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无条件的爱吗?

我们都渴望无条件的爱。   不用证明自己“足够好”就能获得,沮丧难过时就能拥有。   不是以爱之名的控制,而是给予时不求回报的无私。   但是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无条件的爱吗?   01 无条件的爱是存在的   母爱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不求回报的爱。   在敏感、有耐心的母亲那里,无条件的爱是存在的。   在孩子重要的成长阶段给予无条件的关注和支持,孩子便可以感受到无条件的爱。   但并非所有的母爱都如此。   有的母亲控制,自我中心,情绪不稳定,甚至虐待孩子,这样的母亲让孩子感受不到“爱”,或是孩子偶尔能感受到,但却认为爱是需要条件的。   母亲对待孩子的方式,决定了孩子是否能感知到无条件的爱。   02 我们为什么渴望无条件的爱   一个人在幼年缺少无条件的爱,才会在成年后渴望无条件的爱。   这种渴望的本质,涉及到婴儿与母亲的依恋关系。   美国心理学家艾斯沃斯通过“陌生情境”的实验来研究母婴关系,最终将婴儿对母亲的依恋模式划分为三类:   1. 安全型依恋   婴儿表现:这类婴儿和母亲在一起时,可以安逸地玩玩具,并不总依偎在母亲身边,只是偶尔需要靠近母亲,母亲在场使婴儿感到足够的安全,能在陌生的环境中进行积极的探索和操作,对陌生人的反应也比较积极。当母亲离开,婴儿会表现出明显的苦恼,不安,当母亲回来时,婴儿会立即寻找与母亲的接触,很容易被安慰,继续去玩。   成因:婴儿的这种灵活性和复原力是和母亲互动的产物,这类孩子的母亲对婴儿的情绪和行为敏感,能提供情绪上的包容和抱持。他们将自己的时间和行为节奏和婴儿紧密配合在一起,而不是把自己的时间和行为安排强加给婴儿。   长大后:这类孩子长大后很有自信,能够自由的联接关系,探索实践和反思自身。他们对爱保有确信,即使遭遇挫折也很容易复原。     2. 回避型依恋   婴儿表现:这类婴儿对母亲是否在场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母亲离开时,他们并不会表示出反抗或紧张不安,虽然实际上在分离场景中,他们的心率和安全型婴儿一样,都是加快的,他们的皮质醇水平(身体主要的压力荷尔蒙)在实验前后都明显高于安全型婴儿。   但他们表面上表现得冷漠,反映出一种防御性的适应。当母亲回来时,他们也往往不予理睬,有时候短暂地欢迎母亲的回转,但是接近一下就又走开了。   成因:这类婴儿的母亲通常会主动拒绝婴儿想要拥抱和获得安慰的请求,他们抑制自身情绪的表达,厌恶身体的接触,他们在实际身体接触时可能显得唐突粗鲁,这些都是产生回避型婴儿的母亲的标志。   长大后:这类孩子在长大后在与人的关系中有疏离感,他们习惯于一个人,很难对另一个人产生依恋。遇到问题时他们习惯于与人保持距离,习惯于自我控制和自我依赖。     3. 矛盾型依恋   婴儿表现:这类婴儿在母亲要离开前显得很警惕,当母亲离开时表现出淹没性的悲伤,其势头之凶猛,任何一次短暂的分离都会引起其大喊大叫。但是当母亲回来时,他们对母亲的态度又是矛盾的,既寻求母亲的接触,又反抗与母亲的接触。   与母亲之间并不愉快的重聚,既不能缓解矛盾婴儿的悲痛,也不能终止他们对母亲行踪的时刻担忧。即便当时母亲在场,他们好像也一直在寻找一个缺失的母亲。   成因:这类孩子的母亲对婴儿情绪或生理的需求不敏感,他们的给予通常是无法预期或不规律的。他们的不稳定性微妙地抑制和阻碍了婴儿的独立自主。   长大后:这类孩子长大后情绪会变得不稳定,过度激活的依恋关系让他们感到在这一刻亲密是有希望的,而下一刻亲密又会失去,有很强的被抛弃感,会表现出歇斯底里。     第四类依恋模式出现在艾斯沃斯20年后的研究中,他发现了一类新的依恋模式:   4. 混乱型依恋   婴儿表现:这类婴儿在父母在场时表现出难以捉摸的、矛盾的、怪异的表现。比如和母亲重逢时,他们向后躲开母亲,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瘫软倒地,他们卡在了既想亲近又害怕亲近妈妈的矛盾中,他们体验到“无法解决的恐惧”,陷入一种茫然、恍惚的状态,表现出策略上的瓦解。   成因:在一个关于受到父母虐待婴儿的研究中,82%的婴儿被鉴定为混乱型。这类孩子的父母自身就存在精神恍惚,解离,创伤的情况。婴儿混乱型依恋关系的形成,是在与那些令人害怕的、遭受惊吓或解离的父母之间的互动出现的。   长大后:这类孩子长大后会发展出控制父母的倾向,一方面为了处理来自父母的威胁,另一方面通过承担父母的角色和父母保持亲近。发展出严重的隔离和解离,但生命受到威胁的体验会周期性的爆发,严重者甚至会发展为多重人格障碍。   后三类依恋又被称为不安全型依恋。   只有不安全型依恋的人,才渴望无条件的爱,也才会在多次受挫和失望之后,怀疑这个世界是否存在无条件的爱。   而安全型依恋的孩子,根本不会怀疑无条件爱的存在,因为他们时常得到,并早已内化了这种确信。 03 如何修复内在的依恋关系   1. 通过心理咨询修复   对于严重的不安全依恋,最好的修复机会发生在咨询室。   这类来访者可能涉及到早期的童年创伤,单凭自己的修复和重建是非常困难的。   来访者在咨询室表现出其固有的不安全依恋的模式和反应时,是修复的最好契机。咨询师可以抓住这一契机,和来访者去讨论,觉察,体验,反思。从而使得依恋关系的修复成为可能。   在此基础上,来访者才有可能在与伴侣,朋友,同事等的人际关系中做出有建设性的改变。   2. 通过触发场景修复   当关系破裂时   研究发现,即便是最好的母亲也会平均每19秒对婴儿做出一件错事。而关系破裂后母亲主动的情感沟通,决定了关系修复的可能,让孩子依然对母亲产生信心。   同样,人际关系破裂后的情感沟通,可以调谐矛盾,修复关系。与避免关系破裂相比,更重要的是,容忍并修复关系中的破裂。   当关系丧失时   经历失恋,亲人的离世会让我们有种丧失感。   这时我们需要认识到,虽然我们爱的人离开了,但是他们曾经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陪伴过我们,他们给予过的爱,像一颗种子一样,在我们的心中生根发芽,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即使他们的离去也不会带走这部分爱。     这个世界上存在无条件的爱,但无条件的爱并非时刻存在。   在人生的某一时刻,正是那些点滴的无条件的爱,才让你得以存活。如同荒漠中的露珠,黑暗中的星辰。   因此,即使曾经得到过一点,也值得我们去珍惜。 作者:梁娟,心理咨询师,心理专栏作者。 原文首发于公众号:心流场(ID:flowfield)   参考文献: 【美】David J. Wallin著,巴彤等译,心理治疗中的依恋,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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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会生病?| 从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说起

全文约2067字,全部读完需3分钟 目录: 1.身体生病的背后有一个回忆的伤口 2.身体生病带来的巨大获益,让人们“乐此不疲” 3.没有合适咨询师的话,怎么自我缓解 我们常说,不能上升到我们意识层面被语言表达出来的情感,诸如悲伤、愤怒、委屈等,会通过“身体生病”来释放,比如压力大头痛,心情不好胃痛等等。某种程度上,身体生病不一定是坏事,因为这是你在通过身体机制“缓解压抑”。那么我们的身体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要从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开始说起。   1. 身体生病的背后有一个回忆的伤口   1880年,那时的弗洛伊德还是个初出茅庐的神经科医生,布洛伊尔在上流社会里已经颇有名气。他们遇见了一个女病人,安娜·O。 当时安娜·O 21岁,她是个很聪明的姑娘,学什么都可以很快掌握,且富有同情心,即使在生病期间,也一直坚持照顾穷苦的人。她从未谈过恋爱,也没有过性关系,生活极为单调。   她生病时的症状,表现的像是精神病,语言错乱、内斜视、视觉紊乱、瘫痪、梦游症、咳嗽,相关症状迅速恶化。   常人来看,这是很严重的病症了,但医学检查,其身体状况是良好的。当时主治医生是布洛伊尔,他意识到,这是由心理障碍造成的心因性疾病。   事出必有因。在这一年,安娜·O 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她非常喜爱的父亲在7月开始生病。在安娜照顾父亲的第一个月里,她的身体状况急剧下降,虚弱、贫血、厌食,紧接着是非常严重的咳嗽,导致她不能再照顾父亲。到年底,她开始内斜视,卧床不起,直至第二年4月,她父亲去世。   治疗并不是那么顺利,当时惯用的“催眠治疗”,很大的效用得益于权威的暗示,而安娜“完全不受暗示的影响”。治疗一度陷入僵局。   布洛伊尔发现,一旦安娜回忆起某一个令她极度痛苦的事件,并说给布洛伊尔听之后,相应的症状就得到了缓解,甚至消除。比如安娜曾长达一个多月“无法喝水”,无论怎么干渴,直到说出童年时走进不喜欢的女家庭教师房间,看见她的狗从玻璃杯内喝水,引起的厌恶,并发泄了愤怒情绪,这个不喝水的症状才解除。 虽然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对安娜·O的症状有许多不同的分歧,但在这里,他们都一致同意,在安娜·O的症状下,有着一个关于回忆的伤口,而这个回忆,常常容易被我们“遗忘”,在她父亲生病时被激发,导致她的身体出现问题(当时还未出现冲突/无意识/压抑的概念)。 遗忘,是保护我们免遭“记忆”带来的巨大情感伤害。   当身体生病时(非器质性病变),我们伴随身体症状有一个记忆伤口,这个记忆不能及时的被我们回忆起来并通过合适渠道表达出来,就会通过身体作表达。   但我们不会“无缘无故”生病,即心因性躯体疾病,会有一个触发点,当这个触发点出现时,我们就会“中招”。   2. 身体生病带来的巨大获益,让人们“乐此不疲”   是的,当你生病时,虽然身体很难受,但是你是从中获益的。   不可思议吧。   还说安娜·O,自从父亲生病后,她肩负着照顾父亲的很大责任,某种程度上,她放弃了自己的许多个人享乐时间,对于当时一个正直妙龄的女子,且不知道这样单调乏味的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尽头,而生病,可以很好地远离这一切。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似乎很容易受到各种道德层面的谴责,但是人真实的内心感受,是不遵循任何“禁止”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死亡恐惧”。假如你靠近过同样奄奄一息的人,那种巨大的情感能量,需要具备的心理承受力是和鼓起勇气上台做一次演讲不一样的。这种巨大的能量会让人想要远离,但出于道德层面、爱、义务等等的原因,撑。   生病是因为压抑,有一部分我们想逃离但是无法逃离的东西在,我们不想面对,但又承受不住。怎么办呢?不如生病吧。 当我们的身体出现问题时,我们是从这“生病的身体”里获益的,虽然生病会带来一定的难受,但这些难受痛苦很容易归因于各种浅显客观的理由,且有药物支持,而逃避了直面内心深处更深层次的东西,某种程度上,是我们自我保护的机制。 3. 没有合适咨询师的话,怎么自我缓解   我们的内心有很多的能量,有些是对外的,有些是向内的。对外的好处理,有明确的指向对象,但是向内的,有时候我们处理不了,有时候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是什么(莫名其妙的悲伤/愤怒),这些“莫名其妙”,就是我们不知道但又的确存在的。   比如有些人容易胃痛,头痛,咳嗽,拉肚子等等。首先,你需要排除是不是因为客观因素导致的生病,比如天凉,没吃饭等等,所有客观因素/生理病变导致的,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其次,追问和联想。前面提到,身体生病是有外界的触发点,即使这个触发点可能不是那么严重。你需要去思考,在你生病前后一段时间,和谁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会找到蛛丝马迹。比如学业/工作压力大,关系不和谐等等。   问自己:为什么这会让你焦虑/担心/烦恼/悲伤……等。前面两步都简单,这一步开始有点难。许多人卡在或者跳过这一步,直接寻求解决方法,导致的结果是,不断地重复经历。   为什么领导/同事/同学的眼光让你焦虑,为什么失败让你压力大,为什么和人冲突时没有能够怼回去,为什么感到不舒服时不能直接告诉对方……你会有无数的画面闪过。   这里就有许多东西的堆砌,这些没有办法及时排解的堆砌让你身体出毛病。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决方法,有些人陷入这个思考里找答案,有些人选择先放一放去打个游戏运动健身,有些人选择找朋友喝酒倾诉,方法本身没有优劣之分,关键是对你的作用,不仅仅是这一次,还有未来的许多次。   注: 参考资料:《癔症研究》,弗洛伊德著,车文博译 图片来源:网络(侵删) 此文不是作者对该书的全部观点解析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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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情绪结伴同行

先来讲个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初中女生,我们就称呼她佳佳吧。她的天赋和学习成绩原本都不错,但最近遇到了一些困难。因为中考前紧张的课程安排和大量的作业,她感到压力很大,情绪常常不稳定,会因为一次考试成绩不好、一个同学不经意的态度而大起大落。为了使自己平静下来,她常常一两个小时目不转睛地看手机,甚至熬夜刷手机,父母干涉的时候还会发生抢夺手机大战。为帮助佳佳,父母请过家教,生活上提供了充分的支持保障,还会反反复复地给她讲道理——关于刷手机和睡眠不足的危害,遵守规则的重要性…… 平心静气沟通的时候,佳佳可以很清楚地意识到正确的做法,也愿意和家长商定规则。然而,熬夜和手机大战还是隔三差五地发生,以至于发展为佳佳因为起不来床而频繁向学校请假。眼看中考日期日益临近,她和家长都因为找不到有效改善方法而越来越焦虑,决定通过咨询求助。 佳佳的故事反映了一个青少年常见的困难——情绪失调:情绪易失控,知道做不到。     什么是情绪失调?怎么破解它呢? 要寻找答案我们需要简单了解一下人类对环境做出反应的大脑神经机制。人脑最底层的结构是脊椎动物的神经中枢,它是一个前端略微粗壮的杆状物,被称为脑干,负责我们生命中无需意识控制的基本功能,如心跳、血压、呼吸、体温,睡眠和消化。和脑干紧密相连的是小脑,它的主要功能是帮助我们进行各种运动。从小脑向前方依次是中脑、下丘脑和丘脑,它产生于哺乳动物的出现,因此也称为”哺乳动物脑”,它的主要功能是处理一些社会性行为,如性行为、攻击行为和合作行为。这个区域还包含杏仁核和海马回组成的所谓“边缘系统”,杏仁核的主要功能是处理各种基本的情绪和情感,海马回负责对特定信息的储存和记忆(类似一幅情绪地图)。 方便起见,我们可以把边缘系统称为“情绪脑”。人脑的最表层是布满褶皱的大脑皮质,大脑皮质的外侧被称为新皮质。新皮质是高级哺乳动物在进化过程中发展出来的,掌管着诸如分析、计算、推理、决策等高级神经活动。对应地,我们可以把新皮质部分称为“理性脑”。人的大脑新皮质面积在所有的哺乳动物中是最大的,这也就是人类的智能在动物界中出类拔萃的原因。 尽管拥有发达的理性脑,生活中人们却常常反复做出不明智的行为,比如佳佳用刷手机的方式缓解焦虑,不仅效果不好,还耽误了大量宝贵的时间,导致自己更焦虑。问题出在哪里了呢?事实上,如果我们要做出一个明智的决定并付诸行动,需要情绪脑和理性脑共同协作才能完成。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神经系统先通过下丘脑把信息输送给情绪脑做初步加工,如果加工顺利,信息才会完整、准确地进入理性脑,被进一步整理、分析和计划,然后做出决定并行动。杏仁核的作用类似于烟雾探测器,如果侦测到“不安全”的信息,并且程度强烈的话,信息进入理性脑做深度加工的过程就会受阻,信息可能被选择性过滤,甚至完全被阻断,导致人们做出条件反射式的行为,这类行为通常不利于问题解决,甚至还会带来新的麻烦。   如何避免情绪失调呢? Ogden等人通过研究提出了“情绪耐受窗”理论。研究显示,人类的情绪根据强度可以分为三类:高激动状态(Hyper-arousal)、低激动状态(Hypo-arousal)和理想的激动状态(Window of Tolerance),理想激动程度的范围就是情绪耐受窗。每个人对情绪都有不同的耐受范围,也就是窗户大小各异。而一致的是,只有情绪在自己的耐受窗之内我们才能维持理性思考并做出明智的选择,如果超过了耐受窗范围,我们就会认知失调。在高激动区时人会自动进入“战斗或逃跑”模式,在低激动区时人会进入“僵住-麻木”状态。 在情绪耐受窗之外,人的反应通常是不受理性大脑控制的、本能的,类似于电路短路了。于是,就有了很多“事后诸葛亮”和“知道做不到”。   那么,我们有办法应对“大脑短路”吗? 结论是肯定的。 行之有效的方法是扩展情绪耐受窗。情绪耐受窗的大小和人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包括家庭养育、学识和生活阅历以及是否经历过创伤等。那么我们就从家庭养育的角度谈谈帮助孩子扩展情绪耐受窗,调节情绪的方法。 首先,是对孩子的共情。 在家庭中,孩子需要经常获得养育者(通常是父母)的理解和回应,心理学上把这种理解和回应称为共情或者同理。孩子从降生到这个世界时就有各种情感,这些来源于他的需要是否得到了满足,他会通过表达情绪向父母发出信号,要求被照顾和被满足。 如果父母能敏锐地感知到孩子的需要,及时、恰当地回应,孩子就会感到世界是安全的,自己是被爱的、有价值的;相反,如果得不到父母的有效回应,孩子就会缺乏基本的安全感,也会觉得自己没什么价值。 如果父母在回应孩子需要的过程中还能和他交流感受,比如对小宝宝说“你哭了,是饿了吧”“你不想去医院,是害怕打针疼吧”“你不想和东东玩儿是因为上次他抢你玩具你生气了吧”……父母和孩子的这种交流,会让孩子形成重要的感觉:我的感受都是可以被理解的,父母懂得我;我能被照顾好;我是重要的、有价值的。 这种对关系和自我的认知被称为一个人的内在运作模式,类似一个人的初始设置程序,指引他在生活中的各种决定和行为,而且这个思维加工过程常常是自动化、无意识的。 回到我们的目标:情绪调节。 我们常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说的是与他人分享快乐可以加强这份快乐;它的另一面是,当坏情绪被理解时,它的强度也会被自动调节,痛苦感会减轻。 在父母善于共情的家庭里,孩子逐渐学会了理解自己的各种感受和需要,学会了清楚地表达它们,而后学会了在需要的时候由自己调节感受和需要。在理解自己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孩子逐渐学会理解他人的感受,以及如何用适当的方式与他人互动。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把它称为情商,认为它对于获得成功至关重要。的确,人类的很多心理品质,比如韧性、延迟满足、理解他人,以及在亲密关系的行为模式等都和情绪调节能力密切相关。由此可见,这些早期培养常常会影响人的一生。 再看佳佳的家庭里,在她遇到困难的时候父母的方式只是讲道理、出主意甚至包办代替,如果遇到的确解决不了的情况还会劝慰孩子说那件事不重要,不需要为它难过。此时孩子的情绪不但没有被理解,甚至被否定,所以糟糕的感觉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变得更糟了。这类模式在家长和孩子的日常互动中很普遍,因此很多孩子们无奈地感叹:父母关心我,可是他们不理解我! 在咨询过程中,佳佳的父母逐渐认识到,有效的做法是当发现孩子有强烈的情绪时鼓励她表达,倾听它们,体会她的情绪和来由,并把自己的体会告诉孩子,看看她是不是同意。等孩子的情绪强度回到容纳之窗后,再帮她出主意或者进行教育。后来,佳佳的父母改变了应对方式,看到孩子有情绪变化时刻意提醒自己不评论,如果孩子愿意就先和她聊聊她的感受和想法,等孩子情绪较为缓和后再谈家长的观点和建议。他们发现这样做效果比以前更好,孩子的情绪调节更快,而且有时候她自己就想出了应对的方法,也是她自己更喜欢愿意去做的方法。 在这里,也许有的家长担心自己不能准确地共情,其实没关系,可以允许孩子纠正自己,或者如果是和较大的孩子沟通,直接问问他的感受如何也是不错的选择。无论如何,这种希望理解孩子的努力对他的情绪成长是重要的,而且持续采用这种模式沟通有助于亲子间形成牢固的情感连结。 表达共情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过程中尽可能不批评。否则孩子很容易产生挫败感,关闭心门不愿再沟通。   第二个方法是涵容。 涵容是心理咨询中的术语,是指接纳来访者情绪,把其中有破坏性的部分转化成建设性的元素,再传达给他。 涵容实质上是共情的延伸。每种情绪本身没有对错,也许我们可以对问题的认识做调整,但作为一个人,我们感受到这些情绪都是正常的、被允许的。 哈佛幸福课的导师泰勒・本・沙哈尔说:“我们越是抗拒坏情绪,它越会气势汹汹、无孔不入;相反,如果我们接纳它,愿意与它和平共处,比如‘现在我是生气的,我允许自己生气’这时气愤便不再那么有威力,我们反而更容易获得平静”。这就是接纳的力量。 另一方面,当我们帮助来访者找到他不恰当的做法中的积极意义——为了安全,为了关系,为了生存……这类合理的需要时,我们才能使他感受到被理解,继而愿意和我们合作,一起探索更适当的方法。 在生活中,我们需要用体验的方式教孩子培养稳定的情绪。 青少年情绪不稳定有几方面原因,首先是成长过程中大脑功能发育不充分,其次生活阅历有限,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思路都比较单一,因此情绪管理能力较为薄弱。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情绪受荷尔蒙分泌的影响较大,情感体验常常更像是湍急的小河,雨季时水流难免漫过河道。这时候,教育者如果能作为广阔的大海为他们的情绪泄洪,那么他们也会逐渐学会临危不乱,处变不惊。 具体做法就是家长或老师接纳他们偶尔的情绪失控,在保持自己情绪和思考功能稳定的情况下陪伴他们,等他们情绪恢复稳定后,帮他们看到自己想法和行为背后的积极意义,再探讨其它的视角。同时,涵容并不意味着纵容,当孩子犯错或有意破坏规则时,教育者需要使用温和而坚定的态度做出应对。涵容的难点是父母或教育者自己的情绪稳定性。如果有这方面的困难,建议阅读《正面管教》主题的书籍或者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在和佳佳的工作中,我帮她看到她对同伴态度的情绪反应,其实是她注重友谊,而且能敏锐地感受别人的情绪,这些都是她的优势;而后,我们才一起去看让她感到困扰的方面是否还有其它的理解角度和应对方法。经历了这个过程,她对自己的敏感不再那么困扰了,也想出了应对不同情境的方法。   第三个方法是训练觉察,练习冥想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冥想最初来源于宗教,如今,随着脑神经科学和临床心理学的发展,冥想练习开始走入大众的生活,并且广泛地用于医院、企业、学校等场所。《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将冥想定义为:一个熟悉自身的精神活动,通过心智训练带来长期的认知和情绪改变的过程。做个形象的比喻,冥想就像是思维的体操。 研究发现,每当我们感到焦虑、恐惧、愤怒的时候,杏仁核就会高度激活,而冥想能减少杏仁核活动,使我们更少体验焦虑、更能调整自己的愤怒和恐惧,类似一台情绪灭火器。同时,有一项对冥想的研究发现,为期 6 个月的冥想训练,可以显著降低抑郁症的复发率,提高睡眠质量。此外,坚持冥想还可以提升人的注意力。 在我们办公室,同事们也曾经建微信群,用打卡的方式相互支持,帮助大家养成冥想习惯。在我们积极教育的学生课堂上,每节课程刚开始时设置了5分钟的沉静训练,就是采用冥想中的腹式呼吸法,帮助学生训练稳定情绪的能力,同时训练专注力。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很多老师反映学生对情绪的管控有明显改善。 因此,父母也可以带领孩子坚持练习冥想。即使是每天5-10分钟的练习,坚持下来对于改善日常情绪的作用也不可小觑。(现在有很多微信公众号提供练习冥想的指导,这方面专业的资源包括简单心理APP上的十日冥想,公众号睿心Wiseheart等。) 在我和佳佳的工作中,我带她练习五指山冥想法,鼓励她在意识到自己情绪激动时先花一分钟做个冥想练习,一段时间后她感到自己的情绪失控越来越少了。 情绪是人生旅途和我们一路同行的重要伙伴,它带给我们多样的生活感受,同时在一些重要时刻帮助我们做出智慧的选择。所以,让我们和孩子一起理解情绪,学习与情绪成为朋友,聆听和感受它,从中体验人生的万千景象。 (注:为保护来访者隐私,对个人信息做了模糊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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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在“独处”,还是在“退缩”?

L是一家公司的项目经理,在推进执行项目的同时,还要与团队内、跨部门的同事,以及客户进行很多沟通工作… 在领导和同事眼中,L有不错的人际沟通能力,擅于进行团队协作,也给予了同事很多支持,客户也认为L是个非常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L说TA很享受TA的工作,工作之余,TA会参加一些喜欢的培训,定期与亲人朋友见见面,谈谈近况,TA也会留出一些时间独处,跑步、看书、看电影、看展… L很重视与自己相处的时光,远离尘嚣,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是非常享受舒适的过程,会让自己以更好的状态去应对工作和人际关系。 L的同事C,同样的工作职能,TA在工作中每天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时刻在意自己的表现是不是被领导认可,邮件表达是不是准确,其他部门的同事和客户会不会投诉自己。 C也很在意会议中自己的发言有没有被重视,团队中其他同事的表现得是否比自己更被认可。 C说自己下班后喜欢一个人呆着,回到家想做一些工作,学学英语,或者看一些专业书,但是又没有力气去行动… 想早睡又不睡不着,不停地刷手机,想找人聊天都不知找谁,只能看各种视频,虽然觉得这些毫无意义,但又停不下来… 周末就是想宅在家里,非常的空虚… Y大学毕业后一直在考研,连考两年没有考上就放弃了,呆在家里一年多了。 Y说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同学们要么读研,要么工作了,自己现在去找工作的话,跟应届毕业生比没有任何优势… 之前去公司实习过,好像自己不太适合职场环境,更适合走学术研究路线,但是考研也都失败了。 Y每天沉浸在网络游戏世界中,考研之所以失败也是因为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游戏瘾”。 想到找工作和跟爸妈要生活费,压力就很大,不想面对,只有在打游戏时自己是开心的。之前偶尔还能看看考研资料,现在放弃考研了,更没日没夜地沉浸在游戏中了… L、C和Y都在经历着事实层面的独处,但显然TA们在独处时的体验和“功能”是不一样的: L在独处中的体验是享受和滋养的,通过独处的调节,TA可以更有力量地去面对现实的工作和人际交往。 C在吃力地应对工作及人际关系,TA在独处中的体验像是一种“自我保存”,处于崩溃的边缘,极其需要支持。 而Y处于一种社会功能丧失的状态,在游戏中,TA不用面对现实生活带给他的压力,代价是他也放弃了自我向前发展。     那么如何理解TA们的“独处”呢? 温尼科特在1958年发表的论文《独处的能力》,强调了独处是一种积极的能力,是不同于“退缩状态”的,独处能力是情绪发展过程中成熟的一个最重要标志。 温尼科特强调的“独处的能力”显然不是事实层面的独处,“独处的能力”源自于一种早期发展阶段的生命现象。在生命初期,婴儿处于一种孤独的、放松的非整合状态,由于本能的需要,婴儿饥饿时会握紧拳头、奋力哭泣,这时TA处于紧张的暂时整合状态,得到妈妈喂养、拥抱的满足后,又回到放松的非整合状态,婴儿在整合-非整合状态的摆荡中,逐渐凝聚成自体的单元(Unit)状态,进而再发展成一个“完整的自体”。 从发展的视角,自体的发展是终生的,成年人也不断经历着整合-非整合状态的摆荡的,但是显然比婴儿期同样的过程更为复杂。婴儿是非常简单的,随着成长,我们整合了更多的体验,回到非整合的状态也是十分复杂的。 我们需要那种放松的非整合的状态的,退回自己的内在世界,有时像在休息,有时像在回味… 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朝前发展的需要和适度退行的需要。 自体的朝前发展是需要一定的基础和准备的,既包括身体层面的,也包括精神层面的,这让我们在接受变化的时候可以保持相对稳定,不会试图用原始的防御机制去远离体验。 同时也需要有与发展相匹配的“心智”功能去理解我们身体和精神层面正在经历着什么… 在自体的发展过程中,环境(养育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帮助我们去整合经验,保证自体体验的连续性不被打断。请注意,环境的支持一定是基于自体发展需要的,适时地帮助我们理解体验,以及保证在独处的状态中不被侵入。但是养育者要做既不忽视也不替代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因此自体的发展必然是会有一些被打断的点的。 我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也会有不同的内在发展任务和外在社会任务,它们相辅相成,也需要与之相匹配的自体状态去应对。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面对的社会任务也越来越复杂。如果当下自体的状态不足以支撑我们应对发展任务或社会任务,这时退行的需要会大于向前发展的需要,自体会停滞发展,并进行保存。 显然,Y的自体力量是不足以支撑自体发展和应对社会任务的,“退缩”是TA进行自体保存的方式。Y需要被干预,退回到自体发展被打断的点,修复自体发展中的缺陷,重新回到发展的道路上。   南希·麦克威廉斯在《精神分析诊断:理解人格结构》中对“退缩”状态进行了描述: “退缩”是一种原始的防御机制 婴儿遭受极度刺激或痛苦时,只需进入睡眠便可解脱。 因此,退缩至另一种意识状态是可观察的、人类最基本的自我保护措施。 成年人的退缩常见于社会或人际情境,用沉溺于内心的幻想来替代与他人交往时的压力; 习惯性使用药物来改变意识状态同样可被视为一种退缩; 有些专家认为“自闭幻想”也属于退缩,它从另一角度反映了人际接触的全面退化。 前文提到了在自体发展过程中环境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南希·麦克威廉斯在书中也谈到:   婴儿本性喜欢采用退缩来处理应激;越是敏感的婴儿越容易产生退缩行为。 此类素质的个性有丰富多彩的内心幻想,并认为外部环境艰难险阻,因而望而却步。 养育者及其他早年重要客体的过度关注和情感侵入都将强化个体的退缩; 反之,对儿童的要求置若罔闻,任其自流,也使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内心想象去应对外部刺激,这种忽视和隔离也加速退缩的形成。   那么“独处”的状态到底是什么呢?“独处的能力”是如何发展的呢? 在生命早年,婴儿是需要一个可靠的母亲持续在场的,既可以保证TA的需要被满足,也可以保护婴儿能够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独处,并且享受独处的体验,既前文说的“孤独的、放松的非整合状态”。 婴儿逐渐将这个可靠的母亲内化为心理现实中的好客体,并对这个好客体足够信任,让婴儿可以在外部客体缺席的情况下得到休息和放松,TA也拥有了“独处的能力”,在人际关系中也是自信而松驰的。显然L是拥有“独处的能力”的。 C目前的自体力量不足以去应对社会任务,自体发展也是停滞的。我们可以看到,C在人际关系中的状态是紧张和无法信任的,TA可能是一个退行状态,需要重新建立/修复内部的好客体。 因为目前C处于很早期的自体状态中,所以TA的“独处”是不成熟的,是需要环境支持和专业帮助的。 参考书籍: 1.《成熟过程与促进性环境——情绪发展理论的研究》,唐纳德·温尼科特著; 2.《精神分析诊断:理解人格结构》,南希·麦克威廉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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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是我们和死神之间的一堵墙”

    本文字数 2000+ / 阅读需要 6 min 今天的正文开始之前,想先和你分享一位老人,真实的死亡记录。   但也许和你想象的死亡场景完全不同:   喝下毒药的老人名叫傅达仁,曾是台湾体育圈的传说级主播——当然,这种身份地位在死亡面前并不重要。   因为不想再忍受胰腺癌的折磨,不愿再接受全身插满导管的治疗,傅达仁于2018年6月份在家人陪同下前往瑞士接受安乐死,结束了生命。   他在临终前录制的视频,在前不久刚刚被子女们向外界发布,曝光网络。     也许你也和我一样,从来没想过“死亡”一词,可以和视频中那般场景同时出现:   人人穿戴正式,周围光线明亮,身边儿女成群,死者面带笑容。   明明事关死亡,却充满尊重和阳光。   这件事自然引发了很大争议,关于“安乐死”可能会存在的问题——比如一旦“安乐死”被认可,就会有人“被安乐死”。   但,今天我们不聊“安乐死”,我们想借此聊聊更大的问题:“死亡”和“有尊严的死亡”。     在中国人的文化中,这无疑是一个被避讳谈及的话题。生者谈论死亡,总显得那么“不吉利”。我们甚至为“死”找了许多替代词,比如“没了”“走了”“离开了”......   可你有没有想过,自己要如何面对父母未来的死亡?   每个人生命中总要面对死亡——面对父母的死亡,甚至面对自己的死亡。   如果我们连“谈论”都做不到,又如何面对?    面对死亡, 我们总是措手不及      当父母身患重病,是应该据实已告,还是隐瞒病情?   多数情况下,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不知该如何回答的问题,也第一次感到与“死亡”的距离。   死亡让人害怕,让人感到万念俱灰,所以我们经常为给到亲人“希望感”而隐瞒真相。   这种隐瞒并不容易,我们时刻都会害怕对方发现,时刻心怀惊慌和愧疚。   那么,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得知自己生死的权利?   隐瞒病情,是否相当于剥夺了对方去规划人生最后时光的机会?   反过来说,当你一直以为自己马上会好起来,死亡却突然降临,你毫无准备,在惊慌的同时,又是否会心生怨恨?       紧接着,又会出现第二个很多人毫无准备、却必须要面对的事情:   父母的生命质量无法保障,是否使用呼吸机等生命支持系统来延长生命时间?   当父母面临死亡,我们经常会不顾一切地让对方活下去。我们很容易产生“坚决不放弃”的执着,不管这是否会为他们带来痛苦。   心肺复苏,是抢救的常用方式,你一定在电视上见过。当一个人心脏暂停,旁人会用电击、按压、药物等方式,强行使心跳恢复跳动。       事实上,这样的抢救过程对于病人来说极其痛苦,甚至会造成二次伤害。   而心肺复苏只是延长生命的方法之一。医院病房里,还有人选择气管切开、人工呼吸机等等。   对死亡的避讳,让我们很少去谈论与思考“如何面对死亡”这个话题。因此,当我们必须面对它时,总是仓皇失措,总有太多没来得及思考,却必须要做出解答的问题。   此时的Ta,究竟期待怎样的医疗服务? Ta是否真的愿意使用生命支持系统,来延长自己的生命? 我们如何对待Ta,会让他感到支持? Ta希望我们如何面对自己的生死?   太多问题会影响到我们的选择。   如果我们在很早的时候就思考过死亡,并且和父母坦诚谈论过彼此的答案,结果也许会更容易面对一点。   再然后,我们会意识到第三个从未考虑过的问题:   父母离开后,我们该怎么继续自己的生活?   父母离去, 我们便直面死亡   前两天看一档综艺,高亚麟说了这样一段话:   父母是我们和死神之间的一堵墙。   父母在,比如说你今年三十,你不会琢磨(死亡),你六十你都不会琢磨。   因为你老觉得,有一堵墙,挡在你和死神面前,你看不到死神。   父母一没,你直面死神,跟你年龄多大没关系。就像我现在就是父母都没了,我能清晰地看到我的尽头。   另一位爸爸也说道,当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才意识到,其实自己马上也会迎来这一天。   若没有思考过死亡,多数情况下,我们都难以接受一系列的巨大变化。Worden(1999)提出的哀伤辅导模型指出,经历丧亲之痛的我们会经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接受丧失——我们往往需要做出非常大的努力,才能接受亲人已经离开的事实。   第二个阶段是经历痛苦——我们需要充分地表达情感,给自己足够的时间来经历哀伤。也许你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来抒发情绪,例如大哭、写信给逝者、甚至绘画跳舞,才能走出痛苦。   第三个阶段是重新适应——这或许是最艰难的时刻。我们需要找到这段经历对于自己的意义,也要开始思考失去了对方的生活对自己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去重新认识死亡,以及重新认识自己的生活。   第四个阶段是重建关系——我们需要在情感上重新定位逝者的位置。走出一段丧失亲人的哀伤,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完全切断和Ta的连接,而是找到新的方式,将他们”安置“在我们的心里。   重要的是,当我们经历这四个过程的时候,必定不会像想象般顺利——   心理学的“依恋与哀伤双程模型”,深刻地揭示了这个过程:           走出哀伤,注定是一个在丧失和恢复中不断摇摆的过程。   只是,如果我们尽早和父母坦诚交流过“死亡”,这个过程也许更容易度过。   我们最终总要直面父母的死亡,然后开始直面自己的死亡。   谁都可以避谈死亡,但谁都不可能避开死亡。   那不如,直面死亡,谈论死亡。   毕竟谈论死亡,是为了生者更好的活着。   悠悠/ 酒鬼 ✑ 撰文        心里有事? 心理有事,来「简单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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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赠予孩子时间的爸爸

时间是份非常珍贵的东西,所以我想要把它送给自己重要的人。——松浦弥太郎,日本   松浦弥太郎在他的文章《赠予时间》中写到每个周日他会带女儿外出吃早餐,这是父女间的一对一沟通,一起散步,喝茶,用餐,平常而温暖。   这样的相处在正面管教中被称之为特别时光。是什么使得待在一起的时间很特别呢?答案是“三A”原则。   第一个“A”心态(Attitude):父亲抱着特别时光是有价值且值得的心态与孩子在一起,就是在用行动告诉孩子TA是有价值的,被爱着并被欣赏的。   第二个“A”专注(Attention):全神贯注在孩子身上,不被电话、敲门声,其他家庭成员等干扰。   第三个“A”单独(Alone):一个孩子和一个大人单独时光。如果是多子女家庭可以试试某个时段是爸爸和老大的特别时光,另外一个特别时光则是单独和二宝一起度过。   每一次的特别时光不一定需要花很多时间,也许在地板上一起玩15分钟拼图就是很棒的体验。爸爸孩子一起讨论,列出两个人各自期待的共度特别时光内容清单,就清单内容达成共识,执行,调整。渐渐地行程习惯。特别时光有时候也不需要花很多钱,一只足球两瓶北冰洋就可以度过一个相当愉快的周末下午。   爸爸参与育儿,花时间陪伴孩子对孩子的身心发展是很有好处的。同样的,爸爸在良性的亲子互动中也是受益的另一方。好的关系就是双方都能够得到滋养的关系。   有些研究表明经常与孩子互动的父亲压力较小,这一现象同时适用于中青年时期的父亲。不止是在孩子年幼时,即使孩子已经进入青春期,也不容易感到压力,而是精神稳定,工作热情高涨,在家庭以外也乐意指导年轻一代。   有的妈妈在看到爸爸与孩子互动时会有各种担心产生,比如担心爸爸不够细心,无法及时提醒孩子喝水,或者做一些大动作的游戏不安全等等。如果妈妈可以试着耐受一下自己的焦虑,放开手,也许父亲与孩子的体验是更自由,而妈妈呢也可以拥有一段属于自己多时光。   也可以换个角度想一想,爸爸和孩子在一起就是要与妈妈和孩子在一起不一样啊,不然家里就有两个妈妈而没有爸爸了。   有些爸爸很想靠近孩子,但可能苦于不知道怎么做。在操作层面可以根据孩子的不同年龄发展阶段与孩子互动。   婴儿期 在孩子还是小婴儿的时候,母婴关系十分紧密,受天然的母婴连接与妈妈产后状态的影响,爸爸在这个阶段还真是不容易直接帮上忙。那就狠狠地爱妈妈吧,照顾好妈妈,给妈妈提供好的育儿环境,让妈妈的情绪多放松一点,睡眠多上十分钟,就是爸爸爱孩子的方式。   幼儿期 当孩子告别小婴儿的状态,身体控制能力增强,活动范围拓展,爸爸好像也变得更敢于和孩子玩耍了。一些举高高、骑大马等身体接触类的游戏很适合与孩子一起互动。许多的孩子喜欢足球、羽毛球各种球类,一起玩球也是很好的选择。   学前期 当孩子走进幼儿园,这是孩子们开始社会化的一个标志。各种户外运动、体育活动多多做起来。爸爸也会在与孩子的互动中身体力行的示范什么是坚毅、如何克服困难,爸爸坚实的臂膀也会保护孩子的安全。   这个时期也是孩子们脑中幻想世界活跃的时期,各种假想伙伴、幻想游戏都可能会出现,如果爸爸很愿意参与,那就做一个按照孩子游戏剧本出演的演员爸爸好啦。   学龄期 当孩子开始进入校园接受教育,爸爸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就更多啦。那些与人生啊学习啊相关的大道理暂且放一放吧。各种体育运动、户外活动、志愿活动仍是不错的选择。这是因为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爸爸的一个功能是引领孩子走出家庭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在家庭之外的各种体验中培养孩子抗压的能力、思考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爸爸带孩子去到自己的工作场所也是挺不错一个选项,我听到过不止一个爸爸这样做过。   青春期 当孩子进入到青春期,许多的家长会苦恼于孩子叛逆,不好沟通,等待孩子找上门儿是个可以试试的方法。把自己当顾问吧,孩子问了就回答,孩子不问就闭嘴。切忌讲大道理,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有着独特的“自我中心”意识,同伴的话比父母老师说的重要的多。爸爸只要把“我就在这里,欢迎你随时来”的态度传递出去就好。相信有着前面的亲子关系基础,青春期虽有挑战但最终也会安然度过。   养育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做爸爸,放轻松,花时间,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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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生命中的丧失带给我们的……

毫不夸张地说,这部《This is us》真是把我哭瞎了。上一次身边放着纸巾盒一把鼻涕一把泪看得不能自已的是韩剧是《请回答1988 》 。 这两部剧曾经荣登豆瓣2015和2016得分最高的韩剧和美剧。当之无愧的催泪弹剧。 关于这部剧的故事梗概以及第一季的内容概要我在这里就不赘述了。大家可以翻阅其他相关影评。这篇文章我重点想从心理学的角度尝试探索和分析在第二季中慢慢被揭开的“父亲之死”对整个家庭在接下来的20年里产生了怎样的心理影响而导致了第一季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同一个家庭的三个兄妹的“独特人生”。 一开始我们可能无法很好地理解,为什么一个看起来如此健康,温情,其乐融融的家庭里,会出现摄食障碍患者,药物成瘾者,以及一个对自己无比苛刻的完美主义者。三个孩子在一对“标本式”好父母的养育中长大,却依然在中年时陷在各自的人生“漩涡”里拼死挣扎。当然这也许正是此剧最吸引人的地方,我们看不到烂俗的高富帅白富美和傻白甜,也没有童话般王子和公主的happy ending。有的只是每一个普通人的真实的人生,真实的人生是什么?是大量的不完美,是各种人性的弱点和人生的局限,是大大小小的缺失和遗憾,是隐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同程度的种种“症状”。Kate一直用各种方式控制饮食调节体重却始终败给自己;Kevin终于鼓起勇气告别二流喜剧情景剧却在新的领域里困难重重同时感情生活一片荒芜;Randall突然在某一天和素未谋面的亲生父亲相认并且执着地接他回家吓坏了妻子和孩子。而所有这些隐隐作痛的疑问随着倒叙父亲的离世像剥洋葱一样层层递进,每剥一片都能刺激我们的泪腺。 随着第二季的放大镜逐一推进,以“父亲的死”贯穿整部剧的主线逐渐清晰开来。这个家庭一直以来表面的和平被凯文药物成瘾导致最后精神奔溃后的失控(带着侄女酒驾)而打破。他被迫接受心理治疗。第二季最精彩同时也是最伤痛的转折点来了。所有人原本为了支持凯文的心理治疗和康复而聚集到一起,却猝不及防地历经了一场“刀光剑影”的家庭治疗。凯文在治疗师的鼓励下,述说了自己从小到大在家庭里一直体验到的情感忽略。紧接其后他直言了一个让所有人错愕心痛的事实。  这个突破口直接撕裂了所有人希望在记忆里保存的父亲的理想化形象,这就是,那个细腻温暖刚毅勇敢充满力量的全能的父亲,那个带逃课的女儿去参加她偶像签售会的父亲,那个亲自跟儿子挑选西装并且教他打领带的父亲,那个鼓励儿子去约会并嘱咐他应该举止绅士的父亲,那个看似从来没有被任何困难打倒的全身发光的男人,竟然也有如此无助的时刻,竟然也会用酗酒来度过他的中年瓶颈。 然后在某一个毫无任何预兆的父亲最爱的超级杯的夜晚,因为一场意外火灾,父亲为了回去救女儿最爱的狗吸入过多浓烟而促发心脏病猝死。在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在身边。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难以承受。接下来三个孩子此后的二十年分别背负着这个无法承受之重,寻找着和父亲的各种“连接”,这些连接便是Kevin在家庭治疗里道出的各种“成瘾”。 成瘾,用积极心理学的视角来解释是我们暂时用来逃避痛苦的方式。我们躲在某一种重复的无法自控的渴望和恶性循环里,来避免产生某些更深层次的无法面对和处理的情感情绪。剧中Kate一直无法控制自己的体重,食物是她缓解自己各种情绪问题的一剂良药,为什么呢?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父亲是曾经唯一一个全然接受女儿原本的样子,不介意她的体重,甚至偶尔纵容她对食物的偏爱在她异常失落的时候偷偷带她去冰淇淋店的人。幼年关于食物的美好记忆象征着父亲无条件的爱和接纳。值得一提的是她后来遇到了人生伴侣Toby,和她的父亲一样,毫无保留毫无条件地爱她支持她从来不放弃。这个像父亲一般足够好的客体,用Kate自己的话说:“You changed my life,you saved my life”。 Randall在父亲过世后戴上他生前手表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在延续着父亲的完美,想成为父亲,这同样对某个人的高度认同和内化。这种认同也体现在他后来坚持想要收养一个孩子,因为他自己就是被Jack在40年前收养的。他延续着这种人性的善良和慈悲,作为报答和纪念父亲的一种方式。他成为一个如此卓越和优秀的人,其实也承接了父亲的某种“完美主义”。我们看到在第一季中他找到自己的生父然后用尽全力想治疗他的不治之症,作为工作狂他几次丢下工作耐心地陪伴Willian渡过他所剩无几的时光,现在看来似乎也是在对Jake的逝去作某种补偿。因为在父亲最后冲进火场的那个瞬间他没有来得及阻拦,他也没有来得及守护在父亲身边陪他走完最后一刻。 Kevin在这部剧里看起来貌似是问题最严重的那一个,一直在自我救赎和自我毁灭的循环里无法突破,无论是事业还是亲密关系,最后被药物成瘾折磨得几近崩溃。如果说Randall延续了父亲完美的无懈可击的那一面,毫无疑问Kevin无意识认同了父亲的阴影部分,父亲的压抑脆弱的那一面以及应对无助的方式。但与此同时我又强烈地感受到他是最勇敢真实的那个人。不可否认他那场如狂风骤雨般的家庭治疗击中了每个人内心的痛点但同时也激活了整个家庭重新哀伤和治愈的力量。无论是哪一种认同,都是各自在漫长的没有父亲的日子里用力“靠近”父亲的途经。甚至randall后来辞职开辟了新的事业,买下生父生前住过的一栋贫民楼,仿佛也和Jack未完成的事业有关。这个平凡的父亲为家庭奉献了大半辈子,却一直有个开创属于自己的建筑公司的梦想。只可惜止步于火灾的那一夜。而这个未完成的梦想,Randall和Kevin想为他去实现。 有人说,第二季完全可以改名为“父亲是怎么死掉的”,我觉得这恰恰是本剧编排得最精彩的地方。父亲作为三个孩子前十七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人格榜样和精神支柱给于他们每个人恰当的教育,引导和陪伴,让每个孩子都能最大程度地作为独特的个体发挥自己的潜能和创造力。可父亲恰恰在孩子们17岁这一年走了。17岁对于大多数孩子是什么样的年龄呢?是打破父母理想化寻求独立的年龄,是渴望建立自己内心规则的年龄,是一边认同一边怀疑一边叛逆甚至想要超越父母的年龄,是身体和心灵极速成长的年龄,也是他们企图从心理层面脱离父母的年龄。Kate已不再相信父亲从小到大眼里“完美的自己”;Kevin直接显示出了所有青少年男孩对父亲的挑衅和攻击;Randall也非常明确地拒绝了父亲眼里更适合他的哈佛大学。这三个孩子同时在完成与父母的分离。而分离很多时候意味着反抗和抛弃。可那场意外让他们最终没有顺利地完成这种分离,反而固着在十七岁,各自怀着对父亲的内疚,无法释怀的爱恨,走完了20年。有的无法控制,有的无法超越,有的不能放下。所有人都遮掩着回避着否认着父亲意外死亡的这个事实。所有人都用自己的防御机制制构建了一个“父亲依然活着”(活在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的世界,直到这个世界突然崩塌。 如此说来,第一季是果,第二季是因。进一步说,这个家庭背后巨大的创伤一直等待被真正地揭开,看见,接受,和解和跨越。这个过程充满了不可言说的苦楚和挣扎,这是一个重新直面伤口,完成哀伤的过程。溃烂的伤疤终于在阳光被摊开和照耀。完成了真正的哀悼,才能允许自己继续前行,重新启程。才有了20年后Kevin在父亲最爱的那棵树下和已故的父亲谈心,和自己的和解。才有了20年后Kate终于能坦然面对自己心中积压的悲伤真实表达自己的爱和恐惧拥有了弥足珍贵的爱人和朋友。才有了20年后Randall勇敢地放弃了令人羡慕的职位重新开始另一种更辛苦但更有意义的人生。 我们的这一生,其实是一个不断接受各种丧失的一生。从出生开始,妈妈温暖的子宫就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丧失。接下来可能是妈妈的乳房,安抚奶嘴,某个过渡性客体。然后失去的是父母全然的关注和照顾,童年的某个玩具或者心爱的宠物。慢慢地我们发现那些走近我们的人后来也陆陆续续走出了我们的人生。也许是某个喜欢的老师,学生时代的挚友,疯狂爱着的恋人。最后甚至是我们的父母和子女。所有的关系连同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有机生物一样,不断地开始,存活和泯灭。而往往当我们和某个很重要的客体建立了非常亲密或者深刻的关系,当我们把某个人当成自己的榜样,支撑,不可或缺的拐杖。当我们把自己深爱的人当做自己的一个部分。失去他们,等于连同失去了我们自己。而这个失去在现实生活中有时不是死亡,而是关系的中断和结束。 然而,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丧失,让我们对当下的拥有倍感珍惜。丧失,意味着曾经拥有过。有时我们真的要走很久才能明白,人活着也许不是为了快乐。快乐和自由一样,需要有边界才能有意义。是丧失和痛苦赋予了这个意义,因为丧失过,我们才知道,曾经那些吵吵闹闹哭哭笑笑平淡而琐碎的拥挤的不完美的日子都很快乐啊。。 絮絮叨叨了这么久,用本剧的一句话作为结束,“爱过又失去,总比不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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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精神分析师(下)

文章选自:(2009).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45(4):483-503 作者:Lore Reich Rubin, M.D. 翻译:周四文献学习小组(张自强、刘振中、黄思思、陈婉迪、丁梦蕾、韩晶晶、李盼) 策划:张自强   我痛苦的主要原因还是美国与家乡的巨大差异,它的习俗、人际关系、着装、面容和行为都不同于我既往所了解的。我感到自己与同龄人格格不入,我可以将这描述为一种认同危机或是一种与自我概念和自我理想的疏离。不管使用何种精神分析术语,它感觉就像一种混乱,一种困惑,一种找寻稳固自体感和归属感的挣扎。我曾读过Eva Hoffman (1991) 等人的作品,从而意识到我的经历并不是独一的。但我也读过很多难民的故事,他们似乎更平静地度过过渡时期,或至少没有细想这些感受的记忆。也有可能,因为他们已遭受了如此极端的创伤,所以适应在美国的生活似乎是一个小问题。我十岁时来到美国,因此大部分适应都发生在我的青春期阶段,而它本身就是一个适应期。另一方面,移民美国终结了欧洲对我生活的压迫威胁,使我从此过上更稳定、可预见和安定的生活。   与我们在欧洲普遍感受到的威胁相对应的是我父母对精神分析的激情。对他们来说,精神分析可以拯救世界。它的洞见可以改变养育孩子的方式并让世界摆脱神经症。这一观点得到了他们众多同行的认同,包括安娜·弗洛伊德——然而她的父亲西格蒙德似乎在一战期间丢掉了他的乐观主义。我的父母对他们的目标和贡献给予了高度重视,这是我在现代社会中很少能学习到的。与此同时,他们与同事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特别是那些与他们有同样政治观点的人。这些关系,至少在我母亲身上,延续了一辈子。   在我成长中,我盼望着能跟随父母的脚步,进而带来同样的兴奋和融洽,但我加入精神分析团体的时间稍晚,在我进入时,精神分析已经是一个保守的职业,思维僵化——至少在那个时候——沉浸于正统之中。激情和探索的光环随之消散,在许多正式的晚宴招待中,同侪关系变得正派且正式。   然而,作为一个孩子,我只见证了父母对精神分析的情感。直到在我毕业并慢慢学习专业之后,我才开始理解父亲和母亲所做的真正贡献。即使并不常被提及,我的父亲最早认识到阻抗分析其实就是性格分析,是力比多愿望和与之对抗的防御之间的妥协形成。他也理解移情阻抗深嵌于这些性格防御中,因而需被首先分析。我认为他对负性移情的强调是过度的,这源自于他与权威之间的冲突。我很快意识到,可能是由于我自己的挣扎,很多的病人会为他们的正性移情深感羞耻,而这种羞耻会导致分析中的强烈阻抗。他后来对“身体盔甲”的研究在我的精神分析教育和发展中并没有被看成是“分析性的”。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在我的思想中,身体僵硬防卫着情感,而他则开启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发现。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对父亲在1934年被精神分析协会除名一无所知。除名是由于IPA领导层政治性的动机,这在安娜·弗洛伊德的信中已有充分记载,而信可以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档案和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找到(见Reich Rubin, 2003)。父亲的除名推动他进一步地关注身体心理治疗,或许部分原因是反对古典精神分析“不触摸”的指令。尽管他延续对负性移情的兴趣,但是我不清楚他是否考虑过唤起正性性欲移情的危险性。或许他已不再在意。显然,被IPA除名对他来说是一个严重创伤。其后,恩斯特·琼斯“掩饰”说我父亲自愿退出IPA,这一说法已被充分证明是不真实的 (Fenichel, 1934)。我母亲对精神分析发展的贡献只发生在她与我父亲山顶分别之后。在那之前,她或许是太年轻缺乏经历,或许是,我认为在我父亲的阴影下显得黯然失色。在离开柏林后,她来到布拉格,并在紧密的小型精神分析团体中茁壮成长。这个由Otto Fenichel所领导的小组,将令人兴奋的思想传递给我(我当时大概八九岁),虽然我并不理解他们所讨论的问题。   在所有的这些精神分析家当中,我的母亲主要因为她发表的关于自恋、移情和反移情的论文而备受尊崇。在(反移情)这一点上,她会时不时地会被一些客体关系学派的分析家挑战,认为反移情只是偶尔发生的,并非是无处不在的,也不是精神分析观察中的首要的因素。最让我震惊的(只是在我自己最近的精神分析发展当中),是她只用了三句话就简明地总结了母婴关系当中的动力性冲突,她在这方面并非专家,但却非常准确和知识渊博。   其实我并不是因为很敬重我父母亲的工作,才选择精神分析作为我的职业。相反,母亲长时间与精神分析机构和社团工作,在晚上她还要跟来访者工作,一天下来行程都特别满以及之后还有志愿性质的教学工作,我因为这部分而推迟了自己的精神分析实践,这就意味着她除了周末和假期以外,几乎没有什么时间跟家里人待在一起。她在晚上不是跟来访会面或者教学,就是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写论文,这些论文在她死后才整理成册(Reich, 1973)。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极度厌烦这些论文--也就是说,我自己不得不花费很长的时间,来拒绝阅读这些论文。最后,我还是让我自己阅读了他们,我又再次被母亲深刻的描述和准确的假设所打动。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目睹了我母亲(辛劳的工作),精神分析这个职业已经被抛诸脑后了。相反,我试图研读历史,几乎不看心理学的内容。毕业以后,我发现读研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于是我开始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尝试,放弃在托儿所的工作和晋升机会。不久以后,我意识到我对于小孩子几乎没什么能力。在自己的人生中继续艰难爬行,我想我可能还是会成为一名心理学家。我母亲反对我的这个想法,甚至搬出了几个重要人物,像Ernst Kris和Kurt Eissler ,他们都试图说服我去医学院,因为要是我没有一个医学博士学位,我在精神分析当中就可能会是“二等公民”。没有医学博士学位的Kris,对于这一点特别确信。他告诉我他是APsA中特殊的一员,在协会里他只能培训一些想要参加这个协会的成员(在APsA的那段时间里,几乎不可能去吸纳非医学背景的会员)。在很多时候,在我的脑海里还没形成心理学家不是精神分析家的概念,但是我学医的压力非常大。与此同时,我的母亲对我没兴趣读弗洛伊德而深表失望。她希望我对于她在临床上所体验到惊人发现有着同样的感觉。若干年后,我很讨厌承认:正是因为她的压力,我才一直拒绝阅读弗洛伊德。与此同时,无论我做了什么选择,我的父亲都感到满意,但是他怀揣着我可以出名的愿望。   尽管有来自父母的压力,但我的第一次个人分析仍然吸引了我,并使我的职业选择成为可能。分析,并不是提取和恢复已遗忘的记忆,而是去拾取记忆中被遗忘的情感,这些对我来说都非常有启发,颠覆了我原有的认识。我相信,当一个人第一次和另一个人的潜意识相连接的时候,会感觉到敬畏,也会知晓,对于个体本身来说,有着一大片未知的领域。这就好像是,一个人认为自己已经有了一份完整的地图,却又偶然发现地球上一片无人知晓的领域。呈现在我眼前的无意识揭露的可能性,把我深深的吸引住了,我感到很振奋。选择成为一名分析师真是太吸引人了。我不再只看到工作了很多个小时,疲倦又充满压力的妈妈,我还感觉到我可以从事一个崭新的、还未探索过的领域,不仅是我自己,也是对很多人而言。    回顾这种情感被揭露的经历,我再一次被分析是多么的接近内心和来访者所打动。这并不是在重温当时的“移情”,而是在回味移情中的抱持。它为我对职业的确信奠定了基础,并贯穿了我整个职业生涯。这样一种饱含情感的洞察力,无论它是因为分析中的移情或是抱持而形成,都是治疗中的改变和治愈的基础。   为了实现我成为精神分析师这个目标,我绕道而行,历经了严格的医学教育和精神病学的住院医师实习。这并不是一种轻松的转变;,医学和精神病学对个体处理生与死的情景时抱有浓厚的兴趣,甚至带有戏剧性的兴奋。但我很确信,之后跟随我学习分析的学生中,曾经毕业于心理学专业的,可能会比医学提供更丰富的专业背景。他们阅读了更多专业领域的文献,也似乎更偏向于理性化。然而,美国的心理学家如果想获得分析的训练,却不得不通过“上诉讼”,或是去和某些暗含的“行业限制”做斗争,即APsA曾提出在进入APSAA{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学习精神分析之前,要求先获得医学学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医学生相较于非医学背景专业的学生,会更早地面临生与死的问题,帮助我们更早地承担责任和变得成熟。   当我在1957年申请精神分析培训时,正是它最受欢迎的时期。当时的申请人数远远超过了给出的名额,而且当时的各种学会和机构也比现在要少得多。选拔的过程非常严格且充满了审判性,是基于对申请人的很多评判,比如“可以被分析的”,内省的,有悟性的,有亲和力的。 我相信,被现代描绘成是“古典”时期的20世纪20年代的所有鲜明的性格特征,都会因为过于神经质或是不够稳定,而被精神分析的训练拒之门外。而最后,只有“刚刚合适的”和“富有责任感的”才能被接受。那些已婚的、不再寻找其他伴侣的,努力工作又专心的,一些表现出强迫倾向而非癔症特征的人,被接受了。 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是因为那些大量在领域中毫无建树的分析家们,致力于保留住所谓的“正统”,他们认为只有正统的东西才能进入到分析领域。而这样的正统和精神分析学会的刻板性留存至今。   1970年伊始,学术界开启了一场针对“自我心理学”理论的革命。在我看来,实质上,这是针对纽约精神分析学会及其下属机构,美国政治学会(APsA),针对聚拢在安娜弗洛伊德周围(Anna Freud)的IPA会员,自组织内部发起的,对领导权的挑战。海因斯.科胡特提出了自体理论,吹响了革命号角,众多学派思潮涌起,分歧与新锐观点聚焦在拉康和梅莱尼.克莱因的客体关系,人际沟通,主体间关系,“此时此地移情”等理论上。这些新潮理论为学界增添了活力,引燃了思想火花。   我最早在纽约精神分析学会受训,并且十分看重这段经历。在精神科住院部里,听过很多病人,但我不能够把他们的语言组织成任何连贯,有意义的实质性表达。而这段精神分析培训经历让我大开眼界。我学着去理解话语以外,潜在的含义,围绕理论框架,形成我自己的看法。我的老师多是成就卓著者,最出名的要数埃迪特·雅各布森Edith Jacobson, 她秉持着非常清晰的理论知识,远超越于其所属时代。她的想法包括:客体表征、理想化与真实表征、自体感和理想化自体之间的矛盾,理想化客体表征这些概念。正如佛洛依德所描述的,伯塔伯恩斯坦也清楚的展示了这一机制在制造恐惧症方面的作用。我们的周围尽是诸如Hartmann, Kris Lowenstein, Margaret Mahler等这些理论学家。于我们而言,学会无异于精神分析的“圣地”。我毕业后,丈夫得到了一份在匹斯堡的工作。此前,我的导师Robert Bak告诉我说,Hudson以西就没有精神分析师。(美国地名很多,不知道这个hudson是位于纽约州的,还是其他州的城市)。   所以,丈夫和我曾约定,先定居纽约,等我完成冗长的培训之后,再选择其他的住址,我们去更有利于他职业生涯发展——可以研究经济史的地方。他去了匹斯堡大学,当时学校迅速扩张,招募,同时也吸引着各式人才。   那次的搬迁起初让我十分焦虑,它激起了我早年间因搬迁引发的疏离、迷茫、不安等创伤性体验。因为没有人坐下来和我解释这些“规则”,所以我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去感受不同的民俗和文化冲击,这也让我回想起了移民美国的经历。这些境遇在我重新调整职业生涯的过程中显得尤为真实,我花了两年时间重新找到工作,花了更久的时间,才开始接手新的精神分析实践。   我带着一个三岁的孩子和一个婴孩,来到匹斯堡。我不适应没有工作,我对自己的期望是成为一名职业女性。当我克服了自己的疏离感后,我意识到,那失业的两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得以放松,享受照顾孩子,并且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仅仅以女性的身份,享受匹斯堡的生活。我很庆幸我的丈夫工作的大学任职,大学所在的城市正好有一所新成立的精神分析学院。因此,在中断了几年的工作和更多年的兼职之后,我可以和我的匹斯堡的同事,继续我的精神分析师的职业。适应匹兹堡的生活并不容易:理解这个新学院的“规则”和习俗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在我完全被接纳之前,我不得不摸索着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和职业环境。我来到匹兹堡的时候,没有任何关系来帮助我找工作以及进行实践。正如我所了解到的,一个没有关系和当地人推荐的精神科医生是不容易被录用的。我花了大约两年的时间,对我的同事们有了足够的了解,融入了匹兹堡精神分析学会,从而拥有了足够的人脉,找到了工作,并慢慢地积累了我的实践经验。   我母亲曾多次告诉我,按照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的正统观念,芝加哥的分析师们强调“依赖需要”,这削弱了精神分析的力量。这个词对她和其他人来说都是诅咒,因为它不承认力比多理论是人类的基本原则。我现在觉得她的强烈反对是一种讽刺,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她身边长大的,大部分是在远离她的地方。但是当我到达匹兹堡的时候,我不理解我和新同事之间在理论上有什么不同。这些同事也不明白,尽管我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但我们的概念却有很大的差异。当我加入匹兹堡精神分析学会时,我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令人困惑的理论情境中。我在纽约接受的教育使我对结构化理论有了深入的了解,并将冲突的解决方案概念化,包括驱力和防御、妥协形成,以及构成冲突的症状和性格特征。此外,我认为,为了更明白婴儿期的冲突,移情不应该过早地解释,而是要更深入和退回到更原始的冲突中去。其目的是获得洞察力:这种技术是自由联想;解释促进了这种自由联想,并指出当情感或防御出现转换的时候,联想会摇摇欲坠。此外,只有当移情成为阻抗的来源时,才能对移情做出早期的解释。   就他们而言,我匹兹堡的同事大体上对“依赖需求”的新版本更感兴趣。“尽管我们都说着同样的语言,但有不同的细微差别,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这些分析师受到芝加哥学派理论的强烈影响——他们把移情作为治疗的唯一基础。”虽然他们没有使用依赖需要这个词,但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芝加哥流派的影响,以及他们后来逐渐形成了发展缺陷理论,特别是是依恋而非冲突理论。当我1965年第一次来到匹兹堡时,玛格丽特·马勒(Margaret Mahler)刚刚以分离/个体化的概念出名。我匹兹堡的同事们被她的想法吸引住了,并把它们应用到成年人身上。他们似乎也低估了超我和俄狄浦斯冲突,而这些在我的教育中是很重要的。   随着精神分析理论在日后数十年的进展,匹茨堡的分析家们开始引入自体心理自体客体名词,即纽约的分析家们所谓的口欲期或口欲期客体关系与特征组成,客体关系与温尼科特也同样为他们所偏爱。他们强调对母体客体的依恋,或此依恋中的剥夺;这是一种缺陷理论而不是结构性冲突的理论。然而于我而言,最震惊的莫过于除了初始会谈中的正式问题外,对性欲的提及是缺失的。自慰和在行为特征模型中诱发创伤的性幻想的掺杂,都不是地形中的部分。值得一提的是我大多数新同事对移情的态度。数年间,我们彼此交谈,因为我们使用一些词语譬如移情,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在指代截然不同的内容。然而我信赖于觉察,无论如何抵达,只有穿越转移的洞见才是宝贵的通过移情导致的觉察才是宝贵的。结果,这群人很快就高兴地接受了默顿·吉尔(1979)对“当下的转移此时此刻的移情”的创新。   因为我在抚养三个孩子,因此花了三年时间才申请到训练分析家的资质。只有在应用的过程中,我们取向的理论性差异才会发生。我不得不将一个案例呈递给一个委员会。他们讶异于我缺乏对解释转移的强调——直到它加深并倒退至冲突根源——以及我对内容的兴趣。他们因此拒绝授予我训练分析家的资质。这个自恋的打击因为我自己的矛盾情感而被削弱。我不希望重蹈母亲被她的学会奴役的覆辙——开不完的会议,还有政治事务。同时,由于其他申请升级的人也被拒绝,这个打击也得到了缓冲。   我对我母亲全身心投入的其他质疑来源于生活现实与分析家的精神健康。我的经历对我而言并独特,而与那些做了母亲的女性共享来自于那些做了妈妈的女性。每天我都时常在对于我病人的努力与思考和家庭之每天我从和病人有关的挣扎和思考中回到集中。那里,而家中还有我三个孩子发出的互动请求与需要的猛烈夹击,还有我先生,可能没有那么急迫夫那些不太猛烈的。我不得不迅速改变身份,从分析家转换为妈妈和妻子。从分析家和妈妈与妻子。我记得,我们的一个首席训练分析家 James McLaughlin (2005)讲述了他需要在他的分析家工作后,花上几个小时让自己泡在木工车间内,以减轻压力,回到他的家庭生活中去。这种奢侈品对做妈妈的女性而言无异于天方夜谭,我也认为,沉溺于内省生活确实危害了家庭生活,这使得精神分析成了一个艰苦而危险的职业。   对我作为精神分析家最有用的成长是匹兹堡精神分析协会的要求:所有会员要参加学习小组。这些小型的小组每周见一次面,见面,常常持续数年。在有些小组里,我们阅读文献并讨论,其他的小组,我们报告正在进行的案例。这一形式的优点是小组规模小、成员关系亲密并开始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舒适的和放松的社交网络。当我们开始信任别人的时候,我们分享我们的真实案例材料,而不是作为治疗师的人对同事施加影响。我们在没有那些“老一辈”的情况下会面(当然,我们现在也是老一辈了,但是我此刻讲的是三十年前的会面了)这并未让我们觉得被批评、被判断,而是感到被完全接纳。   在这个氛围中,我们听其他人如何着手他们的工作,我学到了很多不同的风格与不同重点。在我内心,一个智力成长的过程发生了。我看到有些人小心翼翼地将自己调整到初级过程,无疑是能够将深层的无意识转移的幻想,从发生在办公室内的小小的当下事件中引出。他们能够将两种在对移情解释理论上冲突的两种趋势的两种理论取向综合。幻想引出的可以是性、矛盾情感或是对立冲突的内容。其他分析家则致力于当下转移的细枝末节,并最终引出了令人深感困扰的信任与恐惧的问题。   所以,丈夫和我曾约定,先定居纽约,等我完成冗长的培训之后,再选择其他的住址,我们去更有利于他职业生涯发展——可以研究经济史的地方。他去了匹斯堡大学,当时学校迅速扩张,招募,同时也吸引着各式人才。   那次的搬迁起初让我十分焦虑,它激起了我早年间因搬迁引发的疏离、迷茫、不安等创伤性体验。因为没有人坐下来和我解释这些“规则”,所以我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去感受不同的民俗和文化冲击,这也让我回想起了移民美国的经历。这些境遇在我重新调整职业生涯的过程中显得尤为真实,我花了两年时间重新找到工作,花了更久的时间,才开始接手新的精神分析实践。   我开始重新思考我的理论和技术,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病人应该被不同地对待。有些病人会(在分析中)谈论他们的梦、口误以及幻想;别的病人倾向于形成跟他们治疗师之间更积极或更负性的依恋关系,我们主要是在这部分进行工作;有些病人需要对依恋的议题工作的更多,有些更人会在性格上形成妥协。在后面的这个案例中,行为上的特点经常会激发出童年里被性欲化或者在本质上就是性的创伤。我的病人当中,我发现没有人的妥协形成是源于对童年期幻想生活的内疚的挣扎,除非这些挣扎引发了创伤(作为儿童,他们的幻想被大众所曲解)。   我依旧着迷于创伤在神经症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这并非是要否认内在现实,通常我认为内在的体验是外在体验的反应。在我的工作当中,我并没有发现病人的的冲突的内疚幻想和他们的现实生活环境没有关系。因此,我依旧对创伤在性格发展上产生的影响感兴趣。   我也开始明白在我们工作当中最主要冲突的要么是我们想要帮助病人,要么就是我们对于窥探无意识地纯粹体验所感兴趣(在我的早年受训经历当中,想要“帮助病人”可能会被定义为“拯救幻想”,这样的一个理想化模式基于弗洛伊德的概念,这样的概念是我们正在做出的科学探究)。我也开始重视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克莱茵、自体心理学、拉康、荣格以及古典的关于驱力和防御机制的自我心理学、客体关系,主体间理论、以及别的许多在这里难以提及理论观点。我认为一个分析师应该是灵活的和不拘泥于某一种理论框架的,以便自己能够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病人。这种想法有助于我们研读小组在这些年中去阅读不同的理论观点以及帮我们小组学会去尊重那些理论。这个想法是复杂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得到。决定采用哪种理论方法是因为我们想要对临床上有所帮助以及了解哪种工作方式适用于个体。在临床当中要是一种方式不起作用,也许我们可以转换不同的工作方式。工作方式的灵活性让我更享受我的精神分析工作,这也激发了我去思考“我是否在(对病人)做正确的事情。”   为了让精神分析发展成一个可被治疗的模式,精神分析师可能需要在态度上做出一些改变。我们应该放弃对于“纯粹”精神分析的追求,这可能会导致在临床上引起非常多的争论,以及形成许多理想化的小团体。我们应该学会包容,倾听不同的流派的观点,去阅读其他流派的期刊,这样才有可能帮助我们形成一股力量。我们被所谓的精神健康的科学亚牛凡事所裹挟着,这可能会真的否认内在心灵的存在以及太过聚焦于大脑内部,不同的心理动力学方法应该整合起来,尊重在神经科学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这可能会开始消除心灵与大脑的屏障,以及证明无意识的存在以及它的重要性。   我现在已经从精神分析的实践中退休了,但是我依旧在匹斯堡精神分析学员的连续案例讨论会上进行教学。和年轻同事的会面对我来说非常有趣。我们一直在了解与不同病人工作的多种方法和技术。我们已经对日常移情的检查需要和了解妥协形成、防御和超越那些引导我们病人的无意识幻想达成一致。我们在讨论与反对中积极的讨论,也学会尊重彼此。在这学期,我开始对于未来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的希望,重新充满了热情。 References Fenichel, O. (1934), Letter VIII. In: Rundbriefe: (1934-1945). [Round-Robin Letters], Vol. 1, ed. J. Reichmayer and E. Mühlleitner. Frankfut am Main und Basel: Stroemfeld, 1998, p. 119. - 502 - Freud, A. (1944), War and Children. Madison, C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Gill, M. (1979), The analysis of the transference. J. Amer. Psychoanal. Assn., 27:263-288. [→] Greenacre, P. (1941), Predisposition to anxiety—Part II. Psychoanal. Q., 1:610-638. [→] Hoffman, E. (1991), Lost in Translation: A lLfe in a New Languag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5. Jacobson, E. (1971), Depress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Kris, E. (1956), The recovery of childhood memories. Psychoanal. St. Child, 11:54-88.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 McLaughlin, J. T. (2005), The Healer's Bent: Solitude and Dialogue in the Clinical Encounter, ed. W. F. Cornell. Hillsdale, NJ: Analytic Press. Modell, A. H. (1976), The “holding environment” and the therapeutic action of psychoanalysis. J. Amer. Psychoanal. Assn., 24:285-308. [→] Ornstein, A. (2007), Den Traum meiner Eltern leben [The dream of my parent's life]. In: Psychoanalyse in Selbstdarstellungen, Vol VI, ed. L. M. Hermanns. Frankfurt: Brand & Apsel. Reich, A. (1973), Psychoanalytic Contribution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Reich Rubin, L. (2003), Wilhelm Reich and Anna Freud: His expulsion from psychoanalysis. Int. Forum Psychoanal., 12:109-1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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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岁的孩子该如何“管教”——南希育儿督导

在接下来的对话和独白中,打了引号的是南希的原话,没打引号的是我当时的思考和表达。我希望将两者穿插起来还原真实的对话情境。  01  为什么两岁的孩子会有些“可怕”?   在美国人的认知里面,孩子到达两岁,通常是非常让父母头疼的,以至于人人谈两岁色变。“恐怖的两岁”(terrible two)成为了很多父母的噩梦。为什么会这样?南希的理解是:   “大量的婴儿观察表明,人类婴儿通常在1.5-2岁这个节点,逐渐开始具备较为完整的自我意识,有了自我意识以后,他们就需要把自己和周围的人区分开。这种区分实际上是一个儿童心理发展的里程碑。“   “他们有时候会用小手手指着爸爸或者妈妈,然后又会指指自己,或者再指其他的重要照顾者。这种反复地比对和区分,实际上就是他们的心灵在分化。要知道在1.5岁以前,孩子基本上区分不了自己和别人。很多实验表明,1.5岁以下的孩子会认为妈妈(或者其他主要照顾者)是自己的一部分。”     “有了自我意识,区分了自己和他人以后,孩子接下来要干的事情就是说“不”!——第一次说‘不’又是儿童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这个‘不’把孩子自己的需要,从周围照顾者的需要中区分了出来。”   “实际上这是孩子在第一次宣誓自己的需要是独立的,不同的。在精神分析里面,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婴儿的‘分离-个体化’过程的开启。”   “‘分离-个体化’顾名思义,就是孩子要开始和主要照顾者,通常是妈妈,有心智上的分离了。孩子开始要标明自己是一个个体,不再是之前那个和妈妈融合在一起的乖宝宝了。“ “所以也就是大概从两岁开始,孩子会开始和妈妈或者主要照顾者产生‘权力斗争’(power struggle)。你让他穿衣服,ta偏不穿;你让ta吃饭,ta一呲溜跑开;你问ta要不要干什么,ta如果能说话的话,t回答基本上都是不、不、不!“   “弗洛伊德把小孩的这个阶段叫做肛欲期(anal phase),他认为肛欲期的孩子有较强的攻击性和逆反性,甚至有施虐欲(sadistic desire)。因此很容易相应地,引起父母的烦躁和愤怒,或者是对他们进行过度管教——我们后面会谈管教的问题” 如南希所言,大约从两岁开始。孩子开始会变得和之前不同,大部分都会和父母在吃饭、穿衣、上日托、睡觉等各方各面产生南辕北辙的“权力角逐”。     但是这并是不真的“可怕”——实际上我们应该为我们的孩子感到欣喜——因为所有的权力斗争,都是为了让自己获得心智独立——这实际上是一个人个体意识和独立意识的第一次觉醒。   我的临床经验告诉我,如果这个阶段过度挫败他们的自主行为,那么独立过程甚至会中断。   那么恭喜你,你接下来将会抚养一个和你一辈子分离不了的“巨婴”。    02  3岁以前的孩子该如何管教?   既然孩子从大约两岁开始会和父母的意志频繁产生出入,有时候甚至会刻意对着干,那么管教就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很多父母希望通过跟孩子讲道理的方式来进行管教,而有些诉诸于惩罚。不知道南希对此怎么看   1. 讲道理    “很遗憾,大量的儿童观察结果表明,3岁以前的孩子,听不懂你教给ta的道理......所以在孩子3岁以前,我们对他们的管教要偏行为,而不要偏言语。”   “比方说一个18月大的孩子,你让ta把自己的玩具跟其他孩子分享,或者让ta谦让,并且告诉ta谦让和分享是美德,ta是听不懂也不会有内心共鸣的。”   “你只能在ta去抢其他孩子的玩具的时候,直接阻止ta,顶多再说一句‘no,这样是不对的。’ 你用行为阻止ta,而不要试图让ta心甘情愿地去做你认为对的道德行为。那对他们而言过早了。”   “良好的美德是可以从小形塑的。但是孩子的道德行为,是通过榜样行为习得的,并不是通过言语教授的。”   所以,你若想让ta跟别人分享心爱的东西,那么你自己就首先要与ta分享你心爱的东西;你若希望ta尊重妈妈,不要违拗妈妈,那么你首先就要这样做。尊重且爱自己的妻子。      2. 惩罚         “2-3岁的孩子会与父母或者其他主要照顾者产生‘权力斗争’,而且我们之前也说过,这个年龄阶段是 自主or 羞怯 品质形成的关键期——如果你不希望将来自己的孩子过于羞怯,那么在这个阶段你就不要过度使用惩罚的管教方式。”   “打个比方,你真的很希望孩子能够把蔬菜吃完,但是你也知道很少有孩子喜欢吃蔬菜的。那么这个时候几乎肯定会产生争斗。”   “你可以说:如果你不吃蔬菜的话,那你喜欢吃的另一样东西也就不要吃了——这只是一个例子,类似这种惩罚和威胁的方法是会挫败孩子的自主性的。”   “其实只要用点心,为孩子准备一个ta最喜欢吃的冰激凌或者果汁什么的,并且告诉ta:你可以不吃蔬菜。但是如果你吃的话,那么吃完以后你就有冰激凌作为奖赏哦!——这样做效果会好很多。”   “要知道,在心理学里面,正强化比负强化好。而且有选择比没选择要好,如此更能培养孩子的自主性。虽然这需要多用点心。”   “如果你希望我总结的话,那么我想说:尽量避免和2-3岁的孩子产生‘权力斗争’,用一些聪明的方法绕过去。”     “孩子并不是想和谁争斗,大多数时候是父母太焦虑,对其限制太多,而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又尤其不喜欢被限制,所以这才让彼此的生活变得miserable.”    03  理论之外    今天下午跟儿子去比佛利的Franklin Canyon Park远足,一去就接近7个小时。   虽然我们耗尽了所有的体力,但还是看到了野鸭、大金鱼、大鹅,还有几十只大乌龟!可遇这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观察乌龟,他一直在我耳边呼喊:big turtle, big turtle...   其实在这一路上,我也有很多挣扎,和他之间有很多“权力斗争”。比如说我希望他自己多走一点,他却非让我抱...比如说我希望去大湖,他硬是要呆在小池塘旁...比方说我希望他快点走回家吃饭,而他却要在这个台阶上下个几遍,还看着归心似箭前胸贴后背的老爸我傻笑...   有时候,我怀疑我做出这些妥协,规避这些争斗是否值得。然而当他追着狗狗飞驰,指着乌龟先生狂叫,跟鸭小姐说拜拜,看着大海说wow的时候...我欣喜地发现,可遇有着我最欣赏的由内而外的自然和活力。     他正在成为一个不同于我的个体,多么神奇。     回家的时候,我把他从车上抱下来,边走边说:“Norman,我们今天看了鸭子、乌龟、大鹅,还扔了那么久的石头,多开心啊,以后是不是要经常跟爸爸出去游玩啊?”   他笑了,头一扭说:“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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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女性身份下的自我成长

作为女性我们为什么会对妈妈既爱又恨?为什么萝莉总爱找大叔?为什么我们会在亲密关系里受伤,渴望对方不需要说就能懂我们?为什么有的女性无法享受性,缺乏成熟女性的魅力?女性的成长不仅要面对身体的成熟,还要回到女性身份自身,实现精神,心理的成熟,努力寻找到自我和主体并拥有它们,才能成为女人,更加自由。 一、女性成长需要经历的几个阶段 二、成长阶段固着的原因和表现     1. 原生家庭对女性成长的影响(不同类型父亲对女性成长的影响、母女关系对女性成长的影响)     2. 婚姻与女性成长(女性成长中的男女关系模式:拯救与被拯救,爱与被爱,伤害与被伤害)     3. 同性关系与女性成长(友谊与同性战争) 三、回归女性身份自身,女性如何自我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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