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值得警惕的事实：这些药物可能改变你的性格
“吃完这药，你就会从一个通情达理的好人，变成一个性格暴躁的人，会对家人摔杯子、砸电视”。 ——听完这句话，你是不是觉得这是什么管制毒品？ 不，新的研究告诉你，它可能是扑热息痛，是抗组胺药、他汀类药物，是哮喘药物和抗抑郁药。 这些看起来普通的药物，不仅影响身体，还影响大脑。它们可能会让人产生冲动、愤怒或不安的情绪，削弱共情能力，甚至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性格。 药物带来的变化极其微妙，却可能具有灾难性后果。 2011年，一名法国男子起诉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他说，自己吃的帕金森药，让他变成了一个赌徒和同性恋性瘾者，还让他犯下了强奸罪； 2015年，一名在网上寻找色情交易的男子辩称，是抗肥胖药物杜罗明“让”他这么做的。他说，这个药降低了他控制冲动的能力。 除此之外，还有些杀人犯，会把他们的罪行归咎于镇静剂或抗抑郁药。 如果这些说法是真的，那这些如此常见的药物，可能正在影响数百万人的性格和命运。 01 吃完他汀类药物后，他被“完全颠覆”的性格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者Beatrice Golomb一直在收集美国各地患者服药后的报告，并见证了无数被药物改变的不幸的人生。 她发现，患者的性格问题往往都始于服用他汀类药物，而在停药后迅速恢复正常。 “五号病人”50岁，患有糖尿病。 在报名参加一项他汀类药物（一种可以降低胆固醇的药物）临床研究后，这个曾经的好脾气老实人突然变得暴躁易激惹，表现出路怒症的行为，甚至还曾威胁要将家人送进医院。 幸运的是，他和家人很快意识到了问题，他不顾研究者的反对坚决停药，并在两周后恢复到原先的性格。 但是，像“五号病人”这样好运的人并不多。更多人的结局，往往是家暴、婚姻破裂、职业生涯被毁甚至失去生命。 Golomb表示，大多数患者其实是很难意识到自己产生了行为变化的，更不可能联想到变化与药物之间的关系。可是，行为变化带来的后果却在不断困扰着他们的人生，在对真相毫无知觉的情况下，一些患者甚至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UCSD 的科学家 Beatrice Golomb 二十年前，Golomb是最先怀疑他汀类药物与人格改变相关的科学家之一。 她试图在医学文献中寻找线索，发现藏在蛛丝马迹之中的证据比她想象要多得多。比如，已有研究证明，如果让灵长类动物吃低胆固醇饮食，它们会变得更具攻击性。 这跟药有什么关系？ 一个可能的机制是，低胆固醇会影响血清素水平。血清素是一种重要的大脑化学物质，被认为参与调节动物的情绪和社交行为，研究表明它与暴力、冲动、自杀和谋杀有关。如果他汀类药物影响人们的大脑，可能就是因为它降低了低胆固醇，进而干扰了血清素水平。 随后，更多证据涌现了出来。 比如，Golomb在1000人样本中进行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发现，降低胆固醇的药物增加了绝经后妇女的攻击性，但对男性没有影响。 比如，2018年，科学家们曾给尼罗罗非鱼服用他汀类药物，发现这使它们更具攻击性，甚至改变了它们大脑中5-羟色胺的水平，这表明胆固醇和暴力之间的联系是一个可以用百万年为单位考量的古老生理-心理联结。 再比如，Golomb在瑞典进行的一项研究，比较了25万人的胆固醇水平与当地犯罪记录，发现胆固醇水平较低的人，更可能因暴力犯罪而被捕。 这一切证据都指向一个结论——他汀类药物可以引起人们的行为改变，而这种影响的强度因人而异。 有很多报道称，他汀类药物的使用导致了严重的心理变化 02 如果他汀类药物还不够常见，那么，我们来说说扑热息痛 在美国，人们每年消耗的对扑热息痛（也被称为“对乙酰氨基酚”）超过4.9万吨，相当于每人298片。 比起“迷幻药”这类几乎在全球都被严格管制的药物，它足够常见和易得，甚至不需要医生的处方。 但俄亥俄大学的疼痛研究员Dominik Mischkowski在自己的研究中，发现扑热息痛一个可怕的副作用——降低人们的共情能力。 很长一段时间来，科学家们都知道，扑热息痛可以通过削弱某些脑区活动来止痛，例如抑制在我们的情绪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岛叶皮层。这些脑区通常与社会痛苦有关——有趣的是，在我们在经历社会拒绝或排斥后，扑热息痛可以让人感觉更好。 最近的研究显示，同一个脑区的功能比想象的更加复杂多样，大脑中感知疼痛的中枢与共情也有关系。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显示，当我们“积极共情”时，脑区会变得活跃，就好像我们正在经历痛苦一样。 为了证明二者的关系，Mischkowski与同事招募了一些学生，一组服用标准剂量的1000毫克扑热息痛，另一组服用安慰剂。然后，让他们读一些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振奋人心的故事。 结果显示，扑热息痛显著降低了他们感受积极移情的能力。 这一结果对药物如何影响数百万人的社会关系具有强烈的启示意义。尽管这项实验没有考虑到消极共情，即感受他人的消极情绪，但Mischkowski怀疑，消极共情同样会受到抑制。他还表示，考虑到扑热息痛的受众之广，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令人担忧的研究。 美国每年消耗的对乙酰氨基酚超过4.9万吨，相当于每人298片 “当你给某人一种药物时，你不仅仅是给他药，你还给了他一个新的社会系统。”他说。 共情能力不仅仅决定你是否是个“好”人，或决定你是否会被电影感动流泪。好的共情能力还意味着更稳定的浪漫关系、适应能力更强的孩子和更成功的事业。一些科学家甚至认为，共情是人类之所以能够超过其他动物的本质，我们不能小看降低一个人的共情能力所带来的后果。 但是，严格来说，扑热息痛并没有改变我们的性格，因为它的作用只持续几个小时，而且很少有人持续服用。 但Mischkowski强调，了解它对我们的影响依然非常重要。比如，在服用扑热息痛后，最好不要把自己置于一个需要有情感反应的环境中。 03 抗抑郁药的副作用：让一个人“人格改变” 另一个研究，则更直接地揭露了药物与人格的关系。 2009年，美国西北大学的心理学家开始探究抗抑郁药是否会影响我们的性格，尤其是大五人格中的“神经质”人格，一种表现为恐惧、嫉妒、嫉妒和内疚等焦虑情绪的人格。 研究者招募了中重度抑郁症的成年人，将其分为三组，分别给予抗抑郁药帕罗西汀（一种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安慰剂和谈话疗法。然后，跟踪他们在随后的16周内的情绪和性格变化。 结果是，药物让患者的神经质人格分数降低了。其中一名参与者Robert DeRubeis还表示：“药物才是根本原因，安慰剂（或谈话治疗）根本不起作用。” 更令人意外的是，药物对神经质人格的减少程度，甚至高于对抑郁的减缓程度。它对神经质人格和抑郁上的影响是完全独立的。除了神经质人格外，服用抗抑郁药的患者也开始在大五人格中的外向性人格上得分更高。 这个研究尚在初步阶段，其结论并非绝对可靠，但其观点依然是启发性的。一种解释是，SSRI改变了大脑内5-羟色胺的含量，而这种化学物质与神经质人格有关。 抗抑郁药不仅可以缓解情绪，还可以减少神经质的表达 或许有人觉得降低神经质听起来是个好事情——确实，过高的神经质与早逝有关，但神经质也是有好处的，它可以帮助人们规避风险。 “美国精神病学家Peter Kramer曾警告大家，抗抑郁药物可能会让患者变得冷漠。如果我的朋友需要服用抗抑郁药，我肯定希望他知道这一点”，DeRubeis说。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研究结果并不是让人们停止服药。 抗抑郁药物已被证明有助于防止自杀，降低胆固醇的药物每年挽救了数万人的生命，扑热息痛因其缓解疼痛的能力而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基本药物名单。 只是在治疗主要疾病的同时，我们希望人们都有权了解药物在心理上的副作用。 04 比药物影响更糟糕的，是学术研究的空白——因为性格的改变不易测量 有时，药物对性格的影响可能突发且极其强烈，这就比较可怕了。 比如，左旋多巴（用于治疗帕金森的药物）增加了冲动控制障碍（ICD）的风险，它会让抵抗诱惑与冲动变得更加困难。 2009年，一名帕金森氏症患者犯下了6万美元的诈骗罪，他把自己的行为归咎于药物治疗，声称药物改变了他的个性。 他说的话并非没道理。帕金森氏症会逐渐破坏大脑里产生多巴胺的部分，而左旋多巴本质上就是为大脑提供额外的多巴胺。但它可能导致患者突然开始进行高风险行为、沉迷赌博、过度购物甚至产生性瘾。 时至今日，左旋多巴依然是治疗帕金森氏症最有效的药物。因此，尽管药物的副作用能列出长长的一箩筐，每年依然有数千人服用左旋多巴。 左旋多巴是治疗帕金森氏症最成功的药物，但它会使人行为更加冲动 但是，比药物影响更糟的，是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忽视。 Golomb发现，研究者更关心易于测量的事情。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他汀类药物副作用的研究都集中在肌肉和肝脏上，因为它可以通过标准的血液检测来追踪。 “药物对人格和行为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存在巨大空白，”Mischkowski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们对这些药物的生理作用了解很多，却不明白它们是如何影响人类行为的。” 尽管已经有许多研究，揭露了不同药物对心理的副作用，但DeRubeis、Golomb和Mischkowski都认为，他们正在研究的药物仍会继续被广泛使用。 “作为人类，我们经常尝试一些可能有害的东西“，Mischkowski说，“比如我就常常用酒精来止痛，。只要你在正确的环境中使用它，就不会有太严重的后果。” 为了尽量减少不良影响，让药物的价值最大化，他强调我们依然需要知道更多。 因为，如今关于药物如何影响个人乃至整个社会行为的研究，可以说依然还处在“一团迷雾”之中。 本文编译自 ： BBC <The medications that change who we are.> 夏獭 ✑ 编译
脱还是不脱，这是个问题｜聊点私密的事
如果你在谷歌搜索“女性什么时候开始……”，就会发现自动联想中出来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 “女性什么时候开始脱毛？” “多毛被人们视作一种耻辱，”《完美的我：伦理理想的美丽（Perfect Me: Beauty as Ethical Ideal）》一书的作者、英国伯明翰大学伦理学教授Heather Widdow表示，“女性脱毛是单纯为了看上去更好看吗？深入思考一下，我觉得更是为了迎合世俗。” “如今，大多数女性依旧觉得自己必须脱毛，世界要求她们这样，她们别无选择。留着体毛让她们感到不安。” 你也许不相信，脱毛其实是个有着漫长历史的话题。从石器时代，古埃及、古希腊，最后到罗马帝国，男人女人都会脱毛。贝壳、蜂蜡或者其他脱毛剂是他们最常使用的工具。 而人类对“脱毛”的观念变化过程，完全可以看作一部世界女性身份地位的变化史。 01 曲折的脱毛历史 在古罗马时期，毛发与社会地位有着强烈的关联。 “脱毛就跟洗澡差不多。古罗马人认为一个人的身体越清洁，这个人的灵魂就越纯洁高尚，他们推崇这种人坐拥高的社会地位。”Victoria Sherrow在《毛发百科全书：一部文化历史（Encyclopedia of Hair: A Cultural History）》中如此写道。 古罗马时期的女性在打理头发 等到中世纪欧洲，天主教女性将体毛视作性别特征，女人的体毛意味着女人味。 不过，你虽然可以保留体毛，但对待体毛就像对待生殖器官一样，不能在公共场合露出来。头发是唯一能裸露在外的体毛，但也得少露，于是女性要拔掉头发让发际线向后移。 有趣的是，头发没了，她们还想没有眉毛。伊丽莎白1558年执政期间将自己的眉毛剃掉，追随女王的欧洲女性纷纷效仿，走到街头就能看见无眉的女性。 1760年，法国理发师Jacques Perrent发明了剃须刀，成为了男男女女更好打理自己体毛的福音。 伊丽莎白一世和她的眉毛 人们对体毛的态度，直到19世纪末又发生了转变。 转折来自Charles Darwin - 达尔文 1871年写的《进化论》。 Darwin在书中提出，如果从进化角度、更客观理智地看，旺盛的体毛并非“女人味”的象征，而是物种没有进化完全的象征。“Darwin的自然选择理论将体毛和原始祖先和物种退化联系在一起，认为体毛旺盛是一种退化。”Bates大学性别和性研究的教授Herzig说。 达尔文掀起了新的一轮脱毛潮 然后进化论火了，19世纪的科学家们纷纷接受了他的观点。随后人们又开始推理：既然体毛多是退化，那么体毛少是不是就意味着进化更加完善的，更加的具有性吸引力呢？ 科学家还逐渐加入了更多“新观点”，比如认为旺盛的体毛和“性倒置、疾病、精神错乱及犯罪暴力”相关。同时他们还说，这些理论只适用于女性，只有女人体毛旺盛才会疯疯癫癫。（这里面其实有一些性别歧视和雄性危机的味道。） 在女性社会地位正在上升的时期，要推行“性别社会控制”，开始传播一种“女性应当无毛”的审美和价值观。 女性也确实急了，开始脱毛。 Herzig教授在书中写道：“在20世纪的早期，越来越多的美国中上阶级的白人觉得体毛恶心，无毛光滑的肌肤才是女人该有的样子。将体毛剔除，才能将自己和下等人区分开来。” 02 各种流行告诉女性：“你该有女人该有的样子” 同时让女性开始脱毛的，还有当时的流行服装。 在20世纪的头些年中，美国开始流行各式各样的连衣裙。 有些裙子会露出半条、甚至整条手臂，此时如果露出腋毛，人们就觉得难堪。 20世纪的一些流行穿搭 1915年，作为一本女性杂志，《Harper's Bazzar》开始宣传脱毛。“女人必须要有女人的样子”。同年，剃须刀公司Gillette推出了一款面向女性的剃须刀——Milady，“在Milady的厕所梳妆镜前添置了一样新事物，它帮她解决了私人的尴尬问题。” 30年代到40年代，二战开始。 由于物资短缺，就连尼农袜子都比较难抢。所以此时的女性，又不得不迎来一个光腿的潮流——这意味着你又得刮腿毛。 1946年，比基尼流行起来，需要露出的部位和面积更多了。 谁都不想光腿时让自己的腿毛被看到，穿比基尼时阴毛露出来。那就要更大面积地刮掉体毛，以更加大大方方地穿比基尼，更加堂堂正正地光腿。 比基尼宣传照 “跟风脱毛的人有很多，但一开始也并没有很极端。”Widdow说。 “在1960-1970这段时间，走在街上还是可以看下腋下有毛的女性，《Playboy》杂志也会有露出腋毛的女模。加上第二波女性主义和哈皮精神热潮掀起，两者都不赞成女性应该脱毛。体毛是她们追求平等的标志，拥有体毛挺自然的。” 女星Sophia Loren1955年所拍摄的照片 “70年代开始，转变越来越大，流行文化发展壮大。记得是1987吧，有7位巴西姐妹在纽约街头开了一家沙龙，专门提供去掉体毛的服务。当时的名人，比如Gwyneth Paltrow、Naomi Campbell等，都去巴西姐妹的店里体验服务。群众们一看，有点意思，也就跟风起来了。” 根据数据表明，截止1964年，98%的15-44岁美国妇女定期有刮掉体毛的习惯。 “一开始，这还是一件你做了可以加分的事情。渐渐地却彻底变成了你不做就减分的事。”Widdow说，“无毛变得就跟你需要洗澡一样，人们开始觉得这无比正常。” 以《Playboy》为首的各类杂志出现在各大报刊亭，刮掉体毛、穿着内衣挑逗的少女，为女性树立了“性感标杆”。 广告和媒体开始大势宣传，无毛是理想，而有毛是粗俗。电解、脉冲、光脱……越来越先进的技术发展起来。 “厌恶、耻辱、敌意……这些都会造就人们对自我形象的自卑。”Herzig提及，“让自己的体毛被看见让女性觉得自卑。脱毛表面上看是让身体光洁，其实是逃避社会给予的压力。但脱毛并不好，脱毛使得私处没了生理遮蔽，更容易被感染。” 03 女性：“我们不能被代表！” 2008年，Arizona State大学女性和性别研究所的教授Brenne Fahs给她的学生们布置了一项作业：女生回去特意留体毛，男生回去刮掉体毛，过段时间汇报一下自己的感受。 实验的结果，学生一开始因为惧怕教师权威而执行了任务，但持续一段时间后纷纷感到羞耻，感到愤怒，开始向教授提出反抗。 “女性脱毛是有历史必然性的，”Fahs教授说，“每个人都会面对三大问题：同辈施加的羞耻感，自己内部自我同一性的争斗，社会对他们的排斥。” “还有性偏见。社会会因为体毛对一个人持有偏见，比如认为les会留腿毛，而gay都会剃掉腿毛。女性非常看重社会关系，却对社会关系对自己的影响没有认知，错以为这是自己的意志。但其实绝大多数都是社会规范的作用。” “在最近的2年里发生了很多事，大选、MeToo运动……女性的自我意识又再次觉醒，她们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体的归属权，开始有性别和性意识，开始有平权意识。开始有意愿去推翻这一切。” 在Ins上，也有一群上传自己体毛照片的女性，用行动在呼吁“毛发自由”。 一位在ins上晒出自己私处照片的女性 美国的媒体杂志开始刊登体毛的女性的照片。Emily Ratajkowski曾《Harper's Bazzar》上曾刊登过露出自己的腋下和腋毛的照片。 越来越多的女性意识到体毛与性别和权力有着密切的联系。体毛在人身上引发的情感本质，作为一种积极性和社会变革的工具，具有巨大的潜力。在女性主义的道路上，体毛这件小东西，正在承担着相当重大的历史使命。 有趣的是，商家们也在视机而动，有的剃须刀品牌一改之前的定义，借此机会新推出产品，积极为女性辩护。比如Flamingo采用的广告标语： “我们不能被代表！我们成长了，是时候做出自己的抉择！” 过去，剃须刀的广告仿佛在告诉人们：体毛是不被允许的。但现在他们都变了，开始表达：“有没有体毛都是个体的选择”。甚至还有品牌，开始在广告中体现不同群体的女性如何使用剃须刀将自己的体毛修饰成喜欢的形状。 “你可以选择保留你的体毛，也可以选择不。没人能对你的选择说三道四。”“你可以染它、剃它、让它自己长…...关键在于，是你自己出于自由意志做的决定，这才最重要。” 是的，你自己如何看待身上的毛发，永远是最重要的。 最后就祝每个人都能实现“毛发自由”吧！（我要去给自己的腿毛剪个小桃心了！） 本文系编译，原文： https://www.cnn.com/style/article/why-women-feel-pressured-to-shave/index.html Marianna ✑ 撰文 August 8:30 ✑ 编译
人生不能逃避的几个终极议题
很多时候，我想，人与人之间生活的千差万别——有的快乐，有的痛苦，有的体面，有的狼狈，也有的看上去体面但内心痛苦，还有的看上去平凡甚至低微但内心充实——除去表面的看得见的智力、工作、收入、家境等，一个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更决定着ta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比如： 你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或东西离开了，你会多年沉溺在失去中，还是重新开始？——关于死亡 是否觉得没有人能理解自己，因而更安全地选择了和自己在一起，但一个人的孤独感让你觉得自己与世界隔着？——关于孤独 是否有这样的体验：明明知道这样不对，可是却无力改变，做不了自己的主人，并为此纠结？——关于自由 总会在某一个时段或者周期性地冒出来一个问题：人为什么活着？在没有想明白这个问题之前你怎么生活？——关于无意义 从存在主义心理学视角来看，一个人如何对待生活，往深里讲，就是他如何看待和应对四大生命命题——死亡、孤独、自由和无意义。 我想，这些问题虽然你未必认真思考过，却一定在某一个时刻遇到过，并感到恐慌。 在我自己30岁的前夕，我感到莫名的焦虑、恐慌，一次偶然的机会听了一次辛思洁老师关于存在主义心理学的授课——让我清晰地意识到我自己对于死亡的恐惧：在三十而立的关口，我觉得我还没有拥有我自己的、真正的东西。我害怕哪一天我死了，我没有什么东西能留下来——其实我一直很深地记得这样一句话“真正的死亡是，你被这个世界彻底忘记”。 这个潜意识的恐慌早已悄悄地渗透到了我的生活中，只是我不自知。所以那一次讲课，唤起了、也抚慰了我内心的恐慌。我几乎是含着泪听完的。当晚，我睡得很踏实。所以我也想把我的感动和思考分享出来。 死 亡 死亡，很容易理解，一个生命的消亡。但死亡不仅仅指生命的消亡，还可以理解为——“有限性”，这包括了一段旅程会有终点、一段关系会有结束、你的能力可能达不到、你努力的结果可能微乎其微——结束、丧失、分离、不能、无果等等，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死亡。 这样看来，我们经历的死亡体验是何其多。尽管别人看不到，但我们内在知道，在所谓成长的这条路上，其实铺满了丧失、得不到——一段还没开始就已结束的恋情，一次很重要却与成功只差一点点的面试，一年努力工作还是没能得到的先进，一个终身伴随的不大不小的疾病。。。 这些“有限性”，往往会激起我们的挫败感、无力感——人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人生，这多么令人惶恐。如果，一个人所能得到的又很少，那么他没有办法用所获来掩盖一路上的“丧失”，每走一步都是痛，他的成长就会很艰难。 有的人一出生就很艰难。就像《被遗弃的松子的一生》中的松子，年幼丧母，父亲全身心在患病的妹妹身上，没有家庭的爱和温暖，也没有学会与人相处，再后来经历了被误解、失业、被抛弃等等，最终被一群无知的孩子打死，她死前发出了“生而为人，对不起”的感慨。 那么，我们如何应对生活中的这么多的“死亡”呢？ 1. 充分珍惜当下。 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难以跟“死亡”过不去，是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遗憾。一次失利的面试，我们会后悔没有好好准备；一段破裂的关系，我们会责备自己当初怎么没有更好地对对方。我们因为自己没有尽力而心生了太多的后悔、内疚、自责。真正不放过我们的其实是这些情绪，它们是对我们“没有尽力”的惩罚，拉着我们往下坠。 相反，越充分活过、已经努力了的人，因为“无憾”而越能接受分离、死去。 2. 接受自己的有限性，事情才能真的好起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很多事情虽然我们已经很努力了，可是还是得不到、不能变好起来了——因为，我们是有局限的，有太多的因素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 曾经，作为一名咨询师，对于来访者的不满或没有改变，我都会认为是咨询师不够好——如果咨询师足够厉害，他应该能解读来访者的需要、应该给出更好的回应，那样来访者就不会有这样那样的抱怨甚至脱落。 在从业的早期，每一个来访者的脱落对我而言都是一重打击，在提示“我不好”。这种不够好折磨着我，也推动着我很努力地参加各种学习、培训，但还是不可避免地面对挫败、对自己的失望。 随着成长，我逐渐认识到这其实是一种自恋——认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为来访者负起了全部的责任。 但咨询是一个多么复杂的事啊，两个人参与其中，两个人的内心世界，各自带着几十年的过往和经历交织在一起，无论多么完美的咨询师，都会不可避免地会让来访者有失望体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地理解一个人，没有办法跟他一样感受他的感受，我们也没有办法不理会自己的情绪，没有办法克服自己深入骨髓的反应。 咨询师也是人，也有自己的“不能”。于是，我也不再跟“不完美”的自己对抗。再进一步，我也越来越接受自己是平凡的，芸芸众生中的一份子。而这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好。在接受了自己的局限后，我更能理解他的“不能”，感受他的痛苦，和他在一起，而不是急于看到变化。而来访者的变化却在这种氛围中真实地发生。 我们的教育一直以来的教育都是鼓励人“出类拔萃”，成为别人的榜样、偶像——遗憾的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无法那么拔尖。因为每个人的天分不同，局限也不同，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学习，也不是只要努力都能学好考好。 我们这些我们视为理所当然，却让无数孩子深受其累——为什么我做不到，为什么我这么无能？深陷在无能、自责的漩涡里，我们是做不好事情的。我们的文化缺少一种鼓励人“成为他自己，接受局限，接纳不同”的土壤。 孤 独 其实，孤独并不是说，没有人。当我们的某一个方面不被人理解，当我们重要的感受没有人愿意听——我们都会觉得孤独。所以即使我们在人群中，在关系中，我们还是会觉得孤独。甚至明明存在被倾听、被理解的可能，结果却没有，这会更加深人的孤独。 比如，辛老师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小女孩她养的小鱼去世，她很悲伤，她跑去跟妈妈说。妈妈说，没关系，再买一个。 这个孩子就会感觉到孤独，因为妈妈没有看到她的难过，没有理解她失去金鱼的悲伤——那可能是一种失去了与这条金鱼的独有的关系的悲伤，可能是失去了在和这条金鱼的关系中自我部分的悲伤。可能这条金鱼可能特别喜欢吃某种鱼食。而为了给它屯食，这个孩子，克服自己爱吃零食的习惯，一个人悄悄攒钱，等等。 这是一个人很独特的体验，没有与她一起养鱼、一起攒钱，其他人是很难有同感的经验。所以小女孩与妈妈的经验不重叠，他们在各自的世界里，看不到彼此内在世界的呼喊。 我们并不是责备这个妈妈是个不好的妈妈。妈妈可能也是孤独的，“我已经努力了，你却还不高兴，你看不见妈妈的爱，妈妈的辛苦！”——而这里面，人与人之间，最悲伤的事是，你以为你给的是对他是最好的，却不是对方想要的。 这源于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有着自己独特的体验和需求。而他自己之外的其他人，最多只能做到“感同身受”。所以，这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孤独是绝对的，孤独是没有办法消灭的。 咨询室中很多来访者，他们的创伤并不是源于被虐待、被打骂，甚至他们生活上被照顾得相当不错，很多是源于长期的情感忽视——他们的快乐一直没有被认为是重要的，他们的烦恼从来没有被好好听说过，他们对于自己未来的决定常常得不到支持或尊重。这样的成长经验让他们难以相信，有人愿意倾听自己、有人可以理解自己，多年来的孤独如影随形，也阻碍了他们进入到关系中。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并不需要百分百的理解和倾听。有另一类的孩子，太被理解了，自己发出一个指令，父母立马明白，每一个情绪都得到回应，甚至在自己想到之前，父母已经做好了准备——这是另一种侵入，会产生另一种孤独、无助。我们其实也是需要孤独的，那是一个人自己的空间，自主的空间，创造的空间。 孤独不可避免，但我们可以减少孤独。投入到关系，一段能被理解、被倾听的关系中去。被倾听、被理解是人最基本的一个心理需求。咨询中，咨询师做的最重要的事，便是给予一个接纳、温暖的空间，谈心事——生活中这样的关系并不多，因而咨询空间是一个特殊空间。如果我们能遇到一个温暖的人，愿意倾听和理解，这是一种幸运。 如果没有，那么咨询是一个选项，可以尝试为自己开启一段这样的关系和旅程。 自 由 自由，不好定义，它的反面更好理解——比如身陷囹圄，一种极致的自由限制。普通人更多的是“心灵的不自由”。 举个例子，小A从小到大都习惯性拖延，无论在家里、学校或工作，写作业、工作任务，总是赶在deadline前做完。这样的模式常常激起母亲、共事伙伴的不满，她对此也不满却无力改变。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种不自由？ 我们可能会发现很多人有类似的困扰，比如明明很喜欢一个人却没有勇气表白而纠结懊恼，明明知道应该和父母好好相处但每次还是相互伤害，明明知道最近的一场考试意义重大却没有办法投入学习——然后这些人可能也听了很多建议，试了不少方法，但还是不能将自己从纠结解放出来。 其实从深层讲，这源于我们对自己的不了解：或许是恐惧被拒绝之后的脆弱自尊的倒塌，或许是害怕真实接触之后美好幻象的破灭，或许在那些“应该”背后有太多的怨恨积压而爱不能够出来，或许我们内心的攻击无法表达而选择了拖延这种“被动攻击”等等。 作为一个人，我们有那么多的渴望、恐惧，它们可能没有机会被识别，被看到，被认可，甚至在很多人早年的经历里，说出来自己的渴望或恐惧会遭到忽视、拒绝、嘲笑等而留下深深的羞耻。 羞耻是一种很难承受的情绪，人本能地想会逃避。我们无力直面那些深埋于心的渴望、恐惧，可是在每一个选择的当口，它们开始作祟，心无法自由。 真正的心灵自由，其实是一种随心所欲，可以选择发自内心热爱的而不是在瞻前顾后中失去，有勇气去拿一份想要的而同时能够承担选择带来的负面的东西，能够按照计划的来做而不是被未名情绪拖住无法开始而拖延成性，不被未知的明天焦虑弥漫也不受困于过去创伤可以清醒地活在当下。 而这样一种状态是怎么达成的呢？这需要借由自我探索而达成的高度自知。 如果有幸在成长在一种自由而又有温度的环境中，我们可能拥有相对自由的内心，但更多人的内心自由是“修”来的，佛学里的修行、心理咨询等等。心理动力学的心理咨询，其实说到底是帮助我们了解自己。 比如咨询中，我们会对“迟到”一件事情很仔细地去了解、探讨，事件发生的感受、动机，更深的背后涉及到什么样的信念、渴望或恐惧等等——这个过程，我们得到了咨询师的陪伴和共情，也获得了对自己去更多的理解，我们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这样，这个样子会带来什么——这个过程就是心智化能力提高的过程，“心智化”使我们获得自由和解脱。 很多在长程咨询中的来访者会反馈这样一种变化：比如当又一次面对“妈妈的否定”时，不再那么自动化地、一下子被失望、愤怒的情绪淹没而选择离开，而是借由已经增强的觉察和耐受力，她可以在当下过程慢一点，识别出自己的情绪，在这个清醒的空隙进来一点点理智，确定自己的需求，然后说出经过思考的、更有建设性的话语： “你知道我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却总听到这样的话，有多难过吗？我，你的女儿真的在你眼里那么地一无是处吗？”。 而这样的反应也使处于情绪中或不自知的妈妈清醒，于是一种新的、良性的互动开始建立。就是在这样的过程我们获得了自由，在一个当下，我们可以选择这样，也可以选择那样，而不是只能一个样子。这就是自由度的增加。 无意义 当我们面临痛苦时，当我们被虚无感侵蚀时，就会发出这样的哲学问题：人生这么不快乐，为什么要活着？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也是阶段性地会问自己这个问题，可是其实是没有答案的。但我们还是会追寻意义，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意义，跟其他动物不同，人是需要意义的动物。有了意义，哪怕是苦难，我们都甘之如饴。 我听说过一个故事，一位母亲，也是一名心理工作者，她的女儿自杀了，她沉浸在深深的丧失、内疚、悔恨中没有办法出来。尽管她是学心理学的，也依然没有办法用所学来解决，她的同行也用了很多方法无济于事。 最后她怎么好起来的呢？她信了佛教，上师她说了一段话，大意是，“你的女儿与你的情缘，在这一世就是十几年。这是早就定了的，缘尽了就走了，等下一世再聚”。她接受这个说法。这就是意义，虽然在有些人眼中看来是一种宿命论，但它可以缓解痛苦，可以让人带有希望地活着。 所以你看，就算是学心理学的人，也会被痛苦所困，也会需要一个意义来好好生活下去。而且，对痛苦的追问、虚无感会砸中每一个人的，不分贵贱。就算明星，他们得到了物质世界所能得到的所有，以及人际中的各种满足之后，也会生出一种虚无感——会寻找意义，他们有的信仰了某种宗教，有的投入到了公益。宗教其实也是在帮人解决人生意义的问题，所以很多人会选择宗教，它让我们生活得更好。 基于精神生活的某种向往，意义感的追寻其实与物质、外在关系并不大。我们可以看到80、90后的这一代更多地发出对意义的追问，对传统认可的一种“成家立业，结婚生子”的生活模式不是那么接纳——这并不是一件坏事。 相反，这是重视自我意识、生命质量的体现。不满会驱使我们去寻找，直到满意为止。只要不被虚无感、无意义感侵蚀就好了。 但如果你常常被过去的经历干扰，而没有办法好好活着，或许可以试试心理咨询。你可能会疑惑，心理咨询“你没有办法让过去的事重新改写，那你怎么帮一个人好起来呢？！” 是的，我们没有办法让发生了的事没有发生，但是我们能赋予发生的事以意义——这个意义能让事情好起来。以及咨询也能帮助人去发现意义。 我们最早的生命的意义可能就是妈妈，透过她温情的眼睛，我们看到自己的价值，这让我们体验到快乐，潜意识地感觉活着是好的。 再慢慢地，我们会拥有自我意识，清晰自己的愉悦、喜恶、兴趣、成就感，建立起自己确定的意义来源和支持。哪怕遭遇痛苦，我们确定的意义和价值的部分仍然可以支撑我们。 所以，好好生活下去的意义来源，透过关系，可以被发现。 以及投入是可以避免虚无的，尤其是投入到利他的事件里。利他，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别人更好，这是自我价值的一种体现。当我们看到自己被需要、自己是有价值的，我们就会生出意义感。所以一些公益、教育事业这类利他可以满足我们的对意义的追寻。 以上是存在主义四大生命命题，不分男女老幼、高低贵贱，每个人都会遇到。 这让我理解，生命的本质是一样——原来，我的烦恼也是别人的烦恼，就像团体中的普同性因子，这安慰了我。 但每个人生下来的运气却不一样。我们之所以最开始在这四大生命命题上拥有不同的态度，早年经历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怎么样在自己的既有命运下，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最好的路——我觉得，这也可以算生命的意义之一。不是吗？ 所以好好生活下去，不气馁，有召唤，爱自由！
认识创伤，发现生命另一面的模样
创伤比我们想象的更普遍的存在着，尤其是正常的成长过程中发生的创伤。当创伤不能被言说时，它就会在潜意识里作祟，以精神或者心理症状表现出来。谈论创伤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视角来理解人的心理世界，使自己对生命更加敬畏、慈悲、平和，理解和接纳。一、认识创伤二、普遍存在的创伤——复杂的发展性创伤三、联结与修复
成为精神分析师（下）
文章选自：(2009).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45(4):483-503 作者：Lore Reich Rubin, M.D. 翻译：周四文献学习小组（张自强、刘振中、黄思思、陈婉迪、丁梦蕾、韩晶晶、李盼） 策划：张自强 我痛苦的主要原因还是美国与家乡的巨大差异，它的习俗、人际关系、着装、面容和行为都不同于我既往所了解的。我感到自己与同龄人格格不入，我可以将这描述为一种认同危机或是一种与自我概念和自我理想的疏离。不管使用何种精神分析术语，它感觉就像一种混乱，一种困惑，一种找寻稳固自体感和归属感的挣扎。我曾读过Eva Hoffman (1991) 等人的作品，从而意识到我的经历并不是独一的。但我也读过很多难民的故事，他们似乎更平静地度过过渡时期，或至少没有细想这些感受的记忆。也有可能，因为他们已遭受了如此极端的创伤，所以适应在美国的生活似乎是一个小问题。我十岁时来到美国，因此大部分适应都发生在我的青春期阶段，而它本身就是一个适应期。另一方面，移民美国终结了欧洲对我生活的压迫威胁，使我从此过上更稳定、可预见和安定的生活。 与我们在欧洲普遍感受到的威胁相对应的是我父母对精神分析的激情。对他们来说，精神分析可以拯救世界。它的洞见可以改变养育孩子的方式并让世界摆脱神经症。这一观点得到了他们众多同行的认同，包括安娜·弗洛伊德——然而她的父亲西格蒙德似乎在一战期间丢掉了他的乐观主义。我的父母对他们的目标和贡献给予了高度重视，这是我在现代社会中很少能学习到的。与此同时，他们与同事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特别是那些与他们有同样政治观点的人。这些关系，至少在我母亲身上，延续了一辈子。 在我成长中，我盼望着能跟随父母的脚步，进而带来同样的兴奋和融洽，但我加入精神分析团体的时间稍晚，在我进入时，精神分析已经是一个保守的职业，思维僵化——至少在那个时候——沉浸于正统之中。激情和探索的光环随之消散，在许多正式的晚宴招待中，同侪关系变得正派且正式。 然而，作为一个孩子，我只见证了父母对精神分析的情感。直到在我毕业并慢慢学习专业之后，我才开始理解父亲和母亲所做的真正贡献。即使并不常被提及，我的父亲最早认识到阻抗分析其实就是性格分析，是力比多愿望和与之对抗的防御之间的妥协形成。他也理解移情阻抗深嵌于这些性格防御中，因而需被首先分析。我认为他对负性移情的强调是过度的，这源自于他与权威之间的冲突。我很快意识到，可能是由于我自己的挣扎，很多的病人会为他们的正性移情深感羞耻，而这种羞耻会导致分析中的强烈阻抗。他后来对“身体盔甲”的研究在我的精神分析教育和发展中并没有被看成是“分析性的”。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在我的思想中，身体僵硬防卫着情感，而他则开启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发现。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对父亲在1934年被精神分析协会除名一无所知。除名是由于IPA领导层政治性的动机，这在安娜·弗洛伊德的信中已有充分记载，而信可以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档案和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找到（见Reich Rubin, 2003）。父亲的除名推动他进一步地关注身体心理治疗，或许部分原因是反对古典精神分析“不触摸”的指令。尽管他延续对负性移情的兴趣，但是我不清楚他是否考虑过唤起正性性欲移情的危险性。或许他已不再在意。显然，被IPA除名对他来说是一个严重创伤。其后，恩斯特·琼斯“掩饰”说我父亲自愿退出IPA，这一说法已被充分证明是不真实的 (Fenichel, 1934)。我母亲对精神分析发展的贡献只发生在她与我父亲山顶分别之后。在那之前，她或许是太年轻缺乏经历，或许是，我认为在我父亲的阴影下显得黯然失色。在离开柏林后，她来到布拉格，并在紧密的小型精神分析团体中茁壮成长。这个由Otto Fenichel所领导的小组，将令人兴奋的思想传递给我（我当时大概八九岁），虽然我并不理解他们所讨论的问题。 在所有的这些精神分析家当中，我的母亲主要因为她发表的关于自恋、移情和反移情的论文而备受尊崇。在（反移情）这一点上，她会时不时地会被一些客体关系学派的分析家挑战，认为反移情只是偶尔发生的，并非是无处不在的，也不是精神分析观察中的首要的因素。最让我震惊的（只是在我自己最近的精神分析发展当中），是她只用了三句话就简明地总结了母婴关系当中的动力性冲突，她在这方面并非专家，但却非常准确和知识渊博。 其实我并不是因为很敬重我父母亲的工作，才选择精神分析作为我的职业。相反，母亲长时间与精神分析机构和社团工作，在晚上她还要跟来访者工作，一天下来行程都特别满以及之后还有志愿性质的教学工作，我因为这部分而推迟了自己的精神分析实践，这就意味着她除了周末和假期以外，几乎没有什么时间跟家里人待在一起。她在晚上不是跟来访会面或者教学，就是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写论文，这些论文在她死后才整理成册(Reich, 1973)。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极度厌烦这些论文--也就是说，我自己不得不花费很长的时间，来拒绝阅读这些论文。最后，我还是让我自己阅读了他们，我又再次被母亲深刻的描述和准确的假设所打动。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目睹了我母亲（辛劳的工作），精神分析这个职业已经被抛诸脑后了。相反，我试图研读历史，几乎不看心理学的内容。毕业以后，我发现读研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于是我开始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尝试，放弃在托儿所的工作和晋升机会。不久以后，我意识到我对于小孩子几乎没什么能力。在自己的人生中继续艰难爬行，我想我可能还是会成为一名心理学家。我母亲反对我的这个想法，甚至搬出了几个重要人物，像Ernst Kris和Kurt Eissler ，他们都试图说服我去医学院，因为要是我没有一个医学博士学位，我在精神分析当中就可能会是“二等公民”。没有医学博士学位的Kris，对于这一点特别确信。他告诉我他是APsA中特殊的一员，在协会里他只能培训一些想要参加这个协会的成员（在APsA的那段时间里，几乎不可能去吸纳非医学背景的会员）。在很多时候，在我的脑海里还没形成心理学家不是精神分析家的概念，但是我学医的压力非常大。与此同时，我的母亲对我没兴趣读弗洛伊德而深表失望。她希望我对于她在临床上所体验到惊人发现有着同样的感觉。若干年后，我很讨厌承认：正是因为她的压力，我才一直拒绝阅读弗洛伊德。与此同时，无论我做了什么选择，我的父亲都感到满意，但是他怀揣着我可以出名的愿望。 尽管有来自父母的压力，但我的第一次个人分析仍然吸引了我，并使我的职业选择成为可能。分析，并不是提取和恢复已遗忘的记忆，而是去拾取记忆中被遗忘的情感，这些对我来说都非常有启发，颠覆了我原有的认识。我相信，当一个人第一次和另一个人的潜意识相连接的时候，会感觉到敬畏，也会知晓，对于个体本身来说，有着一大片未知的领域。这就好像是，一个人认为自己已经有了一份完整的地图，却又偶然发现地球上一片无人知晓的领域。呈现在我眼前的无意识揭露的可能性，把我深深的吸引住了，我感到很振奋。选择成为一名分析师真是太吸引人了。我不再只看到工作了很多个小时，疲倦又充满压力的妈妈，我还感觉到我可以从事一个崭新的、还未探索过的领域，不仅是我自己，也是对很多人而言。 回顾这种情感被揭露的经历，我再一次被分析是多么的接近内心和来访者所打动。这并不是在重温当时的“移情”，而是在回味移情中的抱持。它为我对职业的确信奠定了基础，并贯穿了我整个职业生涯。这样一种饱含情感的洞察力，无论它是因为分析中的移情或是抱持而形成，都是治疗中的改变和治愈的基础。 为了实现我成为精神分析师这个目标，我绕道而行，历经了严格的医学教育和精神病学的住院医师实习。这并不是一种轻松的转变；，医学和精神病学对个体处理生与死的情景时抱有浓厚的兴趣，甚至带有戏剧性的兴奋。但我很确信，之后跟随我学习分析的学生中，曾经毕业于心理学专业的，可能会比医学提供更丰富的专业背景。他们阅读了更多专业领域的文献，也似乎更偏向于理性化。然而，美国的心理学家如果想获得分析的训练，却不得不通过“上诉讼”，或是去和某些暗含的“行业限制”做斗争，即APsA曾提出在进入APSAA{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学习精神分析之前，要求先获得医学学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医学生相较于非医学背景专业的学生，会更早地面临生与死的问题，帮助我们更早地承担责任和变得成熟。 当我在1957年申请精神分析培训时，正是它最受欢迎的时期。当时的申请人数远远超过了给出的名额，而且当时的各种学会和机构也比现在要少得多。选拔的过程非常严格且充满了审判性，是基于对申请人的很多评判，比如“可以被分析的”，内省的，有悟性的，有亲和力的。 我相信，被现代描绘成是“古典”时期的20世纪20年代的所有鲜明的性格特征，都会因为过于神经质或是不够稳定，而被精神分析的训练拒之门外。而最后，只有“刚刚合适的”和“富有责任感的”才能被接受。那些已婚的、不再寻找其他伴侣的，努力工作又专心的，一些表现出强迫倾向而非癔症特征的人，被接受了。 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是因为那些大量在领域中毫无建树的分析家们，致力于保留住所谓的“正统”，他们认为只有正统的东西才能进入到分析领域。而这样的正统和精神分析学会的刻板性留存至今。 1970年伊始，学术界开启了一场针对“自我心理学”理论的革命。在我看来，实质上，这是针对纽约精神分析学会及其下属机构，美国政治学会（APsA），针对聚拢在安娜弗洛伊德周围（Anna Freud）的IPA会员，自组织内部发起的，对领导权的挑战。海因斯.科胡特提出了自体理论，吹响了革命号角，众多学派思潮涌起，分歧与新锐观点聚焦在拉康和梅莱尼.克莱因的客体关系，人际沟通，主体间关系，“此时此地移情”等理论上。这些新潮理论为学界增添了活力，引燃了思想火花。 我最早在纽约精神分析学会受训，并且十分看重这段经历。在精神科住院部里，听过很多病人，但我不能够把他们的语言组织成任何连贯，有意义的实质性表达。而这段精神分析培训经历让我大开眼界。我学着去理解话语以外，潜在的含义，围绕理论框架，形成我自己的看法。我的老师多是成就卓著者，最出名的要数埃迪特·雅各布森Edith Jacobson, 她秉持着非常清晰的理论知识，远超越于其所属时代。她的想法包括：客体表征、理想化与真实表征、自体感和理想化自体之间的矛盾，理想化客体表征这些概念。正如佛洛依德所描述的，伯塔伯恩斯坦也清楚的展示了这一机制在制造恐惧症方面的作用。我们的周围尽是诸如Hartmann, Kris Lowenstein, Margaret Mahler等这些理论学家。于我们而言，学会无异于精神分析的“圣地”。我毕业后，丈夫得到了一份在匹斯堡的工作。此前，我的导师Robert Bak告诉我说，Hudson以西就没有精神分析师。(美国地名很多，不知道这个hudson是位于纽约州的，还是其他州的城市）。 所以，丈夫和我曾约定，先定居纽约，等我完成冗长的培训之后，再选择其他的住址，我们去更有利于他职业生涯发展——可以研究经济史的地方。他去了匹斯堡大学，当时学校迅速扩张，招募，同时也吸引着各式人才。 那次的搬迁起初让我十分焦虑，它激起了我早年间因搬迁引发的疏离、迷茫、不安等创伤性体验。因为没有人坐下来和我解释这些“规则”，所以我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去感受不同的民俗和文化冲击，这也让我回想起了移民美国的经历。这些境遇在我重新调整职业生涯的过程中显得尤为真实，我花了两年时间重新找到工作，花了更久的时间，才开始接手新的精神分析实践。 我带着一个三岁的孩子和一个婴孩，来到匹斯堡。我不适应没有工作，我对自己的期望是成为一名职业女性。当我克服了自己的疏离感后，我意识到，那失业的两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得以放松，享受照顾孩子，并且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仅仅以女性的身份，享受匹斯堡的生活。我很庆幸我的丈夫工作的大学任职，大学所在的城市正好有一所新成立的精神分析学院。因此，在中断了几年的工作和更多年的兼职之后，我可以和我的匹斯堡的同事，继续我的精神分析师的职业。适应匹兹堡的生活并不容易：理解这个新学院的“规则”和习俗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在我完全被接纳之前，我不得不摸索着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和职业环境。我来到匹兹堡的时候，没有任何关系来帮助我找工作以及进行实践。正如我所了解到的，一个没有关系和当地人推荐的精神科医生是不容易被录用的。我花了大约两年的时间，对我的同事们有了足够的了解，融入了匹兹堡精神分析学会，从而拥有了足够的人脉，找到了工作，并慢慢地积累了我的实践经验。 我母亲曾多次告诉我，按照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的正统观念，芝加哥的分析师们强调“依赖需要”，这削弱了精神分析的力量。这个词对她和其他人来说都是诅咒，因为它不承认力比多理论是人类的基本原则。我现在觉得她的强烈反对是一种讽刺，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她身边长大的，大部分是在远离她的地方。但是当我到达匹兹堡的时候，我不理解我和新同事之间在理论上有什么不同。这些同事也不明白，尽管我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但我们的概念却有很大的差异。当我加入匹兹堡精神分析学会时，我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令人困惑的理论情境中。我在纽约接受的教育使我对结构化理论有了深入的了解，并将冲突的解决方案概念化，包括驱力和防御、妥协形成，以及构成冲突的症状和性格特征。此外，我认为，为了更明白婴儿期的冲突，移情不应该过早地解释，而是要更深入和退回到更原始的冲突中去。其目的是获得洞察力：这种技术是自由联想；解释促进了这种自由联想，并指出当情感或防御出现转换的时候，联想会摇摇欲坠。此外，只有当移情成为阻抗的来源时，才能对移情做出早期的解释。 就他们而言，我匹兹堡的同事大体上对“依赖需求”的新版本更感兴趣。“尽管我们都说着同样的语言，但有不同的细微差别，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这些分析师受到芝加哥学派理论的强烈影响——他们把移情作为治疗的唯一基础。”虽然他们没有使用依赖需要这个词，但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芝加哥流派的影响，以及他们后来逐渐形成了发展缺陷理论，特别是是依恋而非冲突理论。当我1965年第一次来到匹兹堡时，玛格丽特·马勒(Margaret Mahler)刚刚以分离/个体化的概念出名。我匹兹堡的同事们被她的想法吸引住了，并把它们应用到成年人身上。他们似乎也低估了超我和俄狄浦斯冲突，而这些在我的教育中是很重要的。 随着精神分析理论在日后数十年的进展，匹茨堡的分析家们开始引入自体心理自体客体名词，即纽约的分析家们所谓的口欲期或口欲期客体关系与特征组成，客体关系与温尼科特也同样为他们所偏爱。他们强调对母体客体的依恋，或此依恋中的剥夺；这是一种缺陷理论而不是结构性冲突的理论。然而于我而言，最震惊的莫过于除了初始会谈中的正式问题外，对性欲的提及是缺失的。自慰和在行为特征模型中诱发创伤的性幻想的掺杂，都不是地形中的部分。值得一提的是我大多数新同事对移情的态度。数年间，我们彼此交谈，因为我们使用一些词语譬如移情，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在指代截然不同的内容。然而我信赖于觉察，无论如何抵达，只有穿越转移的洞见才是宝贵的通过移情导致的觉察才是宝贵的。结果，这群人很快就高兴地接受了默顿·吉尔(1979)对“当下的转移此时此刻的移情”的创新。 因为我在抚养三个孩子，因此花了三年时间才申请到训练分析家的资质。只有在应用的过程中，我们取向的理论性差异才会发生。我不得不将一个案例呈递给一个委员会。他们讶异于我缺乏对解释转移的强调——直到它加深并倒退至冲突根源——以及我对内容的兴趣。他们因此拒绝授予我训练分析家的资质。这个自恋的打击因为我自己的矛盾情感而被削弱。我不希望重蹈母亲被她的学会奴役的覆辙——开不完的会议，还有政治事务。同时，由于其他申请升级的人也被拒绝，这个打击也得到了缓冲。 我对我母亲全身心投入的其他质疑来源于生活现实与分析家的精神健康。我的经历对我而言并独特，而与那些做了母亲的女性共享来自于那些做了妈妈的女性。每天我都时常在对于我病人的努力与思考和家庭之每天我从和病人有关的挣扎和思考中回到集中。那里，而家中还有我三个孩子发出的互动请求与需要的猛烈夹击，还有我先生，可能没有那么急迫夫那些不太猛烈的。我不得不迅速改变身份，从分析家转换为妈妈和妻子。从分析家和妈妈与妻子。我记得，我们的一个首席训练分析家 James McLaughlin (2005)讲述了他需要在他的分析家工作后，花上几个小时让自己泡在木工车间内，以减轻压力，回到他的家庭生活中去。这种奢侈品对做妈妈的女性而言无异于天方夜谭，我也认为，沉溺于内省生活确实危害了家庭生活，这使得精神分析成了一个艰苦而危险的职业。 对我作为精神分析家最有用的成长是匹兹堡精神分析协会的要求：所有会员要参加学习小组。这些小型的小组每周见一次面，见面，常常持续数年。在有些小组里，我们阅读文献并讨论，其他的小组，我们报告正在进行的案例。这一形式的优点是小组规模小、成员关系亲密并开始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舒适的和放松的社交网络。当我们开始信任别人的时候，我们分享我们的真实案例材料，而不是作为治疗师的人对同事施加影响。我们在没有那些“老一辈”的情况下会面（当然，我们现在也是老一辈了，但是我此刻讲的是三十年前的会面了）这并未让我们觉得被批评、被判断，而是感到被完全接纳。 在这个氛围中，我们听其他人如何着手他们的工作，我学到了很多不同的风格与不同重点。在我内心，一个智力成长的过程发生了。我看到有些人小心翼翼地将自己调整到初级过程，无疑是能够将深层的无意识转移的幻想，从发生在办公室内的小小的当下事件中引出。他们能够将两种在对移情解释理论上冲突的两种趋势的两种理论取向综合。幻想引出的可以是性、矛盾情感或是对立冲突的内容。其他分析家则致力于当下转移的细枝末节，并最终引出了令人深感困扰的信任与恐惧的问题。 所以，丈夫和我曾约定，先定居纽约，等我完成冗长的培训之后，再选择其他的住址，我们去更有利于他职业生涯发展——可以研究经济史的地方。他去了匹斯堡大学，当时学校迅速扩张，招募，同时也吸引着各式人才。 那次的搬迁起初让我十分焦虑，它激起了我早年间因搬迁引发的疏离、迷茫、不安等创伤性体验。因为没有人坐下来和我解释这些“规则”，所以我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去感受不同的民俗和文化冲击，这也让我回想起了移民美国的经历。这些境遇在我重新调整职业生涯的过程中显得尤为真实，我花了两年时间重新找到工作，花了更久的时间，才开始接手新的精神分析实践。 我开始重新思考我的理论和技术，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病人应该被不同地对待。有些病人会（在分析中）谈论他们的梦、口误以及幻想；别的病人倾向于形成跟他们治疗师之间更积极或更负性的依恋关系，我们主要是在这部分进行工作；有些病人需要对依恋的议题工作的更多，有些更人会在性格上形成妥协。在后面的这个案例中，行为上的特点经常会激发出童年里被性欲化或者在本质上就是性的创伤。我的病人当中，我发现没有人的妥协形成是源于对童年期幻想生活的内疚的挣扎，除非这些挣扎引发了创伤（作为儿童，他们的幻想被大众所曲解）。 我依旧着迷于创伤在神经症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这并非是要否认内在现实，通常我认为内在的体验是外在体验的反应。在我的工作当中，我并没有发现病人的的冲突的内疚幻想和他们的现实生活环境没有关系。因此，我依旧对创伤在性格发展上产生的影响感兴趣。 我也开始明白在我们工作当中最主要冲突的要么是我们想要帮助病人，要么就是我们对于窥探无意识地纯粹体验所感兴趣（在我的早年受训经历当中，想要“帮助病人”可能会被定义为“拯救幻想”，这样的一个理想化模式基于弗洛伊德的概念，这样的概念是我们正在做出的科学探究）。我也开始重视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克莱茵、自体心理学、拉康、荣格以及古典的关于驱力和防御机制的自我心理学、客体关系，主体间理论、以及别的许多在这里难以提及理论观点。我认为一个分析师应该是灵活的和不拘泥于某一种理论框架的，以便自己能够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病人。这种想法有助于我们研读小组在这些年中去阅读不同的理论观点以及帮我们小组学会去尊重那些理论。这个想法是复杂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得到。决定采用哪种理论方法是因为我们想要对临床上有所帮助以及了解哪种工作方式适用于个体。在临床当中要是一种方式不起作用，也许我们可以转换不同的工作方式。工作方式的灵活性让我更享受我的精神分析工作，这也激发了我去思考“我是否在（对病人）做正确的事情。” 为了让精神分析发展成一个可被治疗的模式，精神分析师可能需要在态度上做出一些改变。我们应该放弃对于“纯粹”精神分析的追求，这可能会导致在临床上引起非常多的争论，以及形成许多理想化的小团体。我们应该学会包容，倾听不同的流派的观点，去阅读其他流派的期刊，这样才有可能帮助我们形成一股力量。我们被所谓的精神健康的科学亚牛凡事所裹挟着，这可能会真的否认内在心灵的存在以及太过聚焦于大脑内部，不同的心理动力学方法应该整合起来，尊重在神经科学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这可能会开始消除心灵与大脑的屏障，以及证明无意识的存在以及它的重要性。 我现在已经从精神分析的实践中退休了，但是我依旧在匹斯堡精神分析学员的连续案例讨论会上进行教学。和年轻同事的会面对我来说非常有趣。我们一直在了解与不同病人工作的多种方法和技术。我们已经对日常移情的检查需要和了解妥协形成、防御和超越那些引导我们病人的无意识幻想达成一致。我们在讨论与反对中积极的讨论，也学会尊重彼此。在这学期，我开始对于未来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的希望，重新充满了热情。 References Fenichel, O. (1934), Letter VIII. In: Rundbriefe: (1934-1945). [Round-Robin Letters], Vol. 1, ed. J. Reichmayer and E. Mühlleitner. Frankfut am Main und Basel: Stroemfeld, 1998, p. 119. - 502 - Freud, A. (1944), War and Children. Madison, C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Gill, M. (1979), The analysis of the transference. J. Amer. Psychoanal. Assn., 27:263-288. [→] Greenacre, P. (1941), Predisposition to anxiety—Part II. Psychoanal. Q., 1:610-638. [→] Hoffman, E. (1991), Lost in Translation: A lLfe in a New Languag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5. Jacobson, E. (1971), Depress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Kris, E. (1956), The recovery of childhood memories. Psychoanal. St. Child, 11:54-88.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 McLaughlin, J. T. (2005), The Healer's Bent: Solitude and Dialogue in the Clinical Encounter, ed. W. F. Cornell. Hillsdale, NJ: Analytic Press. Modell, A. H. (1976), The “holding environment” and the therapeutic action of psychoanalysis.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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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咨询靠谱嘛？
在当代社会里，网络改变了我们对自己、周围人和整个世界的体验（Turkle，2004）。对于许多普通用户来说，电脑成为他们自体的延伸，成为一个新的器官，成为他们的大脑和记忆，尤其是社交关系的大门。尤其随着网络咨询平台的兴起，病人有越来越多机会接触心理咨询。 尤其，随着新冠肺炎的爆发，咨询师们不得不改变他们和病人的工作方式：从地面咨询转向网络咨询。在过去对网络咨询持怀疑态度的咨询师，也陆续加入到网络咨询的阵营当中。因为，在疫情爆发期间，为病人提供网络咨询可以避免治疗关系的过早中断，以及可以帮助病人度过这个艰难时刻。 1. 网络咨询的反对声音： 反对网络咨询的人认为：远程咨询会对移情和反移情造成干扰，当咨询师和病人不在同一个空间下进行工作，网络媒体会成为第三方对咨询造成不必要的干扰。同时，由于咨询的有效取决于稳固的治疗同盟，这是建立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的。根据温尼科特的“抱持性空间”的概念，没有身体的共同在场，病人就会感受到安全是有限的。这就好像婴儿要安静的睡眠，就需要母亲待在身边，关注自己的睡眠，才能安然入睡。然而，网络咨询的出现却无法提供这样一种身体在场感，也无法提供这样一种安全的空间，而这样的安全空间却是由于网络咨询本身所造成的抑制。他们还认为精神分析对于那些严重的病人和儿童，提供这种身体不在场的网络咨询，所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甚至是无效的。Yamin Habib（2003）、Brainsky（2003）和Argentieri&Mehler（2003）的研究对远程咨询提出了反对，他们认为远程咨询引入了第三方和部分客体，违反了咨询中的中立性。同时，他们也为远程咨询是在没有气味和空间等客体小a的前提下，进行的非言语交流。这会干扰分析师和病人的无意识交流，真正的精神分析也不可能在此发生。Scharff（2013年）认为：“那些反对远程咨询的人认为这是对框架和分析的突破。” 心理咨询行业是很严肃的，需要很多严肃认真的人把它做起来。抛开临床上的考虑，有人忧虑网络咨询的快速发展，并不利于心理咨询的发展，因为这种网络咨询的发展模式就如同uber或者滴滴的发展模式。而这些反对人士认为，网络咨询存在着一个幻想：当病人提出要求时，咨询师就必须“在线”，并且可以实时通话。这会给病人造成一个想象，他可以随意找个人谈谈，只要自己喜欢，就可以进入下一个疗程。比如当前的壹点灵或淘宝的在线心理咨询服务，都是借鉴了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在这里，咨询师的专业性得不到基本的保障。 2. 研究支持： 尽管存在这些担忧，但是目前已经有研究证明网络咨询的有效性。根据2014年发表在<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的一项研究显示，网络咨询跟地面咨询一样有效。2018年，该杂志再次论证了网络咨询在治疗抑郁症、恐慌症、社交焦虑症和广泛性社交焦虑症上的有效性。 随着CAPA的培训体系进入中国，为中国提供了足够多的治疗师。 Fishkin、Fishkin、Leli、Katz和Snyder等人，在2011年的研究中不仅讨论远程咨询的成功，还讨论了由于文化因素以及在网络虚拟空间中所产生的移情和反移情的性质。 在2012年，Godleski, Darkins, and Peters 对98609名接受远程咨询的病人进行调查，时间跨度从2006年到2010年，在这项调查研究中心，他们发现：跟面对面的咨询相比，接受远程咨询的病人有着相同的满意度。 根据Etziona Israeli, M.A., Zehorit Asulin-Simhon, M.A. and Ruth Sharabany, Ph.D.等人的研究，他们发现总体说来：网络咨询对于症状缓解、探索精神生活、处理移情、反移情、阻抗等问题上，比地面咨询更有效。同时，网络咨询的出现为那些无法面对面的病人提供了可能。 3. 网络咨询如何起效？ Scharff（2013年）认为：“那些反对远程咨询的人认为这是对框架和分析的突破。” （1）框架问题： 框架问题在精神分析的技术中心占据了中心位置，正如Wood & Yakeley指出：“在精神分析的世界中，分析的框架是必要的基石，允许分析中移情和反移情的发展，也为分析师提供审查的视角”。根据CAPA的经验，远程咨询不一定会影响基本的框架，如咨询频次、费用、开始和结束时间；同时，通过摄像头，在分析中病人也是可以使用躺椅治疗。Fishkin等人（2011年）认为远程咨询相对中立的，虽然它确实改变了熟悉的咨询方式，但是咨询师需要识别和熟悉这样的变化。 （2）身体上的接近： Gallese是最初发现镜像神经元的研究人员之一，通过他对镜像神经元的研究可以发现：视听镜像神经元开启了一个真正的分析过程，甚至也为远程分析的进行提供了可能。正如Scharff所说：“无意识的交流可以通过视觉和感觉途径，也可以通过视觉感知和互动来实现，语言恰好就体现在共鸣的感觉运动系统中。远程分析的纯粹视听交流会在病人身上激起相应的图像感知。”事实上，Gallese（2005年）的研究证明了远程分析可以通过跨模式交流，从而激活病人的身体反应，这也就为真正的无意识交流提供了可能。当分析师和病人在物理上不接近时，分析过程也是可以通过远程技术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结论得到进化心理学的最新研究的支持。 （3）远程分析中的无意识交流： 许多分析师认为远程分析并不排斥无意识的沟通，Kudiyarova (2013)举了一个例子：当她在美国做富布赖特学者的时候，她的一个远程分析的病人做了一个关于delta的梦，病人对这个梦很感兴趣。她当时去美国乘坐的就是达美航空公司的航班。Scharff（2013a）概述了一个类似的无意识交流事件：当时她正在给一个男人做远程分析。在这男人的小时候，被一个持刀的流浪汉强奸了。他的身体当中对这段记忆充满不安，出现了躯体反应：脚踝上出现皮疹。同时，他的脑海里浮现了一个梦境：梦里他的腿上出现了他所说的“许多小伤口”，这可能意味着他被刀子或者指甲划伤了。但是，当时浮现在Scharff脑海里的确实被擦伤的痕迹，有纵向和横向的伤痕。而这些与他梦里的伤痕不符合。Scharff对此表示不再沉默，他联想到这更像是被织物烧伤的痕迹。当时病人立刻意识到这区域是他被绑起来防止逃跑的绳子上的痕迹。这个临床片段清晰地表明了远程分析中的“相互无意识”区域，在这个地方，病人和分析师之间的交流得以发生。 （4）远程咨询中移情： 在最近的著作中，许多人认为远程分析并不会损害病人的自由联想和移情的发生。Kudiyarova（2013）也报道了一个负性移情的例子，当她准备移居海外时，她的 病人感受到了被抛弃，这些影响出现在之后的远程分析中。类似的，安德森（2013）在美国接受了精神分析训练，当时他采用的是远程咨询的方式。他给出了在咨询过程中一个很好的关于移情工作的例子。在一次远程咨询中，有人在敲门，分析师说这一中断实际上跟他隔壁正在进行装修有关。但安德森当时就充满着关于咨询师被攻击的幻想。后来，这一分析情景得到揭露：他受到了原生家庭中的暴力侵略。 （5）远程咨询中的反移情： Wallwork（2013年）在他的文献里，提到了在远程分析中所出现的反移情。当他在跟病人在进行远程分析时，他跟病人同时画出完全一致的图像。Bell（2013年）也提供了类似的反移情经验，在她的远程分析病人中，他注意到了治疗和使用技术时出现的困难与反移情之间的巧合。她说到：“这些技术上的困难和远程分析中遇到挑战似乎存在某些相关系。从我自己的咨询中，我发现当反移情中出现挫败时，通常出现在技术出现困难以前。当然，这也可能是巧合。” 4. 网络咨询的优势： 相比于地面咨询，网络咨询具有的优势也不言而喻：①、随着近年来网络平台的兴起（例如简单心理和壹心理），偏远地区的来访可以有机会获得咨询的机会；②、网络咨询能够吸引因实名服务而感到咨询的患者；③、由于少了场地费，远程咨询的费用通常也要低于地面咨询；④、有研究证明，对于咨询师来说，网络咨询所需要的时间要比地面咨询少7.8倍，这也就意味着治疗师可以通过网络咨询治疗更多的病人；⑤、由于有些病人本身就是咨询师，而当地的咨询师圈子本身狭小，抬头不见低头见，病人也可以通过网络咨询的方式避免在咨询室里遇见熟人；⑥、对于有些焦虑症患者，尤其是社交焦虑的患者来说，他们更愿意选择网络咨询的方式来寻求帮助。 5. 结论： 目前，有大量的证据表明，移情、无意识的交流、反移情（甚至是身体上的）和同步性都是可以在远程咨询中发生的。因此，心理咨询并不能将远程咨询排除在外，这也就意味着病人和分析师的身体接触不一定是必要的。尤其是人类还存在视听神经元的支撑，这些都是可以被远程咨询的媒介所激活。虽然，有学者提醒远程分析的安全性和保密性，然而，其他的学者甚至认为远程分析则是完全安全的。
抑郁症患者最需要的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本篇文章来源于心灵咖啡网对王继堃老师的采访 录音整理|刘桔清 心=心灵咖啡网；王=王继堃老师 从心理动力学角度来看，抑郁其实是对丧失的一种哀悼。如果说一个人抑郁了，你让他赶快好起来，就等于剥夺了他对丧失的哀悼。 心：德国心理学家乌尔苏拉·努贝尔在《不要恐惧抑郁症》一书中指出：所有抑郁症患者的一个特征是，他们都试图尽可能长地躲藏在“一切正常”的表象后面，他们巨大的自控能力和强大的意志，仍然使他们去履行每日的义务和要求，而把他们的病痛留给自己，不让身边的人有所察觉。 这似乎解释了，很多人如果不是自杀没有人知道他患有重度抑郁症。奇怪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抑郁症患者掩饰病情并拒绝寻求帮助呢？ 王：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和抑郁有关的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抑郁情绪。所谓的抑郁情绪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好像这个世界也是一片灰色的。不过，并不是说一个人一有抑郁情绪就会被诊断为抑郁症，要知道，抑郁情绪是每个人都可能会体验到的情绪。 第二个阶段是抑郁状态。所谓的抑郁状态就是比较长时间地陷入情绪低落的状态里，譬如连续几个星期。在一个人遭遇亲人去世或突然失业之类的重大事件时，都很有可能会陷入抑郁状态里。 第三个阶段就是抑郁症。抑郁状态可以分不同的程度——轻度、中度、重度，如果抑郁状态是比较轻的，那多半还是可以勉强自己完成一些事情，但如果到了重度，就会影响到社会功能，比如成天躺在床上起不来——学生不能上课、上班族无法工作，在社会功能受损到一定程度时就会被诊断为抑郁症。 你刚刚提的问题说，好像有的人平时看上去一切都还算正常，怎么突然有一天就做出令人惊愕的事情来？那原因是比较复杂的—— ·很多抑郁症患者都有完美主义倾向，不论取得了什么成就，他们还是会觉得自己不够好。从心理动力学的角度来看，抑郁症患者的完美主义倾向可能和早年的养育环境有关。举个例子来说，在你早年的养育环境里，父母若老觉得你不够好，久而久之，你也会觉得自己的确是不够好（很多时候是潜意识的），待长大，你就会把和父母的这种关系内化到自己身体里，就是说，别人这么苛刻地待你，你也会这么苛刻地待自己，即便你成家立业功成名就。 ·另一个原因是，抑郁症患者对于表达自己的情绪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抑郁症患者大多追求完美，他们可能会觉得”如果我向别人求助，是不是代表我是一个不完美的人？”这导致了很多时候，抑郁症患者不会过多地去向别人展示自己的困难或愤怒。 要知道，抑郁更深层隐含的是一种愤怒情绪，这种愤怒的来源有很多，也许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够好，我对自己愤怒”；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个人好像各方面都挺完美的，也不需要别人帮助，但突然有一天他就爆发了。 如是，抑郁症患者多半会更加觉着：”可能真的是我不够好，我不应该发脾气”。抑郁症患者在发脾气之后，他会内疚、羞愧、自责，但别人不知道，他也不会和别人说。 以上种种原因决定了，有些抑郁症患者极力掩饰自己的病情并拒绝寻求帮助，最终导致，如果不是自杀没有人知道他患有重度抑郁症。 低自尊和他所取得的成就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其实，有些抑郁症患者能做很多事情，也有了很大的成就，但他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好，要不停地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一旦停下来，他就会觉得自己很空虚，体会不到自己的价值；一旦停下来，这种空虚感就会压垮整个人。 ·第三是因为抑郁症患者的低自尊。低自尊和他所取得的成就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其实，有些抑郁症患者能做很多事情，也有了很大的成就，但他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好，要不停地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一旦停下来，他就会觉得自己很空虚，体会不到自己的价值；一旦停下来，这种空虚感就会压垮整个人。 心：不久前我们听到翻译家孙仲旭因为抑郁症自杀的消息。听到后，就发现网络上有很多文章去分析原因，试图理解自杀者的心理状况。有患过抑郁症的人士撰文指出，这样的分析对于处于抑郁症痛苦中的人来说，除了增加压力影响就医的勇气，没有任何帮助。你如何看这样的说法？如果真是这样，那究竟怎么做才合适？ 王：近些年，心理健康逐渐地引起大家的重视，再加上很多名人也患有抑郁症，因此，有很多人开始关注抑郁症，这并不奇怪；其中有些人撰写与抑郁症相关的文章，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问题是，这样的文章是谁写的呢？文章内容对抑郁症患者是否有帮助？这就需要受众仔细地去甄别一下了。 记得有抑郁症患者曾这样描述自己患抑郁症时的感受：感觉自己就像陷在泥潭里头，好像下面的泥拼命地要把自己往下拽，想挣脱出来却没有一丁点儿的力气……。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时候如若接收到一些负面信息，可能会诱使他们更深地陷在沉思的状态里，反复地去想一些不好的事情。说到这我想到近些年地震比较多，几乎所有的电视台都是播放那种很惨烈的画面，我不知道你看到那样的画面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心：很不舒服）对！事实上，像那种创伤性的场景或经历反复地呈现，无论是在电视上还是在文章里，对受众都有着相似的影响。想，如若受众本身就是一个抑郁症患者，他在过多地接收到这些负面消息后，他多半会更加地陷入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头，只怕更难找到生活的希望了。 但是呢，如果这样的分析文章是由一些专业人士所撰写的，考虑到他们能够很深刻地了解抑郁症这种疾病，像发病、症状、治疗等各方面的情况，那么他们所撰写的东西对抑郁症患者来说就是非常有帮助的。 心：有说，抑郁情绪的调节，最根本有效的是扩大患者获得快乐的途径和方法。但我们有观察到，抑郁的人，情绪经常处于一种非常低落的状态，并因此而不愿作任何活动。这就是很多人所奇怪的——患抑郁症的人为什么那么”懒”！那，在这种情况下鼓励患者去做一些事情，会不会适得其反呢？ 王：这里还要提一下的是抑郁症的轻度、中度和重度。轻度的就是”我只是这段时间里状态不是太好，但我去做一些事情还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对患者的社会功能影响不是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提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对患者是有帮助的。 但对于中度或重度患者来说，你越是说”你快好起来吧”，他越是没有办法好得起来，因为这会让他更加觉得”我真的是不够好，你们都让我好起来，但是我怎么做都做不到，这对我来说太困难了”。这并不是说这个人懒，也不是说这个人道德不好，而是因为抑郁症的确是一种病，它需要治疗。 如果一个人真的有体验过那种很深的抑郁情绪，他就会发现，在抑郁的时候，无论别人怎么说，他就是听不进去的。这也是为什么对于重度抑郁症患者，必须要用药。重度抑郁症患者完全是社会功能严重受损，而且在抑郁情绪很严重的时候，他几乎没有办法来做一些思考，而我们做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是需要来访者能够去思考一些东西、领悟一些东西的。 所以呢，在患者有很严重的抑郁情绪时，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给他们服用一些药物让他的情绪稍作改善，能够比较冷静地去思考别人说的话，借此能在他心理层面做一些工作。 那怎样才能真正帮助到他们呢？事实上，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他们最需要的并不是马上得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和他们情绪的一种连接。我不记得是哪部电影里头有个这样的情节：有个男的可能是丧失了亲人，他的朋友想要去帮助他，不是讲一大堆”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的话，而是就默默地坐在那儿，静静地陪着。 想来，我们要帮助一个人，最好的方法不是把我们认为对的东西强加给他，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到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心：记得有学者说过，抑郁症对当事人来说，不仅是痛苦有害的，同时也是”有利”的，因为抑郁症起到了”强制保护”的作用。在该学者看来，如果没有抑郁情绪这样的”刹车提醒机制”，我们的生命跑车一定会是越跑越快，最终也一定会起火、烧毁，即极度，耗竭而亡。想问的是，这样的提法是心理治疗上试图从乐观的角度诠释抑郁症呢，还是有现实的依据？ 王：上面说到要给予抑郁症患者一定的时间，其实就是和这个保护机制有关。从心理动力学角度来看，抑郁其实是对丧失的一种哀悼。如果说一个人抑郁了，你让他赶快好起来，就等于剥夺了他对丧失的哀悼；如果他缺乏了这种哀悼，可能因此一辈子都会重复在丧失的模式里。 记得国外有一本书叫《必要的丧失》，里面谈到了我们一生中会遇到很多丧失，譬如亲人去世、恋爱失败、学习不好、丢了工作……而且每到一个新的年龄阶段都会有丧失——40岁和30岁的状态就大不一样。这方方面面的丧失会让我们感到失落、悲伤甚至绝望，这时，抑郁就是保护我们机体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因为，在丧失的状态下如果出现了抑郁情绪，那么我们会相应地减少机体活动，这就起到了”踩刹车”的作用。 当一种家庭模式形成并对家庭成员产生负面影响时，家庭治疗的目标就是对此模式采取有效方式予以消除，使家庭功能得以恢复。 心：心理治疗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相比回避、麻痹等方法，搞明白一个痛苦是怎么回事，能帮助人获得控制感，减少痛苦程度，并使改变成为可能。 但为什么对于抑郁症，尤其是重度抑郁症，单纯的心理治疗效果不明显呢？是因为重度抑郁症患者已完全失控了吗？ 王：对于抑郁症的治疗，国内外通行的做法是：对于轻度抑郁症，做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即可；如果是中度抑郁症，可以做心理治疗，但最好还是配合药物治疗；到了重度抑郁症，尤其是发现有自残行为的，是一定要住院治疗的，待他抑郁情绪控制下来以后再配合恰当的心理治疗。 对于重度抑郁症，为什么单纯的心理治疗效果不明显呢？那是因为重度抑郁症多半已严重影响到患者的社会功能。譬如，有位母亲患了重度抑郁症，整个人都沉浸在特别不好的状态里，觉得自己有罪，甚至觉得吃饭都有罪，她想到自杀，但又怕死后孩子没人照顾，因此她可能先把孩子杀了，然后自杀。 所以说，重度抑郁症患者最大的不良后果就是自杀甚至扩大性自杀。在这，对于抑郁症患者我有几点建议： 第一，可以寻求支持。记得有这样一个研究：有两组被试，每个被试脚踝上都绑有电极，施加电击刺激，一组被试旁边站着与他有亲密关系的人手拉着手，而另一组没有，实验显示前一组被试的感受会好很多。 所以呢，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如果有亲密关系的支持，对病情恢复会大有帮助。 第二，抑郁症患者需要把自己的真实感受表达出来。无论是对家人还是对朋友。 第三，寻求专业帮助。抑郁症不是道德问题，而是一种病。精神科医生可以给患者做一个评估，看看他处在什么情况，如果各方面比较符合做心理治疗，他便需要心理治疗师的帮助。 第四，可以设定一些具体的小的目标。不需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要接纳自己不完美的部分，目标不要定太大。 心：有观察到，一方面，抑郁症的发病常常与不良的家庭功能有关，另一方面，抑郁症患者常常使家庭功能受损，如是，家庭功能与抑郁症形成了循环因果关系。 “对此循环因果关系的认识，有利于临床家庭心理治疗。”见到你在文章中有写，”当一种家庭模式形成并对家庭成员产生负面影响时，家庭治疗的目标就是对此模式采取有效方式予以消除，使家庭功能得以恢复。”那么，如果家庭治疗在家庭层面对抑郁症患者实施了有效的干预，成功地破坏了恶性循环，那是不是意味着，这种治疗的效果多半也只限于对抑郁症患者家庭功能方面的恢复？ 王：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家庭对抑郁症的重要性—— 首先来看一下夫妻关系。我们在和喜欢的人相处的时候会有一种比较熟悉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可能是我们在重复自己和父亲或母亲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会无意识地去寻找和自己父母有一些共同特点的人做伴侣，在伴侣身上重复我们和父母间那种关系模式。 举个例子，大家可能觉得没有人会爱上监狱里的犯人、他们也很难找到对象结婚，但问题是，就是有一些女孩会找有犯罪经历的人做伴侣。怎么会这样？国外研究发现，这些女孩的家庭环境里多半有类似犯罪行为的父亲。想来是，小时候习惯了父母的相处模式以及我们自己和父母的相处模式，长大后，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模式来找伴侣，因为我们学到的亲密关系就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一个人谈过好多次恋爱，假如让他回想一下他喜欢过的这些人会有什么共同点，我觉得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答案。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如果有的人儿时在家庭中没有得到关爱，比如说一个女孩子，从小她爸爸总是批评她、打骂她，她就会想着”我恨死我爸了，我以后一定要找一个和我爸完全不一样的人”。但后来她找的人，也许表面上看和她爸是完全不一样，但实际上，那个人身上恰恰具有她不想找的那一个父亲所具有的某些特点，这个在分析上叫强迫性重复。 就是说，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意识到，我们在找配偶的时候就会无意识地去重复过去的模式，所以有的人可能一辈子结过很多次婚，但是他每一段婚姻可能都在重复同样的模式。所以有的人说遇到婚姻问题或是情感问题想要换人的时候，其实更重要的也许不是换一个人，而是去思考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让两个人在一起以及是什么样的模式让两个人产生冲突？有没有修复的可能性？两个人的关系还能不能在已有的基础上发生一些改变？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要不然，即便换了一个人，这种模式还是会重复。 此外就是亲子之间的关系。假如说自己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存在问题没有解决，一个人可能会把那种模式重复在自己和自己孩子的关系上。就是说，我们会从父母的身上无意识地学习到并且继承到他怎么样对待我们的方式，然后我们会用这些方式去对待我们自己的孩子。 了解了在抑郁症中家庭扮演的角色，那什么情况下做家庭治疗合适呢？记得很多抑郁症患者来求助时，他们通常不会直接说”我抑郁了”，而是会说”我这段时间睡眠不好”、”我头痛，身体不舒服”，细问下去，可能是遭遇到一些生活事件，比如孩子有不愿意去上学、在学校有冲动行为等一些问题等等，或者和老公有长期的冲突和矛盾、与其他家人有长期不和等等……总之，他们不会说自己得了抑郁症。 假如是发生抑郁了，那么首先是看抑郁程度，再决定选择药物治疗还是心理治疗或是二者相结合；其次我们看是做个别治疗合适还是做家庭治疗恰当。如果说一个人，他有一定的心理领悟力，和原生家庭有较清楚的界限，那么就可以对他进行精神动力学的个别治疗；如果他父母中一方或双方也有抑郁症，或者他父母关系长期冲突，或者他自己与家人有剧烈的矛盾和冲突，又或者他从小受到父母严苛的教育认为自己”不够好”，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对他做家庭治疗是有帮助的。 问题中你有问到，家庭治疗的效果会不会只限于对抑郁症患者家庭功能方面的恢复？实际上，我们做家庭治疗不但改善家庭互动，而且可以促进个体的心灵成长。而且有些不仅仅是改善家庭互动，比如说有的人他是内化的”不够好”的情况，除了改善他和家人的互动，我们可以让他的家人更加支持他、理解他的状态，对他的康复就比较有帮助；如果他的抑郁是和内化了的他和父亲之间的客体关系有关，我们可以让他建设性地表达自己的一些愤怒，心平气和地和家人交流发生的一些事情。 心：无论治什么病，用错方法都是不可避免的。那作为心理专家，就抑郁症的治疗，你都有看到哪些误区呢？ 王：说到误区的话，很多来访者会担心用药。很多人会觉得抑郁很严重的才需要用药，或者认为一用药就会变成疯子，又或者担心用药了就停不下来。因为很多患者及其家属会问这样的问题，所以做医生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在解释这类问题。 说到药物，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药物通过血脑屏障，在大脑内从药理上达到稳定的药物浓度，可能需要两周的时间，也就是说，药物治疗大抵要两周才起效，有时会快一些，因人而异。可问题是，有的抑郁症患者觉得刚吃了药没用、或者出现一些不良反应感到害怕就不继续吃了，那其实是药物还没起作用。如果出现轻微的不良反应，适应几天，不舒服的的感觉可能会慢慢消失，并且可以到医院请医生帮忙调整药物的剂量。 ·用药合理的话，是不会产生依赖性的。从临床上看，在治疗早期，抑郁症药物需要两个星期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起效，所以在用药的第一个星期或者是头两个星期可能会辅助用一点安定类的药物帮助改善睡眠。要明确的是，药物是补充脑内缺乏的神经递质，经验丰富的医生在用量上会有把握，不会产生依赖性。 ·其次，有人会担心药物后的不良反应。要知道，一个药品的上市是需要经过很严格的药物实验的，药品说明书上列的不良反应，是把所收集到的所有不良反应一长串地记录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服用该药之后，所有的不良反应都会出现，可能只是出现一部分，或者不会出现不良反应，这是因人而异的。 ·另外，有人认为只做心理治疗就够了。有的重度抑郁症患者出现了自杀、自残的行为，对于这类患者在进行心理治疗的同时是必须要用药的，因为一旦产生强烈的自杀念头，他们是会去找各种各样的机会的。 ·还有就是，医生能不能去问抑郁症患者有没有自杀倾向？对于精神科医生来说，是必须要询问自杀这类问题的，而且事实上，患者不会介意、甚至希望医生询问这类问题的。 ·如果不是自杀无法知道他患有抑郁症？虽然有的抑郁症病人比较隐匿，但是他可能会通过写遗书之类或其他的方式，流露出绝望的念头，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循的。所以身边的人，如果有流露出自杀的念头，还是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提供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 采访后记： 一如采访中王老师也认同的：自杀和人生的幸福与成功与否没有绝对关系，导致自杀的心理因素必定十分深层且痛苦，对于罹患抑郁症的患者而言，他们只是想要终止身心饱受摧残的状态。 想来，如果演员罗宾·威廉斯和译者孙仲旭的死能够让社会开始展开行动而非仅仅感到悲伤，那就会是纪念他们最好的方式。在这，我们也希望抑郁症患者自杀之类的憾事能使社会大众和政府积极重视抑郁症所产生的问题，并以公共卫生问题来看待精神疾病。 王继堃简介： 王继堃，同济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美国布朗大学访问学者，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讲师，博士后；多年致力于临床心理卫生和精神科工作，具有丰富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工作经验；同时也是，中国心理卫生学会心理治疗专业委员会、中国心理学会、上海市心理学会、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分会、中美精神分析联盟等协会会员。 长期接受精神医学、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系统的培训、督导，先后曾接受过德国认知行为治疗、中美精神动力学治疗、法国精神分析治疗、结构家庭治疗、系统家庭治疗、中德家庭治疗、萨提亚模式家庭治疗、策略式家庭治疗、中美叙事家庭治疗以及吴熙瑄老师叙事治疗等培训。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三十余篇专业文章，参编参译书籍多本，如《正常家庭过程》等，并担任部分国际专业学术期刊审稿人。
比星星更迷人的，是你望着星空的热切目光
我有时候会想，女孩儿在某些方面是比男孩儿幸运的。 女性从小就被允许拥有更多的情绪。家长们对女孩总有一种“只要平平安安长大”、“嫁一个好人家”之类的期待，因为这种机缘，一些被爱着的、幸运的女孩儿们就能留住那些所谓的“少女心”。 但那些我们归类给“少女”的人格特征，并不是年轻女性特有的，只是年轻女性更有机会保留和展示它们。少女们本身，也拥有各种各样超过“少女心”定义的人格。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征集：你有什么“少女心”的时刻？让我们忘记“少女”之名，重新定义少女心。 少女心是万物有灵 看到一个店里有个鳄鱼玩偶超可爱，就买了，还拍了张照。店里旁边的女生偷偷笑着看着我，我也脸红的笑了一下，男的就不能有少女心吗？ @不想取名字 走在路上会对路边的树讲话，问他今天过得怎么样，今天好像偷偷摸摸地长高了点儿，风吹过来，树叶沙沙沙在回答我。 @一口小可乐 下雨天不扔垃圾，不想让垃圾淋雨。 @阿丹 少女心对我来说，大概就是每一次把床头的娃娃一个一个摆好，然后每次睡前对它们说：“嘿，明天一定会变得更好。” @小闰 我们学校收发室的阿姨，种了好多花花草草，摆满了一个架子。桌子上、地上都放着小盆栽。有一次我看见她对小盆栽说悄悄话（具体什么没听清，我一进去她就停下来了），而且当有人对盆栽表示兴趣想凑过去看看的时候，阿姨总是一脸紧张的，莫名想逗她。 @吱丫丫 少女心能让小动物说话 遇到猫的时候，整个人都温柔下来。总会停下脚步等它蹭到我腿边，蹲下身摸着它柔软温暖的毛：“对不起啊猫猫，今天没带吃的，等我下次给你带小鱼干哦~” 和学校后花园的猫混的比班里同学都熟。 @Landroche 在路上看到胖胖的麻雀，会忍不住冲过去把它吓得蹦蹦跳跳。 @Ashley 我最近的约会对象是一个外表略微"粗犷"的男医生。每天不管多晚做完手术都要回家给自己的猫做饭，是开火做饭哦，不是开个罐头就好。听他说的时候就觉得这人满满的少女心。 @Xiaoyi 跟小猫小狗说话的怕是满街都是了，不过我是男的而已。 @阿坑 少女心是柔软英雄主义 上个月25号在东京跑马拉松，跑到最后10公里难受得要死，但是一转念想：不行啊，包包、CPB、SKII……已经以奖励自己的名义提前买了，不坚持到最后怎么可以？于是咬牙跑完最后的几公里，成绩还比上次好。 @安媛 心理咨询师的少女心，就是，每一个来访的交付，我都会全力以赴。 @匿名 羽生结弦每次进冰场时都鞠躬并且抚摸冰面的动作真的让我觉得少女心爆棚。 @正与反 印象中曾有个记者工作时遇到了挫折，后来晚上就坐在路边哭泣，这时一个男的递了张手纸，默默在身边陪着，后来她才知道，那位就是张国荣。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少女心，但关于少女心的解释，我的理解就是，怜子如何不丈夫。 @趯趯阜螽 少女心是爱的另一个名字 33岁的我还对浪漫爱情抱有幻想。我期待一个有趣的灵魂终究与我相遇，哪怕周遭所有的人都说我太追求完美，逼我凑活，让我将就，抓紧嫁出去，我依然不想委屈自己，得之我幸，失之我命。 @睿晗 虽然是男孩子，但是也想和小哥哥亲亲抱抱呀。 @李凯凯凯凯铠 去年我在东京居住时遇见一个房东，58年生人，因丈夫出轨和财产欺诈而离婚，一个人养育了两个孩子。 她喜欢养花，喜欢把一小朵一小朵摘下来点缀卫生间和客厅的各个小角落。因为她妈妈喜欢鸟，她每天傍晚都会到院子里喂小麻雀，偶尔会有不同的鸟飞过来，她会很开心地对着遗像说：妈妈，又有新朋友了呢。 @澤 给我儿子喂奶的时候，他玩具般的小手在我胳肢窝下乱抠的时候，感觉到：啊，可以和一个男人有这样的关系，真的好萌好萌啊。 @Keledoll 少女心是闪光心事 大概是看Coco的时候，我哭的比女票还惨，然后她被我的哭相逗笑的时候吧。 @Tyto alba 三月是我的生日月，所以纹了个小花在胳膊上，提醒自己照顾好内心的那个小女孩，毕竟作为一个最爱的电影类型是动画片、听歌爱听儿歌的人来说，平时伪装的再成熟，也有想要少女心的时刻啊。 @Emma 听过一个说法，用手框起来99架飞机就能实现愿望。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大学，虽然不知道多少架了，但是抱有一个相信幻想的浪漫的心大概是我最后的少女情怀。 @W 过去觉得不管遇到什么事都得高冷，现在年纪大了反而觉得算了，蠢就蠢吧。于是每次在家里收到什么好消息都要跳起来在客厅尬舞一段儿，我觉得尬舞对我来说就是少女心！ @one 少女心是颗隽永恒星 我妈，七十多岁，喜欢把泡泡塑料铺在台子上，没事就按泡泡听响儿，被发现了还羞涩偷笑。 @吴玲 每次旅行，我忙着买机票、订酒店、安排行程、上网研究好吃的餐馆，这时，我家的少女，也就是我娘，咚咚跑来问：贝贝呀，妈妈要带什么衣服呢？ @匿名 有一天爸爸开开心心的买回来一袋小金鱼，养在了他下血本买的一个‘豪华’鱼缸里，虽然每日精心呵护，但还是因为缺乏养鱼经验死掉了。我在清理鱼缸的时候不经意间发现藏在鱼缸下面的一张小纸条，纸条上爸爸用漂亮的字写着：X年X月X日，小金鱼来到我家。 @小愉 我妈平时就非常喜欢看军人热血超燃的影片，得知红海上映了，立刻让我带她去影院，到了影院，像小女孩一样点了两个不同味道的爆米花（焦糖和奶油），还有果汁，看电影途中，看到石头阵亡，我妈大哭，影片结束，她激情鼓掌。 以上，我确定她是位60岁但少女心爆棚的小少女。 @赤柏松刘钰 他们为自己保留的“少女心”是... 少女心是望着星空的热切目光。明知求不得却依然向往，这比星星更迷人。 @Carambola 少女心和少年感一样——都代表了勇气和活力。所以对我来说，少女心就是「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Blanche 就是经历很多不好的事情之后，内心还是会有一股冲动，想温柔地对待身边所有的事物，不管我们是不是被温柔喂养长大的，我们都想努力温柔。 @陈霄榕 少女心就是永葆心灵的青春，不因肉体腐朽而日渐无趣、思想枯竭，以相同的强度保持着对生活的乐趣就是我认为的少女心。 @Wanqiu 拥有少女心的人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具备感受真心涌动的能力，对待别人给自己的善意也能更快地感受到。拥有少女心的人充满活力。Ta的生命是鲜活饱满的。 @Rose~ 我自己的解读"少女心"对于男性来说就好像"男友力"于女性，都在证明男性化和女性化特质是一种处于流动状态的、人的性格的不同切面。 @Xiaoyi 实际上，我在说“少女心”的时候也不过是中了语言的圈套。 就像“男权社会”虽然有一个“男”字但实际上和每个男人并没有什么关系一样，“少女心”虽然有“少女”两个字，实际上并不是指只有少女才有的心境。 每一个人，无论性别、身份和年纪，都有权利像少女一样被允许幻想和哭泣，都可以像少女一样温柔又坚韧。 正如《阴道独白》的作者伊娃·恩斯特在TED上说： 女孩们掌握着人类未来的关键。 正是因为我们压抑了我们内心的少女，我们来到了这样的一个时代。 这个时代充满了暴力、种族屠杀和大规模强奸，地球被我们毁坏，我们却几乎感觉不到这种毁坏。 少女心是个好东西，希望大家都能拥有一个。 阅读更多留言合集： 和对象睡觉时，我忍不住对他进行了体征检查 现在的中年人活得可朋克了，比如我爸妈
身心联系：身体知道你的秘密
本节微课将通过完形治疗学派来讲述身心健康问题。 完形治疗学派由心理学家Perls创立。完形治疗非常重视人的觉察、当下的感受，认为身体与心理是一体的，身体的感觉、肢体动作比语言更贴近人的潜意识，因此倾听身体的感觉是非常重要的。一、你是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吗？二、怎样进行身心健康的自我判断三、心理问题也能引发身体疾病？四、生活中避免身心疾病的简易法门
在一起是继续并肩远征
在这个时代，明星出轨似乎已经不是新鲜事，但每次大家还是会感慨，婚姻关系有多么不牢靠。 在说出“我愿意”的誓言时，我们都相信对方至少在那一刻是真心想一起走下去的。 童话故事也总是以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作为结尾，但王子和公主的婚后生活就不演了。 事实上，一些发达国家的离婚率几乎接近半数，我国离婚比例也逐渐上升。幸福绝不是个必然的状态。 现代婚姻可以有多种结局，婚姻出现问题，甚至破裂，都是极有可能的。从某种意义上，出轨只是婚姻出现危机的结果。 到底是什么让人们的感情出现问题呢？我们又如何能在事情难以挽回之前，觉察到婚姻关系中的问题呢？ 危机总是从小事情开始 John Gottman在《为什么婚姻成功或失败》一书中提出，当伴侣双方在沟通过程中有以下四种倾向时，可能是婚姻关系出现问题的信号： 批判（Criticism） 对人不对事地指责对方，或作出“你总是这么邋遢”、“你从来没有爱过我”等泛指的负面评价。 轻视（Contempt） 对伴侣使用侮辱性语言、开不恰当的玩笑、嘲讽对方。 防备（Defensiveness） 否认自己需要承担某些责任、找借口、牢骚满腹、互相指责。 拒绝沟通（Stonewalling） 无视对方、拒绝在同一个房间待着。另外，以嘲讽的语气说“你说的都对”、“就这样吧”，也是拒绝沟通的表现。 导致婚姻出现问题的“高危因素” 那么，是什么让原本美好的婚姻演变成危机的呢？ 除去不可控的突发事件、疾病、财务危机等外部原因，在伴侣双方之间，有一些“高危因素”，致使婚姻陷入困境。 1. 不良的冲突管理方式 在任何关系中，发生冲突都是常见的。有些时候，冲突甚至意味着彼此有新的机会去互相了解。然而，如果婚姻中的双方： 任由冲突升级 只盯着对方的缺点（实际存在或是臆想中的），忽视优点 无视对方的情绪 逃避冲突，或干脆使用冷暴力 不愿做出一丁点妥协 那么，小的冲突就可能演变成难以调和的矛盾，同样的冲突处理模式也可能会在未来重复出现，进而影响婚姻的质量。 2. 未留出时间维护婚姻关系 即使在婚后，伴侣双方仍会有一部分生活是留给自己的，例如事业发展、交友、业余爱好等。 但如果有一方或是双方都把绝大部分时间投入在自己的事情上，甚至将对方摒除在自己的圈子之外，自然就没有精力去维护婚姻关系。 另一方面，如果在有了孩子之后，伴侣双方都将注意力完全放在孩子身上，忽略了彼此间的相处，对婚姻关系也是一种伤害。 3. 关系内权力差距较大 如果婚姻关系中双方权力不对等，在非自愿的情况下，一方对另一方实施身体、精神或财务方面的掌控，这段关系通常是不健康的。 另外，在一些婚姻关系中，一方无视另一方的性格与需求，按照性别刻板印象来要求另一方，也会使对方对这段关系有更多不满。 比如，在异性恋婚姻中，男方要求女方包揽家务、全职带孩子，或是女方要求男方在事业上不能失败，等等。 4. 不能或不愿处理双方期待的差异 如果婚姻中双方就以下问题的期待有较大差异，却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去面对和处理时，也会为婚姻关系造成危机： 理财 性生活 家庭传统，包括节日和纪念日怎么过 管教孩子 卫生和清洁方面 和彼此的家人亲戚如何相处 …… 在一起是继续并肩远征， 分开后也会有各自的星辰大海 当婚姻出现问题，双方不免要面临一个选择：是继续走下去，还是离婚。 继续在一起是一个很常见的选择，在出轨这个话题上热搜的同时，另一个话题也悄悄上了热搜，那就是： ＃当然是选择原谅TA啊＃ 因为在传统的观念里，婚姻应该是忠贞的。仍有不少人在说，“宁拆一座庙，不破一桩婚”，认为关系的表面和谐应当凌驾于个人感受之上。 如果选择继续在一起，双方一定要共同面对过去，修复裂痕。如果只是说：“让我们忘掉过去，重新开始吧。” 这其实是一种带伤前行。 而人们往往把离婚当作最无可奈何的选择，在完全没有任何其他选择时，才会说：“那就离婚吧，还能怎么样呢？” 离异的人也往往会被认为“有问题”的，需要面对较大的社会舆论压力。 在这里，小编希望指出的是，离婚并不一定意味着破裂与不幸。它与在关系内解决问题，修复裂痕一样，只是在面临困境时，可能做出的选择之一。 但在作出决定之前， 这段关系也许还可以再抢救下 通常，人们在婚姻中遇到的问题太过复杂，且婚姻中两人有多年的感情，无法简单粗暴地做出继续过下去或离婚的决定。 这种时候，求助于伴侣咨询（couple therapy）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伴侣咨询，是通过专业咨询的设置，帮助解决亲密关系中的双方自身无法处理好的问题和矛盾。在这样的咨询关系中，伴侣双方将共同作为来访者，与咨询师讨论他们的想法和感受。 伴侣咨询师不是“劝和不劝离”的和事佬，而是会积极倾听双方，帮助他们了解自身和彼此，与他们一起探索关系中的问题，看两个人是否需要并愿意作出改变。 但最终，是要继续一起走下去，还是就此别过，都是来访者自己的选择。 我们筛选出了几位擅长伴侣咨询的咨询师，如果你或你的家人和朋友需要专业的帮助，他们也许可以帮到你。 点击咨询师头像，即可查看咨询师更多信息&预约方式: TA说 我相信困惑、伤痛、苦难如果能够被言说与倾听，心灵就能获得自由和力量。 请给予自己言说的机会，请允许我来倾听，让我们一起见证你心灵的成长。 TA说 如果你在亲密关系里有过一些不美好的经历，不能很好的管理自己的情绪；或者对自己的亲密关系有很多困惑，对于不希望发生的事情 却一再发生，不能较好的处理感情中的当下事件，或许我可以帮到你。 希望我们一起寻找内在的能量，遇见更好的自己！ TA说 「Lead these souls to Fly.」 每个灵魂都是自由的。在生命过程中历经了阻碍，但不代表你不能再重新起飞，让我们彼此有个机会可以继续走向未来。生命就像条河流，你不能确定它何时会遇到阻碍、遇到屏蔽，但它总是继续向前进。我们可以一起携手找到出口，只要您愿意給自己一次重新理解生命的機會。 Accept this moment as it is. 接受当下如是。生命中的難題，卻也都是成长与转变的契机。 TA说 当你在生活中感到有些心思难以处理，有些话语难以向人表达，有些事情或关系难以与人言说或应对，不妨试试心理咨询。 欢迎你带着你的伴侣前来，在咨询师的帮助下共同走出关系的困境，找到属于自己的有效方式去应对和解决相应的问题，重建亲密关系的连接。 TA说 愿我可以有机会懂你：懂你的坚持，也懂你的疲惫；懂你的骄傲，也懂你的失落；懂你的喧嚣，也懂你的孤独；懂你的渴望，也懂你的无助…… 愿你所有的悲欢离合都有人愿意试着懂，也愿你可以探寻你生活的各种可能，并找到你真正的幸福所在：） TA说 相遇即是永恒。 我会在温柔中接纳与关爱，在坚定中尊重与倾听，和你一起认识自我、接纳自我、体验生命的力量与神奇。 TA说 当你真正想改变时，你一定会遇到那个帮助你的人。帮助，只是一种相遇而已。 或许你犹豫了很久，才决定走到这里来。考虑是否要开始心理咨询，是一件极其需要勇气的事。有资料表明普通人可能需要七年时间来做这个决定，或许咨询历程中最艰难的时刻发生在来看心理咨询之前。 我会在咨询中营造一个安全和踏实的氛围，让你在这里感觉到被看到、理解、支持和陪伴。当你面对现实困境产生绝望和无助的时候，心理咨询也许是一次重要的尝试。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们会共同来见证，见证你这段成为自己的旅程。 - 点击浏览更多咨询师 - 参考文献 Denberg, D. (1999). Couple therapy: An information guide. Toronto: Centre for Addiction and Mental Health. Fincham, F. D. (2003). Marital conflict: Correlates, structure, and context.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2(1), 23-27. doi:10.1111/1467-8721.01215 Gottman, J.M. (1994). Why marriages succeed or fail. New York, NY: Simon and Schuster. 公众号原创文章归简单心理版权所有 任何组织，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转载和二次修改 转载请联系：media@jiandanxinl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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