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会生病?| 从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说起

全文约2067字,全部读完需3分钟 目录: 1.身体生病的背后有一个回忆的伤口 2.身体生病带来的巨大获益,让人们“乐此不疲” 3.没有合适咨询师的话,怎么自我缓解 我们常说,不能上升到我们意识层面被语言表达出来的情感,诸如悲伤、愤怒、委屈等,会通过“身体生病”来释放,比如压力大头痛,心情不好胃痛等等。某种程度上,身体生病不一定是坏事,因为这是你在通过身体机制“缓解压抑”。那么我们的身体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要从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开始说起。   1. 身体生病的背后有一个回忆的伤口   1880年,那时的弗洛伊德还是个初出茅庐的神经科医生,布洛伊尔在上流社会里已经颇有名气。他们遇见了一个女病人,安娜·O。 当时安娜·O 21岁,她是个很聪明的姑娘,学什么都可以很快掌握,且富有同情心,即使在生病期间,也一直坚持照顾穷苦的人。她从未谈过恋爱,也没有过性关系,生活极为单调。   她生病时的症状,表现的像是精神病,语言错乱、内斜视、视觉紊乱、瘫痪、梦游症、咳嗽,相关症状迅速恶化。   常人来看,这是很严重的病症了,但医学检查,其身体状况是良好的。当时主治医生是布洛伊尔,他意识到,这是由心理障碍造成的心因性疾病。   事出必有因。在这一年,安娜·O 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她非常喜爱的父亲在7月开始生病。在安娜照顾父亲的第一个月里,她的身体状况急剧下降,虚弱、贫血、厌食,紧接着是非常严重的咳嗽,导致她不能再照顾父亲。到年底,她开始内斜视,卧床不起,直至第二年4月,她父亲去世。   治疗并不是那么顺利,当时惯用的“催眠治疗”,很大的效用得益于权威的暗示,而安娜“完全不受暗示的影响”。治疗一度陷入僵局。   布洛伊尔发现,一旦安娜回忆起某一个令她极度痛苦的事件,并说给布洛伊尔听之后,相应的症状就得到了缓解,甚至消除。比如安娜曾长达一个多月“无法喝水”,无论怎么干渴,直到说出童年时走进不喜欢的女家庭教师房间,看见她的狗从玻璃杯内喝水,引起的厌恶,并发泄了愤怒情绪,这个不喝水的症状才解除。 虽然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对安娜·O的症状有许多不同的分歧,但在这里,他们都一致同意,在安娜·O的症状下,有着一个关于回忆的伤口,而这个回忆,常常容易被我们“遗忘”,在她父亲生病时被激发,导致她的身体出现问题(当时还未出现冲突/无意识/压抑的概念)。 遗忘,是保护我们免遭“记忆”带来的巨大情感伤害。   当身体生病时(非器质性病变),我们伴随身体症状有一个记忆伤口,这个记忆不能及时的被我们回忆起来并通过合适渠道表达出来,就会通过身体作表达。   但我们不会“无缘无故”生病,即心因性躯体疾病,会有一个触发点,当这个触发点出现时,我们就会“中招”。   2. 身体生病带来的巨大获益,让人们“乐此不疲”   是的,当你生病时,虽然身体很难受,但是你是从中获益的。   不可思议吧。   还说安娜·O,自从父亲生病后,她肩负着照顾父亲的很大责任,某种程度上,她放弃了自己的许多个人享乐时间,对于当时一个正直妙龄的女子,且不知道这样单调乏味的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尽头,而生病,可以很好地远离这一切。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似乎很容易受到各种道德层面的谴责,但是人真实的内心感受,是不遵循任何“禁止”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死亡恐惧”。假如你靠近过同样奄奄一息的人,那种巨大的情感能量,需要具备的心理承受力是和鼓起勇气上台做一次演讲不一样的。这种巨大的能量会让人想要远离,但出于道德层面、爱、义务等等的原因,撑。   生病是因为压抑,有一部分我们想逃离但是无法逃离的东西在,我们不想面对,但又承受不住。怎么办呢?不如生病吧。 当我们的身体出现问题时,我们是从这“生病的身体”里获益的,虽然生病会带来一定的难受,但这些难受痛苦很容易归因于各种浅显客观的理由,且有药物支持,而逃避了直面内心深处更深层次的东西,某种程度上,是我们自我保护的机制。 3. 没有合适咨询师的话,怎么自我缓解   我们的内心有很多的能量,有些是对外的,有些是向内的。对外的好处理,有明确的指向对象,但是向内的,有时候我们处理不了,有时候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是什么(莫名其妙的悲伤/愤怒),这些“莫名其妙”,就是我们不知道但又的确存在的。   比如有些人容易胃痛,头痛,咳嗽,拉肚子等等。首先,你需要排除是不是因为客观因素导致的生病,比如天凉,没吃饭等等,所有客观因素/生理病变导致的,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其次,追问和联想。前面提到,身体生病是有外界的触发点,即使这个触发点可能不是那么严重。你需要去思考,在你生病前后一段时间,和谁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会找到蛛丝马迹。比如学业/工作压力大,关系不和谐等等。   问自己:为什么这会让你焦虑/担心/烦恼/悲伤……等。前面两步都简单,这一步开始有点难。许多人卡在或者跳过这一步,直接寻求解决方法,导致的结果是,不断地重复经历。   为什么领导/同事/同学的眼光让你焦虑,为什么失败让你压力大,为什么和人冲突时没有能够怼回去,为什么感到不舒服时不能直接告诉对方……你会有无数的画面闪过。   这里就有许多东西的堆砌,这些没有办法及时排解的堆砌让你身体出毛病。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决方法,有些人陷入这个思考里找答案,有些人选择先放一放去打个游戏运动健身,有些人选择找朋友喝酒倾诉,方法本身没有优劣之分,关键是对你的作用,不仅仅是这一次,还有未来的许多次。   注: 参考资料:《癔症研究》,弗洛伊德著,车文博译 图片来源:网络(侵删) 此文不是作者对该书的全部观点解析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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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深渊旁,也希望看到点点光亮

  前段时间小编看了电影《一念无明》,它讲述了一个关于陪伴的故事。余文乐饰演患有躁郁症的儿子,因为父亲(曾志伟)的逃离,而被迫照顾同样有身心疾病的母亲,母亲去世后,父亲又被迫照顾儿子。   心理疾病对于患者来说无疑是痛苦的,而对于患者家属、他们身边亲近的人来说,这也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上周我们向大家征集了有关于陪伴患有心理疾病的亲人的经历,当所爱的人患了心理疾病,你要逃走吗?你留下了吗?你要如何陪伴Ta?   后台收到了许多读者的故事。我们看到了人们的内疚、痛苦、勇敢和坚持。因为涉及到自己或朋友比较隐私的事情,所以这一期留言全部匿名。   「逃避这一切,才会让我感到安全」   1.   我前男友,总是失眠,认为生活没有希望,甚至提过想跳楼。在我一再让他看心理咨询的请求被拒绝后,我们异地半年的恋情结束了。后来当我意识到他可能有抑郁症时,已经被他删除了一切联系方式。   真正让我觉得自责和遗憾的是,在我没意识到他可能有心理问题时,曾指责他的逃避、脆弱与不负责任,甚至攻击过他的人品。为什么自己没有早点意识到他心理问题?为什么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一个在抑郁边缘的人凭空多了一些折磨?   2.   哥哥患有抑郁症已经两年,一直都是爸爸在陪伴他,今年好了很多。我经常会想逃避这一切,好像把这一切扔得远远的,我才会足够安全。我害怕,怕传染上这些情绪,害怕自己也会患上抑郁症。这种感觉让我觉得自责。   哥哥的病好了很多之后,很多时候我依然会以抑郁症患者的观点来看他,这同样让我觉得自责。我想改变自己对他的看法,给他多一点的温暖,即使很难做到。   3.   哥哥在最青春的年纪得了躁狂症,说话变得颠三倒四莫名其妙,并且时常有令人惊恐的行为。没办法继续上学,送到医院的精神科里接受治疗,出院后也必须按时吃药。   那段时间真是全家人的噩梦。妈妈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求神拜佛之类的办法都用尽了。所幸情况渐渐好转,恢复上学后为了确保他的吃药情况,爸妈每天晚上都开半小时车到学校,就为了亲眼看到他吃下药才安心。   很惭愧地说,比起事发时爸妈的心痛悲伤,我心里更多的是恐惧、厌烦,以及和哥哥一起出门时因为他的异常举动而感到的丢脸。或许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全家人的联结似乎因为这个意外变得更加深厚。爸妈的心态变得平和许多,以前对哥哥学业步步紧逼,变成了“只要他健康平安就好”。   我也越来越能感受到家人的重要,很为自己当时对哥哥的消极反应感到后悔。好像经过这件事,所有人都一下子成长了。生活还在慢慢继续,只希望一家人以后也都能一直快乐健康下去。       「Ta的情绪像摄魂怪一样,夺走我的生活」   4.   我前妻是双相情感障碍,抑郁情绪较重,两次发病都在我们相处的时间里。我一直觉得我很爱她,也一直觉得有义务和责任照顾好她。但事实来讲,我并没有做到。   当我意识到她的问题时,我想过要好好对她,不跟她吵架,但实际上我却把她当成了病人。她的敏感、顾虑、甚至情绪都被我当做了病态。随着自己精力的消耗,我越来越难以顾及她的感受,开始使用一些诸如“你能不能别想这么多”“你能不能正常一点”的语句,也就是这些最终导致了我们离婚。   5.   老公患有躁郁症已经两年多了,丧失社会功能,我既需要挣钱养家又需要照顾他。   头一年我很有耐心。我的收入够两人花,而且觉得人生那么长谁不会碰上点问题,我会陪着他慢慢好起来的。   最近他其实真的好很多,社会功能也逐渐恢复,但我却变得特别脆弱,很容易有“撑不下去”的感觉。有时心里怨他,但又不敢表现出来,怕刺激到他。仔细想想后又会很自责,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但他也没做错什么啊。   很多不了解心理疾患的人不知道患者家属们到底都要做些什么,“陪伴”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事实上,心理能量的消耗,没经历过的人怕是的确难以了解。     正常的夫妻回家后可能会互相吐槽工作、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奇葩人和事,负面情绪和压力会相应宣泄掉一部分。对于我们而言,工作压力、人际压力只能自己去面对和解决,同时还需要照顾另一半连绵不断的负面情绪。   有时候,我上着班会觉得胸口被大石块压得喘不过气,偷偷跑洗手间里休息几分钟。有时和朋友出去吃个饭完了连家都不想回,在家楼下边哭边打你们的倾诉热线自己给自己做好心理建设才有力气回家……   6.   前女友是中重度抑郁,也有边缘型人格障碍的诊断。住过院,吃过药。有过好转有过反复。现在回想起那段时光都觉得颜色灰暗。时刻需要照顾她的情绪,觉得自己特别孤立无援。   她的负面情绪需要我来帮忙安抚,负面情绪一旦表露便是天翻地覆。不断的情绪崩溃,像摄魂怪一样夺走了我们的生活。觉得自己特别没有用,不能让她好转,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经常一个人在床上躺着躺着就哭的停不下来,割舍不下,远离不了。   现在我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生活,两座城市各自安好。希望她可以越来越好。 「学习过心理学,可能依然势单力薄」   7.   我与老公相识16年,从开始的高中同学,到好朋友,到男女朋友,再到夫妻;从大学异地到努力到同一座城市;从老公长期出差的工作到换完工作两人可以天天见面;从挤车倒车到有自己的车,房;老公努力工作支持我读完博士找到了一份大学老师的工作。   然而,一向幽默阳光乐观的老公在我刚刚怀孕之时跳楼了,留下对我充满爱,对自己充满恨的遗书彻底离开了我。后来,有人说他可能患上了抑郁症。讽刺的是,我是一个学习了10年的心理学博士。老公走了,可是我该如何生活呢?   8.   曾经有一个前男友,在我决定跟他分手后告诉我,他患上了抑郁症,不想离开我,也不想告诉任何人这件事。出于害怕他病情加重或者是所谓的责任心,我们复合了。   那段时间大概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刻,打起精神陪伴他,又隐忍着不能告诉别人,最后险些自己撑不过去。还好,后来他告诉了朋友,一个基友和他一起住,陪伴他走过了那段抑郁的时光。   这是一个失败的例子。那一年,我24岁,走在毕业找工作论文盲审实习兼职各种压力之下。后来,我去考了二级心理咨询师,面询考试的时候,老师问我为什么要考这个,我说,因为那段时光的无助,让我想学会如何能更好地去面对生活。     「行走在深渊旁,也希望看到点点光亮」   9.   我丈夫也是抑郁症患者,两年多前有一次自杀未遂。当时双方父母都靠不住,我们两人又都是博士在读,基本全部压力都在我身上。我在实验室不管有多少工作,都必须按时回家,回到家尽量控制自己不对他说任何负面的话。   后来我自己情绪很不好,去看了学校里的咨询师,校医还给我开了百忧解。大概有半个月挺难熬的日子。后来还是幸亏他的咨询师给力,和我说他应该不会再次自杀了,这段日子才看到点点光亮。   10.   母亲是大家眼中的“好人”,和蔼可亲,勤劳朴实。很少有人相信她对家里人严厉苛刻,会为一些小事没来由的发脾气,歇斯底里的又打又骂,甚至用各种恶毒语言诅咒谩骂。   父亲花了半辈子的时间改变她,徒劳无果。而我,从小就对她又爱又怕,非常恐惧依赖和认同她。     两年前我才认识到她有人格障碍。经过几年的咨询,逐渐认识到她不稳定的精神状态,认识到自己遭受的创伤,慢慢的与她从共生状态分离出来,虽然这过程也是遍体鳞伤。   现在的我单独出来住,几周回去看看父母,与她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对于她突然的发作,如果不严重,尚可保持冷静。如果她突然猛烈的攻击,我仍然会承受不住。会寻求家里其他人的支持,会希望家里人能帮助我送她去医院。   大多数时间,我都愿意照顾她。在她发作的时候,也可能会非常厌恶她。关心爱护也好,厌恶她、希望她快点消失也好,我想都是正常的,谈不上高尚,也不至于恶劣。陪伴心理问题甚至精神疾病的人,就像在深渊旁行走。无论如何,先照顾好自己吧,允许自己愤怒、悲伤、崩溃,我们都是人,不是神啊。     以上,就是10位陪伴者的故事。 电影《一念无明》中,父亲参加了针对精神疾病患者家属开展的教育互助小组。很多病友家属坦白,算了,太累了,放弃Ta吧,把Ta送回精神病院,大家都好过。但父亲还是选择了让儿子留在自己身边,他逃离了一次,也许是因为恐惧、也许是愧疚,但这次,他选择留下。 一个人可以轻易地学会不在乎,就像影片中曾志伟扮演的父亲所说:“当个‘混蛋’很容易,搞不定的,就撒手不管”,事实上,他在美国生活的大儿子与家庭彻底切割开,也确实过得最好。 但学会在乎,却要付出千百倍的努力和勇气。就如这些与患者一起面对心理疾病的人们,他们承受着并不亚于患者本身的痛苦,焦急、沮丧、愤怒、与耗竭,他们同患者一样勇敢。   以下是简里里为心理疾病患者家属提供的一些小建议: 1. 不要希望对方按照我们的期望迅速地好起来 这会使得生病的那个人产生更多的压力和自责,也会使得家属自己体验更多的无力感和挫败感。 2. 允许自己有各种各样的情绪 以前有人讲说,自己妈妈抑郁很严重,每次自己遇到高兴的事情,总会觉得愧疚:“妈妈这样痛苦,我哪有资格高兴!”;或者面对患病的亲人,对自己的无能为力而产生愤怒。 亲人生病,并不意味着你永远被剥夺了快乐的权利。每一个情绪都有其产生的理由,并不需要过分苛责自己。 3. 你有权利来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情绪 我的意思并不是要你去伤害那个生病的人。而是同样多给自己独处的时间、自己的兴趣、按照普通生活的样子,去经营自己的生活。 4. 先照顾好自己 一个人生病,我们去理解Ta的病情,理解Ta的局限,但并不意味着你作为家人,就要做一个“牺牲品”,把自己奉献出去。 原谅自己的不能,接纳自己的局限,也建立自己的边界。当你觉得耗竭的时候,花些时间好好照顾自己。 你得先照顾好自己,才能够照顾好他人。   “你只需要陪着他。如果情况不乐观,就一天一天慢慢来,如果一天的时间太久,那就一小时一小时来,如果一小时也很困难,那就一分钟一分钟地陪他。”   “我们来玩一个游戏,游戏叫做:我与你的下一分钟。”   ——《Skam》   公众号原创文章归简单心理版权所有 任何组织,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转载和二次修改 转载请联系:media@jiandanxinl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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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是我们和死神之间的一堵墙”

    本文字数 2000+ / 阅读需要 6 min 今天的正文开始之前,想先和你分享一位老人,真实的死亡记录。   但也许和你想象的死亡场景完全不同:   喝下毒药的老人名叫傅达仁,曾是台湾体育圈的传说级主播——当然,这种身份地位在死亡面前并不重要。   因为不想再忍受胰腺癌的折磨,不愿再接受全身插满导管的治疗,傅达仁于2018年6月份在家人陪同下前往瑞士接受安乐死,结束了生命。   他在临终前录制的视频,在前不久刚刚被子女们向外界发布,曝光网络。     也许你也和我一样,从来没想过“死亡”一词,可以和视频中那般场景同时出现:   人人穿戴正式,周围光线明亮,身边儿女成群,死者面带笑容。   明明事关死亡,却充满尊重和阳光。   这件事自然引发了很大争议,关于“安乐死”可能会存在的问题——比如一旦“安乐死”被认可,就会有人“被安乐死”。   但,今天我们不聊“安乐死”,我们想借此聊聊更大的问题:“死亡”和“有尊严的死亡”。     在中国人的文化中,这无疑是一个被避讳谈及的话题。生者谈论死亡,总显得那么“不吉利”。我们甚至为“死”找了许多替代词,比如“没了”“走了”“离开了”......   可你有没有想过,自己要如何面对父母未来的死亡?   每个人生命中总要面对死亡——面对父母的死亡,甚至面对自己的死亡。   如果我们连“谈论”都做不到,又如何面对?    面对死亡, 我们总是措手不及      当父母身患重病,是应该据实已告,还是隐瞒病情?   多数情况下,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不知该如何回答的问题,也第一次感到与“死亡”的距离。   死亡让人害怕,让人感到万念俱灰,所以我们经常为给到亲人“希望感”而隐瞒真相。   这种隐瞒并不容易,我们时刻都会害怕对方发现,时刻心怀惊慌和愧疚。   那么,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得知自己生死的权利?   隐瞒病情,是否相当于剥夺了对方去规划人生最后时光的机会?   反过来说,当你一直以为自己马上会好起来,死亡却突然降临,你毫无准备,在惊慌的同时,又是否会心生怨恨?       紧接着,又会出现第二个很多人毫无准备、却必须要面对的事情:   父母的生命质量无法保障,是否使用呼吸机等生命支持系统来延长生命时间?   当父母面临死亡,我们经常会不顾一切地让对方活下去。我们很容易产生“坚决不放弃”的执着,不管这是否会为他们带来痛苦。   心肺复苏,是抢救的常用方式,你一定在电视上见过。当一个人心脏暂停,旁人会用电击、按压、药物等方式,强行使心跳恢复跳动。       事实上,这样的抢救过程对于病人来说极其痛苦,甚至会造成二次伤害。   而心肺复苏只是延长生命的方法之一。医院病房里,还有人选择气管切开、人工呼吸机等等。   对死亡的避讳,让我们很少去谈论与思考“如何面对死亡”这个话题。因此,当我们必须面对它时,总是仓皇失措,总有太多没来得及思考,却必须要做出解答的问题。   此时的Ta,究竟期待怎样的医疗服务? Ta是否真的愿意使用生命支持系统,来延长自己的生命? 我们如何对待Ta,会让他感到支持? Ta希望我们如何面对自己的生死?   太多问题会影响到我们的选择。   如果我们在很早的时候就思考过死亡,并且和父母坦诚谈论过彼此的答案,结果也许会更容易面对一点。   再然后,我们会意识到第三个从未考虑过的问题:   父母离开后,我们该怎么继续自己的生活?   父母离去, 我们便直面死亡   前两天看一档综艺,高亚麟说了这样一段话:   父母是我们和死神之间的一堵墙。   父母在,比如说你今年三十,你不会琢磨(死亡),你六十你都不会琢磨。   因为你老觉得,有一堵墙,挡在你和死神面前,你看不到死神。   父母一没,你直面死神,跟你年龄多大没关系。就像我现在就是父母都没了,我能清晰地看到我的尽头。   另一位爸爸也说道,当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才意识到,其实自己马上也会迎来这一天。   若没有思考过死亡,多数情况下,我们都难以接受一系列的巨大变化。Worden(1999)提出的哀伤辅导模型指出,经历丧亲之痛的我们会经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接受丧失——我们往往需要做出非常大的努力,才能接受亲人已经离开的事实。   第二个阶段是经历痛苦——我们需要充分地表达情感,给自己足够的时间来经历哀伤。也许你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来抒发情绪,例如大哭、写信给逝者、甚至绘画跳舞,才能走出痛苦。   第三个阶段是重新适应——这或许是最艰难的时刻。我们需要找到这段经历对于自己的意义,也要开始思考失去了对方的生活对自己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去重新认识死亡,以及重新认识自己的生活。   第四个阶段是重建关系——我们需要在情感上重新定位逝者的位置。走出一段丧失亲人的哀伤,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完全切断和Ta的连接,而是找到新的方式,将他们”安置“在我们的心里。   重要的是,当我们经历这四个过程的时候,必定不会像想象般顺利——   心理学的“依恋与哀伤双程模型”,深刻地揭示了这个过程:           走出哀伤,注定是一个在丧失和恢复中不断摇摆的过程。   只是,如果我们尽早和父母坦诚交流过“死亡”,这个过程也许更容易度过。   我们最终总要直面父母的死亡,然后开始直面自己的死亡。   谁都可以避谈死亡,但谁都不可能避开死亡。   那不如,直面死亡,谈论死亡。   毕竟谈论死亡,是为了生者更好的活着。   悠悠/ 酒鬼 ✑ 撰文        心里有事? 心理有事,来「简单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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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病重,要不要如实相告?

近几年常常有朋友问我,有家人身体检查结果很不乐观,看了好几位医生都说可能剩下的生命不到一年了, 该不该对当事人说实话? 是不是瞒着当事人更好? 虽然我总是在安抚他们的情绪之后给出再简单不过的答案——告知实情,但他们似乎对这个答案感到很为难,一方面是埋怨我被西方思维荼毒、越来越不能体察中国文化的禁忌,另一方面也表示其实自己在家里做不了主。 作为朋友,我能做的只有告知我的真实态度,至于朋友们怎么选择,不便多说。 作为这个领域科研工作者和心理咨询师,我也想整理出一些亲身体验、临床观察和研究发现,希望更多人能更全面地考虑这个问题。 告诉还是不告诉?一个艰难的选择 意大利的一项研究发现,在622名末期病患家属中,66.2%的人选择了把完整信息告诉病人,包括诊断内容、治疗方案和预后情况,这种情况下,家人通常会跟病人一起与医生见面;21.9%的人选择告知部分信息,包括一些模糊的诊断和治疗信息,但绝口不提预后情况,这类家人通常会先单独跟医生沟通,然后再向病人转述已过滤的医生的话;还有11.9%的人选择不告知,完全阻断了医生与病人之间的沟通(Locatelli et al., 2010)。 在中国文化下,决策过程更是以家庭为中心:家人更希望先于病人与医生沟通,之后再决定是否告知病人实情(Back & Huak, 2005),更有家人明确要求医生不要告诉病人实情 (Hu et al., 2002)。 为什么家人不想告诉病人呢?东西方文化中的人们或许有着同样的担心。 意大利研究者对选择部分告知或不告知的家人进一步的访谈发现,家人们是出于对病人的心理承受能力(40.2%)、疾病严重程度(32.5%)和年纪(20.6%)的考虑而做出这样的选择,他们认为告知实情会导致病人情绪不稳(67%)、产生焦虑和抑郁(55.7%)、拒绝治疗(9.8%)、甚至是自杀(3.6%)。值得注意的是,有26.8%的家人表示自己并不知道病人听到实情后会出现怎样的反应,他们只是猜想告知实情可能会伤害病人。 家人的担忧固然重要,可是,病人自己怎么想呢? 在意大利,只有3.1%的病人明确要求家人和医生不要告诉自己实情(Locatelli et al., 2010)。另一方面,研究者从中国末期病患的医生护士口中了解到,98%的病人想知道自己的疾病诊断,而且,高达87%的病人想了解全部信息(Wuensch et al., 2013)。 在意大利,即便是选择不告知病人,大部分也是家庭成员们共同讨论的结果(Locatelli et al., 2010)。而在中国,做决定的往往是整个家庭中年纪较长、地位较高的男性(Blackhall et al., 1995)。可惜,这些男性家庭成员恐怕不是最了解病人内心想法的人。夜以继日照顾病人的,要么是护工、保姆这些家庭外部人员,要么是女性家庭成员(Delgado & Tennstedt, 1997)。了解病人需要的人并非告知实情的决策者,病人的心声谁能听到? 该不该告诉病人实情?答案可以很简单,没有人比亲临死亡的人更有权利决定自己如何面对死亡。答案也可能很复杂,面对想要知道实情的病人,健康服务工作人员需要考量哪些伦理准则呢? 首先是病人的知情权(informed consent)。香港医院管理局(Hospital Authority)规定了病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了解疾病详情、治疗方法、用药情况、医疗费用、以及其他想知道的疾病相关信息。 其次是病人的自主性(autonomy),即尊重病人的意愿。香港医院管理局也规定,病人享有咨询多个医生、决定接受或拒绝治疗方案等权利。如果只按照这个原则行事,医务工作者可以很简单地做出判断,可以越过家人直接告知病人。 可是,别忘了伦理原则里还有不伤害(non-maleficence)、行善(beneficence)和公平(justice)。末期病患家属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的荒谬臆想。虽然绝大部分病人表示自己想知道实情,但在真正听闻的那一刻会出现怎样的情绪波动,实属难料。有人会长舒一口气,感叹几经寻觅后终于找到了答案;也有人尽管做足了心理准备,知道真相后却惊恐万分、惴惴不安,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害怕死亡、担心不够时间完成梦想、害怕家人担心、担心家人担心自己、担心自己离开后家人的生活,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如果医务工作者不探索病人的真实态度和想法、不考虑整个家庭的状况和资源、不平衡告知病人真相和照顾家人需要而贸然告知病人实情,不仅会扰乱当事人的情绪状态,也可能会破坏整个家庭的支持氛围,一不小心就成为一个既未能对病人行善、还给病人带来伤害的人。 实情虽残酷,告知有技巧 其实,医务工作者和家属都心知肚明,告知实情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可究竟要在什么时机、用什么方式去告知呢?沟通技巧训练尤为重要。 美国精神病学教授Walter F. Baile(2000)提出了SPIKES六步沟通法,帮助医务工作者更好地去告知病人和家属实情,无论是医生、护士、医务社工、医院里的心理咨询师等,都可以获益于这个六步沟通法。北京肿瘤医院的部分医务工作者曾接受过SPIKES六步法的培训,培训之后,学员认为自己更有信心和能力去告知实情、提供高质量的医疗咨询、帮助病人和家属接受这个坏消息 (Wuensch et al., 2013)。 第一步:设置好谈话(S: SETTING UP the Interview) 医务工作者在见面之前可以心里简单捋一遍自己要说的内容、预想一下病人(及家属)可能会出现什么情绪反应、自己该如何处理。 在谈话环境方面,需要找一个保护隐私的地方,如果安排不了独立的房间,可以把谈话空间的窗帘拉上,隔绝外部干扰,坐在舒服的地方,保持舒适的距离。 让病人邀请一位重要的家人或朋友一起参与谈话,谈话过程中时不时地进行眼神接触。如果谈话有时间限制、或者预期会出现什么干扰,也要在谈话开始前向病人说明,做好心理准备。   第二步:评估病人的看法(P: Assessing the Patient's PERCEPTION) 在开始告诉病人信息之前,先听听ta对自己的状况了解有多少 ——是否了解自己的疾病诊断、严重程度等。通过病人自己的讲述,你可以了解他的了解程度、用语习惯,也可以在随后的谈话里更正一些错误理解和不切实际的期望。你可以通过这样的问题来了解他对自己状况的看法:“到目前为止,你关于自己的疾病都知道些什么?你通过家人都了解到了什么?你知道昨天的检查结果是什么意思吗?”   第三步:获得病人的邀请(I: Obtaining the Patient's INVITATION) 虽然大部分病人都想知道自己的疾病状况,但也有一些人不想知道。所以,医务工作者最好在听到病人明确的邀请之后再进行解说。 如果没有听到直白的邀请,也可以直接询问病人:“你现在希望了解所有的资料,花些时间讨论接下来的治疗方案吗?”   第四步:给予病人知识和信息(K: Giving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to the Patient) 终于来到了解开谜底的时刻。可以用这些话作为开场白:“我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或者“很抱歉,我要告诉你……”做好听到坏消息的心理准备这有利于缓解焦虑的感觉。 在告知实情的这个阶段,更多的是从医务工作者到病人的单向传递信息,所以要注意以下几点: (1)从病人能理解的范围开始解释; (2)尽量避免使用专业术语; (3)避免过度直接,比如“你的状况现在非常严重,如果不马上开始治疗,你就会死”; (4)一小块一小块地透露信息,确保病人理解每一部分; (5)如果预后的确非常糟糕,避免表现出“我们什么也做不了”的态度,毕竟,即便不能再积极治疗疾病,我们可以帮助病人控制疼痛、缓解症状、介绍和安置宁养服务。有研究甚至发现,在得知生命只剩下不到六个月时选择不治疗、转而接受宁养服务(palliative care)的肺癌病人,寿命比那些选择继续不顾一切积极治疗的病人还要长约三个月(Temel et al., 2010)。   第五步:用富有同理心的回应对待病人的情绪(E: Addressing the Patient's EMOTIONS with Empathic Responses) 这是挑战最大的部分,病人(及家属)可能会沉默、不相信、哭泣、否认、生气,这些往往表达的是震惊、自我孤立或哀伤。 富有同理心的回应包含以下四个部分: (1)观察病人的情绪; (2)通过说出这些情绪的名称来确认情绪,记得使用开放式问题; (3)寻找情绪出现的原因; (4)当给予病人一段时间表达情绪后,也让ta知道你与ta的情绪有连接,也能理解ta出现这些情绪的原因; (5)使用一些探索性的问题帮助病人更好地表达情绪。   第六步:共同寻找策略并总结(S: STRATEGY and SUMMARY) 对未来计划清晰的了解有助于缓解病人的焦虑和不确定感。同样,在为病人提供治疗方案之前,先了解一下ta是否已经有了打算,先探索ta对治疗的知识、期待和希望,并了解对ta来说最重要的目标。治疗方案要在双方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确保病人的需要和期望最大限度地得到了满足。 亲耳听闻、亲眼目睹的很多个案告诉我,如果我最亲近的家人不幸患上末期疾病,不要着急替ta做决定,先想一想,ta是否想知道实情?我知道ta在这最后的日子里最想做什么吗?如果在ta完全失去行动能力、或者离开我们之后,我才知道ta的心愿而没有机会去完成,我会不会内疚、自责、后悔?我以后会不会怪自己没让ta选择自己想过的生活? 在支持、理解、尊重的氛围下开放地沟通,要比家里每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却假装什么事也没有来得更轻松、告别更完满,对家人是,对病人更是。   参考文献: 1. Baile, W. F., Buckman, R., Lenzi, R., Glober, G., Beale, E. A., & Kudelka, A. P. (2000). SPIKES—a six-step protocol for delivering bad news: application to the patient with cancer. The Oncologist, 5(4), 302-311. 2. Locatelli, C., Pioselli, P., Cicerchia, M., Raffaele, M., Abbatecola, A. M., & Repettp, L. (2010). Telling bad news to the elderly cancer patients: The role of family caregivers in the choice of non-disclosure. Journal of Geriatric Oncology, 1(2), 73-80. 3. Temel, J. A., Greer, J. A., Muzikansky, A., Gallagher, E. R., Admane, S., Jackson, V. A., et al. (2010). Early palliative care for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63(8), 733-742. 4. Wuensch, A., Tang, L., Goelz, T., Zhang, Stubenrauch, S., Song, L., & Hong Y., et al. (2013). Breaking bad news in China – the dilemma of patients’ autonomy and traditional norms. A first communication skills training for Chinese oncologists and caretakers. Psycho-Oncology, 22(5), 1192-1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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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人雷区手册》

上周我们向大家发起了一个话题征集: 你经历过最烂的安慰人的方式是怎样的? 没想到反响异常热烈,吐槽源源不断。 有些人是被不适当的安慰深深伤害过,难以释怀;也有些人因为曾以不适当的安慰伤害过别人,而歉疚至今。 我们精选了一些留言,做成了经典反面教材:《安慰人雷区手册》。抚慰那些曾经被安慰炸伤的人们的同时,不妨也提醒自己,以后安慰人,这些话千万不能说啊。   1. 比惨型 争先恐后当弱者,大家惨才是真的惨 @刘静文  你和他吐槽,他一脸不屑一顾地说:这算什么啊。然后说一个比你更狠的吐槽。 好吧,你惨你先说。   @suzume酱  “你这还不算最惨的,那谁谁的情况更糟!”   @马琼勉  “我肚子好痛。” “我也痛。”    @匿名 有次喝多了说到小时候被亲人猥亵的事情,我说:“有些人活着就是活着,但另一些人能活到现在其实是幸存者。” 结果对方说:“你觉得就你最惨是吗?那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怎么算?那慰安妇呢?”     2. 补刀型  神补刀之“是你自己不好” @suzume酱  “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肯定是你还做得不够好嘛。” 手动再见,我先哭会儿。   @光年间隔  “你就只知道抱怨。”   @十元  “我觉得你是太敏感了”。   @小卷子  你难过,但是你有没有反思过自己的问题,尝试改变自己?不能总说,我生病了 ——在我得了抑郁症,怕影响身边的人的情绪,尝试解释自己的病态行为的时候,当时的男友总这么说。   @双子座小包子  和家里人倾诉,他们会说,“那怎么办?你自己选择的就得认命。”   @133*****099 有一次坐公交车被踩到脚趾头,出血了,晚上还要去上课。打电话跟爸爸诉苦,结果他回我,“谁让你穿凉鞋。”   @任若晴  “这么一点事,还不至于这样吧,据说爱哭的人都很作。”   3. 听完一脸懵逼型  我一定是交了个假朋友 @瑶  “心情不好,不舒服,要感冒。” “真的吗?回家洗个凉水澡。”   @白小狈  焦虑症发作的时候,告诉弟弟自己心慌气短,心跳有100下。 弟弟(医生)说:“不要紧的!我们科室上次有个病人心跳200下,都撑过了好几天才死。”   @袁春龙  “卧槽,他们怎么能这样对你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Coxyin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个笑话。” “那你就笑吧。”   4. 不以为然型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是黄小咯吗 @v  “你想多了吧……” “你就是想太多。”   @光年间隔  “你不要以为好像就你一个人好委屈。”   @Mero. “你的的条件已经够好了,你想想有多少人比不上你,知足吧。”   @弗里德里希与近视眼  父母离婚头一周,同桌说:“多大点儿事儿啊,现在离婚的家庭多了,人家也没跟你这样啊,你就管好你自己就行……”听完顿时更难受了,并且多年来回忆难过的事情,这句话都会蹦出来。   @柚子的贝尔曼 “你这个不算什么,大家都这样的,谁没经历过啊。”   @132*****099 “你这么小,能得什么焦虑症啊”   @慧。昙。喵! 艰难地从抑郁症中恢复着,有天觉得情况不太好,告诉他。他发信息说:你没那么惨。看到那句话,本来就压抑的心更加沉重,感觉喘不了气了。   @shanshan “因为工作就想自杀,不至于吧?不就是工作吗。”   @氾又大  跟朋友说:我现在抑郁症很难受。 朋友说:“什么抑郁症,你就是想太多了,自己不乐观,把抑郁症太当一回事了。”   @芷盈  “都这样的啦。” 最讨厌安慰时听到这句话,因为感觉别人认为自己倾诉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不值一提的话,没有必要拿出来说。但是对于倾诉者来说,倾诉的事情真的很难过。   5. 求安慰反安慰别人型 折了翼也要做小天使 @miffy  和闺蜜吐槽:“我的工作压力大,然后还……” 还没等我说完,她就说:“我也是!我和你说,我的工作……” 结果变成我安慰她了……   @Empathy.🍃 有时自己搞砸了某件事,朋友说,诶呀别提了,我比你更惨,我做的更烂。 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   @素雅  最烂的莫过于,安慰到最后发现变成了自己安慰别人,所以从此以后不再轻易找人吐槽求安慰。或者如果有人向我求安慰,我也只做个倾听者,绝口不提自己。   @龚智慧  最不喜欢的就是用比惨来安慰对方的人,这样都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我来安慰她了,完全没有得到安慰好吗。   @匿名 GPA前20%的人非得说自己考砸了,要我这个排名后20%的人安慰。   6. 套路鸡汤型 不要不开心啦~ @别低头皇冠会掉 别流泪贱人会笑 “别伤心,往好处想想,出去转转心情就好了。” ——结果刚出去就下起了大雨。     @路 “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为什么不开心点过呢?”  我很害怕工作场合,适应的很慢,跟室友说这件事,室友回:“不要怕,有什么好怕的!”可是我还是会怕。    @彥嘉  就在昨天,抑郁治疗一年多未果、还在挣扎的我,终于鼓起了勇气做到之前一直做不到的事:向好友倾诉。朋友让我想想世界上比我惨的人,要我改变自己,学习感恩。   @LXQ  “没事没事,一切都会过去的。”   @柚子的贝尔曼  “看开点就好了。”     @齐庚鑫 “坚强点,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凡是打不死你的,都会令你更强大。多出去交交朋友,多接触正能量。”   @Catdoll “要坚强,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7. 压根儿没想安慰你型 控制不住要友尽的心 @微  说了很多,对方回复:“哦。”   @suzume酱  (心不在焉地)“哎呀,很正常很正常,大家都这样嘛。”   @吴 天 予  “关我屁事。”   @还要我怎样 “哎呀,有人安慰你就不错啦。” 一条一条看完了所有回复,心疼大家一整天。 在痛苦的时候,鼓起勇气向别人袒露自己的伤口,去寻求帮助,却没能得到有效的安慰,甚至再次受到了伤害。在这种时刻,一定会感到更加地无助。   相信每一个想要安慰他人的人,其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有时因为方式的不对,反而让这种善意变得伤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被安慰的方式。我们无法给出一个普适的万能安慰步骤,但却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决策的方法。   道理我都懂,只需要你片刻的包容和倾听   留言中也有很多人提到,其实去寻求安慰,并不是非要对方给出什么解决办法。 Youtube上一个小短片很风趣地揭示了这个道理: 短片一开始,女生说,自己最近总感到压力很大,很不舒服,但具体怎样不舒服,她也说不清楚。 然后,镜头一转,照到了这个女生的侧脸: 欸??!脑门上有颗钉子欸! 于是男朋友自信地指出了问题所在。 然后男朋友说:“你感觉不舒服就是因为钉子啊!把钉子拔掉就好了呀!多么简单的事情!” No,wrong answer. 但男朋友还是执着于解决掉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 女生愤怒地说:“你为什么老想解决问题而从不听我说话!?” 于是同样的那一套又来了…… 而这一次,男朋友决定共情一下对方: 咦?好像有效耶…… (可是钉子还在啊喂!) 我们生活中也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虽然来寻求安慰的人不会真的有颗钉子在头上,但他们遇到的问题在我们眼中常常是显而易见的。 人们很容易关注到这些钉子,急于帮别人把钉子拔下来。 但是在钉子和这个人之间,隔着一团迷雾,叫做“Ta的感受”。只有当Ta的感受被听到、被看见,Ta才能看到这颗钉子,看到解决方案。 在那种时刻,不过是希望被支持、被包容。 以自身的角度去主观臆断他人所经历的苦难,轻易地对他人的感受做出负面的猜测和评判,这无疑是更加伤人的。 一个人的痛苦,其实很难被他人真正感同身受的。对于安慰者来说,若能做到不加评判地耐心倾听,就已经给对方莫大的安慰了。 所以如果你拿不准,不如直接问对方:你想要倾听,还是解决方案?   也许理解、共情是很难,但尊重对方,尊重彼此的差异,并不难。 如果你有一个善意的出发点,那么就别让不妥当的安慰方式掩盖了你的善意。   "Perhaps that's why prayer works, sometimes, for some people. Because God is muteand. He/She doesn't give advice or try to fix things. So please listen and just hear me." 也许这是祈祷时常对一些人有帮助的原因。因为上帝不言语,不给建议不直接去解决。所以,请听我说话,且认真地听。 公众号原创文章归简单心理版权所有 任何组织,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转载和二次修改 转载请联系:media@jiandanxinl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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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人为什么会出轨?

文/李敏楠   煮茶君最近在看韩剧《夫妻的世界》,女主角身边人和男主角一起合谋的出轨谎言让人震惊和愤怒;而与影视作品不相上下的还有近期一连串的情感热搜故事。   在网友们一次次的感叹再也不相信爱情的同时,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这样?” 在关系中保持忠诚真的那么难吗?   性学杂志的一期栏目(2017)做了一次网络问卷调查,询问495位曾经在恋爱中出轨的人,并询问他们出轨的原因。参与者包括259名女性,213名男性,以及23名没有说明性别的人。   参与者的主要背景:  大部分是异性恋(87.9%);  主要是年轻人(平均年龄20岁);  不一定是恋爱关系(只有51.8% 的人表示有过某种恋爱关系);     这个网络随机研究发现了8个导致出轨的关键因素。不过,这些因素并不能解释所有的出轨行为,但它提供了一个框架去理解为什么人们会出轨。   01 八个关键因素     因素1:愤怒或报复   有时出于愤怒或报复的欲望,人们会选择出轨。   如果你是被出轨的一方,你必定会感到很震惊,很愤怒,也很受伤。因此,你很有可能想让对方经历同样的情绪,似乎这样,对方才能真正理解给你带来的痛苦和伤害。换言之,对方伤害了我,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不过,愤怒导致的出轨也可能有其他的原因,包括:    当你的伴侣似乎不理解或不能满足你的需求而感到沮丧;  当你的伴侣常常不在身边而感到生气;  当伴侣难以给予你情感上或身体上的需求而感到失望;  争吵后的愤怒或沮丧。   不管潜在的原因是什么,愤怒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驱动力,促使人们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   因素2:“失恋”-失去新鲜感   人们会因为相互吸引,坠入爱河里,然而这种热恋感总有一天天会消退。热恋时,一条微信都能让对方开心一个上午,或者看到对方时,总会脸红心跳的。此刻,对方就像一束光,无论他在哪,你都被深深地吸引住。    当人们进入关系的下一阶段,脑海中增加的多巴胺分泌会自行减退,激情和兴奋感就会减少,你会有种“失恋”的感觉。不过,“失恋”感并不意味着不爱对方。这会让你难以离开一段给你带来归属感、稳定、和安全的感情。     只是,处于没有浪漫的爱的关系里,会让一些人更渴望体验爱情,从而导致出轨。   因素3:机会和情景因素   有机会出轨会使得不忠行为更容易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有机会,人们就会选择出轨。其他因素往往(但并不总是)促发了不忠的动机。   比如,你感觉到近期和伴侣之间的关系有些疏远,感到很难过,而且你的伴侣常说你长得不好看,你会加重因外表所产生的自卑感。一天,某位异性同事和你说: “我真的被你吸引了,我们找个时间聚聚吧。” 你会怎么选择?     也许,这些还不足以让你做不忠的行为。但是,加上其他的情景因素,比如你们之间的距离、你对自己外表的感觉、你同事的关注等,都可能会让你更容易出轨。   还有一些情境因素也会增加不忠的可能性,即使你处于一段令人满意的关系中,包括:   喝了很多酒,和其他人发生关系; 在极其痛苦的事情发生后,想要安慰; 生活或工作在有身体接触和情感联系的环境中。   因素4:承诺问题   在某种程度下,对承诺有困难的人可能更容易出现出轨行为。毕竟,承诺对每个人来说并不意味着同样的事情。另外,伴侣之间可能对关系的状态有很不一样的看法,比如是否排他性等。   还有一种类型的人,有可能真的喜欢对方,却很害怕对伴侣做出承诺。遇到这样的情况,这种类型的人,很可能会以不忠的行为作为逃避承诺的方式,即使他们内心深处是想要留在这段关系里。     与承诺有关的不忠的其他原因可能包括:    缺乏长期承诺的兴趣;  想要更多的性伙伴;  想要摆脱一段感情。   因素5:未满足的需求   有时,一方或双方对亲密关系的需求在一段关系中得不到满足,大部分人会选择留在这段关系中,并且尝试改变和改善关系。   然而,如果长时间情况没有改善,自身的需求总得不到满足,就会导致沮丧和失望。这为不忠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理由和机会。   (1)性需求 未满足的性需求可能发生在以下情况: 伴侣有不同的性冲动; 伴侣有不一样的性趣;  夫妻中的一方或双方经常不在家。     (2)情感需求 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也会导致不忠。情感不忠很难定义,但它通常指的是一个人在非伴侣身上投入了大量情感的情况。   如果你的伴侣似乎对你的想法、感受或者话语都不感兴趣,你就可能和感兴趣的人分享。这很可能会形成一种类似于关系的亲密关系,比如红颜知己、男闺蜜等。   因素6:性欲   单纯的性欲望就可以激发一些人出轨。不可否认,前文所提及的原因,都可能在出轨中起到一定作用。   有的人就出现性欲望,就会去寻找机会,而没有任何其他的动机。即使拥有满足的性关系,也可能希望与其他人发生关系。这可能是由于高水平的性欲,不一定是关系中的任何性或亲密的问题。   因素7:想要多样化    在一段关系中,对多样性的渴望通常与性有关。比如,有些伴侣在很多方面都合适,只是性行为太单调。     多样性也包括:  不同的对话或交流方式;  不同的非性行为;  对别人的吸引力;  除了现在的伴侣,他们与其他人的关系。   吸引力是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可以被很多类型的人所吸引,但这并不意味着仅仅因为你处于一段关系中就停止,所以有的人会选择开放式关系。   因素8:低自尊    想要提高自尊心也会导致出轨。和一个陌生人发生性关系可以带来积极的感觉,可能会感到充满力量、有吸引力、自信、或者成功感。这些积极的感觉可以增强自尊心。   许多因为自尊问题而出轨的人都有充满爱的、支持他们的伴侣,他们常被给予同情和鼓励。然而,对于低自尊的人,可能会这么想伴侣,“她们必须这么说,”或者“她们只是不想让我感觉不好。”   而从一个新人那里得到赞赏和认可,感觉会很不一样。对于那些自尊心低的人来说,这可能看起来更真实,他们可能认为这个新人没有说谎或夸大的“关系义务”。     02 另一半出轨了,该怎么办?   这项研究的结论,出轨通常与其他人没有太大的关系。   许多欺骗伴侣的人是爱着他们的伴侣,并没有任何想要伤害他们的欲望。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竭尽全力不让他们的伴侣知道他们的不忠。尽管如此,它还是会对一段关系造成重大影响。   出轨不一定意味着这段关系的结束,但是度过这个关口需要努力。   如果你的伴侣出轨了,你该怎么做?   如果你已经被出轨了,除了出现各种负面的情绪,你可能会想尽一切办法来修复你们的关系。又或者,你想放弃这段关系了。   如果你不确定如何处理这种情况,你可以这么做:   和你的伴侣谈谈。你们可以找一个伴侣咨询师或者中立的第三方参与讨论,找出你伴侣的出轨动机,这可能会帮助你做出决定,但最好避免谈论过于真实的出轨细节。   询问你的伴侣是否想继续这段关系。有些人出轨是因为他们想结束这段关系,所以了解他们的感受和想法很重要。   问问你自己是否可再次信任你的伴侣。重建信任可能需要时间,你的伴侣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你认为自己再也不能相信他们,可能就无法修复你们的关系了。   问问你自己是否还想要这段关系。你是否真的爱你的伴侣,是否决心想要解决任何潜在的问题?你认为这段关系值得修复吗?   寻找心理咨询师谈谈。如果你打算在不忠之后继续维持一段关系,强烈建议进行伴侣咨询,但是个体咨询也可以帮助你,整理自己目前的情绪状态。   03 底线   你可能听说过“一次出轨等于终身出轨”这句话。有些人的确会反复出轨,而有的人则不然。有些伴侣经历过不忠行为,并得以有效处理,往往可以加强这段关系。   但是对于亲密关系来说,诚实面对伴侣之间的关系,确保双方在关系中找到各自的界限和责任,彼此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坦诚地沟通是很重要的,这可以有效地增加彼此的信任和安全感。   如果你真的接受不了伴侣出轨,请果断离开。   Reference: Legg, J. Timothy. (2019). Why do people cheat in relationships? Healthlin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healthline.com/health/why-people-cheat 原文首发:三竹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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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生命中的丧失带给我们的……

毫不夸张地说,这部《This is us》真是把我哭瞎了。上一次身边放着纸巾盒一把鼻涕一把泪看得不能自已的是韩剧是《请回答1988 》 。 这两部剧曾经荣登豆瓣2015和2016得分最高的韩剧和美剧。当之无愧的催泪弹剧。 关于这部剧的故事梗概以及第一季的内容概要我在这里就不赘述了。大家可以翻阅其他相关影评。这篇文章我重点想从心理学的角度尝试探索和分析在第二季中慢慢被揭开的“父亲之死”对整个家庭在接下来的20年里产生了怎样的心理影响而导致了第一季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同一个家庭的三个兄妹的“独特人生”。 一开始我们可能无法很好地理解,为什么一个看起来如此健康,温情,其乐融融的家庭里,会出现摄食障碍患者,药物成瘾者,以及一个对自己无比苛刻的完美主义者。三个孩子在一对“标本式”好父母的养育中长大,却依然在中年时陷在各自的人生“漩涡”里拼死挣扎。当然这也许正是此剧最吸引人的地方,我们看不到烂俗的高富帅白富美和傻白甜,也没有童话般王子和公主的happy ending。有的只是每一个普通人的真实的人生,真实的人生是什么?是大量的不完美,是各种人性的弱点和人生的局限,是大大小小的缺失和遗憾,是隐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同程度的种种“症状”。Kate一直用各种方式控制饮食调节体重却始终败给自己;Kevin终于鼓起勇气告别二流喜剧情景剧却在新的领域里困难重重同时感情生活一片荒芜;Randall突然在某一天和素未谋面的亲生父亲相认并且执着地接他回家吓坏了妻子和孩子。而所有这些隐隐作痛的疑问随着倒叙父亲的离世像剥洋葱一样层层递进,每剥一片都能刺激我们的泪腺。 随着第二季的放大镜逐一推进,以“父亲的死”贯穿整部剧的主线逐渐清晰开来。这个家庭一直以来表面的和平被凯文药物成瘾导致最后精神奔溃后的失控(带着侄女酒驾)而打破。他被迫接受心理治疗。第二季最精彩同时也是最伤痛的转折点来了。所有人原本为了支持凯文的心理治疗和康复而聚集到一起,却猝不及防地历经了一场“刀光剑影”的家庭治疗。凯文在治疗师的鼓励下,述说了自己从小到大在家庭里一直体验到的情感忽略。紧接其后他直言了一个让所有人错愕心痛的事实。  这个突破口直接撕裂了所有人希望在记忆里保存的父亲的理想化形象,这就是,那个细腻温暖刚毅勇敢充满力量的全能的父亲,那个带逃课的女儿去参加她偶像签售会的父亲,那个亲自跟儿子挑选西装并且教他打领带的父亲,那个鼓励儿子去约会并嘱咐他应该举止绅士的父亲,那个看似从来没有被任何困难打倒的全身发光的男人,竟然也有如此无助的时刻,竟然也会用酗酒来度过他的中年瓶颈。 然后在某一个毫无任何预兆的父亲最爱的超级杯的夜晚,因为一场意外火灾,父亲为了回去救女儿最爱的狗吸入过多浓烟而促发心脏病猝死。在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在身边。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难以承受。接下来三个孩子此后的二十年分别背负着这个无法承受之重,寻找着和父亲的各种“连接”,这些连接便是Kevin在家庭治疗里道出的各种“成瘾”。 成瘾,用积极心理学的视角来解释是我们暂时用来逃避痛苦的方式。我们躲在某一种重复的无法自控的渴望和恶性循环里,来避免产生某些更深层次的无法面对和处理的情感情绪。剧中Kate一直无法控制自己的体重,食物是她缓解自己各种情绪问题的一剂良药,为什么呢?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父亲是曾经唯一一个全然接受女儿原本的样子,不介意她的体重,甚至偶尔纵容她对食物的偏爱在她异常失落的时候偷偷带她去冰淇淋店的人。幼年关于食物的美好记忆象征着父亲无条件的爱和接纳。值得一提的是她后来遇到了人生伴侣Toby,和她的父亲一样,毫无保留毫无条件地爱她支持她从来不放弃。这个像父亲一般足够好的客体,用Kate自己的话说:“You changed my life,you saved my life”。 Randall在父亲过世后戴上他生前手表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在延续着父亲的完美,想成为父亲,这同样对某个人的高度认同和内化。这种认同也体现在他后来坚持想要收养一个孩子,因为他自己就是被Jack在40年前收养的。他延续着这种人性的善良和慈悲,作为报答和纪念父亲的一种方式。他成为一个如此卓越和优秀的人,其实也承接了父亲的某种“完美主义”。我们看到在第一季中他找到自己的生父然后用尽全力想治疗他的不治之症,作为工作狂他几次丢下工作耐心地陪伴Willian渡过他所剩无几的时光,现在看来似乎也是在对Jake的逝去作某种补偿。因为在父亲最后冲进火场的那个瞬间他没有来得及阻拦,他也没有来得及守护在父亲身边陪他走完最后一刻。 Kevin在这部剧里看起来貌似是问题最严重的那一个,一直在自我救赎和自我毁灭的循环里无法突破,无论是事业还是亲密关系,最后被药物成瘾折磨得几近崩溃。如果说Randall延续了父亲完美的无懈可击的那一面,毫无疑问Kevin无意识认同了父亲的阴影部分,父亲的压抑脆弱的那一面以及应对无助的方式。但与此同时我又强烈地感受到他是最勇敢真实的那个人。不可否认他那场如狂风骤雨般的家庭治疗击中了每个人内心的痛点但同时也激活了整个家庭重新哀伤和治愈的力量。无论是哪一种认同,都是各自在漫长的没有父亲的日子里用力“靠近”父亲的途经。甚至randall后来辞职开辟了新的事业,买下生父生前住过的一栋贫民楼,仿佛也和Jack未完成的事业有关。这个平凡的父亲为家庭奉献了大半辈子,却一直有个开创属于自己的建筑公司的梦想。只可惜止步于火灾的那一夜。而这个未完成的梦想,Randall和Kevin想为他去实现。 有人说,第二季完全可以改名为“父亲是怎么死掉的”,我觉得这恰恰是本剧编排得最精彩的地方。父亲作为三个孩子前十七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人格榜样和精神支柱给于他们每个人恰当的教育,引导和陪伴,让每个孩子都能最大程度地作为独特的个体发挥自己的潜能和创造力。可父亲恰恰在孩子们17岁这一年走了。17岁对于大多数孩子是什么样的年龄呢?是打破父母理想化寻求独立的年龄,是渴望建立自己内心规则的年龄,是一边认同一边怀疑一边叛逆甚至想要超越父母的年龄,是身体和心灵极速成长的年龄,也是他们企图从心理层面脱离父母的年龄。Kate已不再相信父亲从小到大眼里“完美的自己”;Kevin直接显示出了所有青少年男孩对父亲的挑衅和攻击;Randall也非常明确地拒绝了父亲眼里更适合他的哈佛大学。这三个孩子同时在完成与父母的分离。而分离很多时候意味着反抗和抛弃。可那场意外让他们最终没有顺利地完成这种分离,反而固着在十七岁,各自怀着对父亲的内疚,无法释怀的爱恨,走完了20年。有的无法控制,有的无法超越,有的不能放下。所有人都遮掩着回避着否认着父亲意外死亡的这个事实。所有人都用自己的防御机制制构建了一个“父亲依然活着”(活在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的世界,直到这个世界突然崩塌。 如此说来,第一季是果,第二季是因。进一步说,这个家庭背后巨大的创伤一直等待被真正地揭开,看见,接受,和解和跨越。这个过程充满了不可言说的苦楚和挣扎,这是一个重新直面伤口,完成哀伤的过程。溃烂的伤疤终于在阳光被摊开和照耀。完成了真正的哀悼,才能允许自己继续前行,重新启程。才有了20年后Kevin在父亲最爱的那棵树下和已故的父亲谈心,和自己的和解。才有了20年后Kate终于能坦然面对自己心中积压的悲伤真实表达自己的爱和恐惧拥有了弥足珍贵的爱人和朋友。才有了20年后Randall勇敢地放弃了令人羡慕的职位重新开始另一种更辛苦但更有意义的人生。 我们的这一生,其实是一个不断接受各种丧失的一生。从出生开始,妈妈温暖的子宫就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丧失。接下来可能是妈妈的乳房,安抚奶嘴,某个过渡性客体。然后失去的是父母全然的关注和照顾,童年的某个玩具或者心爱的宠物。慢慢地我们发现那些走近我们的人后来也陆陆续续走出了我们的人生。也许是某个喜欢的老师,学生时代的挚友,疯狂爱着的恋人。最后甚至是我们的父母和子女。所有的关系连同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有机生物一样,不断地开始,存活和泯灭。而往往当我们和某个很重要的客体建立了非常亲密或者深刻的关系,当我们把某个人当成自己的榜样,支撑,不可或缺的拐杖。当我们把自己深爱的人当做自己的一个部分。失去他们,等于连同失去了我们自己。而这个失去在现实生活中有时不是死亡,而是关系的中断和结束。 然而,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丧失,让我们对当下的拥有倍感珍惜。丧失,意味着曾经拥有过。有时我们真的要走很久才能明白,人活着也许不是为了快乐。快乐和自由一样,需要有边界才能有意义。是丧失和痛苦赋予了这个意义,因为丧失过,我们才知道,曾经那些吵吵闹闹哭哭笑笑平淡而琐碎的拥挤的不完美的日子都很快乐啊。。 絮絮叨叨了这么久,用本剧的一句话作为结束,“爱过又失去,总比不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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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精神分析师(下)

文章选自:(2009).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45(4):483-503 作者:Lore Reich Rubin, M.D. 翻译:周四文献学习小组(张自强、刘振中、黄思思、陈婉迪、丁梦蕾、韩晶晶、李盼) 策划:张自强   我痛苦的主要原因还是美国与家乡的巨大差异,它的习俗、人际关系、着装、面容和行为都不同于我既往所了解的。我感到自己与同龄人格格不入,我可以将这描述为一种认同危机或是一种与自我概念和自我理想的疏离。不管使用何种精神分析术语,它感觉就像一种混乱,一种困惑,一种找寻稳固自体感和归属感的挣扎。我曾读过Eva Hoffman (1991) 等人的作品,从而意识到我的经历并不是独一的。但我也读过很多难民的故事,他们似乎更平静地度过过渡时期,或至少没有细想这些感受的记忆。也有可能,因为他们已遭受了如此极端的创伤,所以适应在美国的生活似乎是一个小问题。我十岁时来到美国,因此大部分适应都发生在我的青春期阶段,而它本身就是一个适应期。另一方面,移民美国终结了欧洲对我生活的压迫威胁,使我从此过上更稳定、可预见和安定的生活。   与我们在欧洲普遍感受到的威胁相对应的是我父母对精神分析的激情。对他们来说,精神分析可以拯救世界。它的洞见可以改变养育孩子的方式并让世界摆脱神经症。这一观点得到了他们众多同行的认同,包括安娜·弗洛伊德——然而她的父亲西格蒙德似乎在一战期间丢掉了他的乐观主义。我的父母对他们的目标和贡献给予了高度重视,这是我在现代社会中很少能学习到的。与此同时,他们与同事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特别是那些与他们有同样政治观点的人。这些关系,至少在我母亲身上,延续了一辈子。   在我成长中,我盼望着能跟随父母的脚步,进而带来同样的兴奋和融洽,但我加入精神分析团体的时间稍晚,在我进入时,精神分析已经是一个保守的职业,思维僵化——至少在那个时候——沉浸于正统之中。激情和探索的光环随之消散,在许多正式的晚宴招待中,同侪关系变得正派且正式。   然而,作为一个孩子,我只见证了父母对精神分析的情感。直到在我毕业并慢慢学习专业之后,我才开始理解父亲和母亲所做的真正贡献。即使并不常被提及,我的父亲最早认识到阻抗分析其实就是性格分析,是力比多愿望和与之对抗的防御之间的妥协形成。他也理解移情阻抗深嵌于这些性格防御中,因而需被首先分析。我认为他对负性移情的强调是过度的,这源自于他与权威之间的冲突。我很快意识到,可能是由于我自己的挣扎,很多的病人会为他们的正性移情深感羞耻,而这种羞耻会导致分析中的强烈阻抗。他后来对“身体盔甲”的研究在我的精神分析教育和发展中并没有被看成是“分析性的”。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在我的思想中,身体僵硬防卫着情感,而他则开启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发现。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对父亲在1934年被精神分析协会除名一无所知。除名是由于IPA领导层政治性的动机,这在安娜·弗洛伊德的信中已有充分记载,而信可以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档案和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找到(见Reich Rubin, 2003)。父亲的除名推动他进一步地关注身体心理治疗,或许部分原因是反对古典精神分析“不触摸”的指令。尽管他延续对负性移情的兴趣,但是我不清楚他是否考虑过唤起正性性欲移情的危险性。或许他已不再在意。显然,被IPA除名对他来说是一个严重创伤。其后,恩斯特·琼斯“掩饰”说我父亲自愿退出IPA,这一说法已被充分证明是不真实的 (Fenichel, 1934)。我母亲对精神分析发展的贡献只发生在她与我父亲山顶分别之后。在那之前,她或许是太年轻缺乏经历,或许是,我认为在我父亲的阴影下显得黯然失色。在离开柏林后,她来到布拉格,并在紧密的小型精神分析团体中茁壮成长。这个由Otto Fenichel所领导的小组,将令人兴奋的思想传递给我(我当时大概八九岁),虽然我并不理解他们所讨论的问题。   在所有的这些精神分析家当中,我的母亲主要因为她发表的关于自恋、移情和反移情的论文而备受尊崇。在(反移情)这一点上,她会时不时地会被一些客体关系学派的分析家挑战,认为反移情只是偶尔发生的,并非是无处不在的,也不是精神分析观察中的首要的因素。最让我震惊的(只是在我自己最近的精神分析发展当中),是她只用了三句话就简明地总结了母婴关系当中的动力性冲突,她在这方面并非专家,但却非常准确和知识渊博。   其实我并不是因为很敬重我父母亲的工作,才选择精神分析作为我的职业。相反,母亲长时间与精神分析机构和社团工作,在晚上她还要跟来访者工作,一天下来行程都特别满以及之后还有志愿性质的教学工作,我因为这部分而推迟了自己的精神分析实践,这就意味着她除了周末和假期以外,几乎没有什么时间跟家里人待在一起。她在晚上不是跟来访会面或者教学,就是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写论文,这些论文在她死后才整理成册(Reich, 1973)。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极度厌烦这些论文--也就是说,我自己不得不花费很长的时间,来拒绝阅读这些论文。最后,我还是让我自己阅读了他们,我又再次被母亲深刻的描述和准确的假设所打动。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目睹了我母亲(辛劳的工作),精神分析这个职业已经被抛诸脑后了。相反,我试图研读历史,几乎不看心理学的内容。毕业以后,我发现读研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于是我开始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尝试,放弃在托儿所的工作和晋升机会。不久以后,我意识到我对于小孩子几乎没什么能力。在自己的人生中继续艰难爬行,我想我可能还是会成为一名心理学家。我母亲反对我的这个想法,甚至搬出了几个重要人物,像Ernst Kris和Kurt Eissler ,他们都试图说服我去医学院,因为要是我没有一个医学博士学位,我在精神分析当中就可能会是“二等公民”。没有医学博士学位的Kris,对于这一点特别确信。他告诉我他是APsA中特殊的一员,在协会里他只能培训一些想要参加这个协会的成员(在APsA的那段时间里,几乎不可能去吸纳非医学背景的会员)。在很多时候,在我的脑海里还没形成心理学家不是精神分析家的概念,但是我学医的压力非常大。与此同时,我的母亲对我没兴趣读弗洛伊德而深表失望。她希望我对于她在临床上所体验到惊人发现有着同样的感觉。若干年后,我很讨厌承认:正是因为她的压力,我才一直拒绝阅读弗洛伊德。与此同时,无论我做了什么选择,我的父亲都感到满意,但是他怀揣着我可以出名的愿望。   尽管有来自父母的压力,但我的第一次个人分析仍然吸引了我,并使我的职业选择成为可能。分析,并不是提取和恢复已遗忘的记忆,而是去拾取记忆中被遗忘的情感,这些对我来说都非常有启发,颠覆了我原有的认识。我相信,当一个人第一次和另一个人的潜意识相连接的时候,会感觉到敬畏,也会知晓,对于个体本身来说,有着一大片未知的领域。这就好像是,一个人认为自己已经有了一份完整的地图,却又偶然发现地球上一片无人知晓的领域。呈现在我眼前的无意识揭露的可能性,把我深深的吸引住了,我感到很振奋。选择成为一名分析师真是太吸引人了。我不再只看到工作了很多个小时,疲倦又充满压力的妈妈,我还感觉到我可以从事一个崭新的、还未探索过的领域,不仅是我自己,也是对很多人而言。    回顾这种情感被揭露的经历,我再一次被分析是多么的接近内心和来访者所打动。这并不是在重温当时的“移情”,而是在回味移情中的抱持。它为我对职业的确信奠定了基础,并贯穿了我整个职业生涯。这样一种饱含情感的洞察力,无论它是因为分析中的移情或是抱持而形成,都是治疗中的改变和治愈的基础。   为了实现我成为精神分析师这个目标,我绕道而行,历经了严格的医学教育和精神病学的住院医师实习。这并不是一种轻松的转变;,医学和精神病学对个体处理生与死的情景时抱有浓厚的兴趣,甚至带有戏剧性的兴奋。但我很确信,之后跟随我学习分析的学生中,曾经毕业于心理学专业的,可能会比医学提供更丰富的专业背景。他们阅读了更多专业领域的文献,也似乎更偏向于理性化。然而,美国的心理学家如果想获得分析的训练,却不得不通过“上诉讼”,或是去和某些暗含的“行业限制”做斗争,即APsA曾提出在进入APSAA{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学习精神分析之前,要求先获得医学学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医学生相较于非医学背景专业的学生,会更早地面临生与死的问题,帮助我们更早地承担责任和变得成熟。   当我在1957年申请精神分析培训时,正是它最受欢迎的时期。当时的申请人数远远超过了给出的名额,而且当时的各种学会和机构也比现在要少得多。选拔的过程非常严格且充满了审判性,是基于对申请人的很多评判,比如“可以被分析的”,内省的,有悟性的,有亲和力的。 我相信,被现代描绘成是“古典”时期的20世纪20年代的所有鲜明的性格特征,都会因为过于神经质或是不够稳定,而被精神分析的训练拒之门外。而最后,只有“刚刚合适的”和“富有责任感的”才能被接受。那些已婚的、不再寻找其他伴侣的,努力工作又专心的,一些表现出强迫倾向而非癔症特征的人,被接受了。 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是因为那些大量在领域中毫无建树的分析家们,致力于保留住所谓的“正统”,他们认为只有正统的东西才能进入到分析领域。而这样的正统和精神分析学会的刻板性留存至今。   1970年伊始,学术界开启了一场针对“自我心理学”理论的革命。在我看来,实质上,这是针对纽约精神分析学会及其下属机构,美国政治学会(APsA),针对聚拢在安娜弗洛伊德周围(Anna Freud)的IPA会员,自组织内部发起的,对领导权的挑战。海因斯.科胡特提出了自体理论,吹响了革命号角,众多学派思潮涌起,分歧与新锐观点聚焦在拉康和梅莱尼.克莱因的客体关系,人际沟通,主体间关系,“此时此地移情”等理论上。这些新潮理论为学界增添了活力,引燃了思想火花。   我最早在纽约精神分析学会受训,并且十分看重这段经历。在精神科住院部里,听过很多病人,但我不能够把他们的语言组织成任何连贯,有意义的实质性表达。而这段精神分析培训经历让我大开眼界。我学着去理解话语以外,潜在的含义,围绕理论框架,形成我自己的看法。我的老师多是成就卓著者,最出名的要数埃迪特·雅各布森Edith Jacobson, 她秉持着非常清晰的理论知识,远超越于其所属时代。她的想法包括:客体表征、理想化与真实表征、自体感和理想化自体之间的矛盾,理想化客体表征这些概念。正如佛洛依德所描述的,伯塔伯恩斯坦也清楚的展示了这一机制在制造恐惧症方面的作用。我们的周围尽是诸如Hartmann, Kris Lowenstein, Margaret Mahler等这些理论学家。于我们而言,学会无异于精神分析的“圣地”。我毕业后,丈夫得到了一份在匹斯堡的工作。此前,我的导师Robert Bak告诉我说,Hudson以西就没有精神分析师。(美国地名很多,不知道这个hudson是位于纽约州的,还是其他州的城市)。   所以,丈夫和我曾约定,先定居纽约,等我完成冗长的培训之后,再选择其他的住址,我们去更有利于他职业生涯发展——可以研究经济史的地方。他去了匹斯堡大学,当时学校迅速扩张,招募,同时也吸引着各式人才。   那次的搬迁起初让我十分焦虑,它激起了我早年间因搬迁引发的疏离、迷茫、不安等创伤性体验。因为没有人坐下来和我解释这些“规则”,所以我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去感受不同的民俗和文化冲击,这也让我回想起了移民美国的经历。这些境遇在我重新调整职业生涯的过程中显得尤为真实,我花了两年时间重新找到工作,花了更久的时间,才开始接手新的精神分析实践。   我带着一个三岁的孩子和一个婴孩,来到匹斯堡。我不适应没有工作,我对自己的期望是成为一名职业女性。当我克服了自己的疏离感后,我意识到,那失业的两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得以放松,享受照顾孩子,并且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仅仅以女性的身份,享受匹斯堡的生活。我很庆幸我的丈夫工作的大学任职,大学所在的城市正好有一所新成立的精神分析学院。因此,在中断了几年的工作和更多年的兼职之后,我可以和我的匹斯堡的同事,继续我的精神分析师的职业。适应匹兹堡的生活并不容易:理解这个新学院的“规则”和习俗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在我完全被接纳之前,我不得不摸索着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和职业环境。我来到匹兹堡的时候,没有任何关系来帮助我找工作以及进行实践。正如我所了解到的,一个没有关系和当地人推荐的精神科医生是不容易被录用的。我花了大约两年的时间,对我的同事们有了足够的了解,融入了匹兹堡精神分析学会,从而拥有了足够的人脉,找到了工作,并慢慢地积累了我的实践经验。   我母亲曾多次告诉我,按照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的正统观念,芝加哥的分析师们强调“依赖需要”,这削弱了精神分析的力量。这个词对她和其他人来说都是诅咒,因为它不承认力比多理论是人类的基本原则。我现在觉得她的强烈反对是一种讽刺,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她身边长大的,大部分是在远离她的地方。但是当我到达匹兹堡的时候,我不理解我和新同事之间在理论上有什么不同。这些同事也不明白,尽管我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但我们的概念却有很大的差异。当我加入匹兹堡精神分析学会时,我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令人困惑的理论情境中。我在纽约接受的教育使我对结构化理论有了深入的了解,并将冲突的解决方案概念化,包括驱力和防御、妥协形成,以及构成冲突的症状和性格特征。此外,我认为,为了更明白婴儿期的冲突,移情不应该过早地解释,而是要更深入和退回到更原始的冲突中去。其目的是获得洞察力:这种技术是自由联想;解释促进了这种自由联想,并指出当情感或防御出现转换的时候,联想会摇摇欲坠。此外,只有当移情成为阻抗的来源时,才能对移情做出早期的解释。   就他们而言,我匹兹堡的同事大体上对“依赖需求”的新版本更感兴趣。“尽管我们都说着同样的语言,但有不同的细微差别,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这些分析师受到芝加哥学派理论的强烈影响——他们把移情作为治疗的唯一基础。”虽然他们没有使用依赖需要这个词,但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芝加哥流派的影响,以及他们后来逐渐形成了发展缺陷理论,特别是是依恋而非冲突理论。当我1965年第一次来到匹兹堡时,玛格丽特·马勒(Margaret Mahler)刚刚以分离/个体化的概念出名。我匹兹堡的同事们被她的想法吸引住了,并把它们应用到成年人身上。他们似乎也低估了超我和俄狄浦斯冲突,而这些在我的教育中是很重要的。   随着精神分析理论在日后数十年的进展,匹茨堡的分析家们开始引入自体心理自体客体名词,即纽约的分析家们所谓的口欲期或口欲期客体关系与特征组成,客体关系与温尼科特也同样为他们所偏爱。他们强调对母体客体的依恋,或此依恋中的剥夺;这是一种缺陷理论而不是结构性冲突的理论。然而于我而言,最震惊的莫过于除了初始会谈中的正式问题外,对性欲的提及是缺失的。自慰和在行为特征模型中诱发创伤的性幻想的掺杂,都不是地形中的部分。值得一提的是我大多数新同事对移情的态度。数年间,我们彼此交谈,因为我们使用一些词语譬如移情,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在指代截然不同的内容。然而我信赖于觉察,无论如何抵达,只有穿越转移的洞见才是宝贵的通过移情导致的觉察才是宝贵的。结果,这群人很快就高兴地接受了默顿·吉尔(1979)对“当下的转移此时此刻的移情”的创新。   因为我在抚养三个孩子,因此花了三年时间才申请到训练分析家的资质。只有在应用的过程中,我们取向的理论性差异才会发生。我不得不将一个案例呈递给一个委员会。他们讶异于我缺乏对解释转移的强调——直到它加深并倒退至冲突根源——以及我对内容的兴趣。他们因此拒绝授予我训练分析家的资质。这个自恋的打击因为我自己的矛盾情感而被削弱。我不希望重蹈母亲被她的学会奴役的覆辙——开不完的会议,还有政治事务。同时,由于其他申请升级的人也被拒绝,这个打击也得到了缓冲。   我对我母亲全身心投入的其他质疑来源于生活现实与分析家的精神健康。我的经历对我而言并独特,而与那些做了母亲的女性共享来自于那些做了妈妈的女性。每天我都时常在对于我病人的努力与思考和家庭之每天我从和病人有关的挣扎和思考中回到集中。那里,而家中还有我三个孩子发出的互动请求与需要的猛烈夹击,还有我先生,可能没有那么急迫夫那些不太猛烈的。我不得不迅速改变身份,从分析家转换为妈妈和妻子。从分析家和妈妈与妻子。我记得,我们的一个首席训练分析家 James McLaughlin (2005)讲述了他需要在他的分析家工作后,花上几个小时让自己泡在木工车间内,以减轻压力,回到他的家庭生活中去。这种奢侈品对做妈妈的女性而言无异于天方夜谭,我也认为,沉溺于内省生活确实危害了家庭生活,这使得精神分析成了一个艰苦而危险的职业。   对我作为精神分析家最有用的成长是匹兹堡精神分析协会的要求:所有会员要参加学习小组。这些小型的小组每周见一次面,见面,常常持续数年。在有些小组里,我们阅读文献并讨论,其他的小组,我们报告正在进行的案例。这一形式的优点是小组规模小、成员关系亲密并开始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舒适的和放松的社交网络。当我们开始信任别人的时候,我们分享我们的真实案例材料,而不是作为治疗师的人对同事施加影响。我们在没有那些“老一辈”的情况下会面(当然,我们现在也是老一辈了,但是我此刻讲的是三十年前的会面了)这并未让我们觉得被批评、被判断,而是感到被完全接纳。   在这个氛围中,我们听其他人如何着手他们的工作,我学到了很多不同的风格与不同重点。在我内心,一个智力成长的过程发生了。我看到有些人小心翼翼地将自己调整到初级过程,无疑是能够将深层的无意识转移的幻想,从发生在办公室内的小小的当下事件中引出。他们能够将两种在对移情解释理论上冲突的两种趋势的两种理论取向综合。幻想引出的可以是性、矛盾情感或是对立冲突的内容。其他分析家则致力于当下转移的细枝末节,并最终引出了令人深感困扰的信任与恐惧的问题。   所以,丈夫和我曾约定,先定居纽约,等我完成冗长的培训之后,再选择其他的住址,我们去更有利于他职业生涯发展——可以研究经济史的地方。他去了匹斯堡大学,当时学校迅速扩张,招募,同时也吸引着各式人才。   那次的搬迁起初让我十分焦虑,它激起了我早年间因搬迁引发的疏离、迷茫、不安等创伤性体验。因为没有人坐下来和我解释这些“规则”,所以我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去感受不同的民俗和文化冲击,这也让我回想起了移民美国的经历。这些境遇在我重新调整职业生涯的过程中显得尤为真实,我花了两年时间重新找到工作,花了更久的时间,才开始接手新的精神分析实践。   我开始重新思考我的理论和技术,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病人应该被不同地对待。有些病人会(在分析中)谈论他们的梦、口误以及幻想;别的病人倾向于形成跟他们治疗师之间更积极或更负性的依恋关系,我们主要是在这部分进行工作;有些病人需要对依恋的议题工作的更多,有些更人会在性格上形成妥协。在后面的这个案例中,行为上的特点经常会激发出童年里被性欲化或者在本质上就是性的创伤。我的病人当中,我发现没有人的妥协形成是源于对童年期幻想生活的内疚的挣扎,除非这些挣扎引发了创伤(作为儿童,他们的幻想被大众所曲解)。   我依旧着迷于创伤在神经症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这并非是要否认内在现实,通常我认为内在的体验是外在体验的反应。在我的工作当中,我并没有发现病人的的冲突的内疚幻想和他们的现实生活环境没有关系。因此,我依旧对创伤在性格发展上产生的影响感兴趣。   我也开始明白在我们工作当中最主要冲突的要么是我们想要帮助病人,要么就是我们对于窥探无意识地纯粹体验所感兴趣(在我的早年受训经历当中,想要“帮助病人”可能会被定义为“拯救幻想”,这样的一个理想化模式基于弗洛伊德的概念,这样的概念是我们正在做出的科学探究)。我也开始重视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克莱茵、自体心理学、拉康、荣格以及古典的关于驱力和防御机制的自我心理学、客体关系,主体间理论、以及别的许多在这里难以提及理论观点。我认为一个分析师应该是灵活的和不拘泥于某一种理论框架的,以便自己能够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病人。这种想法有助于我们研读小组在这些年中去阅读不同的理论观点以及帮我们小组学会去尊重那些理论。这个想法是复杂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得到。决定采用哪种理论方法是因为我们想要对临床上有所帮助以及了解哪种工作方式适用于个体。在临床当中要是一种方式不起作用,也许我们可以转换不同的工作方式。工作方式的灵活性让我更享受我的精神分析工作,这也激发了我去思考“我是否在(对病人)做正确的事情。”   为了让精神分析发展成一个可被治疗的模式,精神分析师可能需要在态度上做出一些改变。我们应该放弃对于“纯粹”精神分析的追求,这可能会导致在临床上引起非常多的争论,以及形成许多理想化的小团体。我们应该学会包容,倾听不同的流派的观点,去阅读其他流派的期刊,这样才有可能帮助我们形成一股力量。我们被所谓的精神健康的科学亚牛凡事所裹挟着,这可能会真的否认内在心灵的存在以及太过聚焦于大脑内部,不同的心理动力学方法应该整合起来,尊重在神经科学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这可能会开始消除心灵与大脑的屏障,以及证明无意识的存在以及它的重要性。   我现在已经从精神分析的实践中退休了,但是我依旧在匹斯堡精神分析学员的连续案例讨论会上进行教学。和年轻同事的会面对我来说非常有趣。我们一直在了解与不同病人工作的多种方法和技术。我们已经对日常移情的检查需要和了解妥协形成、防御和超越那些引导我们病人的无意识幻想达成一致。我们在讨论与反对中积极的讨论,也学会尊重彼此。在这学期,我开始对于未来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的希望,重新充满了热情。 References Fenichel, O. (1934), Letter VIII. In: Rundbriefe: (1934-1945). [Round-Robin Letters], Vol. 1, ed. J. Reichmayer and E. Mühlleitner. Frankfut am Main und Basel: Stroemfeld, 1998, p. 119. - 502 - Freud, A. (1944), War and Children. Madison, C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Gill, M. (1979), The analysis of the transference. J. Amer. Psychoanal. Assn., 27:263-288. [→] Greenacre, P. (1941), Predisposition to anxiety—Part II. Psychoanal. Q., 1:610-638. [→] Hoffman, E. (1991), Lost in Translation: A lLfe in a New Languag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5. Jacobson, E. (1971), Depress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Kris, E. (1956), The recovery of childhood memories. Psychoanal. St. Child, 11:54-88.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 McLaughlin, J. T. (2005), The Healer's Bent: Solitude and Dialogue in the Clinical Encounter, ed. W. F. Cornell. Hillsdale, NJ: Analytic Press. Modell, A. H. (1976), The “holding environment” and the therapeutic action of psychoanalysis. J. Amer. Psychoanal. Assn., 24:285-308. [→] Ornstein, A. (2007), Den Traum meiner Eltern leben [The dream of my parent's life]. In: Psychoanalyse in Selbstdarstellungen, Vol VI, ed. L. M. Hermanns. Frankfurt: Brand & Apsel. Reich, A. (1973), Psychoanalytic Contribution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Reich Rubin, L. (2003), Wilhelm Reich and Anna Freud: His expulsion from psychoanalysis. Int. Forum Psychoanal., 12:109-1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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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岁的孩子该如何“管教”——南希育儿督导

在接下来的对话和独白中,打了引号的是南希的原话,没打引号的是我当时的思考和表达。我希望将两者穿插起来还原真实的对话情境。  01  为什么两岁的孩子会有些“可怕”?   在美国人的认知里面,孩子到达两岁,通常是非常让父母头疼的,以至于人人谈两岁色变。“恐怖的两岁”(terrible two)成为了很多父母的噩梦。为什么会这样?南希的理解是:   “大量的婴儿观察表明,人类婴儿通常在1.5-2岁这个节点,逐渐开始具备较为完整的自我意识,有了自我意识以后,他们就需要把自己和周围的人区分开。这种区分实际上是一个儿童心理发展的里程碑。“   “他们有时候会用小手手指着爸爸或者妈妈,然后又会指指自己,或者再指其他的重要照顾者。这种反复地比对和区分,实际上就是他们的心灵在分化。要知道在1.5岁以前,孩子基本上区分不了自己和别人。很多实验表明,1.5岁以下的孩子会认为妈妈(或者其他主要照顾者)是自己的一部分。”     “有了自我意识,区分了自己和他人以后,孩子接下来要干的事情就是说“不”!——第一次说‘不’又是儿童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这个‘不’把孩子自己的需要,从周围照顾者的需要中区分了出来。”   “实际上这是孩子在第一次宣誓自己的需要是独立的,不同的。在精神分析里面,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婴儿的‘分离-个体化’过程的开启。”   “‘分离-个体化’顾名思义,就是孩子要开始和主要照顾者,通常是妈妈,有心智上的分离了。孩子开始要标明自己是一个个体,不再是之前那个和妈妈融合在一起的乖宝宝了。“ “所以也就是大概从两岁开始,孩子会开始和妈妈或者主要照顾者产生‘权力斗争’(power struggle)。你让他穿衣服,ta偏不穿;你让ta吃饭,ta一呲溜跑开;你问ta要不要干什么,ta如果能说话的话,t回答基本上都是不、不、不!“   “弗洛伊德把小孩的这个阶段叫做肛欲期(anal phase),他认为肛欲期的孩子有较强的攻击性和逆反性,甚至有施虐欲(sadistic desire)。因此很容易相应地,引起父母的烦躁和愤怒,或者是对他们进行过度管教——我们后面会谈管教的问题” 如南希所言,大约从两岁开始。孩子开始会变得和之前不同,大部分都会和父母在吃饭、穿衣、上日托、睡觉等各方各面产生南辕北辙的“权力角逐”。     但是这并是不真的“可怕”——实际上我们应该为我们的孩子感到欣喜——因为所有的权力斗争,都是为了让自己获得心智独立——这实际上是一个人个体意识和独立意识的第一次觉醒。   我的临床经验告诉我,如果这个阶段过度挫败他们的自主行为,那么独立过程甚至会中断。   那么恭喜你,你接下来将会抚养一个和你一辈子分离不了的“巨婴”。    02  3岁以前的孩子该如何管教?   既然孩子从大约两岁开始会和父母的意志频繁产生出入,有时候甚至会刻意对着干,那么管教就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很多父母希望通过跟孩子讲道理的方式来进行管教,而有些诉诸于惩罚。不知道南希对此怎么看   1. 讲道理    “很遗憾,大量的儿童观察结果表明,3岁以前的孩子,听不懂你教给ta的道理......所以在孩子3岁以前,我们对他们的管教要偏行为,而不要偏言语。”   “比方说一个18月大的孩子,你让ta把自己的玩具跟其他孩子分享,或者让ta谦让,并且告诉ta谦让和分享是美德,ta是听不懂也不会有内心共鸣的。”   “你只能在ta去抢其他孩子的玩具的时候,直接阻止ta,顶多再说一句‘no,这样是不对的。’ 你用行为阻止ta,而不要试图让ta心甘情愿地去做你认为对的道德行为。那对他们而言过早了。”   “良好的美德是可以从小形塑的。但是孩子的道德行为,是通过榜样行为习得的,并不是通过言语教授的。”   所以,你若想让ta跟别人分享心爱的东西,那么你自己就首先要与ta分享你心爱的东西;你若希望ta尊重妈妈,不要违拗妈妈,那么你首先就要这样做。尊重且爱自己的妻子。      2. 惩罚         “2-3岁的孩子会与父母或者其他主要照顾者产生‘权力斗争’,而且我们之前也说过,这个年龄阶段是 自主or 羞怯 品质形成的关键期——如果你不希望将来自己的孩子过于羞怯,那么在这个阶段你就不要过度使用惩罚的管教方式。”   “打个比方,你真的很希望孩子能够把蔬菜吃完,但是你也知道很少有孩子喜欢吃蔬菜的。那么这个时候几乎肯定会产生争斗。”   “你可以说:如果你不吃蔬菜的话,那你喜欢吃的另一样东西也就不要吃了——这只是一个例子,类似这种惩罚和威胁的方法是会挫败孩子的自主性的。”   “其实只要用点心,为孩子准备一个ta最喜欢吃的冰激凌或者果汁什么的,并且告诉ta:你可以不吃蔬菜。但是如果你吃的话,那么吃完以后你就有冰激凌作为奖赏哦!——这样做效果会好很多。”   “要知道,在心理学里面,正强化比负强化好。而且有选择比没选择要好,如此更能培养孩子的自主性。虽然这需要多用点心。”   “如果你希望我总结的话,那么我想说:尽量避免和2-3岁的孩子产生‘权力斗争’,用一些聪明的方法绕过去。”     “孩子并不是想和谁争斗,大多数时候是父母太焦虑,对其限制太多,而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又尤其不喜欢被限制,所以这才让彼此的生活变得miserable.”    03  理论之外    今天下午跟儿子去比佛利的Franklin Canyon Park远足,一去就接近7个小时。   虽然我们耗尽了所有的体力,但还是看到了野鸭、大金鱼、大鹅,还有几十只大乌龟!可遇这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观察乌龟,他一直在我耳边呼喊:big turtle, big turtle...   其实在这一路上,我也有很多挣扎,和他之间有很多“权力斗争”。比如说我希望他自己多走一点,他却非让我抱...比如说我希望去大湖,他硬是要呆在小池塘旁...比方说我希望他快点走回家吃饭,而他却要在这个台阶上下个几遍,还看着归心似箭前胸贴后背的老爸我傻笑...   有时候,我怀疑我做出这些妥协,规避这些争斗是否值得。然而当他追着狗狗飞驰,指着乌龟先生狂叫,跟鸭小姐说拜拜,看着大海说wow的时候...我欣喜地发现,可遇有着我最欣赏的由内而外的自然和活力。     他正在成为一个不同于我的个体,多么神奇。     回家的时候,我把他从车上抱下来,边走边说:“Norman,我们今天看了鸭子、乌龟、大鹅,还扔了那么久的石头,多开心啊,以后是不是要经常跟爸爸出去游玩啊?”   他笑了,头一扭说:“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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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痛苦,叫做"攻击"的不能表达

“林最近做了一件让周围的人大跌眼镜的事情。 林是一个公认的“好好先生”,单位里勤勤恳恳、加班加点、不计报酬,回到家里,买菜做饭、呵护老婆、疼爱孩子。很多人都羡慕他妻子,可以找到这么好的一个男人,既能赚钱、又能顾家,哪怕加班再晚,第二天都会一大早爬起来,把一家人的早饭做好、晚上的饭菜准备好。 可就是这么个男人,前段时间开车上班的途中,在一个十字路口被交警拦了下来,说是他超车,要开罚单。平日里一贯与人好言相向的他,也不知道哪里来了一股无名火,坚称自己没有违规,并指着交警,要让他出示证件,证明他确实是在正规执法。这一下可好,本来就早高峰,车多人挤的,这下就更拥堵了。相持之下,最终林因 “妨碍执行公务”被带到派出所拘留了起来,后来林的领导出面,才被放了出来,没有受到进一步的起诉。 “虽然把他们吓了一跳,”林朝我眨了眨眼睛:“但我自己还是觉得挺痛快的,感觉好像内心压抑了很久很久的东西,终于找到了一个发泄的出口一样。” 林从小就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父母因为工作很忙,从上小学开始,就给了林一把房门钥匙挂在胸前,让他不要在外面生事,放学后就自己回到家里做作业,自己觅食。再大一点,林便也学会了做菜,这样爸妈回来,就可以吃上热气腾腾的饭菜了。爸妈因此,对林一直都很满意,也经常会在左邻右舍、亲朋好友面前夸赞林的听话懂事。于林而言,虽然被夸赞让自己很得意,但同时也觉得,似乎一直都有无数双眼睛盯在自己的前后左右,让自己不能有半点松懈。 “其实我小时候最羡慕的,是我们班的那些所谓的‘差’生,”林说:“他们打架闹事、捉弄女同学,被老师罚站。我觉得他们活得,比我自在多了!” 攻击,是内在最原初的动能 谈到“攻击”这个词,也许我们脑海中浮现出来的,就是言语或者行为上对别人的侵入与伤害。但是英国的心理学家也是儿科医生温尼科特,对于攻击性,却有另一种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攻击性(aggression)等同于活力(activity)与动力(motility)。 当婴儿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准妈妈被肚子里的孩子拳打脚踢,就是孩子最原初攻击性的呈现。但此时的所谓“攻击性”,是无好无坏、无善无恶的,而是一种生命活力的呈现。 等到孩子出生以后,要用嘴去吸吮乳房,用手去抓握东西,用脚去踢东西等,这些也都是孩子的原初攻击性。 再大一点以后,孩子会爬会走会讲话了,也开始有自我的力量感去做些之前无法做的事情了,譬如,把玩具到处扔,把妈妈的书扯了,大人要给孩子什么TA不愿意要的东西,也更有力量说“不”了。甚至,可能TA放了一个屁,把周围的人熏了个半死,也是TA的攻击性,因为这是“TA”的屁发挥了这样的威力。再再大一些,尤其是男孩子,可能会和小伙伴们发生冲突,甚至打架了。 这些都是孩子最原初的动能,而外部的环境,则会影响着孩子处理其先天的攻击性的方式。就像温尼科特的比喻:谁能说出火在本质上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在好的环境中,攻击性作为一种有用的力量整合进个体的人格之中,参与工作与游戏,但是在不够好的环境中,攻击性会变为暴力与破坏性。 所以,这个里面有两步,第一步是孩子的原初攻击性是否被允许释放出来了;第二步是这些攻击性是否有一个“好”的环境转化成建设性的力量,还是在一个“坏”的环境里转化成了破坏性的力量。 原初攻击性的被抑制,最早可源于哺乳期。缺乏一个有回应的母亲在场,例如孩子想吃奶的时候妈妈不在身边,或是抱着孩子的时候像在抱一块木头等,无法及时满足孩子吸吮乳房、抓握踢打的需求,当孩子向外攻击的力量没有一股对抗的力量,可以与之建立起一种连接并给予响应,慢慢地,这股向外之力便会慢慢地退缩回来,抑制并郁积,或者是攻击向内转向自身。向外绽放的生命力,向内蜷缩并枯萎了起来。 而随着孩子的逐渐长大,会开始有力量去做一些打破规则、挑战大人的事情。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孩子被过多贬低、过多指责,大人过多以权威之名进行压制,或者因为担心孩子“出事”,而不让孩子做这做那,对孩子有太多的控制和道德化的要求,只有“听话的乖孩子”才是能够被接受的,那么孩子自发的力量性也会受到抑制。 就像前文的林,在那个男孩子们该去打架、该去做“坏”事、该去调皮捣蛋的年纪,过早地成为了一个顺从的“好”孩子,虽然在成年以后,工作生活看似顺风顺水,但在“善”的背后,压抑着的是无处释放的“恶”,并在一次意料之外的导火索中,全面爆发。 在这一点上,歌手李健的父亲就做得非常好。       李健在采访中谈到,大概上幼儿园的年纪,父亲有一次答应说带自己去动物园,但结果因为什么事情给忘记了。他一赌气,就自己跑到动物园去了,并在一些大孩子的帮助下,翻墙进去玩了个痛快。父亲知道以后,非但没有责骂他,反而摸了摸他的头,觉得小子挺有出息。再后来,上小学了,经常跟人打架,有时候把小伙伴给打“坏”了,父亲就买点水果,带着他去赔礼道歉。在李健成长的过程中,他的“攻击性”是被允许的,并没有被贴上太多的道德标签而被禁止。而等到年龄再大一点,在学校老师的引导下,他也就自然而言地将这股“原动力”投注到具有建设性的学习上去了,不再惹是生非。 这是良好的养育之下的积极引导。 还有一种,则是不良养育下的消极引导。记得以前在《心理访谈》里看过这样的一个案例:       一个年纪不大的少年犯,从小在家里被父亲责打、辱骂,后来他在电影里面看到黑帮镜头,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里的自尊与力量感,于是他便随身揣着一把刀,看谁不顺眼,就拔出来捅他一刀。 这是攻击性转向暴力与破坏性的一种呈现,而从更深的层面上来看,他的反社会行为,又是内心最深处对于被尊重与被看到的“呐喊”。 攻击,是一种对人际关系边界的探索 攻击不仅仅是一种内在活力的表现,它同时也是人际关系中自我需求和主张的呈现,一种关系中权利与义务的边界的探索。 我们不是圣人,不可能无休止地牺牲自己满足他人,而是也有我们自己的需要,也要争取属于我们自己的权利。如果有谁惹我们不开心了,我们也并不是总要压抑不满笑脸相迎,而是也要冲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发发脾气,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好欺负的;或者觉得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了,我们也要奋起反抗,争取属于自己的利益。这些,都是我们内在的攻击性在关系中的呈现。 作为群体的动物,我们一辈子生活在关系里。但和风细雨并不总是关系的全部,只要有关系,就必然有付出与获得,当这种给与取处于内心平衡状态的时候,可以相处和睦,反之,则不然。 但为什么有的人会无限地付出却不取回报,任人侵入自己的地盘却不会反击呢? 我们知道,我们早年的人际互动模式会内化进入我们的内心,成为成年以后人际关系的模板。如果一个人成长阶段中的各种需要,从刚出生时喝奶和依恋的需要,到再长大一些弄脏弄乱东西和说“不”的需要,到接下来表达自我的主张和观点的需要等等,都是不被满足、被忽略、被贬低甚至被惩罚的,长此以往,势必孩子自我需要的这部分就被抑制下去了,因为表达出来的话,除了平添痛苦并无所得。慢慢地TA会内化一个不够好的、无权提出需求和主张,就算提了也没有人会满足的自我意象,严厉的、冷漠的、高要求的客体意象,以及在关系中的压抑行为,这一整套东西都会成为一个模式,影响到成年以后的人际交往。 不仅如此,如果孩子非但自我感(真实自体)的部分被抑制了,同时父母或周围重要他人又对TA提出了新的要求,就像上文中的林,被要求做个“顺从的乖孩子”(虚假自体)。作为弱小且无独立能力的孩子,在很多时候,除了压抑自己满足他人,进而获得别人对自己的肯定以外,别无他途。虽然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获益,就像林所体验到的自得感,但这种感觉是以牺牲自我需求为代价的,就像林所期待的,也想像其他的男孩子那样惹是生非的。 “惹是生非”,在青春期的孩子那里,是有特别的意义的。这是一种建立关系的方式,也是对关系当中边界的探索。 因为在“进攻”的过程中,孩子们一方面体验到自己的力量施加在别人身上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慢慢清楚自我与他人的边界,什么是可以做的,而做到什么程度就是越界了,别人会反击的;同时,“攻击”他人,也是一种对“联结”的破坏。而如果发现,自己的力量并不足以“毁灭”他人,也不足以破坏关系,他人有足够的承受力,也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并且虽然关系受到了损害,但仍然还是能够修复的、能够重归于好的,“联结”的力量还是大于“损毁”的力量的,那么成年以后,就敢于表达自我主张而不担心会伤害他人、破坏关系。 而如果这一过程缺失了,就像林那样,那么在成年以后,在关系里的过度付出而鲜有回报当中,虽然也会有不满,但是却很难表达出来。一方面,是因为已经成为习惯了,另一方面,内心会有很大的恐惧,不知道自己的力量爆发出来会不会伤害他人,会不会破坏关系,会不会带来不可预估的后果,因为这一切,在过去的经历中是没有的,在很多时候,未知的恐惧要大于已知的痛苦。 “攻击性”,作为我们天性中存在着的巨大能量,需要被发现、被接纳、被引导,需要让它在我们的生命中,慢慢发挥它所独有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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