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和你抱个怨” “等下,我先报个警”

简单心理 MYTHERAPIST   有些人,真的,特别,爱抱怨。   家人一起出去旅游,Ta嘴里总是嘟囔个不停。一会儿嫌弃景点人太多,一会儿挑剔饭不好吃,整个旅程就没有满意的时候。 Ta跟你抱怨生活无聊空虚,你叫ta看电视,ta说伤眼睛,你叫ta出来吃饭,ta说会长胖,你叫ta散散步,又说懒得动。你认真给的建议全部被用来吐槽,好像左右横竖都无法让ta满意。   Ta似乎对每一件事都有意见,从你上班开始,就向你抱怨老板、同事、甲方甚至食堂的厨师,就像一个喷射负面情绪的大怪兽,搞得你一整天的心情也跟着变糟糕。 那些好像对于任何事情都不满意的人,被称为惯性抱怨者(chronic complainer)。他们的抱怨听起来就像“鬼打墙”,不论怎么想要帮他们走出去,最后都像是白费功夫。     有些人抱怨,就是为了给你添堵   抱怨是一种很平常的社交行为,它是表达不满、怨恨或者后悔的一种方式(Alicke et al., 1992)。它有积极的作用,可以疏导情绪,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等。但以下三种无效抱怨,却是弊大于利的:   第一,有些人在抱怨时,并不是有针对性的求助,更像是在肆无忌惮地发射无助信号,希望每个听到的人都承担起帮他们解决问题的责任。   第二,还有一些人的抱怨,实际上只是一种经过包装的炫耀。 他们有一些“甜蜜的负担”:对象太粘人了好烦喔;或是“充实的烦恼”:手里握着8个offer不知选哪个好苦恼! 他们抱怨的目的,更多的是在确认自己的“甜蜜”或“充实”,希望用他人的安慰来驱散自己的焦虑感。   第三,是“发泄型”(venting)的抱怨者,他们的抱怨仅仅是为了宣泄心中的不满,将气愤、沮丧或者失望一股脑地发泄出来,并获得认同。   无论是无助型、炫耀型还是发泄型的抱怨者,连篇累牍、长年累月的抱怨还是会给周围的人添堵。这会让我们觉得:   被抱怨者的坏情绪影响; 关系的满意度受到损坏; 因无法帮助解决问题而感到愧疚等。   因此,即使抱怨者的确在为自己的问题或情绪受困,但不受节制的惯性抱怨,只会给别人添堵。     惯性抱怨者是怎样的存在?   该不该抱怨?抱怨是好是坏?这是个“抛开计量谈毒性”的耍流氓问题。   适当的抱怨可以发泄负面情绪,但总是沉浸在不满和沮丧里,这些情绪长期积累起来,会对人们的心境产生很糟糕的影响。   抱怨有什么用呢?我们总是这样问ta,既然不满为什么不去改变现状呢?   习惯性抱怨者最大的特点在于,明明不满现状,又在害怕改变(Kowalski, 1996)。他们总是沉浸在困境里,反复思考问题中令人挫折的一面,最后陷入“寻找错误-感觉糟糕-失去信心”的恶性循环。   他们先判定“事情是无法改变的”,所以就顺理成章地不作为。在惯性抱怨者的眼里,与其尝试之后得到失败的结局,还不如什么都不做,直面“悲惨”的人生。   但是,惯性抱怨者不是不想改变,或者不能改变。他们只是害怕尝试改变之后,还是得到失败的结果。为了避免失望,什么都不做而只是抱怨,反而让他们多了一些掌控的感觉(Wojciszke, et.al, 2009)。 如何应对一个惯性抱怨者?   解决问题并不是抱怨的初衷。对于惯性抱怨者,抱怨的最终目的实际上是发泄情绪和得到认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提建议其实也就帮不上什么忙了。   那么,当你的朋友/家人/伴侣开始对你不停抱怨,而你给出的建议都被一一否决时,如何在这种情况下与他们相处,同时还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呢?   1、理解惯性抱怨者不想要什么   和真正遭遇很多不幸的人不同,惯性抱怨者认为自己的生活或者这个世界很糟糕,而实际上他们可能并没有遭遇什么苦难或者不幸。惯性抱怨者认为自己注定命不好或者这个世界本来就很糟糕,他们所抱怨的不过是陈述事实。   “世界很糟糕”这样的想法已经刻在了他们的性格之中,如果你想改变他们的想法或者给他们意见,这些都可能威胁到他们对自己的固有认识。   你尝试给惯性抱怨者提建议时,他们可能会解释给你听这些事情是多么的无解。你想要安慰ta“其实没有那么糟”,ta可能会马上给你甩出十个例子,告诉你ta的生活就是那么糟糕。   因此,如果你的目的是想要他们停止抱怨,那么讲道理是行不通的。     2、理解惯性抱怨者想要什么   惯性抱怨者跟身边的人抱怨,往往只是想要得到情感上的理解和认同。   当他们喋喋不休地抱怨一个事件A时:   第一,认同他们的感觉。就算你觉得事件A完全不至于令人生气,但这在ta的世界里,它是值得的;你不理解这种情绪 ,不代表这种情绪不应该存在。   第二,对他们的情绪表示理解。向ta表达你对ta此刻情绪的理解与认同。你可以反馈给ta:“我理解你,事件A真是令人生气”。   第三,给予他们适当的情感支持。当惯性抱怨者遇见实际存在的、可解决问题时,首先表示理解他们的处境和情绪,之后可以适当地给他们情感上的支持,例如“我在这里”、“朋友们都在呢”,再诚恳地给出建议就好。     什么是抱怨的正确姿势?   抱怨是一个很普遍的社交行为。虽然它总是不被赞许,也有很多不良的副作用,但不可否认地,每个人总有想抱怨的时候。   如果你对某件实际问题感到不满,想让抱怨变得有意义,发挥实际作用,可以尝试一下:   只针对一个问题来表达你的不满,可以从相对容易解决的问题入手; 针对有权改变状况的人进行抱怨; 表达不满前,先确认自己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如果抱怨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发泄情绪的话,适当控制抱怨时的情绪。     抱怨很常见,过度的抱怨会让人们感觉更糟糕,但适当的抱怨对缓解压力、抒发情感、甚至解决问题都会有帮助。   只要好好处理,那些爱抱怨的“大怪兽”们没有那么可怕,我们也用不着对自己的抱怨过于不好意思。   生活不会都有最优解,挫折和问题遍地都是。实在忍不住的时候,向好朋友们吐槽一番,然后再打起精神来一起好好地面对生活吧。     参考文献 Alicke, M. D., Braun, J. C., Glor, J. E., Klotz, M. L., Magee, J., Sederhoim, H., & Siegel, R. (1992). Complaining behavior in social interac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8(3), 286-295. Guy, W. (2011, July 15). How to deal with chronic complainer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blog/the-squeaky-wheel/201107/how-deal-chronic-complainers Kowalski, R. M. (1996). Complaints and complaining: Functions,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9(2), 179. Wojciszke, B., Baryla, W., Szymków-Sudziarska, A., Parzuchowski, M., & Kowalczyk, K. (2009). Saying is experiencing: Affective consequences of complaining and affirmation. Polis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40(2), 74-84.   公众号原创文章归简单心理版权所有 任何组织,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转载和二次修改 转载请联系:media@jiandanxinl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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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墟上的荣耀

文|简里里 心理咨询师 简单心理创始人 文|简里里 心理咨询师 简单心理创始人 文|简里里 心理咨询师 简单心理创始人 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已经迟了,匆忙打了一辆黑车。 司机是个中年男人,他先问我要往哪去,然后自顾自地说起他的陈年旧事,从二十年前讲起来,偶尔还会回溯到三十年前。那段路本来并不长,可是刚好赶上早高峰,外面车流相互撞来撞去,我着急赶路,他嘴里跳出来的是个长长的错综复杂的故事,里面有房子、离婚、付出、背叛、他的体力、孩子,和他并不憎恨。 在立交桥下拐弯的时候,他说他还有单位给他留的一扇房,他打算放弃争执,搬过去生活。他说这话的时候我转头看他,他说得平淡轻松,甚至有报复的快感, 我说,就这样了吗?你不再争取?他说, 反正人生将尽,就一蹬腿的事儿。 车到地方的时候,他的故事还没讲完,几乎是戛然而止。我有点歉意,问价格是多少。他挺直身板,说你看着给吧,话语里有点空洞的骄傲感:多点少点都没关系。 我下车的时候身体有点沉,兴许是昨晚没有睡好的缘故。     素珊非要跟我讨论一个治疗案例。案例里面是个乱伦的母亲和儿子。这时候隔壁的钻机开始嗡嗡作响,我觉得头疼,说我们换个屋子吧。 我去冲了杯热水,又顺手回了几封邮件。素珊等得有点不耐烦,又跑来拽我出去。我们换到咨询室里面,咨询室温暖多了,有棕黄色刻着镂空花样的地毯,沙发背后的墙上是幅同样花样的图案,窗外桃花正艳。 这个故事里面充满了性、死亡、外遇,畸形的关系。素珊在讲的时候,我有那么一会儿,想起来小时候家里的阳台,阳台的门口堆着半人高的几摞书,每隔一段时间趁着爸妈不注意,去阳台上偷一本书回来,藏在我自己的抽屉里。我趴在桌子上假装做作业,桌子下面抽屉里面是个巨大的的世界。那个世界里面有暴力、有性、有复仇、有愤怒、有不被允许的情感,有生有死,有爱有恨。闭上抽屉,一切安静,眼前是做不完的数学题,隔壁楼上卡拉OK每晚九点准时响起,妈妈会削个苹果给我,楼下看车的笑声有时候荡上来,将要入夜安静。     我有时候想,我一点也不想知道这生活的残酷真相。比如漂亮聪明又富有的人未必真的快乐,勤劳付出的人未必真的内心充盈,人们举杯欢庆,却充满了孤独、无意义、自我怀疑和死亡的气息。好吧,我说得抽象,又实在太委婉——不如这样说,你长途跋涉,看远方歌舞升平繁华艳丽,你奋不顾身地跳下去,穿过这重重幻影,结果底下荒芜一片,飞沙走砾。 以前有个年长的心理治疗师说,不懂是上帝赐予人最好的礼物,你可以在童话中一直终老。 素珊问我对这个案例怎么想。我说我这让我觉得绝望。这妻子绝望,丈夫绝望,儿子绝望——现在你也让我绝望。我早上被关在车里听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故事,而现在这一个让我兴奋又无力,想开门逃跑。 你能让我出去透口气吗? 我出去抽了一根烟。我刚来这个城市的时候,有一次去拜访一位伯伯,当时我和他坐在他家28层的飘窗上吃外卖,窗户下面是条狭窄街道,外面是矮小楼房和冰冷湖面。这让我想起来第一次去纽约时候阳光被高楼切割开来,阳光顺着街道的一边剩下一条狭长直线,地上的人裹着黑衣匆匆行走,像煞有介事的老鼠,假装前方有自己心爱的奶酪。 伯伯站起来说,你看,这个城市的春天多美。他面对我站着,像个将军,眼睛里有讲不明的意味,露出微笑:你耐心等一等就知道。     我回去的时候素珊在沙发上睡着了。我很想找个毯子或者什么毛绒绒的东西给她盖上。素珊还是个年轻姑娘,笑起来的时候刘海总是一晃一晃。我有时候想,如果我是来访者,看她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我大概会笑出声来。 我有一次跟她这么说过,她很介意,说她很成熟,也很努力。我当然毫不怀疑这一点。我其实只是心疼她,年轻的时候你本来应该纠结生活中所有有意无意的小事情,高兴的时候狂欢,难过的时候哭泣,不想思考的时候就去喝啤酒——可是她却得坐在这安静的咨询室里面,跟着情绪狂澜,像青蛙王子里面那个被教导要遵守诺言的公主,尖叫着,睁开眼睛转身直视自己生命里面的荒芜鲜血。必须让自己活下来。 哪个治疗师没有被逼到死角,面对自己内心的创伤黑暗呢。这也是上帝给她的礼物,我想。     素珊醒过来,说她做了个梦。 她说她梦到一片荒芜废墟之上,妻子、丈夫、儿子、她自己和看不清的人们,在一片沙尘沼泽中,看起来像是挣扎,又像是跳着奇异的舞蹈。他们有人沉默,有人歌唱。 一个男人走过来说,你看这沼泽上生出的花朵。 她转头去看,沼泽缓慢沦陷,每个人都编织着花朵,纸的花朵、塑料的花朵、钢铁的花朵、柔软的花朵、鲜艳的花朵,色彩有的明亮有的昏暗。他们和这沼泽玩耍,有的疾速,有的缓慢,有的甚至笑出声来。 他们的动作使这沼泽发出明亮光芒。 素珊听到有人呼喊,说:“你看这一切,多么动人!” -------------------------------------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简单心理(janelee1231) 公众号原创文章归简单心理版权所有 任何组织,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转载和二次修改 转载请联系:media@jiandanxinl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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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背景下青年人的婚恋迷茫

题按:@简里里 这篇文章是2013年年末受网易花田邀请,和花田合作一个大的数据调查,在调查基础上写的。后来还专门开过一次媒体发布会,我还蹭上了一次电视。半年过去,我摘除了文章中的数据部分,留下了描述。 写这篇文章的当时,正赶上家里有变化。我坐在家里人来人往,看数据看文献,想明白这件事情:所谓“剩女”,不过是这个时代发展的烙印。无论是姑婆的焦虑,还是自己的迷茫,都归属于这个时代。   大时代背景下青年人的婚恋迷茫 文/简里里 网易花田   序 2013年末,网易花田面对用户开放了四十六个问题,数万名用户勾选了自己的答案。对于这群年龄主体在二十到三十岁之间的年轻人,管中窥豹,大致可以勾勒出这么一个形象: TA 满怀憧憬理想,身上也带着对三十而立的焦虑感。收入中等偏上,有些尚未实现或者正在实现的小理想,争取独立自由,也努力踏实生活。TA怀揣着对自己个人生活的构想,在大的社会潮流涌动中,独立行走也盼顾四周。TA对生活始终有那么一些不算满意;嘴上说要过自己独立的生活,却忍不住也讨好父母乃至社会的意见。 TA在这个充满未知诱惑、机遇看似伸手即得的年代里,在社会的期望、父母的意见和自己的喜好之中,天人交战。TA急于努力地做自己,又不能摆脱社会期望的压力。在两者左右轰鸣之间,TA多少有些扭捏作态,大汗淋漓、还努力保持微笑。 究竟是做“别人”,还是做“自己”?这是一个问题。 (一)我的青春面貌 1. 我要你我两个独立的个体,彼此尊重地相爱 一个25岁的女孩子,从家乡来到北京独自一人生活。她说她来北京两年当中学习到的东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生活变得有趣,未来充满不可预知的希望。她想要寻找一个男生,可以无房无车,收入相当,但要有眼缘。他可以没有现在,但要有可以努力实现的未来。“他要有趣,有责任感” ,“我们能有共同的语言,一起成长”。父母不会干涉自己的感情,“如果和父母真的有分歧,我会说服他们”。这是一个花田用户在接受北京爱家广播的访问时候对自己和期望伴侣的描述。 这是一个年青人的典型样貌。 他们追求爱情,渴望灵魂伴侣。他们对于婚姻的态度“顺其自然”,家庭背景、现实条件并未被纳入首要的考虑因素之中,甚至收入高低也并不那么重要。 感情最重要。 在感情里面,他们尊重对方的私人空间,不将恋人归为己有;也注意保护自己的空间和独立性。在私密的性生活方面,他们不归属教条,视感情而定。不儿戏,亦不束缚。对身体和心理出轨都有几近于零的容忍度。 我爱你,可是你我这样独立地两个人,要彼此尊重地相爱。 2.未来尚不明晰,现实让我焦虑不安 剩女标杆已悄然被移至30岁,25岁不再被归为“大龄剩女”的队列。大家开始为“剩女”正名,鼓励女性应有自己选择的空间。可有趣的是,在婚恋网站上面注册的用户年龄越来越小。排除网易花田很萌人人喜爱的因素,这些数字似乎在说,对于摆脱单身生活,人们也许比以前更焦虑。 他们羡慕《绝望主妇》里主角的独立果敢,喜欢《破产姐妹》里面Max的毒舌和不理会他人眼光:年龄婚姻统统不能成为气场强大内心自由的束缚;同样是他们,也被高圆圆《我们结婚吧》中女神剩下,被家人催逼被职场欺负的局促生活,虐得体无完肤。 下一个是我怎么办? 于是在完成了一系列对爱情和婚姻,独立自我,双方尊重的美好愿望和努力憧憬之后,他们掉入嘈杂具体的现实之中:你什么时候结婚?跟什么样的人结婚?柴米油盐你赚几分几两? 结果用户调查之中,大家普遍认为25岁-30岁之前结婚最好;最希望伴侣的职业是教师,其次是金融财务工作者,再其次是医务工作者。 “社会理性”回归。 如果足够幸运,我也想按部就班地、过稳定生活。 3.“懒”还是“拖延”? 既想要忠于自己感受、不受现实捆绑的爱情,又受制于头脑中“社会家庭观念”——兴许也不难理解这二者交战之下,人们产生出奇怪的行为: 他们说常常在学习工作中遇见自己的爱情——却长时间泡在社交网络上; 他们抱怨说,自己社交圈窄,所以至今单身——却很少愿意参加网站组织的线下活动; 他们想马上有对象,寻找灵魂伴侣——但是他们足不出户:绝大多数人最近一年没有相过亲;其中还有一些人,上一次参加朋友聚会这件事还发生在遥远的2012年。 请问找对象这件事情上你这么懒,这么拖延,这么纠结,你妈妈知道吗? (二)我要独(“作”)立(死)——打开潘多拉的盒子 1.社会 这是个有趣的年代。 信息爆炸,地球变得扁平。社会像个飞速旋转的陀螺,来自于地球各个角落的信息,迫不及待地向这一代年轻人排山倒海一般地扑面而来。 受大量西方思潮影响的年轻人,看得到机遇,未来仿佛唾手可得。他们要变化,要探索,要打破集体的纸牌脸孔,建立自我的样子。 而一位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精神分析项目的德国心理治疗师和精神分析师Antje Haag在她的书中,这样描述她所见到的中国:中国作为集体主义社会,即使是今天,“个人的关系结构仍然以纵向关系为主线,也就是父母-孩子这条线。而在个人主义社会中,关系是以横向为主线,比如夫妻和朋友关系” 【1】。 “在中国,关系的重要性远远大于个人,脱离关系意味着恐慌”【2】。 西方的“个人主义”,在中国文化浸染的社会环境之中,仍旧显得不合时宜。 2.家庭 父母一代经历过时代创伤、变迁,大的机遇和无常变化。他们内心渴望安定,深知变化的风险。面对渴望独立,追求变化,建立个性的年轻人,父母和子女之间,剑拔弩张,充满担忧、控制和反抗。 更有趣的是,最近一份对于90后的调查报告【3】说:“虽然今天 90 后的父母, 很大程度上用相对松散的方式养育子女,但作为独生子女,仍然很少承担真正意义上自我决定。包括上学,专业选择,就业选择甚至婚姻等很多重要决定仍然主要由父母做出。因为父母的强大,反倒给了孩子更少的承担挫折的机会。缺乏自主决策的机会和实践,极大地影响了年轻人自主的能力”。 年青一代一面争取独立,一面深受家庭的影响。 3.个人 一方面社会尚未赋予个体足够的保障和安全感,小家庭里面父母和儿女的个体边界并不清晰,时代留下的创伤尚未修复【3】——似乎这个社会尚未准备好让年轻人的自我茁壮成长;而它确实让这一代年轻人看到了巨大的、诱人的自我选择和自我实现的机会。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体,都会觉得孤独。 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在读博士Amir Hampel 在做一个跟中国青年人有关的研究,他2012年末来中国做田野调查。惊讶地发现中国的年轻人对于“星座”有着超乎寻常的执着和迷恋。而在当当网的2013年畅销书排行榜中,“流行心理学”(包括个人成长和探索,儿童教育,心理学和成功学)相关的书籍占据四成左右的位置。 人们用星座来了解自己和了解他人,甚至用这样简单的归类方式,为自己寻找到归属感;人们用对“心理学”的兴趣,来表达对自己和他人的好奇、探索,并寻找疗愈。 这个潘多拉的盒子被徐徐打开:我想知道我是谁,我生存的世界是怎样的一个空间,我能如何创造自己的生活。 (三)在“建立自我”和“社会期望”二者之间,找一个舒服的姿势 1.探索—留意自己身体里面过时的记号 讲个遥远的故事。 1944年冬天,在二战末尾,荷兰德占区有四百五十万荷兰人遭受饥饿,一万八千人饿死。后来科学家发现,几十年后,当年饥荒时候出生的孩子——此时已经成长为50岁的中年人——他们比饥荒之前和之后出生的荷兰孩子都更肥胖,更容易有心血管疾病【4】。 对于这个现象,科学家其中一种解释是:还在子宫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学习这是怎样一个世界。这群饥荒年出生的婴儿,他们习得这是一个匮乏的世界,即便成年许多年之后,他们的身体还是不忘早年饥饿的经历,尽力储存脂肪,来准备下一个冬天的到来。 你的身体会根据过往的记忆为你储备将来。即便现实社会已经发生变化。 再举一个例子。 有研究表明人脑中负责抽象思维的前额叶在人长到25岁时候才发育完成【5】,在这之前,人的认知能力都还在不断变化,我们不断地去适应变化的社会,不断地学习和调整。 这是来自基因的选择。在人类平均寿命为20-30岁的千百万年间,25岁这个节点停止发育听起来是个不错的选择。我们的身体,带着人类千百万年对环境的记忆烙印(比如一个预期寿命只有30岁的进化压力),帮助我们安全生存。 也许你30岁了,没有婚配的对象,不喜欢正在做的工作,但有种种压力期待你“别折腾,安顿下来”。这压力可能来自于一个一直不给个人选择的社会传统,或者来自于一个预期寿命只有30岁的进化压力。 而现在,当你拥有更长的寿命 ——你是否仍然需要赶在25岁的时候,慌忙去做你人生重大的选择?其中之一是:你选择怎样的伴侣共度一生? 另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是:你身处的社会是否发生变化?它究竟有没有给你选择和尝试的空间? 2.尝试—你想要什么? 你认为25岁结婚必会带来幸福;或者35岁的单身必会遭遇痛苦? 哈佛大学幸福实验室的领导者Daniel Gilbert和他的同事们通过一系列实验证实了人们根本没有能力预测自己未来的喜好【6】。他说我们的进化决定了我们深信当我们得到了希冀的东西(或人)我们就会更幸福,以此来保持我们对未知的乐观。而实际上我们有一个幸福阈值,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一段时间过后,我们的幸福感仍然会回归这个阈值附近——无论是经历死亡,或是中了彩票。 神经科学对此亦有解释。我们想像未来的时候,同我们感受当下真实事物使用的是相同的脑区。换而言之,我们对未来的憧憬并非理智,我们使用我们的想像,用自己的感受做了一个模糊的判断。 我们认为彰显个性能够给自己带来幸福,或者缩进安全的社会外壳之中能够给自己带来幸福,这可能都正确,亦可能都不正确。 Gilbert说,你必须尝试不同的事物以确定你真正喜欢的是什么。尽管你可能会需要面对幻想和实际有别所带来的失望【6】。 在你真正尝试之前,'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you might receive it' (小心你所许下的愿望,因为也许它们会变成真的)。 3.行动—你会不会付诸行动? 你想要去认识新的朋友,却迟迟不肯出门;你想要稳定的生活,却被搞艺术的男朋友吸引地神魂颠倒。 如果当你面对生活不断抛给你的难题,理智和逻辑总是能够引领你——那么,这个世界的运转就容易多了。 人的大脑中,负责逻辑、策划这样高级思维的部分,叫做前额叶。有趣的是,它是人类在漫长进化过程中,最迟发展出来的。同时我们也有负责更为原始思维活动的脑结构——低等动物也有的那一部分,被叫做蜥蜴大脑(Lizard Brain)【7】。 前额叶并不因为其功能更加高级,就对我们的行为更有影响力。实际上,人的蜥蜴大脑足以让我们在日常作出无数不理智的事情。这种影响以至强大到足以让经济学中,对人性的根本假设:人的行为都是理智的、被利益最大化所驱动的——作出修正,导致“行为经济学” (behavioral economics) 流行。 这也不难解释当你注册了网站,准备相亲,却迟迟不肯出门这样莫名其妙的行为。 所以,当你尝试之后,做了自己的选择,你是否真的会为之付诸行动? 结尾 这是个有趣的时代。但也并不那么出乎意料。 亚洲文化“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传统价值观,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发展,也使得身处其中的个体,更需要、也更努力地在迷茫中探索自己。“尽管全世界的婚育年纪都在增长,亚洲却增长非常显著”:日本、南韩和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结婚年纪突飞猛进。“在日本,三分之一的女性在三十岁出头的年纪仍保持单身,其中大概一半不会踏入婚姻”【8】。 新加坡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也经历过类似的发展阶段。新一代年轻人接受更高等、更开放的教育,传统思潮和新的思潮碰撞,大批的年轻人推迟结婚,或者保持单身。以至于新加坡政府自己国营了一个婚介机构【9】,来推动更多的人迈入婚姻。其时任的总理李光耀也曾公开表示,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不结婚养育后代,是国家的损失。 这对于国家当然是损失。对于你作为独立的个体,是损失还是乐趣,并无盖棺定论。 我们请你: 向内探索。 探索自己的需要,自己的价值观,自己想要的生活; 勇敢尝试。 在尝试中了解你所处的社会和家庭环境中,给予你的空间丰满或是局促; 积极行动。 在自我发展和社会期望之间,找一个舒适的位置,积极做出改变。 探索的过程并不总是令人欢欣鼓舞,迷茫尽头也并无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答案。但至少请你知道,你并不孤单。无论接受或是改变,愿你找到你自己舒服的姿势,也享受其中的乐趣。 参考文献: 【1】Antje Haag, 《Versuch über die moderne Seele Chinas》,Psychosozial Verlag, Giessen, Germany 2011 【2】高璇,“一直在经历,从未被说出”,《全球商业经典》,2013年第九期 【3】青年志,《大时代,小世界——中国90后青年生活形态报告》,2013年 【4】“Effects of prenatal exposure to the Dutch famine on adult disease in later life: an overview”, T.J. Roseboom et al., Molecular and Celular Endocrinology, vol 185 20 Dec 2001, Pages 93-98 【5】“Why do they act that way?: a survival guide to the adolescent brain for you and your teen”, David Walsh. New York: Free Press, 2004. 【6】Gilbert, Daniel., Stumbling on Happiness.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2005. 【7】Kazlev, et al., M. Alan (2003-10-19). "The Triune Brain.". KHEPER. Retrieved 2007-05-25. 【8】The Economist: The decline of Asian marriage:Asia's lonely hearts, 2011. 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26350 【9】Jacobson, Mark (January 2010). "The Singapore Solution".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Retrieved 26 December 2009. --------------------------------------------------------------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简单心理(janelee1231) 公众号原创文章归简单心理版权所有 任何组织,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转载和二次修改 转载请联系:media@jiandanxinl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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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一打健康婴儿之行为学派父母

每次与家长谈行为奖励制度,总有人忧心“那他会不会变得依赖?一定要贴纸才写功课!”这担心就像“如果我瘦20公斤,衣服都要重买怎么办?”事实上多数集点奖励制度设计不良,开始三天就失败。若孩子特有毅力坚持到两三周,父母又急急提高目标或撤除奖励,到头来,剩下的贴纸比全新运动鞋更刺眼,留下孩子的坏习惯和自己肚子肥肉,之后再谈到集点制度好像看到鬼“王老师,鼓励没有用!他就是这样的孩子,他什么都不喜欢!” 首先我们介定孩子何种行为需要改变,父母至少可以列出百项,从早起不臭脸到作文写400字,从少滑手机到断绝坏朋友。若问其中哪些行为可运用“鼓励”来改变孩子?此时家长开始纠结,心中既定标准是天大地大的好表现,例如考第一名就去日本玩,第二、三名只有汤姆熊,由16名进步到15名则不看在眼里。在戒除不良行为的情况,例如好不容易整个星期不偷钱,爸妈觉得本来就应该做到,鼓励什么?鼓励不是宠坏孩子吗? 进入2018年,我们来认识豪气干云的John B. Watson,行为学派心理学家,他在书中写道:“给我一打健康婴儿,让我在独特环境养育他们,我可以随机选择任一名婴儿,把他训练成指定的专业人士—医师、律师、艺术家、商业领袖,或是乞丐和小偷,不论他的天赋、兴趣、倾向、能力、天命及种族。”当然我们可以酸他“你把我儿子带去试试看!”也可以回想对孩子最美好的期待祝福,如何逐渐失去方向感。 行为学派擅长奖励制度,将行为简单明了区分“行为过多”和“行为过少”,例如“写作业时跑厕所过多”及“与同学互动过少”,没有对孩子心态的猜测“他明明可以,他就是不愿意”、“他故意的”、“他试探我的底限”、“要看他心情”、“以前他都可以做到”全部省去。更加直白的说,你希望孩子做某件事,但他的行为还不稳定,就该设计制度奖励,例如一周有3天写作业快、3天慢,每周迟到1至2天,大约25%的机率与邻居小朋友玩到吵架,有七成机会自己收玩具。从这样细致视角观察和改变孩子,在2018年你可以说我是行为学派的爸爸(或妈妈),我的目标是将孩子培养成_______,我训练他的大脑直到自动化习惯。 所以,如果你想将孩子塑造为医师,在学业方面,父母要有效鼓励他专注、高效完成作业、自行检查、精益求精、广泛阅读、耐得住重复练习、追求效率。在特质方面,留心增强他的同理心、与人互动能力、时间管理、判断轻重缓急、过人体力、手眼协调性、理财观念、热爱生命、接受生命无常、与优秀同侪竞争仍能保有初心。 很有趣的是,我曾在课堂上讨论Watson如何将孩子养成乞丐?家长们直觉的想到训练能睡在户外地上、能够挨饿受冻、还能几天不洗澡。当提示乞丐需要的心理素质时,家长们回答“不断打击他,让他觉得自己很没用”、“让他习惯一个人”、“训练他都没有感觉、没有追求”、“训练他悲观和不快乐”那时课程忽然静默几秒钟,许多人反思自己对孩子做了什么,做法如何背离初衷。 若有人好奇如何训练孩子成为心理师,有效方法是心理伤害。例如比较、忽略孩子的需要、借用孩子处理婚姻问题、制造罪恶感、单一价值观、攻击孩子、过度涉入、将愤怒发泄在孩子身上、压抑孩子的个别性、以不稳定的方式带孩子、不处理自己的心理问题等。当然这做法命中率低,99%受伤的孩子在生命大海浮沉,暴露于情绪困扰风险,广泛影响学业功能、职业功能、婚姻决定和亲子关系,当问到人为什么活着,他不比乞丐有力量。 人类最伟大的利他行为就是养育孩子,人们投注时间心力远超过对待伴侣、原生父母、亲戚朋友、同事和弱势族群。如此伟大又用力的行为,值得一年一次思考究竟想要将孩子带往什么方向,而手中的工具就是增强,行为学派父母有信心改变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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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精神分析师(下)

文章选自:(2009).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45(4):483-503 作者:Lore Reich Rubin, M.D. 翻译:周四文献学习小组(张自强、刘振中、黄思思、陈婉迪、丁梦蕾、韩晶晶、李盼) 策划:张自强   我痛苦的主要原因还是美国与家乡的巨大差异,它的习俗、人际关系、着装、面容和行为都不同于我既往所了解的。我感到自己与同龄人格格不入,我可以将这描述为一种认同危机或是一种与自我概念和自我理想的疏离。不管使用何种精神分析术语,它感觉就像一种混乱,一种困惑,一种找寻稳固自体感和归属感的挣扎。我曾读过Eva Hoffman (1991) 等人的作品,从而意识到我的经历并不是独一的。但我也读过很多难民的故事,他们似乎更平静地度过过渡时期,或至少没有细想这些感受的记忆。也有可能,因为他们已遭受了如此极端的创伤,所以适应在美国的生活似乎是一个小问题。我十岁时来到美国,因此大部分适应都发生在我的青春期阶段,而它本身就是一个适应期。另一方面,移民美国终结了欧洲对我生活的压迫威胁,使我从此过上更稳定、可预见和安定的生活。   与我们在欧洲普遍感受到的威胁相对应的是我父母对精神分析的激情。对他们来说,精神分析可以拯救世界。它的洞见可以改变养育孩子的方式并让世界摆脱神经症。这一观点得到了他们众多同行的认同,包括安娜·弗洛伊德——然而她的父亲西格蒙德似乎在一战期间丢掉了他的乐观主义。我的父母对他们的目标和贡献给予了高度重视,这是我在现代社会中很少能学习到的。与此同时,他们与同事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特别是那些与他们有同样政治观点的人。这些关系,至少在我母亲身上,延续了一辈子。   在我成长中,我盼望着能跟随父母的脚步,进而带来同样的兴奋和融洽,但我加入精神分析团体的时间稍晚,在我进入时,精神分析已经是一个保守的职业,思维僵化——至少在那个时候——沉浸于正统之中。激情和探索的光环随之消散,在许多正式的晚宴招待中,同侪关系变得正派且正式。   然而,作为一个孩子,我只见证了父母对精神分析的情感。直到在我毕业并慢慢学习专业之后,我才开始理解父亲和母亲所做的真正贡献。即使并不常被提及,我的父亲最早认识到阻抗分析其实就是性格分析,是力比多愿望和与之对抗的防御之间的妥协形成。他也理解移情阻抗深嵌于这些性格防御中,因而需被首先分析。我认为他对负性移情的强调是过度的,这源自于他与权威之间的冲突。我很快意识到,可能是由于我自己的挣扎,很多的病人会为他们的正性移情深感羞耻,而这种羞耻会导致分析中的强烈阻抗。他后来对“身体盔甲”的研究在我的精神分析教育和发展中并没有被看成是“分析性的”。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在我的思想中,身体僵硬防卫着情感,而他则开启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发现。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对父亲在1934年被精神分析协会除名一无所知。除名是由于IPA领导层政治性的动机,这在安娜·弗洛伊德的信中已有充分记载,而信可以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档案和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找到(见Reich Rubin, 2003)。父亲的除名推动他进一步地关注身体心理治疗,或许部分原因是反对古典精神分析“不触摸”的指令。尽管他延续对负性移情的兴趣,但是我不清楚他是否考虑过唤起正性性欲移情的危险性。或许他已不再在意。显然,被IPA除名对他来说是一个严重创伤。其后,恩斯特·琼斯“掩饰”说我父亲自愿退出IPA,这一说法已被充分证明是不真实的 (Fenichel, 1934)。我母亲对精神分析发展的贡献只发生在她与我父亲山顶分别之后。在那之前,她或许是太年轻缺乏经历,或许是,我认为在我父亲的阴影下显得黯然失色。在离开柏林后,她来到布拉格,并在紧密的小型精神分析团体中茁壮成长。这个由Otto Fenichel所领导的小组,将令人兴奋的思想传递给我(我当时大概八九岁),虽然我并不理解他们所讨论的问题。   在所有的这些精神分析家当中,我的母亲主要因为她发表的关于自恋、移情和反移情的论文而备受尊崇。在(反移情)这一点上,她会时不时地会被一些客体关系学派的分析家挑战,认为反移情只是偶尔发生的,并非是无处不在的,也不是精神分析观察中的首要的因素。最让我震惊的(只是在我自己最近的精神分析发展当中),是她只用了三句话就简明地总结了母婴关系当中的动力性冲突,她在这方面并非专家,但却非常准确和知识渊博。   其实我并不是因为很敬重我父母亲的工作,才选择精神分析作为我的职业。相反,母亲长时间与精神分析机构和社团工作,在晚上她还要跟来访者工作,一天下来行程都特别满以及之后还有志愿性质的教学工作,我因为这部分而推迟了自己的精神分析实践,这就意味着她除了周末和假期以外,几乎没有什么时间跟家里人待在一起。她在晚上不是跟来访会面或者教学,就是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写论文,这些论文在她死后才整理成册(Reich, 1973)。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极度厌烦这些论文--也就是说,我自己不得不花费很长的时间,来拒绝阅读这些论文。最后,我还是让我自己阅读了他们,我又再次被母亲深刻的描述和准确的假设所打动。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目睹了我母亲(辛劳的工作),精神分析这个职业已经被抛诸脑后了。相反,我试图研读历史,几乎不看心理学的内容。毕业以后,我发现读研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于是我开始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尝试,放弃在托儿所的工作和晋升机会。不久以后,我意识到我对于小孩子几乎没什么能力。在自己的人生中继续艰难爬行,我想我可能还是会成为一名心理学家。我母亲反对我的这个想法,甚至搬出了几个重要人物,像Ernst Kris和Kurt Eissler ,他们都试图说服我去医学院,因为要是我没有一个医学博士学位,我在精神分析当中就可能会是“二等公民”。没有医学博士学位的Kris,对于这一点特别确信。他告诉我他是APsA中特殊的一员,在协会里他只能培训一些想要参加这个协会的成员(在APsA的那段时间里,几乎不可能去吸纳非医学背景的会员)。在很多时候,在我的脑海里还没形成心理学家不是精神分析家的概念,但是我学医的压力非常大。与此同时,我的母亲对我没兴趣读弗洛伊德而深表失望。她希望我对于她在临床上所体验到惊人发现有着同样的感觉。若干年后,我很讨厌承认:正是因为她的压力,我才一直拒绝阅读弗洛伊德。与此同时,无论我做了什么选择,我的父亲都感到满意,但是他怀揣着我可以出名的愿望。   尽管有来自父母的压力,但我的第一次个人分析仍然吸引了我,并使我的职业选择成为可能。分析,并不是提取和恢复已遗忘的记忆,而是去拾取记忆中被遗忘的情感,这些对我来说都非常有启发,颠覆了我原有的认识。我相信,当一个人第一次和另一个人的潜意识相连接的时候,会感觉到敬畏,也会知晓,对于个体本身来说,有着一大片未知的领域。这就好像是,一个人认为自己已经有了一份完整的地图,却又偶然发现地球上一片无人知晓的领域。呈现在我眼前的无意识揭露的可能性,把我深深的吸引住了,我感到很振奋。选择成为一名分析师真是太吸引人了。我不再只看到工作了很多个小时,疲倦又充满压力的妈妈,我还感觉到我可以从事一个崭新的、还未探索过的领域,不仅是我自己,也是对很多人而言。    回顾这种情感被揭露的经历,我再一次被分析是多么的接近内心和来访者所打动。这并不是在重温当时的“移情”,而是在回味移情中的抱持。它为我对职业的确信奠定了基础,并贯穿了我整个职业生涯。这样一种饱含情感的洞察力,无论它是因为分析中的移情或是抱持而形成,都是治疗中的改变和治愈的基础。   为了实现我成为精神分析师这个目标,我绕道而行,历经了严格的医学教育和精神病学的住院医师实习。这并不是一种轻松的转变;,医学和精神病学对个体处理生与死的情景时抱有浓厚的兴趣,甚至带有戏剧性的兴奋。但我很确信,之后跟随我学习分析的学生中,曾经毕业于心理学专业的,可能会比医学提供更丰富的专业背景。他们阅读了更多专业领域的文献,也似乎更偏向于理性化。然而,美国的心理学家如果想获得分析的训练,却不得不通过“上诉讼”,或是去和某些暗含的“行业限制”做斗争,即APsA曾提出在进入APSAA{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学习精神分析之前,要求先获得医学学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医学生相较于非医学背景专业的学生,会更早地面临生与死的问题,帮助我们更早地承担责任和变得成熟。   当我在1957年申请精神分析培训时,正是它最受欢迎的时期。当时的申请人数远远超过了给出的名额,而且当时的各种学会和机构也比现在要少得多。选拔的过程非常严格且充满了审判性,是基于对申请人的很多评判,比如“可以被分析的”,内省的,有悟性的,有亲和力的。 我相信,被现代描绘成是“古典”时期的20世纪20年代的所有鲜明的性格特征,都会因为过于神经质或是不够稳定,而被精神分析的训练拒之门外。而最后,只有“刚刚合适的”和“富有责任感的”才能被接受。那些已婚的、不再寻找其他伴侣的,努力工作又专心的,一些表现出强迫倾向而非癔症特征的人,被接受了。 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是因为那些大量在领域中毫无建树的分析家们,致力于保留住所谓的“正统”,他们认为只有正统的东西才能进入到分析领域。而这样的正统和精神分析学会的刻板性留存至今。   1970年伊始,学术界开启了一场针对“自我心理学”理论的革命。在我看来,实质上,这是针对纽约精神分析学会及其下属机构,美国政治学会(APsA),针对聚拢在安娜弗洛伊德周围(Anna Freud)的IPA会员,自组织内部发起的,对领导权的挑战。海因斯.科胡特提出了自体理论,吹响了革命号角,众多学派思潮涌起,分歧与新锐观点聚焦在拉康和梅莱尼.克莱因的客体关系,人际沟通,主体间关系,“此时此地移情”等理论上。这些新潮理论为学界增添了活力,引燃了思想火花。   我最早在纽约精神分析学会受训,并且十分看重这段经历。在精神科住院部里,听过很多病人,但我不能够把他们的语言组织成任何连贯,有意义的实质性表达。而这段精神分析培训经历让我大开眼界。我学着去理解话语以外,潜在的含义,围绕理论框架,形成我自己的看法。我的老师多是成就卓著者,最出名的要数埃迪特·雅各布森Edith Jacobson, 她秉持着非常清晰的理论知识,远超越于其所属时代。她的想法包括:客体表征、理想化与真实表征、自体感和理想化自体之间的矛盾,理想化客体表征这些概念。正如佛洛依德所描述的,伯塔伯恩斯坦也清楚的展示了这一机制在制造恐惧症方面的作用。我们的周围尽是诸如Hartmann, Kris Lowenstein, Margaret Mahler等这些理论学家。于我们而言,学会无异于精神分析的“圣地”。我毕业后,丈夫得到了一份在匹斯堡的工作。此前,我的导师Robert Bak告诉我说,Hudson以西就没有精神分析师。(美国地名很多,不知道这个hudson是位于纽约州的,还是其他州的城市)。   所以,丈夫和我曾约定,先定居纽约,等我完成冗长的培训之后,再选择其他的住址,我们去更有利于他职业生涯发展——可以研究经济史的地方。他去了匹斯堡大学,当时学校迅速扩张,招募,同时也吸引着各式人才。   那次的搬迁起初让我十分焦虑,它激起了我早年间因搬迁引发的疏离、迷茫、不安等创伤性体验。因为没有人坐下来和我解释这些“规则”,所以我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去感受不同的民俗和文化冲击,这也让我回想起了移民美国的经历。这些境遇在我重新调整职业生涯的过程中显得尤为真实,我花了两年时间重新找到工作,花了更久的时间,才开始接手新的精神分析实践。   我带着一个三岁的孩子和一个婴孩,来到匹斯堡。我不适应没有工作,我对自己的期望是成为一名职业女性。当我克服了自己的疏离感后,我意识到,那失业的两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得以放松,享受照顾孩子,并且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仅仅以女性的身份,享受匹斯堡的生活。我很庆幸我的丈夫工作的大学任职,大学所在的城市正好有一所新成立的精神分析学院。因此,在中断了几年的工作和更多年的兼职之后,我可以和我的匹斯堡的同事,继续我的精神分析师的职业。适应匹兹堡的生活并不容易:理解这个新学院的“规则”和习俗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在我完全被接纳之前,我不得不摸索着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和职业环境。我来到匹兹堡的时候,没有任何关系来帮助我找工作以及进行实践。正如我所了解到的,一个没有关系和当地人推荐的精神科医生是不容易被录用的。我花了大约两年的时间,对我的同事们有了足够的了解,融入了匹兹堡精神分析学会,从而拥有了足够的人脉,找到了工作,并慢慢地积累了我的实践经验。   我母亲曾多次告诉我,按照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的正统观念,芝加哥的分析师们强调“依赖需要”,这削弱了精神分析的力量。这个词对她和其他人来说都是诅咒,因为它不承认力比多理论是人类的基本原则。我现在觉得她的强烈反对是一种讽刺,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她身边长大的,大部分是在远离她的地方。但是当我到达匹兹堡的时候,我不理解我和新同事之间在理论上有什么不同。这些同事也不明白,尽管我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但我们的概念却有很大的差异。当我加入匹兹堡精神分析学会时,我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令人困惑的理论情境中。我在纽约接受的教育使我对结构化理论有了深入的了解,并将冲突的解决方案概念化,包括驱力和防御、妥协形成,以及构成冲突的症状和性格特征。此外,我认为,为了更明白婴儿期的冲突,移情不应该过早地解释,而是要更深入和退回到更原始的冲突中去。其目的是获得洞察力:这种技术是自由联想;解释促进了这种自由联想,并指出当情感或防御出现转换的时候,联想会摇摇欲坠。此外,只有当移情成为阻抗的来源时,才能对移情做出早期的解释。   就他们而言,我匹兹堡的同事大体上对“依赖需求”的新版本更感兴趣。“尽管我们都说着同样的语言,但有不同的细微差别,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这些分析师受到芝加哥学派理论的强烈影响——他们把移情作为治疗的唯一基础。”虽然他们没有使用依赖需要这个词,但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芝加哥流派的影响,以及他们后来逐渐形成了发展缺陷理论,特别是是依恋而非冲突理论。当我1965年第一次来到匹兹堡时,玛格丽特·马勒(Margaret Mahler)刚刚以分离/个体化的概念出名。我匹兹堡的同事们被她的想法吸引住了,并把它们应用到成年人身上。他们似乎也低估了超我和俄狄浦斯冲突,而这些在我的教育中是很重要的。   随着精神分析理论在日后数十年的进展,匹茨堡的分析家们开始引入自体心理自体客体名词,即纽约的分析家们所谓的口欲期或口欲期客体关系与特征组成,客体关系与温尼科特也同样为他们所偏爱。他们强调对母体客体的依恋,或此依恋中的剥夺;这是一种缺陷理论而不是结构性冲突的理论。然而于我而言,最震惊的莫过于除了初始会谈中的正式问题外,对性欲的提及是缺失的。自慰和在行为特征模型中诱发创伤的性幻想的掺杂,都不是地形中的部分。值得一提的是我大多数新同事对移情的态度。数年间,我们彼此交谈,因为我们使用一些词语譬如移情,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在指代截然不同的内容。然而我信赖于觉察,无论如何抵达,只有穿越转移的洞见才是宝贵的通过移情导致的觉察才是宝贵的。结果,这群人很快就高兴地接受了默顿·吉尔(1979)对“当下的转移此时此刻的移情”的创新。   因为我在抚养三个孩子,因此花了三年时间才申请到训练分析家的资质。只有在应用的过程中,我们取向的理论性差异才会发生。我不得不将一个案例呈递给一个委员会。他们讶异于我缺乏对解释转移的强调——直到它加深并倒退至冲突根源——以及我对内容的兴趣。他们因此拒绝授予我训练分析家的资质。这个自恋的打击因为我自己的矛盾情感而被削弱。我不希望重蹈母亲被她的学会奴役的覆辙——开不完的会议,还有政治事务。同时,由于其他申请升级的人也被拒绝,这个打击也得到了缓冲。   我对我母亲全身心投入的其他质疑来源于生活现实与分析家的精神健康。我的经历对我而言并独特,而与那些做了母亲的女性共享来自于那些做了妈妈的女性。每天我都时常在对于我病人的努力与思考和家庭之每天我从和病人有关的挣扎和思考中回到集中。那里,而家中还有我三个孩子发出的互动请求与需要的猛烈夹击,还有我先生,可能没有那么急迫夫那些不太猛烈的。我不得不迅速改变身份,从分析家转换为妈妈和妻子。从分析家和妈妈与妻子。我记得,我们的一个首席训练分析家 James McLaughlin (2005)讲述了他需要在他的分析家工作后,花上几个小时让自己泡在木工车间内,以减轻压力,回到他的家庭生活中去。这种奢侈品对做妈妈的女性而言无异于天方夜谭,我也认为,沉溺于内省生活确实危害了家庭生活,这使得精神分析成了一个艰苦而危险的职业。   对我作为精神分析家最有用的成长是匹兹堡精神分析协会的要求:所有会员要参加学习小组。这些小型的小组每周见一次面,见面,常常持续数年。在有些小组里,我们阅读文献并讨论,其他的小组,我们报告正在进行的案例。这一形式的优点是小组规模小、成员关系亲密并开始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舒适的和放松的社交网络。当我们开始信任别人的时候,我们分享我们的真实案例材料,而不是作为治疗师的人对同事施加影响。我们在没有那些“老一辈”的情况下会面(当然,我们现在也是老一辈了,但是我此刻讲的是三十年前的会面了)这并未让我们觉得被批评、被判断,而是感到被完全接纳。   在这个氛围中,我们听其他人如何着手他们的工作,我学到了很多不同的风格与不同重点。在我内心,一个智力成长的过程发生了。我看到有些人小心翼翼地将自己调整到初级过程,无疑是能够将深层的无意识转移的幻想,从发生在办公室内的小小的当下事件中引出。他们能够将两种在对移情解释理论上冲突的两种趋势的两种理论取向综合。幻想引出的可以是性、矛盾情感或是对立冲突的内容。其他分析家则致力于当下转移的细枝末节,并最终引出了令人深感困扰的信任与恐惧的问题。   所以,丈夫和我曾约定,先定居纽约,等我完成冗长的培训之后,再选择其他的住址,我们去更有利于他职业生涯发展——可以研究经济史的地方。他去了匹斯堡大学,当时学校迅速扩张,招募,同时也吸引着各式人才。   那次的搬迁起初让我十分焦虑,它激起了我早年间因搬迁引发的疏离、迷茫、不安等创伤性体验。因为没有人坐下来和我解释这些“规则”,所以我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去感受不同的民俗和文化冲击,这也让我回想起了移民美国的经历。这些境遇在我重新调整职业生涯的过程中显得尤为真实,我花了两年时间重新找到工作,花了更久的时间,才开始接手新的精神分析实践。   我开始重新思考我的理论和技术,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病人应该被不同地对待。有些病人会(在分析中)谈论他们的梦、口误以及幻想;别的病人倾向于形成跟他们治疗师之间更积极或更负性的依恋关系,我们主要是在这部分进行工作;有些病人需要对依恋的议题工作的更多,有些更人会在性格上形成妥协。在后面的这个案例中,行为上的特点经常会激发出童年里被性欲化或者在本质上就是性的创伤。我的病人当中,我发现没有人的妥协形成是源于对童年期幻想生活的内疚的挣扎,除非这些挣扎引发了创伤(作为儿童,他们的幻想被大众所曲解)。   我依旧着迷于创伤在神经症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这并非是要否认内在现实,通常我认为内在的体验是外在体验的反应。在我的工作当中,我并没有发现病人的的冲突的内疚幻想和他们的现实生活环境没有关系。因此,我依旧对创伤在性格发展上产生的影响感兴趣。   我也开始明白在我们工作当中最主要冲突的要么是我们想要帮助病人,要么就是我们对于窥探无意识地纯粹体验所感兴趣(在我的早年受训经历当中,想要“帮助病人”可能会被定义为“拯救幻想”,这样的一个理想化模式基于弗洛伊德的概念,这样的概念是我们正在做出的科学探究)。我也开始重视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克莱茵、自体心理学、拉康、荣格以及古典的关于驱力和防御机制的自我心理学、客体关系,主体间理论、以及别的许多在这里难以提及理论观点。我认为一个分析师应该是灵活的和不拘泥于某一种理论框架的,以便自己能够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病人。这种想法有助于我们研读小组在这些年中去阅读不同的理论观点以及帮我们小组学会去尊重那些理论。这个想法是复杂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得到。决定采用哪种理论方法是因为我们想要对临床上有所帮助以及了解哪种工作方式适用于个体。在临床当中要是一种方式不起作用,也许我们可以转换不同的工作方式。工作方式的灵活性让我更享受我的精神分析工作,这也激发了我去思考“我是否在(对病人)做正确的事情。”   为了让精神分析发展成一个可被治疗的模式,精神分析师可能需要在态度上做出一些改变。我们应该放弃对于“纯粹”精神分析的追求,这可能会导致在临床上引起非常多的争论,以及形成许多理想化的小团体。我们应该学会包容,倾听不同的流派的观点,去阅读其他流派的期刊,这样才有可能帮助我们形成一股力量。我们被所谓的精神健康的科学亚牛凡事所裹挟着,这可能会真的否认内在心灵的存在以及太过聚焦于大脑内部,不同的心理动力学方法应该整合起来,尊重在神经科学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这可能会开始消除心灵与大脑的屏障,以及证明无意识的存在以及它的重要性。   我现在已经从精神分析的实践中退休了,但是我依旧在匹斯堡精神分析学员的连续案例讨论会上进行教学。和年轻同事的会面对我来说非常有趣。我们一直在了解与不同病人工作的多种方法和技术。我们已经对日常移情的检查需要和了解妥协形成、防御和超越那些引导我们病人的无意识幻想达成一致。我们在讨论与反对中积极的讨论,也学会尊重彼此。在这学期,我开始对于未来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的希望,重新充满了热情。 References Fenichel, O. (1934), Letter VIII. In: Rundbriefe: (1934-1945). [Round-Robin Letters], Vol. 1, ed. J. Reichmayer and E. Mühlleitner. Frankfut am Main und Basel: Stroemfeld, 1998, p. 119. - 502 - Freud, A. (1944), War and Children. Madison, C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Gill, M. (1979), The analysis of the transference. J. Amer. Psychoanal. Assn., 27:263-288. [→] Greenacre, P. (1941), Predisposition to anxiety—Part II. Psychoanal. Q., 1:610-638. [→] Hoffman, E. (1991), Lost in Translation: A lLfe in a New Languag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5. Jacobson, E. (1971), Depress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Kris, E. (1956), The recovery of childhood memories. Psychoanal. St. Child, 11:54-88.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 McLaughlin, J. T. (2005), The Healer's Bent: Solitude and Dialogue in the Clinical Encounter, ed. W. F. Cornell. Hillsdale, NJ: Analytic Press. Modell, A. H. (1976), The “holding environment” and the therapeutic action of psychoanalysis.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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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处往下看,总想跳下去...是不是有病?

  本文字数1500+ / 阅读需要 4 min   你是否也曾有这种体验:站在高处俯视,心底却忽然涌出一股往下跳的冲动。   在一项心理学研究调查中,超过半数的人曾经有过这样的念头。这种看似不合理,但普遍存在的跳楼冲动可能都曾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   在美国华盛顿州,有一座欺骗桥(Deception Pass Bridge),高达180英尺,连接着西雅图以北的两个岛屿。从1935年建桥以来,已经有400多人选择从这里跳下,结束自己的生命。在法语中,这种冲动被解释为“ L’Appel du Vide (空虚的呼唤)”。   真的是这种空虚,在引诱人们从高处往下跳吗?   如果不是,那这种念头又意味着什么?   别太害怕 其实没你想的那么高   很多人认为,“恐高症”属于一种极端的恐惧症反应,与情绪问题、消极思维、焦虑和过去的创伤有关。   而犹他大学认知和神经科学教授珍妮·斯特法努奇(Jeanine Stefanucci)发现,恐高其实也是个生理问题:   她研究了人和垂直空间的关系,发现,人们会“高估”眼睛看到的任何一段垂直距离:短则超出实际高度的三分之一,长则超出实际高度的两倍。   相比之下,当人们估计水平距离时,几乎不会出现太大偏差——这就会给人一种“我能准确判断距离”的错觉。   所以,对很多相信自己判断的人来说,过高的垂直估计就会让高度显得越发可怕。害怕反过来会继续加深对高度的错估,从而形成了一个反馈回路,越来越害怕,也越来越觉得高:哇好高——太高了——妈呀太太太高了——这是个深渊啊......   从心理角度来分析,也许是“人们总习惯于放大自己的不适感。”     就像另一组实验发现,实验者会低估自己遇到蛇或蜘蛛的时间,而不会低估遇到蝴蝶或兔子的时间。   因为我们不希望遇到蛇和蜘蛛,所以当它们出现在面前,我们会感觉“它们”出现的太快。因为楼太高,我们害怕“高”,我们便会觉得它越来越高。   越害怕,越想跳   除了对高度的错估,还有两点会加深我们对高空的恐惧。   其一,卡洛斯·科埃略认为,我们的视觉系统和前庭系统(控制人体平衡的系统之一)之间存在冲突,所以当视线从高处急剧下降,会产生”眩晕“等症状。   其二,面对高空时,我们对自己肢体姿势的“控制”也会变得很难——测试显示,这难度相当于让酒后驾驶的人走直线。   这两点,再加上对高度的错估,导致了我们对高空的恐惧。对高度的感知,往往混合了我们的感官直觉、身体运动美学和精神心理状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于是,当我们面对高空时,又会产生一种奇怪的反直觉效果:   一种屈服于恐惧、心甘情愿跳下去的冲动。   为何会出现这种想往下跳的冲动,并不容易解释。我们可以轻易的明白,手为什么会从滚烫的炉火旁缩回来,但我们的意识可能搞不懂: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会在悬崖边后退。“那有栏杆”、“我不会摔倒”、“但为什么我会想跳下去?”   的确有一些研究者提出过自己的看法:   临床心理学教授珍妮弗·哈姆斯认为,这种“想跳下去”的冲动,可能是因为人被激发了真实的死亡欲望,也可能是大脑错将“跳下去”解读为一种安全信号。   她发现,在有过自杀念头的人中,75%的人有过高空跃下的想法。而在431名从未考虑过自杀的受试者中,也有一半曾有过高处跳跃下的冲动。   这些有着强烈跃下冲动、并从未考虑过自杀的人,会在平时的生活中经历更多的焦虑,包括更担心自己的身体反应。这些感觉包括出汗、心悸、头晕和膝盖颤抖,而所有的这些都是对高处的常见反应。   所以,珍妮弗认为:这种冲动可能是我们自身的安全系统对恐惧信息的误读。当我们面对高空时,大脑回路可能会发出“恐惧”警报,然后我们的意识会尝试处理这股恐惧,但因为“恐高”本身的复杂性,我们的意识可能无法理解“恐高”信息为什么被发送。   还有一些德国心理学家,通过脑成像研究观察到:人们对死亡信息会有间接和延迟处理。   他们通过引导17名男大学生“思考死亡”,发现大脑在处理关于“死亡”的想法时,好像会保持一定的“情感距离”——可能会有稍微延迟,好像是“不舍得”去处理死亡的消息。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有点玄学的解释:   存在主义哲学家加里·考克斯在他《存在主义的指导:死亡、宇宙、虚无》中说:“虚空似乎在召唤我们,但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自由在召唤我们。我们有选择的权力。”   甚至,还有人解释说,因为飞翔是人类深藏在基因里的梦想:   “从高空跃下之所以对我们产生吸引,除了对生死自由选择的可能性之外,还有可能是我们想要飞翔的愿望。”   ......   说到底,关于我们站在高处为何会出现想往下跳的冲动,目前还没有一个完全靠谱的解释。   但不管怎样,我们至少可以确定一件事——   我们并不需要因为“对高处的恐惧”而焦虑。   毕竟,如果你真的“毫无恐惧”,那恐怕才是最危险的事。   (本文系翻译,对原文进行了适当删改。)   原作者: JESSICA SEIGEL   原文: http://nautil.us/issue/46/balance/why-you-feel-the-urge-to-jump   一了达 ✏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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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自杀失败,是我现在最庆幸的事情。”

本文字数 3000+ / 阅读大概需要 8 min   最近听朋友讲了个故事,两年前他由于工作、感情不顺,一度想要“一死了之”:在一家酒店藏了两天,切断所有联系方式,试着拿亮闪闪的小刀在手腕上比划,也试着蹲在高楼层喝酒以便随时一跃而下,甚至尝试触电。   犹豫的最后关头,房门被砸开。他至今不知道朋友们怎么找到的自己,因为他连住酒店身份证都是假的。   听到这个故事时,我们在一个酒局上,他容光焕发,事业也小有起色。“那时我手机一开机,立刻卡死了,我才发现原来那么多人在意我,在找我。”   “感谢那些最后关头拦住我的人。”   其实,很多人都像他一样,曾经在生死边缘迷路,并且幸运地得到拯救。趁着感恩节,我们做了一个“感恩那些把你从生死边缘拉回来的人”的征集,并且整理了他们的故事。   为还原每个人的真实情感,我们尽量没有对文字进行删改。看完他们的感恩故事,你也许更能认识到生命的力量。   匿名   遭遇诈骗,倾家荡产后决心振作起来,却被现实一次次打趴。   不记得挣扎了多久,有一天下了班,万念俱灰站在路边,想在马路上被车撞死算了,准备抬脚电话响了,是一个常年不联系不知道我被诈骗的姑妈。   姑妈肯定到现在都不知道,她这个电话救了我。   @白芷   年初入院,做了一个疗程的MECT(重度抑郁症电休克治疗),因过年提前出院后,我依旧心如死灰,丝毫没有活下去的动力,只是苦于刚出院被看得紧,不太吓人的(自杀)方式也在入院前试过几次,未成年人也做不到自由的收快递和出远门。出院去找原来的门诊医生复诊拿药的时候,医生笑着对我说:“一定要忍住啊,这样就能看到我啦,我们还能在这里聊一聊。”   医生胖胖的,饱满的苹果肌挤弯了带着暖意的眉眼,就突然觉得,哪怕只为了这一束光的温暖,也要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试试看啊。   匿名   大学的时候我交了一个女朋友,然后她和一个我刚刚介绍给她的朋友上床了,“只是想看看他怎么样。”没多久,我爸发生了一场意外,颈部以下瘫痪。   我渐渐抑郁,我翘了大学的课,经常骑车去湖边坐着,总想着生活真没意思,骑进湖里算了。   我妈咬着牙把我送进一所精神病院呆了三天,接受团体治疗。在那里,我听十几个人讲述他们的故事,有人患强迫症严重到完全不能正常生活,有人坚持说自己是正常的但已经第三次被警察强行送来,有位阿姨正在戒毒,她自己把自己送进了医院,因为她想活着看到孙子出生。   我意识到,我的生活远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糟。至少我父母能给我正常的教育,给我治病,给我普通但温馨的生活,我第一次觉得很感谢他们。   后来我找到了工作,也需要在一边照顾爸妈、一边工作中寻找平衡,很痛苦,曾经连续一个月几乎没空吃饭。但我还是觉得要坚持活下去,活着才有意义,死了什么都没了。   匿名   毕业以后日子过的很糟糕,以前一直深信的东西瞬间瓦解,我开始怀疑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   那段日子,觉得所有事情都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不够认真,不够努力,所以才会那么糟糕,一切都是自己的错。和家人朋友倾诉,他们说你要懂得知足,是你太闲太矫情了。当时想了很多种离开世界的方式,吃安眠药,找个悬崖跳下去,过马路的时候走着走着就不动了,想着被车撞死就好了。   后来妈妈知道了我有想自杀的想法,对我说话都小心翼翼的,爸爸说你和你妈对我是最重要的,虽然他们还是不理解我,可是他们愿意为了我而去努力改变自己。我想我最终没有自杀是因为我感受到了他们的爱,我没有办法那么残忍的把他们独自留在世上。谢谢他们那么爱我,只因为我是他们的女儿,谢谢自己一直没有放弃。   @阿亮   当我濒临崩溃边缘的时候,是自己救了自己。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忽然开窍的。我意识到“抑郁症”貌似有它自己的人格,而且它是会说谎的。它会让我的大脑错误地解读信息,带来一种“不舒服”的生理感觉——但我终于意识到,此时的我并不是真正的我。   “我”是自己所有经历、梦想和感觉的抽象、主观集合,是复杂的、不断进化的、形而上学的。但其中并不包括“自杀”的想法——我开始意识到,“自杀”是一种症状,并不是真正的我。我不会让自己去死,但我的症状会让我去死。   所以我把抑郁症当做一种寄生在体内的虫子,有时,我也把抑郁症想象成脑袋里的某种化学反应,它会在脑子里乱撞,让我与多巴胺、血清素失去联系,导致那些“盲目、害怕、难过”的情绪非常迫切的冲出来。   每当我感到生命那样黑暗、绝望、无意义的时候,感到自己离悬崖只有几厘米的时候,我都会有意识的问一句:“这是我吗?”   渐渐地,我发现我可以直接和自己的情绪对话了。听起来很不科学,但我确实做到了,我会对大脑里的负面想法说:“我听见了,我认识你。我知道你又在使坏,但我不听你的。”   如今,我还是会偶尔听到他们的声音,比如“这没用”、“没人关心你”、“放弃吧”,但这个声音已经越来越小,小到我可以更轻松地拒绝。   也许你觉得很荒谬,但我就是这样活下来的。我觉得活着很好,我很感谢那个顿悟的自己。   @林夕   抗抑郁的药换了四五种。什么跑步、中药、佛经、正念都试过,没用。   最难受的那天,焦虑烦躁不安。试着躺一会冷静下来,不行,要不吃点安眠药?犹豫着吃了好多。   我爸知道了,一直陪在我身边,并克制着自己情绪,说:不舒服的话,可以打他几下。他已经随时准备送我去医院。   过后稳定下来,才感觉自己就像刚刚尝试了一次自杀——还好吃的安眠药远远不够致死量。   @lans   国庆节的时候,有一段特别丧的时间,天天在家里哭,哭了睡,睡了哭,其他的什么都不想做。不敢去厨房,不敢去阳台,脑海中就一个念头:“我要解脱。”   我当时都已经拿着刀了。   就在那时,我的咨询师给我发信息过来,说一切都会好的,让我好好的。我的朋友打了几个电话过来,说虽然不在身边,也希望我好好的。我认识的网友,直接问我需要钱吗?需不需要转钱给我。我哇哇大哭,哭了半个小时,把刀丢了。     @玲   自杀想死的念头无数次占领我的大脑,但也很感谢每一次身边的她们,让我没有真的和这世界说再见。   她,是我现在的医生,也是我遇到最好的一个医生。是她让我在几乎都要对医生绝望之时,又重新有了希望。在我小心翼翼和她说我状态特别不好,会有特别消极的想法的时候,她会很温柔地安慰我陪着我,在我几度陷入绝望、厌恶自己的一切、不停地和她说“对不起我觉得我好不了了”的时候,她耐心的和我说,生病不是我的错,状态不好不代表我不好。   她,是我现在的辅导员。休学一年以后遇到的新辅导员。虽然到现在只接触了两个多月,她却让我觉得仿佛认识很久。她会在我和她聊到我曾经自杀未遂的时候流泪,和我说她应该早点出现,早点陪着我。她总会戳中我的内心,在我哪怕很努力地假装表现的很好的时候,会和我说,如果难受就别刻意了,太辛苦了。   她们,是我的闺蜜。在我同时面临爸爸车祸做手术和自己极度状态不好下一秒就想自杀的时候,我和她们说,如果我做了什么记得原谅我,她们特别着急,特别担心,甚至第二天一大早就陪我到了医院等爸爸做手术,还陪我问了精神科的床位,陪我等着那天正好有好多好多会要开的精神科医生,陪了我整整一天,安慰那个第一次在精神科护理站哭到崩溃的我,直到最后我见到了精神科医生,她们才抱抱我然后回家。   她们,是一群陌生人,是自杀干预热线那头的人。至今我也因为对声音不太敏感而分不清每次接电话的是不是同一个人。但每次,在我还能有一点意识控制自己的时候,在我抱着最后一点点希望给他们打电话的时候,她们会很温柔耐心的问我怎么了,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就那么陪着我,甚至还能听出我努力藏住的眼泪。   她,是我的咨询师。虽然有些时候我也会有点怀疑她能不能帮到我,虽然有些时候的进程会遇到一些瓶颈。但在我要崩溃的时候,实在绷不住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她会接电话,也会安慰我一会儿。我一时语塞,她也会静静地陪着我,只要她当时没有来访者,或者没有会议和培训。有的话,也会回我信息让我稍等一下。    写了这么多,真的很感谢生命中出现的你们......我也期待着我真的好起来笑着和你们打招呼的样子,而且,不是假装的笑。爱你们。 是啊,谁的生活不是充满了“好难啊”呢?   问过身边的人,好多人也都曾或多或少萌生过“自杀”的念头。可就像上文中 @阿亮 所说的:那个“想自杀的你”,还真的是“你”么?   神经生物学研究显示,自杀者往往处于一种生理异常状态,比如出现“5-羟色胺能机制(serotonergic mechanism)异常”:   5-羟色胺是一种能产生愉悦情绪的信使,几乎影响到大脑活动的每一个方面:从调节情绪、精力、记忆力到塑造人生观。   换句话说,此时的“你”已经不是真正的“你”了,某些生理变化改变了你,是这个“假的你”想要自杀——那问题就来了,真正的“你”怎么能陪着这个“假的你”去死呢?   所以,为了避免自己不小心被“自杀”意识控制,我们可以准备一些自救措施:   1. 尽可能的存储一些资源   有意识的寻找和存储能够帮助自己的一些资源,确保能在突如其来的拥有一个自杀念头时,快速的、准确的找到帮助自己的人。例如自杀热线、咨询师微信、相关医生电话、能让自己信任的人。   2. 建立一个安全程序   如果你曾经有过自杀念头,或者做出过自杀计划,那么请你提前做好一个完整的“自杀自助程序”,其中包括如果你真的在某一瞬间想要自杀了,自救时需要先做什么,然后再做什么,将整个过程拆解成一步步可操作的步骤。作为将来某种可能性的保护手段。   同时,如果我们身边存在“潜在自杀者”的朋友、亲人,我们又该如何正确出手帮助呢?   1. 尽量避免让“潜在自杀者”独处。   当你发现身边某个人的状态很不好,记得避免让Ta独处(尤其是在晚上)。确保Ta与家人或朋友呆在一起,或留在自己身边,直到自杀的念头减少。如果因为现实原因无法找到让自己信任的人陪在身边,可以在线聊天或使用24小时自助热线服务。一个人的时候,太容易被绝望吞噬了。   2. 如果你感受到了身边朋友或者亲人的自杀信号,请直接和他们谈论“自杀”这件事。   想要自杀的人,往往很难主动和他人直接表面想要自杀的想法,但他们大多不会反感别人和他们提及“自杀”。   当我们主动谈及“自杀”,很可能给Ta一个表达自己痛苦和压抑的出口。   我们可以这样说: “我最近一直很担心你”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想法的呢?” “有没有考虑过寻求帮助呢?” “我可能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你的感受,但你任何事情都可以跟我讲。”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无论如何,都别小看生命的美好,也别忘了那些爱你的人啊!   空罐儿 ✑ 封面 酒鬼 ✏ 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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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堂只针对「健康者」的抑郁心理课

讲师简介: 大家好,我是简里里。 简单心理创始人兼CEO,毕业于伦敦大学学院,原中央财经大学心理咨询中心讲师、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师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 从事心理咨询工作已近十年,我遇到过许多被抑郁问题困扰的人们,常让我觉得惋惜的是,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因为没有及时接受适当的帮助,抑郁不断加重,生活也收到很大影响。 我自己在成为心理咨询师的过程中,也和身边所有朋友一样,在生活中遇见各种困境,遭遇变化,应对压力,寻找突破和成长。这份职业带给我很多专业上的成长,但更重要的是给了我深入了解自己、学习和自己以及他人相处的机会。   我一直相信,人人都应该有一些基础的心理知识和常识。它们能够使我们生活得更好。我想要将这些和你分享。   直播时间: 10月20日 19:00    引语    十年前刚开始学习心理咨询的时候,我曾在一家精神科医院学习。遇见一个被收治在精神分裂病房的病人。在收集病史的时候,根据家属讲述的过往,医生判断这个病人在十多年前就开始有发病的症状了,这是个长期的、慢性起病的过程。 这个家属非常震惊,说:“我一直以为她不过是性格比较古怪而已!” 如果这个病人在十多年前刚刚开始一些心理上的症状的时候,就能够接受适当的帮助,无论对于病人或是这个家庭的结果都会好很多。 在我后来执业的日子里,这样的故事反复出现,都让人觉得惋惜。   在生活中,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自己不够好?经常觉得空虚和孤独?或是担心家人朋友遭遇“抑郁”,不知道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本次Live将介绍以下内容,帮助你全面了解“抑郁”和应对指南。     1.    什么是抑郁/抑郁症?   2.    如何和自己的“不开心”相处?   3.    朋友和家人遇到问题你可以怎么做?   4.    如何适当地使用你的“同理心”?   直播主题: 抽丝剥茧——抑郁症患者也可能是“高情商星人”,如何看穿“我很好”下掩埋的绝望? 专业辟谣——网上流传很广的抑郁倾向测试,测完发现大家都是“抑郁症种子选手”,真相又是什么?我改该如何判断? 深度解读——抑郁症患者的自杀行为,是突然冲动还是早有预谋? 学会理解——如何和“抑郁”相处?   直播适宜人群: 如果你,关爱自己和亲人朋友的情绪健康;关注自我发展和心理探索;希望了解有关抑郁的知识和应对方法。 请!不!要!错!过!直!播! 点击 →  这里  参与简里里的Live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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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开始接受心理咨询的常见困扰

一、 请问什么样的人需要心理咨询?或者说,怎样判断我是否需要心理咨询?   没有人一定需要心理咨询。   心理咨询,是我们用来自我关爱的方式之一,也仅仅是方式之一。生活中的很多不如意,我们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方法来解决,让日子过得更加舒心快乐。如果我们尝试过很多平日里自己习惯的方法都不管用,这个时候,就可以试一试心理咨询。   从我的个人经验而言,如果我们经常:   1 对自己感到很不满意; 2 对自己目前的生活(伴侣、家庭、工作、学业等)感到很不满意; 3 对未来的生活感到很绝望。   同时,又在时间和经济方面没有太多压力,不妨就可以考虑尝试一下心理咨询。   二、接受心理咨询,一定能够解决目前我所面对的问题吗?   不一定。 心理咨询有可能可以帮助我们去解决目前自己正在面对的问题,也有可能让我们不那么再去想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发现自己可以不必解决这个问题,再或者,发现自己其实真正关注的是其他问题。   三、那也就是说,心理咨询有可能对我没用?   是的。有些人会在心理咨询中获益,有些不会。   四、如果我正在面对一些精神困扰,接受心理咨询可以取代药物治疗吗?   不能。 如果我们的精神状况需要药物治疗,那么是否停药或降低用药量,是一定需要从精神科医生那里获得专业建议的。当然,我们可以在接受药物治疗的同时接受心理咨询,这二者不矛盾,都是我们帮助自己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心理咨询一定可以替代药物治疗。   五、怎样才能找到适合我的咨询师?   我们可以通过网络了解每一位咨询师的资质情况、受训背景、他的作品、课程、节目等信息,帮助自己找到合适的咨询师;除此之外,我们自己的感受和直觉更为重要。如果一个咨询师让你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够喜欢,那么就不要单纯因为他的履历光彩而勉强开始。   六、怎样避免遇上一个不好的咨询师?   除了约定的咨询费用之外,心理咨询师无权从来访者处获得任何其他回报。如果一个咨询师向你索要、或暗示你愿意接受其他来自你的金钱、收益、好处、身体接触等,那他就是一个糟糕的咨询师;   除了在约定的时间和场所之外,心理咨询师不应该和来访者在其他场合见面。如果一个咨询师提出或愿意接受与你在非工作时间场所见面,那他就是一个糟糕的咨询师;   另外,心理咨询师对自己的每一位来访者都有保密义务。如果一个咨询师向你透露他的其他来访者的私人信息,那他就是一个糟糕的咨询师。   除以上情况之下,我们常常会在咨询中,对自己的咨询师产生各种正向或者负向的评价和体验,这些都不一定意味着这个咨询师是糟糕的;有些时候,我们还会在咨询过程中发现(或由咨询师提出)自己的确不适合继续同对方一同工作,需要考虑终止咨询或转介咨询师,这也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个咨询师是糟糕的。   七、一般来说,接受心理咨询需要多长时间?   不确定,每个人的需要的时间都不一样,有些人还可以终身接受心理咨询。 我们可以在任何自己想要终止的时候,同咨询师讨论这件事情,这样的讨论是有利于我们的咨询进展的。   八、那我怎么知道,我的心理咨询对我来说是有效的?   会感受到。 一般来说,我们在接受心理咨询一段时间之后,会感受到自己的生活之中浮现出新的内容。这种感觉会让你感受到心理咨询的作用。   九、如果我就是觉得无效呢?   在咨询中与咨询师说说这件事,说说你的这种无效的想法或感觉。这样的讨论是有利于我们的咨询进展的。   十、我想预约张老师你的心理咨询,需要怎样做?   请在简单心理中我的主页上最下一行“预约咨询”,点击弹出的 “预约咨询” 即可了解。   十一、目前你的时间我都不合适,可以预约你的其他时间吗?加钱可以吗?   不可以。 以后如果我有增加或调整其他工作时间的安排,会即时在 “预约说明” 中更新说明。另外,我也可以向你推荐更为合适你的时间的同行,帮助你找到合适的咨询师。 十二、关于心理咨询中的低费问题: 针对低收入人群有低价名额,费用200元,预约低费咨询的来访目前可以提供两个时间段:周四和周日上午的时间段,首次费用维持在300元不变。   十三、如果我开始接受你的心理咨询,需要注意什么?   按照约定的时间与我见面和付费;   尽量避免与我在咨询设置之外互动(阅读我的文章和收听、收看我参与录制的音频、视频节目不再此列);   在约定见面之外的时间,你给我的来信或留言我都会看到,但不会做文字回复;当然,我还是更希望你可以把所有想要与我交流的事情,放在咨询时间里与我当面说。   十四、如果我现在正在接受其他咨询师的咨询,可以改到你这里接受咨询吗?   建议你还是继续在目前的咨询师处接受咨询,也可以将这个想法与对方聊一聊。这样的讨论是有利于我们的咨询进展的。心理咨询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咨询关系,频繁地更换咨询师,并不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帮助。   十五、我目前还不想/不合适/不方便接受心理咨询,有什么可以帮助我的建议吗?   除了接受咨询,我们还可以通过以下很多方式关爱自己,比如:   1.阅读一些心理自助书籍,如《爱的艺术》、《我们这个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等; 2.参加一些有利于身心发展的团体活动,如 欧文亚隆团体心理治疗,Gali剧、禅修,太极等; 3.体育锻炼、晒太阳、与朋友见面等。     以上是我今天想到的一些有关接受心理咨询的困惑,希望会对感兴趣的噗有所帮助。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想要了解的事情,欢迎在本文下给我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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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家里的地位,取决于存款余额”|被存款羞辱的年轻人

对很多人来说,“存款”是一个敏感词。一位同事最近每次和爸妈打电话都会经历一番审问:“上班5年了,怎么着都得有二三十万存款了吧?”事实上呢,一年能攒个几千块已经是极限了。   没存款是很可怕的,会被家人嫌弃没出息,甚至在同学聚会上说话都没底气,偏偏人们还很爱聊这话题。久而久之,很多人开始对“存款”变得敏感,也许听到这俩字就心头一紧...这种状态,我们称之为“存款耻辱”——   对他们来说,“存款”已经不仅仅是银行卡里的数字,而成为一种判断标准。所以无论“对存款过于敏感”的人,还是习惯于“用存款来评价他人”的人,都存在“存款耻辱”。   从心理学来看,“存款耻辱”属于一种典型的“自我认知不健康”。存款的多少,被内化成自我的一部分,形成“存款少=社会地位低=失败”的不健康认识。   无法正视“存款耻辱”的人,不仅可能形成扭曲的金钱观,自我认知也可能会不断出现偏差,产生更严重的心理障碍。   那么,存款具体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心理,甚至给我们带来耻辱感的?在面对他人(父母朋友同学)问及存款时,我们又该如何消解这种耻辱感?   1. 爱问别人存款的人,往往没太大成就   习惯于用存款来衡量成败的人,多数都有两个共同特点。   第一,习惯于追求眼前利益。追求眼前利益的方法,一种是存钱,一种则盼望快速致富。观察身边人你也许会发现,想存钱和希望快速致富的人,往往也是同一群人。   此外,他们很可能喜欢打游戏,因为游戏就是一种能给玩家“即时反馈”的典型。   第二,不擅长承受压力。实验证明,人感受到的压力会影响经济决策。心理学家Kandasamy等人曾做过实验,发现,长期处于皮质醇水平偏高(处于长期压力中的人,皮质醇水平通常都偏高)的个体,比其他人表现出更明显的风险厌恶,在70%的情况下,都选择规避风险的决策方式,更有可能选择一个“确定的较低收益”的投资方式。   往往是那些自我认知明确、负面情绪较少、本身压力水平较低的人,有能力也有意愿承担风险、迎接挑战,并最终取得不错的成绩。   而容易陷入存款耻辱的人们,则更容易满足于平凡的生活,没有太大成就。   2. 想摆脱存款耻辱,先要认清“自我”   树立自我认知,也就是你得清楚认识“自我”,做自己适合的事。   一个具有强烈冒险倾向的人,可能会完全不关注自己的存款,把资金全部砸进股市;自我尊严强烈的人则可能会非常关注存款数值,用不同方式表现自己;而一个消费欲望强烈的人,则会进行很多消费行为。   虽然方式不同,但在这些行为中,不同人获得的满足感和快感是和“存款”一致的。   一个人花钱或者存钱的目的,其实都在展示他的“自我”:追求地位、权力、提升自我价值、寻求安全、满足个人需要等等。   所以,如何对待存款,我们要有自己的想法,对待快乐也要有自己的原则,不要因为和大众不同而羞耻,要认定自己对存款的看法,这是消除耻辱的第一步。   3.存款也许并未消失   也许你没有意识到,自己并非没有存款,而是存款以另一种形式留存在你身边。   人们经常会被困在一种“享乐适应”中:即使人们正在不断的获得更好的物质生活和享受,但是幸福感会不断的与此适应,并发展出新的要求。   也许你曾为自己拥有足以买一辆车的存款而幸福,但当你买下一辆车后,你就会很快把车看成是一种必需品,当初那笔存款给你带来的幸福感也会消散。   但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你当初的存款其实也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自己身边。   4.对“存款羞辱者”做出强力的回击   如前面所说,习惯用存款羞辱他人的人,往往也存在“存款耻辱”,他们往往有着不健康的自我认知,其中一点表现就是缺乏对生活的控制感。   存款的多少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资源,与人们的控制感存在很大关系。控制感是指个体认为自己能对外部情境和内心感受加以“改变”和“操纵”的感觉,是对自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一个事物(或事件)结果的判断。   和他们交流,不妨将话题引到自己的生活细节,让对方了解你的生活有多么可控。   实验表明:一个人的控制感水平降低后,个体对金钱的渴望程度明显增加,也更愿意为了大额金钱放弃更多的重要事物。   因此,不经意“炫耀”那些能让你感到安全、可以控制的事物,例如某次任性的旅行,例如每天下班后支配的自由时间,甚至可以只是上班随意挑选的衣着...这些才是快乐源泉,也是你不需要过度关注存款的原因。   对于那些存款耻辱者不怀好意的攻击,我们对生活的控制能力往往是非常强有力的回击。     事实上,关于“是否要存款”的问题,并没有真正的对错。我们所分析的,只是过度重视存款,将存款内化成为人生标准的一种异常行为。   至于要不要存款,怎么存,已经不是心理学范畴内的问题,不做赘述。   但我们相信,多数人会对存款一事产生疑惑,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对金钱的知识不足”——人们过度重视存款,也很可能只是缺乏对金融相关的知识,只能选择最朴实的方法,“存起来总是没错的。”   说到底,我们才是自己金钱的主人。只有对财务问题有足够的自信,能够了解它、计划它、安排它,才能更加坦然的面对一切涉及金钱的问题,“存款”问题也自然不再会让你疑惑。   反之,回避和幻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无法改善我们与金钱之间的关系哟~   空罐儿 ✑ 插图 瑾+酒鬼 ✏ 撰文 公司的猫 春丽 ☆ 出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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