羞辱者”的羞耻感体验中，羞耻往往不以波浪的方式袭来，而是转化成了“羞耻螺旋”。羞耻螺旋的持续时间会远比羞耻波浪长得多。与此同时，羞耻感还会回溯以往的羞耻体验。 比如，“忘记打电话”这样一件小事，可能当时令人难堪，但只要稍作冷静就可以弥补。但如果陷在“羞耻螺旋”中，你就很可能触发各种类似羞耻事件的回忆，从而放大这种羞耻，开始想着“我咋这么笨呢，屁大点小事都做不好！”从而久久不能摆脱这种痛苦。 自我羞辱到一定程度，往往就会开始觉得“人生没啥意义”了。但朋友，你冷静想想，人生的意义不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赋予的吗？ 我们会安慰被他人伤害的人，关心自己伤害自己的人，咋就不心疼心疼自己呢？ 当我们不再主动伤害自己，责怪自己，羞辱自己，也许就会发现，人生的信念感是自我给予的，那股信念往往是有力量、有温度的。 如果你经常用羞耻感折磨自己，希望这篇文章能够给你一些帮助。至少，帮助你意识到自己的一些行为、想法背后隐藏的深层情感。 理解羞耻，才能开始直面它的存在。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不应从任何人的口中说出。 野生好人 ✑ 封面 一了达+酒鬼 ✏ 撰文
孤独的火锅哲学丨漫画
野生好人 / 酒鬼 ✑ 策划 野生好人 ✏ 插画
“多次自杀失败，是我现在最庆幸的事情。”
本文字数 3000+ / 阅读大概需要 8 min 最近听朋友讲了个故事，两年前他由于工作、感情不顺，一度想要“一死了之”：在一家酒店藏了两天，切断所有联系方式，试着拿亮闪闪的小刀在手腕上比划，也试着蹲在高楼层喝酒以便随时一跃而下，甚至尝试触电。 犹豫的最后关头，房门被砸开。他至今不知道朋友们怎么找到的自己，因为他连住酒店身份证都是假的。 听到这个故事时，我们在一个酒局上，他容光焕发，事业也小有起色。“那时我手机一开机，立刻卡死了，我才发现原来那么多人在意我，在找我。” “感谢那些最后关头拦住我的人。” 其实，很多人都像他一样，曾经在生死边缘迷路，并且幸运地得到拯救。趁着感恩节，我们做了一个“感恩那些把你从生死边缘拉回来的人”的征集，并且整理了他们的故事。 为还原每个人的真实情感，我们尽量没有对文字进行删改。看完他们的感恩故事，你也许更能认识到生命的力量。 匿名 遭遇诈骗，倾家荡产后决心振作起来，却被现实一次次打趴。 不记得挣扎了多久，有一天下了班，万念俱灰站在路边，想在马路上被车撞死算了，准备抬脚电话响了，是一个常年不联系不知道我被诈骗的姑妈。 姑妈肯定到现在都不知道，她这个电话救了我。 @白芷 年初入院，做了一个疗程的MECT（重度抑郁症电休克治疗），因过年提前出院后，我依旧心如死灰，丝毫没有活下去的动力，只是苦于刚出院被看得紧，不太吓人的（自杀）方式也在入院前试过几次，未成年人也做不到自由的收快递和出远门。出院去找原来的门诊医生复诊拿药的时候，医生笑着对我说：“一定要忍住啊，这样就能看到我啦，我们还能在这里聊一聊。” 医生胖胖的，饱满的苹果肌挤弯了带着暖意的眉眼，就突然觉得，哪怕只为了这一束光的温暖，也要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试试看啊。 匿名 大学的时候我交了一个女朋友，然后她和一个我刚刚介绍给她的朋友上床了，“只是想看看他怎么样。”没多久，我爸发生了一场意外，颈部以下瘫痪。 我渐渐抑郁，我翘了大学的课，经常骑车去湖边坐着，总想着生活真没意思，骑进湖里算了。 我妈咬着牙把我送进一所精神病院呆了三天，接受团体治疗。在那里，我听十几个人讲述他们的故事，有人患强迫症严重到完全不能正常生活，有人坚持说自己是正常的但已经第三次被警察强行送来，有位阿姨正在戒毒，她自己把自己送进了医院，因为她想活着看到孙子出生。 我意识到，我的生活远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糟。至少我父母能给我正常的教育，给我治病，给我普通但温馨的生活，我第一次觉得很感谢他们。 后来我找到了工作，也需要在一边照顾爸妈、一边工作中寻找平衡，很痛苦，曾经连续一个月几乎没空吃饭。但我还是觉得要坚持活下去，活着才有意义，死了什么都没了。 匿名 毕业以后日子过的很糟糕，以前一直深信的东西瞬间瓦解，我开始怀疑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 那段日子，觉得所有事情都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不够认真，不够努力，所以才会那么糟糕，一切都是自己的错。和家人朋友倾诉，他们说你要懂得知足，是你太闲太矫情了。当时想了很多种离开世界的方式，吃安眠药，找个悬崖跳下去，过马路的时候走着走着就不动了，想着被车撞死就好了。 后来妈妈知道了我有想自杀的想法，对我说话都小心翼翼的，爸爸说你和你妈对我是最重要的，虽然他们还是不理解我，可是他们愿意为了我而去努力改变自己。我想我最终没有自杀是因为我感受到了他们的爱，我没有办法那么残忍的把他们独自留在世上。谢谢他们那么爱我，只因为我是他们的女儿，谢谢自己一直没有放弃。 @阿亮 当我濒临崩溃边缘的时候，是自己救了自己。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忽然开窍的。我意识到“抑郁症”貌似有它自己的人格，而且它是会说谎的。它会让我的大脑错误地解读信息，带来一种“不舒服”的生理感觉——但我终于意识到，此时的我并不是真正的我。 “我”是自己所有经历、梦想和感觉的抽象、主观集合，是复杂的、不断进化的、形而上学的。但其中并不包括“自杀”的想法——我开始意识到，“自杀”是一种症状，并不是真正的我。我不会让自己去死，但我的症状会让我去死。 所以我把抑郁症当做一种寄生在体内的虫子，有时，我也把抑郁症想象成脑袋里的某种化学反应，它会在脑子里乱撞，让我与多巴胺、血清素失去联系，导致那些“盲目、害怕、难过”的情绪非常迫切的冲出来。 每当我感到生命那样黑暗、绝望、无意义的时候，感到自己离悬崖只有几厘米的时候，我都会有意识的问一句：“这是我吗？” 渐渐地，我发现我可以直接和自己的情绪对话了。听起来很不科学，但我确实做到了，我会对大脑里的负面想法说：“我听见了，我认识你。我知道你又在使坏，但我不听你的。” 如今，我还是会偶尔听到他们的声音，比如“这没用”、“没人关心你”、“放弃吧”，但这个声音已经越来越小，小到我可以更轻松地拒绝。 也许你觉得很荒谬，但我就是这样活下来的。我觉得活着很好，我很感谢那个顿悟的自己。 @林夕 抗抑郁的药换了四五种。什么跑步、中药、佛经、正念都试过，没用。 最难受的那天，焦虑烦躁不安。试着躺一会冷静下来，不行，要不吃点安眠药？犹豫着吃了好多。 我爸知道了，一直陪在我身边，并克制着自己情绪，说：不舒服的话，可以打他几下。他已经随时准备送我去医院。 过后稳定下来，才感觉自己就像刚刚尝试了一次自杀——还好吃的安眠药远远不够致死量。 @lans 国庆节的时候，有一段特别丧的时间，天天在家里哭，哭了睡，睡了哭，其他的什么都不想做。不敢去厨房，不敢去阳台，脑海中就一个念头：“我要解脱。” 我当时都已经拿着刀了。 就在那时，我的咨询师给我发信息过来，说一切都会好的，让我好好的。我的朋友打了几个电话过来，说虽然不在身边，也希望我好好的。我认识的网友，直接问我需要钱吗？需不需要转钱给我。我哇哇大哭，哭了半个小时，把刀丢了。 @玲 自杀想死的念头无数次占领我的大脑，但也很感谢每一次身边的她们，让我没有真的和这世界说再见。 她，是我现在的医生，也是我遇到最好的一个医生。是她让我在几乎都要对医生绝望之时，又重新有了希望。在我小心翼翼和她说我状态特别不好，会有特别消极的想法的时候，她会很温柔地安慰我陪着我，在我几度陷入绝望、厌恶自己的一切、不停地和她说“对不起我觉得我好不了了”的时候，她耐心的和我说，生病不是我的错，状态不好不代表我不好。 她，是我现在的辅导员。休学一年以后遇到的新辅导员。虽然到现在只接触了两个多月，她却让我觉得仿佛认识很久。她会在我和她聊到我曾经自杀未遂的时候流泪，和我说她应该早点出现，早点陪着我。她总会戳中我的内心，在我哪怕很努力地假装表现的很好的时候，会和我说，如果难受就别刻意了，太辛苦了。 她们，是我的闺蜜。在我同时面临爸爸车祸做手术和自己极度状态不好下一秒就想自杀的时候，我和她们说，如果我做了什么记得原谅我，她们特别着急，特别担心，甚至第二天一大早就陪我到了医院等爸爸做手术，还陪我问了精神科的床位，陪我等着那天正好有好多好多会要开的精神科医生，陪了我整整一天，安慰那个第一次在精神科护理站哭到崩溃的我，直到最后我见到了精神科医生，她们才抱抱我然后回家。 她们，是一群陌生人，是自杀干预热线那头的人。至今我也因为对声音不太敏感而分不清每次接电话的是不是同一个人。但每次，在我还能有一点意识控制自己的时候，在我抱着最后一点点希望给他们打电话的时候，她们会很温柔耐心的问我怎么了，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就那么陪着我，甚至还能听出我努力藏住的眼泪。 她，是我的咨询师。虽然有些时候我也会有点怀疑她能不能帮到我，虽然有些时候的进程会遇到一些瓶颈。但在我要崩溃的时候，实在绷不住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她会接电话，也会安慰我一会儿。我一时语塞，她也会静静地陪着我，只要她当时没有来访者，或者没有会议和培训。有的话，也会回我信息让我稍等一下。 写了这么多，真的很感谢生命中出现的你们......我也期待着我真的好起来笑着和你们打招呼的样子，而且，不是假装的笑。爱你们。 是啊，谁的生活不是充满了“好难啊”呢？ 问过身边的人，好多人也都曾或多或少萌生过“自杀”的念头。可就像上文中 @阿亮 所说的：那个“想自杀的你”，还真的是“你”么？ 神经生物学研究显示，自杀者往往处于一种生理异常状态，比如出现“5-羟色胺能机制（serotonergic mechanism）异常”： 5-羟色胺是一种能产生愉悦情绪的信使，几乎影响到大脑活动的每一个方面：从调节情绪、精力、记忆力到塑造人生观。 换句话说，此时的“你”已经不是真正的“你”了，某些生理变化改变了你，是这个“假的你”想要自杀——那问题就来了，真正的“你”怎么能陪着这个“假的你”去死呢？ 所以，为了避免自己不小心被“自杀”意识控制，我们可以准备一些自救措施： 1. 尽可能的存储一些资源 有意识的寻找和存储能够帮助自己的一些资源，确保能在突如其来的拥有一个自杀念头时，快速的、准确的找到帮助自己的人。例如自杀热线、咨询师微信、相关医生电话、能让自己信任的人。 2. 建立一个安全程序 如果你曾经有过自杀念头，或者做出过自杀计划，那么请你提前做好一个完整的“自杀自助程序”，其中包括如果你真的在某一瞬间想要自杀了，自救时需要先做什么，然后再做什么，将整个过程拆解成一步步可操作的步骤。作为将来某种可能性的保护手段。 同时，如果我们身边存在“潜在自杀者”的朋友、亲人，我们又该如何正确出手帮助呢？ 1. 尽量避免让“潜在自杀者”独处。 当你发现身边某个人的状态很不好，记得避免让Ta独处（尤其是在晚上）。确保Ta与家人或朋友呆在一起，或留在自己身边，直到自杀的念头减少。如果因为现实原因无法找到让自己信任的人陪在身边，可以在线聊天或使用24小时自助热线服务。一个人的时候，太容易被绝望吞噬了。 2. 如果你感受到了身边朋友或者亲人的自杀信号，请直接和他们谈论“自杀”这件事。 想要自杀的人，往往很难主动和他人直接表面想要自杀的想法，但他们大多不会反感别人和他们提及“自杀”。 当我们主动谈及“自杀”，很可能给Ta一个表达自己痛苦和压抑的出口。 我们可以这样说： “我最近一直很担心你”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想法的呢？” “有没有考虑过寻求帮助呢？” “我可能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你的感受，但你任何事情都可以跟我讲。”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无论如何，都别小看生命的美好，也别忘了那些爱你的人啊！ 空罐儿 ✑ 封面 酒鬼 ✏ 撰文
“父母是我们和死神之间的一堵墙”
本文字数 2000+ / 阅读需要 6 min 今天的正文开始之前，想先和你分享一位老人，真实的死亡记录。 但也许和你想象的死亡场景完全不同： 喝下毒药的老人名叫傅达仁，曾是台湾体育圈的传说级主播——当然，这种身份地位在死亡面前并不重要。 因为不想再忍受胰腺癌的折磨，不愿再接受全身插满导管的治疗，傅达仁于2018年6月份在家人陪同下前往瑞士接受安乐死，结束了生命。 他在临终前录制的视频，在前不久刚刚被子女们向外界发布，曝光网络。 也许你也和我一样，从来没想过“死亡”一词，可以和视频中那般场景同时出现： 人人穿戴正式，周围光线明亮，身边儿女成群，死者面带笑容。 明明事关死亡，却充满尊重和阳光。 这件事自然引发了很大争议，关于“安乐死”可能会存在的问题——比如一旦“安乐死”被认可，就会有人“被安乐死”。 但，今天我们不聊“安乐死”，我们想借此聊聊更大的问题：“死亡”和“有尊严的死亡”。 在中国人的文化中，这无疑是一个被避讳谈及的话题。生者谈论死亡，总显得那么“不吉利”。我们甚至为“死”找了许多替代词，比如“没了”“走了”“离开了”...... 可你有没有想过，自己要如何面对父母未来的死亡？ 每个人生命中总要面对死亡——面对父母的死亡，甚至面对自己的死亡。 如果我们连“谈论”都做不到，又如何面对？ 面对死亡， 我们总是措手不及 当父母身患重病，是应该据实已告，还是隐瞒病情？ 多数情况下，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不知该如何回答的问题，也第一次感到与“死亡”的距离。 死亡让人害怕，让人感到万念俱灰，所以我们经常为给到亲人“希望感”而隐瞒真相。 这种隐瞒并不容易，我们时刻都会害怕对方发现，时刻心怀惊慌和愧疚。 那么，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得知自己生死的权利？ 隐瞒病情，是否相当于剥夺了对方去规划人生最后时光的机会？ 反过来说，当你一直以为自己马上会好起来，死亡却突然降临，你毫无准备，在惊慌的同时，又是否会心生怨恨？ 紧接着，又会出现第二个很多人毫无准备、却必须要面对的事情： 父母的生命质量无法保障，是否使用呼吸机等生命支持系统来延长生命时间？ 当父母面临死亡，我们经常会不顾一切地让对方活下去。我们很容易产生“坚决不放弃”的执着，不管这是否会为他们带来痛苦。 心肺复苏，是抢救的常用方式，你一定在电视上见过。当一个人心脏暂停，旁人会用电击、按压、药物等方式，强行使心跳恢复跳动。 事实上，这样的抢救过程对于病人来说极其痛苦，甚至会造成二次伤害。 而心肺复苏只是延长生命的方法之一。医院病房里，还有人选择气管切开、人工呼吸机等等。 对死亡的避讳，让我们很少去谈论与思考“如何面对死亡”这个话题。因此，当我们必须面对它时，总是仓皇失措，总有太多没来得及思考，却必须要做出解答的问题。 此时的Ta，究竟期待怎样的医疗服务？ Ta是否真的愿意使用生命支持系统，来延长自己的生命？ 我们如何对待Ta，会让他感到支持？ Ta希望我们如何面对自己的生死？ 太多问题会影响到我们的选择。 如果我们在很早的时候就思考过死亡，并且和父母坦诚谈论过彼此的答案，结果也许会更容易面对一点。 再然后，我们会意识到第三个从未考虑过的问题： 父母离开后，我们该怎么继续自己的生活？ 父母离去， 我们便直面死亡 前两天看一档综艺，高亚麟说了这样一段话： 父母是我们和死神之间的一堵墙。 父母在，比如说你今年三十，你不会琢磨（死亡），你六十你都不会琢磨。 因为你老觉得，有一堵墙，挡在你和死神面前，你看不到死神。 父母一没，你直面死神，跟你年龄多大没关系。就像我现在就是父母都没了，我能清晰地看到我的尽头。 另一位爸爸也说道，当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才意识到，其实自己马上也会迎来这一天。 若没有思考过死亡，多数情况下，我们都难以接受一系列的巨大变化。Worden(1999)提出的哀伤辅导模型指出，经历丧亲之痛的我们会经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接受丧失——我们往往需要做出非常大的努力，才能接受亲人已经离开的事实。 第二个阶段是经历痛苦——我们需要充分地表达情感，给自己足够的时间来经历哀伤。也许你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来抒发情绪，例如大哭、写信给逝者、甚至绘画跳舞，才能走出痛苦。 第三个阶段是重新适应——这或许是最艰难的时刻。我们需要找到这段经历对于自己的意义，也要开始思考失去了对方的生活对自己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去重新认识死亡，以及重新认识自己的生活。 第四个阶段是重建关系——我们需要在情感上重新定位逝者的位置。走出一段丧失亲人的哀伤，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完全切断和Ta的连接，而是找到新的方式，将他们”安置“在我们的心里。 重要的是，当我们经历这四个过程的时候，必定不会像想象般顺利—— 心理学的“依恋与哀伤双程模型”，深刻地揭示了这个过程： 走出哀伤，注定是一个在丧失和恢复中不断摇摆的过程。 只是，如果我们尽早和父母坦诚交流过“死亡”，这个过程也许更容易度过。 我们最终总要直面父母的死亡，然后开始直面自己的死亡。 谁都可以避谈死亡，但谁都不可能避开死亡。 那不如，直面死亡，谈论死亡。 毕竟谈论死亡，是为了生者更好的活着。 悠悠/ 酒鬼 ✑ 撰文 心里有事？ 心理有事，来「简单心理」
丧失过后，留下的人要如何活下去？
相信这几日大家都在关注江歌被害案的发展。在经历态度与事实的冲刷之后，人们目前最关注的是，如何使加害者得到应有的审判。 死刑——往往被认为是最严厉的惩罚，也是唯一能够给受害者家属带来正义和安慰的惩罚。在旁观者看来 ，只有死刑能够让罪犯真正受到惩罚，也能为受害者的亲人、朋友（即“共同受害者”）带来真正意义上的了结（closure）。 但这对于共同受害者来说，要获得了结，要经历的远远不止这些。 审判是了结吗？ 明尼苏达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Scott Vollum的一项研究发现，受害者家属对于判处罪犯死刑的反应存在非常大差异。只有2.5%的人报告，判处死刑对他们的丧失做出了真正的了结；有20.1%的人认为，判刑对于他们受到伤害的疗愈并没有任何帮助。研究中，共同受害者们也都表示：“判处罪犯死刑，并不会使他们的亲人再活过来，而这种内心的空虚感，是无法被弥补的。” 从悲剧发生，到定罪，再到执行之间，存在着漫长的司法程序，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持续多年。反复的上诉、听证、审判、媒体曝光，对于共同受害者来说，这期间他们所体验到的不确定性和一次次重温创伤，无疑会加剧他们的痛苦。 在Vollum教授的研究中，一些共同受害者认为，死刑在他们眼里并不是对罪犯最严酷的制裁，有些人则表示希望对罪犯造成直接的伤害，而大多数情况下，处刑并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 心理治疗师Lula Redmond表示，她所经历的临床个案中， 谋杀的遇难者家属在经历处决之后并没有体验到他们所预期的宽慰和快感。“取走另一个人的性命，并不会填补我内心的那个空洞。”但大多数情况下，家属们都是在死刑执行之后才会意识到这点。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直接放弃追究罪犯。合理的量刑是公平和正义的保证。 的确，人死不能复生，就算亲手把罪犯千刀万剐，也无法缓解亲人们心头之恨，更带不回逝去的人。尤其是对于如江歌案这样悲剧性的丧失，悲痛和愤怒往往伴随着压倒性的报复欲望，充斥着受害者家属的心。 但是，我们更关心的是，所有对江歌之死负有责任的人都获得了应得的司法审判和道德审判之后，孤零零的江妈妈，要怎么面对失去了“意义”的人生？ 审判之外，共同受害者该如何疗愈？ 失去女儿的那天，可能是江妈妈人生中最痛苦的一天。最可怕的是，这种痛苦并不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泛黄、而变轻。 这样的自白和这样的眼泪，每一个见着的人都会为之心碎。 就像面对前一阵在保姆纵火案中失去了所有家人的林爸爸一样，我们太想帮助他们了。 无论这些令人心碎的事件已经过去了多久，我们每一次看见这些共同受害者，都近乎本能地为他们难过。 我们太希望他们好好地生活，太希望他们能走出痛苦，太希望造成他们痛苦地人都能受到应有的惩罚。 但在这一切之后呢？ 他们这一生最珍贵的宝贝已经逝去了，叫他们究竟如何去好好生活呢？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通常，来自亲朋好友的社会支持对于缓解哀伤是至关重要的，但我们却常常听到这样的话： “发生这种事情，大家都不想的。” “振作点，Ta都去世这么久了，你要停止自怨自艾。” 他们不是在自怨自艾，他们只是太痛苦了，这样的痛苦太沉重，像巨石一样压得他们不得动弹。 当一个人被巨石压住了，我们要救助他，必须搬开巨石，而不是强行把受难者拉出来。面对沉浸在悲痛中的人也一样，不要试图强行把他们拉出悲痛。 当痛苦终于无法承受 如果他们暂时无法接受其我们的帮助，那么耐心的等待和陪伴、适当的共情和支持，是对待他们最好的方式。但当他们在痛苦中无法承受、试图寻找帮助时，我们可以帮助他们： 1、 鼓励他们加入自助小组 据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至2008年，独生子女人数已超过1亿人。独生子女父母有一种天然的不安全感，他们把所有的爱和希望都放在了这一个孩子身上，一旦孩子遭遇不测，他们之前所有的爱和希望都付诸东流。 我们面对这样的父母，或是这样的父亲、母亲，不需要他们多言，就已经能最大程度地共情。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设身处地地和他们有相同的经历，因此对他们正在承担的痛苦，我们也只是管中窥豹。 中年丧子，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丧子，这样的痛有多重？只有那些真正经历过的人才会知道。因此，要如何陪伴他们度过这些痛苦，也只有真正经历过的人才知道。 自助小组又称共同帮助小组、共同支持小组，是一群面对相同问题、情境或疾病的人，自发或在社工、政府帮助下形成的，互相支持、分享经验和解决方法的小组。 在中国各地，已经有许多针对丧子父母的自助小组，例如上海的“星星港”，重庆的“星缘联谊会”，武汉的“连心家园联谊会”等。这些自助小组大多是自发形成的，以线上聊天和线下聚会的形式存在。 这些分享着相同丧子之痛的人聚到一起时，他们之间没有过多的价值评判，因此也更坦诚。他们给对方的情感、社会、与实质支持都更有效、更安全，他们能一起探索和对抗眼下的困境。 并且，通过在组内的互动与交往，他们的自尊水平、自我效能感和社交技能都能得到恢复。在有相同经历的人的陪伴下，他们的生活终于能看见曙光。 2、理解他们可能会面临的心理状况 人们常说「时间能够治愈一切」，但随着时间流逝，严重的悲痛也许会变成一种心理疾病。 延长哀伤障碍（prolonged grief disorder，PGD）就是指一种由亲近的人去世引发的病理性哀伤反应。 被延长哀伤困住的人，通常会反常地持续悲痛、过度怀念，对于任何事物、活动都丧失兴趣；或者产生严重的自责，偏执地认为所爱之人的死是自己造成的；甚至失去自我，常有跟随逝者（通常是重要的他人）一起去了的想法。 研究者认为延长哀伤障碍患者在怀念逝者时的脑部活动与常人不同，他们对过去的回忆只限于那些有逝者参与的，好像过往的生命中，一切与逝者无关的记忆都被清除掉了。 他们留恋丧失，“我必须不断悲伤，否则就会忘掉/背叛Ta，只要我不停地怀念，Ta就不会离去。”并且，他们在想象、计划未来时有很大困难，他们认为“将来不会有任何好转，Ta死后，我的生命就没有意义了。”他们就这样一直陷于过去，无法继续生活。 这是在丧子父母身上很容易发生的状况。当他们面对这种心理状况时，理解他们，而不是催促他们停止悲伤。 如果他们愿意寻求帮助，那么心理治疗是很好的选择。 3、寻求新的支持方式 根据卫生部的数据，中国有一千多万“失独”家庭，且以每年7.6万个的速度增加着，失独家庭从来不是一个小问题。 实际上，大多数失独父母寻求的是精神上的支持与关注。在这件事上，我们能做的其实还有很多。 例如，在美国，失去孩子的父母可以向BPUSA（Bereaved Parents of the USA）寻求帮助。BPUSA是全国性的、非盈利的机构，他们向加入机构的丧子父母提供悲伤咨询、帮助他们组建自助小组、举行年度聚会等，目的就是给丧子家庭提供精神上的关注与支持，陪伴他们不孤独地度过丧子的伤痛。 BPUSA是民间自发形成的机构。它是由一个丧子家庭自助小组在1995年发展而成的，为这个机构工作的工作人员都是学生志愿者或社会志愿者，现在已经帮助了全国不计其数的丧子家庭走出困境。 悲痛的疗愈是一个过程，而不只是一个事件。 我们不能指望一场审判、一次复仇就能终结这场丧子之痛，我们也不能指望几次宽慰、几次共情、几次帮助就能帮他们重拾生活的信心。 丧子之痛的康复，是一趟沉重且漫长的旅程。逝去的人们已经无法回来，但留下的人们仍要继续生活。 参考文献： Bartalos, M. K. (1992). “Illness, Professional Caregivers, and Self-Helpers.” In Self-Help: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 ed. A. H. Katz, H. L. Hedrick, D. H. Isenberg, L. M. Thompson, T. Goodrich, and A. H. Kutscher. Philadelphia: Charles Press. Muller,R. (2016). Death Penalty May Not Bring Peace to Victims' Families. Psychology today. Vollum, S., & Longmire, D. R. (2007). Covictims of capital murder: Statements of victims'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made at the time of execution. Violence and Victims, 22(5), 601-619. 公众号原创文章归简单心理版权所有 任何组织，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转载和二次修改 转载请联系：media@jiandanxinl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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