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人为什么会出轨？
文/李敏楠 煮茶君最近在看韩剧《夫妻的世界》，女主角身边人和男主角一起合谋的出轨谎言让人震惊和愤怒；而与影视作品不相上下的还有近期一连串的情感热搜故事。 在网友们一次次的感叹再也不相信爱情的同时，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这样？” 在关系中保持忠诚真的那么难吗？ 性学杂志的一期栏目（2017）做了一次网络问卷调查，询问495位曾经在恋爱中出轨的人，并询问他们出轨的原因。参与者包括259名女性，213名男性，以及23名没有说明性别的人。 参与者的主要背景: 大部分是异性恋(87.9%)； 主要是年轻人(平均年龄20岁)； 不一定是恋爱关系(只有51.8% 的人表示有过某种恋爱关系)； 这个网络随机研究发现了8个导致出轨的关键因素。不过，这些因素并不能解释所有的出轨行为，但它提供了一个框架去理解为什么人们会出轨。 01 八个关键因素 因素1：愤怒或报复 有时出于愤怒或报复的欲望，人们会选择出轨。 如果你是被出轨的一方，你必定会感到很震惊，很愤怒，也很受伤。因此，你很有可能想让对方经历同样的情绪，似乎这样，对方才能真正理解给你带来的痛苦和伤害。换言之，对方伤害了我，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不过，愤怒导致的出轨也可能有其他的原因，包括: 当你的伴侣似乎不理解或不能满足你的需求而感到沮丧； 当你的伴侣常常不在身边而感到生气； 当伴侣难以给予你情感上或身体上的需求而感到失望； 争吵后的愤怒或沮丧。 不管潜在的原因是什么，愤怒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驱动力，促使人们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 因素2：“失恋”-失去新鲜感 人们会因为相互吸引，坠入爱河里，然而这种热恋感总有一天天会消退。热恋时，一条微信都能让对方开心一个上午，或者看到对方时，总会脸红心跳的。此刻，对方就像一束光，无论他在哪，你都被深深地吸引住。 当人们进入关系的下一阶段，脑海中增加的多巴胺分泌会自行减退，激情和兴奋感就会减少，你会有种“失恋”的感觉。不过，“失恋”感并不意味着不爱对方。这会让你难以离开一段给你带来归属感、稳定、和安全的感情。 只是，处于没有浪漫的爱的关系里，会让一些人更渴望体验爱情，从而导致出轨。 因素3：机会和情景因素 有机会出轨会使得不忠行为更容易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有机会，人们就会选择出轨。其他因素往往(但并不总是)促发了不忠的动机。 比如，你感觉到近期和伴侣之间的关系有些疏远，感到很难过，而且你的伴侣常说你长得不好看，你会加重因外表所产生的自卑感。一天，某位异性同事和你说: “我真的被你吸引了，我们找个时间聚聚吧。” 你会怎么选择？ 也许，这些还不足以让你做不忠的行为。但是，加上其他的情景因素，比如你们之间的距离、你对自己外表的感觉、你同事的关注等，都可能会让你更容易出轨。 还有一些情境因素也会增加不忠的可能性，即使你处于一段令人满意的关系中，包括: 喝了很多酒，和其他人发生关系； 在极其痛苦的事情发生后，想要安慰； 生活或工作在有身体接触和情感联系的环境中。 因素4：承诺问题 在某种程度下，对承诺有困难的人可能更容易出现出轨行为。毕竟，承诺对每个人来说并不意味着同样的事情。另外，伴侣之间可能对关系的状态有很不一样的看法，比如是否排他性等。 还有一种类型的人，有可能真的喜欢对方，却很害怕对伴侣做出承诺。遇到这样的情况，这种类型的人，很可能会以不忠的行为作为逃避承诺的方式，即使他们内心深处是想要留在这段关系里。 与承诺有关的不忠的其他原因可能包括: 缺乏长期承诺的兴趣； 想要更多的性伙伴； 想要摆脱一段感情。 因素5：未满足的需求 有时，一方或双方对亲密关系的需求在一段关系中得不到满足，大部分人会选择留在这段关系中，并且尝试改变和改善关系。 然而，如果长时间情况没有改善，自身的需求总得不到满足，就会导致沮丧和失望。这为不忠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理由和机会。 （1）性需求 未满足的性需求可能发生在以下情况: 伴侣有不同的性冲动； 伴侣有不一样的性趣； 夫妻中的一方或双方经常不在家。 （2）情感需求 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也会导致不忠。情感不忠很难定义，但它通常指的是一个人在非伴侣身上投入了大量情感的情况。 如果你的伴侣似乎对你的想法、感受或者话语都不感兴趣，你就可能和感兴趣的人分享。这很可能会形成一种类似于关系的亲密关系，比如红颜知己、男闺蜜等。 因素6：性欲 单纯的性欲望就可以激发一些人出轨。不可否认，前文所提及的原因，都可能在出轨中起到一定作用。 有的人就出现性欲望，就会去寻找机会，而没有任何其他的动机。即使拥有满足的性关系，也可能希望与其他人发生关系。这可能是由于高水平的性欲，不一定是关系中的任何性或亲密的问题。 因素7：想要多样化 在一段关系中，对多样性的渴望通常与性有关。比如，有些伴侣在很多方面都合适，只是性行为太单调。 多样性也包括: 不同的对话或交流方式； 不同的非性行为； 对别人的吸引力； 除了现在的伴侣，他们与其他人的关系。 吸引力是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可以被很多类型的人所吸引，但这并不意味着仅仅因为你处于一段关系中就停止，所以有的人会选择开放式关系。 因素8：低自尊 想要提高自尊心也会导致出轨。和一个陌生人发生性关系可以带来积极的感觉，可能会感到充满力量、有吸引力、自信、或者成功感。这些积极的感觉可以增强自尊心。 许多因为自尊问题而出轨的人都有充满爱的、支持他们的伴侣，他们常被给予同情和鼓励。然而，对于低自尊的人，可能会这么想伴侣，“她们必须这么说，”或者“她们只是不想让我感觉不好。” 而从一个新人那里得到赞赏和认可，感觉会很不一样。对于那些自尊心低的人来说，这可能看起来更真实，他们可能认为这个新人没有说谎或夸大的“关系义务”。 02 另一半出轨了，该怎么办？ 这项研究的结论，出轨通常与其他人没有太大的关系。 许多欺骗伴侣的人是爱着他们的伴侣，并没有任何想要伤害他们的欲望。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竭尽全力不让他们的伴侣知道他们的不忠。尽管如此，它还是会对一段关系造成重大影响。 出轨不一定意味着这段关系的结束，但是度过这个关口需要努力。 如果你的伴侣出轨了，你该怎么做？ 如果你已经被出轨了，除了出现各种负面的情绪，你可能会想尽一切办法来修复你们的关系。又或者，你想放弃这段关系了。 如果你不确定如何处理这种情况，你可以这么做: 和你的伴侣谈谈。你们可以找一个伴侣咨询师或者中立的第三方参与讨论，找出你伴侣的出轨动机，这可能会帮助你做出决定，但最好避免谈论过于真实的出轨细节。 询问你的伴侣是否想继续这段关系。有些人出轨是因为他们想结束这段关系，所以了解他们的感受和想法很重要。 问问你自己是否可再次信任你的伴侣。重建信任可能需要时间，你的伴侣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你认为自己再也不能相信他们，可能就无法修复你们的关系了。 问问你自己是否还想要这段关系。你是否真的爱你的伴侣，是否决心想要解决任何潜在的问题？你认为这段关系值得修复吗？ 寻找心理咨询师谈谈。如果你打算在不忠之后继续维持一段关系，强烈建议进行伴侣咨询，但是个体咨询也可以帮助你，整理自己目前的情绪状态。 03 底线 你可能听说过“一次出轨等于终身出轨”这句话。有些人的确会反复出轨，而有的人则不然。有些伴侣经历过不忠行为，并得以有效处理，往往可以加强这段关系。 但是对于亲密关系来说，诚实面对伴侣之间的关系，确保双方在关系中找到各自的界限和责任，彼此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坦诚地沟通是很重要的，这可以有效地增加彼此的信任和安全感。 如果你真的接受不了伴侣出轨，请果断离开。 Reference: Legg, J. Timothy. (2019). Why do people cheat in relationships? Healthlin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healthline.com/health/why-people-cheat 原文首发：三竹心理
每个假笑背后，都是一次"情绪劳动"
Tina今年30岁。七八年来，她作为一名专业的市场经理人，已经陆续跳了不少中小型创业公司。 最近经人介绍，Tina又换了东家。钱给的挺多，但进去了才知道，大老板是个“控制狂”： 他不仅习惯性辱骂员工，“0预算做事”是家常便饭，没达到预期就是一顿贬低；而且，他还尤其爱对女员工进行人身攻击，用词超出常人底线。 业界传言，没有一名高管能在此人手下挺过2个月。 “每天早上，我都要在家先哭一阵才能出门”，她忍不住跟朋友说，“挣的这点钱，还不都是精神损失费”。 01 滴！你的“情绪劳动”强度已超载 为了不在办公室里“当场崩溃”，Tina的情绪已在极限的边缘——不同于脑力/体力劳动，这种现象被称为是“情绪劳动”负担过重。 “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的概念，最早是1983年由美国社会学家Arlie Hochschild在《管理的心》一书中提出的。 当时，Hochschild将其描述为：“为了让自己维持恰当的精神状态，必须诱导或抑制情感”。 心理学家们在其基础上发展出了更符合心理学范式的定义，认为这是一种“在与顾客互动过程中，展现得体情绪的行为及相应的心理过程”(Ashforth & Humphrey, 1993)。 比如： 空乘人员不管自己高不高兴，TA都需要在工作时间里，扮演一个“微笑、温柔、体贴”的人； 医生不管今天接了多少病人，经历了多少负面情绪，“总是要维持一个专业、冷静的形象”。 或者，你每天都要跟一个非常讨厌的同事开会，却依然不能表现出烦躁。你在会上表现出了职业的态度，但心里话却是“我真的想骂人”。 当一个人正在经历“情绪劳动”时，TA会出现什么样的反应？ Hochschild指出，人们大体上会有两种应对策略： 1. 表层扮演(surface acting) 当一个人感觉自己的情绪与“规则”要求的不一致，TA会有意地调整自己的外在表现（比如表情、姿势、语调等等）。 例如，感觉到顾客“自诩为上帝”的姿态时，改变自己的表情，做出一种迎合式假笑。 表层扮演者更容易被对方“识破”，也对职业有负面影响——人们看出TA在装，就不会给TA好评。 2. 深层扮演(deep acting) 人们也可能利用更深层的手段(比如说服、想象)调整自我，通过调整自己的内心感受，向外展现出一种符合“规则”的情绪。 比如，内心认定自己是个专业的客服，我的使命就是为顾客解决难题，而这是值得骄傲的、有意义的事。 它与表层表演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个体的情绪体验与外在的表达是一致的。 但是，如果Tina在工作中不能做到“深层扮演”，就是不专业的吗？学会“深层扮演”，就是Tina的答案吗？ 不全是这样。 研究者Bozionelos和Kiamou(2008)发现，一个人能否做到“深层扮演”，跟情绪劳动的强度有关。 虽然深层扮演者更不易离职或出现“情绪耗竭”，但这只出现在低强度的情绪劳动中。 换言之，如果强度高，深层扮演者一样受不了。 02 “情绪劳动”的强度：没有被支付薪水的工作 最初有关“情绪劳动”的研究，集中于“空姐”等大量面对一般公众的服务业，但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职业都存在“情绪劳动”，只是强度有所不同而已。 Hochschild认为，有三个标准，可判断员工的“情绪劳动”是高度还是低度： 与公众面对面、声音对声音的接触程度 员工使他人产生情绪状态的努力程度 雇主通过训练和监督的方法，对员工的情绪劳动进行监控的程度 1. 我们可以看到，某些职业天生具备“重度情绪劳动”的专业要求，比如银行柜员、导游、餐厅服务员等。 Jill就是一名投诉客服中心的接线员。 “自我在这里工作开始，感情就一直受到伤害”，Jill说。 “我是多么希望可以在这里做得出色，我尽了一切努力、全心全意做这份工作，可换来的只是人们对我的尖叫和咒骂……我真的很受伤，在这里工作的人总是哭。” 2. 后来的研究发现，“情绪劳动”的强度也与个体的人格有关。 如果一个人是外向型的，TA会对范式要求中积极情绪的表达更敏感；而一个神经质人格的人，则对消极情绪的抑制要求更敏锐(Diefendorff & Richard, 2003)。 表层扮演会让一个外向型的人体会到更多的情绪耗竭；但总体来看，情绪劳动对内向型人来说更困难，益处也更少。 3. “情绪劳动”还与性别有关，它的分配比例和强度不成比例地落在女性肩上。 社会学教授Jessica Collett指出，男性和女性在形式上可能都从事相同程度的“情绪劳动”。 但在特殊的社会范式中，女性常常被期待提供额外的“情绪劳动”——它属于一种重复、累赘和未被承认的性别行为。 比如，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只是因为性别为女，人们就认为你天生情感细腻，适合做需要共情的工作——哪怕这种本质论观点，在学术上根本站不住脚。 倒是William (2003)的大样本研究发现，在不存在岗位差异的情况下，将情绪劳动视为压力源的女性显著多于男性。 又比如，希拉里曾经说过，男领导如果在办公桌上放一张家庭照片，会被称赞“有责任有担当”；但如果女领导这么做，就会被认为是“心思不在工作”。 如何正确地装饰办公室，只是“女性被要求做更多”现象中的九牛一毛。女性们因为不公正待遇而额外付出的劳动，甚至没有被大多数人所看到和觉察。 不仅仅是职场，女性所承担的情绪劳动，同样从职场延伸至家庭内部。 根据联合国2018年的一份报告，女性做的无酬工作是男性的2.6倍。她们不仅在日常生活中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和育儿工作，还被要求更多注意伴侣的感受和情绪。 心理学家指出，一种普遍的误解是，“情绪劳动”只是去做什么事(比如，制定计划、发短信、买礼物)。 但事实上，它还涵盖了你做这件事时，你在对方身上所付出的“情绪上的努力”(比如，时刻担心孩子的安全和健康、主动觉察对方的负面情绪等等)。 在一段亲密关系中，双方可能存在“做事”上的公平分配，但存在不公平的“情绪劳动分配”。当伴侣没有做好情绪劳动时，“照顾者”的重担往往落到女性头上。 当然，这不是绝对的。这也跟长久以来“要求男性抑制情感、女性感情细腻”的社会范式有关。 03 “情绪劳动”中那些不为人知的心理创伤 多个研究发现，情绪劳动的负面影响，主要来自于“表层扮演”。 最主要的几种，就是情绪耗竭(Grandey, 2003)、自我疏离感、消极情绪状态、工作满意度降低(Brotheridge&Grandey, 2002)、工作投入减少(Bechdolt, Rohrmann, De Pater&Beersma, 2011)、 自我真实感减弱等。 它不仅会直接影响员工的心理健康，还会引发离职意向或行为、角色背离行为、工作家庭双向冲突、工作退缩等。 美国作家 Gemma Hartley，著有《女人不是唠叨，我们只是受够了(Women Aren't Nags—We're Just Fed Up)》 长期关注“女性情绪劳动”议题的作家Gemma Hartley发现，如果你总是被要求做一些“共情”的工作（比如组织聚会、倒咖啡、做会议记录），或者是“索取建议、创意但没有回报”的话，它还会在无形中降低你的职业目标。 然而，决定一个员工是否进行“深层扮演”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努力。我们可以搜寻一些成功案例，看看： 有没有一家投诉电话中心，成功留住了员工？ 为什么海底捞的员工能够发自内心的微笑？ 这些员工是如何调节自己的情绪，进行“主动深层表演”的？ 04 如为了应对“情绪劳动”，你需要的是？ 临床心理学博士Joshua Klapow曾说，“处理情绪劳动的关键，是确保大家充分理解什么是情绪劳动”。 如果你已经读到这里，并感觉到了从前“没被定义过的情绪”是怎么来的，那你可以先给自己鼓鼓掌：因为，觉察即是成功的一半。 另外，有关情绪劳动的应对，不管是公司和个人，都有一些可改进的方式。 1. 构建“支持性”的职场心理环境，建立一张内部的安全网 我的一个朋友曾在医疗行业做事。他观察到，一线医护工作的强度非常大，而且情绪耗竭很严重，被病人辱骂是常有的事，他们甚至必须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但他去的那家医院，有一个很好的做法。医院的心理科每周都会安排一个时间，组织医护人员互相倾诉，共情，支持，有点类似于“群体坦白和支持”。 新冠疫情期间，每周四为自己鼓掌的皇家利物浦大学医院 他们会在这个时间里表达不满、愤怒、悲伤等等——也就是说，在情绪上制造一个“出口”（情绪发泄屋、拳击/告解室），或者建立一张内部的安全网（团体内支持）。 2. 创造具有关怀性的“组织氛围”：良好的培训和一个支持性的主管 组织氛围是指，组织成员共享的对组织制度、程序和实践活动的认知(Schneider, 1990) 它通过影响员工对工作环境中某些要件的感知和解读来影响员工行为(Salancik & Pfeffer, 1978)。 Chen等人(2012)发现，主管支持会显著增强深层扮演和表层扮演与结果变量之间的正向关系，显著减弱负向关系。 在人们公认情绪劳动强度最大的职业：电话投诉接线公司中，一家以色列的电话接线中心Call-Yachol(CY)的人员流失率明显低于同行。 原因就在于，这家公司特别注意对员工的支持和培育“在接抱怨电话之前，主管会为接线员镀上额外的抵抗层”。 3. 调整工作的重复性、多样性和“自主权” 微博上曾经有人说： “我在海底捞吃火锅的时候，因为让服务员续了好几次番茄锅，走的时候他竟然给我打包了一份番茄锅底，说欢迎下次再来……一直听说海底捞的普通员工有很高的授权，但这件事还是震惊到我了。” 赋予员工更多自主权，可以降低高频深层扮演者的情绪耗竭感。这一点已经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 心理学家发现，工作自主权会赋予个体情感资源和动力资源（Grandey et al., 2005）。 一项跨文化样本的研究发现，工作自主性可显著调节深层扮演和情绪耗竭之间的正向关系（Grandey等，2005）。 对一般职场人士来说，你可以每隔一段时间，尝试将工作进行一定程度的重塑，确保它的“关键组件”适合自己，或者说，更接近自己的“努力的意义”，以此降低情绪劳动的强度。 4. 沟通，是解决家庭情绪劳动分配不均的第一举措 分担家庭中的情绪劳动，本质上是要求“把伴侣的情感需求融入到你的意识中”。因此，你们需要不断互相观察、沟通、感受到对方的情绪，并在言语上亲切体贴。 心理学家认为，当一个伴侣在一段感情中承担了大部分的情感重担时，很可能“最终会导致关系的失败”，让TA产生对伴侣的怨恨(这是亲密关系中的一个严重杀手)。 承认自己的感受并向他人表达出来需要极大的勇气。但由于家庭“情绪劳动”的隐形，沟通的开启往往是困难的，你可能需要一个专门研究人际关系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但如果你的伴侣即使看到了，也不愿意做改变，那就别犹豫了，换一个愿意“干情绪家务”的人吧。 本文由简单心理认证咨询师 刘月 审核 Reference： LIAO Huahua, YAN Aimin, The Effects, Moderators and Mechanism of Emotional Labor,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4, Vol. 22, No. 9, 1504–1512, DOI: 10.3724/SP.J.1042.2014.01504 forbes: How Emotional Labor Affects Women's Careers bustle: Why Are Women Still Doing More Emotional Labor Than Men In Relationships? 江湖边 ✑ 撰文
一个值得警惕的事实：这些药物可能改变你的性格
“吃完这药，你就会从一个通情达理的好人，变成一个性格暴躁的人，会对家人摔杯子、砸电视”。 ——听完这句话，你是不是觉得这是什么管制毒品？ 不，新的研究告诉你，它可能是扑热息痛，是抗组胺药、他汀类药物，是哮喘药物和抗抑郁药。 这些看起来普通的药物，不仅影响身体，还影响大脑。它们可能会让人产生冲动、愤怒或不安的情绪，削弱共情能力，甚至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性格。 药物带来的变化极其微妙，却可能具有灾难性后果。 2011年，一名法国男子起诉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他说，自己吃的帕金森药，让他变成了一个赌徒和同性恋性瘾者，还让他犯下了强奸罪； 2015年，一名在网上寻找色情交易的男子辩称，是抗肥胖药物杜罗明“让”他这么做的。他说，这个药降低了他控制冲动的能力。 除此之外，还有些杀人犯，会把他们的罪行归咎于镇静剂或抗抑郁药。 如果这些说法是真的，那这些如此常见的药物，可能正在影响数百万人的性格和命运。 01 吃完他汀类药物后，他被“完全颠覆”的性格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者Beatrice Golomb一直在收集美国各地患者服药后的报告，并见证了无数被药物改变的不幸的人生。 她发现，患者的性格问题往往都始于服用他汀类药物，而在停药后迅速恢复正常。 “五号病人”50岁，患有糖尿病。 在报名参加一项他汀类药物（一种可以降低胆固醇的药物）临床研究后，这个曾经的好脾气老实人突然变得暴躁易激惹，表现出路怒症的行为，甚至还曾威胁要将家人送进医院。 幸运的是，他和家人很快意识到了问题，他不顾研究者的反对坚决停药，并在两周后恢复到原先的性格。 但是，像“五号病人”这样好运的人并不多。更多人的结局，往往是家暴、婚姻破裂、职业生涯被毁甚至失去生命。 Golomb表示，大多数患者其实是很难意识到自己产生了行为变化的，更不可能联想到变化与药物之间的关系。可是，行为变化带来的后果却在不断困扰着他们的人生，在对真相毫无知觉的情况下，一些患者甚至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UCSD 的科学家 Beatrice Golomb 二十年前，Golomb是最先怀疑他汀类药物与人格改变相关的科学家之一。 她试图在医学文献中寻找线索，发现藏在蛛丝马迹之中的证据比她想象要多得多。比如，已有研究证明，如果让灵长类动物吃低胆固醇饮食，它们会变得更具攻击性。 这跟药有什么关系？ 一个可能的机制是，低胆固醇会影响血清素水平。血清素是一种重要的大脑化学物质，被认为参与调节动物的情绪和社交行为，研究表明它与暴力、冲动、自杀和谋杀有关。如果他汀类药物影响人们的大脑，可能就是因为它降低了低胆固醇，进而干扰了血清素水平。 随后，更多证据涌现了出来。 比如，Golomb在1000人样本中进行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发现，降低胆固醇的药物增加了绝经后妇女的攻击性，但对男性没有影响。 比如，2018年，科学家们曾给尼罗罗非鱼服用他汀类药物，发现这使它们更具攻击性，甚至改变了它们大脑中5-羟色胺的水平，这表明胆固醇和暴力之间的联系是一个可以用百万年为单位考量的古老生理-心理联结。 再比如，Golomb在瑞典进行的一项研究，比较了25万人的胆固醇水平与当地犯罪记录，发现胆固醇水平较低的人，更可能因暴力犯罪而被捕。 这一切证据都指向一个结论——他汀类药物可以引起人们的行为改变，而这种影响的强度因人而异。 有很多报道称，他汀类药物的使用导致了严重的心理变化 02 如果他汀类药物还不够常见，那么，我们来说说扑热息痛 在美国，人们每年消耗的对扑热息痛（也被称为“对乙酰氨基酚”）超过4.9万吨，相当于每人298片。 比起“迷幻药”这类几乎在全球都被严格管制的药物，它足够常见和易得，甚至不需要医生的处方。 但俄亥俄大学的疼痛研究员Dominik Mischkowski在自己的研究中，发现扑热息痛一个可怕的副作用——降低人们的共情能力。 很长一段时间来，科学家们都知道，扑热息痛可以通过削弱某些脑区活动来止痛，例如抑制在我们的情绪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岛叶皮层。这些脑区通常与社会痛苦有关——有趣的是，在我们在经历社会拒绝或排斥后，扑热息痛可以让人感觉更好。 最近的研究显示，同一个脑区的功能比想象的更加复杂多样，大脑中感知疼痛的中枢与共情也有关系。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显示，当我们“积极共情”时，脑区会变得活跃，就好像我们正在经历痛苦一样。 为了证明二者的关系，Mischkowski与同事招募了一些学生，一组服用标准剂量的1000毫克扑热息痛，另一组服用安慰剂。然后，让他们读一些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振奋人心的故事。 结果显示，扑热息痛显著降低了他们感受积极移情的能力。 这一结果对药物如何影响数百万人的社会关系具有强烈的启示意义。尽管这项实验没有考虑到消极共情，即感受他人的消极情绪，但Mischkowski怀疑，消极共情同样会受到抑制。他还表示，考虑到扑热息痛的受众之广，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令人担忧的研究。 美国每年消耗的对乙酰氨基酚超过4.9万吨，相当于每人298片 “当你给某人一种药物时，你不仅仅是给他药，你还给了他一个新的社会系统。”他说。 共情能力不仅仅决定你是否是个“好”人，或决定你是否会被电影感动流泪。好的共情能力还意味着更稳定的浪漫关系、适应能力更强的孩子和更成功的事业。一些科学家甚至认为，共情是人类之所以能够超过其他动物的本质，我们不能小看降低一个人的共情能力所带来的后果。 但是，严格来说，扑热息痛并没有改变我们的性格，因为它的作用只持续几个小时，而且很少有人持续服用。 但Mischkowski强调，了解它对我们的影响依然非常重要。比如，在服用扑热息痛后，最好不要把自己置于一个需要有情感反应的环境中。 03 抗抑郁药的副作用：让一个人“人格改变” 另一个研究，则更直接地揭露了药物与人格的关系。 2009年，美国西北大学的心理学家开始探究抗抑郁药是否会影响我们的性格，尤其是大五人格中的“神经质”人格，一种表现为恐惧、嫉妒、嫉妒和内疚等焦虑情绪的人格。 研究者招募了中重度抑郁症的成年人，将其分为三组，分别给予抗抑郁药帕罗西汀（一种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安慰剂和谈话疗法。然后，跟踪他们在随后的16周内的情绪和性格变化。 结果是，药物让患者的神经质人格分数降低了。其中一名参与者Robert DeRubeis还表示：“药物才是根本原因，安慰剂（或谈话治疗）根本不起作用。” 更令人意外的是，药物对神经质人格的减少程度，甚至高于对抑郁的减缓程度。它对神经质人格和抑郁上的影响是完全独立的。除了神经质人格外，服用抗抑郁药的患者也开始在大五人格中的外向性人格上得分更高。 这个研究尚在初步阶段，其结论并非绝对可靠，但其观点依然是启发性的。一种解释是，SSRI改变了大脑内5-羟色胺的含量，而这种化学物质与神经质人格有关。 抗抑郁药不仅可以缓解情绪，还可以减少神经质的表达 或许有人觉得降低神经质听起来是个好事情——确实，过高的神经质与早逝有关，但神经质也是有好处的，它可以帮助人们规避风险。 “美国精神病学家Peter Kramer曾警告大家，抗抑郁药物可能会让患者变得冷漠。如果我的朋友需要服用抗抑郁药，我肯定希望他知道这一点”，DeRubeis说。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研究结果并不是让人们停止服药。 抗抑郁药物已被证明有助于防止自杀，降低胆固醇的药物每年挽救了数万人的生命，扑热息痛因其缓解疼痛的能力而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基本药物名单。 只是在治疗主要疾病的同时，我们希望人们都有权了解药物在心理上的副作用。 04 比药物影响更糟糕的，是学术研究的空白——因为性格的改变不易测量 有时，药物对性格的影响可能突发且极其强烈，这就比较可怕了。 比如，左旋多巴（用于治疗帕金森的药物）增加了冲动控制障碍（ICD）的风险，它会让抵抗诱惑与冲动变得更加困难。 2009年，一名帕金森氏症患者犯下了6万美元的诈骗罪，他把自己的行为归咎于药物治疗，声称药物改变了他的个性。 他说的话并非没道理。帕金森氏症会逐渐破坏大脑里产生多巴胺的部分，而左旋多巴本质上就是为大脑提供额外的多巴胺。但它可能导致患者突然开始进行高风险行为、沉迷赌博、过度购物甚至产生性瘾。 时至今日，左旋多巴依然是治疗帕金森氏症最有效的药物。因此，尽管药物的副作用能列出长长的一箩筐，每年依然有数千人服用左旋多巴。 左旋多巴是治疗帕金森氏症最成功的药物，但它会使人行为更加冲动 但是，比药物影响更糟的，是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忽视。 Golomb发现，研究者更关心易于测量的事情。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他汀类药物副作用的研究都集中在肌肉和肝脏上，因为它可以通过标准的血液检测来追踪。 “药物对人格和行为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存在巨大空白，”Mischkowski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们对这些药物的生理作用了解很多，却不明白它们是如何影响人类行为的。” 尽管已经有许多研究，揭露了不同药物对心理的副作用，但DeRubeis、Golomb和Mischkowski都认为，他们正在研究的药物仍会继续被广泛使用。 “作为人类，我们经常尝试一些可能有害的东西“，Mischkowski说，“比如我就常常用酒精来止痛，。只要你在正确的环境中使用它，就不会有太严重的后果。” 为了尽量减少不良影响，让药物的价值最大化，他强调我们依然需要知道更多。 因为，如今关于药物如何影响个人乃至整个社会行为的研究，可以说依然还处在“一团迷雾”之中。 本文编译自 ： BBC <The medications that change who we are.> 夏獭 ✑ 编译
人生不能逃避的几个终极议题
很多时候，我想，人与人之间生活的千差万别——有的快乐，有的痛苦，有的体面，有的狼狈，也有的看上去体面但内心痛苦，还有的看上去平凡甚至低微但内心充实——除去表面的看得见的智力、工作、收入、家境等，一个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更决定着ta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比如： 你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或东西离开了，你会多年沉溺在失去中，还是重新开始？——关于死亡 是否觉得没有人能理解自己，因而更安全地选择了和自己在一起，但一个人的孤独感让你觉得自己与世界隔着？——关于孤独 是否有这样的体验：明明知道这样不对，可是却无力改变，做不了自己的主人，并为此纠结？——关于自由 总会在某一个时段或者周期性地冒出来一个问题：人为什么活着？在没有想明白这个问题之前你怎么生活？——关于无意义 从存在主义心理学视角来看，一个人如何对待生活，往深里讲，就是他如何看待和应对四大生命命题——死亡、孤独、自由和无意义。 我想，这些问题虽然你未必认真思考过，却一定在某一个时刻遇到过，并感到恐慌。 在我自己30岁的前夕，我感到莫名的焦虑、恐慌，一次偶然的机会听了一次辛思洁老师关于存在主义心理学的授课——让我清晰地意识到我自己对于死亡的恐惧：在三十而立的关口，我觉得我还没有拥有我自己的、真正的东西。我害怕哪一天我死了，我没有什么东西能留下来——其实我一直很深地记得这样一句话“真正的死亡是，你被这个世界彻底忘记”。 这个潜意识的恐慌早已悄悄地渗透到了我的生活中，只是我不自知。所以那一次讲课，唤起了、也抚慰了我内心的恐慌。我几乎是含着泪听完的。当晚，我睡得很踏实。所以我也想把我的感动和思考分享出来。 死 亡 死亡，很容易理解，一个生命的消亡。但死亡不仅仅指生命的消亡，还可以理解为——“有限性”，这包括了一段旅程会有终点、一段关系会有结束、你的能力可能达不到、你努力的结果可能微乎其微——结束、丧失、分离、不能、无果等等，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死亡。 这样看来，我们经历的死亡体验是何其多。尽管别人看不到，但我们内在知道，在所谓成长的这条路上，其实铺满了丧失、得不到——一段还没开始就已结束的恋情，一次很重要却与成功只差一点点的面试，一年努力工作还是没能得到的先进，一个终身伴随的不大不小的疾病。。。 这些“有限性”，往往会激起我们的挫败感、无力感——人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人生，这多么令人惶恐。如果，一个人所能得到的又很少，那么他没有办法用所获来掩盖一路上的“丧失”，每走一步都是痛，他的成长就会很艰难。 有的人一出生就很艰难。就像《被遗弃的松子的一生》中的松子，年幼丧母，父亲全身心在患病的妹妹身上，没有家庭的爱和温暖，也没有学会与人相处，再后来经历了被误解、失业、被抛弃等等，最终被一群无知的孩子打死，她死前发出了“生而为人，对不起”的感慨。 那么，我们如何应对生活中的这么多的“死亡”呢？ 1. 充分珍惜当下。 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难以跟“死亡”过不去，是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遗憾。一次失利的面试，我们会后悔没有好好准备；一段破裂的关系，我们会责备自己当初怎么没有更好地对对方。我们因为自己没有尽力而心生了太多的后悔、内疚、自责。真正不放过我们的其实是这些情绪，它们是对我们“没有尽力”的惩罚，拉着我们往下坠。 相反，越充分活过、已经努力了的人，因为“无憾”而越能接受分离、死去。 2. 接受自己的有限性，事情才能真的好起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很多事情虽然我们已经很努力了，可是还是得不到、不能变好起来了——因为，我们是有局限的，有太多的因素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 曾经，作为一名咨询师，对于来访者的不满或没有改变，我都会认为是咨询师不够好——如果咨询师足够厉害，他应该能解读来访者的需要、应该给出更好的回应，那样来访者就不会有这样那样的抱怨甚至脱落。 在从业的早期，每一个来访者的脱落对我而言都是一重打击，在提示“我不好”。这种不够好折磨着我，也推动着我很努力地参加各种学习、培训，但还是不可避免地面对挫败、对自己的失望。 随着成长，我逐渐认识到这其实是一种自恋——认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为来访者负起了全部的责任。 但咨询是一个多么复杂的事啊，两个人参与其中，两个人的内心世界，各自带着几十年的过往和经历交织在一起，无论多么完美的咨询师，都会不可避免地会让来访者有失望体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地理解一个人，没有办法跟他一样感受他的感受，我们也没有办法不理会自己的情绪，没有办法克服自己深入骨髓的反应。 咨询师也是人，也有自己的“不能”。于是，我也不再跟“不完美”的自己对抗。再进一步，我也越来越接受自己是平凡的，芸芸众生中的一份子。而这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好。在接受了自己的局限后，我更能理解他的“不能”，感受他的痛苦，和他在一起，而不是急于看到变化。而来访者的变化却在这种氛围中真实地发生。 我们的教育一直以来的教育都是鼓励人“出类拔萃”，成为别人的榜样、偶像——遗憾的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无法那么拔尖。因为每个人的天分不同，局限也不同，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学习，也不是只要努力都能学好考好。 我们这些我们视为理所当然，却让无数孩子深受其累——为什么我做不到，为什么我这么无能？深陷在无能、自责的漩涡里，我们是做不好事情的。我们的文化缺少一种鼓励人“成为他自己，接受局限，接纳不同”的土壤。 孤 独 其实，孤独并不是说，没有人。当我们的某一个方面不被人理解，当我们重要的感受没有人愿意听——我们都会觉得孤独。所以即使我们在人群中，在关系中，我们还是会觉得孤独。甚至明明存在被倾听、被理解的可能，结果却没有，这会更加深人的孤独。 比如，辛老师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小女孩她养的小鱼去世，她很悲伤，她跑去跟妈妈说。妈妈说，没关系，再买一个。 这个孩子就会感觉到孤独，因为妈妈没有看到她的难过，没有理解她失去金鱼的悲伤——那可能是一种失去了与这条金鱼的独有的关系的悲伤，可能是失去了在和这条金鱼的关系中自我部分的悲伤。可能这条金鱼可能特别喜欢吃某种鱼食。而为了给它屯食，这个孩子，克服自己爱吃零食的习惯，一个人悄悄攒钱，等等。 这是一个人很独特的体验，没有与她一起养鱼、一起攒钱，其他人是很难有同感的经验。所以小女孩与妈妈的经验不重叠，他们在各自的世界里，看不到彼此内在世界的呼喊。 我们并不是责备这个妈妈是个不好的妈妈。妈妈可能也是孤独的，“我已经努力了，你却还不高兴，你看不见妈妈的爱，妈妈的辛苦！”——而这里面，人与人之间，最悲伤的事是，你以为你给的是对他是最好的，却不是对方想要的。 这源于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有着自己独特的体验和需求。而他自己之外的其他人，最多只能做到“感同身受”。所以，这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孤独是绝对的，孤独是没有办法消灭的。 咨询室中很多来访者，他们的创伤并不是源于被虐待、被打骂，甚至他们生活上被照顾得相当不错，很多是源于长期的情感忽视——他们的快乐一直没有被认为是重要的，他们的烦恼从来没有被好好听说过，他们对于自己未来的决定常常得不到支持或尊重。这样的成长经验让他们难以相信，有人愿意倾听自己、有人可以理解自己，多年来的孤独如影随形，也阻碍了他们进入到关系中。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并不需要百分百的理解和倾听。有另一类的孩子，太被理解了，自己发出一个指令，父母立马明白，每一个情绪都得到回应，甚至在自己想到之前，父母已经做好了准备——这是另一种侵入，会产生另一种孤独、无助。我们其实也是需要孤独的，那是一个人自己的空间，自主的空间，创造的空间。 孤独不可避免，但我们可以减少孤独。投入到关系，一段能被理解、被倾听的关系中去。被倾听、被理解是人最基本的一个心理需求。咨询中，咨询师做的最重要的事，便是给予一个接纳、温暖的空间，谈心事——生活中这样的关系并不多，因而咨询空间是一个特殊空间。如果我们能遇到一个温暖的人，愿意倾听和理解，这是一种幸运。 如果没有，那么咨询是一个选项，可以尝试为自己开启一段这样的关系和旅程。 自 由 自由，不好定义，它的反面更好理解——比如身陷囹圄，一种极致的自由限制。普通人更多的是“心灵的不自由”。 举个例子，小A从小到大都习惯性拖延，无论在家里、学校或工作，写作业、工作任务，总是赶在deadline前做完。这样的模式常常激起母亲、共事伙伴的不满，她对此也不满却无力改变。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种不自由？ 我们可能会发现很多人有类似的困扰，比如明明很喜欢一个人却没有勇气表白而纠结懊恼，明明知道应该和父母好好相处但每次还是相互伤害，明明知道最近的一场考试意义重大却没有办法投入学习——然后这些人可能也听了很多建议，试了不少方法，但还是不能将自己从纠结解放出来。 其实从深层讲，这源于我们对自己的不了解：或许是恐惧被拒绝之后的脆弱自尊的倒塌，或许是害怕真实接触之后美好幻象的破灭，或许在那些“应该”背后有太多的怨恨积压而爱不能够出来，或许我们内心的攻击无法表达而选择了拖延这种“被动攻击”等等。 作为一个人，我们有那么多的渴望、恐惧，它们可能没有机会被识别，被看到，被认可，甚至在很多人早年的经历里，说出来自己的渴望或恐惧会遭到忽视、拒绝、嘲笑等而留下深深的羞耻。 羞耻是一种很难承受的情绪，人本能地想会逃避。我们无力直面那些深埋于心的渴望、恐惧，可是在每一个选择的当口，它们开始作祟，心无法自由。 真正的心灵自由，其实是一种随心所欲，可以选择发自内心热爱的而不是在瞻前顾后中失去，有勇气去拿一份想要的而同时能够承担选择带来的负面的东西，能够按照计划的来做而不是被未名情绪拖住无法开始而拖延成性，不被未知的明天焦虑弥漫也不受困于过去创伤可以清醒地活在当下。 而这样一种状态是怎么达成的呢？这需要借由自我探索而达成的高度自知。 如果有幸在成长在一种自由而又有温度的环境中，我们可能拥有相对自由的内心，但更多人的内心自由是“修”来的，佛学里的修行、心理咨询等等。心理动力学的心理咨询，其实说到底是帮助我们了解自己。 比如咨询中，我们会对“迟到”一件事情很仔细地去了解、探讨，事件发生的感受、动机，更深的背后涉及到什么样的信念、渴望或恐惧等等——这个过程，我们得到了咨询师的陪伴和共情，也获得了对自己去更多的理解，我们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这样，这个样子会带来什么——这个过程就是心智化能力提高的过程，“心智化”使我们获得自由和解脱。 很多在长程咨询中的来访者会反馈这样一种变化：比如当又一次面对“妈妈的否定”时，不再那么自动化地、一下子被失望、愤怒的情绪淹没而选择离开，而是借由已经增强的觉察和耐受力，她可以在当下过程慢一点，识别出自己的情绪，在这个清醒的空隙进来一点点理智，确定自己的需求，然后说出经过思考的、更有建设性的话语： “你知道我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却总听到这样的话，有多难过吗？我，你的女儿真的在你眼里那么地一无是处吗？”。 而这样的反应也使处于情绪中或不自知的妈妈清醒，于是一种新的、良性的互动开始建立。就是在这样的过程我们获得了自由，在一个当下，我们可以选择这样，也可以选择那样，而不是只能一个样子。这就是自由度的增加。 无意义 当我们面临痛苦时，当我们被虚无感侵蚀时，就会发出这样的哲学问题：人生这么不快乐，为什么要活着？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也是阶段性地会问自己这个问题，可是其实是没有答案的。但我们还是会追寻意义，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意义，跟其他动物不同，人是需要意义的动物。有了意义，哪怕是苦难，我们都甘之如饴。 我听说过一个故事，一位母亲，也是一名心理工作者，她的女儿自杀了，她沉浸在深深的丧失、内疚、悔恨中没有办法出来。尽管她是学心理学的，也依然没有办法用所学来解决，她的同行也用了很多方法无济于事。 最后她怎么好起来的呢？她信了佛教，上师她说了一段话，大意是，“你的女儿与你的情缘，在这一世就是十几年。这是早就定了的，缘尽了就走了，等下一世再聚”。她接受这个说法。这就是意义，虽然在有些人眼中看来是一种宿命论，但它可以缓解痛苦，可以让人带有希望地活着。 所以你看，就算是学心理学的人，也会被痛苦所困，也会需要一个意义来好好生活下去。而且，对痛苦的追问、虚无感会砸中每一个人的，不分贵贱。就算明星，他们得到了物质世界所能得到的所有，以及人际中的各种满足之后，也会生出一种虚无感——会寻找意义，他们有的信仰了某种宗教，有的投入到了公益。宗教其实也是在帮人解决人生意义的问题，所以很多人会选择宗教，它让我们生活得更好。 基于精神生活的某种向往，意义感的追寻其实与物质、外在关系并不大。我们可以看到80、90后的这一代更多地发出对意义的追问，对传统认可的一种“成家立业，结婚生子”的生活模式不是那么接纳——这并不是一件坏事。 相反，这是重视自我意识、生命质量的体现。不满会驱使我们去寻找，直到满意为止。只要不被虚无感、无意义感侵蚀就好了。 但如果你常常被过去的经历干扰，而没有办法好好活着，或许可以试试心理咨询。你可能会疑惑，心理咨询“你没有办法让过去的事重新改写，那你怎么帮一个人好起来呢？！” 是的，我们没有办法让发生了的事没有发生，但是我们能赋予发生的事以意义——这个意义能让事情好起来。以及咨询也能帮助人去发现意义。 我们最早的生命的意义可能就是妈妈，透过她温情的眼睛，我们看到自己的价值，这让我们体验到快乐，潜意识地感觉活着是好的。 再慢慢地，我们会拥有自我意识，清晰自己的愉悦、喜恶、兴趣、成就感，建立起自己确定的意义来源和支持。哪怕遭遇痛苦，我们确定的意义和价值的部分仍然可以支撑我们。 所以，好好生活下去的意义来源，透过关系，可以被发现。 以及投入是可以避免虚无的，尤其是投入到利他的事件里。利他，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别人更好，这是自我价值的一种体现。当我们看到自己被需要、自己是有价值的，我们就会生出意义感。所以一些公益、教育事业这类利他可以满足我们的对意义的追寻。 以上是存在主义四大生命命题，不分男女老幼、高低贵贱，每个人都会遇到。 这让我理解，生命的本质是一样——原来，我的烦恼也是别人的烦恼，就像团体中的普同性因子，这安慰了我。 但每个人生下来的运气却不一样。我们之所以最开始在这四大生命命题上拥有不同的态度，早年经历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怎么样在自己的既有命运下，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最好的路——我觉得，这也可以算生命的意义之一。不是吗？ 所以好好生活下去，不气馁，有召唤，爱自由！
成为精神分析师（下）
文章选自：(2009).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45(4):483-503 作者：Lore Reich Rubin, M.D. 翻译：周四文献学习小组（张自强、刘振中、黄思思、陈婉迪、丁梦蕾、韩晶晶、李盼） 策划：张自强 我痛苦的主要原因还是美国与家乡的巨大差异，它的习俗、人际关系、着装、面容和行为都不同于我既往所了解的。我感到自己与同龄人格格不入，我可以将这描述为一种认同危机或是一种与自我概念和自我理想的疏离。不管使用何种精神分析术语，它感觉就像一种混乱，一种困惑，一种找寻稳固自体感和归属感的挣扎。我曾读过Eva Hoffman (1991) 等人的作品，从而意识到我的经历并不是独一的。但我也读过很多难民的故事，他们似乎更平静地度过过渡时期，或至少没有细想这些感受的记忆。也有可能，因为他们已遭受了如此极端的创伤，所以适应在美国的生活似乎是一个小问题。我十岁时来到美国，因此大部分适应都发生在我的青春期阶段，而它本身就是一个适应期。另一方面，移民美国终结了欧洲对我生活的压迫威胁，使我从此过上更稳定、可预见和安定的生活。 与我们在欧洲普遍感受到的威胁相对应的是我父母对精神分析的激情。对他们来说，精神分析可以拯救世界。它的洞见可以改变养育孩子的方式并让世界摆脱神经症。这一观点得到了他们众多同行的认同，包括安娜·弗洛伊德——然而她的父亲西格蒙德似乎在一战期间丢掉了他的乐观主义。我的父母对他们的目标和贡献给予了高度重视，这是我在现代社会中很少能学习到的。与此同时，他们与同事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特别是那些与他们有同样政治观点的人。这些关系，至少在我母亲身上，延续了一辈子。 在我成长中，我盼望着能跟随父母的脚步，进而带来同样的兴奋和融洽，但我加入精神分析团体的时间稍晚，在我进入时，精神分析已经是一个保守的职业，思维僵化——至少在那个时候——沉浸于正统之中。激情和探索的光环随之消散，在许多正式的晚宴招待中，同侪关系变得正派且正式。 然而，作为一个孩子，我只见证了父母对精神分析的情感。直到在我毕业并慢慢学习专业之后，我才开始理解父亲和母亲所做的真正贡献。即使并不常被提及，我的父亲最早认识到阻抗分析其实就是性格分析，是力比多愿望和与之对抗的防御之间的妥协形成。他也理解移情阻抗深嵌于这些性格防御中，因而需被首先分析。我认为他对负性移情的强调是过度的，这源自于他与权威之间的冲突。我很快意识到，可能是由于我自己的挣扎，很多的病人会为他们的正性移情深感羞耻，而这种羞耻会导致分析中的强烈阻抗。他后来对“身体盔甲”的研究在我的精神分析教育和发展中并没有被看成是“分析性的”。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在我的思想中，身体僵硬防卫着情感，而他则开启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发现。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对父亲在1934年被精神分析协会除名一无所知。除名是由于IPA领导层政治性的动机，这在安娜·弗洛伊德的信中已有充分记载，而信可以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档案和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找到（见Reich Rubin, 2003）。父亲的除名推动他进一步地关注身体心理治疗，或许部分原因是反对古典精神分析“不触摸”的指令。尽管他延续对负性移情的兴趣，但是我不清楚他是否考虑过唤起正性性欲移情的危险性。或许他已不再在意。显然，被IPA除名对他来说是一个严重创伤。其后，恩斯特·琼斯“掩饰”说我父亲自愿退出IPA，这一说法已被充分证明是不真实的 (Fenichel, 1934)。我母亲对精神分析发展的贡献只发生在她与我父亲山顶分别之后。在那之前，她或许是太年轻缺乏经历，或许是，我认为在我父亲的阴影下显得黯然失色。在离开柏林后，她来到布拉格，并在紧密的小型精神分析团体中茁壮成长。这个由Otto Fenichel所领导的小组，将令人兴奋的思想传递给我（我当时大概八九岁），虽然我并不理解他们所讨论的问题。 在所有的这些精神分析家当中，我的母亲主要因为她发表的关于自恋、移情和反移情的论文而备受尊崇。在（反移情）这一点上，她会时不时地会被一些客体关系学派的分析家挑战，认为反移情只是偶尔发生的，并非是无处不在的，也不是精神分析观察中的首要的因素。最让我震惊的（只是在我自己最近的精神分析发展当中），是她只用了三句话就简明地总结了母婴关系当中的动力性冲突，她在这方面并非专家，但却非常准确和知识渊博。 其实我并不是因为很敬重我父母亲的工作，才选择精神分析作为我的职业。相反，母亲长时间与精神分析机构和社团工作，在晚上她还要跟来访者工作，一天下来行程都特别满以及之后还有志愿性质的教学工作，我因为这部分而推迟了自己的精神分析实践，这就意味着她除了周末和假期以外，几乎没有什么时间跟家里人待在一起。她在晚上不是跟来访会面或者教学，就是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写论文，这些论文在她死后才整理成册(Reich, 1973)。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极度厌烦这些论文--也就是说，我自己不得不花费很长的时间，来拒绝阅读这些论文。最后，我还是让我自己阅读了他们，我又再次被母亲深刻的描述和准确的假设所打动。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目睹了我母亲（辛劳的工作），精神分析这个职业已经被抛诸脑后了。相反，我试图研读历史，几乎不看心理学的内容。毕业以后，我发现读研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于是我开始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尝试，放弃在托儿所的工作和晋升机会。不久以后，我意识到我对于小孩子几乎没什么能力。在自己的人生中继续艰难爬行，我想我可能还是会成为一名心理学家。我母亲反对我的这个想法，甚至搬出了几个重要人物，像Ernst Kris和Kurt Eissler ，他们都试图说服我去医学院，因为要是我没有一个医学博士学位，我在精神分析当中就可能会是“二等公民”。没有医学博士学位的Kris，对于这一点特别确信。他告诉我他是APsA中特殊的一员，在协会里他只能培训一些想要参加这个协会的成员（在APsA的那段时间里，几乎不可能去吸纳非医学背景的会员）。在很多时候，在我的脑海里还没形成心理学家不是精神分析家的概念，但是我学医的压力非常大。与此同时，我的母亲对我没兴趣读弗洛伊德而深表失望。她希望我对于她在临床上所体验到惊人发现有着同样的感觉。若干年后，我很讨厌承认：正是因为她的压力，我才一直拒绝阅读弗洛伊德。与此同时，无论我做了什么选择，我的父亲都感到满意，但是他怀揣着我可以出名的愿望。 尽管有来自父母的压力，但我的第一次个人分析仍然吸引了我，并使我的职业选择成为可能。分析，并不是提取和恢复已遗忘的记忆，而是去拾取记忆中被遗忘的情感，这些对我来说都非常有启发，颠覆了我原有的认识。我相信，当一个人第一次和另一个人的潜意识相连接的时候，会感觉到敬畏，也会知晓，对于个体本身来说，有着一大片未知的领域。这就好像是，一个人认为自己已经有了一份完整的地图，却又偶然发现地球上一片无人知晓的领域。呈现在我眼前的无意识揭露的可能性，把我深深的吸引住了，我感到很振奋。选择成为一名分析师真是太吸引人了。我不再只看到工作了很多个小时，疲倦又充满压力的妈妈，我还感觉到我可以从事一个崭新的、还未探索过的领域，不仅是我自己，也是对很多人而言。 回顾这种情感被揭露的经历，我再一次被分析是多么的接近内心和来访者所打动。这并不是在重温当时的“移情”，而是在回味移情中的抱持。它为我对职业的确信奠定了基础，并贯穿了我整个职业生涯。这样一种饱含情感的洞察力，无论它是因为分析中的移情或是抱持而形成，都是治疗中的改变和治愈的基础。 为了实现我成为精神分析师这个目标，我绕道而行，历经了严格的医学教育和精神病学的住院医师实习。这并不是一种轻松的转变；，医学和精神病学对个体处理生与死的情景时抱有浓厚的兴趣，甚至带有戏剧性的兴奋。但我很确信，之后跟随我学习分析的学生中，曾经毕业于心理学专业的，可能会比医学提供更丰富的专业背景。他们阅读了更多专业领域的文献，也似乎更偏向于理性化。然而，美国的心理学家如果想获得分析的训练，却不得不通过“上诉讼”，或是去和某些暗含的“行业限制”做斗争，即APsA曾提出在进入APSAA{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学习精神分析之前，要求先获得医学学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医学生相较于非医学背景专业的学生，会更早地面临生与死的问题，帮助我们更早地承担责任和变得成熟。 当我在1957年申请精神分析培训时，正是它最受欢迎的时期。当时的申请人数远远超过了给出的名额，而且当时的各种学会和机构也比现在要少得多。选拔的过程非常严格且充满了审判性，是基于对申请人的很多评判，比如“可以被分析的”，内省的，有悟性的，有亲和力的。 我相信，被现代描绘成是“古典”时期的20世纪20年代的所有鲜明的性格特征，都会因为过于神经质或是不够稳定，而被精神分析的训练拒之门外。而最后，只有“刚刚合适的”和“富有责任感的”才能被接受。那些已婚的、不再寻找其他伴侣的，努力工作又专心的，一些表现出强迫倾向而非癔症特征的人，被接受了。 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是因为那些大量在领域中毫无建树的分析家们，致力于保留住所谓的“正统”，他们认为只有正统的东西才能进入到分析领域。而这样的正统和精神分析学会的刻板性留存至今。 1970年伊始，学术界开启了一场针对“自我心理学”理论的革命。在我看来，实质上，这是针对纽约精神分析学会及其下属机构，美国政治学会（APsA），针对聚拢在安娜弗洛伊德周围（Anna Freud）的IPA会员，自组织内部发起的，对领导权的挑战。海因斯.科胡特提出了自体理论，吹响了革命号角，众多学派思潮涌起，分歧与新锐观点聚焦在拉康和梅莱尼.克莱因的客体关系，人际沟通，主体间关系，“此时此地移情”等理论上。这些新潮理论为学界增添了活力，引燃了思想火花。 我最早在纽约精神分析学会受训，并且十分看重这段经历。在精神科住院部里，听过很多病人，但我不能够把他们的语言组织成任何连贯，有意义的实质性表达。而这段精神分析培训经历让我大开眼界。我学着去理解话语以外，潜在的含义，围绕理论框架，形成我自己的看法。我的老师多是成就卓著者，最出名的要数埃迪特·雅各布森Edith Jacobson, 她秉持着非常清晰的理论知识，远超越于其所属时代。她的想法包括：客体表征、理想化与真实表征、自体感和理想化自体之间的矛盾，理想化客体表征这些概念。正如佛洛依德所描述的，伯塔伯恩斯坦也清楚的展示了这一机制在制造恐惧症方面的作用。我们的周围尽是诸如Hartmann, Kris Lowenstein, Margaret Mahler等这些理论学家。于我们而言，学会无异于精神分析的“圣地”。我毕业后，丈夫得到了一份在匹斯堡的工作。此前，我的导师Robert Bak告诉我说，Hudson以西就没有精神分析师。(美国地名很多，不知道这个hudson是位于纽约州的，还是其他州的城市）。 所以，丈夫和我曾约定，先定居纽约，等我完成冗长的培训之后，再选择其他的住址，我们去更有利于他职业生涯发展——可以研究经济史的地方。他去了匹斯堡大学，当时学校迅速扩张，招募，同时也吸引着各式人才。 那次的搬迁起初让我十分焦虑，它激起了我早年间因搬迁引发的疏离、迷茫、不安等创伤性体验。因为没有人坐下来和我解释这些“规则”，所以我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去感受不同的民俗和文化冲击，这也让我回想起了移民美国的经历。这些境遇在我重新调整职业生涯的过程中显得尤为真实，我花了两年时间重新找到工作，花了更久的时间，才开始接手新的精神分析实践。 我带着一个三岁的孩子和一个婴孩，来到匹斯堡。我不适应没有工作，我对自己的期望是成为一名职业女性。当我克服了自己的疏离感后，我意识到，那失业的两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得以放松，享受照顾孩子，并且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仅仅以女性的身份，享受匹斯堡的生活。我很庆幸我的丈夫工作的大学任职，大学所在的城市正好有一所新成立的精神分析学院。因此，在中断了几年的工作和更多年的兼职之后，我可以和我的匹斯堡的同事，继续我的精神分析师的职业。适应匹兹堡的生活并不容易：理解这个新学院的“规则”和习俗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在我完全被接纳之前，我不得不摸索着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和职业环境。我来到匹兹堡的时候，没有任何关系来帮助我找工作以及进行实践。正如我所了解到的，一个没有关系和当地人推荐的精神科医生是不容易被录用的。我花了大约两年的时间，对我的同事们有了足够的了解，融入了匹兹堡精神分析学会，从而拥有了足够的人脉，找到了工作，并慢慢地积累了我的实践经验。 我母亲曾多次告诉我，按照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的正统观念，芝加哥的分析师们强调“依赖需要”，这削弱了精神分析的力量。这个词对她和其他人来说都是诅咒，因为它不承认力比多理论是人类的基本原则。我现在觉得她的强烈反对是一种讽刺，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她身边长大的，大部分是在远离她的地方。但是当我到达匹兹堡的时候，我不理解我和新同事之间在理论上有什么不同。这些同事也不明白，尽管我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但我们的概念却有很大的差异。当我加入匹兹堡精神分析学会时，我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令人困惑的理论情境中。我在纽约接受的教育使我对结构化理论有了深入的了解，并将冲突的解决方案概念化，包括驱力和防御、妥协形成，以及构成冲突的症状和性格特征。此外，我认为，为了更明白婴儿期的冲突，移情不应该过早地解释，而是要更深入和退回到更原始的冲突中去。其目的是获得洞察力：这种技术是自由联想；解释促进了这种自由联想，并指出当情感或防御出现转换的时候，联想会摇摇欲坠。此外，只有当移情成为阻抗的来源时，才能对移情做出早期的解释。 就他们而言，我匹兹堡的同事大体上对“依赖需求”的新版本更感兴趣。“尽管我们都说着同样的语言，但有不同的细微差别，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这些分析师受到芝加哥学派理论的强烈影响——他们把移情作为治疗的唯一基础。”虽然他们没有使用依赖需要这个词，但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芝加哥流派的影响，以及他们后来逐渐形成了发展缺陷理论，特别是是依恋而非冲突理论。当我1965年第一次来到匹兹堡时，玛格丽特·马勒(Margaret Mahler)刚刚以分离/个体化的概念出名。我匹兹堡的同事们被她的想法吸引住了，并把它们应用到成年人身上。他们似乎也低估了超我和俄狄浦斯冲突，而这些在我的教育中是很重要的。 随着精神分析理论在日后数十年的进展，匹茨堡的分析家们开始引入自体心理自体客体名词，即纽约的分析家们所谓的口欲期或口欲期客体关系与特征组成，客体关系与温尼科特也同样为他们所偏爱。他们强调对母体客体的依恋，或此依恋中的剥夺；这是一种缺陷理论而不是结构性冲突的理论。然而于我而言，最震惊的莫过于除了初始会谈中的正式问题外，对性欲的提及是缺失的。自慰和在行为特征模型中诱发创伤的性幻想的掺杂，都不是地形中的部分。值得一提的是我大多数新同事对移情的态度。数年间，我们彼此交谈，因为我们使用一些词语譬如移情，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在指代截然不同的内容。然而我信赖于觉察，无论如何抵达，只有穿越转移的洞见才是宝贵的通过移情导致的觉察才是宝贵的。结果，这群人很快就高兴地接受了默顿·吉尔(1979)对“当下的转移此时此刻的移情”的创新。 因为我在抚养三个孩子，因此花了三年时间才申请到训练分析家的资质。只有在应用的过程中，我们取向的理论性差异才会发生。我不得不将一个案例呈递给一个委员会。他们讶异于我缺乏对解释转移的强调——直到它加深并倒退至冲突根源——以及我对内容的兴趣。他们因此拒绝授予我训练分析家的资质。这个自恋的打击因为我自己的矛盾情感而被削弱。我不希望重蹈母亲被她的学会奴役的覆辙——开不完的会议，还有政治事务。同时，由于其他申请升级的人也被拒绝，这个打击也得到了缓冲。 我对我母亲全身心投入的其他质疑来源于生活现实与分析家的精神健康。我的经历对我而言并独特，而与那些做了母亲的女性共享来自于那些做了妈妈的女性。每天我都时常在对于我病人的努力与思考和家庭之每天我从和病人有关的挣扎和思考中回到集中。那里，而家中还有我三个孩子发出的互动请求与需要的猛烈夹击，还有我先生，可能没有那么急迫夫那些不太猛烈的。我不得不迅速改变身份，从分析家转换为妈妈和妻子。从分析家和妈妈与妻子。我记得，我们的一个首席训练分析家 James McLaughlin (2005)讲述了他需要在他的分析家工作后，花上几个小时让自己泡在木工车间内，以减轻压力，回到他的家庭生活中去。这种奢侈品对做妈妈的女性而言无异于天方夜谭，我也认为，沉溺于内省生活确实危害了家庭生活，这使得精神分析成了一个艰苦而危险的职业。 对我作为精神分析家最有用的成长是匹兹堡精神分析协会的要求：所有会员要参加学习小组。这些小型的小组每周见一次面，见面，常常持续数年。在有些小组里，我们阅读文献并讨论，其他的小组，我们报告正在进行的案例。这一形式的优点是小组规模小、成员关系亲密并开始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舒适的和放松的社交网络。当我们开始信任别人的时候，我们分享我们的真实案例材料，而不是作为治疗师的人对同事施加影响。我们在没有那些“老一辈”的情况下会面（当然，我们现在也是老一辈了，但是我此刻讲的是三十年前的会面了）这并未让我们觉得被批评、被判断，而是感到被完全接纳。 在这个氛围中，我们听其他人如何着手他们的工作，我学到了很多不同的风格与不同重点。在我内心，一个智力成长的过程发生了。我看到有些人小心翼翼地将自己调整到初级过程，无疑是能够将深层的无意识转移的幻想，从发生在办公室内的小小的当下事件中引出。他们能够将两种在对移情解释理论上冲突的两种趋势的两种理论取向综合。幻想引出的可以是性、矛盾情感或是对立冲突的内容。其他分析家则致力于当下转移的细枝末节，并最终引出了令人深感困扰的信任与恐惧的问题。 所以，丈夫和我曾约定，先定居纽约，等我完成冗长的培训之后，再选择其他的住址，我们去更有利于他职业生涯发展——可以研究经济史的地方。他去了匹斯堡大学，当时学校迅速扩张，招募，同时也吸引着各式人才。 那次的搬迁起初让我十分焦虑，它激起了我早年间因搬迁引发的疏离、迷茫、不安等创伤性体验。因为没有人坐下来和我解释这些“规则”，所以我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去感受不同的民俗和文化冲击，这也让我回想起了移民美国的经历。这些境遇在我重新调整职业生涯的过程中显得尤为真实，我花了两年时间重新找到工作，花了更久的时间，才开始接手新的精神分析实践。 我开始重新思考我的理论和技术，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病人应该被不同地对待。有些病人会（在分析中）谈论他们的梦、口误以及幻想；别的病人倾向于形成跟他们治疗师之间更积极或更负性的依恋关系，我们主要是在这部分进行工作；有些病人需要对依恋的议题工作的更多，有些更人会在性格上形成妥协。在后面的这个案例中，行为上的特点经常会激发出童年里被性欲化或者在本质上就是性的创伤。我的病人当中，我发现没有人的妥协形成是源于对童年期幻想生活的内疚的挣扎，除非这些挣扎引发了创伤（作为儿童，他们的幻想被大众所曲解）。 我依旧着迷于创伤在神经症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这并非是要否认内在现实，通常我认为内在的体验是外在体验的反应。在我的工作当中，我并没有发现病人的的冲突的内疚幻想和他们的现实生活环境没有关系。因此，我依旧对创伤在性格发展上产生的影响感兴趣。 我也开始明白在我们工作当中最主要冲突的要么是我们想要帮助病人，要么就是我们对于窥探无意识地纯粹体验所感兴趣（在我的早年受训经历当中，想要“帮助病人”可能会被定义为“拯救幻想”，这样的一个理想化模式基于弗洛伊德的概念，这样的概念是我们正在做出的科学探究）。我也开始重视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克莱茵、自体心理学、拉康、荣格以及古典的关于驱力和防御机制的自我心理学、客体关系，主体间理论、以及别的许多在这里难以提及理论观点。我认为一个分析师应该是灵活的和不拘泥于某一种理论框架的，以便自己能够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病人。这种想法有助于我们研读小组在这些年中去阅读不同的理论观点以及帮我们小组学会去尊重那些理论。这个想法是复杂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得到。决定采用哪种理论方法是因为我们想要对临床上有所帮助以及了解哪种工作方式适用于个体。在临床当中要是一种方式不起作用，也许我们可以转换不同的工作方式。工作方式的灵活性让我更享受我的精神分析工作，这也激发了我去思考“我是否在（对病人）做正确的事情。” 为了让精神分析发展成一个可被治疗的模式，精神分析师可能需要在态度上做出一些改变。我们应该放弃对于“纯粹”精神分析的追求，这可能会导致在临床上引起非常多的争论，以及形成许多理想化的小团体。我们应该学会包容，倾听不同的流派的观点，去阅读其他流派的期刊，这样才有可能帮助我们形成一股力量。我们被所谓的精神健康的科学亚牛凡事所裹挟着，这可能会真的否认内在心灵的存在以及太过聚焦于大脑内部，不同的心理动力学方法应该整合起来，尊重在神经科学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这可能会开始消除心灵与大脑的屏障，以及证明无意识的存在以及它的重要性。 我现在已经从精神分析的实践中退休了，但是我依旧在匹斯堡精神分析学员的连续案例讨论会上进行教学。和年轻同事的会面对我来说非常有趣。我们一直在了解与不同病人工作的多种方法和技术。我们已经对日常移情的检查需要和了解妥协形成、防御和超越那些引导我们病人的无意识幻想达成一致。我们在讨论与反对中积极的讨论，也学会尊重彼此。在这学期，我开始对于未来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的希望，重新充满了热情。 References Fenichel, O. (1934), Letter VIII. In: Rundbriefe: (1934-1945). [Round-Robin Letters], Vol. 1, ed. J. Reichmayer and E. Mühlleitner. Frankfut am Main und Basel: Stroemfeld, 1998, p. 119. - 502 - Freud, A. (1944), War and Children. Madison, C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Gill, M. (1979), The analysis of the transference. J. Amer. Psychoanal. Assn., 27:263-288. [→] Greenacre, P. (1941), Predisposition to anxiety—Part II. Psychoanal. Q., 1:610-638. [→] Hoffman, E. (1991), Lost in Translation: A lLfe in a New Languag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5. Jacobson, E. (1971), Depress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Kris, E. (1956), The recovery of childhood memories. Psychoanal. St. Child, 11:54-88.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 McLaughlin, J. T. (2005), The Healer's Bent: Solitude and Dialogue in the Clinical Encounter, ed. W. F. Cornell. Hillsdale, NJ: Analytic Press. Modell, A. H. (1976), The “holding environment” and the therapeutic action of psychoanalysis.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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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患者最需要的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本篇文章来源于心灵咖啡网对王继堃老师的采访 录音整理|刘桔清 心=心灵咖啡网；王=王继堃老师 从心理动力学角度来看，抑郁其实是对丧失的一种哀悼。如果说一个人抑郁了，你让他赶快好起来，就等于剥夺了他对丧失的哀悼。 心：德国心理学家乌尔苏拉·努贝尔在《不要恐惧抑郁症》一书中指出：所有抑郁症患者的一个特征是，他们都试图尽可能长地躲藏在“一切正常”的表象后面，他们巨大的自控能力和强大的意志，仍然使他们去履行每日的义务和要求，而把他们的病痛留给自己，不让身边的人有所察觉。 这似乎解释了，很多人如果不是自杀没有人知道他患有重度抑郁症。奇怪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抑郁症患者掩饰病情并拒绝寻求帮助呢？ 王：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和抑郁有关的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抑郁情绪。所谓的抑郁情绪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好像这个世界也是一片灰色的。不过，并不是说一个人一有抑郁情绪就会被诊断为抑郁症，要知道，抑郁情绪是每个人都可能会体验到的情绪。 第二个阶段是抑郁状态。所谓的抑郁状态就是比较长时间地陷入情绪低落的状态里，譬如连续几个星期。在一个人遭遇亲人去世或突然失业之类的重大事件时，都很有可能会陷入抑郁状态里。 第三个阶段就是抑郁症。抑郁状态可以分不同的程度——轻度、中度、重度，如果抑郁状态是比较轻的，那多半还是可以勉强自己完成一些事情，但如果到了重度，就会影响到社会功能，比如成天躺在床上起不来——学生不能上课、上班族无法工作，在社会功能受损到一定程度时就会被诊断为抑郁症。 你刚刚提的问题说，好像有的人平时看上去一切都还算正常，怎么突然有一天就做出令人惊愕的事情来？那原因是比较复杂的—— ·很多抑郁症患者都有完美主义倾向，不论取得了什么成就，他们还是会觉得自己不够好。从心理动力学的角度来看，抑郁症患者的完美主义倾向可能和早年的养育环境有关。举个例子来说，在你早年的养育环境里，父母若老觉得你不够好，久而久之，你也会觉得自己的确是不够好（很多时候是潜意识的），待长大，你就会把和父母的这种关系内化到自己身体里，就是说，别人这么苛刻地待你，你也会这么苛刻地待自己，即便你成家立业功成名就。 ·另一个原因是，抑郁症患者对于表达自己的情绪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抑郁症患者大多追求完美，他们可能会觉得”如果我向别人求助，是不是代表我是一个不完美的人？”这导致了很多时候，抑郁症患者不会过多地去向别人展示自己的困难或愤怒。 要知道，抑郁更深层隐含的是一种愤怒情绪，这种愤怒的来源有很多，也许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够好，我对自己愤怒”；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个人好像各方面都挺完美的，也不需要别人帮助，但突然有一天他就爆发了。 如是，抑郁症患者多半会更加觉着：”可能真的是我不够好，我不应该发脾气”。抑郁症患者在发脾气之后，他会内疚、羞愧、自责，但别人不知道，他也不会和别人说。 以上种种原因决定了，有些抑郁症患者极力掩饰自己的病情并拒绝寻求帮助，最终导致，如果不是自杀没有人知道他患有重度抑郁症。 低自尊和他所取得的成就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其实，有些抑郁症患者能做很多事情，也有了很大的成就，但他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好，要不停地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一旦停下来，他就会觉得自己很空虚，体会不到自己的价值；一旦停下来，这种空虚感就会压垮整个人。 ·第三是因为抑郁症患者的低自尊。低自尊和他所取得的成就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其实，有些抑郁症患者能做很多事情，也有了很大的成就，但他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好，要不停地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一旦停下来，他就会觉得自己很空虚，体会不到自己的价值；一旦停下来，这种空虚感就会压垮整个人。 心：不久前我们听到翻译家孙仲旭因为抑郁症自杀的消息。听到后，就发现网络上有很多文章去分析原因，试图理解自杀者的心理状况。有患过抑郁症的人士撰文指出，这样的分析对于处于抑郁症痛苦中的人来说，除了增加压力影响就医的勇气，没有任何帮助。你如何看这样的说法？如果真是这样，那究竟怎么做才合适？ 王：近些年，心理健康逐渐地引起大家的重视，再加上很多名人也患有抑郁症，因此，有很多人开始关注抑郁症，这并不奇怪；其中有些人撰写与抑郁症相关的文章，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问题是，这样的文章是谁写的呢？文章内容对抑郁症患者是否有帮助？这就需要受众仔细地去甄别一下了。 记得有抑郁症患者曾这样描述自己患抑郁症时的感受：感觉自己就像陷在泥潭里头，好像下面的泥拼命地要把自己往下拽，想挣脱出来却没有一丁点儿的力气……。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时候如若接收到一些负面信息，可能会诱使他们更深地陷在沉思的状态里，反复地去想一些不好的事情。说到这我想到近些年地震比较多，几乎所有的电视台都是播放那种很惨烈的画面，我不知道你看到那样的画面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心：很不舒服）对！事实上，像那种创伤性的场景或经历反复地呈现，无论是在电视上还是在文章里，对受众都有着相似的影响。想，如若受众本身就是一个抑郁症患者，他在过多地接收到这些负面消息后，他多半会更加地陷入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头，只怕更难找到生活的希望了。 但是呢，如果这样的分析文章是由一些专业人士所撰写的，考虑到他们能够很深刻地了解抑郁症这种疾病，像发病、症状、治疗等各方面的情况，那么他们所撰写的东西对抑郁症患者来说就是非常有帮助的。 心：有说，抑郁情绪的调节，最根本有效的是扩大患者获得快乐的途径和方法。但我们有观察到，抑郁的人，情绪经常处于一种非常低落的状态，并因此而不愿作任何活动。这就是很多人所奇怪的——患抑郁症的人为什么那么”懒”！那，在这种情况下鼓励患者去做一些事情，会不会适得其反呢？ 王：这里还要提一下的是抑郁症的轻度、中度和重度。轻度的就是”我只是这段时间里状态不是太好，但我去做一些事情还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对患者的社会功能影响不是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提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对患者是有帮助的。 但对于中度或重度患者来说，你越是说”你快好起来吧”，他越是没有办法好得起来，因为这会让他更加觉得”我真的是不够好，你们都让我好起来，但是我怎么做都做不到，这对我来说太困难了”。这并不是说这个人懒，也不是说这个人道德不好，而是因为抑郁症的确是一种病，它需要治疗。 如果一个人真的有体验过那种很深的抑郁情绪，他就会发现，在抑郁的时候，无论别人怎么说，他就是听不进去的。这也是为什么对于重度抑郁症患者，必须要用药。重度抑郁症患者完全是社会功能严重受损，而且在抑郁情绪很严重的时候，他几乎没有办法来做一些思考，而我们做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是需要来访者能够去思考一些东西、领悟一些东西的。 所以呢，在患者有很严重的抑郁情绪时，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给他们服用一些药物让他的情绪稍作改善，能够比较冷静地去思考别人说的话，借此能在他心理层面做一些工作。 那怎样才能真正帮助到他们呢？事实上，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他们最需要的并不是马上得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和他们情绪的一种连接。我不记得是哪部电影里头有个这样的情节：有个男的可能是丧失了亲人，他的朋友想要去帮助他，不是讲一大堆”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的话，而是就默默地坐在那儿，静静地陪着。 想来，我们要帮助一个人，最好的方法不是把我们认为对的东西强加给他，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到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心：记得有学者说过，抑郁症对当事人来说，不仅是痛苦有害的，同时也是”有利”的，因为抑郁症起到了”强制保护”的作用。在该学者看来，如果没有抑郁情绪这样的”刹车提醒机制”，我们的生命跑车一定会是越跑越快，最终也一定会起火、烧毁，即极度，耗竭而亡。想问的是，这样的提法是心理治疗上试图从乐观的角度诠释抑郁症呢，还是有现实的依据？ 王：上面说到要给予抑郁症患者一定的时间，其实就是和这个保护机制有关。从心理动力学角度来看，抑郁其实是对丧失的一种哀悼。如果说一个人抑郁了，你让他赶快好起来，就等于剥夺了他对丧失的哀悼；如果他缺乏了这种哀悼，可能因此一辈子都会重复在丧失的模式里。 记得国外有一本书叫《必要的丧失》，里面谈到了我们一生中会遇到很多丧失，譬如亲人去世、恋爱失败、学习不好、丢了工作……而且每到一个新的年龄阶段都会有丧失——40岁和30岁的状态就大不一样。这方方面面的丧失会让我们感到失落、悲伤甚至绝望，这时，抑郁就是保护我们机体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因为，在丧失的状态下如果出现了抑郁情绪，那么我们会相应地减少机体活动，这就起到了”踩刹车”的作用。 当一种家庭模式形成并对家庭成员产生负面影响时，家庭治疗的目标就是对此模式采取有效方式予以消除，使家庭功能得以恢复。 心：心理治疗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相比回避、麻痹等方法，搞明白一个痛苦是怎么回事，能帮助人获得控制感，减少痛苦程度，并使改变成为可能。 但为什么对于抑郁症，尤其是重度抑郁症，单纯的心理治疗效果不明显呢？是因为重度抑郁症患者已完全失控了吗？ 王：对于抑郁症的治疗，国内外通行的做法是：对于轻度抑郁症，做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即可；如果是中度抑郁症，可以做心理治疗，但最好还是配合药物治疗；到了重度抑郁症，尤其是发现有自残行为的，是一定要住院治疗的，待他抑郁情绪控制下来以后再配合恰当的心理治疗。 对于重度抑郁症，为什么单纯的心理治疗效果不明显呢？那是因为重度抑郁症多半已严重影响到患者的社会功能。譬如，有位母亲患了重度抑郁症，整个人都沉浸在特别不好的状态里，觉得自己有罪，甚至觉得吃饭都有罪，她想到自杀，但又怕死后孩子没人照顾，因此她可能先把孩子杀了，然后自杀。 所以说，重度抑郁症患者最大的不良后果就是自杀甚至扩大性自杀。在这，对于抑郁症患者我有几点建议： 第一，可以寻求支持。记得有这样一个研究：有两组被试，每个被试脚踝上都绑有电极，施加电击刺激，一组被试旁边站着与他有亲密关系的人手拉着手，而另一组没有，实验显示前一组被试的感受会好很多。 所以呢，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如果有亲密关系的支持，对病情恢复会大有帮助。 第二，抑郁症患者需要把自己的真实感受表达出来。无论是对家人还是对朋友。 第三，寻求专业帮助。抑郁症不是道德问题，而是一种病。精神科医生可以给患者做一个评估，看看他处在什么情况，如果各方面比较符合做心理治疗，他便需要心理治疗师的帮助。 第四，可以设定一些具体的小的目标。不需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要接纳自己不完美的部分，目标不要定太大。 心：有观察到，一方面，抑郁症的发病常常与不良的家庭功能有关，另一方面，抑郁症患者常常使家庭功能受损，如是，家庭功能与抑郁症形成了循环因果关系。 “对此循环因果关系的认识，有利于临床家庭心理治疗。”见到你在文章中有写，”当一种家庭模式形成并对家庭成员产生负面影响时，家庭治疗的目标就是对此模式采取有效方式予以消除，使家庭功能得以恢复。”那么，如果家庭治疗在家庭层面对抑郁症患者实施了有效的干预，成功地破坏了恶性循环，那是不是意味着，这种治疗的效果多半也只限于对抑郁症患者家庭功能方面的恢复？ 王：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家庭对抑郁症的重要性—— 首先来看一下夫妻关系。我们在和喜欢的人相处的时候会有一种比较熟悉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可能是我们在重复自己和父亲或母亲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会无意识地去寻找和自己父母有一些共同特点的人做伴侣，在伴侣身上重复我们和父母间那种关系模式。 举个例子，大家可能觉得没有人会爱上监狱里的犯人、他们也很难找到对象结婚，但问题是，就是有一些女孩会找有犯罪经历的人做伴侣。怎么会这样？国外研究发现，这些女孩的家庭环境里多半有类似犯罪行为的父亲。想来是，小时候习惯了父母的相处模式以及我们自己和父母的相处模式，长大后，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模式来找伴侣，因为我们学到的亲密关系就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一个人谈过好多次恋爱，假如让他回想一下他喜欢过的这些人会有什么共同点，我觉得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答案。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如果有的人儿时在家庭中没有得到关爱，比如说一个女孩子，从小她爸爸总是批评她、打骂她，她就会想着”我恨死我爸了，我以后一定要找一个和我爸完全不一样的人”。但后来她找的人，也许表面上看和她爸是完全不一样，但实际上，那个人身上恰恰具有她不想找的那一个父亲所具有的某些特点，这个在分析上叫强迫性重复。 就是说，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意识到，我们在找配偶的时候就会无意识地去重复过去的模式，所以有的人可能一辈子结过很多次婚，但是他每一段婚姻可能都在重复同样的模式。所以有的人说遇到婚姻问题或是情感问题想要换人的时候，其实更重要的也许不是换一个人，而是去思考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让两个人在一起以及是什么样的模式让两个人产生冲突？有没有修复的可能性？两个人的关系还能不能在已有的基础上发生一些改变？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要不然，即便换了一个人，这种模式还是会重复。 此外就是亲子之间的关系。假如说自己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存在问题没有解决，一个人可能会把那种模式重复在自己和自己孩子的关系上。就是说，我们会从父母的身上无意识地学习到并且继承到他怎么样对待我们的方式，然后我们会用这些方式去对待我们自己的孩子。 了解了在抑郁症中家庭扮演的角色，那什么情况下做家庭治疗合适呢？记得很多抑郁症患者来求助时，他们通常不会直接说”我抑郁了”，而是会说”我这段时间睡眠不好”、”我头痛，身体不舒服”，细问下去，可能是遭遇到一些生活事件，比如孩子有不愿意去上学、在学校有冲动行为等一些问题等等，或者和老公有长期的冲突和矛盾、与其他家人有长期不和等等……总之，他们不会说自己得了抑郁症。 假如是发生抑郁了，那么首先是看抑郁程度，再决定选择药物治疗还是心理治疗或是二者相结合；其次我们看是做个别治疗合适还是做家庭治疗恰当。如果说一个人，他有一定的心理领悟力，和原生家庭有较清楚的界限，那么就可以对他进行精神动力学的个别治疗；如果他父母中一方或双方也有抑郁症，或者他父母关系长期冲突，或者他自己与家人有剧烈的矛盾和冲突，又或者他从小受到父母严苛的教育认为自己”不够好”，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对他做家庭治疗是有帮助的。 问题中你有问到，家庭治疗的效果会不会只限于对抑郁症患者家庭功能方面的恢复？实际上，我们做家庭治疗不但改善家庭互动，而且可以促进个体的心灵成长。而且有些不仅仅是改善家庭互动，比如说有的人他是内化的”不够好”的情况，除了改善他和家人的互动，我们可以让他的家人更加支持他、理解他的状态，对他的康复就比较有帮助；如果他的抑郁是和内化了的他和父亲之间的客体关系有关，我们可以让他建设性地表达自己的一些愤怒，心平气和地和家人交流发生的一些事情。 心：无论治什么病，用错方法都是不可避免的。那作为心理专家，就抑郁症的治疗，你都有看到哪些误区呢？ 王：说到误区的话，很多来访者会担心用药。很多人会觉得抑郁很严重的才需要用药，或者认为一用药就会变成疯子，又或者担心用药了就停不下来。因为很多患者及其家属会问这样的问题，所以做医生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在解释这类问题。 说到药物，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药物通过血脑屏障，在大脑内从药理上达到稳定的药物浓度，可能需要两周的时间，也就是说，药物治疗大抵要两周才起效，有时会快一些，因人而异。可问题是，有的抑郁症患者觉得刚吃了药没用、或者出现一些不良反应感到害怕就不继续吃了，那其实是药物还没起作用。如果出现轻微的不良反应，适应几天，不舒服的的感觉可能会慢慢消失，并且可以到医院请医生帮忙调整药物的剂量。 ·用药合理的话，是不会产生依赖性的。从临床上看，在治疗早期，抑郁症药物需要两个星期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起效，所以在用药的第一个星期或者是头两个星期可能会辅助用一点安定类的药物帮助改善睡眠。要明确的是，药物是补充脑内缺乏的神经递质，经验丰富的医生在用量上会有把握，不会产生依赖性。 ·其次，有人会担心药物后的不良反应。要知道，一个药品的上市是需要经过很严格的药物实验的，药品说明书上列的不良反应，是把所收集到的所有不良反应一长串地记录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服用该药之后，所有的不良反应都会出现，可能只是出现一部分，或者不会出现不良反应，这是因人而异的。 ·另外，有人认为只做心理治疗就够了。有的重度抑郁症患者出现了自杀、自残的行为，对于这类患者在进行心理治疗的同时是必须要用药的，因为一旦产生强烈的自杀念头，他们是会去找各种各样的机会的。 ·还有就是，医生能不能去问抑郁症患者有没有自杀倾向？对于精神科医生来说，是必须要询问自杀这类问题的，而且事实上，患者不会介意、甚至希望医生询问这类问题的。 ·如果不是自杀无法知道他患有抑郁症？虽然有的抑郁症病人比较隐匿，但是他可能会通过写遗书之类或其他的方式，流露出绝望的念头，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循的。所以身边的人，如果有流露出自杀的念头，还是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提供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 采访后记： 一如采访中王老师也认同的：自杀和人生的幸福与成功与否没有绝对关系，导致自杀的心理因素必定十分深层且痛苦，对于罹患抑郁症的患者而言，他们只是想要终止身心饱受摧残的状态。 想来，如果演员罗宾·威廉斯和译者孙仲旭的死能够让社会开始展开行动而非仅仅感到悲伤，那就会是纪念他们最好的方式。在这，我们也希望抑郁症患者自杀之类的憾事能使社会大众和政府积极重视抑郁症所产生的问题，并以公共卫生问题来看待精神疾病。 王继堃简介： 王继堃，同济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美国布朗大学访问学者，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讲师，博士后；多年致力于临床心理卫生和精神科工作，具有丰富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工作经验；同时也是，中国心理卫生学会心理治疗专业委员会、中国心理学会、上海市心理学会、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分会、中美精神分析联盟等协会会员。 长期接受精神医学、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系统的培训、督导，先后曾接受过德国认知行为治疗、中美精神动力学治疗、法国精神分析治疗、结构家庭治疗、系统家庭治疗、中德家庭治疗、萨提亚模式家庭治疗、策略式家庭治疗、中美叙事家庭治疗以及吴熙瑄老师叙事治疗等培训。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三十余篇专业文章，参编参译书籍多本，如《正常家庭过程》等，并担任部分国际专业学术期刊审稿人。
身心联系：身体知道你的秘密
本节微课将通过完形治疗学派来讲述身心健康问题。 完形治疗学派由心理学家Perls创立。完形治疗非常重视人的觉察、当下的感受，认为身体与心理是一体的，身体的感觉、肢体动作比语言更贴近人的潜意识，因此倾听身体的感觉是非常重要的。一、你是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吗？二、怎样进行身心健康的自我判断三、心理问题也能引发身体疾病？四、生活中避免身心疾病的简易法门
在痛苦的婚姻中自愈
稍后补充视频简介
从高处往下看，总想跳下去...是不是有病？
本文字数1500+ / 阅读需要 4 min 你是否也曾有这种体验：站在高处俯视，心底却忽然涌出一股往下跳的冲动。 在一项心理学研究调查中，超过半数的人曾经有过这样的念头。这种看似不合理，但普遍存在的跳楼冲动可能都曾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 在美国华盛顿州，有一座欺骗桥（Deception Pass Bridge），高达180英尺，连接着西雅图以北的两个岛屿。从1935年建桥以来，已经有400多人选择从这里跳下，结束自己的生命。在法语中，这种冲动被解释为“ L’Appel du Vide （空虚的呼唤）”。 真的是这种空虚，在引诱人们从高处往下跳吗？ 如果不是，那这种念头又意味着什么？ 别太害怕 其实没你想的那么高 很多人认为，“恐高症”属于一种极端的恐惧症反应，与情绪问题、消极思维、焦虑和过去的创伤有关。 而犹他大学认知和神经科学教授珍妮·斯特法努奇（Jeanine Stefanucci）发现，恐高其实也是个生理问题： 她研究了人和垂直空间的关系，发现，人们会“高估”眼睛看到的任何一段垂直距离：短则超出实际高度的三分之一，长则超出实际高度的两倍。 相比之下，当人们估计水平距离时，几乎不会出现太大偏差——这就会给人一种“我能准确判断距离”的错觉。 所以，对很多相信自己判断的人来说，过高的垂直估计就会让高度显得越发可怕。害怕反过来会继续加深对高度的错估，从而形成了一个反馈回路，越来越害怕，也越来越觉得高：哇好高——太高了——妈呀太太太高了——这是个深渊啊...... 从心理角度来分析，也许是“人们总习惯于放大自己的不适感。” 就像另一组实验发现，实验者会低估自己遇到蛇或蜘蛛的时间，而不会低估遇到蝴蝶或兔子的时间。 因为我们不希望遇到蛇和蜘蛛，所以当它们出现在面前，我们会感觉“它们”出现的太快。因为楼太高，我们害怕“高”，我们便会觉得它越来越高。 越害怕，越想跳 除了对高度的错估，还有两点会加深我们对高空的恐惧。 其一，卡洛斯·科埃略认为，我们的视觉系统和前庭系统（控制人体平衡的系统之一）之间存在冲突，所以当视线从高处急剧下降，会产生”眩晕“等症状。 其二，面对高空时，我们对自己肢体姿势的“控制”也会变得很难——测试显示，这难度相当于让酒后驾驶的人走直线。 这两点，再加上对高度的错估，导致了我们对高空的恐惧。对高度的感知，往往混合了我们的感官直觉、身体运动美学和精神心理状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于是，当我们面对高空时，又会产生一种奇怪的反直觉效果： 一种屈服于恐惧、心甘情愿跳下去的冲动。 为何会出现这种想往下跳的冲动，并不容易解释。我们可以轻易的明白，手为什么会从滚烫的炉火旁缩回来，但我们的意识可能搞不懂：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会在悬崖边后退。“那有栏杆”、“我不会摔倒”、“但为什么我会想跳下去？” 的确有一些研究者提出过自己的看法： 临床心理学教授珍妮弗·哈姆斯认为，这种“想跳下去”的冲动，可能是因为人被激发了真实的死亡欲望，也可能是大脑错将“跳下去”解读为一种安全信号。 她发现，在有过自杀念头的人中，75%的人有过高空跃下的想法。而在431名从未考虑过自杀的受试者中，也有一半曾有过高处跳跃下的冲动。 这些有着强烈跃下冲动、并从未考虑过自杀的人，会在平时的生活中经历更多的焦虑，包括更担心自己的身体反应。这些感觉包括出汗、心悸、头晕和膝盖颤抖，而所有的这些都是对高处的常见反应。 所以，珍妮弗认为：这种冲动可能是我们自身的安全系统对恐惧信息的误读。当我们面对高空时，大脑回路可能会发出“恐惧”警报，然后我们的意识会尝试处理这股恐惧，但因为“恐高”本身的复杂性，我们的意识可能无法理解“恐高”信息为什么被发送。 还有一些德国心理学家，通过脑成像研究观察到：人们对死亡信息会有间接和延迟处理。 他们通过引导17名男大学生“思考死亡”，发现大脑在处理关于“死亡”的想法时，好像会保持一定的“情感距离”——可能会有稍微延迟，好像是“不舍得”去处理死亡的消息。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有点玄学的解释： 存在主义哲学家加里·考克斯在他《存在主义的指导：死亡、宇宙、虚无》中说：“虚空似乎在召唤我们，但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自由在召唤我们。我们有选择的权力。” 甚至，还有人解释说，因为飞翔是人类深藏在基因里的梦想： “从高空跃下之所以对我们产生吸引，除了对生死自由选择的可能性之外，还有可能是我们想要飞翔的愿望。” ...... 说到底，关于我们站在高处为何会出现想往下跳的冲动，目前还没有一个完全靠谱的解释。 但不管怎样，我们至少可以确定一件事—— 我们并不需要因为“对高处的恐惧”而焦虑。 毕竟，如果你真的“毫无恐惧”，那恐怕才是最危险的事。 （本文系翻译，对原文进行了适当删改。） 原作者： JESSICA SEIGEL 原文： http://nautil.us/issue/46/balance/why-you-feel-the-urge-to-jump 一了达 ✏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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