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选择反而让人痛苦?

为何你无法做决定?其实,也许你根本就不想做选择。 前几天,我朋友和我抱怨,她好心没得好报的事情: 她的年轻同事问她工作里有个新机会,但喜忧参半,该选择哪个呢?然后我朋友就告诉了这个姑娘她的分析和想法。后来,这个姑娘选择之后后悔了,就埋怨这个朋友,嫌都是因为她出主意,结果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朋友听了几次后也很是生气,觉得自己只是参考意见啊,为什么姑娘不自己决定还要埋怨别人呢?   朋友和我说了以后,我想的是朋友可能确实很冤,也许她无论怎么出主意,这个姑娘都会埋怨她的。因为姑娘心中有个坑,无论你怎么说,你都得掉进去。但姑娘也很无辜,因为她每一天都在这个陷阱里挣扎,更是痛苦。 这是个什么陷阱呢? 就是姑娘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她就想依赖一个人, 当然,结果,永远都是错。     为什么一个人无法做决定呢?   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 1、在生长环境里,从来都是父母来帮孩子决定。   这种类型的家庭鼓励孩子依赖,不愿支持孩子独立。所以孩子长大后,对于生活中的任何问题,没有能力来决定,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意味着什么? 比如, 一个家庭能否容忍孩子的拒绝? 在有的家庭中,孩子需要听父母的话(很大可能是父母潜意识)。当孩子有不同意见时,父母想办法让孩子扭转过来听自己的。时间久了,孩子就习惯了没有自己意见,凡事听大人的即可。等到需要孩子做决定的时候,孩子顿时懵了,他不知道自己能否做选择,并且选择之后怎么办?因为这意味着反抗父母的意见,自己还能安全吗? 从依恋关系角度讲,每一个自己的决定都意味着一个孩子的独立,和母亲的分离。但当一个人的依恋关系没有发展到独立的程度并信任外部关系时,做出决定确实是一个困难。 2、做出决定,意味着自己要承担责任。 每一个决定都意味着坚持什么并放弃什么,比如选择什么工作适合自己?是否结婚?在亲密关系发生问题时愿意承担责任,甚至离开关系决定离婚。 所以害怕决定后的后悔,选择有时意味着打破平衡,很多人不做决定,宁可在痛苦里挣扎,因为这样就避免了关系中的孤独感与自己成为承担责任的发起方。 3、也许永远纠结也是一种和他人的连接方式。 等着别人做决定,总好过自己决定再后悔。所以,当个孩子是个习惯安全的位置。 4、如果决定,就意味着面对“我不够好”的现实。 在我们回避选择时,也回避着那个结果可能并非完美的结果。就如同那个姑娘,每个结果都有利有弊,选择错了,就需要自己来面对,这是一个感觉。就像很多人说得“我想都不敢想”,所以那个不敢想的就是令人最害怕的结果吧。 当然,我觉得这个方式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我的问题可以怨到另一个人身上!”这个世界上最解气的事情,就是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指责他人。因为你如此委屈,他人这么对不起你。所以当你不做决定,把决定权给他人时,你就拥有了一个权利,只要不满意,你就可以“批评他”!谁让他“帮你选择了呢?”     但,事情总是有着公平的属性,当你不愿选择时,你的纠结与难受就会占据了内心很大的空间。选择与结果成了天平的两端,往那边走都会痛苦。 从精神分析视角看,这并非一个人从意识上不愿决定,而实在是内心无意识中无法从一个循环模式中解脱出来。这个痛苦的下面掩藏着一个孤独的小孩儿,他无依无靠,无法判断安全感的存在,唯有跳来跳去地寻找安身之地。   如何从这个陷阱中跳出来呢?   每一个看上去难以做出决定的人,都有他内在的痛苦与挣扎,也许有着一个感受,就是“舍不得”,“放不下”。可能每个选择都意味着一个丧失,在内心里没有感到足够富足的时候,也许内心真的害怕那个“选择”。 也许只有一个人内心在关系中体验到足够安全,并有足够资源感受到自己价值时,才有能力选择拥有,并随之放弃。 家有余粮,其心不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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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种自恋,叫过度自责

提起自恋,你也许会想到一张趾高气扬的面孔、和居高临下的语气。   有些人的自恋很明显,是把所有的好都指向自我:   “我们合作的项目获奖了,那都是因为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多亏了我,不然我们一定会失败的。”   总之,自恋者永远都有一种全世界就Ta最重要、没了Ta就不行的感觉。   但是,这种感觉也可能以另一种不容易被察觉的方式表达出来,他们不是把好的品质揽到自己身上,而是把所有过错都归咎于自己:   “我们的项目没有成功,肯定是因为我的提案不够好。” “一切都是因为我搞砸了。”     可能一开始你会觉得没什么不对劲,甚至觉得这个人很有责任感,照顾团队里的每个人。但久而久之,你会发现,Ta在揽过所有过错的同时,也夺取了其他所有人的努力和价值。   比如项目失败可能有许多原因,也许是一个团队的责任,但Ta却全都怪到自己身上,完全无视其他人的付出,也剥夺了其他人的独立性。   这背后的潜台词就是:“没有我你们什么都不是,你们的付出都是没有意义的,我才是最重要的,我才是决定整个事情走向的关键。”   表面上,他们显得对自己要求很严苛,经常自责。但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种反向双标的背后,是一种傲慢。   是那种“你考60就不错啦……但是我?哦我不行,我得考90”的傲慢。   他们认为自己其实优于别人,所以对自己预期更高,要求也更加严格。而其他人并没有我这么重要,所以做的差不多就可以了。     早在1991年,Paul Wink教授在社会心理学的顶尖杂志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上发表了一篇名叫《自恋的两面性》(Two faces of narcissism)的文章,就研究了自恋的另一幅面孔。   研究中把自恋分为了两个维度:自大表现型(Grandiosity-Exhibitonism)和脆弱敏感型(Vulnerability-Sensitivity)。   两者都表现出自负、自我沉醉和无视他人的特点,但是自大表现型更加外向、有攻击性,追求他人的敬仰和尊重,而脆弱敏感型却表现为内向、过于敏感、自我防御和焦虑情绪。   也就是说,比起那些自大表现型的人,脆弱敏感型的自恋者更加难以接受失败。他们更加在意外界评价,非常容易感到被威胁。因此,当面临失败时,他们也更容易归因到自己身上,并且极度地贬低自我价值。     过度自责与自省是不同的。拥有健康自恋的人在面对挫折时,可以承受负面情绪,并且对自己的能力、形象有着清晰稳定的认知,他们能够适度地自我欣赏,也能接受自己的局限,并不会想成为完美的人。他们在自省时会想:“我的能力暂时还无法胜任这项任务,但这没关系。”   但拥有不健康自恋的人,就会期待自己是全能神。他们在遇到挫折后,会感到羞怯、怕别人攻击,也因为没有展现出足够的自我形象、获得他人赞美而感到内心受挫,然后自责。     自恋发展是一个人成长的必经之路。我们慢慢长大,无所不能感无法避免要遭遇现实环境的挫折。一边又在沮丧、愤怒、难过中慢慢放下,学着与现实妥协,学着遗憾和放弃,这是非常艰难的成长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人会逐渐具有成熟的品质,既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和能力,有勇气奔向自己的目标,又能接受现实的局限,可以应对挫败,理解并尊重其他个体的独立性。  对于经常自责的人来说,学会正确地喜欢自己,也许是改变的第一步。获得清晰的自我认知、练习同理心、或者一段稳定的咨询关系,都可以帮助建立健康的自尊感和自恋水平。   所谓健康的自恋,大概是你能喜欢自己,也允许自己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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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痛苦,叫做"攻击"的不能表达

“林最近做了一件让周围的人大跌眼镜的事情。 林是一个公认的“好好先生”,单位里勤勤恳恳、加班加点、不计报酬,回到家里,买菜做饭、呵护老婆、疼爱孩子。很多人都羡慕他妻子,可以找到这么好的一个男人,既能赚钱、又能顾家,哪怕加班再晚,第二天都会一大早爬起来,把一家人的早饭做好、晚上的饭菜准备好。 可就是这么个男人,前段时间开车上班的途中,在一个十字路口被交警拦了下来,说是他超车,要开罚单。平日里一贯与人好言相向的他,也不知道哪里来了一股无名火,坚称自己没有违规,并指着交警,要让他出示证件,证明他确实是在正规执法。这一下可好,本来就早高峰,车多人挤的,这下就更拥堵了。相持之下,最终林因 “妨碍执行公务”被带到派出所拘留了起来,后来林的领导出面,才被放了出来,没有受到进一步的起诉。 “虽然把他们吓了一跳,”林朝我眨了眨眼睛:“但我自己还是觉得挺痛快的,感觉好像内心压抑了很久很久的东西,终于找到了一个发泄的出口一样。” 林从小就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父母因为工作很忙,从上小学开始,就给了林一把房门钥匙挂在胸前,让他不要在外面生事,放学后就自己回到家里做作业,自己觅食。再大一点,林便也学会了做菜,这样爸妈回来,就可以吃上热气腾腾的饭菜了。爸妈因此,对林一直都很满意,也经常会在左邻右舍、亲朋好友面前夸赞林的听话懂事。于林而言,虽然被夸赞让自己很得意,但同时也觉得,似乎一直都有无数双眼睛盯在自己的前后左右,让自己不能有半点松懈。 “其实我小时候最羡慕的,是我们班的那些所谓的‘差’生,”林说:“他们打架闹事、捉弄女同学,被老师罚站。我觉得他们活得,比我自在多了!” 攻击,是内在最原初的动能 谈到“攻击”这个词,也许我们脑海中浮现出来的,就是言语或者行为上对别人的侵入与伤害。但是英国的心理学家也是儿科医生温尼科特,对于攻击性,却有另一种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攻击性(aggression)等同于活力(activity)与动力(motility)。 当婴儿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准妈妈被肚子里的孩子拳打脚踢,就是孩子最原初攻击性的呈现。但此时的所谓“攻击性”,是无好无坏、无善无恶的,而是一种生命活力的呈现。 等到孩子出生以后,要用嘴去吸吮乳房,用手去抓握东西,用脚去踢东西等,这些也都是孩子的原初攻击性。 再大一点以后,孩子会爬会走会讲话了,也开始有自我的力量感去做些之前无法做的事情了,譬如,把玩具到处扔,把妈妈的书扯了,大人要给孩子什么TA不愿意要的东西,也更有力量说“不”了。甚至,可能TA放了一个屁,把周围的人熏了个半死,也是TA的攻击性,因为这是“TA”的屁发挥了这样的威力。再再大一些,尤其是男孩子,可能会和小伙伴们发生冲突,甚至打架了。 这些都是孩子最原初的动能,而外部的环境,则会影响着孩子处理其先天的攻击性的方式。就像温尼科特的比喻:谁能说出火在本质上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在好的环境中,攻击性作为一种有用的力量整合进个体的人格之中,参与工作与游戏,但是在不够好的环境中,攻击性会变为暴力与破坏性。 所以,这个里面有两步,第一步是孩子的原初攻击性是否被允许释放出来了;第二步是这些攻击性是否有一个“好”的环境转化成建设性的力量,还是在一个“坏”的环境里转化成了破坏性的力量。 原初攻击性的被抑制,最早可源于哺乳期。缺乏一个有回应的母亲在场,例如孩子想吃奶的时候妈妈不在身边,或是抱着孩子的时候像在抱一块木头等,无法及时满足孩子吸吮乳房、抓握踢打的需求,当孩子向外攻击的力量没有一股对抗的力量,可以与之建立起一种连接并给予响应,慢慢地,这股向外之力便会慢慢地退缩回来,抑制并郁积,或者是攻击向内转向自身。向外绽放的生命力,向内蜷缩并枯萎了起来。 而随着孩子的逐渐长大,会开始有力量去做一些打破规则、挑战大人的事情。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孩子被过多贬低、过多指责,大人过多以权威之名进行压制,或者因为担心孩子“出事”,而不让孩子做这做那,对孩子有太多的控制和道德化的要求,只有“听话的乖孩子”才是能够被接受的,那么孩子自发的力量性也会受到抑制。 就像前文的林,在那个男孩子们该去打架、该去做“坏”事、该去调皮捣蛋的年纪,过早地成为了一个顺从的“好”孩子,虽然在成年以后,工作生活看似顺风顺水,但在“善”的背后,压抑着的是无处释放的“恶”,并在一次意料之外的导火索中,全面爆发。 在这一点上,歌手李健的父亲就做得非常好。       李健在采访中谈到,大概上幼儿园的年纪,父亲有一次答应说带自己去动物园,但结果因为什么事情给忘记了。他一赌气,就自己跑到动物园去了,并在一些大孩子的帮助下,翻墙进去玩了个痛快。父亲知道以后,非但没有责骂他,反而摸了摸他的头,觉得小子挺有出息。再后来,上小学了,经常跟人打架,有时候把小伙伴给打“坏”了,父亲就买点水果,带着他去赔礼道歉。在李健成长的过程中,他的“攻击性”是被允许的,并没有被贴上太多的道德标签而被禁止。而等到年龄再大一点,在学校老师的引导下,他也就自然而言地将这股“原动力”投注到具有建设性的学习上去了,不再惹是生非。 这是良好的养育之下的积极引导。 还有一种,则是不良养育下的消极引导。记得以前在《心理访谈》里看过这样的一个案例:       一个年纪不大的少年犯,从小在家里被父亲责打、辱骂,后来他在电影里面看到黑帮镜头,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里的自尊与力量感,于是他便随身揣着一把刀,看谁不顺眼,就拔出来捅他一刀。 这是攻击性转向暴力与破坏性的一种呈现,而从更深的层面上来看,他的反社会行为,又是内心最深处对于被尊重与被看到的“呐喊”。 攻击,是一种对人际关系边界的探索 攻击不仅仅是一种内在活力的表现,它同时也是人际关系中自我需求和主张的呈现,一种关系中权利与义务的边界的探索。 我们不是圣人,不可能无休止地牺牲自己满足他人,而是也有我们自己的需要,也要争取属于我们自己的权利。如果有谁惹我们不开心了,我们也并不是总要压抑不满笑脸相迎,而是也要冲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发发脾气,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好欺负的;或者觉得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了,我们也要奋起反抗,争取属于自己的利益。这些,都是我们内在的攻击性在关系中的呈现。 作为群体的动物,我们一辈子生活在关系里。但和风细雨并不总是关系的全部,只要有关系,就必然有付出与获得,当这种给与取处于内心平衡状态的时候,可以相处和睦,反之,则不然。 但为什么有的人会无限地付出却不取回报,任人侵入自己的地盘却不会反击呢? 我们知道,我们早年的人际互动模式会内化进入我们的内心,成为成年以后人际关系的模板。如果一个人成长阶段中的各种需要,从刚出生时喝奶和依恋的需要,到再长大一些弄脏弄乱东西和说“不”的需要,到接下来表达自我的主张和观点的需要等等,都是不被满足、被忽略、被贬低甚至被惩罚的,长此以往,势必孩子自我需要的这部分就被抑制下去了,因为表达出来的话,除了平添痛苦并无所得。慢慢地TA会内化一个不够好的、无权提出需求和主张,就算提了也没有人会满足的自我意象,严厉的、冷漠的、高要求的客体意象,以及在关系中的压抑行为,这一整套东西都会成为一个模式,影响到成年以后的人际交往。 不仅如此,如果孩子非但自我感(真实自体)的部分被抑制了,同时父母或周围重要他人又对TA提出了新的要求,就像上文中的林,被要求做个“顺从的乖孩子”(虚假自体)。作为弱小且无独立能力的孩子,在很多时候,除了压抑自己满足他人,进而获得别人对自己的肯定以外,别无他途。虽然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获益,就像林所体验到的自得感,但这种感觉是以牺牲自我需求为代价的,就像林所期待的,也想像其他的男孩子那样惹是生非的。 “惹是生非”,在青春期的孩子那里,是有特别的意义的。这是一种建立关系的方式,也是对关系当中边界的探索。 因为在“进攻”的过程中,孩子们一方面体验到自己的力量施加在别人身上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慢慢清楚自我与他人的边界,什么是可以做的,而做到什么程度就是越界了,别人会反击的;同时,“攻击”他人,也是一种对“联结”的破坏。而如果发现,自己的力量并不足以“毁灭”他人,也不足以破坏关系,他人有足够的承受力,也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并且虽然关系受到了损害,但仍然还是能够修复的、能够重归于好的,“联结”的力量还是大于“损毁”的力量的,那么成年以后,就敢于表达自我主张而不担心会伤害他人、破坏关系。 而如果这一过程缺失了,就像林那样,那么在成年以后,在关系里的过度付出而鲜有回报当中,虽然也会有不满,但是却很难表达出来。一方面,是因为已经成为习惯了,另一方面,内心会有很大的恐惧,不知道自己的力量爆发出来会不会伤害他人,会不会破坏关系,会不会带来不可预估的后果,因为这一切,在过去的经历中是没有的,在很多时候,未知的恐惧要大于已知的痛苦。 “攻击性”,作为我们天性中存在着的巨大能量,需要被发现、被接纳、被引导,需要让它在我们的生命中,慢慢发挥它所独有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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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焦虑的自助策略2 # 用“正念”替代“无法停止的担心”

过度焦虑的人常有“无法停止的担心”,比如“我考不好怎么办?”“别人不喜欢我怎么办?”“我犯了错怎么办?” 然而对于“怎么办”这个问题,他们通常都没有继续去思考解决办法。有可能发生的坏事(考不好、犯错、被不喜欢)令他们陷入到了一种惊恐之中,手足无措。   这些“无法停止的担心”其实对于问题的解决并没有任何帮助,反倒削弱了人们直面坏事,然后想出解决办法的能力。   正念(mindfulness)是一种非常好的应对“无法停止的担心”的方法(正念治疗属于认知行为治疗的一种,关于它的更多概念,参见正念治疗创始人写的书《正念:此刻是一枝花》)。   当不再因担心而恐慌,回到正在进行的任务上时,人们才有能力去想应对的办法。 先讲一个关于过度焦虑的人来咨询的故事。 一个来访者说:“我每晚都在担心我的工作究竟能不能做完。” 我问他:“你会担心多长时间?” 他说:“恨不得一整夜,我每晚大约3点才能睡着。” 我问:“几点开始睡觉啊?” 他说:“12点多。脑子里一直想工作的事情。” 我问:“你能具体说说脑子里一直想的工作的事情都包括哪些念头?” 他说:“就是我做不完这个工作怎么办啊,老板会很生气,会辞退我。我能联想起老板之前生气的样子,还有他警告我再完不成的话就要辞退我。” 我说:“所以你脑海中一直在想过去的事情。你非常害怕工作完成不了你就真的被辞退了。” 他说:“绝对的,我觉得老板忍了我很久了。” 我问:“你白天工作时会想你可能被辞退吗?” 他说:“会啊。一想到这些,我就没有心情工作了。” 我说:“那岂不是使被辞退的可能性变大了?” 他说:“是啊。不知道怎么停下来不担心。” 我问他:“假如真被辞退了怎么办呢?” 他说:“只好再找工作了。” 我:“找什么工作呢?” 他:“还是类似的工作吧。” 我说:“听起来你现在的工作感觉不大胜任是吗?你觉得是什么原因使你完不成任务呢?” 他说:“因为我老在担心,所以没法集中注意力。” 我回应道:“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能改变注意力被担忧分散这个问题的话,那下一份工作也可能还是如此。是吗?” 他说:“对对对。我很担心这样。” 与他的对话到这里,我明白他十分无助,因为他不知道注意力总被担忧分散掉究竟该怎么办,他的问题解决能力陷入了瘫痪状态。 我继续问:“假如你可以在这份工作中更能够集中注意力,会使你的担心减少吗?” 他说:“我不知道,也许来不及了。因为离我交上这个任务的截止时间已经非常近了。” 我:“也就是说你可能会被辞退。” 他说:“是的。”他看上去很沮丧。 我说:“假如你被辞退了,你会找下一份工作。如果你可以提高在工作时的专注力,减少担忧带来的分神,你觉得你的工作效率会提高到公司满意的程度吗?” 他说:“应该可以吧。我觉得我能力还可以。” 于是,我开始教他“正念”的方法,训练他把注意力从“无用的担心”转移到他正在做的事情上。     在咨询室里,我们训练的是把注意力专注在“呼吸”之上。我要他找个舒服的坐姿,闭上眼睛自然地呼吸,把注意力都放在他的呼吸之上。他很快就睁开眼睛,沮丧地说他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 我问他:“你感受到了是什么使你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 他:“我在呼吸的时候不断地走神”。 我说:“走神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我们每个人都会不断地走神。但是重要的是,当你意识到你在走神时,能不能把注意力带回到呼吸上。不去批判你的走神,只要把注意力带回到呼吸上就可以。” 他说:“我试试”。   这一次他练习的时间长了很多。等了5分钟以后,我轻轻唤醒他,让他睁开眼睛。他说这一次感觉好了一些,他还是有一些杂念,但他记得我说的,不去管这些念头,注意到自己走神后,把注意力带回到呼吸上。 其实正念的练习,做到了能意识到杂念,然后将注意力带回到正在做的事情上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如果我们对自己有过高的要求和期待,比如要求自己要像小说里的高僧禅定那样心无一物,势必会在练习的过程中非常沮丧。   而沮丧的情绪和思维,其实就已经属于“分心的内容”,会更加影响我们将注意力专注在呼吸之上。     这次咨询结束时,我建议他在工作中试一试正念的方法。每当他感觉到担心打扰了他去专注工作时,都可以先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呼吸上,然后以呼吸为锚,再进一步将注意力转移到工作内容上。 他不需要要求自己百分之百地专注,只要在意识到走神时将注意力拉回来即可。   我希望他下一次来咨询时告诉我效果怎样。 下一次咨询时他说,这个方法让他专注了一些,他终于可以停止担心了。他以前也知道自己的担心没用,但就是停不下来。 不过后来就像他预料的那样,对于这份工作而言,他改变的时机太晚了,终究还是没有很好地完成工作任务,被老板辞退了。他沮丧了一阵子。但是在下一份工作中,他使用正念的方法帮助自己集中注意力,而不是一直担心不停。他的工作完成得还不错,也就不再担心失去工作了。 简单总结一下:   “无法停止的担心”对于问题解决而言毫无益处,应使用“正念”的方法将自己的注意力从“无法停止的担心”上转移回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上(该睡觉时就专心睡觉,该工作时专心工作)。     背景知识:为什么有的人更容易焦虑? 对于大多数慢性的有过度焦虑的人而言,焦虑和担忧是一种性格的底色,几乎可以在他们行为的每一个面向都有所体现。   也许在他们小的时候,他们就害怕离开家和父母。其他的小朋友可能用2个星期就适应了幼儿园的生活,但是他们也许一直都不能适应。他们可能对很多刺激都感到受到威胁,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去应对。他们可能总是担心自己没有做好一些事情,可能会被批评、责骂或者羞辱。 焦虑的性格有一些遗传的因素,譬如有的人天生下来就是对刺激非常敏感的,而另一些人则对刺激的敏感度不高。   但是过度焦虑的性格并不全是遗传的错误,一个对刺激非常敏感的人在他的婴幼儿期和童年期收到了怎样的教育方式,才最终决定了他是否会以过度焦虑的方式来应对这个世界。   推荐阅读:《正念:此刻是一枝花》, 乔·卡巴金(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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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嫌弃的边缘型人格的一生

全新播客系列「简单心理PsyCast」开始更新啦 点击 这里 收藏目录,更快听到最新播客哦 Hi ~ 欢迎收听简单心理PsyCast~ 一个朋友和我们讲了她闹心的男友,她的男朋友是个情绪反复无常的人,对她忽冷忽热,而且特容易无缘无故发火。 他们的异地恋经历了无数个吵架分手和好的循环。她对我说:“我真的受够他了,这次一定要分手。” 可是男友一个电话打来,崩溃地对她说:“我把腿摔断了,现在我只有一个人,真的很害怕,我真的很需要你。” 她不忍心,于是飞到美国,等她出了机场见到男友的时候,男友健全的双腿往地上一跪,对她说:“求求你别离开我。” 每每我这个朋友跟我抱怨她男友的时候,我脑中浮现的几个字愈加清晰,那就是「边缘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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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关系的5个储值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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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的知道如何「爱自己」么?

那天来催眠咨询的朋友谈起了「爱自己」这件事。 她问说 什么是爱自己? 这个问题也是很多其他来做催眠咨询的朋友们会问到的。 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吃顿好吃的、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样就是爱自己吗? 如果是这样,   为什么有时候买了想要的东西、吃了一顿大餐, 过不了多久还是觉得不快乐? 觉得这样的行动似乎没什么持久的效果? 怎样才是爱自己? 为什么要爱自己?   「爱自己」其实是一个很西方的概念 在传统强调群体性的东方社会对于「爱自己」或是「对自己好一点」这方面的概念,往往会变形、成为满足物质上的需求。 就像「为孩子好」的概念体现在实际行动上时,东西方的父母会做的事情就很不一样,大部分东方的父母还是会偏向物质上的给予、满足孩子物质上的需要。所以也难怪大家在听到「爱自己」或「对自己好一点时」,常常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满足物质的欲望,也不清楚这样是否就是爱自己。 其实满足自己物质的需求并没有对错,尤其对一些长期压抑自己需求来照顾別人的朋友们,愿意在自己身上花钱,是意义重大的一步。上面提到的一些例子,也都是照顾自己的一种方式。 只是爱自己有更深的意义在背后: 看见真实的自己并且接纳自己。     试着想像一下: 假如我们可以把你自己复制一个出来, 放在你旁边,你愿意跟这个人(也就是一模一样的你)当朋友吗? 这个人有着跟你完全一样的外型跟个性,可能觉得自己很胖、可能常常觉得自己很焦虑或情绪低落、可能觉得自己常常做蠢事等等。 你愿意看到这个自己,接受他就是这样的人,甚至进一步去爱他、拥抱他吗?   试着想像一下: 如果你说连自己都不愿意跟这个自己做朋友, 那么买个东西给自己或是吃顿大餐又怎么会让自己爱自己呢? 每个人都有所谓的缺点,或自己不喜欢的部份。 我们会很自然地回避去看这些部分,因为那让我们感觉不愉快、威胁到我们的自我形象。 可是別忘了: 不完美本来就是我们的一部分, 或是身而为人都会有的一部分, 也正是这些部分让我们每个人都各有特色。   有位失恋的朋友一直表示她有多痛恨前男友的狠心离去、前男友是怎样的负心汉跟背叛者。 这样的愤怒与怨恨 阻挡了她继续前进、 阻止了她开始新的生活与可能性。 表面上看起来是前男友的所作所为让她愤怒,如果前男友不这样那样的话,她就不会如此这样等等。但她这样告诉自己的解释并没有让她好过,反而更是整天被仇恨跟报复的想法萦绕着。 这样的情况持续着,一直到某天,她忽然理解到,她的愤怒其实是来自于自己的害怕,还有她内心深处觉得自己是不好的、但她不敢去面对这个「我不好」的感觉。前男友的离开似乎在证明「我不好」,而她其实内心也真的觉得自己不好。     但当她看到这个觉得自己不好的部份时,她的愤怒开始减缓,她允许自己去面对、体会这个「我不好」的感觉,并且为这个一直以来觉得很委屈的部份好好的哭了一场。 最后她有了新的决定,她说这就是她,不管好不好都是她的一部分。 很奇妙的是,当她做出这个决定后,那个「我不好」的感觉竟然消失了,而她也不再被报复前男友的想法纠缠了。     当你能不再逃跑、转身面对你害怕的自己, 好好看着他并且接受他时, 美丽的事情就会发生。 现在, 转身看看你旁边一模一样的你, 告诉他:       「虽然你___________(这边请填上你对自己看不顺眼的部份。如果太多请分批讲),但我还是爱你跟接受你」, 然后给自己一个真心的大拥抱! 这个,才是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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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回避型人格】,怎么形成的,如何判断和应对呢?

人格是由不同成分组成,由遗传与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以及孩子与父母(依恋对象)最早的互动体验,这些形成凝聚的、持续的结构。每一个人的人格都有一段历史,也就是有过去、现在和未来。   而人格障碍是在个体发育成长过程中,因遗传、先天以及后天不良环境因素造成的个体心理与行为的持久性的固定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偏离社会文化背景,并给个体自身带来痛苦,并影响周围。        在个体发育过程中对我们的人格影响相对较大的,是我们的父母。   与其说父母做了什么,不如说父母是怎样的一个人影响了孩子的人格成长。如果父母有稳定的自信,能够理解自己的情绪生活变化,就能够接纳回应孩子渐渐萌发的表现癖,也更有能力回应孩子情绪状态的变化。当父母抱着哭闹不止的孩子时,平静稳定的父母与孩子相融合,父母散发出的安全感会通过他们平静又放松的抚慰留存在孩子的内心,成为引导孩子成长的力量和安全感的内核。   就像我们个人的生理存活需要氧气,而心理存活需要他人的回应,需要他人的关系和连接。在婴幼儿及孩童时期,与重要他人的关系构成持续一生心理生活本质。     关于“回避型人格”     回避型人格主要外在表现为: 一贯感到紧张、提心吊胆、不安全和自卑、总是需要被人喜欢和接纳、对拒绝批评处境的过分敏感,因习惯性地夸大日常处境的潜在危险,所以有回避某些活动、他人和关系的倾向。 而这些表现实际上是为了保护自己,免于再次重复过去和父母(依恋对象)相处时那些最痛苦的体验-----惧怕再次被创伤。     这种恐惧的失败的体验通常是两个阶段依序发生: 在第一个阶段,孩子情绪上(心理)的需要被父母回绝后导致的痛苦的情绪反应; 紧接着第二个阶段,孩子渴望父母的回应,以减轻受到挫败的痛苦反应。 可是,父母(或重要养育者)常常断然拒绝孩子的这种需要。   当孩子认为父母应该对他(她)的焦虑、抑郁状态负有责任时,却被父母断然拒绝,频繁重复这些令人失望的互动的结果就是:孩子认知到自己抑郁、焦虑的情绪状态是不受父母欢迎的。 在这样的认知下,孩子常常否认、隔离、回避这些痛苦感受,这样就不至于危及自己与父母的联结,逐渐就发展形成为回避型人格。     如何应对“回避型人格”?   我的一个个案A依靠回避来保护自己远离焦虑、羞耻以及在关系中可能被拒绝和感到失望。她无法允许自己有依赖的需要,在渴望亲密关系的同时又恐惧亲密关系的危险。 咨询初期,她弥漫性地使用回避非常突出。例如:如果“依赖、脆弱、需要”这样的词语会激起她强烈的不适感,她常常直接以回避处理:“我不想谈论这个,不是这样的。”   这对她的生活造成严重的困扰,她感到生活没有任何意义。她的回避也会让她感到被孤立,使她陷入孤独、抑郁。对此,我通常的回应是表明我尊重她不去谈论任何她不想谈论的事情的权利,但我会指出如果她能说说她不想谈论的原因会对她有帮助。我慢慢认识到她广泛地使用回避,特别是回避有关于男性的关系以及与权威的关系的两个主题。 我接纳她的回避,并努力地理解她在回避背后的恐惧体验到了什么,然后把我的理解传达给她。运用我们之间的工作,我和她的关系向她传达我的理解、接纳、共情,为她创造一种安全感,这促使她慢慢觉察到她的回避并最终不再需要僵硬地使用它们。当然,这个工作是漫长持久的。   当一种体验慢慢地形成,频繁地一次一次被验证,新的认知也在慢慢地形成,转换矫正了她(他)原来固有的体验带来的内在组织模式-----比如,回避型人格,她(他)的内在组织是:当我感到抑郁、焦虑时,我不会得到照顾,没有人愿意与这样的我在一起。   当她(他)感受到被接纳、被理解,一个安全的场被建立起来,愿意有人在她(他)抑郁、难过时陪着她(他),并且不会被她(他)的焦虑、抑郁危害到,依然对她(他)感兴趣。她(他)原先的厚厚的壁垒会一点又一点地被软化,她(他)的生命活力会慢慢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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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虐童者:为什么有些人专门欺负小孩子?

虎毒不食子,人恶却专门打孩子。 刚开始看到网上爆出上海携程亲子园虐童的视频,我是没敢点开的。从愤怒的评论中,我多少也得知了女幼教(后被“澄清”是清洁工)的恶劣行径。 每次看到这些虐童事件,所有人都会在第一时间被挑起愤怒情绪,但愤怒过后,是深深的无力感。     为什么有些人专门欺负小孩子?   1 拥有权力感,是暴力的重要导索 一切暴力发生的背后,都存在着权力的不平等。虐童的人,大多是因为感到了自己的权力感(feelings of power)。 权力是指一方对另一方施加影响的能力。在成年人与儿童的关系里,成年人无疑是拥有更多权力的。儿童所拥有的所有社会地位、权力和生存材料都是成年人赋予的,成年人面对自己的子女,或是自己管辖的儿童(幼儿园、托管所等)时,他们所拥有的权力感更是全方位的,这便为针对儿童的暴力行为的发生提供了心理基础。 在这种权力明显不对等的关系中,成年人不就是认准了小孩子没有还手之力,不能反抗,才敢为所欲为发泄情绪。 2 儿童更容易被“去人性化”,削弱施暴罪恶感 当那个女幼教把芥末塞进孩子的嘴里,那些保育员随意地恐吓、殴打孩子时,他们实质上没有把小孩子当人看。恶性暴力事件的背后,往往也隐藏着“去人性化”(dehumanization)。 在去人性化的理论中,研究者将“人性”性定义为人类天性和人类特质。人类天性是指那些人类生来就拥有的、并不是人类特有的一些特质,例如好奇、温暖、悲伤等。人类特质是指那些为人类独有的、天生或后天培养的特质,例如纪律、文明、智慧等。 而去人性化就是指否认或无视对方的人性,将对方当作没有人类天性的物品,或没有人类特质的动物。 一旦发生了去人性化,忽视、排挤甚至暴力行为就随之而来了。 儿童作为特殊的小人类,他们既不能像成年人一样顺利地使用语言等方式体现他们的人类天性,又尚未完全地获得人类特质(他们更不守纪律,智力也尚未发育完全),去人性化在他们身上很容易发生。   在虐童者眼里,他们只是一群弱小的、口齿不清无法沟通的、乱糟糟可供随意处置的“物件”。     3 需要警惕的“权威主义人格特质” 其实这些施暴者,可能换个环境就是个老实巴交的普通人。   我们可能会觉得,周围怎么会有如此恶毒的人?但其实,在某些情境下施暴的人,可能就是身边的人,甚至是我们自己。例如在领导面前俯首帖耳得像个孙子,对下属无礼又刻薄的同事;例如在外面平易近人,回家后却对子女肆意打骂的父母;又例如,在家长面前温和有礼,转头就对儿童施虐的保姆和幼儿园员工。 善良的旁观者们与邪恶的施暴者,并不是非黑即白两极。而其中的平衡杠杆,就是权威主义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特质。   总的来说,权威主义人格是在对权威的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兼具命令与服从的人格。权威主义人格是非常矛盾的、施虐狂与受虐狂特性为一身的群体。他们的受虐性主要体现在对权力的狂热和服从上,而施虐性体现在利用权力对无权者进行攻击、使用惩罚作为控制他人的手段上。 大量的研究证明了,权威主义人格是人们对他人实施攻击行为的人格原因,而他们的攻击行为通常都是通过对别人的去人性化起作用。   权威主义人格是一种整体较为稳定的人格特质,但它在每个人身上不是全或无的;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定的权威主义人格倾向,当我们处在充满威胁的或是不安全的情境中,这种倾向会得到激发。   当人们没有获得良好的教育、又长期处在无权无势的地位上时,面对比他们更加没有权力的群体,他们原本就有的的权威人格特质可能会得到提升,暴力行为也随之增加。比如在幼教机构中,面对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孩时,人们的权力感会暴涨;当小孩们又不受管教时,他们会感觉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衅,便肆无忌惮地对小孩们拳脚相加。 最可怕的是,如果他们所依托的权力机构本身对他们弃如敝履,又默许甚至赞同他们的暴力行为,他们对无权力群体的虐待就会更加心安理得、变本加厉。     面对恶性事件,普通人还能做些什么? 第一,我们需要明确摆出零容忍的态度。 施暴的人会给自己的行为找出无数个借口: 你没亲自体会过,你是不知道小孩子有多烦! 要是几十个小屁孩围着你哭,你也控制不住情绪,你也得揍他们! 但任何理由都不能为暴力行径背书。当我们在网上掀起一阵阵声讨“熊孩子”的热潮、看到熊孩子得到惩罚而拍手称快时,是否也是在某种程度上默许了“暴力可以解决一切”的氛围? 对小孩子施与暴力,在任何社会、任何文化、任何情境下,都是一道红线。纵容暴力和实施暴力之间没有界限,如果今天因为“打的不是我家孩子”而忍下去选择大事化小,那么终有一天,暴力会被赋权为正常的社会规则。 第二,在问责的同时,也需要反思行业系统的问题。 在我国,幼师、教育者——这些最需要高素质人才、严格把关从业人员资质的职业,入门门槛却最低。   亲子中心、幼儿园、月子中心频频爆出虐待儿童事件、在装有监控的环境下仍然明目张胆地殴打孩子,说明这已经不是某个人是否善良或邪恶的问题,而是整个机构,乃至行业从业人员资质审查的问题。   但除了一次次的严肃批评、开除,我们是否能期待更多有效的规范措施,而不是等着无法挽回的事情发生后,再象征性地补救?   除了对员工进行更严厉的资质审查,行业本身也应反思其运行与管理问题。作为教育机构,尤其是在儿童成长关键期对儿童进行教育和管理的幼儿园,首先应反思自身教育理念的人文性与科学性。   其次,在对待幼师和员工的态度上,也应反思:是否对员工过于苛刻,造成员工压力过大?是否对员工过于纵容,甚至默许其不合理、非法的行径?     第三,我们需要关照受害者。   也许恶性事件的发生率只有1%,但对于遭到暴力的的孩子的家长来说,他们在生命中遇到的是100%的重创。   人总会伤害,家长们可以通过花钱上高档幼儿园去降低孩子受伤的风险,但就算再小心谨慎,我们能够保护自己和保护孩子们的事情都十分有限。   而万一万一灾难来临,我们能做的也许仅仅是彼此照应,相互扶持。尽量减少这些事情在孩子生命中的创伤。别让他们只能独自疗愈。   早年受到的虐待不一定会给儿童留下永久性的重创,游戏治疗被证明可以有效缓解应激事件中发展出的PTSD或抑郁症状,并且在后续恢复中起到关键积极作用的,就是家长和社会的支持和援助。   对于受虐孩子的父母来说,比起去压抑、回避,让孩子“忘记”这些事件,更应该做的是让孩子在安全的环境下充分地表达,并给予情绪上的理解和支持。   最后,我们仍然要怀抱信心。 虐童事件,是对于幼教、乃至整个教师职业群体的又一次抹黑。   我能想象到,那些真正爱孩子的幼教们、那些真诚的从业者,当他们看到自己投入全部热忱的职业,就这样一次次被“个别人”毁掉形象、丧失了大众的信任时,一定有千般委屈和悲愤。   他们可能会无数次地向他人解释:我们不都是这样的!但都抵不过一次恶性事件的爆出。   但我仍相信,行业会越来越向着规范化的方向前进。   警钟敲响,但不能白鸣。       参考文献 Altemeyer, B. (1998). The other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0, 47–91. Feldman, S., & Stenner, K. (1997). Perceivedthreat and authoritarianism. Political Psychology, 18, 741–770. Frank, A., & Mathias, K. (2015). Authoritarian disbeliefs in diversity.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55(6), 553-8. Haslam, N. (2006). Dehumanization: An integrative review.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0, 252–264. Haslam, N., & Bain, P. (2007). Humanizing the self: Moderators of the attribution of lesser humanness to other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3, 57–68. Misurell, J. R., Springer, C., & Tryon, W. W. (2011). Game-based 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GB-CBT) group program for children who have experienced sexual abuse: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20(1), 14-36. Stenner, K. (2005). The Authoritarian Dynamic.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ranceanu, A. M., Hobfoll, S. E., & Johnson, R. J. (2007). Child multi-type maltreatment and associated depression and PTSD symptoms: 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 and stress. Child Abuse & Neglect, 31(1), 71-84.           李小平, 闫鸿磊, & 云祥. (2014). 权力感的启动对内隐和外显暴力态度的影响. 应用心理学, 20(4), 323-331.   公众号原创文章归简单心理版权所有 任何组织,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转载和二次修改 转载请联系:media@jiandanxinl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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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被童年创伤框住的你

有时候看到网站上求助者提出的问题,默默地感叹“大家对心理咨询的理解毕竟是更深了”。 很多求助者非常具有“心理学”头脑,可以用心理知识去分析自己,最常见的是来访者会自己回溯自己的童年,意图发现这其中的牵连。 童年影响的重要性已经是一个普遍的认识了,所以也就不打算赘述,而我今天打算唱点“反调”。 当然,还是要澄清一点,我不是反对童年对人影响的说法,甚至我也认同某些时候童年的事情是导致现在某种困扰的原因。 我反对那种一味童年根源化,认为不了解一个人的童年就不了解我们的来访者的倾向—— 从童年的种种事件中勾连出一幅完整的因果图,经常把来访者置于一个“非常严重”的境地,因为“他/她的童年太悲惨了”! 之所以唱反调, 一是从理论上出发让我怀疑过度的强调童年,以及直线式的解释; 另外一点是因为从现实的效果上讲,我担心这种倾向会更加让来访者处在一种无助的地位上——因为我童年那么不幸,发展成了现在的特点。  从理论上讲, 精神分析以及其它理论中的童年对人的影响的说法都是一种回溯解释,不能作为预测的,这也就是说这种理论的解释并不是像物理的自然科学那样的直线式地因果关系。 我们不能根据一个心理学理论保证现在来访者遭遇了什么,他以后就会什么样。这中间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太多了。 那么 为什么我们还要将某几个事件 作为来访者现在行为的原因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 想象我们空气质量好到爆的夜晚你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 你可以看到不同的星座“猎户座”、“仙女座”、“小熊座”。 假设你没有一点天文学的知识,你可能最初看不到任何座,但也许你可以重新组合那些座,形成“萝卜座”,“大葱座”(请原谅我词汇量有限); 又或者说假使你可以看到其他人在两颗明亮的星星中间看不到的星星,光有些微弱,但是清晰存在的,那么原来的“猎户座”可能变成“大象座”,或者其它的什么座。 在这个例子里面, 童年或者其他重要事件就是那些星星, 而你看到的星座就是根据理论得出的假设, 不同事件的组合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你以为来访者是因为A、B、C形成现在的D,而其实你没有看到A、B、C 同时与 E 有重要的关联。 举个实际的例子: 同样是面对有暴力的家长,一个家庭的两个孩子会有不同的反应:姐姐讨好,弟弟叛逆。 那我们能说暴力导致了现在他们的特点吗? 当然一方面好像这是有些合理的,如果没有暴力可能他们现在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但是问题在于你忽略了他们自己在其中的参与,以及其它可能很小但是也会影响人的发展的因素。 公正地说现在很多心理学家,包括精神分析的学者在弗洛伊德的基础上发展了很多,已经不仅止于最初的单一因素的决定的倾向,考虑进了遗产、时代、社会文化、家庭环境、种族等影响,这无疑是进步的。 但是,尽管有这么多元的角度来了解人,还是要警惕直线式的因果思维。 当某个理论被用于解释某个人的时候,只是一种假设,但是在这个假设建立的过程中就非常可能暗示成客观存在的因果。 因为人的认知上有种“证实倾向”,而这种倾向不是刻意而为的。 听过很多的案例讨论与分析,有时候咨询师的分析特别引人入胜,来访者现发生了什么事情,童年受到什么样的对待,这中间有什么样联系,按照某某理论这是处于发展的某个阶段,并举出例子1、2、3, 当时觉得好精彩,完全无缝对接。 然而过后又会让我疑惑,来访者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四五十年的成长面貌真的可以用一个小时的讨论完全理解到吗? 仔细想,哦,原来让这种解释成立的依据是一些“典型”事件,而来访者生活比这宽广得多。 一个朋友曾经和我讨论,他认为 精神分析的有效不是在于解释的正确性,而是这个过程的细致地关注来访者的世界。 我很赞同这个观点。 精神分析式的解释(也包括其他)给来访者一个卸下重担的方式—— 原来这是有原因, 原来和我父母对待我的方式有关, 不是我本性必定如此。 这样的话,来访者 有机会跳出来看待自己,重新选择。 重要的不是来访者是不是俄狄浦斯情结,重要的是他知道这是源于过去的“惯性”,我是可以有不同选择的。  从现实上讲, 按照过度童年化的观点,必然产生一种特质的实在性。 也就是说,因为童年的经历,你现在具有了某个真实存在的特质甚至人格,比如依赖、焦虑、边缘性人格障碍等。 而这样的固化方式有削弱来访者力量的可能。 比如 认为来访者不敢在老板面前说出自己的意见,是因为父母控制与指责的教育方式。 现在试想你作为来访者,你面临两种不同的咨询师,   - 一种是咨询师把你当成一个无法表达自己的人温柔对待非常共情,   - 一种是咨询师看到你在某些场合下你是可以表达自己的,将不能表达看成是一种情境性的,而不是你内在固有的东西。 哪种态度让你觉得更有力量呢? 前一种态度很容易导致一种病理化的倾向,这个时候情境的影响被置于不重要的位置上而主要取决了来访者自身。 就像有的咨询师认为来访者不能在某种情境下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判断,这是不适应的防御方式,是有问题的。好像我们存在应对事情的正确方式一样。 但是从来访者的角度可能是非常合理的,那个情境下那是他做出比较明智的选择。 咨询师能保证自己做出的所有行为都是适应的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是说明咨询师不正常吗? 当来访者被认为具有某个因为童年导致的特质的时候,他具有的那些例外的时刻被忽略掉了,那些他已经具有的,和一贯做法不一样的东西。 这不是说我认为我们应该总是看所谓“积极”“力量”,而是用更多元的角度看待来访者,看到童年影响外的那些重要因素,没有被童年“创伤”框住的那些东西。 从我自己的经历讲, 我不愿意被我的治疗师看成是一个被过去的某些事情决定了的人, 我更希望他看到我的独特的、没有被童年事件决定的特点, 这让我感到极大的自由。 不是我一定要从治疗中重新学习表达自己, 而是在某些场合我已经具有表达自己的能力, 我现在要做的是将它扩大到我想要的场合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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